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图像的再定义与四川、重庆地区与三峡巫山双阙图像主题的一致性研究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将其一并归入“天门”画像，也不过是还其名于其实的问题。这一组合模式的形成，自然是基于天门观念与日益上升的昆仑山、西王母信仰之间的渐趋混同。[13]而且正是因为这一发现，四川东南、重庆地区石棺画像中的双阙图像及其与三峡地区巫山一带铜牌饰画像之“天门”主题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问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如前所述，与文字材料相比，图像材料因其形式与内容的繁简不一，其“所指”与“能指”往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而且，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的确发现，有学者不加分析地将四川等地东汉石棺上的双阙画像一概视为“天门”。^[3]可见，究竟怎样的图像才可以被称作天门图像，确有必要再做些讨论。鉴于带有“天门”榜题文字的图像材料多出在重庆巫山和四川东南一带，这里的讨论就不妨先以这两个区域的发现材料为主要焦点。

20世纪80年代在巫山东汉墓出土的十余件鎏金铜牌饰材料，其中有五件明确标有“天门”字样。^[4]这五件铜牌饰的画像图式十分相似，所有画像都有一对门阙；门阙的中央有一位拱手而坐的世俗人物，人物的背后皆生有一对羽翼，有的还坐在云气之上，当系表现升入天门的墓主人无疑；^[5]双阙之间有“人”字形或“虹”形饰物，其下刻“天门”榜题，其上立一三足乌或朱雀；双阙的周围有龙虎、凤鸟、九尾狐、千秋万岁、云气、灵芝纹等内容不同的纹样。如，巫山县土城坡南东井坎一座东汉中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牌饰（图1）、巫山淀粉厂出土的一件铜牌饰（图2）、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的两件铜牌饰（图3），皆是这样的图式。这样，有双阙，双阙周围又有云气、灵草与祥鸟瑞兽，再加上还有清清楚楚的榜题文字，说这类双阙图像是象征天国仙境之门的“天门”，显然已是铁案无疑。如果硬要说它们“皆象征墓主生前之住宅的大门”，则无法解释其中的主人为什么总是坐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且身上总是带着一副翅膀，身下还往往承坐着云气。

图1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城坡南东井坎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8页）

图2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淀粉厂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9页）

图3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9页）

这里还不妨顺带一提的是，在巫山县烟厂工地、麦沱墓地、县北新城、县北高塘二队还分别出土过几件不带铭文的鎏金铜牌饰（图4、5、6），但其形制、画像内容乃至图像的布局安排，与前述四枚鎏金铜牌饰完全一致。所以，将其一并归入“天门”画像，也不过是还其名于其实的问题。

图4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麦沱墓地（《考古》1998年第12期，第80页）

图5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北新城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8页）

图6　东汉鎏金铜牌饰，重庆巫山县北高塘二队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9页）

内容和形式稍有不同的，是土城坡南东井坎墓出土的另外一件有“天门”铭文的铜牌饰。其画面分作上下两段，下半部的画像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前述铜牌饰毫无二致，只是在上半部增刻了端坐于龙虎宝座上的西王母，其周围还刻有蟾蜍等灵兽（图7）。这件画像的形式和内容，与绵阳、茂汶等地所出摇钱树座或树身部位的西王母与双阙图像十分相像（图8、9）；^[6]这不仅证明后者表现的也是天门，还为天门图像的确认提供了一种更具有标型价值的参考图式——门阙与西王母题材组合的模式。这一组合模式的形成，自然是基于天门观念与日益上升的昆仑山、西王母信仰之间的渐趋混同。

图7　东汉鎏金铜牌饰，巫山土城坡南东井坎出土（《考古》1998年第12期，第81页）

图8　四川茂汶摇钱树拓片（采自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图9　四川绵阳河边乡西王母树座拓片（采自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

先秦文献《穆天子传》最早提到西王母，曰：“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公。）”^[7]《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既提到“天门”，又提到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8]，二者显然还并不在一处。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地形篇》曰：“昆仑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9]《海内十洲记》曰：“（昆仑山）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宫仙灵之所宗，上通璇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稀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计。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10]这里，昆仑山已成为“天地之根纽”和登天的云梯。《拾遗记》曰：“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11]可见到晋人转述这个不死的世界时，昆仑山的上方业已呈现出“天门”的意象。

赵殿增、袁曙光先生曾注意到，发现于巫山一带的几枚铜牌“多出在墓室一侧，每座墓1—2块，铜牌周围有木棺残痕，初步分析它是装在木棺前端正中的饰件，具有特殊的意义”^[12]。巧合的是，1988年发现于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的三号石棺，其右侧挡中央部位的门阙上方，也赫然出现了“天门”二字。^[13]而且正是因为这一发现，四川东南、重庆地区石棺画像中的双阙图像及其与三峡地区巫山一带铜牌饰画像之“天门”主题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问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图10　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三号石棺右侧挡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98）

