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5.3.1空间符号价值彰显社会主义特色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单体空间与建筑中的社会主义符号“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今天的建筑，必然要正确地反映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政治气氛和思想内容，符合我们时代总的精神面貌，给我们这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以精神上的鼓舞。”除上述具有全市甚至全国意义的公共空间与建筑外，社会主义的符号价值还体现在普通的建筑单体及建筑的细部。此外，标语也是空间符号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涵义表达。

1）单体空间与建筑中的社会主义符号

“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今天的建筑，必然要正确地反映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政治气氛和思想内容，符合我们时代总的精神面貌，给我们这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以精神上的鼓舞。”[324]这段话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模式下建筑与空间设计所承担的符号性任务。本书具体内容的分析将从较大尺度的公共空间及公共建筑和较小尺度的建筑细部来展开。

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是表达城市社会主义、集体力量、无产阶级政权等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具体通过对称、轴线、宏大等手法体现，而对历史遗留的显示封建时代王权至上和阶级压迫的空间要进行批评和改造[323]。这种手法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城市空间中通过广场、宏大建筑、轴线等得到表达，并对中国的城市空间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325]。单位模式研究中的公共空间以广场为代表，以天安门广场为案例说明。

天安门广场原是紫禁城前T形封闭的宫廷广场。1958年因准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家提出建设一批公共建筑①，其中将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人民大会堂一起考虑。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定位为重要的集会场所。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最喜爱的地方，周恩来总理指出天安门广场改建后将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最大的广场[326]，要求能够容纳100万人的集会。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经过了多重方案的讨论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审查，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方案得以实施。改建之后，规模雄伟、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m，南北长860m。西侧是象征人民至高无上权力的大会堂，东侧是展现人民才是历史创造动力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327]。天安门广场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这样就使紫禁城在城市的总体格局中退居次要的地位，象征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328]与广场一体的长安街的改造适应了阅兵、游行和集会等的政治需求，结合交通量和可能的战争需要，宽度定为120m，形式采用中间没有绿化隔离的“一块板”[329]。与天安门广场道理相同，“人民广场”是很多城市都有的公共空间，而且大多位于城市的繁华地段，如长春的人民广场是新中国成立后将斯大林广场更换名称的结果，上海的人民广场是由原来的跑马厅改建而来。另外，像位于兰州和长沙等城市的东方红广场同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

在北京的十大公共建筑中，人民大会堂建设之初就要求外部建筑形象反映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体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具有扭转乾坤、振兴祖国的英雄气概[330]北京展览馆、军事博物馆、上海展览中心等斯大林式建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用来赞美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秩序[323]。这与通过纪念性的和宏伟的建筑来表达社会主义政权的斯大林主义[92]的做法是一致的。城市广场与公共建筑作为具有城市甚至更大尺度影响范围的空间形式，充分地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符号价值。

除上述具有全市甚至全国意义的公共空间与建筑外，社会主义的符号价值还体现在普通的建筑单体及建筑的细部。建筑设计思想中“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提高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民族古典主义的建筑被宣扬为社会主义形式的建筑，用来抵制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建筑形式[331]。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现代主义建筑被认为代表着资产阶级审美情趣而受到批判[312]。苏联专家穆欣等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而上海的西洋建筑太多导致了苏联专家维拉索夫的“看见上海就愤怒”[332]。民族形式主要有古典式（以古代的官式建筑为基本模范，在新的功能、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建设条件下，探索民族形式的创作模式）、民族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古代民族建筑的屋顶或其他建筑构件和符号，在新条件下加以改造使用）和地域式（从不同地区的民间建筑形式吸取灵感，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三种类型[331]。古典式以大屋顶最具代表性，是传统大屋顶与苏式立面构图的解决办法，但这种表现方法还未在全国推广就被批判。毛泽东评价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332]当然对大屋顶批判的还有随后的“反浪费运动”，认为这是盲目地追求“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②。这样，大屋顶很快就停止了实践。

再者，在建筑物的细部装饰中也有社会主义符号价值的体现，如代表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和平鸽和代表革命意义的红星的运用[333]。雕塑是另外一种更直接体现符号价值的建筑形态，其中又以毛泽东的雕像最具代表性。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创建的核心领导人，被喻为“红太阳”“大救星”，其雕像从城市到乡村都有广泛的分布。在意识形态化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雕像成为了彰显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等意识的最好形式。此外，标语也是空间符号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涵义表达。

