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中华改革家小传

2023-07-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卫国乃姬姓，所以商鞅的姓名应叫姬鞅。商鞅博学多识，满腹经纶，思想倾向于法家，具有革新的意识。商鞅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变法主张占了上风。为了公布法令和取信于民，商鞅采取了一项出奇的举动。商鞅兑现承诺，立即将五十两黄金赏给壮汉。商鞅推行新法，触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上层贵族人物鼓动年轻的太子嬴驷，公开诽谤和抵制新法。

战国时期，主要是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局面。公元前361年，21岁的嬴渠梁当上了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孝公。秦孝公为了富国强兵，特下令求贤，公开宣布说：凡能出“奇计”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人，都可以得到官爵和赏赐。此令一出，著名改革家商鞅来到了秦国。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是卫国的公族，名鞅。卫国乃姬姓，所以商鞅的姓名应叫姬鞅。春秋时，国君的孙子辈通常称公孙，姬鞅也称公孙鞅。姬鞅先在魏国，后到秦国，秦国人称他为卫鞅。后来，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商州），故称他商鞅，尊称商君。商鞅博学多识，满腹经纶，思想倾向于法家，具有革新的意识。他青年时代，在魏国国相公孙痤（痤，读作挫）手下任中庶子，负责王家公族事宜。公孙痤临死时，郑重向魏惠王推荐，说：“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陛下用为国相；若不任用，请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嘴上答应公孙痤，实际上不以为然。公孙痤先公后私，然后又把自己的话如实告诉公孙鞅，劝他“疾去”。公孙鞅镇定地说：“魏王既不能用先生之言，委我以重任，又怎会用先生之言，无端杀我呢？”果然，魏惠王对人说：“公孙痤真是病糊涂了，居然劝寡人用公孙鞅为国相，岂不悖哉？”他既没有重用公孙鞅，也没有杀害公孙鞅。

商鞅在魏国很不得志，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所以西向秦国，寻求实现宏大志向的途径。商鞅到了秦国，人地生疏，空有抱负才能，没有施展的机会。他打听到秦孝公有个嬖臣宦官叫景监，于是便登门拜访，毛遂自荐，说自己能使秦国强大起来。通过景监的引荐，他两次进见秦孝公。

第一次，商鞅四平八稳，侃侃而谈“帝道”，并不急于阐述自己的法家思想。秦孝公对于“帝道”不感兴趣，听着听着直打瞌睡。事后，秦孝公怒责景监说：“你荐举的什么贤才？寡人看来，不过是个庸人，大讲什么‘帝道’，迂腐不堪，毫无新鲜之处，凭那一套能使秦国强盛吗？”

第二次，商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讲“王道”，无非是以仁义治天下云云。秦孝公对此同样不感兴趣，不等商鞅讲完，就礼貌地将他谢退了。事后，秦孝公又大发脾气，斥责景监说：“看你荐举的贤才，不仅是个庸人，而且是个俗人，贩卖老掉牙的‘王道’，不合时宜，听了真让人倒胃口！”

商鞅碰了两次钉子，坚持要求再见秦孝公一次。景监可不愿再挨国君的训斥，推诿说：“先生两次进言，两拂我家主公，我还敢饶舌惹他发怒吗？”

商鞅说：“实不相瞒，前两次我不摸主公的心思，讲说‘帝道’和‘王道’，只是试探性质。现在，我知道他想什么了，再见他，陈说一种新的方略，保证成功。”

商鞅等候多日，不见动静，心甚怏怏，只好收拾行装，准备离开秦国，另谋出路。景监很有头脑，相信商鞅具有使秦国强盛起来的才干，所以请商鞅宽待几日，他要冒死进言，说服秦孝公再次接见商鞅。

通过景监的努力，商鞅得以第三次进见秦孝公。这一次，他慷慨陈词，大讲“霸道”，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改革的强国方略和变法思想，充满真知灼见。秦孝公听着听着，不由得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将座位朝商鞅跟前挪了又挪，连谈数日，丝毫不觉得困倦。

秦孝公决心采纳商鞅的主张，实行变法，富国强兵。景监不解地问商鞅说：“先生是怎么说动主公的？瞧他那高兴劲儿，还从来没有见过。”商鞅回答说：“我原先以‘帝道’和‘王道’说服主公，不想他说：‘那种方略遥不可及，远水难解近渴。贤明的君王急于创建功业，扬名天下，怎能碌碌无为地等上数十年或上百年？’所以，我改用‘霸道’说服主公，着力阐述法家思想。这种思想适应当前时代潮流，主公完全接受了。”

