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新学与美育的传播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新学”与“美育”:新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衰败，西方的新思潮快速向我国传播，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借助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来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观念，西学东渐日趋明显。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将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介绍到中国，其美学观点在中国近现代都有很大的影响。随着这一股启蒙思潮的兴起，美育受到了高度重视。

第一节　“新学”与“美育”:新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衰败，西方的新思潮快速向我国传播，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借助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来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观念，西学东渐日趋明显。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也勃然兴起。

（一）西方近代美学、美育理论引起研究“美”的热潮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见之于十八世纪中叶，是由哲学分出来的。美学传到中国也不过约百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外文化的碰撞引发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先驱者把在国外接触到的“美学”引进到国内，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作了开拓和发展。虽然迄今为止，美学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设定，何谓美学，论说不同、定义繁多，但是，美学研究“美”，这是公认的，并且是研究带有文化和社会内涵的美。自古到今，各种各样的阐说和界定、对美的哲学探究和论争大大深化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求解。受其影响，中国也逐渐兴起研究“美”的热潮。在接受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方面，虽然梁启超等人的美学思想内容和所起的作用各有特点，但在他们的美学思想中也同样少不了对“美”的认识和阐释。

在清末，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写了大量美学方面的文章，论述美育、美术与科学，人工美与自然美，悲剧与喜剧，艺术与现实，艺术与政治等，其对美的认识是较为丰富的。比如，梁启超说:

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 ⁽¹⁾

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 ⁽²⁾

他将美的作用与生活、与人生紧密结合起来，这里的“美”与艺术同词。

在论情感与情感教育时，梁启超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是包括音乐、美术、文学和艺术，主张以美的情感来表现艺术。他说:

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

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³⁾

梁启超说的情感教育即是美育，美育需要通过艺术来实现。可以说，梁启超在审美教育问题上的论述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将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介绍到中国，其美学观点在中国近现代都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美和艺术可使人超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他说: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桎梧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⁴⁾

王国维反对把艺术作为道德政治的手段，主张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他认为“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 ⁽⁵⁾强调美之价值存于美之自身，美和美感都是超功利的。

王国维将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他说:

而美之中，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⁶⁾

此外，王国维认为美在于“形式之美”，就美而言，优美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他还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区分了“艺术之美”与“自然之美”，认为艺术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

西方近代美学理论的发展，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量的国外美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梁启超与王国维论美，可以看出是受西方美学影响所致。

作为维新思潮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新学”直接影响了美术教育的发展。早在先秦时期，符合儒家之礼的艺术被视为道德教育的特殊方式，西方近代美育理论的发展，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美学思想上突出地强调美感教育。他主张实施美育，并对美育的本质、内容、作用和实施途径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把艺术活动和国民教育、改造国民性结合起来，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说: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⁷⁾

蔡元培认为美有普遍性，强调艺术与艺术家的社会作用，把美育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手段。审美活动对人的精神能产生潜移默化作用，陶冶人的性情。随着这一股启蒙思潮的兴起，美育受到了高度重视。

近现代中国画坛研究美术、绘画理论者不乏哲学界、美学界和文化界的学者，如以上提到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他们的观点对美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学理论关于美的形态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划分，艺术美是美的集中表现形态，作为实施美育主要手段之艺术教育对于提高人的创造美、欣赏美的能力，培养审美理想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美育思潮的推动下，陆续出现了如中华美术学校、上海美专等美术学校，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美育的热潮。

