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设计性制度的快速演变：制度的形成过程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许多制度的初始设计并不是针对想象的单位模式而形成的，如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城市就业压力、社会稳定和流动人口的控制有关，而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危机直接相关。对制度的形成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工作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和向苏联学习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权力部门主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开始。而且，统购统销、土地无偿使用制度、公有住房的原则、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都逐步确立。

前述部分从系统的角度揭示了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运行的逻辑，但须明确的是，其形成并非是一个系统设计的结果[287]，而是随着相关制度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而逐步形成的。同时，许多制度的初始设计并不是针对想象的单位模式而形成的，如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城市就业压力、社会稳定和流动人口的控制有关，而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危机直接相关。

从过程来讲，单位模式下的城市制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开端及后期的“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历史阶段。这些阶段的背后蕴含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已有研究多关注这一系列过程的不同阶段，这里将其连接，并与前述具体制度的探讨结合，来分析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形成与调整过程。

根据不同具体制度的确立过程和城市发展的阶段，并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形成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包括孕育阶段（1921—1949）、准备阶段（1949—1953）、形成阶段（1953—1958）、调整阶段（1958—1966）和成熟阶段（1966—1978）（图4.8）。虽然与单位相关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欧洲的乌托邦实践[92]，但国内最直接的实践可以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算起。从这一时间开始，制度的孕育阶段一直延续到1949年。这一阶段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以及革命实践，并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其中1948年东北的解放及开始的城市管理和建设实践，对其他地区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96]。同时，1948年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年份，对于同一财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949—1953年是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准备阶段。总体而言，该阶段是国内城市经济及社会稳定和恢复的时期。对制度的形成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工作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和向苏联学习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权力部门主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开始。朝鲜战争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则加速了（重）工业化发展的心态。此外，劳动保险、工资改革等都具有基础作用。

1953—1958年是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形成阶段，也是城市发展模式向单位模式转变的最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下来，“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启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且，统购统销、土地无偿使用制度、公有住房的原则、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都逐步确立。正是在这些制度快速形成的基础上，形成了单位模式下城市制度的框架结构。

1958—1966年是制度的调整阶段。在这一时期，国际方面中苏关系破裂和越战升级，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快速工业化，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心态，还导致“三线建设”之下从全国层面改变了单位的布局。对国内来说，经历了“大跃进”、调整以及“反右”的扩大，并为“文革”做了铺垫。同时，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经历了权力下放和回收的调整，体制更加政治化。

1966—1978年是制度的成熟阶段。“文革”时期对官僚体系的破坏使得单位更加独立[99]，而奖金和福利制度的调整使得收入更加平均，单位福利共同体也逐步形成。同时，集中的权力再次下放。另外，“文革”严重的“左”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让整个经济社会陷入混乱。1976年“文革”结束后，进入拨乱反正阶段，重新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心任务。同时，为了调整混乱的局面，对下放的权力再次集中。而单位模式革命性的变革始于1978年开启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

非设计性制度的快速演变：制度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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