以笔者的观察，四川、重庆一带的东汉石棺，其双阙画像多数刻在前挡，也有少量刻在侧挡。除了少数双阙画像——如泸州一号石棺的前挡画像^[14]——阙顶部位清晰地刻出坐在龙虎宝座上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图11）以外，绝大多数石棺前挡的双阙图像都比较简单，其形式大约可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类，只刻简单的双阙（图12）；第二类，是在双阙的内侧加进一对或一个门吏；第三类，是以通常出现于石棺后挡的那种分别手擎日月的伏羲、女娲形象，与阙楼图像合并在一起——以南溪三号石棺前挡画像为例，其前挡只刻单阙（或许表现的是阙的侧面），阙身的两旁刻手托日月的伏羲、女娲（图13）；^[15]第四类，是在双阙之间再加入一组常见于东汉墓门画像中的朱雀和环形铺首。诚然，在没有“天门”榜题的情况下，仅就石棺前挡的这个独立的画面来看，以上四种双阙图像显然都难以被直接确认为天门。

图11　四川泸州一号石棺前挡双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58）

图12　四川长宁一号石棺前挡双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22）

图13　四川南溪三号石棺前挡单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9）

但是，如将石棺四围的画面联系起来观察，绝大多数石棺画像中的双阙还是不能脱离与天门和仙界信仰之间的密切关联。根据罗二虎先生的归纳，四川东汉石棺画像的内容，约可分为“仙境与升仙”和“驱鬼镇墓”两大类别，其中尤以“仙境与升仙”内容为主导，与这一大的内容类别密切相关的子内容，又可细分为神仙仙境、升仙、墓主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等小类。^[16]如彭山县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虽说其前挡只刻出一对简单的门阙，但后挡却刻有仙山和天禄（或为天马），左侧挡刻车骑出行，右侧挡于仙山上方刻抚琴、博弈的仙人（图14-a、b、c、d）。又如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前挡刻双阙，后挡刻朱雀；两侧挡一侧无画像，另一侧则刻墓主人在一灵人的引导下正准备乘仙鹿前往西王母的居所，该画面的上方还刻有一枚“华胜”、五个蟾蜍和正在博弈的仙人等（图15-a、b）。^[17]再如合江张家沟1号崖墓石棺、合江草山砖室墓1号石棺、2号石棺等，前挡亦只刻双阙，后挡刻手擎日月的伏羲、女娲（图16），可是其左右边挡也全都出现了头戴华胜、下承龙虎宝座的西王母（图17）。^[18]有的石棺还于侧挡的一边刻车马、楼宇建筑和坐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图18），另一边刻蟾蜍、熊罴、九尾狐、三足乌（或为西王母之三青鸟）等仙界灵兽。^[19]此外也有将门阙图像刻在侧挡的，如郫县新胜2、3号砖室墓1号石棺，就于前挡直接刻出西王母像，后挡刻手擎日月的伏羲、女娲，两侧挡一边刻车马临阙，另一边刻上有仙人博弈并有仙禽瑞兽云集其间的鳌山仙境。^[20]可以说，整个四川地区的东汉石棺，虽然在具体画像内容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对与西王母有关的“仙境与升仙”内容的表现，却是在在俱见，比比皆是；许多石棺即便前挡只刻简单的双阙，但其侧挡乃至后挡的画像内容，实际上也多是对西王母所在的那个不死世界的具体描绘。所以，将这类石棺上的双阙画像视为对天门的表现，显然是不成问题的。

图14-a　四川彭山县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前挡画像

图14-b　四川彭山县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后挡画像

图14-c　四川彭山县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左侧挡画像

图14-d　四川彭山县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右侧挡画像

图15-a　四川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前挡双阙、后档朱雀画像

图15-b　四川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侧挡画像

图16　四川合江草山砖室墓1号石棺前、后挡画像

图17　四川合江草山砖室墓1号石棺右侧挡画像

图18　四川合江4号石棺侧挡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36）

当然，在四川，有“天门”榜题的门阙画像不只见于石棺和木棺上的铜牌饰，同时也见于墓门的周围。如位于长宁县飞泉乡保民村的七个洞4号崖墓，其墓门外的甬道两侧即刻有简略的双阙图像，其中一阙内有“玄武”符号和一身着长裙的人像，阙旁还另外刻有一身着长裙、头戴“山”形冠的人像，该人像的下方就刻着“赵是（氏）天门”四个字。^[21]根据前文讨论的双阙图像的语义关联，这里的“天门”，虽然实际上指的是赵氏个人的墓门，但这个概念却绝不可能如同称墓园内的大路为“神道”、称地下墓室为“神舍”或“灵第”那样，指的是死者灵魂所经过或所栖居的某一处，否则就应该称“神门”或“灵门”——“魂门”，而不是称“天门”。“天门”与“魂门”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无由连类而及。揆情度理，造墓者之本意无非想借“天门”二字来转喻赵氏死后的这个家宅已经安落到人间以外的一个美好的仙境——传说当中那个“登之乃神”的不死的世界；这一表达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认识，那就是：汉代墓葬艺术中带有“天门”榜题文字的双阙画像，无论其形式繁简如何，表现的无疑都是天门；没有“天门”榜题但其相关图像语境充分显示出与天界和西王母所在空间的密切联系的双阙画像，也必定是当时人公共知识系统中的那个“天人济济”的仙界入口——天门。

天门图像的再定义与四川、重庆地区与三峡巫山双阙图像主题的一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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