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墓门与'天门'的重合:一次深入解析

墓门与'天门'的重合:一次深入解析

【摘要】:陕北地区东汉墓墓门画像的基本结构以及反复出现于门楣部位的门阙和楼阁建筑图像,令人不禁联想起四川地区东汉崖墓石棺画像中频繁出现的双阙。这类门吏形象,令我们想到陕北东汉墓门门扉两侧的守门人物。第三种类型,是以通常出现于石棺后挡的那种分别手擎日月的伏羲、女娲形象,与阙楼图像合并在一起。发现于绥德张家砭的一座东汉墓门,即将日轮、月轮与伏羲、女娲,一并刻绘在一对门吏的上方(图14)。

陕北地区东汉墓墓门画像的基本结构以及反复出现于门楣部位的门阙和楼阁建筑图像,令人不禁联想起四川地区东汉崖墓石棺画像中频繁出现的双阙。

与陕北东汉画像石墓有所不同,四川地区的东汉墓葬多为崖墓,而且当地流行使用带有画像的石棺葬具。目前在长江流域的长宁、南溪、宜宾、江安、泸州、合江、永川,岷江流域的郫县、新津、彭山,青衣江流域的芦山、荥经、乐山,沱江流域的金堂、简阳、内江,嘉陵江流域的重庆沙坪坝等地发现的东汉石棺,都是这类拥有画像的石棺葬具,其年代大都在东汉中期以后,即比陕北东汉画像石墓的年代略晚。[33]本文倍感兴趣的是,这类石棺葬具的前挡部分大多刻有门阙图像,看上去仿佛刻意要为封闭的石棺开出一条通道。这一点,足以促使我们关心其与陕北东汉墓门画像主题之间的可能关联。而要了解四川东汉石棺前挡门阙画像的主题及其与陕北东汉墓门画像之间的关联,我们只消对其表现形式稍作一番观察和梳理,便不难了然于心。

以笔者的观察,四川地区的东汉石棺,其前挡画像,大约有以下几种形式上的变化。第一种,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种,只刻简单的双阙(图11)。虽说从这类简单的图像还无法判断其确切的含义,但阙楼本身,却足以暗示或象征这里是一个重要空间的入口。第二种,是在双阙的内侧加进一对或一个门吏(图12)。这类门吏形象,令我们想到陕北东汉墓门门扉两侧的守门人物。第三种类型,是以通常出现于石棺后挡的那种分别手擎日月的伏羲、女娲形象,与阙楼图像合并在一起。以南溪三号石棺前挡画像为例,其前挡只刻单阙(或许表现的是阙的侧面),阙身的两旁刻手托日月的伏羲、女娲(图13)。[34]这种类型虽然少见,但它似乎是在表明,门阙所暗示的空间与天体宇宙和阴阳本体相关联。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伏羲、女娲所托举的日轮与月轮,在陕北东汉墓门画像当中都屡见不鲜,前者多见于近年发现于神木大保当的东汉墓门画像,后者在陕北墓门画像中几乎每不可少。发现于绥德张家砭的一座东汉墓门,即将日轮、月轮与伏羲、女娲,一并刻绘在一对门吏的上方(图14)。[35]第四种形式是在双阙之间再加上一组陕北地区东汉墓门上的常见图像——一只展翅高飞的朱雀和一个环形铺首。

图11 四川长宁一号石棺前挡双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22)

图12 四川乐山九峰乡石棺前挡双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71)

图13 四川南溪三号石棺前挡单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9)

图14 陕西绥德张家砭汉墓墓门画像

在以上数种形式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留意的现象是:不少双阙图像,都在阙身的颈部,加进了一个与西王母信仰有关的“华胜”符号(图15)。有的石棺甚至将这种“华胜”符号制作成一个单独的装饰纹样,如南溪三号石棺,其门阙图像的上方部位就刻有一个横贯整个前挡的“华胜”纹(见图13)。在泸州一号石棺的前挡画像中我们进而看到,不仅双阙之间刻有朱雀和环形铺首,阙顶的上方还清晰地刻出坐在龙虎宝座上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图16);在郫县二号石棺上我们又看到,其前挡部分甚至干脆省去了双阙,径直以下乘龙虎宝座、上遮芝草纹华盖的西王母形象取而代之(图17)。双阙画像当中频繁出现的“华胜”符号与西王母、东王公图像,不仅再次回应了陕北东汉墓门画像的一个主题,而且还提示我们:四川地区石棺画像中的双阙所象征或暗示的不是一个凡间的“居所”,而是一个与古代昆仑山信仰密切相关的、与天相接的神仙世界。这里的门阙,即是那个神仙世界的入口。

图15 四川南溪一号石棺双阙(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3)

图16 四川泸州一号石棺前挡双阙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58)

图17 四川郫县二号石棺西王母(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86)

许多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资料,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传说中的这个世界的特征与性质。先秦文献《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有“天门”一目,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36]东汉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这样描述这个神异世界:“昆仑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37]晋人《博物志》和《拾遗记》,进一步提到这个世界的属性,甚至涉及其空间结构乃至其入口:“昆仑山……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38]“(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39]西王母,即是这个世界里的主神,因相关记载与讨论很多,这里不再详述。[40]

