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构引发的多重问题：深度分析与解决方案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另外，居住空间分异和交通出行方式的差异进一步表现为可达性与空间活动范围的社会分异，并进一步形成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群体分异。5）生活方式转变与健康问题随着城市空间重构，居民居住、就业、购物及休闲空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与组合，与出行和居民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问题开始出现。另外，空间污染及室外暴露等也是与当前城市发展相关的重要健康问题。对居民来说，城市空间结构重构导致的

1）城市空间蔓延与土地资源大量消耗

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在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蔓延现象开始出现[50]。土地市场、税收制度变革导致的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意愿以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分权、产业结构升级、交通条件改善、国内外投资、新住房消费等是导致蔓延和郊区化出现的主要因素[51-52]。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耕地使用的非农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对中国这样粮食安全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家来说，必须重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地矛盾[53]。从数量来看，我国耕地从1979年到1999年，每年减少26.3万hm2而2000年以来有所加速，1999年到2003年，每年减少145.1万hm2[54]。

这一情况反映到城市中，就是人均用地面积的增加。1990年代以来，城市人均占地很快达到了110—130m2的水平，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发达国家的水平[55]。这种“冒进”型的发展，势必给长远的城市发展埋下隐患。

2）空间错位、通勤时间延长及碳排放的增加

随着单位制解体以及郊区化的发展，以单位大院为基础的职住接近的空间模式日益消解，职住分离和空间错位开始出现[56]，不仅表现在郊区与内城区之间，还表现在内城区内部[57]。但整体而言，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在某些重点建设的郊区大型居住区[58-59]。以北京市的天通苑和回龙观为例，居民搬迁前后上班平均距离从7.51km增至11.95km[60]。平均而言，北京市居民的出行距离从2000年到2005年增长了13％[61]。从住房类型来说，职住分离从低到高依次是单位社区、胡同社区、新建商品房社区、政策性住房社区[62]，空间错位对低收入群体更加不利[63]。

空间错位最突出的影响就是通勤时间的增加。以北京市为例，市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从2005年的38分钟增加到2010年的43.6分钟，通勤时间增长显著[64]。对天通苑和回龙观的居民来说，平均通勤时间达到了54分钟[60]，而单位社区由于部分保留了职住接近的优势，通勤时间最短[65]，平均时间为26.7分钟[62]。虽然不同的研究与调查之间在具体的时间上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基本能反映通勤时间增加的变化趋势。另外，从通勤的方向来讲，以向心流为主，但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逆通勤[58]。

另外，城市空间蔓延和交通量增长还造成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66]具体来说，土地利用功能单一、空间结构松散以及家庭汽车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交通与建筑、工业及森林减少一道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四大因素，其中交通占17.5％[67]。城市空间结构的纠偏和土地利用模式的调整将是未来低碳城市建设，实现“适应”“脱钩”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68]。

3）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公正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虽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城市内大范围的社会空间分异，但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社区内部均质化和社区之间异质化的两种趋势正同步发生，市场因素正成为影响社会空间重构的主要因子[69]。在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不同类型的住房在建设成本、使用群体等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表现为空间分异。以北京市2003年的住房竣工面积为例，普通商品房主要分布在四环到六环之间，占50.4％；面向旧城拆迁户和低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房主要分布在五环到六环之间，占79.2％；公寓主要分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CBD及金融街等地区及其周边区域；别墅主要分布在居住环境好、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如北京西山、小汤山等[70]。这反映出了由收入高低体现的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高收入阶层集中居住在近郊高档住宅区或者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的较远地区，而低收入阶层则居住在交通不便、相对偏远的地区[57]。

与居住区空间分异相伴而生的是居住环境和配套服务的差异。高档居住区生活服务配套齐全、环境优美，但门禁特征鲜明；而低端居住区往往配套不全、环境较差，非正规居住区往往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有“脏、乱、差”的特点[21，31]。居住环境的差异性在居民的主观层面则表现为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差异。以广州市为例，满意度与居民的收入和居住社区环境紧密相关，低收入群体的满意度最低[71]。另外，居住空间分异和交通出行方式的差异进一步表现为可达性与空间活动范围的社会分异，并进一步形成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群体分异。这方面也往往对低收入群体不利，并可能产生代际传递效应。

4）邻里关系破坏与社区建设迟缓

在单位制退出以及公有住房私有化的影响下，单位大院居住区人口构成不断杂化[18，72]，进而导致了邻里关系和居民归属感的破坏。在城市更新以及居住搬迁过程中，城市居民不断重组（reshuffling）[21]，居民原有邻里关系受到深度破坏[73]而对于正在经历城市化的外来人口来说，从农村到城市意味着从地缘和血缘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的城市社会转变。在此过程中，空间隔离、对城市归属的缺失等成为其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碍[74]，其实质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75]。

为了应对基层管理的全新局面，社区建设以及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开始出现[19-20]。在复杂、彻底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区是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最终落地之处，即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由此，社区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功能，至少涉及公共服务、协调稳定、民主自治和交往合作等。但当前，我国社区建设还远未实现期待的目标，普遍存在“参与冷漠症”“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等问题[76]。相对现实需求，社区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5）生活方式转变与健康问题

随着城市空间重构，居民居住、就业、购物及休闲空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与组合，与出行和居民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问题开始出现。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除饮食、文化外，空间设计是重要因素，包括空间蔓延和低密度导致的出行距离增加、汽车依赖以及对自行车和步行的不利环境等[77]，如研究发现拥有汽车的群体有更高的肥胖发生率[78]。另外，空间污染及室外暴露等也是与当前城市发展相关的重要健康问题。

对居民来说，城市空间结构重构导致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步行和自行车等“积极交通方式”（active transportation）大幅度减少[79]，长距离通勤、活动量下降[80]等已经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形成对居民健康潜在和长期的负面影响。

空间重构引发的多重问题：深度分析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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