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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图像分布范围分析

【摘要】:[36]而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两幅“T”字形帛画中的门阙图像,则明显属于见于文献记载的天门。[37]类似的天门图像,在河南、陕西、山东、江苏等地的汉墓当中也时有发现。画像全部集中于墓门,共五幅。李凇先生绘制的陕北东汉墓门画像分区图(图27),就集中概括了该地区墓门画像的图像结构。这类墓门画像分明是想将墓门装扮成一座天门。

如果说上述文献反映的是巴蜀以外的一个更为广大区域范围的天门观念,那么这类观念在巴蜀以外的墓葬艺术中又有多少实际的显现呢?

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丧葬艺术中对“门”的表现,有着一个相当久远的传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约公元前433年)漆棺内棺即以彩绘形式表现门窗,但这里的门窗或许只是作为灵魂的通道。[36]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两幅“T”字形帛画中的门阙图像,则明显属于见于文献记载的天门。以覆盖在1号墓内棺上方的那幅帛画为例,画中描绘的门阙,其旁侧有两名司阍与一对豹子把守,门阙上方有中绘金乌、蟾蜍与玉兔的日月,有翼龙、飞雁等瑞兽,还有一名位于中央的人首蛇身的女性神人,足见这里的门阙为《楚辞·离骚》中所言的“阊阖”,即天门(图19)。[37]

类似的天门图像,在河南、陕西、山东、江苏等地的汉墓当中也时有发现。

图19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线描图(局部)

图20 河南洛阳烧沟61号汉墓 前后室之间隔梁上的装饰

在洛阳烧沟61号汉墓(西汉晚期)和偃师辛村汉墓(新莽)中,它们皆是以一个小小的假门形式,出现在后室横梁上方的梯形隔梁的中央。其中,烧沟61号汉墓的那个假门是以雕砖技法造作的,假门的两侧还分别以彩绘形式描绘一对驭龙的羽人正越过三峰山,朝着门扉的方向飞升(图20);[38]偃师辛村汉墓的那个假门,是以两块竖条砖和斗栱饰件构成门的双阙,双阙内层方砖上绘西王母以及玉兔、蟾蜍、九尾狐等仙界灵兽。[39]显然,这类被安排在后室入口上方的假门,连着当时人对天上和一个不死的世界的种种幻想。

发现于河南南阳的唐河县石灰窑汉墓,据证实也是一座西汉晚期墓葬,[40]有东西两室,或为夫妇合葬而设。画像全部集中于墓门,共五幅。其中,门楣石上刻菱网穿璧纹和帷幔纹;东门柱正面刻三角形图案,侧面刻一执戟门吏;中门柱正面亦刻三角形图案,侧面残损;两扇门扉皆于上半部刻阙楼建筑和树冠为桃形的树木,于下半部刻铺首衔环。其中西门扉的上半部刻有一头戴武弁大冠的男性,正面端坐于双阙之间的庑殿下方,其两旁,一人躬身行礼,另一人据报告称“戴尖顶冠,肩扛一棒,当为侍卫”,实际看上去更像一只肩扛玉杵准备捣药的玉兔;东门扉的上半部,于双阙之间的庑殿下方刻一高髻细腰的女性,手执一尊,正面端坐,其旁侧有一女侍(图21)。同样的墓门画像内容,在南阳赵寨砖瓦厂画像石墓中亦有所见。[41]

图21 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汉墓双阙、庙堂铺首衔环

针对这两座墓的画像内容,曾布川宽认为表现的都是昆仑山仙界;[42]信立祥则认为,阙楼建筑两旁的树木代表墓地,阙楼建筑因而表现的是墓地中的祠庙。[43]那么两座墓的图像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年代与之相当或略晚的南阳杨官寺汉墓画像,或许可以给出一个答案。[44]该墓墓室大门的两侧、主室门柱与四扇门扉以及通往后室的门柱石上都刻有同样的双阙楼阁图像(图22-a)。可是就在该墓两个主室的其中两扇门扉上,一扇于双阙楼阁下方刻羽人御龙(图22-b);另一扇于双阙楼阁下方刻河水和一排展翅直向上高飞的鸿雁,其中飞在最上方的头雁颈部还系有一绳,为其侧下方的一个跪坐人物所牵控(图22-c)。这些内容,令我们再次想起马王堆帛画中载着墓主人升向天门的双龙、洛阳烧沟61号汉墓隔梁上方那个假门两旁的御龙羽人形象,以及新发现于陕西靖边郝滩汉墓、杨桥畔汉墓壁画中的那类驾鹤飞升的内容。

