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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模式:工业化助力战略的空间化实施

【摘要】:为了管控生产和生活,政府以计划指令和原则标准的形式将单位的日常运行嵌入政府的发展设计之中,而单位则向政府上缴利润、提供工业产品,即工业化战略的具体成果。城市空间则内嵌于这一整体性的体系,在工业化战略中被生产出来。当然,其除了以单位组织空间生产这一主要形式展现外,还存在城市政府负责的空间,尤其是广场、车站、体育馆等公共空间。

单位模式形成的目标指向在于集中资源实施工业化的赶超战略[321],并就此形成全能主义政府主导下以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组织生产、管理社会的发展模式。单位模式下城市空间的生产正是其结果,空间是整个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图5.2)。具体来说,为集中使用资源和重点突破,政府依托项目推动工业化进程,投资也依此展开,并形成具体的单位[92]。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资金配套、招工分配为单位准备生产要素,并通过土地划拨和规划设计将项目“落地”,实现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关于厂外设施建设,国家计委在1954年10月作出了《关于厂外工厂投资划分的规定》,对专用线、站场、供电供热、市政工程、公用事业、住宅等都有明确规定:凡是工业企业专用的,由工业企业投资;地区和全市性的,分别由相关部门投资[322]。在具体项目建设的同时,空间的符号借助规划设计也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这样,城市规划与设计就成为了落实计划需求的空间工具[323]和相应符号得以空间化的通道。

图5.2 单位模式下的城市空间生产组织

为了配套单位的生产,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在项目资金的配置中包含了用于职工生活设施建设的资金,从而形成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同步建设的安排。这种情况在缺乏配套的郊区更加明显。在1956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了单位的生活区要同步选址和及早规划,生活区的建设也由单位负责。这种背景下,以单位为基本模块进行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建设模式便形成了,进而导致了单位空间的自我完备和在城市空间中的独立性。以北京市京棉二厂为例,建厂之时就同步配套了较为全面的生活设施,形成了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基本格局[187]。为了管控生产和生活,政府以计划指令和原则标准的形式将单位的日常运行嵌入政府的发展设计之中,而单位则向政府上缴利润、提供工业产品,即工业化战略的具体成果。对于已经存在的生产企业而言,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和改造(私人资本企业)的方式实现向单位型企业的转变。经过没收和改造的企业同样纳入政府的发展计划中,并在空间上进行了相应的转变,尤其是增加或新建生活服务设施。

在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下,单位成员通过招工和分配的形式进入单位,在那里不仅获得稳定的就业,还可以使用其全面的生活设施。对于没收和改造企业的职工,在稳定和发展生产的原则下,继续留用。作为回馈,单位成员为产品生产提供劳动力,同时接受国家依托单位的全面管理。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的层层制约和个人—单位—政府的层层依赖。城市空间则内嵌于这一整体性的体系,在工业化战略中被生产出来。单位模式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本质是国家以计划的形式,通过具体项目实现生产要素在空间中的组合,并对其运行过程进行具体的管理。从物质生产和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空间在这里是作为生产要素集合和生活活动发生的场所而发挥作用的,体现的是空间的使用价值。

符号价值则是在空间使用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形态、结构等展现出来的。因此,空间符号在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中都会展现出来。当然,其除了以单位组织空间生产这一主要形式展现外,还存在城市政府负责的空间,尤其是广场、车站、体育馆等公共空间。这些空间由于其面向更多的生产和消费群体,符号价值往往有更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