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自己半生的形迹,岂不正是一直行走在“图”与“史”之间?只不过,我走得磕磕绊绊,而且步子又十分缓慢——就像乌龟的爬行。那时我益加深切地感触到,自己以往的那种研究方式,只能使人们对美术史的认识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虽说历史学曾帮我打开了研究思维上的枷锁,但具体实施研究时,作为两类不同材料的“图”与“史”之间的关系,其时近时远、时紧时松的巨大张力,自始至终都在向我发出着严峻的挑战。......
2023-07-22
尽管文献当中有上述若干茶祭的记载,像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那样以茶随葬或如宣化辽墓那样绘有备茶图的墓葬例子,历来十分罕见。即便在饮茶之风已经大行于世的唐宋两代墓葬中,这种例子也是寥若晨星。可见所谓“以茶为祭”,直到唐宋时期也并没有成为普遍风俗。以墓葬装饰反映现世生活的观点而论,饮茶习俗既然在唐宋时期广被于整个社会,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时尚文化,那么,与此相关的饮茶壁画按道理应该更多地在唐人和宋人的墓葬装饰中显现出来。相反,辽地并不产茶,其饮茶风习纯属中原影响,饮茶壁画在辽墓中集中出现,不免显得有悖于常理。由此看来,此一题材除了作为人间理想生活的一般反映,它在宣化等地辽代墓葬中的集中出现,其背后应有某种更为有趣的原因。
饶有意味的是,在前述所有绘有备茶图的墓葬中,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了备茶图与另一表现题材——备经图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明显的例子是1号墓、2号墓和4号墓。1号墓为方形墓,杨泓最先发现后室西壁南起第二组图像乃两侍吏于一朱色方案之前为主人备茶的场面,并提出这一画面与佛教的可能联系。[11]画中一侍吏手把茶盏并以匙拨汤花,另一侍吏手持执壶向盏内冲汤,桌上置盏托、勺柄等茶具,方案下有一圆形五足炭盆上承一黄色温汤执壶(图1)。东壁与这幅画面正对的位置绘一幅备经图:两侍吏立于方案前,一人双手将一黄色盘口汤瓶放于案上,另一人右手指向墓内并回头与前者私语,朱色方案上摆着一个盝顶函盒和一个带钮盖的黄色熏炉,还有一摞四册《常清净经》和一摞四册《金刚般若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摆着经卷和供器的桌子上,还见有一黑色盏托承一白色茶盏(图2)。
图1 M1后室西壁备茶图
图2 M1东壁备经图
2号墓为六角形单室墓,西南方壁面绘一茶童,头梳抓髻,手持一柄团扇,正于一茶炉旁煽火煨汤,一汉族侍吏左手托一盛有两个白盏的白瓷托盘立于一朱案之后,右手伸指、侧身向一契丹装叉手侍吏言语,仿佛在作嘱咐或交代(图3)。与之相对的东南方壁面绘一簪花侍女自南启门而入,双手托着同样盛有两个白盏的白瓷托盘,一执盂侍吏和一捧巾侍吏立于一朱案之后,朱案上置一黄色盝顶盛经函盒、一插花净瓶和一莲花形长柄鹊尾炉[12],显然为备经奉茶的画面(图4)。
图3 M2墓西南壁备茶图
图4 M2墓东南壁备经图
4号墓后室亦为六角形,东南壁备茶图中绘一侍女挑灯,另有三名侍女手托盏碗或盏托围绕着一张上面摆着一通盏碗和执壶的方桌。引人注意的是,这个方桌的桌面四边围有护栏,这种带有护栏的案桌,与出现于《乐书》中的“熊罴案”如出一辙,显然不是为日常饮食生活而设计的(图5)。更加有趣的是,后室东北壁亦有一幅备经图与前述备茶画面紧紧相连。这幅备经图中有一香案,其前方放着一个香炉和两个深腹托盏,香案后方置一条几,几上摆着四轴经卷和一个盛有蓝色素珠的圆盘,香案两侧分立两名侍女,其中一人双手合抱一盝顶函盒,香案侧前方一女性正合掌向案前敬拜(图6)。
图5 M4后室东南壁备茶图
图6 M4后室东北壁备经图
通过1号墓备经图中绘在案桌上的那个茶盏和2号墓备经图中的那名端茶侍女,我们已不难觉察两墓画工都试图将备经图与对面的那幅备茶图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而在4号墓中,两种题材的联系被揭示得更加清晰。
在以上三墓之外,6号墓于后室(八角形墓)西北壁上方绘破子棂窗,窗下绘一可折叠式交腿木桌,其上有两本散放经卷和一个装有卷轴的经卷袋,经卷桌两侧各有一花缸;与此画面处于对称位置的东北壁,所绘内容与前者十分相像,只是交腿桌改为四腿方桌,桌上置文房四宝,亦有一本经卷。10号墓后室西壁也在破子棂窗下绘一交腿木桌,桌上有一卷经书、两个卷轴和一装有十个卷轴的经卷袋,经桌南侧绘侍女挑灯,北侧绘仙鹤水草。7号墓不仅在前室的备茶图中直接绘有上置书卷、经箱和文房四宝的经卷桌,在后室东壁中间部位还绘有与6号墓东北壁类似的四腿木桌,上置文房四宝和一册经卷[13],值得注意的是,木桌南侧的一名侍女正手托茶盏走向放置经卷和文房四宝的木桌,这自然也在暗示着这一画面与前室东壁茶室场面的联系(图7)。与7号墓类似,我们在唯一一座没有出现备茶图的3号墓中也可以见到这样一名手端盏碗的侍女正走向一张放有文房四宝的桌子,[14]这种备有文房四宝的桌子,实际在暗示着墓主将于这里抄经写经。除了壁画内容大部分残毁的9号墓,只有5号墓壁画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经卷,但备茶画面中绘于方桌之上的盝顶函盒,与1号墓和2号墓备经图中所见一致,实是一件经箱。[15]
图7 M7后室东壁壁画
以上所举墓葬备经画面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墓主的佛教信仰。根据墓志:1号墓墓主张世卿因进粟赈灾而得官后,大抵将自己禄位和福祺的得来归之于佛法的祚佑,因而将大量财力与精力投注于建斋立舍、延僧奉佛;墓志中说他“诵法花经一十万部,读金光明经二千部”,死前又遗命依“西天荼毗礼”葬式火化,足见其佛教信仰十分虔诚。[16]2号墓墓主张恭诱“以观音、行愿为常课,以满愿、准提为常持……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余部”[17]。4号墓墓主韩师训“自幼至耄,志崇佛教,延供苾蒭,读经六藏,金光明经一百部,法华经五百部……及读金刚经、行愿、观音、药师、多心经等□,不计其数”[18]。5号墓墓主张世古,“自幼及耄,志崇佛教,常诵金刚、行愿等经,神咒密言,口未尝掇(辍)。请僧尼转金光明经千余部,请尼万部斋供终身。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季(年),至今未阙”[19]。7号墓墓主张文藻“少则嗜酒,醒而复醉……三十而立,乃自醒己,遂弃杯酒,远声色……但积功累行,崇敬三宝为业”[20]。10号墓墓主张匡正“不食荤茹心(辛),不乐歌酒,好读法花、金刚经”[21]。只有6号墓和9号墓因遭破坏,墓志资料不存,但从6号墓中残存的棺床尺寸看,该墓同其他各墓一样,亦系采用“西天荼毗礼”葬制火化,墓主无疑也是一名佛教信徒。[22]由此可证,各墓备经画面所绘经卷,大体上都是些佛经。
