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杭州的贡献及活动评析

第七章　 苏轼对杭州的贡献

在杭州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文化名人，他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和思想、人生影响了一代代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文学创作，有书画创作；有属于民俗的，也有属于哲学的。所以，苏轼仕杭，大大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内蕴，是杭州的大幸。

第一节　淑世与超旷：苏轼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范式

苏轼在杭州时期创作的诗、词、文，他留给杭州的苏堤，有关他的传说，都已经成为杭州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他的淑世之志意和超旷之情怀，更能给我们带来思考和启迪。“苏轼的文学创作包括诗、词、文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的思想与人格魅力对后人的影响更大。他的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景仰的范式。”^[1]苏轼精神超越了时代，成为我们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使我们在九百年后仍然能够得到滋养。

一、官员的职责是为民生

苏轼在杭州，他的用世之心最主要地体现在对“民生”的关注上。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他明白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是通判杭州佐理郡务，还是做地方的最高长官杭州太守，他都竭尽所能，为民所忧，为民办事。通判杭州时，“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2]。他写出了《吴中田妇叹》和《山村五绝》这样关心民瘼的好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协助太守陈襄修治钱塘六井，使百姓用水充足。出知杭州太守时，更是为百姓忧劳，屋宇损坏，致人死伤，令其“不敢坐观”；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从饮水、灌溉等皆关民生的问题出发，向朝廷提出疏浚西湖的奏请；大雨不止，庄稼受害，为免流殍之灾，他如实向朝廷禀报，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浙西灾伤第二状》，并连上几个“相度准备赈济状”，救百姓于饥馑之中。只有关切百姓的冷暖，视百姓的生命为生命，才能这样无私无畏、不顾一切地向朝廷提出建议。苏轼自己多次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一个地方官员的责任：“臣以侍从，出膺宠寄，目睹西湖有必废之渐，有五不可废之忧，岂得苟安岁月，不任其责。”^[3]正是强烈的民生意识和社会良知，使他牢记责任，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体现了一个地方官员的良心，也体现了一个地方官员文化品格的成熟。“臣材力短浅，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齿，忧责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别乞闲郡。日夜思虑，求来年救饥之术，别无长策，惟有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4]老百姓的饥寒，令他忧心如焚，辗转反侧，苦虑救民之计。“今来亲见数州水灾如此，饥殍之势，极可忧畏。既忝近侍，理合奏闻。岂敢为己去官，遗患后人，更不任责。”^[5]苏轼上这个状子的时候，已是前杭州知州的身份，被召回朝廷任新职，但他仍不能忘记杭州的百姓。他把百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殷殷之心，天地可鉴。苏轼就是这样把责任牢记在心，殚精竭虑，具体实践，从不亵渎自己的职责。“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6]这是苏轼对责任的具体诠释。

我们来看苏轼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的一段记载：

轼于熙宁中通判杭州，访问民间疾苦。父老皆云：“惟苦运河淤塞。远则五年，近则三年，率常一开浚，不独劳役兵民，而运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阓中，盖十四五里，每将兴工，市肆汹动，公私骚然，自胥吏壕寨兵级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当于某处置土，某处过泥水，则居者皆有失业之忧，既得重赂，又转而之他。及工役既毕，则房廊邸店，作践狼藉，园囿隙地，例成丘阜，积雨荡濯，复入河中，居民患厌，未易悉数。若三五年失开，则公私壅滞，以尺寸水欲行数百斛舟，人牛力尽，跬步千里，虽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其余艰阻，固不待言。”问其所以频开屡塞之由。皆云：“龙山、浙江两闸，日纳潮水，沙泥浑浊，一泛一淤，积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势当然，不足怪也。”轼又问言：“潮水淤塞，非独近岁，若自唐以来如此，则城中皆为丘阜，无复平田。今验所在，堆叠泥沙，不过三五十年所积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钱氏有国时，郡城之东有小堰门，既云小堰，则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则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水既清彻，无由淤塞。而余杭门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为清河，意似爱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钦若知杭州，始坏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来，今七十余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后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于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为葑田，霖潦之际，无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减涸，不能复及运河。”^[7]

这一段苏轼与父老乡亲的一问一答的文字，记录了苏轼深入民间访贫问苦的真实情况。苏轼就是这样务实地工作，不是靠下属的呈报，也不是靠纸上的数据，更不是闭门造车敷衍塞责，而是自己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深入访问，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探寻，务知实情，然后才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进行治理。他的很多良策正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得来的。没有深入的勘探，他无法说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的理由和治理的具体方法；没有具体的调查，他不可能写出一篇又一篇具体而翔实的为民请命的奏章。

为了民生，苏轼敢于大胆进言。“臣以侍从，备位守臣，怀有所见，不敢不尽。伏望圣慈特出宸断，尽以市易书板赐与州学，更不估价收钱，所贵稍服士心以全国体”^[8]；“伏惟圣慈早赐愍救，检会前奏，速赐施行。臣别无材术无，迫惟切知恳屡至奏之，语喧，渎朝圣论听必，罪以当臣万为死过。当”^[9]。“然臣轼臣切实见见转连运年、灾提伤刑，司父所老奏皆灾言伤事，皆势不减熙宁，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况今民间绝无见钱，若又无米，则流殍之灾，未易度量。伏望圣慈，深为防虑。若来年人户元不阙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无备收，籴坐，视纵人却死添而价不，亦能不救及也事。”，恐^[10]“有况误今来来年已出是粜十大月事下，旬所，以不须过至更别一作二十擘日画，，即仰诉朝廷。”^[11]，一次一次地申述，全然不顾自己的后路，不像大多数官员，为了明哲保身，为了仕途升迁，或者报喜不报忧，或者“无迫切恳至之语”，而苏轼冒着被“诛谴”的危险，据实禀报。事实上，苏轼后来真还遭到“论浙西灾伤不实”的弹劾。这真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苏轼出于对朝廷的忠心和对百姓的呵护，狷介耿直，披肝沥胆，知无不言，体现了一个大臣应有的政治品德。

苏轼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出于为百姓谋福祉的责任心。无欲则刚，无欲近仁，苏轼关怀民生的精神不会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更让我们觉得清晰与可贵。苏轼为民生的精神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为官的范式，“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12]

二、立足用世，兼以旷达

深挚的淑世情怀，使苏轼坚持职守，执着于民生，“对于东坡来说，儒家的仁政思想已经成为沦肌浃髓的自觉信念，为百姓解除疾苦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行为”。^[13]用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使他的生命永远生机勃发，生趣盎然。

苏轼在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精髓中汲取营养，儒家是安身立命之本，道、佛是超脱苦难之用。或者说，他立足现实，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又渗入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领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苏轼总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了人生的“三达德”。苏轼逝世七十多年后，宋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撰写序言，表彰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的政治功绩和“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的文学业绩。^[14]得到宋代皇帝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令人钦羡和仰慕。杭州时期的治理河道、修井引水、疏浚西湖、赈灾济民、诗词文的高度成就，都成为他立身立名的一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苏轼的所为不是为了获取政绩以沽名钓誉，而是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出发。“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15]杭州百姓时时为这位勤政爱民的太守祝愿。由此可知，苏轼已经成为老百姓心中能为他们谋福祉的好官，因此才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与感激。“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16]在杭州时期，苏轼已竭尽全力把职责完成得最好。

但苏轼性情洒脱，能够把出世与入世两者融合好，而不是执其一端。他在信奉并实践着儒家思想的同时，也从佛、道的思想中感知有益于生命的东西。特别是杭州时期，他对僧人的亲近，听他们讲论教义，很有感悟。作于熙宁杭州时期的《书焦山纶长老壁》，就是他在纶长老指点下开悟的记录，“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17]，以生活中最常碰到的“胡子”为喻，阐述自己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不能太在意于外物，否则就会被外物所干扰。苏轼勤于公事，为民造福，是出于自觉的人生信念；潇洒旷达，不计较于名利，过着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也是出于对生命的感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失意的时候，不要耿耿于怀，为自己的小我患得患失，关键是在于自己对世界的态度。超越苦难，也能够做到心灵的自适。“闲者便是主人”^[18]。苏轼常常在公务之余，到佛寺、吴山、西湖，或亲近僧人，或徜徉山水，或文人雅集，或诗画自娱，让自己做一个“闲者”，超拔于人间的纷扰争斗，使心灵得到享受。乔丽华点评《东坡志林》（青岛出版社）的序言，对“闲者”有这样的解释：“所谓闲者，就是在匆匆的行旅中能放慢脚步，懂得欣赏眼前风景的人；所谓闲者，就是那些不计较得失，钓不到大鱼也没关系，以垂钓本身为乐趣的人；所谓闲者，就是能宽恕别人的错误，善解人意的人；所谓闲者，就是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人世间的冷暖，时常还能幽他一默的人；所谓闲者，就是那些能够在简单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的人……”^[19]，苏轼以他的人生智慧，平衡着生活中的一切，不被世俗的名缰利锁所束缚，也不让公务塞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既以用世的志意对待社会之角色，立身正途，在道德、功业、文章上建树，在入世的事业上得到快乐；又用超旷之襟怀对待一己之心灵，在自己诗性的生活里也获得快乐。

苏轼为我们昭示了人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生存方式：无论得志失意，总是脚踏实地地履行职责，尽心尽力完成社会所赋予的使命；无论顺境逆境，也都要活在当下，立足现实，超脱苦难，做生活的主人，享受世间美好的东西。今天，社会给我们施展才能的舞台越来越大，社会竞争给我们的压力也在加大，勇于担当，切实认真地从事实践，常怀忧患之心，是做人的一种责任，也是做人的一种品格。但生活在世上，遭遇挫折也在所难免，切不可被痛苦所缠绕，难以振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也需要一种艺术地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值得思考的是，快速发展的社会也会使人变得急功近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各种名利的诱惑下，为着个人的利益创造“政绩”，而非真正心忧百姓，在欲念的役使下，人的内心空间就会变得日渐狭小，自然也就不知道放慢脚步，清静思考，享受人生。这样的人生，成为一部没有情感的机器，对社会对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淑世与超旷已经成为苏轼精神的精髓，它使苏轼成为一个致君尧舜的理想的践行者，又使苏轼成为超越苦难的智者，还使苏轼成为享受人生的闲者，苏轼的人性因此才显得丰满，人格才具有魅力。时隔九百多年，苏轼精神也应该而且确实也超越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无论是苏堤还是三潭印月（苏轼在杭时建造的三潭印月是为种菱和保护湖水而建的，现已不存），它们都是从民生的角度思考而形成的物质实在，我们和它们在一起，不应只是流连光景，还应该知道它的来历——这些都是苏轼当年的民心工程。无论是苏轼在杭州作的诗词或文章，都真实地展示他的襟怀，既勤政又洒脱。苏轼精神永远不会风干，它将告诉我们如何处理人生的进退得失，如何健康快乐地享受生活。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生存范式。