从文献返回到图像,我们会更清晰地意识到:上述四川地区的石棺画像,不仅有些前挡部位的门阙图像暗示出与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的联系,石棺侧挡乃至后挡的画像内容,实际上也多是对西王母所在的那个不死世界的具体描绘。根据罗二虎先生的归纳,四川东汉石棺画像的内容,约可分为“仙境与升仙”和“驱鬼镇墓”两大类别,其中尤以“仙境与升仙”内容为主导,与这一大的内容类别密切相关的子内容,又可细分为神仙仙境、升仙、墓主生活(社会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等类。[41]以合江四号石棺画像为例,虽说其前挡只刻出一对门阙,可是其左右边挡,却一边刻一架车马载着主人驶向一栋楼宇建筑,建筑的旁侧有坐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图18);另一边则刻有蟾蜍、熊罴、九尾狐、三足乌(或为西王母之三青鸟)等仙界灵兽(图19);后挡刻手托日轮、月轮的伏羲与女娲(图20)。[42]可以说,整个四川地区的东汉石棺,虽然在具体画像内容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对与西王母有关的“仙境与升仙”内容的表现,却是普遍到随处可见。

图18 四川合江四号石棺侧挡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36)

图19 四川合江四号石棺侧挡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37)

图20 四川合江四号石棺后挡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图138)

同样是表现西王母所在的神仙世界,陕北地区的东汉墓门画像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垂直结构;而四川地区的东汉石棺画像则采取了一种从前到后的水平结构——基本上都是将门阙刻在前挡,将死者期望去往的仙境刻在两个边挡,将象征天界和阴阳两大宇宙元素的日、月以及伏羲、女娲刻在后挡,以此图像程序来暗示门阙之内的那个仙境是与天相接的。由此可见,四川东汉石棺画像,无论其图像内容、图像结构还是图像的主题及其表达的含义,都与陕北东汉墓门画像大同小异,并无二致。

图21 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三号石棺右侧挡画像

鬼头山三号石棺的“天门”榜题,不仅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类门阙图像的空间指向,同时也将我们的视线引向20世纪80年代在巫山东汉墓出土的十余件鎏金铜牌饰材料——其中即有不少是明确刻有“天门”字样的。[44]如,重庆市巫山县土城坡南东井坎一座东汉中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牌饰,其上半部雕刻端坐于龙虎宝座上的西王母,周围有蟾蜍以及其他天界灵兽,下半部雕刻一对阙楼,阙楼中间有一刻有“天门”二字的“人”字形屋顶,其下有一男性墓主拱手而坐,屋顶上方和阙楼周围还有九尾狐、千秋万岁等瑞兽神鸟以及灵芝和云气纹(图22);同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铜牌饰,其图像的内容及其结构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略去了上半部的西王母,而以一朱雀图像取而代之;出土于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的两件带有“天门”铭文的铜牌饰(图23-a、b),分别刻坐在双阙中间的一男一女,男性头戴武弁冠,女性头梳卷云状双髻,皆是一副世俗中人的形象,当系表现升入天门的男女墓主无疑。[45]这两件作品中亦不见西王母,其余图像则与前者几乎完全相同。[46]

图22 重庆巫山土城坡南东井坎汉墓铜饰牌(东汉中晚期)

图23-a 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汉墓铜饰牌(男)

图23-b 巫山县江东嘴小沟子汉墓铜饰牌(女)

赵殿增、袁曙光先生曾注意到,发现于巫山一带的几枚铜牌“多出在墓室一侧,每座墓1—2块,铜牌周围有木棺残痕,初步分析它是装在木棺前端正中的饰件,具有特殊的意义”[47]。由此可知,发现于三峡地区巫山一带的这类表现死者升入“天门”的铜牌饰,其装饰部位及其表现的主题,与川西、川南以及重庆地区的石棺画像基本一致,可见四川东汉石棺画像的确反映了当时人的天门崇拜。

然而在四川,这类有“天门”榜题的门阙画像,不只见于石棺和木棺上的铜牌饰,同时也见于墓门的周围。如位于长宁县飞泉乡保民村的七个洞4号崖墓,其墓门外的甬道两侧,即刻有简略的双阙图像,其中一阙内有“玄武”符号和一身着长裙的人像,阙旁还另外刻有一身着长裙、头戴“山”形冠的人像,该人像的下方就刻着“赵是(氏)天门”四个字(图24)。[48]等于是在强调说,这里的墓门,就是赵氏(死者)个人的升天之门。

图24 四川长宁七个洞4号崖墓门外画像(采自《汉代画像石棺》,第102页)

墓门旁侧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门阙图像尚且表示“天门”,据此估计,陕北东汉墓那些明显表现天的结构和天上事物的墓门画像,无疑更加符合汉代人想象中的天门了。如此,陕北汉墓门楣石上时有出现的那些以描绘双阙之内墓主夫妇堂中合坐为中心的画像(图25),岂不也是在强调墓主夫妇正是天门里面的主人?

图25 出土于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的东汉墓门楣石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