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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动空间组织的统筹处理的分析

【摘要】:在单位模式下,政府充当全能的角色,城市活动系统的不同部分都处于其管理范围之内。从空间来看,在政府统筹城市不同类型的活动过程中,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生产与消费的整合统筹,集中表现为职住接近的空间安排;二是生活消费的多重统筹,集中表现为生活设施的全面配套和土地混合利用。对空间来说,这种观念直接面对的是其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是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生产的结果。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生产领域涉及不同的产业、企业,在消费领域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单位模式下,政府充当全能的角色,城市活动系统的不同部分都处于其管理范围之内。因此,政府的总体目标虽然是单一的,但其需要协调和调动所有的因素,以更快地推进工业化。从空间来看,在政府统筹城市不同类型的活动过程中,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生产与消费的整合统筹,集中表现为职住接近的空间安排;二是生活消费的多重统筹,集中表现为生活设施的全面配套和土地混合利用。后者也是政府“包下来”思想的延续,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关系[95]。对空间来说,这种观念直接面对的是其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是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生产的结果。这就为生产和生活创造了便利,从而有利于城市系统的运行。

有学者认为职住接近(合一)的形成与苏联社会浓缩器的设计思想有关,即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区影响居民的生活,从而实现居民主体性的塑造[92]。但国内规划人员的分析多以实用主义的效益来考虑,如194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思成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指出:“工作地距离住宅不宜太远,以避免时间、精力、金钱的耗费;避免造成街上车辆之拥挤和车内乘客之拥挤”。1952年,华揽洪和陈占祥分别组织的两个规划方案都主张:“工厂区适当分散,住宅靠近工作地点又与中心区接近,保证生活方便与中心区繁荣。”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大部分住宅都是由单位为职工建设的,做到了大多数离单位很近,从而基本实现了职住接近和近距离通勤[348]。职住接近反映在通勤方式上是自行车和步行的高比重,并且作为一种空间安排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65]

居民生活消费的统筹主要通过多样化的设施供给来实现。就设施功能而言,一般包括居住、就餐、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等,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对级别较高、能获取更多资源的单位而言。生活区设施的多样性和土地利用的混合性无论是在早期的工人新村、后来的周边式街坊还是再到后期的住宅小区都有所体现。以北京幸福村为例,小区中的设施除住房外,还有教育设施、活动室、食堂、商业中心、诊所、洗衣房、车库、运动场等等[348]。其他单位居住区与此类似,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在单位大院内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了[180]。这样,居民就可以在居住地点很近的范围内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多样化设施。虽然设施水平有限,但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这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却有着先天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