第二节　 苏轼留给杭州丰厚的文学遗产

文学是一种印记，它是有灵魂的，也是能延续的。曹丕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0]苏轼在九百多年前来过杭州，在杭州写下了诗、词、散文，留给杭州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作为艺术的活体，它不仅能够让我们寻找到杭州的一些历史，并且成为杭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为西湖增色。

一、留下了杭州的历史印迹

（一）人物的活动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21]。这是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名句，把它用来形容杭州，也非常合适。苏轼因为政治的原因两度请求外出做官，惜才的皇帝给了他通判杭州和出知杭州的美差，使他来到物阜民丰、山水秀丽的东南第一大都会。苏轼作为地方官员和文学家，在这里得以施展才华，广交人物。从他留下来的诗文，能够看到当年的一些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

苏轼与陈襄是同僚也是好友，熙宁五年（1072），苏轼作为通判，协理太守陈述古修理六井，《钱塘六井记》记录了六井的来历、位置、水况，写得清清楚楚。元祐年间，苏轼做杭州太守，再度起用僧人子珪修理六井，在《乞子珪师号状》中写道：“擘画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水既足用，永无坏理。又于六井中控引余波，至仁和门外，及威果、雄节等指挥五营之间，创为二井，皆自来去井最远难得水处。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22]让我们看到治理的方法、用途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与人生智慧。九百多年前的修治对后人不无启发，并且使井具有了文化的意义；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对政治道德、人格进行追思和反问时，苏轼、陈襄等官员的实践活动有着借鉴的价值。

通过《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我们能够看到西湖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的用途，而“水涸草生，渐成葑田”^[23]之后，苏轼亲自率僚属访问考察，采纳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苏坚、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终于在朝廷的支持下，挖葑泥筑堤，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并使西湖一分为二，更具审美的韵味。苏轼与苏坚、许敦仁等人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苏轼和后来到杭州为官的像苏轼一样的官员阮元、杨孟英等人，使西湖波光粼粼，成为人间天堂的一颗明珠。

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写下的《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浙西灾伤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前连元祐五年六月奏状》等，更体现了苏轼作为杭州百姓的父母官的仁慈之心，它让我们看到了杭州曾经有过的灾情和杭州百姓曾经出现过的积欠，解决问题的路径。今天，不可能出现当年的灾荒，但苏轼这种急百姓所急的使命感，却永远给我们以精神的昭示。

苏轼和沈立、陈襄、杨绘、苏坚等同僚，勤勉政事，亲仁百姓，他们也聚会、游览、品茗、作诗。苏轼的《正月九日，有美堂饮，醉归径睡，五鼓方醒，不复能眠，起阅文书，得鲜于子骏所寄〈杂兴〉，作〈古意〉一首答之》、《有美堂暴雨》、《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以诗戏之，二首》、《次韵答刘景文左藏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诗》等诗词，可以见出苏轼与友人经常聚会于有美堂。有美堂在吴山最高处，前望浙江，后顾西湖，能尽收美景于眼中。仁宗朝梅挚出守杭州，皇上赐诗，有曰“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24]。于是梅挚以皇上诗语中“有美”二字来为堂命名。欧阳修未到过杭州，却写出了著名的《有美堂记》。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有美堂成为文人士大夫登临览胜、宴饮雅会的好地方。从苏轼有美堂的诗词中，我们可见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之一斑。《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25]散文《牡丹记叙》，是写与太守沈立一起赏花，并为其著述的《牡丹记》作序。苏轼还有《瑞鹧鸪·观潮》《西江月·赏瑞香词》《夜泛西湖五绝》《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登玲珑山》《游径山》《再游径山》《参寥泉铭并叙》《游南屏寺记》《点茶试墨说》《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等诗文，以及许多唱和的诗词，都反映了苏轼和他的友人们丰富的生活和快乐的心性。他们有满腔的济世之念与实践，又常常陶醉在聚会的欢快之中，迷恋于诗词书画山水花卉之间。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在杭州这块好山好水的地方，享受着世间的繁华与美好，但雅而不俗，活出了多姿多彩的人生。

（二）风俗的展演

北客南来的苏轼，在杭州大约五年的时间里，见闻了杭州的风俗，并通过诗文加以记录。

“三吴重时节，九陌自歌舞”^[26]，苏轼道出了江南大都会的杭州城市繁华、百姓殷富，岁时节日重视民俗活动的特点。上元节是每年新岁后的第一个节日，天上月圆，人间张灯结彩。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风俗从汉代开始，代代相沿，“夸财斗富，铺张挥霍之风到宋代达于极盛。宋代，皇帝观灯已成礼俗。放灯时间一再延长，灯笼制作竞巧斗奇。”^[27]。杭州也极尽热闹，“多则从正月十三日为上灯日，十八日为落灯日。少则从十四日上灯，十六日收灯，十三日夜食小粉团，谓之灯圆。”^[28]《祥符寺九曲观灯》是苏轼于熙宁六年（1073）写下的描写杭州上元灯会的诗歌：“纱笼擎烛逢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朝。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29]祥符寺在北宋时称大中祥符寺，地处杭州城北。元宵佳节，苏轼和杭州的百姓一起赏灯，他看到人们高举灯笼，燃着香火，各色彩灯翻舞，龙鳞戏珠，光芒四射，而且波浪与火焰相激荡，鱼在汤水中起舞；这些都是出自于彩灯艺人之手，景象新奇，游戏味道十足，体现了当年杭州元宵的热闹场景。苏轼后来在密州任上写的《蝶恋花·密州上元》词，仍回忆起当年杭州元宵佳节的盛况：“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30]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还写下了《浣溪沙》（雪颔霜髯不自惊）和《浣溪沙》（料峭东风翠幕惊）两首元宵词，在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笺》中，有“傅注本题作‘公守湖，辛未上元日，作会于伽蓝中。时长老法惠在坐，人有献剪彩花者，甚奇，谓有初春之兴。作浣溪沙二首，因寄袁公济’”^[31]的记载。从“更将翦彩发春荣。羞颜未醉已先赪”“云何不饮对公荣。水晶盘莹玉鳞赪”^[32]的描写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元宵节在寺院聚会、献剪彩花、有佳肴美酒助兴的情景。《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是苏轼与友人刘景文唱和时写下的，内容是元祐六年的元宵夜再度与民同乐的景象：“今宵扫云阵，极目净天宇。嬉游各忘归，阗咽顷未睹。飞球互明灭，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儿童，归来尚铙鼓。”^[33]人们在飞舞的龙灯与水灯中忘情嬉戏，共度良宵。从苏轼的《祥符寺九曲观灯》和上述的两首《浣溪沙》词，我们也知道元宵节是一个僧、俗共度的节日。诗歌中描写的杭州元宵灯会，今天仍在继续，活动持续3—5天，舞龙灯、猜谜语、吃汤圆，热热闹闹，寄托了人们对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美好憧憬。

《南歌子·游赏》是元祐五年（1090）苏轼做杭州知州时所作：“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34]端午节俗原是趋瘟、除邪的，后来融入了纪念历史人物特别是纪念屈原的内涵；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在民间成为一个较为隆重的节日，祓除不祥，祈求安康，伴有各种庆祝活动。从苏轼的词，我们能够看到当年杭州端午节的承平景象。十三楼是杭州的名胜。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北山路中记载：“十三间楼相严院，旧名‘十三间楼石佛院’，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胜轩、雨亦奇轩。”^[35]端午节，十三楼游人如织，歌舞管弦，和古扬州竹西亭的歌吹一样优雅繁华。吃菰叶裹的粽子，饮菖蒲酒，还听到了《水调歌头》的曲子，一派快乐的景象。《南歌子》（古岸开青葑）也写于同一时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36]是西湖治理之后端午节时候的光景。

“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花，大约在中唐时期从洛阳传入杭州。到了宋代，杭州也成了盛产牡丹之地。每逢春天牡丹盛开季节，观赏的游人不绝，声势极盛。苏东坡来杭之日，也常随州人一起品赏牡丹，题诗作文，设宴畅饮，乃至插花秉烛夜游。”^[37]《雨中明庆赏牡丹》《吉祥寺赏牡丹》《牡丹记叙》《冬至日独游吉祥寺》《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在尔，刘景文左藏和顺阇黎诗见赠，次韵答之》等诗文，足见苏轼对牡丹花的喜爱，也见出杭人赏牡丹的活动。今日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有牡丹亭，但杭人赏牡丹已不复当年盛景。

农历八月十八日，钱江潮涌，无疑成为杭人的盛大节日。杭州有八月十八迎接潮神伍子胥的风俗，还有江南水军水上操练和弄潮儿表演的习俗。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五绝》《催试官考较戏作》《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与试官两人复留，五首》《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瑞鹧鸪·观潮》等诗词，为我们描写了“红旗青盖互明灭”^[38]“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39]的观潮盛况和“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40]的水上表演。随着时光的流逝，虽然到今天观潮的内容有所改变，但观潮的风俗年年重演，观潮、赶潮、踏浪，杭人总是像过节一样争睹自然奇观，仍然有着宋朝那个年代的时尚气息。

（三）寺庙的盛况

苏轼在杭州，留下了《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吉祥寺赏牡丹》、《宿临安净土寺》、《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六和寺冲师闸山溪为水轩》、《法惠寺横翠阁》、《祥符寺九曲观灯》、《独游富阳普照寺》、《病中游祖塔院》、《宿海会寺》、《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卧病弥月，闻垂云花开，顺阇黎以诗见招，次韵答之》、《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西江月·真觉赏瑞香二首》等诗词，正如苏辙所说，“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41]。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杭州的寺院状况，寺院的数量、分布、环境，僧人的活动，对社会各类人群佛教信仰的探讨，佛教文化的社会功用等。在苏轼的散文中，《钱塘六井记》有太守陈公述古始至，“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42]的记载，《乞子珪师号状》又有僧人子珪引水治井的记载，可见官府与寺庙僧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常用僧人之力做一些有益百姓的工程。而出家的僧人也积极参与一些政事，使普度众生、乐善好施的信仰得到落实。《乞赐度牒修廨宇状》《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户部拘收度牒状》等文，也可见当年度牒的特殊作用，它是公度僧尼的证明文件，有法定的价格，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可以用作赈灾、修治水利等等。苏轼作为杭州的最高长官，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史资料，使我们了解当年政府与寺院的关系和僧人参与民生工程的情况。

二、为杭州融入了文化的元素

（一）融入杭州市区的文化元素

杭州因西湖和钱江潮称美天下，这有大自然的恩赐，也有人类的贡献，特别是骚人墨客的写作吟咏，为自然添光增彩。有人说：“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这不仅说西湖因为白居易和苏轼有了白堤和苏堤，也是说他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使景观有了文化的元素。苏轼两度来杭，以其天纵之才，为杭州写下了最美的文字。

