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物质重精神的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安排

1）低水平、平均化的工资制度

单位模式下的工资制度是在旧中国工资制度基础上调整、改革逐渐形成的，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工资调整、第一次工资改革、第二次工资改革、曲折反复以及严重破坏等发展阶段[311]。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指出，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暂时一律照旧支薪，操作过程中原薪折成实物进行发放。1950年召开的全国工资准备会议决定“工资分”作为全国统一的工资计算单位。1951—1953年，各大行政区先后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建立了企业工人工资等级制度，其中一项内容为确定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今年七月起全部实行工资制待遇问题的通知》，自此结束了供给制的历史使命。1956年7月发布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等文件，第二次工资改革开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全部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采用八级工资制度（表4.4）。国家通过第二次工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职工工资标准，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工资的基本模式。到1965年，国家依据《关于改革现行职工工资标准的初步方案及进行试点的建议》，开始了被称作“一条龙”方案的工资改革，主要内容是进一步统一全国各行业的工资标准。

表4.4 1956年沈阳市部分产业工人工资标准表（单位：元）

全国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的确立为国家调控居民消费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国家调整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在以快速工业化为目标的总体格局下，“先生产、后生活”的总体原则得以形成，并进一步形成了以低水平为特征的工资制度安排，如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工资准备会议就确定了“照顾国家财政经济能力，不能过多增加国家负担”的改革原则[311]。“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则强调：“应该首先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的建设，⋯⋯没有今天的刻苦建设，就不可能有将来更加幸福的生活。那种认为可以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下子把人民生活提得很高的想法和做法，是纯粹的幻想，是错误的。”此外，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平等的意识形态有关。

2）集中管控、投入不足的住房制度

在单位模式下，住房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一种基本的福利纳入“再分配”系统中的[242]，但由于住房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在此单独说明。在住房存量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允许多种形式的房产交易，政府只收取契税，这在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中被明确。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1956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据此，国家通过付给房主租金对私房进行改造。1960年代初还发布了《关于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联合通知》等文件，继续对私房进行改造。而在公有住房管理方面，早在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就颁发了《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设立了城市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公房管理处，统一管理分配城市中一切公有住房。这种直管公房大部分来源于没收的私有房产，是对住房存量的管理和配置。

在增量方面，主要依托单位展开建设和分配，并直接导致了单位办社会的形成。这部分住房称为自管公房。1956年5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在新建的工业城市和工人镇选择工业企业厂址的时候，应该同时确定住宅区的位置，及早进行规划”。在新区建设中，规定新建厂区及生活区内和区外专用的基础设施、道路房屋建设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此外的公共使用的基础设施、道路与服务由地方政府投资建设[312]。1978年前，90％的住房由政府直接投资，到1978年74.8％的城市住房是公有住房，由市政当局或单位来管理[313]。在1970年代初，企业集体福利基金成为职工住宅的重要来源，并且逐渐取代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强化了单位的独立性和单位社会及福利共同体的形成。

单位模式下住房的投资属于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整体比重偏低。从过程来说，“一五”时期保持在10％左右，但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一下子降低到3％左右。调整巩固时期比重有所提高，但实际投资额低于“一五”时期。“文革”时期在“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下，住房投资额的比重维持在5％左右。以上海市为例，从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以前，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4m2，基本没有变化（图4.4）。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人均住房面积从1949年的4.5m2降至3.6m2[314]。

图4.4 单位模式下上海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变化

另一方面，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了“以租养房”的政策，但实践中的低房租导致住房存量的维护陷入困境。1955年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机关干部住房每平方米的租金只有0.12元。尽管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必须适当提高职工住房的收费标准⋯⋯房租一般每平方米每月0.25元”，但随着“大跃进”的开始，降租之风开始蔓延，一直持续到1979年国家城建总局发出《关于重申制止降低公有住宅租金标准的通知》[315]。

通过对存量住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增量住房的国家控制，政府基本掌握了城市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居民对单位进而对国家的依赖。国家对住房消费的控制与对工资的控制一样调节了经济发展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3）全面、基础性的单位福利制度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框架[316]。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成为1978年之前企业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遗嘱等项目。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制度始于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并与企业职工的退休制度长期并行。其中公费医疗始于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此外，还有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5年的《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期规定的通知》、1956年的《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办法》等一系列有关福利的政策制度。

