三教会棋图：象征图像与艺术赞助人的交融

如前所述，弈棋题材在唐代绘画艺术中已十分流行，据《宣和画谱》记载，道释画家孙位曾作《四皓弈棋图》和《三教图》。这两幅图画，或许是目前所知最早见于记载的表现仙弈和三教内容的作品。^[71]又据《图画见闻志》，北宋画家田景有一幅“作二童弈棋于僧前”的扇面，即名之为《三教》，^[72]由此，孙位的那幅《三教图》，有可能也是一幅表现儒、道、释三教人物会棋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弈棋题材在五代时期开始成为一些道释画家的专擅。如多画道家与神仙像的支仲元有《四皓围棋图》一、《围棋图》一、《会棋图》一、《松下弈棋图》二、《林石棋会图》二、《棋会图》二；“多画道释星辰神仙等，而又喜为数称”的陆晃，有《三仙围棋图》一；“画道释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卜，无一点朝市风埃气”的王齐翰，亦有《围棋图》一。^[73]这些迹象表明，弈棋题材在五代时期已成宗教性绘画中的一种比较固定的母题；而且，《三教会棋图》与《四皓弈棋图》、《三仙围棋图》之间，应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它的出现，显然是仙弈神话与当时“三教合流”这一特定宗教历史背景的唱和。

宣化辽墓《三教会棋图》的出现，无疑表明此一宗教艺术母题亦曾在辽地流行。2001年12月，笔者在美国费城美术馆见到一件明显带有磁州窑风格特色的扁豆形瓷枕，其上亦绘有一幅“三教会棋图”（图8）。与宣化辽墓《三教会棋图》颇相类似，这幅会棋图的外缘亦作近似于半圆形的外框，画面的中央，三个人物一个正面、两个侧面，围拢于一石制围棋盘前。只是位于中间的观棋者，是一手持龙头锡杖的僧人，而且画中不见侍童和仙鹤。另外，与宣化辽墓的那幅《三教会棋图》相比，这件作品用笔颇为放逸，略近南宋画家梁楷的笔致。承费城美术馆Anni Proser博士惠示有关档案资料，从中了解到磁枕底部墨书金“大定元年”（1161）题记。1980年10月至1981年8月间，这件瓷枕即曾作为磁州窑所产瓷器的一件，先后在美国印地安那、纽约和丹佛等地展出。^[74]磁州窑窑址在今之邯郸，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的一处重要民窑。金大定瓷枕以“三教会棋图”为装饰，足见这一题材在北方地区相当流行。况且，鉴于作品的基本图式与宣化辽墓壁画《三教会棋图》多所类似，估计两图前后所据粉本必定相去不远。

图8　金大定元年三教会棋瓷枕

前文对常常与弈棋活动相关联的“洞仙”传说已有所涉及，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有些“洞仙”传说本身还牵涉到佛寺与僧人的活动，他们往往与道士共相游处。如《太平广记》中就收取了这样两则故事：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而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官入山……俄睹一禅室中，有一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于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示，薛遂寻蔓出户。具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尊师道成后入京，居昊天观，玄风益振。^[75]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棱游华山，穷搜岩谷……俄至一小洞，才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76]

前引辽寿昌五年（1099）鲜于鸿《孔水铭序》也说：

按幽州土地记，沙门惠珍尝篝火入，经五六日方还。亦不测其深浅也。安知此水不与瑶池潜通桃源相接乎。^[77]

这些传说中的“仙境”或“洞天”里面一再出现僧人或佛寺，表明在寻常人的观念中，仙、佛一家的认识十分普遍。

《三教会棋图》在宣化辽墓中出现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如前文所论，宣化辽墓的装饰布置既然体现出“洞天”的理想，死者自然是这个模拟洞天中的洞主，而绘于“洞天”中的《三教会棋图》，无疑是洞主本人得道升仙的象征。尽管前述文献所记皆是些世人遇见仙弈或求仙的经历，然而一个已死之人灵魂的仙化，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无论在佛家或者道家看来，死，都可以意味着生命形式的转换。尤其在与仙弈传说直接相关的道家思想里，一个人由生命的终结点转变为仙，往往要通过“尸解”。据宋人姚宽《西溪丛语》载：

蔡州褒信县有棋师闵秀才说：“尝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后死于褒信，托后事于一村叟。数年后，村叟为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78]