孤山是杭州西湖最大也是唯一的天然岛屿，山水相依，无比秀丽；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隐逸诗人林和靖都为其留下了赞美的诗歌。苏轼的诗文又为其增色不少。“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是赞美惠勤、惠思两位诗僧的名句，为人激赏。《六一泉铭并叙》和《参寥泉铭并叙》都是散文中的名篇。前者是赞美欧阳修的，“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43]，由苏轼命名的“六一泉”今天还在。后者是写参寥子的，从梦泉到现实，颇为新奇；诗中所写参寥泉位于杭州孤山旧智果寺内。诗文让人们对孤山的景物多了几分向往、思念与追寻。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44]，苏轼的诗句直接抒发了他对飞来峰的喜爱情感。灵隐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1600多年前，印度僧人慧理见灵隐一带山峰怪石嵯峨，风景绝异，说：“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飞来峰”因此得名。^[45]诗句因寺院的奇山异石的吸引而自然写成；苏轼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和大家作了交流，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46]，为西湖做了最贴切、最生动、最新奇的评价，西湖因此又得名“西子湖”，曼妙、倩丽、韵致全从“西子湖”三字里透露出来。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因为苏轼的这首诗歌而认识了西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宿望湖楼再和》《夜泛西湖五绝》《南歌子·湖景》等诗词，都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如诗如画、变幻多姿的西湖。

苏轼观潮的诗词更是写得大气磅礴，显示出与西湖不同的美。“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47]为钱江潮水做了最好的诠释。在九百多年后，我们仍然会吟诵着苏轼的诗句，观看连天而涌的江潮。

苏轼还写了很多与茶有关的诗文，为杭州的茶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48]，是苏轼对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的赞美，对龙井茶的形状、色泽、节候做了非常形象的描写。“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49]，虽然说的是福建的壑源茶，但也是对各种好茶的美誉。因为比喻的新巧，相传旧时杭州有一家“藕香居”茶室，从苏轼的两首诗中撷取诗句，形成“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茶联，令人叫绝，至今还为人们口口相传。《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乃戏作小诗》，写苏轼来到杭州北山葛岭宝严院，诗僧怡然（清顺）以产于宝严院垂云亭的新茶款待他，苏轼以皇帝所赐的大龙团珍品茶回赠，“妙供”垂云新茶是“拣芽分雀舌”，状如“雀舌”般细美，而且苏轼告诉怡然，垂云茶和龙团这两种茶一样好，“聊将试道眼，莫作两般看”。^[50]说明当时杭州西湖宝严院垂云亭产的垂云茶，已经可与北宋贡茶“龙团”等同。当时虽未有龙井茶之名，但杭州出产的茶叶茶品之高可知。苏轼还懂得茶道和茶的功效。《试院煎茶》为我们留下了当年人们用茶的习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以蟹眼形容水初沸时泛起的小泡，以鱼眼形容水沸时水泡略微变大的样子，并且还伴松风鸣响般的声音，把煮茶应把握的水温用文字形象地表达出来。不仅沏茶的水要很有讲究，而且“贵从活火发新泉”^[51]，好茶需要好水好火候。《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告诉我们茶能解病，还能使精神得到享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52]，苏轼关于茶的诗文，留下了僧人、文人对于茶的喜爱之情。茶是大自然的赏赐，饮茶品茗正是体现人与自然的亲近，颇能体现恬淡清雅的情怀。“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53]，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惬意、优雅与满足，煮茶时闻着香气，还能看到汤面上的乳白色浮沫。苏轼《焦千之求惠山泉诗》《月兔茶》《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味不已，次韵奉和》《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等诗，呈现了当时文人煮茶、分茶、咏茶的清雅情态。《参寥泉铭并叙》^[54]有“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其后七年，余出守钱塘，……舍下旧有泉，出石间，是月又凿石得泉，加冽。参寥子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的描写，《游南屏寺记》有“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55]的记载，留下了文人与僧人品茶、赏茶、以茶助禅、禅助茶兴的生活写照。苏轼关于茶的诗文，为我们呈现了茶的美好与茶事的优雅韵致，它已经成为杭州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杭人对茶的喜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虽然今天大部分人已经不再煎茶，但都能从饮用龙井茶中获得享受，体现出杭人的潇洒、优雅、淡然。

苏轼有幸两度来杭，在杭州五年，身在其中的独特感受和富有创意的文字表现，为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杭州增添了浓墨重彩。可以说苏轼如果没有到杭州做官，他的诗文将少去精彩的一页；而没有苏轼的为官杭州，杭州也将失落很多文化的色彩。

（二）有关杭州属县的文化留存

苏轼通判杭州，勤于政事，多次巡行属县，到余杭、临安、富阳、新城（现为富阳市新登镇）、於潜（现为临安市於潜镇）、昌化（现为临安市昌化镇）等地视察民情。公务之余，他也与友人一起访问名山古迹，游览或住宿佛寺。他的许多诗词就记录了自己的行迹，描写了所见所闻。

苏轼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苏轼当年巡行属县的路线。熙宁六年（1073），苏轼写下了《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热》，这首诗记录了他出行的开始，此后就有《宿余杭法喜寺，寺后绿野堂，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学士》《宿临安净土寺》《自净土寺步至功臣寺》《游径山》《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等诗篇。熙宁七年正月，苏轼又出巡富阳、新城，有《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新城道中二首》等诗。从《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於潜僧绿筠轩》《於潜女》《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等诗，我们知道苏轼后来又到了於潜县、昌化县。九月份再到临安和余杭径山，有《临安三绝》《登玲珑山》《宿九仙山》《宿海会寺》《再游径山》等。苏轼的诗歌，较为清晰地画出了一条苏学士巡游之路。

苏轼到属县，还访名山、寻古寺，他的诗歌都为这些地方做了描写，使九百多年后今天的人们还津津乐道，不断探寻与走访。玲珑山位于临安城西，因山小巧玲珑而得名。玲珑山有岩石挺立、古树苍翠、泉水鸣响，苏轼《登玲珑山》一诗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看到的景象：“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56]玲珑山虽小，但因为苏轼的登临留下了九折岩、学士松、醉眠石等许多景点。还有，经苏轼指点的琴操就在玲珑山的寺庙出家，琴操墓就在山上。苏轼为玲珑山充实了文化的内涵，吸引众多的人慕名登山。位于余杭的径山，有古木修竹，“径山寺”香火旺盛，享有盛名，相传唐代陆羽曾在此著述《茶经》。苏轼曾多次登临径山，留下了《游径山》《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再游径山》等诗篇，以他的健笔写下了“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57]的诗句。古往今来，文人用诗文歌颂径山，苏轼的诗与径山长在，为我们打开了寻觅径山的窗口。另外，余杭法喜寺，富阳普照寺、风水洞、妙庭观董双成故宅，临安净土寺、绿筠轩、锦溪等处，也因为苏轼诗歌的流传而为我们所得知。

苏轼的诗文，还能让我们看到他的交往。《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中的“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58]，赞美了於潜县令刁铸，苏轼与他是“同年”（同一科考试取录者）；《新城道中二首》中的“乱山深处长官清”，赞誉新城知县晁端友。苏轼还为晁端友的诗集写《晁君成诗集引》。晁端友的儿子晁补之也很有才华，深受苏轼的赏识，苏轼有《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咸淳临安志》曰：“晁端友，熙宁中为新城令，其子补之随侍官所，东坡行县，以文来谒，遂知之。”^[59]晁补之日后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是写临安知县、苏轼的“宗人同年”苏舜举；《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是写与於潜县令毛宝、於潜县尉方武共游西菩寺，他们“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60]，非常投合、欢快；《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是与周邠、李行中的唱酬；另外《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等诗，都能让我们看到苏轼的交游情况。

苏轼的巡行之路，因为他一路的诗歌，无疑也成了一条文化之路。诗歌连接了苏轼与友人的交往，体现他们的勤政作风、公余的文化生活；串联了沿途的寺庙、景点；也反映了农村的生活与风俗，如《新城道中二首》《山村五绝》《於潜女》等。这些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但却也具有了一些文史资料的价值。

第三节　 苏轼赋予杭州的景点

杭州是一个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不仅有秀丽与壮美并称的自然景观，还有许多历史人物留下来的人文景观。一些在杭任职的官员，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也为后人留下了具有实用功能、审美价值的景观。苏轼两次在杭州任职，是在杭为官时间较长的官员，他以政治的使命、人生的智慧、天赋的才华和广泛的活动，为杭州增添了许多可圈可点、有口皆碑的文化遗产。他比历朝历代的任何一位莅杭官员影响都要深广，“活”在百姓的心里。

一、苏轼为杭人留下的景点

（一）苏堤春晓与三潭印月

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西湖十景为代表的杭州西湖文化得到了更好的彰显和保护，也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的旅游者前来游览。著名的西湖十景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在这十大景观当中，就有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两大景观与苏轼联系在一起，而且十景中以人的姓氏命名的，仅苏堤春晓一个。苏轼对杭州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苏堤春晓”的景观，位列西湖十景之首。《杭州市志·西湖》记载：“西湖湖床历经多次变迁，面积逐渐缩小。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唐代白居易《钱塘湖石记》：‘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围三十里。’以后，五代钱镠《建广润龙王碑》记载：‘钱塘湖者，西临灵隐，东枕府城，澄千顷之波澜，承诸山之源派……况镜水清流，烟波浩渺，其湖周百余里，其派数十余川。’”^[61]然而，到了宋代，西湖已被葑草侵占，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从朝廷，从民生出发，苏轼疾呼“西湖有不可废者五”，他率领臣僚调查研究，精心设计出了以葑草与淤泥在湖中堆积一条勾连南北的长堤的伟大工程。苏轼向朝廷力陈疏浚西湖的措施，要使“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62]终于在朝廷的支持下，苏轼用二十余万工，募民开湖，一条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的堤坝矗立湖上。西湖也因此一分为二，形成外湖与里湖；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等六吊桥优雅地穿插于堤坝中，用于东西湖区的贯通。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63]疏浚西湖，修筑长堤，是为百姓兴修水利，而且成为勾连南北的便捷通道。苏轼作为艺术家，又最懂得美的哲学，这个实用的堤岸，又成为最自然的艺术品，西湖有了苏堤，如系上了绿色的丝绦，使西湖美人更显妩媚倩丽；西湖若没有苏堤，则是一片汪洋。但长堤虽为人工，又不显人工之迹，石头草木的安排皆显自然、平适，没有刻意的雕琢。堤岸两边，湖水荡漾，波光粼粼，从六吊桥上一一走过，西湖的美不断转换。人在长堤上行走，尽得轻松自在的享受。

