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之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孟子所处的时代,杨朱、墨子的学问在天下盛行,杨、墨的学说被天下人推崇的程度,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推崇朱熹的学说的程度。圣道,是天下的公道,圣学,是天下共有的学,并非朱熹或是孔子能够私自有的。......
2023-11-21
宋仁宗朝,另有一位宰相范仲淹,文武兼备,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一生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集中概括了他的襟怀和品德。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父亲范墉当过小官,去世很早,母亲改嫁朱姓男子。范仲淹两岁,随继父姓,取名说(说,读作税)。直到他步入仕途后,才恢复本姓,叫范仲淹。
范仲淹少时家贫,但志向远大;成人后独自外出求学,生活极其艰苦,读书异常勤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渊博的知识,得中进士,被授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转集庆军节度判官。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任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濒临大海,海堤年久失修,每年海水倒灌,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范仲淹建议知州张纶,修复海堤,为民造福。张纶遂以范仲淹为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令,主持修堤工程。经过数年努力,工程竣工,滨海泻卤皆成良田。后来,这条大堤屡废屡修,形成五百多里长的规模。世人怀念最早修堤的范仲淹,亲切地称它为“范公堤”。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其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决事。范仲淹出任大理寺丞,再经晏殊推荐,出任谏官秘阁校理。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宋仁宗已过亲政的年龄。可是,刘太后仍抓住权力不放,并在冬至时,要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向她行朝拜大礼。范仲淹认为这有损祖制和君体,上书表示反对,接着又上书,要求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惹恼了刘太后,范仲淹因此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死,宋仁宗得以亲政。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当年,江淮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范仲淹奏请救济百姓。但是,朝廷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范仲淹非常气愤,说:“官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而百姓嗷嗷待哺,怎能置之不理?”宋仁宗或许有所触动,便派范仲淹到江淮地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下令开仓赈济灾民,减免赋税,使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保住了性命。他回朝后,特意把灾民吃的乌味草献给皇帝,请求更多地关注农民疾苦。
宋仁宗荒淫好色,宠幸尚、杨美人,无端地废黜了郭皇后。范仲淹上书劝谏,反对这样做。他的劝谏又使自己遭到贬斥,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转知苏州。在苏州任上,他克服一系列困难,组织民工开通五条河流,解除了当地的水涝之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因政绩突出,出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文章阁待制,判国子监;继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当朝宰相为吕夷简,一个玩弄权术、擅权用事的家伙。范仲淹不改初衷,遇事必谏,揭露吕夷简的种种劣迹,曾绘制一幅《百官图》,标明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情况。吕夷简立即实施报复,把这个政敌赶出朝廷,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润州(今江苏镇江),再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许多大臣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而范仲淹坦然到地方任职,因为只有在州县,他才能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元昊好战,时时入侵宋境,宋朝西北边境吃紧。宋仁宗赶忙调整军事部署,紧急任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统帅夏竦,共御西夏。范仲淹作为文官,由此开始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
夏竦统筹全局,具体战事由韩琦和范仲淹负责。韩琦和范仲淹的制敌方略不尽相同:韩重进讨,以攻为守;范重招抚,以守为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又犯宋境。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劝阻,奏请宋仁宗和吕夷简批准,集结兵马一万八千人,交由将军任福指挥,据险设伏,邀击敌人。元昊假装败退。任福求功心切,全力追击,沿途荒僻,兵马三日不得食,一直追至好水川(今宁夏德隆北)。次日,双方展开激战。宋军疲乏,寡不敌众,结果惨败,死亡一万零三百人,任福战死,几十名将校只有一人生还。
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表明宋、夏对峙,宋朝方面不占优势,进攻方略是错误的。韩琦、范仲淹均被降职,但仍负责西北军事。韩琦吸取了教训,支持范仲淹的方略,变攻为守,以主要精力做防御和招抚工作。
范仲淹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以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主持延州一线防御,着力整顿军制,训练士卒,修城筑寨,安抚边民。宋朝原先的军制规定,部置官带兵一万人,钤辖带兵五千人,都监带兵三千人,打仗时按将官职位高低为序,官小者居前。范仲淹改变了这种制度,设置六将,各带兵三千人,根据敌情,灵活机动作战,以利进退。他在训练士卒的基础上,提拔有战功有能力的人担任将校,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范仲淹观察地形,决定深入西夏境内筑一座大顺城,以作攻可进退可守的前沿阵地。他料定元昊必来争锋,故预先作了精心准备。临筑城时,发兵而随,十日城成。元昊发觉后,派出骑兵三万,前来攻城。久攻不下,佯装败走。范仲淹下令但令其去,不得追击。后来知道,元昊果有伏兵,范仲淹知己知彼,没有上当。
范仲淹以其特有的军事才干,构筑了一道坚强防线。夏军屡犯不能得逞,遂自相告诫说:“我们别再打延州的主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甲兵数万,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老子”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指其前任范雍。范雍在知延州时,只会念佛,祈求佛祖保佑安全。
范仲淹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执行了安抚边境羌民的正确政策。原先,边境羌民迫于宋军的骚扰,大多背井离乡,投奔西夏。范仲淹到任后,明令将士不得扰民,而且修建城寨,招抚流亡,帮助羌民解决土地、耕牛、种子、口粮等问题。因此,大批羌民相继归业,重返家园。范仲淹还很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士,诚挚礼遇六百多位酋长,引以为助。酋长们亲切地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以示敬重。为长久计,范仲淹还在边境实行屯田,保证军粮供应。韩琦仿效范仲淹的做法,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因而,边民编出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任枢密副使。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等推重范仲淹,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宋仁宗于是决定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拒而不受,要求和韩琦一起,效命边疆。但是未能如愿,这才勉强接受了任命。
当时的朝廷政治腐败,尤其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弊端丛生。范仲淹既在其任,便谋其政,果断地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为了“更张以救”,他提出十条革新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赋税。这些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年十月,范仲淹的“条陈”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执行,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周围,聚集起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支持者,坚定地推行新政,使死气沉沉的朝廷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新政触动了守旧官僚的根本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污蔑范仲淹等结成“朋党”,甚至伪造事实,攻击富弼企图另立皇帝。宋仁宗立刻动摇和退缩了,新政难以维持。范仲淹自请巡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他被罢去参知政事职务,出任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十一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县)。韩琦、富弼、欧阳修均遭贬黜,历时一年多的新政不了了之。
“庆礼新政”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北宋腐朽政治和达官权贵构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其意义和作用值得肯定。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曾经南游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这篇散文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岳阳楼一带壮美奇幻的景色,通过写景阐发议论,赞扬古代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实际上是表达了作者自己进退皆忧,不甘沉沦,决意奋发有为的抱负。
晚年的范仲淹仍然遭到奸佞的迫害,再被迁徙荆南(今湖北南)、杭州和青州(今山东德州)。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自请迁徙颍州(今安徽阜阳),病死于途中,死年六十四岁。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赐谥“文正”。
范仲淹一生,“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而他,淡泊钱财,所有俸禄,全都接济了族中穷人,死时,清贫得难以想象,“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裳”。封建社会的官吏无不贪婪,像范仲淹这样的清官廉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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