至少在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看来，善棋道人尸体的不翼而飞，乃是因为他得了仙弈妙诀。所谓“但空棺衣衾而已”，即意味着尸解。在前举薛尊师往嵩山求仙的故事中，还有一位半路结伴同行的陈山人，这位陈山人因先行探路而为虎狼之餐，只剩下了半个尸体，然而当薛尊师等找到了仙境，却见陈山人正在石室中与数道士围棋饮酒；而薛尊师本人，道成后入京，居于昊天观，屡受唐玄宗礼谒，据说他最终以百余岁遐龄无病而坐亡，亡前对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之后还不断在人间显灵。^[79]这同样都是尸解的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尸解的传说中，还往往伴有一些征兆出现。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记曰：“司马承祯，字子微，自梁陶隐居至先生，四世传授仙法。开元中自天台征至，天子师之。……二十三年（735年）尸解，白云从堂户出，双鹤绕坛而上……”^[80]这里的白云和双鹤，正是传说中得道之人尸解、仙化的最为常见的征兆。巧合的是，在绘有《三教会棋图》的这座辽墓的后室，即绘有一对仙鹤，而且墓室门券周围和四壁上方，又绘有连绵升腾的白云。这些，无疑也是墓主人尸解、仙化的象征。

《三教会棋图》既然是洞主本人得道升仙的象征，那么画中的三教人物，究竟哪一人具体地代表“洞主”呢？

宣化辽墓的墓主俱有佛教信仰，不仅他们依西天荼毗礼而葬，备经图在墓葬中的大量出现也表明他们对于通过佛教仪式来超度亡魂的信念。按照一个简单的逻辑，佛的法力既然可以使信仰者摆脱地狱之苦，也就一定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不死的梦想。所以，当7号墓的建造者企图将坟墓变成一个“洞天”，幻想死者进入“洞天”见到弈棋的仙人时，他们势必期望那里有佛教徒中的得道者存在。可以说，画中的那个僧人形象，代表了佛教信徒的实际利益，同时，这个形象也体现着通过佛教的途径达至不死的有效性。然而，我们能否将这个僧人形象看作死者个人的象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以往，我们在研究墓葬中的宗教遗迹时，常常将它们与死者的信仰问题联系得过于直接、简单，以致忽略了其中可能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具体到宣化7号辽墓，尽管墓主人的佛教信仰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死者与《三教会棋图》中那个僧人形象之间的关系，但是画中的那个儒士形象，却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笔者相信，这个儒士形象才是死者个人的象征。

首先，这个儒士形象位于画面的中央，成为整个画面的中心，说明是作者描绘的主体。而且，这个形象以正面像的形式出现，在该墓葬的所有壁画图像中是仅见的一例，它令我们联想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壁画中频繁出现的正面墓主画像。^[81]其次，从这个形象在画中的角色来看，他是一个观棋者。前面已经谈到，几乎在所有的洞仙神话中，观棋的人物都是故事中的主角，这一角色的意义，在于强调一个世俗人的生命在一个神秘的超自然空间当中的转变。和《深山会棋图》下方描绘的那个正寻洞口走向弈棋人物的执杖者一样，《三教会棋图》中这个观棋的儒士形象，与墓主本人所期望的角色正相符合。还有，将这个头戴展脚幞头的儒士形象与棺箱中的死者做一对照，我们发现：棺箱中以稻草捆扎模拟而成的墓主夫妇，正合衣躺在锦被之下，其中，男性墓主（即张文藻）的头上，正戴着一顶皮制的幞头。^[82]至于棺箱内发现的两串念珠以及棺箱表面书写的各种陀罗尼经咒等，^[83]自然反映了一个世俗佛教信仰者所能想象到的进入仙境的有效途径和必要帮助。因此我们推定，7号墓《三教会棋图》中的儒士形象，正是死者个人进入不死世界的象征，而正在下棋的一道一佛两个形象，则进一步指示出墓主人所在的这个场所是一个令人长生的“洞天”。由此亦不难看出，虽然墓主拥有佛教信仰，但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定位，仍然不过是一些信守儒家伦理准则、勤俭持家、期望家道昌隆的现实主义者。这一点，在他们的墓志中反映得十分清楚。他们之所以崇佛道，大抵都是为了来世的利益。