三潭印月以水面上的三座瓶状石塔而著称，水月交辉，景色迷离，恍若仙境。石塔有如亭亭玉立的女子，风姿绰约地立于水上。三座石塔从建造到我们今天看见的样子，有所变迁，但首创之功应归于苏轼。“自来西湖水面，不许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许请赁种植。今来既将葑田开成水面，须至给与人户请佃种菱。深虑岁久人户日渐侵占旧来水面种植，官司无由觉察，已指挥本州候开湖了日，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为界，亦须至立条约束。今来起请，应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请射及侵占种植，如违，许人告，每丈支赏钱五贯文省，以犯人家财充。”^[64]苏轼深谋远虑，从长计议，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浚湖筑堤期间始建石塔，以此为界划分西湖用于种菱和不得侵占种植的水面，使西湖长久保持水质良好。“三潭印月”是苏轼治理西湖的标志之一。但今天三塔的位置已不是苏轼所立三塔的位置；原塔已在元代毁去，现存石塔为明代天启元年（1621）仿立。

（二）苏子岭、寿圣院、过溪亭

苏轼对道行高深的辩才法师非常敬重。辩才作为上天竺第三代祖师，在上天竺住持法席长达十七年之久。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两人来往非常密切。苏轼常去拜访辩才法师，从此，狮子峰与上天竺之间的梯子岭就被人们称为“苏子岭”。元丰二年（1079），年届古稀的辩才法师决意从上天竺退居南山龙井寿圣院。寿圣院乃吴越国钱弘俶乾祐二年（949）由居民凌霄募缘建造，称报国看经院，地址在钱塘县（今杭州）履泰乡（今龙井）晖落坞。北宋熙宁（1068—1077）初，报国看经院改名为“寿圣院”，苏轼为它题写寺额。苏轼于元祐年间再来杭州时，每次前去拜访辩才后，辩才法师总要沿着风篁岭亲自送别苏东坡，但一般送客不过虎溪。一日辩才送苏轼下山，两人边走边谈，辩才竟忘记自己定下的“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的清规，送东坡过了虎溪。左右侍者惊呼说：法师，送过虎溪了！辩才笑笑说：“杜甫不是说过吗，‘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此作亭岭上，称“过溪亭”，亦称“二老亭”，以作为纪念。这个故事成为被人传诵的佳话。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到过龙井，题诗龙井八景，“过溪亭”就是八景之一：

行云流水视迁留，奚问虎溪过与不。一笑诗吟杜子美，墨名儒行足风流。

溪云不过忽成过，一笑名因二老留。有意无心设相较，过赢不过两三筹。

不过原来有溪在，过而弗觉并溪无。前三三后三三者，应笑今朝又遇吾。

亭自亭而溪自溪，言传三笑信无稽。虽然久假不归者，千古人过去重提。

今天，龙井八景已经经过修缮，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二老亭”和乾隆皇帝的题诗，这为龙井的自然环境增加了历史文化的内涵。

（三）大麦岭题名刻石

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苏轼与杨杰等人一同游龙华寺，过钱塘麦岭，到天竺，游西湖北山的韬光庵，并题名留念。现在杭州西湖西南大麦岭上，还留有苏轼、杨杰等人同游天竺的题名刻石。摩崖题刻为：“苏轼、王瑜、杨杰、张涛同游天竺，过麦岭。”^[65]

（四）六一泉

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苏轼通判杭州时，因为欧阳修的介绍认识了隐居西湖孤山的高僧惠勤，惠勤对欧阳修十分推崇，“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66]第二年，欧阳修去世，消息传来，苏轼赶到孤山惠勤的僧舍与惠勤一起哭祭恩师。十八年后，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再访孤山时，惠勤也已仙逝；惠勤弟子二仲，画欧阳修及惠勤之像于孤山寺院内，堂下流出一泓清泉。二仲请苏轼为泉水命名，苏轼“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67]，将他对欧阳修的一腔深情都寄寓于“六一泉”中，并写下了《六一泉铭并叙》这篇著名的散文。“六一泉”虽经几度兴废，但至今有幸留存下来。

（五）“感花岩”诗刻

北宋时，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来到吴山的宝莲山释迦院，与住持叙旧、赏牡丹，见到寺中有崔护题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68]有感于崔护与吴山女子相识相爱却未能结合的憾事，提笔写下了一首《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69]这首“牡丹诗”，后人把它镌刻在宝成寺后石岩上，至今仍保存完好。

（六）望湖楼

望湖楼在宝石山麓，面朝西湖，是观赏西湖美景的好地方。苏轼曾在此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中有大家熟悉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70]的诗篇。还有《宿望湖楼再和》：“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71]写西湖的夜景，令人遐想。因为苏轼的诗篇，人们登临望湖楼，既能赏西湖之景，又能品苏轼的诗韵。

（七）三贤祠

杭州苏堤“三贤堂”中供着三位古代贤人：白居易、苏轼和林逋。这是一个纪念性的祠庙，奉祀着三位贤者与英才。明人张岱的散文集《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六贤祠》记载：“宋时西湖有三贤祠两：其一在孤山竹阁，三贤者，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也；其一在龙井资圣院，三贤者，赵阅道、僧辩才、苏东坡也。宝庆间，袁樵移竹阁三贤祠于苏公堤，建亭馆以沽官酒。”^[72]白居易、苏轼、林逋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杭州咏出了千古绝唱，杭州人民永远记住他们，纪念他们。龙井寿圣院的“三贤祠”是南宋时建造，供奉辩才、赵抃和苏轼三人塑像，今天寿圣院的“三贤祠”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他们三人论道品茶的高情雅致却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八）苏东坡纪念馆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位于苏堤的南端，花岗岩雕刻而成的苏东坡全身像矗立在馆前。纪念馆不大，但安排别具匠心。展厅为两层，一楼展区是苏轼在杭州的政绩介绍，图文并茂，形象地展示苏轼救灾赈民、疏通六井、开凿运河和整治西湖等政绩和其他活动。二楼展区介绍苏轼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尤其是在杭州期间创作的诗文，还有苏轼的绘画、书法作品等。纪念馆一旁，是苏轼作品的碑廊，诗文与书法相映成趣。观看苏东坡纪念馆，并在苏堤上走一走，能够获得精神的启迪和艺术的熏陶。

二、探寻苏轼相关景观形成的原因

尽管苏轼离开杭州已有920多年，他留给杭州的许多景观，虽然有一些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众多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成为西湖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百姓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苏轼，因为他是杭州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一位“市长”。

（一）苏堤姓“苏”名副其实

西湖上有“两堤三岛”，即“白堤”“苏堤”和“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它们是由公元9—19世纪期间通过多次西湖疏浚工程逐渐形成的人工产物，分布于整个西湖水域，共同构成了西湖的美。人们常常把白堤、苏堤与白居易和苏轼联系在一起，其实，白堤与白居易没有太大的联系，而苏堤才是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亲自组织疏浚西湖而形成的一道堤坝，是一个民生的工程，又是一个艺术的工程。

苏轼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说，“而本州父老农民睹此利便，相率诣轼陈状，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劝轼因此尽力开之。”^[73]所以苏轼从民生着眼，从调研、设计到疏浚西湖，以其超群的智慧，将葑草与淤泥做了最实用又最艺术的处理，呈现出人工与自然的和谐之景。苏轼当年在杭州任被召还，新任知州林希把苏轼率众修筑的湖堤命名为“苏公堤”，并刻碑立于堤上。

西湖上面，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白堤，从断桥起到平湖秋月止，全长约1公里。许多人以为苏堤是苏轼所筑，白堤就是曾经在杭州做过刺史的白居易修筑的，其实不然。白堤原名白沙堤，白居易到杭州任职前就已经有了。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74]即指此堤。当然，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确曾修筑过一个白公堤，《新唐书·白居易传》、《西湖游览志》、清代《西湖志》、《湖山便览》均有记载。这个白公堤又名捍湖堤，因夹堤种柳，宋时称柳林。约在昭庆寺一带；由于沧海桑田的变化，此堤早已不复存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就称白沙堤为白堤。苏堤与白堤，共同构筑了西湖的美。但无论如何，苏轼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苏堤”，苏堤是苏轼精神和智慧的物化，无论是实用的功能还是游观的价值，它已经深深地植入百姓的心里。

（二）苏轼在杭的任职时间长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在杭州任通判三年，又于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两次相加先后在杭州达五年之久。苏轼虽然因为党争等原因乞求外任，但皇帝终是比较爱惜他，每一次的外出任职，总是先到东南大都会的杭州，然后再迁移到其他地方。古代官员一般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是三年，苏轼因为两次来杭，对杭州就有了更多的了解，能够为杭州的百姓做更多的事情，也能为杭州留下更多的诗文和故事传说。如苏轼要疏浚西湖，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开头就直接写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轼于熙宁中通判杭州，访问民间疾苦”，又在元祐年间“率僚吏躬亲验视”^[75]等，才有对西湖工程的深思熟虑与系统规划。《宋史·苏轼传》记载，“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76]苏轼两次来杭，使他熟悉杭州的地理特征，明白保护西湖的重要价值，并能找到治理河湖的良策，终于能在杭州太守任上完成疏浚西湖的宏大工程。又如“六一泉”的形成，是因为苏轼第一次来杭到孤山访高僧惠勤，听到惠勤盛赞欧阳修，等到十八年后再到杭州，欧阳修、惠勤都已过世，孤山有“泉出讲堂之后”^[77]，用惠勤意，于是就将泉水命名为“六一泉”，使泉水有了特殊的文化内涵，令人见其水，思其人。与苏轼相关的一些人文景点，有的形成于苏轼第一次来杭期间，有的形成于第二次来杭时期，这注定要使苏轼比他人为杭州留下更多的遗存。

（三）苏轼诗文增加了景观的文化内涵

苏轼疏浚西湖，有《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和“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78]等歌咏西湖的诗词与其相互印证，所以苏轼疏浚西湖就有比较完整的史料，人们也更熟悉他拓湖筑堤的故事传说。又如孤山的参寥泉，就有《参寥泉铭并叙》使我们知道参寥泉命名的由来，从“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到七年后出守钱塘，又二年后的寒食节，即将离开杭州时来智果寺与参寥子告别，“参寥子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可谓“真即是梦，梦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79]情节奇幻又真实，苏轼与参寥子的情谊非同一般。《六一泉铭并叙》使普通的泉水有了精气灵魂，苏轼通过一脉泉水追思、纪念欧阳修。景观因为苏轼的诗文具有了文化的价值，一代一代的人观其景，阅读苏轼的诗文，又能对景观的由来、情感意义、精神内涵有更多的了解，诗文与景观相得益彰，对于保存古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诗文对景观的流传也起了不胫而走的促进作用。

