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认知：理解资本主义在改变的国际环境中的新形态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大跃进”及“文革”初期，中国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的判断及处理方式受“左”倾思想严重影响。而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为以后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基础性的判断促进了备战心理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这些亲眼所见之事是中国重新审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当然，引起知识体系重构的另一方面是“文革”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及其导致的反思。

1）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大跃进”及“文革”初期，中国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的判断及处理方式受“左”倾思想严重影响。在政治关系方面，一度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优势”，并提出了反对“帝、修、反”的口号以及全面出击[370]；而随着美苏对峙的变化及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压力，中美关系松动，并于1972年建交，从而带动了一系列新外交关系的确立[288]。在1973年，毛泽东则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①。而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为以后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邓小平在1980年1月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②；1985年3月4日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1987年5月又表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④。这一基础性的判断促进了备战心理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2）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认可

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同样受到了“文革”的严重影响，认为“万事不求人”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气节”和“尊严”，这导致了国门的关闭，如对1970年代初引进西方国家成套设备的行为⑤则被视为“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崇洋媚外”⑥[371]。但正是这段时间，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邓小平曾指出：“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⑦而1978年的大量出访⑧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差距所在，也获得了很多实质性的收获，如获得港澳关于设立经济贸易特区的建议[4]。邓小平在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当他坐完日本新干线时，颇有感慨地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这些亲眼所见之事是中国重新审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中国的外交也变得更加务实，逐渐摆脱了“敌、我、友”那种简单的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影响[370]。上述政治和经济认识的变化为后来中国经济引入市场机制、走向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等就自然成为了这种趋势的应有之意，即，“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⑨。当然，引起知识体系重构的另一方面是“文革”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及其导致的反思。

国际认知：理解资本主义在改变的国际环境中的新形态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