颇有意味的是，尽管这幅《三教会棋图》被用作张文藻进入仙界的象征，但是以这幅三教人物集聚一堂的画面装饰墓葬，似乎并非出自张文藻的个人意愿。

墓志记曰：

公讳文藻，状貌魁伟，赋性刚毅，身满五六尺，力敌二三夫……少则嗜酒，醒而复醉……长娶当郡贾氏以为之室……生一男，名世古……孙男名恭诱……三十而立，乃自省已，遂弃杯酒，远声色，孜孜勉勉，勤劳于家，果致财产饶给，方已具万。尔后田园地宅尽付于子，但积功累行，崇敬三宝为业……功德既毕，春秋四十有六。咸雍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寝疾，无何凶变，乃卒。^[84]

这段墓志除了提到他晚年信奉佛教以外，仅仅给我们留下了早岁沉溺于杯酒声色、而立之后才勤于农务的总体印象，显然于佛教之外并无多少思想修养。但，值得注意的是，张文藻墓志中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即在辽为右班殿直的张世卿：

犹子右班殿直世卿，追念其事，与诸同气议于私第曰：虽室家之事已修，而祖考之茔未遂增广。至大安九年岁次癸酉四月丁巳朔十五日辛酉乙时，改葬于州北之隅，以示孝敬。因命庸鄙，特为之铭……^[85]

张文藻与张世卿是叔侄关系，大安九年张氏家族增广祖考茔地之事，乃张世卿首倡和操办。据张世卿墓志：

明公殿直，钟五行之秀，王者哉，不然何以心地坦夷，明白豁然，若万顷之陂，积雪盈尺，而皓方中矣。其能慕道崇儒，敬佛睦族，悟是知非，徇义忘利，不畏豪强，不侮寡弱，天下之善道尽企而行，岂非一代君子乎。^[86]

张世卿能“慕道、崇儒、敬佛”，正反映了当时民间对儒、道、释三教的态度。如果说他的崇儒立场主要表现在“徇义忘利，不畏豪强，不侮寡弱”，维持家族的和睦方面；他兼慕佛道的宗教态度，则具体反映在他生前出资建造的一座砖塔上，这座砖塔上不仅雕镂着“金刚、梵行、佛顶”和“诸杂陀罗尼”等佛教经典，还雕镂了“赤松子中诫经、孙真人福寿论”等道家养生经论。^[87]可见，绘于张文藻墓中的《三教会棋图》，与操办大安九年（1093）张氏家族增广祖考之茔事的张世卿的思想和信仰恰好相合。换言之，虽然墓葬中的一切都是为了死者，不过这幅《三教会棋图》最终还是清晰地打上了赞助人（patron）的思想烙印。其实，这种思想不仅仅属于张世卿个人，在张文藻之孙张恭诱的墓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以礼乐文其身……动静得幽人之轨，语嘿合释氏之仪”，集三教色彩于一身的记载。^[88]说明当时三教合一的理想已经成为人格评价的一把标尺。更重要的是，通过《三教会棋图》与死者、赞助人的联系，我们可以感悟世俗人物如何以一种儒家的基本生存态度，去设想和建立他们在来世与“仙”、“佛”共存的理想。

（本文原刊于《艺术史研究》第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第14—46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挖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6—97页。

[2]李清泉《论宣化辽墓壁画创作的有关问题》，《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7—502页。

[3]罗世平《辽墓壁画试读》，《文物》1999年第1期。

[4]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5]杨仁恺《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它》，《文物》1975年第12期，第37—39页；《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综合研究》，《杨仁恺书画鉴定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40—59页。

[6]［日］铃木敬著、魏美月译《中国绘画史》（上），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第149页。

[7]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167页。

[8]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235页。

[9]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63—164页。

[10]见《云笈七笺》卷二十七《十大洞天》；《事林广记》前集卷六《仙境》。

[11]全文载《云笈七笺》卷一一○至一一一；《新唐书·艺文志》三录有《洞仙传》十卷。

[12]《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志》第九十五《乐》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55页。

[14]（元）耶律铸《双溪醉饮集》卷四，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9—260页。

[15]Rolf A.Stein，The World in Minia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5.

