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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2
1)内城区更新
1980年代末开始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转型期以来中国城市更新的重要转折点,因其改变了城市更新的运行机制,实现了从福利提供向创造效益的改变[21]。城市更新的影响因素、区位选择、目标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2]。土地利用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1年《城市住房拆迁管理条例》和200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为市场化运作的城市更新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1],房地产开发成为基本的运作模式。在此过程中,土地用途从老旧住宅、工业用地等向CBD、高档消费中心、高档商品房等形式转变,并与居住和工业的郊区化同时发生、相互影响。
CBD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向国际大都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3]。不仅许多城市努力建设CBD,而且在部分城市不止有一个CBD。以北京为例,对CBD建设感兴趣的至少有朝阳区、西城区和海淀区[10]。最初的金融中心安排在二环路以外的朝阳区,但后来西城区又努力创建一条“金融街”,形成了双中心结构[24]。另外,通过对老城区历史和建筑的符号化开发利用,形成高档的文化、消费空间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比较典型的有上海的新天地[25]和北京的798艺术区等[26]。再者,高档居住区和购物中心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发展目标。前者表现为绅士化的过程[27],导致了居住空间分异的强化;后者是商业化发展需求的产物,有不同的发展类型,如北京的王府井是在传统商业街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28],深圳的华强北路商业区则是工业区改造的结果[29]。
中国的城市更新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机制中展开的,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格局,并在以房地产为主要形式的综合开发过程中展现出来[21]。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地产开发商以及其他企业成为更新过程的主导者,而居民个体则相对弱势。城市经营、产业升级、商业开发、环境提升等是首要的关注点,而对社会成本关注不足。更新过程往往规模大、速度快,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发展的长远效益等考虑不够充分[30]。
2)城市空间扩张与郊区化
在内城区不断更新的同时,随着开发区、产业园区、大学城建设以及工业和居住郊区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空间迅速扩张,蔓延明显[31-32]。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和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复苏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两次高潮[21]。以杭州市为例,建成区面积在1990年只有69km2,到2000年时就达到了177km2,到2009年更达到了393km2[33]。
中国城市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郊区化现象[34]。以北京市为例,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郊区化,90年代有所加速,表现为中心区人口减少,近郊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低速增长的格局。在人口“近郊化”为主体的同时,多核心结构有所发育[35]。上海、广州、杭州、武汉、大连、天津等城市也出现类似的郊区化现象[36-39]居住郊区化的形成既有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21],并表现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郊区居住区类型[18]。豪华别墅与公寓、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及其他政策性住房往往彼此相邻,在某些区域还穿插着外国人居住区[40]。这些城市性的住宅又与居住大量外来人口的城中村相邻,构成了复杂的郊区居住景观。
工业郊区化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对城市中心地段企业污染的治理,并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市“退二进三”产业升级的政策下得到强化[41]。与工业郊区化相对应的是始于1980年代的开发区建设,以容纳外迁的工业企业,并为外资和新的工业项目提供发展空间[42]。在与城区互动的过程中,开发区成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外商投资密集的地区,进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43]。2001年国家级高新区(不含中关村科技园区)平均开发规模为832hm2,省级以上开发区规划平均规模为17.25km2,整体规模过大,与国际水平相比,效益不高[44]。另外,大学城建设也是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大学城始于1999年的廊坊东方大学城,到最近总计有55座[45]。以广州大学城为例,规划面积为45km2,可建设用地为36km2,目前有10所大学。在大学城的建设中往往存在面积过大、占用大量耕地、效率不高、变相进行房地产开发等问题[21,45]。
在人口与居住郊区化的吸引力、交通与私人汽车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城市中心区的竞争压力以及规划引导等作用下,商业郊区化开始出现[21,46]。以北京市为例, 1990年以来,全市零售额总增长量的三分之二出现在近郊区,占全市比重也从1984年的24.6%增长到2010年的63.5%[46]。在商业郊区化的过程中,大型超市、区域性购物中心的作用明显,推动了商业多中心结构的发展[47]。此外,办公业郊区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48],环境、租金及交通条件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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