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张廷谔当了天津市市长,衣锦荣归,不可一世。张到津就职后,并没有去看望靳云鹏,原来张对靳云鹏与蒋介石间的诡密关系竟毫无所闻。彼时,靳在津组织有佛教居士林,居士林在东北角十字路口处树立了一盏大莲花灯,灯上写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字样,张廷谔明知是靳等所为,便藉口修建电车轨道,莲花灯有碍交通,下令拆除。......
2023-10-08
清朝是满洲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也重用汉族官吏,但重用有个限度,不允许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清世宗雍正皇帝时出现例外,汉人张廷玉出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总理朝政多年,死后配享太庙,为满、汉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廷玉(公元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张英官至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为康熙帝最早选用的南书房翰林之一。张廷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诚实正派,学识渊博。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进士,步入官场,历任庶吉士、检讨、洗马、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入值南书房。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任刑部侍郎。期间,他赴山东处理一件大案:盐贩王美公等纠合一帮人,利用民间宗教,聚于运河一带,劫掠商旅。山东巡抚奉命镇压,捕捉一百五十余人,以反叛案定为死罪。张廷玉经过审讯和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抢掠案,而非反叛案。因此只批准诛杀首恶七人,流放次恶三十五人,而其他受蒙蔽者,均予释放。这一处理,得到康熙帝的认可。次年,张廷玉调任吏部侍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病死,其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仍入值南书房。他出任顺天府乡试考官,出以公心,谨慎主持考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又被授为太子太保,再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继调任户部尚书。当时,江南地区还存在着零散的反清势力,他们不堪忍受朝廷的压迫和剥削,逃进深山老林,开荒种地,结棚而居,称作“棚民”。天长日久,棚民人数越来越多,其强悍者,不时外出剽掠,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张廷玉认为,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特向雍正帝建议:各地督抚应该选用一些能人,约束棚民的行为;最好把他们编入户籍,视为平民;对于其中读书向学、勇武有力者,酌情任用,以为朝廷效力;对于棚民的后代,也应给予文化教育,不得歧视。雍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诏令各地督抚参考执行。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起,张廷玉陆续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少保衔,兼吏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
雍正帝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首先收回诸王军权,八旗中除“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原先就归皇帝直接统率外,又把“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的统率权收归皇帝所有。接着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把南书房改称军机房,并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正式把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成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为首者称“领班”,亦称“首枢”,也就是宰相,其他人则是副相。从此,大学士只有充任军机大臣,才有机会参预国家机务。张廷玉是最早进入军机房和担任军机大臣的官员之一。由于领班(首辅)通常由皇家亲王或满洲王公兼任,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不管具体事务,所以实际主持军机处工作的是张廷玉,历时二十年,直至致仕。
张廷玉为军机处制定了各项规制。主要是:军机大臣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事项,直接寄给军机处转呈皇帝,称“奏折”。军机处在奏折上拟旨,皇帝朱笔御批后,即下达执行,中间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凡是军国大事,皇帝和军机大臣一起决断和处理,无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以下设若干辅助人员,称“章京”,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张廷玉主持的军机处,机构精简,人员干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清朝国家政治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张廷玉待人处事,“周敏勤慎”,尤为雍正帝所倚重。凡张廷玉奏请的事项,如纠正刑部弊端,防止冤假错案;救济灾区贫民,实行以工代赈等,雍正帝皆批准施行。张廷玉为相期间,身兼多职,公务繁杂,每天在官署时,总会有数十或上百名官员排队,等候接见、请示和汇报问题。即使坐在车上,也要批阅文书,处理事情。