（四）苏轼是一个执着而放达、富有人格魅力的官员

苏轼两度乞求外放做官来到杭州，始终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为杭州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实事：修治六井，祈雨灭蝗，救济灾民，创办官办医院“安乐坊”，开浚茅山、盐桥二河，疏浚西湖。苏轼的德政善举，使杭州百姓非常感念，“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80]苏轼始终保持达观性情，把他的精神生活寄托在他所热爱的民生事业上，又拥有丰富的生活情趣；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杭州，苏轼和沈立、陈襄、杨绘、苏坚等人能够很好地共事，和惠勤、辩才、参寥子、清顺等僧人成为朋友，和张先等文人游赏赋诗，也能和老百姓一起同欢乐同忧思，如曾头插牡丹花与州人共游，闹元宵，为欠债的张小二“画扇”。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亦庄亦谐，富有人格魅力的人，所以在正史里，佛教的一些书籍里，老百姓的口碑中，都有苏轼的记载和传说。“三贤祠”“怀苏亭”“学士街”“东坡路”“苏东坡纪念馆”等，都表达了杭州人民对这位九百年前的“市长”的尊敬与喜爱。

第四节　 苏轼与杭州美食

苏轼是一位有政绩的官员，是留下思想学说的学者，是诗词文皆胜的文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对饮食烹饪之道很有研究，能发现美食，在平淡的生活中创造出有滋有味的人生享受，并常常用文字把它书写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知道苏轼发明的美食的做工。苏轼到惠州，写下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81]的诗句，令人垂涎；他到儋州，又写下了一篇《老饕赋》：“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蒲萄。愿先生之耆寿，分余沥于两髦。候红潮于玉颊，惊暖响于檀槽……”^[82]极言庖厨的高超技艺，水与火的讲究，用料的精美，烹饪的恰到好处；还伴以美妙的音乐和舞蹈，并要用精美的南海玻璃杯斟上葡萄美酒，把老饕有滋有味、其乐无穷地享受美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平凡乃至艰苦的生活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一）东坡肉

“东坡肉”是苏轼留给杭州的一道名菜。也是苏轼发明的一道红烧肉；但到底发明于何时，或者得名于何时很难考证。据称，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期间创制的红烧肉叫作“回赠肉”，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因黄河决口，洪水围困徐州，苏轼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老百姓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回赠肉”从此成为徐州的传统名菜，这在《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中都有记述。但一般认为，“东坡肉”发明于黄州时期。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虽然是“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但毕竟是一个虚衔，不得签书公事，只能得到一份微薄的配给。好在黄州肉价便宜，苏轼就用心地把猪肉做成了一道美食，并写下了《猪肉颂》的诗篇：“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83]这篇颂文，使我们今天仍能按照这一方法烧出美味的红烧肉。此时是否有“东坡肉”之名还不得而知，但“东坡肉”至少不会早于黄州时期，因为苏轼号“东坡”是在黄州，当时他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开荒种地，又对白居易谪居忠州“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84]的乐天知命的生活非常崇尚，就自号“东坡居士”了。

苏轼在黄州做的红烧肉，尽管留下了诗篇，但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真正被人传颂并得以闻名的当是苏轼第二次来杭州疏浚西湖的时候烧的红烧肉。苏轼在杭州组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要使西湖得以保全并为民造福，并用葑草淤泥修筑堤坝方便南北交通。人们感激太守的辛劳和功德，纷纷抬着猪肉挑着黄酒去感谢苏轼。苏轼就吩咐厨子用他在黄州发明的少著水、慢火炖的方法烧煮猪肉，然后与黄酒一起送到工地上犒劳民工。厨子没听清楚，将黄酒用来烧肉，结果煨煮成了酥而不腻、香气四溢的红烧肉；民工们吃到如此可口的红烧肉，就亲切地把它叫作“东坡肉”。从此，“东坡肉”就在杭州传开了，家家户户都会烹饪，苏轼也与“东坡肉”一起走入寻常百姓家，渗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它也因为苏东坡的响亮名字和“东坡肉”的美味口感，成为杭州的一个响当当的名菜，无人不晓，晓者无不品尝这道佳肴。“东坡肉”与杭州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于“东坡肉”的文字记载，在此引用莫砺锋先生在《漫话东坡》中记写的一段话：“笔者遍检有关文献，不见‘东坡肉’得名的确凿记载。”并作了注释：清人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中有《东坡肉》一则：“今食品中有‘东坡肉’之名，盖谓烂煮肉也。随所在厨子能为之。或谓不应如此侮东坡，余谓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按：梁氏生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此文当作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这是关于“东坡肉”的最早记载。又按：梁氏所录东坡语与今见于《苏轼文集》卷二十的《猪肉颂》有异。^[85]

（二）煮鱼羹

苏轼还为我们奉献了一道“煮鱼羹”的菜。元祐四年（1089），出守杭州的苏轼亲自烹制这道鱼羹，招待仲天贶等友人，并写下了《书煮鱼羹》的文字：“予在东坡，尝亲执枪匕，煮鱼羹以设客，客未尝不称善，意穷约中易为口腹耳！今出守钱塘，厌水陆之品，今日偶与仲天贶、王元直、秦少章会食，复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韵，非世俗庖人所能仿佛。岁暮寡欲，聚散难常，当时作此，以发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86]至于“煮鱼羹”的具体做法，苏轼写有一篇《煮鱼法》：“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87]用料很一般：鲜鲫鱼或鲤鱼、盐、菘菜（白菜）、葱、生姜萝卜汁、酒、橘皮线，但制作却很讲究，一道一道工序，何时放什么料，都有明确的方法，这样的精心烹饪，自然是味道绝佳，“珍食者自知”了。无怪乎客人有“此羹超然有高韵，非世俗庖人所能仿佛”的评价。能把菜做到一种境界，不仅是一种功夫，还是一种艺术。苏轼这道在黄州时发明的菜，在杭州时用以招待客人，并把烹饪的方法具体书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也使杭人的餐桌上多了一道普通而又味美的菜。

（三）蓑衣饼

在杭州，还流传着苏轼与“蓑衣饼”的故事。吴山酥油饼，又名蓑衣饼。相传，吴山上有爿夫妻糕饼店，夫妻俩做的油饼香而酥，薄而脆，生意兴隆。一个下雨天，苏轼披着蓑衣，带着一个老卒冒雨来游吴山。在夫妻店买了两个油饼，见店门花簇前有一张小竹椅，苏轼就坐下来，解下腰间酒葫芦，细细品尝油饼。并即兴吟了一首诗：“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店家为甚酥？”苏轼品尝后便问店家：“如此好的酥饼，有何美名？”店家回答：“山野小吃，有什么美名！”苏轼仔细看这饼，一层层，一丝丝，像身上披的蓑衣一样，便随口说：“好个山野小吃，既不要雅名，就叫它‘蓑衣饼’吧！”跟随苏轼的老卒听了，忙对店家说：“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太守给这饼取名‘蓑衣饼’啦！”店家夫妇一听，才知道这位吃油饼的老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杭州太守苏东坡。忙过来声声道谢：“谢谢苏大人，为山野小吃取了这么美的雅名！”从此，吴山夫妻店的蓑衣饼名气更大了。“蓑衣饼”与“酥油饼”字音相谐，此饼本身又油又酥，后来“蓑衣饼”就叫作“酥油饼”了。

据明陶宗仪编《说郛》（二）卷三十四下《调谑编》苏轼“巧对”等一些文本的记载，“为甚酥”这首诗应该写在黄州时期。有一天，苏轼去何秀才家聚餐。何家做的油果非常酥脆可口，苏东坡边吃边问：“这种油果叫什么名字？”主人回答说还没有取名字。东坡又问：“为甚酥？”座中众客皆曰：“您说的‘为甚酥’三字就可以作为它的名字了。”又有一个故事：苏轼到潘长官家里品尝潘家自酿的酒，酒味有点酸，苏东坡就笑着打趣道：“这酒一定是错着水了。”一天，苏东坡忽然心血来潮，想吃油果，便作了一首小诗向何秀才索求之：“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88]这个“为甚酥”的小诗，后来和杭州吴山“蓑衣饼”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了。可能是杭州百姓出于对苏轼的一种喜爱，认为苏太守能够帮助弱者，就让“酥油饼”成为了苏轼为之命名的“蓑衣饼”；或者说，这是杭州百姓的一种智慧，让普通的酥油饼贴上苏轼的标签，就更具吸引力。从此，酥油饼有了颇具传奇意味的故事，人们吃饼，不仅吃它香酥的味道，也在品尝一种东坡文化。

“东坡肉”“煮鱼羹”和“蓑衣饼”，是苏轼发明或为之取名的杭州名菜和小吃，它们都很普通，用料都是十分便宜或常见的东西，并非什么稀罕、名贵的山珍海味。杭州是一个“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89]的东南大都会，苏轼又是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不乏官场和友人的宴会；以他精于美食之道的情形，完全有可能发明几个名贵的菜肴，但他却一个也没有创造出来。甚至，他在任杭州通判的时候，就对官场宴席享乐颇为不满，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记载：“东坡倅杭，不胜杯杓，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90]但对简单平常的生活，他倒是觉得津津有味，“东坡肉”“煮鱼羹”应该都是发明于黄州，是他生涯中最为艰苦的阶段之一，但他却苦中寻乐，在饮食中体验生活的美好滋味。他来杭州做官，虽然环境变了，但还是将黄州发明的菜带到了杭州，并与人共享。“他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他对平凡、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91]苏轼发明“东坡肉”“煮鱼羹”，品尝和取名“蓑衣饼”，其实是发现了生活的真趣味，对制作饮食抱有兴趣，还获得感受，并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使看似平淡的生活散发出富有诗意的美感。

苏轼热爱生活，杭州百姓热爱苏太守。在杭州，菜名上贴上人名标签的似乎只有“东坡”。它还为我们传递了一种生活的理念。

第五节　 关于苏东坡的传说

苏轼卓然特立，无论是为官政绩，还是道德品格、性情胸襟、风节操守、学识智慧、艺术才华，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他又不是一个庄重得高不可攀的人物，而是真真切切、潇潇洒洒地“活”在杭州民众的心目中；百姓热爱、喜欢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太守，并口口相传，叙说着苏轼的故事。“苏东坡传说”是杭州文化中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苏东坡传说”已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是I－99，申报地区或单位是浙江省杭州市。这说明杭州人对苏轼的热爱，对苏东坡文化的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我以为“苏东坡传说”是苏轼与杭州民众的共同创造；从宋朝开始，历经各个朝代，民间以口述相传的方式传承着苏轼文化，今天又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苏轼的故事得到传播、绵延，使杭州百姓心中的苏轼“活”得更久远。

一、“苏东坡传说”是苏轼与杭州民众的共同创造

“民间传说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和历史表达方式构建出来的，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在民间传说的创作中，客观实在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人们又将它称为‘传说核’。‘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92]苏轼是一个天纵之才，政绩显著且美好，角色多样而出色，性情丰富并洒脱，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苏轼无疑是人生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演绎了人生最精彩的故事。所以，苏轼就自然而然地被他同时代和后来的文人与百姓选中，成为“传说核”，被一遍又一遍地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演绎。