图22-a 河南南阳杨官寺汉墓两主室门框及门扉画像示意图

图22-b 河南南阳杨官寺汉墓南主室北扇门正面画像(残)

图22-c 河南南阳杨官寺汉墓北主室南扇门正面画像(残)

此外,发现于新野樊集的几座汉画像砖墓,也普遍以双阙楼阁题材装饰墓门,其中28号墓(西汉晚期至新莽)门楣石上不仅刻有双阙和车马人物,车马人物的上方还出现了头戴玉胜的西王母坐像(图23)。[45]于此可知,南阳早期画像石墓的双阙楼阁图像,并非与天上或西王母所在的昆仑神仙世界无关。所以,将这里的双阙画像视为四川石棺与铜牌饰画像的母型,不云为过。

图23 河南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M28东门楣拓本

南阳稍北的郑州和许昌一带的东汉画像砖墓,许多画像仍然保留着南阳早期画像的双阙楼阁模式(图24),有些画像的内容与图式,也竟然与四川地区的部分石棺画像和铜饰牌画像有惊人的一致(图25-a、b、c)。其中,发现于河南新郑的一块画像砖,其画像为一座双层阙楼,阙楼两侧有两个门吏,阙身下方刻绘一犬,而在犬的身前部位,则赫然刻着“天门”二字(图26)。[46]

图24 河南郑州二里岗汉画像空心砖墓M32画像砖拓片1

图25-a 河南许昌东汉墓车马过阙画像砖

图25-b 河南许昌东汉墓画像砖

图25-c 河南许昌东汉墓“上人马食大仓”画像砖

图26 河南新郑东汉墓“天门”画像砖拓片

如再将视线转向陕北、关中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我们还会发现:陕北地区的东汉墓葬,年代多在东汉中晚期,其画像内容总是集中出现在墓门部位,反映出造墓人对墓门的重视。李凇先生绘制的陕北东汉墓门画像分区图(图27),就集中概括了该地区墓门画像的图像结构。[47]绥德王得元墓墓门画像、杨孟元墓墓门画像(图28)、米脂牛文明墓墓门画像等,多于门楣石的上层和门柱石的外层(第1区)刻绘日轮、月轮、嘉禾、仙草等天界祥瑞,于门楣石的下层和门柱石内层之上半部(第2、3、4区)刻绘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仙界中的灵兽乃至进入仙界的车马人物。这类墓门画像分明是想将墓门装扮成一座天门。[48]关中一带的汉代墓葬也同样表现出对墓门的重视。发现于潼关吊桥的东汉杨氏墓群,是延光三年(124)太尉杨震一门数代的家族墓地,其中的七座墓葬,都有仿木结构的照壁式门楼,门楼上方则以砖砌出一对并无实际作用的门阙装饰(图29、30)。[49]这类照壁式门楼的造作方式,一直影响到西部敦煌、酒泉一带的西晋十六国墓葬,成为那里墓门装饰的一种普遍形式。如发现于敦煌佛爷庙湾的133号墓,即与潼关东汉杨氏墓群一样,在券拱形墓门上方以砖砌出一个巨大的斗栱,仿佛在承托着墓门上方的整个照壁,而照壁的最顶部,就是那套高高在上的门阙装饰;不同的是,在这个门阙与斗栱装饰之间,又加进了数排通常与天界相连的祥瑞符号(图31)。[50]这里还不能不提到,2000年10月至2001年6月间发掘于旬邑县原底乡百子村的一座东汉壁画墓(邠王墓),墓葬后室北壁的主要位置以黄色绘一“工”字形,其内又以朱色绘出一个长方形线框,仿佛一个门框的形状。“工”字形上方及两侧又以朱色和黑色绘垂悬的幔帐,左下角有车马向外行驶(图32-a)。[51]发掘报告敏锐地推断这个画面表现的即是“天门”,这一认识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赞同。其中,邢义田先生还曾专门解释,这个“天门”之所以涂以黄色,应与古代文献中所谓“黄门”、“黄闼”、“黄堂”之类语词所能暗示的权力与富贵寓意有关。[52]有趣的是,如将这个门形图像与后室入口周围的彩绘云气纹等装饰连起来看,即可见其与前述陕北东汉墓门画像有惊人的相似(图32-b)。

图27 陕北东汉墓门画像内容分布图(李凇制图)

