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竞争性去单位模式下的城市空间变革是在原来的模式中引入市场竞争并在政府的推动下发生的,竞争性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总体而言,单位模式下僵化的城市空间随着城市、企业和居民自主性的增强,主要以市场机制为原则,突破了原来封闭、分割的空间模式,向整个城市甚至更大的空间扩张和互动。......
2023-07-22
1)城市居民作为单位模式下的劳动者
单位模式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化赶超战略中一系列具体制度实施的结果。在这一城市总体的发展模式中,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都通过所属单位嵌入整个制度体系,从而成为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从功能的角度看,“单位人”是整个发展体系的劳动力供给者,在其中参与生产、推动工业化快速实现。在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劳动者的消费就转化为生产的成本。因此,工业化赶超的战略自然就会形成多劳动、少消耗的总体定位。具体而言,劳动者要对国家倡导的理念有崇高的信仰,并通过自身的实际劳动为之作出贡献。个人的价值将在这一过程中最大化实现;而个人的、生活的、享受的则是不被这一体系所接受的,因而是被批判的。
1953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对青年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对干部的总体要求是“又红又专”。在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要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③,同时“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④。他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要“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⑤。这些对居民的要求虽然角度和内容多样,但都离不开国家现代化对劳动者的核心需求。
2)城市居民作为去单位模式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在去单位模式下,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对居民的要求已显著不同,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日益淡化。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思想上⑥。不过,来自经济领域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具体和复杂。首先,出于经济增长的考虑,降低劳动力成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城市居民的增量中,即大量的非户籍常住居民中。据统计,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3%,两者相差17.3个百分点,与其对应的主要群体是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⑦。对城市来说,户籍的转换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大量福利,这对仅限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来说显然是发展模式的“负担”。这部分群体构成了去单位模式中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但却具有明显的“透支”特点[430]。这样,这部分群体就构成了去单位模式中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者。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从整体上告别短缺经济,为应对经济危机及出口不利的影响,鼓励消费成为了重要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1998年前后有着明显的体现。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商品紧缺现象已经根本改观了”⑧,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导致的下岗增多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扩大内需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包括提高收入、发放信贷以及调整节假日安排等等[431]。在中国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于201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拓展发展动力的第一部分将促进消费升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随着单位向市场主体的转变,以广告为重要载体的消费文化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在居民消费提升的背景下,住房、汽车等大宗物品的消费以及旅游、信息等日常消费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居民被塑造为消费者参与整个体系的运行,多消费、加速资本的循环成为其重要的角色定位。
虽然单位模式下和去单位模式下,城市居民在具体的角色定位上有显著的差别,但在逻辑上却是非常的一致。单位模式和去单位模式虽然在实现手段上有所差别,但在目标上都是“物化”的,即工业化的产品生产和经济增长。换言之,在这两个模式中,城市居民都不是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而只是实现目标的某种要素。在这样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中,城市居民处于被动支配的地位,作为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对立面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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