苏轼疏浚西湖，不仅使西湖复唐代之旧貌，而且为西湖留下了一道实用又美观的“苏公堤”。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如下一段话：“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93]在《宋史·苏轼传》中也有相近的记载。苏轼自己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对疏浚西湖的原因、疏浚西湖的做法、疏浚之后对西湖维护的设想都有详细的文字。苏轼于元祐五年（1090）四月兴工开湖，民工直接参加了疏浚西湖、开撩茭葑、修筑湖堤的宏大工程；一道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的堤坝连接南山北山，坝上有六吊桥沟通湖水，造成了长堤卧波、烟柳画桥的景致。这一切，为后人创造苏东坡的传说奠定了基础。在杭州，流传着《苏堤六吊桥》的故事：

苏堤六吊桥

原来，西湖南北两岸村庄，南山百姓，大都以砍柴为生，村中小伙子特别多；北山的大都以纺纱织布为业，大姑娘多。多年来，两边虽然有湖船可通，但环湖步行，要走三十多里路，十分不便。

苏东坡到任之后，立即贴出告示，限令每个葑田之主，在三个月之内，将田上的“作物”割净，并派一小队厢军去湖上试拆葑田。厢军队长接到命令，前来请示：

“太守此举何日开始？”

“越早越好。”

“葑泥往何处堆放？”

“三天后听苏主簿吩咐。”

苏东坡心中本有两个方案：一是主簿苏坚提议，葑田开拆后，就近向四岸堆放，节省人工；另一个是在湖上堆个小岛，倒也别有风味。想来想去，各有利弊，因而尚未决策。

这天，苏东坡和苏坚乘马环湖踏勘，商量如何处理湖上的葑泥。行至大佛头，想到对岸净慈寺看看。他们将马系在湖边寺中，走到渡口，苏东坡对着湖中喊了三声：“船家，船家，船家——”

奇怪的是，大喊之后，不像往常那样有小渡船出来，相反听到一阵渔歌：

北山女，南山男，隔岸相望诉情难；

天上鹊桥何时落，环湖要走三十三！

苏东坡一听，心想，这不是向我献策吗，他看看苏坚。苏坚说：“太守，这是一首民歌，如果用湖上的葑田之泥，在湖的南、北之间，堆起一条长堤，岂不既可堆放葑泥，又可减少南北两岸黎民往来之不便吗？”这时，从湖里飞出一条小船，船上的一个小青年，朝苏东坡打躬说：“小人在此恭候多时，愿听太守吩咐！”苏东坡又喜又奇，问：“何以知道我要来湖边？”那青年说：“太守可听到渔歌？”苏东坡笑笑。

这时，湖上的小船上，又飞起一阵歌声：

北山女，南山男，年岁大过二十三；

两情相慕终难诉，“牛郎织女”把堤盼。

苏东坡哈哈大笑道：“唱得好，唱得好，也使我苏某开窍了。”

就这样，苏东坡发动了两千余民工，拆除湖里的块块“葑田”，将田泥运向南北岸之间，分段筑堤。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到了这年八月，湖上的葑田已全部拆除，田泥已经用完，可是还有一段堤没有连接。苏东坡本来想造桥，但是钱银又不足，只好暂时停下。后来还是两岸青年男女想出了办法，南岸的打柴青年捐了六块大木板，做成六顶吊桥。多数时间，吊桥吊起，让里湖外湖的船只通过堤孔。每当早市、午后和傍晚，吊桥就放下来让两岸的行人通行，免却渡船的麻烦。每天晚饭后，两岸男女相会，那番“鹊桥相会”光景，被两岸百姓赞为西湖上的奇景，便称为“西湖奇景六吊桥”。^[94]

杭州百姓根据苏轼修筑长堤的史实，敷衍出一个生动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人物的主要活动、事件的结果皆与历史相符或相近，但它又不是历史，而是杭州百姓的一种创造。苏轼是这个传说人物的原型，老百姓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了故事的构建，含有一些戏说和夸张的成分。第一，在这个传说中，苏轼修建堤坝的设计，来源于他深入现场进行踏勘，湖上的渔歌给了他直接的启示，这符合苏轼的为官作风。苏轼在杭州修治六井，开浚茅山、盐桥二河，疏浚西湖，都因为亲自访问、考察、调研，做出正确的决策。西湖筑堤的良策实在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第二，苏轼正为葑泥堆放举棋不定，听了民歌以后决定修筑长堤，便于通行，使北山女、南山男相会再也不用环湖行走三十三里，为两岸的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构思非常新奇，又体现苏轼一向关心民生的情怀。第三，苏太守想造桥但因钱不足，打柴青年捐了六块大木板做成六顶吊桥，看来不合常情，却又有其合理性。老百姓为这样一个民心工程纷纷献计献策，积极参与兴建；又似能解释吊桥的来龙去脉，用途功能。第四，运用民间文学表现手法，传说具备了老百姓的审美特征，故事中穿插了民歌，而且是北山女、南山男期盼鹊桥相会的内容，直白、活泼，又适合传诵。对于这样的内容，老百姓自然喜闻乐见，将其作为美谈，使苏轼筑堤的故事一直得以流传。

苏轼在杭州，对佛教很亲近，经常到寺院，并常与僧人交往。苏轼在熙宁年间，“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95]。这是苏轼自己在黄州时给钱塘主簿陈师仲写的信中说的。寿星院，在杭州西湖边葛岭上，环境僻静清幽，寺院为五代吴越国时期所造。宋人笔记里就记载过苏轼初游寿星院的逸闻，北宋何薳《春渚纪闻》是一部有特色的宋人笔记，第六卷《东坡事实·寺认法属黑子如星》记载：“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96]整个故事显得奇异、神秘，但又非子虚乌有的完全杜撰，从苏轼说的“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变成了民间奇闻“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的具体描绘，实亦是虚，幻亦是真，已经很难辨别真假。传说把苏轼对佛教的好感、对寺院的熟悉描绘得惟妙惟肖，给人以真实历史的错觉。到了明代张岱的《西湖梦寻》卷一《西湖北路·智果寺》：故事有了变化，但大同而小异，地点变成了孤山的智果寺，“东坡四顾坛壝，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伽蓝。’参寥遂塑东坡像，供之伽蓝之列。”^[97]不管故事怎么变化，都是根据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的“前生已到”加工出来的。到今天，佛门仍然流传着苏轼到寺院中能知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并告诉同游者再走九十二级石阶便到向忏堂，结果竟然如其所言的故事。可以说，苏轼熟悉寺院这个事实是传说的主干，人们再通过合理的想象进一步丰富了它。苏轼热衷于佛教，佛门也需要像苏轼这样有品位的人来说明世俗与佛教的因缘关系。所以故事不胫而走，并有所沿革。

苏轼既能有儒家的积极拥抱社会的精神，关注现实，又能在遭遇困惑和曲折时接受现实。人生不可能改变环境，却可以去适应环境，顺应自然。苏轼在地方官职位上力求有所作为，又善于在自然中发现使人生得以舒展的良辰美景，并在现实的大舞台上展示着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老百姓喜欢这样的官员，对他的故事总是津津乐道：“1089年，旱灾水涝，杭城米价飞涨，60文一斗涨价到90文，52岁的东坡‘市长’一面上奏朝廷，请求免税，一面收购粮食，运粮救急，因此杭州很少灾民逃荒饿死。”“灾年之后，疾疫流行，可是百姓哪里有余钱看病？苏‘市长’急忙招募医生和懂医的僧人，走街串巷，向百姓施药。之后，苏‘市长’拨款2000多贯钱，自己又捐献了50两银子，在众安桥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百姓的官办医院——安乐坊。”③“当年连苏东坡都对杭州的‘钱塘灯会’念念不忘，而且有诗为证：‘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这是苏轼的《祥符寺九曲观灯》，当时灯芯巷内的龙兴寺曾名祥符寺，他的这首诗写的正是当时灯芯巷内灯会的景象。”^[98]苏轼留下的诗、词、文，史料对苏轼的记载，都为人们构想苏轼的故事留下了依据。苏轼作为传说故事中的原型，身上有太多的“正剧”“喜剧”“悲剧”的因素，素材的丰富性无与伦比；人们传说他的故事，情节既与现实有直接的联系，又因为流传中的合理的提炼加工，故事并非历史的实录，但其发展又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间长，又把杭州当作他的第二故乡，是一位为杭州人民所热爱的太守和诗人，人们根据他的历史史实，口口相传，生发形成了一个个美好的故事。

二、“苏东坡传说”是杭州百姓对苏轼品德与智慧的颂扬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99]苏轼以其大仁大智，为杭州人民留下了无数恩泽和趣事，民间进行艺术加工的传说故事也正是从这几方面展开，又极富地方特色。

（一）对百姓的仁爱

在苏东坡的传说当中，最多的是讲述苏轼同情百姓，关心民生，能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切切实实地为百姓做事，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父母官。除了《苏堤六吊桥》《施药惠民局》《画扇判案》和“灭蝗救灾”“东坡肉”等故事，流传甚广，有口皆碑，还有许多这方面的传说。

东坡天竺“梦泉”

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与上天竺的慧觉和尚亲如兄弟，时常抽空来看望他。两人在寺旁楠木林下促膝谈心，吟诗诵经，别有一番情趣。

这一年，杭州大旱，接连数十天滴雨不下。没有水比不吃饭还难过，苏东坡心焦如焚，连日带领官员、侍从四出踏勘水源。这天，他到北高峰找水，傍晚来到上天竺，一来想在此借宿，明日一早赶上白云峰；二来可与慧觉和尚谈诗论经，烦中取静。

苏东坡吃过晚饭，到寺后的八角亭乘凉，坐下没多久，就在石凳上困着了。慧觉和尚做罢功课，到八角亭来，看他呼噜呼噜困得正香。一会儿，苏东坡突然惊叫起来：“水、水，快来汲水呀！”慧觉和尚以为苏东坡着魇了，连忙把他叫醒。

苏东坡眨眨眼睛，高兴地对慧觉说：“我找到水了，我找到水了！”

慧觉和尚问：“水在哪里？”

苏东坡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楠木林下泉水奔涌而出，我还听到了哗哗的水声呢！”

苏东坡拉着慧觉和尚，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楠木林下，果然有一个四方形的水潭，泉水正从四壁岩缝里涌出来。苏东坡高兴极了，马上叫慧觉和尚取来笔墨纸砚，亲自写了一张告示，告诉众百姓，上天竺有泉可汲水，叫慧觉和尚明日一早张贴出去。

天竺一带的百姓见到告示，真是久旱盼到了甘露，高兴极了，都拎着水桶来挑水。奇怪的是不管挑了多少水，泉水始终不会干。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就给此泉取名叫“梦泉”。

如今，“梦泉”仍然在上天竺佛殿旁的楠木林下，泉水清澈见底。^[100]