图28 陕西绥德杨孟元墓墓门画像

图29 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M2墓门立面图

图30 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M6墓门楼立面图

图31 甘肃敦煌佛爷庙湾133号西晋墓墓门照墙线描图

图32-a 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后室正壁天门壁画

图32-b 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后室入口周围的彩绘云气纹等装饰

在山东,东汉晚期的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53],虽然墓门画像中并没有出现双阙和楼阁,刻在门楣上的画像只是一幅带有胡汉交兵内容的大型车马出行图,可是其门额下方的门柱石上,却直接刻画出坐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与东王公形象,与陕北东汉墓门画像的格局颇为相像(图33)。

图33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墓门画像(从左至右依次为:西门柱正面画像、中门柱正面画像、东门柱正面画像)

江苏徐州和山东临沂等地出现的几个石椁墓和漆棺画像的例子也很值得注意。在徐州一带的考古发现中,时代约当新莽至东汉初年的徐州沛县栖山1号墓[54],墓穴之内东西并置三具石椁,只有中椁和西椁刻有画像。其中西椁画像仅刻于头挡和足挡的内面,头挡刻一巨大的衔环铺首,两侧各刻一佩剑门吏;足挡中央刻双阙,双阙两旁为俯首拄剑的一对门吏,双阙之间又有一双手捧盾的门亭长,阙楼的上方,则有两人手持箅网捕捉猎物(图34)。这个刻在石椁足挡内壁的门阙,实际与死者所居住的这个空间相连,其基本用意,不过是想借用视错觉手段,为一个封闭的空间打开一道大门,并且将一个实际上微小而局促的空间转变成一个仿佛更为宏大、开阔的空间。[55]虽说仅凭该石椁的两幅画像还难以确定门阙图像的象征意义,可是在该墓中椁的西侧挡外壁画像上,我们却看到了几架车马在乐舞人物的伴随下驶向一对门阙,门阙的后方则有人于阁楼上玩六博游戏(图35)[56];而与之相对的东侧挡外壁,则刻画着坐在同样阁楼上方的西王母及其旁侧的各种神人、神兽图像(图36)。

图34 江苏徐州沛县栖山1号汉墓西椁足部挡板画像摹本

图35 江苏徐州沛县栖山1号汉墓中椁西侧壁板外部画像

图36 江苏徐州沛县栖山1号汉墓中椁东侧壁板外壁画像摹本

与上述石椁画像有所不同,徐州和临沂等地也曾发现少量西汉中期到西汉晚期的漆棺与石椁,其中的门阙画像,似乎不见与西王母世界的明显关联。如发现于临沂金雀山的14号汉墓[57],其年代大约可以早到西汉中期,墓中所出漆棺,头挡绘有双阙与厅堂,厅堂上方立一大鸟,足挡绘一厅堂建筑。发现于临沂庆云山的2号汉墓(西汉晚期)[58],其石椁头挡刻穿璧纹,足挡刻一对门吏,左右侧挡皆于中央刻屋宇建筑,建筑两侧刻树木和穿璧纹,只是屋宇建筑的下方,一侧为一对持戟人物,另一侧为两个对坐人物,表明分别为门阙与厅堂;可是这件石椁底部的中央部位,却刻有一个博局纹以及供对博双方搁置棋子的圆圈和方框纹,令人联想到汉画中常见的“仙人博”题材。发现于铜山县范山的一座西汉晚期画像石椁墓[59],其石椁侧挡中央刻一双层楼阁建筑,屋脊两旁各有一圆环,可能为日轮与月轮,建筑物的两侧又各刻一穿璧纹和树木纹。发现于山东平阴的新屯2号汉墓(约当新莽)[60],石椁前挡(报告称为“后挡”,疑其“前”、“后”错置)刻双阙与门吏,后挡刻双层屋宇,屋宇顶部还叠刻穿璧纹,左右侧挡皆以半边刻屋宇、人物与车架,另外半边刻穿璧纹,其中西侧挡的穿璧纹中还刻有一条凌空飞行的巨龙。这些门阙与厅堂画像之所以不见与西王母世界的明显关联,其原因有可能是当时的西王母和昆仑信仰还没有完全获得与天门观念之间的融汇与整合。尽管如此,画像当中普遍出现的穿璧纹,还是能令我们回想起长沙马王堆1号墓和砂子塘1号墓等西汉早期墓葬中,绘于漆棺头挡乃至绘于帛画中的双龙穿璧或双凤穿璧图像。至于这种穿璧纹所暗含的升天寓意,许多学者论之已详。[61]可见这类早期石椁与漆棺上的门阙画像,其所暗示的空间也并非与不死的世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