支出方面，1953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规定国营企业按工资总额的2.5％提取工会经费、福利补助金和奖励基金，1954年合并为福利费。在这种模式下，职工福利表现出按比例缴纳、社会统筹的特点。但1969年2月财政部发出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将具有社会统筹性质的劳动保险变为企业自身负责的单位保险。职工福利金则根据同年11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做好1969年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将奖励基金、福利费和医药卫生费合并为职工集体福利基金，一律提取工资总额的11％。同时，在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被批判后，为了保证工人收入不降低，将原来的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平均发给职工，结果使得平均主义更加盛行。调整之后，单位作为福利共同体逐渐形成[99]。

单位体制下的福利涵盖面非常广泛。华尔德在对天津市单位组织提供的福利状况的研究中曾经列举了20项单位向职工提供的福利项目，包括：食堂、浴室、卫生室、互助会、阅览室、哺乳室、照料子女、文化室、休假旅游、买自行车、家庭援助、小百货店、购买食品、托儿所、运动队、运动场、理发室、购买住房用品、免费公共汽车和购买电影等；并且发现随着单位规模等级的提高所拥有的福利设施种类逐渐增多[303]。根据单位福利的功能，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即：生活福利设施，如食堂和浴室；医疗类设施，如卫生室和医院；文化体育类设施，如文化室和幼儿园；福利补贴，如带薪探亲、冬季取暖补助、上下班交通补助和生活困难补助。

总体而言，单位福利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以非商品的形式和平均主义的方式向个人及家庭提供；②单位福利制度的实施是各单位在国家的统一要求下分别展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单位之间差别较大[303]③单位福利建立在单位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附关系之上，只有本单位的职工才能享受本单位的福利，脱离单位后，相应的福利也随之消失；④单位福利在单位之间相互分离，因而不管单位规模如何，往往具有“大而全”“小而全”的特征；⑤单位模式下的福利基本停留在基础性的层次上，大都为生活所需，较少涉及高档的、享受型的福利供给。

4）注重精神导向的文化宣传制度

文化宣传包括了媒体、书籍出版、艺术表演等多个方面。相关主体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一样经历了公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了前苏联经验的影响，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文化宣传工作的继承[317]。中宣部是文化宣传工作的最高领导部门，相关机构还有文化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以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等。

1949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省、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机构的决定》明确了文化行政机构的职责，并将其列入政府机构序列。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了出版总署是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1952年和1954年文化部分别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旨在加强对剧团的管理，并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1954年政务院批准了《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和1954年方针任务的报告》，规定当年的方针任务是整顿、巩固和有重点地发展国营和地方国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加强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的适合主义改造。在电影领域，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为最高领导机构，并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

文化宣传领域公有制的实现使其成为服务于计划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党的领导是实现其任务的重要保障。在1948年毛泽东针对宣传中的问题就指出：“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打样看一遍，改正错误的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文化宣传的原则及方法则是其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服务的具体化。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党性原则，即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服从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318]毛泽东早在1929年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要“要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在宣传工作中，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是根本任务，从形式来说不仅要有党内宣传，还要有通俗宣传[319]。另外，文化宣传要走群众路线，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318]。关于宣传工作的基本内容，刘少奇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二是党的中心工作和时事政策的宣传[320]。在这样的体制与内容约束下，文化宣传不仅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系中，而且成为了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力工具，在实践效果上还应对了物质激励不足的问题。

5）单位办社会的总体消费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单位模式下的职工通过所在单位获得与其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资源，从有形的住房和多样的生活、教育及娱乐设施到无形的福利、补贴以及保险。对职工来说，单位对其负有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并基于此形成了以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共同体[108]。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生产性城市及工业化积累压抑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单位福利的形成，从而形成一种内部循环。当然，从实质上来说，单位办社会是国家办社会，因为单位福利的实际出资人是国家，福利的类型及标准的制定同样来自国家。同时，企业的盈亏与福利几乎无关，亏损企业可以通过拨款来实现单位福利。

单位办社会的情况还可以通过组织机构显示出来。以昆明卷烟厂为例，该企业共设科室部门数十个（图4.5），不仅有组织单位生产的党政办公室和直接为生产一线服务的动力科、质检科等部门，还有为职工提供生活服务的学校、医院生活服务公司、职工医院以及为离退休职工提供服务的离退休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我们可以看出，昆明卷烟厂的机构设置涵盖了生产、生活、人事、教育、医疗、宣传、保卫等方方面面，是单位办社会的典型例子。

在单位模式下，单位成员不仅从所在单位获得工资收入，还使用着单位提供的住房及其他各类型的生活设施；不仅接受所在单位对日常生活的管理和服务，还参与并消费着单位组织和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和内容。可以说，单位将职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其中，形成了完整的单位办社会模式。这样的组织模式进一步奠定了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空间组织及相应的居民心理感受。

图4.5 昆明卷烟厂1990年代的机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