苏轼两度在杭州做官，都非常重视百姓的用水，两次修治六井，开淘茅山、盐桥二河及作堰闸，疏浚西湖，都与百姓的用水有关。苏轼知道，“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101]所以必须做好水的文章，使之民足于水。苏轼也为百姓祈祷雨水，《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就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境：“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102]这个传说叫作《东坡天竺“梦泉”》，虽然苏轼有《参寥泉铭并叙》记载“参寥泉”命名的由来，回忆起九年前在黄州，梦见与参寥子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被人称为“梦泉”，但天竺梦泉与黄州梦泉不同。故事虽然少了一份文人的雅趣，却多了士大夫身上的儒家仁爱之心。故事中的苏轼由于干旱“心焦如焚”“连日”“四出踏勘水源”，“在石凳上困着了”，塑造了一个为老百姓缺水而忧心如焚、勤于奔波寻水的太守形象。一日因到北高峰找水而到上天竺，在寺庙亭中睡着而梦，“梦见楠木林下泉水奔涌而出”，可谓心有所思睡有所梦，不是对老百姓的疾苦不能释怀、忧虑到极点，不可能如此。苏轼马上让慧觉和尚告示百姓，使百姓摆脱了旱灾的困扰。故事情节荒诞，因梦而得泉，泉水又永不干涸，但符合苏轼的“悯农”心理，而且把场景放在天竺寺，也符合苏轼在杭州常去寺院的情形。历史上，苏轼出知杭州的元祐四年（1089），岁适大旱，苏轼祈雨以期解除百姓之苦，所以，天竺“梦泉”的传说，是苏轼善于体恤民情的精神写真，老百姓乐于传说苏太守使百姓离苦得乐的故事，也借此传达感激之情。

苏轼在杭州为官，把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精神贯穿在日用人伦之中，不仅施行德政，而且平易近人，同情人民的苦难，以广博深厚的仁爱之心救助百姓。“此画苏不及”就是一个传说苏轼帮助穷人的故事。

“此画苏不及”（节选）

有一天，苏东坡路过清河坊，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卖画儿，走近一看，一幅月梅画得不错。……

他问明价格，摸出银钱，将画买下带回家中。

……

小伙子又见到这位好心人，就将卖画的原因说了出来。原来，这小伙子叫宋文新，自幼迷恋画画，又肯刻苦用功，画得一手好画。不幸的是父亡母病，只好靠卖画来打点生活。每天在此挂出画后，看画的人不少，但看看下面的落款，就走开了。

……

“一个多月。”“卖掉几幅？”“一幅。”

……

苏东坡提起笔来，在一张画上写了“此画苏不及”五个字。

……连声说“苏太守乃当今学士，小人不敢当，不敢当。”

……

过了几天，小伙子的画很快卖出去了。

宋文新葬父之后，去苏府拜访。苏东坡笑笑说：“我题此五字，并非完全虚妄。”说毕，拿出少年时画的一幅月梅和宋文新的月梅同时挂在壁上。^[103]

苏轼在艺术上的造诣有口皆碑，但故事中的苏轼为了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卖画者宋文新，不仅把他的画买回家，而且在得知他的身世之后，题写“此画苏不及”五个字，以自己的声名作衬托，使小伙子能够卖画得钱埋葬父亲。苏轼还非常谦逊，把自己少年时画的画和卖画的宋文新的画挂在一起，以此说明的确是“此画苏不及”，以解除卖画者内心的不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苏轼是老百姓的恩人，他善良、仁慈，竭尽心力为百姓做事，用自己的艺术才能解救百姓的苦难。有关苏轼热心肠的故事不少，苏轼为进京赶考的穷书生吴味道随身携带两捆货物“逃税”的故事也是其中之一。吴味道家境贫寒，用乡亲们为他赶考凑的盘缠买了一些当地的建阳纱，想带到汴京出售获利。为了避免一路的抽税，他借用大名鼎鼎的苏轼之名，在货物上贴着由苏轼署名运往“京师苏侍郎宅”的封条（“苏侍郎”指苏辙）。苏轼对这位被押解来的逃税人不仅不恼怒，反而十分同情，让书吏撕去旧封，换上新的封皮，写明送交“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还亲手写了一封信让吴味道带给苏辙，以确保沿途不被抽税。不知历史上是否确有这样的事情，但老百姓把它说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苏太守宽厚、温爱。《画扇判案》的故事也属于这一类。现实中的苏轼服膺儒家学说，善良仁爱，多情重义，为百姓解除疾苦已成为他的本能行为，老百姓拥有自己的想象和构思，就用自己创造的故事来传说这位德泽百姓的太守。

（二）苏轼的智慧

在苏轼的传说中，还有一类非常多，就是讲述苏轼超凡出众的才智。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书法、绘画样样颇有建树，而且读书多，见识多，往往出口成章，风趣幽默，这方面的趣闻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六地巧对（节选）

一年天旱，蝗虫成灾。苏东坡带了一班随从，来到於潜县，只见於潜境内，由于治虫及时，水稻碧绿青翠，一片紧连一片。

这个县的县官叫毛宝，已在此任职二十多年，老百姓不让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这天，毛宝从外边察看农情回来，见到苏东坡，知道他喜爱山光水色，第二天便陪他去游西菩山。他们一路经过方圆铺和更楼，登上了西菩山顶，遥望太阳镇。毛宝沿途指指点点，对这一带的历史风俗、地理人情了如指掌。在明智寺休息时，苏东坡兴致勃勃，要和尚取来文房四宝，挥笔写了一条上联，原来是刚才经过的三个地方：

方圆鼓，敲上更楼，太阳升矣；

苏东坡把笔一搁，笑眯眯地摸摸胡子，请毛宝续下联。毛宝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写道：

藻溪鱼，跳过横塘，化龙去也。

毛宝也巧妙地用了临安到於潜路上的三处地名。^[104]

这是两个官员、文人的巧对。熙宁年间，苏轼因为灭蝗来到於潜，在县官毛宝的陪同下，有机会游览西菩山。虽然是第一次游览，苏轼马上就能别出心裁地把经过的地方把地名连成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活动景象，编成对联，非常新颖。苏轼才思敏捷，想象力丰富。好在毛宝也很有才华，对得十分精巧。这种文人雅士的佳话显然被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人们不断传诵，以此表达对苏轼才华的仰慕。

《今日断屠》是赞颂苏轼的智慧和书法艺术。苏轼不仅是处理人生苦难的智者，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能见出他的智慧。

今日断屠

苏东坡不但是一位大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大书法家，他写的楷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

苏东坡在杭州的时候，跟一个叫韩宗儒的朋友时常书信往来。韩宗儒的老师姚麟十分喜爱苏东坡的字，但是几次托人请苏东坡写，都被苏东坡推却了。姚麟知道韩宗儒是苏东坡的好朋友，而且十分喜爱吃羊肉，就叫韩宗儒把苏东坡写的书信送给自己，赏他几斤羊肉。韩宗儒因为爱吃羊肉，只要苏东坡一给他书信，便拿去向姚麟换羊肉吃。

有一天，苏东坡的好友、书法家黄庭坚晓得了这件事，他跑去揶揄苏东坡说：“从前，王右军用字可以换鹅，所以，大家叫它‘换鹅字’。现在，你的字，可以换羊肉吃，应该叫它‘换羊字’啦。”苏东坡问道：“我几时拿字去换羊肉吃？”黄庭坚就将韩宗儒拿他的书信换羊肉吃的事，讲给苏东坡听。苏东坡大笑说：“我羊肉没到嘴，反沾了一身羊膻气啰！”

过了几天，苏东坡做生日。韩宗儒推故不去，写了封书信来恭贺他，他想让苏东坡回他一封信，又好拿去换羊肉吃。不料，这一次苏东坡却不给他回信了。那个送信人站在那里，连连催苏东坡回信。苏东坡笑眯眯说：“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日断屠！”韩宗儒听到回话，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拿他书信换羊肉吃的事，已被苏东坡晓得了。^[105]

苏轼是宋代书法的代表人物之一，长于行书、楷书，在审美意趣上崇尚自然，重在写“意”，笔法肉丰骨劲，很得时人的青睐。这个故事写得非常风趣，友人的老师动足脑筋，用羊肉换书信以得到苏轼的书法，友人韩宗儒因喜欢羊肉就照做了。黄庭坚又以“换鹅字”来比方苏轼的“换羊字”，很是贴切。这些，都处处渲染了苏轼的书法之名贵。苏轼得知实情，没有正面给韩宗儒下不了台面，而是哈哈大笑，体现了一种宽广心胸。聪明的苏轼让送信人回去告知“今日断屠”，不直接说破事情真相，而是幽默机趣，避免了尴尬，又能让人明白，使韩宗儒为此也哈哈大笑。苏轼就是这样圆润地处理问题，相互之间心照不宣，仍然可以友好地相处。一件本来令人难堪的事情轻松地得以化解，这就是老百姓仰慕的智者苏轼。《侯鲭录》中有一段相关的文字：“鲁直戏东坡云：‘昔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换羊肉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继作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106]故事内容与杭州的传说大致相同，但发生在苏轼在朝廷做官时。杭州的百姓喜爱苏东坡，把这个故事发挥得更加有血有肉。

民间传说《“三白饭”和“三乌饭”》也很风趣，故事是说苏东坡告诉他的好友刘贡父，小时候他和弟弟每天在家里吃“三白饭”，味道很好，这三白饭就是“一把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过了几天，刘贡父写信请苏东坡到他家去吃“三乌饭”。苏东坡感到奇怪，这“三乌饭”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到了刘贡父家，只见桌上放着两碗饭两碟菜，饭碗和菜碟上都用盘子盖着。刘贡父让他猜“三乌饭”是哪一种饭，哪两种菜？苏东坡指着饭菜说：“好猜好猜。一碗乌米饭，一碟乌贼干，还有……”刘贡父以为对方猜不出了，忙追问：“还有一碟呢？”东坡指着刘贡父的鼻子说：“还有一条乌鳢精！”^[107]刘贡父给了苏轼一个谜语，苏轼胸有成竹一一猜中，而且还将“乌鳢精”一语双关，既指浑身通乌的黑鱼，又指聪慧狡黠的刘贡父，因为民间认为黑鱼精威猛而狡猾。钱钟书先生说，“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传说突出了苏轼的机智和幽默，他和刘贡父将简单的吃饭变成了一次有品位的聚餐，足见他们精神的丰富性。这种传说，有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又有着生活的气息，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独特的价值。

三、传说表达了对苏轼的深情与纪念

苏轼对杭州有着特别的情感，“自意本杭人”，把杭州当作了他的家乡。杭州的百姓也非常感念这位好官员，通过传说讲述他在杭州的一些事迹，表达人们对他的评价和纪念。《泪洒金丝竹》的传说就非常深情：

在径山寺山门外，御碑亭旁下坡不远的山岙中，有个洗墨池。相传这池是苏东坡在径山时，写字绘画洗笔的地方。就在池的周围长着一片竹林，这种青竹和山上其它的竹子不一样，那青翠的竹竿上有一道黄色的花斑，看了叫人感到十分奇异，传说那是和苏东坡三访径山寺的事有关。