（二）新美术运动的兴起促使对“美”的重视和探讨

二十世纪之初，时人在批判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时，对传统的文人画多有微词，也把它放在“旧文化”的范围之中加以批评。这与晚清以来文人画传统过分强调笔墨趣味、一味摹仿前人、陈陈相因的颓风有着密切关系。既然因袭循旧之风弥漫着世纪初的画坛，求新求变，提倡美术革命便成为一股更为强大的思潮。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第一次喊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从欧洲的科学写实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守旧不变，提出中国绘画要与欧美、日本竞胜的复兴理想，主张“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吕徵、陈独秀《美术革命》中都提出对中国传统文人画进行“美术革命”的主张，用西方绘画的写实造型来改良中国画，期望用写实艺术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陈独秀这种充满革命精神而又失之偏颇的“美术革命”的号召，寄希望以西方文化拯救衰亡的东方文化，冀求西方之美术为拯救中国美术之途。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演说著文，主张中西文化融合，采西洋所长。一些杰出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如徐悲鸿、林风眠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文人画的这些弱点。徐悲鸿和林风眠曾留学欧洲，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同时他们与一些主张革新中国文化、教育、艺术的人士如蔡元培等人的观点一致。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守、改、增、融”的改革主张，认为应该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林风眠则主张调和中西艺术，融合中西成一体。尽管有不少有识之士如陈师曾等人为文人画辩护，维护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大声疾呼保存和发扬这一艺术传统，但提倡中西融合的艺术仍是社会主流的认识。

这样，二十世纪初在中西融合的大潮中，中国画发展和理论上大致分为三种基本路线和观点，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以改良中国画的徐悲鸿、林风眠；二是持折中态度，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如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守古人门径、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各大家各依其对传统的理解和借鉴而形成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时代性的否定传统和西化倾向，定下了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画坛发展的基本倾向。

从近现代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林风眠等画坛领袖的情况看，中国画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初面临西方“科学”思潮的冲击，信奉唯科学与写实之风，以西方之科学、理性为标准去评价中国传统绘画；其后经历对西方现代派的关注，对中西美术进行比较；以及对美术本体、民族传统的回归，探究中国艺术之本质与特征等声势浩大的潮流。在中国画的革新上，有持中西融合论者，亦有提倡沿着中国艺术自身规律和民族特征去变革论者。东西方文化和传统的冲突与融合，新旧、中西、科学与艺术、人生与艺术、艺术的功利与超脱……带来复杂多变的论争、思潮、流派，构成了中国画坛丰富多彩的格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东西方美术交融为特征的新美术运动结束了几千年来文人画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倡美术教育，出现要求变革中国画的论争。中国美术的近代化，是由单调的封闭体系走向东西方美术交融的、革故鼎新的、多元化的历史。

西方现代思潮的东渐，以及一批批学子留学归国后兴办美术教育等，都是促使美术理论活跃的重要因素。在国画界对“美”的强调和重视也是同声相和，并且对美感、审美心理等问题也多有论述。如刘海粟认为应当“提倡美育，乃引起国人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 ⁽⁸⁾。因为“艺术是涵养人格至善之要素，足以振奋人们的精神，足以教育人们向上和前进，足以丰富、滋润人们的生活” ⁽⁹⁾。又如潘天寿认为:

艺术以最纯净的，至高、至深、至优美、至奥妙的美之情趣，引人入胜地引导人类之品性道德达到最高点，而入艺术极乐之天国。 ⁽¹⁰⁾

林风眠也认为:

艺术能把他的感情及美，浸入鉴赏者的心肺，使这种下贱的我见，完全在同情与美感下消灭。 ⁽¹¹⁾

指出艺术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给人以精神的影响，滋养和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变得更积极、高尚。随着近现代对美的强调，对美的各种考察，给传统的中国画理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引起对“美”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探求。

近代以降，中国画论的论著角色大多是由从事美术教育的开拓者来担当的，如徐悲鸿、刘海粟等。像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有影响的画家也都曾被延聘而在美术学校从事美术教育。他们将绘事与理论并举，在绘画史论方面都颇有见地，留下不少有价值的论述。他们大多受到外来美术理论或美学的影响，学贯中西或有深厚的旧学底子，伴随着同期而至的白话文改革运动，思维方式和著作体例与传统画论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他们的画论读来基本是语意精练，文体、句型、内容清晰而晓畅的。

在古代画论中，许多美的概念和美的形态往往是以妍、好、妙、韵、逸、清、秀、静、闲、淡等富有美意味的词素来表述。而直到近现代画论中，画家、理论家们经常运用与“美”相关联的这一类用语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美”作为一个审美判断的价值术语在中国近现代画论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近现代中国：新学与美育的传播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