2）空间规划与设计中的社会主义符号

在苏联意识形态化的空间设计强烈影响中国之前，欧美的规划思想已经影响并在中国的规划实践中发挥了作用[334]。抛开1949年之前的规划不说，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存在，如邻里思想在上海工人新村中的应用[335]。随着苏联意识形态化影响的到来，周边式街坊成为住宅区规划的重要手法。这种来自欧洲的居住区形式在布局上一般有强烈的轴线，建筑沿街道走向布置，住宅有南北走向，也有东西走向，服务性公共建筑位于居住区中心，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秩序感（图5.3）。周边式街坊的设计产生了许多东西向的住宅，加上严肃的气氛等因素不适合居住，在后来对学习苏联的反思中逐渐受到冷落。

另一个具有强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规划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不仅被看作是推进公有制和农村生产的形式，还被视作实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336]。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左”倾和“大跃进”的背景中产生并推动实施的[337]，到当年年底， 99％的农户都成为了公社社员[338]。人民公社在生产和生活管理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一般以乡为单位，形成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一体的社会组织，管理上分公社管委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这种模式展现到空间中就形成了按农业类型、居民点规模和生产半径划分的工区[339]。在居民点的规划中包括了大量的公共和福利设施。以青浦县红旗人民公社小曹港居民点规划方案1为例，方案中包括食堂、幼儿园、俱乐部、保健站、练武场等多种设施（图5.4）[340]。

图5.3 周边式街坊的空间设计

出于更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发展，解放妇女参加劳动以及组织人民生活，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等目的，人民公社在城市得到推广[341]，使其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③。到1960年5月，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1 039个人民公社，人口达3 900余万，占城市总人口的55.6％，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达9万多个，服务站10万多个，公共食堂9.2万个，托儿所9.5万个[338]。城市人民公社有的依托街道，有的依托企业、机关和学校组建。由于强调生产与生活结合、工农兵学商结合以及生活集体化，在很多居住区中增加了生产功能，有些增加了会议室甚至练兵场。生活方面的公共食堂、服务站等设施也得到建设。以沈阳市北关区红旗人民公社为例，在公社内部规划了分散的工业、食堂、幼儿园、练兵场等设施，并对住宅标准化和每户独立厨房的设计提出革新[342]。

图5.4 青浦县红旗人民公社小曹港居民点规划方案1

3）旧城空间改造中的社会主义符号

除新建城市外，城市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要面对如何对待旧城空间的问题。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城市发展与旧城整体空间和城市发展与旧城局部空间两种类型。处理城市尺度的关系基本为两种方法，即在原来空间的基础上改造并继续扩张和在旧城附近开辟新的城市空间。第一种类型最为常见，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大连市等皆如此，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在空间中的叠加与聚合。当然，选择这种方式也不是随意的。以北京为例，就存在关于行政中心位置的两种不同的意见④[329] （图5.5），且经过反复的争论。苏联专家设计方案的理由是经济和美观；而梁陈方案被指责与“一边倒”的方针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332]。当然，最终的决策权在中央，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意见后毛泽东就明确了下来。

图5.5 北京市规划方案对比

对于城市发展与旧城局部空间的关系则直接涉及保护与更新的关系。早在1948年，解放军就委托梁思成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50年又先后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为保护古文物建筑办法》来保护城市历史和空间遗产。虽然城市新的发展与城市原有空间发生矛盾不可避免，也不能因为是旧的东西就一定要保护；但在单位模式下，关于旧城空间的保护与更新上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就拿很多城市存在的城墙来说，它们往往被视作城市发展的束缚。例如1946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文《解放后的东明城》：“东明城解放后经过两万多市民的突击努力，仅三天的功夫，就把城墙平毁了。市民们高呼：‘再也不叫你监禁我们了！’”而北京的城墙同样面临这样的生存环境。对此，梁陈方案提出了将城墙建成人民公园，底部按交通需求开辟城门。不过随着“左”倾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强烈。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出‘城墙’这个障碍物”，“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同年的《北京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表述：“对北京的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334]毛泽东在1958年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43]。总之，无论是在城市尺度还是城市内部的局部，解除束缚、彰显社会主义胜利在旧城更新中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

应用5.3.1空间符号价值彰显社会主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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