秦孝公举行朝会，讨论变法问题。商鞅首先强调变法的重要性，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但是，以甘龙、杜挚为首的大臣，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坚决反对改变旧制度。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痛斥他们的观点是“世俗之言”，旗帜鲜明地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商汤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朝会上的争论针锋相对，非常激烈。商鞅由于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变法主张占了上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拜商鞅为客卿，三年后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由他主持，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商鞅变法，共有两次，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废除奴隶制井田制；二，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四，普遍推行县制；五，建立什伍（户籍）连坐制；六，统一度量衡。这些内容的中心思想是提倡耕、战和加强法制。

为了公布法令和取信于民，商鞅采取了一项出奇的举动。他命人在秦都栎阳（今西安阎良武家屯附近）的南门，立一根长约三丈的木头，宣布说：“谁能将木头扛到北门，赏赐十两黄金。”围观的民众不摸底细，光发议论，无人行动。商鞅又宣布说：“谁能将木头扛到北门，重赏五十两黄金！”有一壮汉大胆站出来，将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商鞅兑现承诺，立即将五十两黄金赏给壮汉。他用这一举动向百姓证明：朝廷说话算数，发布的法令一定兑现。

商鞅推行新法，触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上层贵族人物鼓动年轻的太子嬴驷，公开诽谤和抵制新法。商鞅对此采取了坚决而又有节制的措施，一面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使太子犯法，也应处治；一面又指出：太子是国家储君，不便施刑，但太子的老师难逃其咎。因此，他下令，将嬴驷的老师公孙虔、公孙贾分别处以劓刑（割鼻）和黥刑（脸上刺字并涂墨），以示惩戒。这件事震动很大，谁也不敢以身试法了。

商鞅变法，取得明显成效，“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大良造亦称大上造，是秦国最高的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实际上就是宰相。它同时也是爵位名称，在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列第十六位。

商鞅在变法中还新建了一座咸阳城（今陕西咸阳东）。公元前350年，秦国把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此举意义重大，为秦国大力向东方扩张提供了条件。

商鞅变法，使秦国经济蓬勃发展，封建化进程大大加快，出现了“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兴盛局面。同时，秦国对东方诸侯国家发动多次战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特别是打败了魏国，收复了河西（今陕西东部、黄河以西地区）土地。魏国被迫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惠王当初没有重用商鞅，因此付出了代价，无奈地感叹说：“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

秦国迅速强大，也给商鞅造成空前的地位和权势。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受封于商，拥有十五个乡邑封地。然而，秦国的宗室贵戚，因为种种特权被剥夺，心生怨望，极端仇视商鞅。他们推举一个叫赵良的人，面见商鞅，劝说商鞅让位，放弃“峻刑”，进而威胁说：“君之危若朝露，尚将延年益寿乎？”商鞅深深地感受到了威胁，为防范遭人暗算，每次出行，都“从车载甲”，“后车数十”，配备全副武装的侍卫，“旁车而趋”，否则便不敢出门。

公元前338年，一贯支持商鞅的秦孝公病死，太子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的老师，受过商鞅处刑的公孙虔、公孙贾等，立刻大肆造谣，诬陷商鞅将要谋反。秦惠文王也怀恨商鞅，下令逮捕他。商鞅无计可施，仓皇逃亡。夜间，他投宿于客舍。商鞅新法规定，凡投宿的客人必须持有凭证。商鞅出逃，身上未带任何凭证。因此，客舍主人不敢收留，说：“这是商鞅规定的法令，小人不敢违犯。”商鞅万没想到自己定的法令居然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喟然叹息说：“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逃至魏国，魏国人视他为仇敌，将他赶回秦国。商鞅走投无路，跑回自己的封地，组织邑兵抵抗。官军兵马打败邑兵，捉住商鞅，押解咸阳。秦惠文王下令，将他处以车裂（俗称五马分尸）的极刑，并灭族。

商鞅作为杰出的改革家，变法二十余年，为秦国创建了功业，而他本人却落了个悲剧的结局，可悲可叹！

商鞅：中华改革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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