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反思：单位模式的反思与新目标确立的深度分析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从意识形态化到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再认识对思想上“左”倾的扭转来自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一观念是对单位体制下平均主义思想的彻底颠覆，从而让平等观念摆脱了平均主义的束缚。3）国内基础条件的务实判断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量化对中国国内另一个重要认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用主义的态度进一步反映到了一系列“量化”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中。

1）单位模式下的经济发展再努力

其实，对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存在，学术界的顾准和孙冶方属于很早对此进行思考的学者，都认为国营企业应该是自主逐利的经济实体。前者在1956年强调市场和商品的重要性，结果被打成“右派”[372]；后者强调了国营企业缺乏自主权，后被贴上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4]。而在高层领导内有陈云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⑩的思想，但被弃用。

当然，对中国城市发展转型最重要的反思和行动始于“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虽然1976年随着“文革”结束，“四人帮”及其影响成为历史，政府将精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并最终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当时思想上继续着“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左”倾错误，集中表现为急于求成的《十年规划纲要》⑪和“洋跃进”；但这些行为是在当时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强行推进的，因此很快就导致了比例失调、战线太长等问题，在1979年4月被终止[373]。

2）从意识形态化到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再认识

对思想上“左”倾的扭转来自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转向实用主义的标志。此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得到实施，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而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胡乔木的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向前推进了实用主义，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⑫的精神的体现。

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对巧妙处理经济发展中性质的争论具有重要作用，后者一直伴随着去单位化的整个过程。虽然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但意识形态影响的扭转绝非易事，尤其是在1980年代，如1981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将个体经济视为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但拥有8名及以上雇员的私营企业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违法行为，到1990年代才转变为“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的三不政策[4]。而199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和1991年4月20日《当代思潮》发表的《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更是对市场经济和商品概念的质疑。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对实用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有力支持，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⑬而在民间流行的则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但最理论化的表达则是“三个有利于”⑭标准的提出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摆脱意识形态困扰的另一个表现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早在1978年12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观念是对单位体制下平均主义思想的彻底颠覆，从而让平等观念摆脱了平均主义的束缚。

3）国内基础条件的务实判断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量化

对中国国内另一个重要认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即：“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这一认识是对“大跃进”“赶英超美”和“洋跃进”等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和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等心态比较彻底的否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⑮的论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用主义的态度进一步反映到了一系列“量化”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中。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时提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后来，解释到小康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种经济发展“指标化”的目标后来又形成影响深远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些认识上的变化奠定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城市制度基础。

国内反思：单位模式的反思与新目标确立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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