图像之间的共存关系,启发我们推论:宣化辽墓中的备茶图,也应与佛教信仰有关。
有关佛教僧徒与饮茶的早期因缘,可值一提的是初入邺城(时为后赵都城)法琳祠、后曾徙于临漳昭德寺的东晋人单道开(俗姓孟)。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茶与紫苏调制的饮料)而已。”[23]而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图与备经画面的联系,更令我们想起《封氏闻见记》中的一段记载:
(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24]
这则文献明确透露,北方地区饮茶之风系由山东传往河北与长安等地,而且首先是由佛教徒修禅时对茶的特殊需要引发,随后于盛唐时期大行于世,竟至鬻茶于市,对饮茶者不分道俗贵贱。
泰山灵岩寺僧以茶助禅定之事并非孤例。8世纪末至9世纪初,居于洪州百丈山的百丈怀海(724—814)在律寺之外别建“禅居”以为道场,订立《百丈清规》,《清规》中对寺院茶会的有关仪式即多所涉及。[25]宋人宗赜所著的《禅苑清规》中也有对各种饮茶仪式的详明规定。[26]甚至,从唐宋时期的许多诗文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僧人与茶事的密切因缘。如:刘禹锡(772—842)曾作咏山僧种茶、饮茶的《西山兰若试茶歌》,诗中说道:“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27]李白曾作《答族姪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序云:“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遂有诗曰:“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28]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闲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有曰:“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29]元稹在他的一首极为别致的诗《一字至七字诗·茶》中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30]温庭筠《宿一公精舍》云:“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31]李咸用《谢僧寄茶》有云:“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32]朱熹于《茶阪》中云:“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33]苏轼更有《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一首。[34]此外,宋初敦煌写本《茶酒论》中有“茶”对“酒”所说的一段话:“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35]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寺院的僧人尚茶是极其普遍的。
僧人当中既贵尚之,寺院中又有茶会的专门仪式,饮茶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的道俗有别自然在所难免。日本平安时代嵯峨天皇(809—822年在位)在给据说从唐朝带回茶种的使僧最澄的一首诗中说道:“梵语翻经阁,钟声听香台。经行人事少,宴坐岁花催。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深房春不暖,花雨自然来。赖有护持力,定知绝轮回。”[36]似乎是说行经、供茶当有助于避免轮回。孙机曾指出:“禅宗讲究在坐禅中凝神屏虑,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梵我合一的境界。为防止未入禅定,先入梦寐,故饮茶提神。”[37]所以,当北方饮茶风俗由山东传到河北等地,尤其是在寺院饮茶之风遍及各地的情况下,僧人饮茶的传统必当在河北各地的寺院中驻足延续。实际上,在《封氏闻见记》所提及的沧、棣两地之外,9世纪的河北赵州寺院即大兴饮茶:著名的从谂法师(778—863),嗜茶成癖,言谈中每有“吃茶去”的口头语,当时竟被称为“赵州法语”。[38]可以想见,宣化一带被没入契丹之前,势必已经受到日益兴盛的寺院茶法的浸染,以至于茶文化在后来也成为辽代佛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据辽大康六年(1080)沙门普瓖《藏掩感应舍利记》:行柔等“欲酬法乳之恩,依法建圆寂道场三昼夜。命尉(蔚)州延庆寺花严善兴写卧如像一躯,广列香花灯烛,备修果木茶汤”[39]。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内容的出现,正反映了当时民间佛教信众受到当地寺院茶会仪式及其相关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反证了寺院饮茶传统在当地的存在。至此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宣化辽墓的备茶图,乃墓主人生前以茶辅助诵经习禅的宗教生活的反映。
然而,我们不禁还要问:墓中表现这些内容仅仅是为了再现或者继续墓主人生前的宗教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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