他的权力很大,但从不专权,一般事情,自己决断,重大事情,必奏告雍正帝,执行皇帝的旨意,不打任何折扣。因此,雍正帝绝对信任张廷玉,曾御赐“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对联。为了表彰其功劳,诏令张英祀京师贤良祠,并赐帑银,让张廷玉在家乡为张英建祠。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雍正帝病重期间,遗诏由张廷玉和另一位军机大臣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遗诏特别强调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的品格,并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太庙是祖庙,供奉着清朝过世皇帝的灵位,极少数功勋卓著的满洲王公,死后方可“配享”,外族人和外姓人死后,是没有“配享”资格的。雍正帝的决定是一破例,等于给了张廷玉最崇高的荣誉。
清高宗乾隆帝继位后,张廷玉仍为军机大臣,总理事务,受封三等子爵,准予世袭。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张廷玉任总裁的《明史》编纂定稿,开始付印。《明史》编纂始于顺治年间,先有万斯同、王鸿绪等编纂的《明史稿》。雍正年间,张廷玉出任总裁,以《明史稿》为蓝本加以增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全书三百三十二卷,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取材丰富,体例严谨,基本上反映了明朝历史的真实情况。除《明史》外,张廷玉还任《会典》《皇清文颖》《世宗实录》《玉牒》等典籍的编纂总裁,算得上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史学家。
乾隆朝,张廷玉已垂垂老矣。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张廷玉请辞总理事务,只任军机大臣,掌管吏部事务。乾隆帝封他为三等伯,赐号“勤宣”,两年后加授太保。乾隆帝关爱这位老臣,晓谕群臣说:“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又说:“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也无需强入。”其后年间,张廷玉力所能及,继续发挥余热。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张廷玉请求致仕。乾隆帝盛情挽留,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哪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的呢?”张廷玉说:“宋、明配享诸臣,有请求致仕得到批准的。七十岁退休,古今通义。”乾隆帝说:“不然,古时还有八十岁拄杖上朝的。武侯诸葛亮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张廷玉说:“诸葛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不可同日而语。”乾隆帝坚持要张廷玉留任,说:“既然身任天下之重,就不应以艰巨而推诿责任,更不应以太平而自图安逸。朕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以为古人致仕之义,必遭遇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如果预存此心,必然漠视一切,年龄到了就退休,那么还有谁肯为国家效力呢?”张廷玉不敢再说什么,但还是辞去了掌管的吏部事务。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张廷玉且老且病,还每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每五日一至内廷备顾问。冬天,他再次请求,方才辞去了兼领的监修、总裁等所有职务。他说:“臣受皇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皇上南巡,当于江宁迎驾。”乾隆帝终于批准张廷玉致仕,许归老家,并作诗三首相赐。
张廷玉一辈子以国是为重,这时却生出私心,唯恐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请求乾隆帝赐一言为券,以作配享太庙的凭证。乾隆帝心中不乐,但还是写了手谕,重申雍正帝的遗诏。手谕写好,张廷玉没有亲自前来领取,只派了儿子张若澄入朝谢恩。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快,“遂发怒,降旨诘责”。张廷玉听到风声,赶忙入朝谢罪。事后,满洲王公纷纷进言,要求削夺张廷玉的官爵,罢去配享太庙的资格。乾隆帝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削夺了张廷玉的爵号,允许其以大学士身份致仕,保留“配享”。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乾隆帝因皇长子病死,心情悲痛。张廷玉恰在这时请求还乡。乾隆帝大怒,命把配享太庙大臣的名单送给张廷玉过目,让他审定,自己配不配“配享”。张廷玉十分惶惧,疏请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并予治罪。乾隆帝与大臣廷议,罢其“配享”,但不予治罪。偏偏四川编修朱荃犯事获罪,而朱荃正是张廷玉推荐的,双方且是儿女亲家关系。乾隆帝因此切责张廷玉,收回历年来颁赐的诸物。
张廷玉是怀着惶恐、失落的心境回归老家的。从此,他深居简出,淡泊自适,不再过问世事。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三月,平静地死于家中。这时,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宏”,仍然遵从雍正帝的遗诏,批准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曰“文和”。
张廷玉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但任职勤勉,办事公允,有理有节,分寸适度,出色地尽到了一位宰相的责任。三十年后,乾隆帝仍记着张廷玉,发出过“朕以廷玉之戒为戒”的感叹。整个清朝,汉大臣配享太庙者,唯张廷玉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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