[16]（宋）徐铉《稽神录拾遗·洞中道士对棋》，《稽神录·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9页。

[17]见《太平广记》卷四十一《薛尊师》、卷四十二《黄尊师》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258、265页。

[18]“岫”，《白孔六帖》卷三十三引作“洞”。据《异苑》卷五校勘记［一四］，《异苑 谈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

[19]（南朝宋）《异苑》卷五，《异苑 谈薮》，第48页。

[20]《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册，第64页。

[21]（宋）洪迈《夷坚志·乙志·仙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

[22]见陈卓然《廊坊市出土的汉唐至辽金时期铜镜》，《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这枚铜镜缘上刻有“都右院官□”字样，陈卓然先生考其为金代“右警巡院验记官”的省称，是当时掌管金中都（今北京）铜镜检验刻记的专门机构。十分正确。但文中描述铜镜纹饰的文字将依担观棋的人物记为“童子执扇”，当系因为不熟悉这一特定装饰题材而造成对图像的误读。

[23]见裴淑兰、冀艳坤《金代铜镜检验刻记浅析》文后所附《河北出土金代铜镜检验刻记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94页）。

[24]［日］井口海仙等监修《原色茶道大辞典》，京都：株式会社淡交社，1975年，第359页。

[25]杨仁恺《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它》，《文物》1975年第12期，第44页。

[26]《梁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43页。

[27]《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三，第8册，第603页。

[28]《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三，第8册，第604页。

[29]《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第512页。

[30]图文并见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第27、34页。

[31]见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第32页。

[32]见杨仁恺《叶茂台第七号辽墓出土古画综合研究》，《杨仁恺书画鉴定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33]分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望都汉墓壁画》，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插图16、17；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邱百明《从安阳隋墓中出土的围棋盘谈围棋》，《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图189；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淮安宋代壁画墓》，《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第12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东延《唐墓出土的双陆盘》，《文史》第12辑（1981）。

[34]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35]刘桂馨《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文物》1997年第11期。

[36]冯永谦、邓宝学《建昌县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

[3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39]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辽墓》，《考古》1978年第2期。

[40]《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载：兴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

[41]马世之《关于隋代张盛墓出土文物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42]分见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第12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东延《唐墓出土的双陆盘》，《文史》第12辑。

[43]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

[44]《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四，第7册，第71页。

[45]《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四，第7册，第72页。

[46]《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四，第7册，第78页。

[47]巫鸿《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31—460页。

[48]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

[49]参见连云港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

[50]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

[51]曾蓝莹《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文物》1999年第8期。

[52]李解民《〈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订补》，《文物》2000年第8期。

[53]《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三，第7册，第68页。

[54]《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三，第7册，第73页。

[55]梁淑琴《“双陆”杂考——从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双陆棋谈起》，《沈阳文物》1993年第1期。

[56]《西京杂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57]《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6页。

[58]（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五，《异苑 谈薮》，第46页。

[59]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034—2035页。

[60]见前揭《异苑》校勘者前言。

[6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入蜀记 老学庵笔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62]见李清照《〈打马图〉序》，见《说郛》卷一百一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1册，第729页下。

[63]王珪《华阳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34页。

[64]见《道藏》第32册，第397页。

[65]《太平广记》卷四十二载：“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谴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棰击之，亦无怨色。一日，见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室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箓。’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谴沐浴，尽传法箓。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5页）

[66]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第25—36页。

[67]（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陆石室》，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6—87页。

[68]歌曰：“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邨半烟草。（叹）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见（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洞仙歌》，第127页。

[70]许俊臣《甘肃镇原县出土北宋浮雕画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71]《宣和画谱》卷二，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72]《图画见闻志》卷三，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73]《宣和画谱》卷二至卷四，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

[74]展览由Yutaka Mino策划，题为“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Tz'u-chou Type Wares，960-1600 A.D.”。Katherine R.Tsiang博士曾协助策划人编订了一份展品目录。又见William B.Honey，The Ceramic Art of China，1965，p.86。

[75]《太平广记》卷四十一《薛尊师》，第257—258页。

[76]《太平广记》卷四十二《李虞》，第267页。

[77]（元）耶律铸《双溪醉饮集》四，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59—260页。

[78]（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8—59页。

[79]《太平广记》卷四十一《薛尊师》，第257—258页。

[80]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114页。

[81]关于中国古代丧葬艺术中的正面像问题，许多学者都曾作过一些讨论，郑岩先生更有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见郑岩《墓主画像研究》，山东大学考古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第450—468页。

[82]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第14—46页；又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89页；下册，彩版二四。

[83]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89页；下册，图版四五、六九。

[8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123页。

[8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123页。

[8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237页。

[8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237页。

[8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