那是东坡老人即将辞别杭州，最后一次上径山寺来的辰光。这一天，住持和尚携了纸笔请太守题词写字。他正写好两句：“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突然飞来一对山鸡，在东坡先生窗前的竹林里呼叫：“苦苦苦。”老人听了鸡啼便触动了心中的隐痛，就把笔掷向窗外。当笔飞出时，刚好碰在一枝竹竿上。墨水渍就溅了开来，流淌在好几根竹竿上。当时，他虽然将诗写完，但心头还是不很痛快，接着也就下山回杭州去了。当苏东坡离杭以后，这些竹子上的墨渍一直没有褪掉，并且越来越多，像一条条泪痕。从此，有人说那是东坡老人留恋径山的纪念，那些斑纹很像金丝，就叫“金丝竹”。^[108]

熙宁年间，苏轼的确三次寻访径山，留下了《游径山》《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再游径山》等诗篇，也的确写有“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的诗句，但诗句是苏轼第一次游径山时写的，见于《游径山》诗的开头，而非写于苏轼最后一次上径山时。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传说，不是历史，老百姓要把故事讲得生动，把时间改成苏轼将要离杭的前夕，更能说明苏轼对径山的好感与留恋，也传达百姓对苏轼的深情。“洗墨池”与墨染“金丝竹”更是老百姓的一种附会，因为传说可以把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通过艺术概括而依托在某一历史人物、事件之上。“洗墨池”是因为苏轼是一个大书法家，人们想象书法家就该有一个很大的洗墨池，就像人们传说王羲之洗笔砚的临川墨池和兰亭墨池一样。金丝竹姿态优雅，竹竿金黄劲秀，有绿色纵纹。苏轼平生爱竹，“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於潜僧绿筠轩》）是他喜欢竹子的最好写照。这个故事让苏轼所处的窗前有竹林，体现了苏轼的雅情，然后就有了墨染竹子留下斑纹的说法，并“像一条条泪痕”，有情有义。大家都知道娥皇、女英寻找舜帝，泪洒青竹而成斑的故事，也许杭州的民众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苏轼“泪洒金丝竹”的传说与其说是苏轼对径山的深情，还不如说是径山百姓对苏轼的厚爱，把“金丝竹”和苏轼联系在一起，使径山永远传说苏轼的故事，把“苏轼”留下来。

杭州有一条“东坡路”，还有一条“学士街”，这是杭州人妇孺皆知的两条路。关于这两条路的来历，也有传说。相传东坡路“在北宋初期还是条无名小路，人家不多，店铺稀少。路旁一间草屋里，住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妈妈，孤身一人，以卖凉茶为生”。有一天，一个葛巾芒鞋，衣着俭朴的书生，喝了一碗凉茶，因为没有小钱，就取出一块碎银递给老人。老人兑不开，就说算我请你喝吧。但书生感到过意不去，赊了一次账。书生第二次路过，又忘带零钱，便向老人道歉。老妈妈见他如此认真反而心生敬重，又特意端上一碗凉茶。书生抱歉地说自己身边总是不带零钱，请老人备些纸笔，为老人作画以充茶钱。时隔不久，书生特地再来，画了一幅泼墨山水，题上“东坡居士”的落款。老妈妈方知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相公，竟是文才盖世、大名鼎鼎的苏学士。

这件事传开后，大家知道苏东坡经常便服外出，而且身上不带零钱，为了得到苏东坡的字画，不少人都来这里摆上茶摊，有的甚至开起小酒店。就这样，这条无名小路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苏东坡调离杭州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路取名“东坡路”。^[109]

“杭州东坡路”的传说，讲述了苏轼为人的潇洒风度和诚信品格，融入了他的绘画艺术，还有人们对“东坡居士”的仰慕。从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东坡居士”的名号是贬谪黄州时期才开始有的）已有九百多年历史，我们很难考证“东坡路”的来历和它的演变过程；但它的出现，肯定与苏轼的仕杭有关。当时苏轼办公的地方就在竹竿巷，他的活动大抵会经常出现在这一带。人们把“东坡路”的出现加工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它与现实有直接的联系，也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

“学士街”也是一个富有地方性特色的传奇故事，说的是苏轼有一次便服出游来到一所蒙馆，问蒙馆的老师为什么有些学生在写字课上不写字，原来这些孩子家境贫寒，无钱买纸。

苏东坡把手一招，几个穷苦孩子跟着他走出馆外，站在道地上。“你们喜欢写字吗？”“喜欢。”“为什么不写呢？”“买不起纸。”“如果你们有了纸呢？”“一定好好写。”

苏东坡用脚顿顿地面说：“这不是现成的写字纸吗？……”

……

苏东坡带了纸张又来到了蒙馆，便叫来全馆孩子，说明道理，还在门前的道地上划了一条长线为界，规定线东踢球玩耍，线西就地习字，相互不得吵闹。从此，这些穷苦孩子在界西一侧的沙地上学字。

不久，大家得知这个叫他们学字的人就是苏东坡太守时，对这条界线更加爱护了，并把它叫作“学字界”。

后来，宋朝南迁……，对这条学字界还是留出了，久而久之，成了一条小街。不过学字界的名称逐渐被人误呼为“学士街”了。

这也许是因为苏东坡当过龙图阁大学士的缘故吧。^[110]

苏轼对百姓仁慈关爱是众人皆知的，但在苏轼的诗文和《宋史·苏轼传》《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未有苏轼蒙馆教人习字的记载，传说运用文学手法解释“学士街”的来历，有苏轼的活动，有蒙馆写字的事件，把“学士街”的来龙去脉说得很生动具体，其中应该有着加工和虚构。这些关于路名的传说，富有杭州的地方文化特色。苏轼在杭为官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而且，在杭做过官的官员难以计数，大多都已湮没无闻。而苏轼以其特有的政绩和人格魅力，深深地铭记在老百姓的心里。人们为了纪念苏轼，将路名、街名冠以苏轼的名字，使杭州永远留下苏轼的痕迹。

一个人被史书记载，是一种幸运；而一个人能被民众传说，活在百姓的口碑里，是一种荣耀。“苏东坡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已深深印刻在民众的心里，已经与杭州的地方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1]

【注释】

[1]吕特：《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

[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14页。

[3]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5页。

[4]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4—885页。

[5]苏轼《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苏轼文集》，第910页。

[6]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7]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第866—867页。

[8]苏轼：《乞赐州学书板状》，《苏轼文集》，第840页。

[9]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二状》，《苏轼文集》，第888页。

[10]苏轼：《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苏轼文集》，第895—896页。

[11]苏轼：《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苏轼文集》，第898页。

[12]余秋雨：《文化苦旅·都江堰》，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第44页。

[13]莫砺锋：《漫话东坡》，第109页。

[14]赵昚：《苏轼文集序》，《苏轼文集》，第2385页。

[1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4页。

[16]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22页。

[17]苏轼：《书焦山纶长老壁》，《苏轼诗集》，第552页。

[18]〔宋〕苏轼：《东坡志林》，乔丽华点评，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19]乔丽华：《闲者便是主人（导读）》，〔宋〕苏轼：《东坡志林》，乔丽华点评，第6页。

[20]〔魏〕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21]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256页。

[22]苏轼：《乞子珪师号状》，《苏轼文集》，第902页。

[23]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4页。

[24]赵祯：《赐梅挚知杭州》，〔清〕厉鹗辑撰：《宋诗纪事》，第7页。

[25]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苏轼诗集》，第330—331页。

[26]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苏轼诗集》，第1740页。

[27]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28]朱宏达、朱磊：《苏东坡与西湖》，第52—53页。

[29]苏轼：《祥符寺九曲观灯》，《苏轼诗集》，第427页。

[30]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全宋词》，第300—301页。

[31]《东坡乐府笺》，第287页。

[32]苏轼：《浣溪沙》（雪颔霜髯不自惊）、《浣溪沙》（料峭东风翠幕惊），《全宋词》，第315页。

[33]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苏轼诗集》，第1740—1741页。

[34]苏轼：《南歌子·游赏》，《全宋词》，第292页。《东坡乐府笺》题作《南歌子·杭州端午》，第275页。

[35]〔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页。

[36]苏轼：《南歌子·湖景》，《全宋词》，第292页。

[37]朱宏达、朱磊：《苏东坡与西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38]苏轼：《催试官考较戏作》，《苏轼诗集》，第377页。

[39]苏轼：《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与试官两人复留五首》，《苏轼诗集》，第378页。

[40]苏轼：《瑞鹧鸪·观潮》，《全宋词》，第295页。

[41]苏辙：《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栾城集》，第307页。

[42]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79页。

[43]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44]苏轼：《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苏轼诗集》，第323页。

[45]杭州飞来峰，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81608．htm。

[46]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430页。

[47]苏轼：《催试官考较戏作》，《苏轼诗集》，第376—377页。

[48]《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物产》：“东坡诗云：‘白云峰下两枪新。’”俞寿康编著：《中国名茶志·绿茶》：“宋·苏武《白云茶》（西湖区上天竺白云峰茶）：‘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49]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苏轼诗集》，第1696页。

[50]苏轼：《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乃戏作小诗》，《苏轼诗集》，第1662—1663页。

[51]苏轼：《试院煎茶》，《苏轼诗集》，第370页。

[52]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苏轼诗集》，第508页。

[53]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苏轼诗集》，第328页。

[54]苏轼：《参寥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6—567页。

[55]苏轼：《游南屏寺记》，见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年谱》第19册，《苏轼文集》题作《记温公论茶墨》，第2227页。

[56]苏轼：《登玲珑山》，《苏轼诗集》，第492页。

[57]苏轼：《游径山》，《苏轼诗集》，第348页。

[58]苏轼：《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苏轼诗集》，第448页。

[59]转引自《苏轼诗集》，第581页。

[60]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苏轼诗集》，第585页。

[61]《杭州市志·西湖》，http：／／www．hangzhou．gov．cn。

[62]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4—865页。

[63]转引自余秋雨：《文化苦旅·西湖梦》，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64]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第871页。

[65]苏轼：《麦岭题名》，《苏轼文集》，第2583页。

[66]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67]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68]崔护：《题都城南庄》，《全唐诗》，第4148页。

[69]苏轼：《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苏轼诗集》，第703—704页。

[70]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苏轼诗集》，第340页。

[71]苏轼：《宿望湖楼再和》，《苏轼诗集》，第351页。

[72]〔明〕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13页。

[73]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第869页。

[74]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全唐诗》，第4957页。

[75]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第866页，第869页。

[7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2—10813页。

[77]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78]苏轼：《南歌子·湖景》，《全宋词》，第292页。

[79]苏轼：《参寥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6—567页。

[8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4页。

[81]苏轼：《食荔支二首并引》（其二），《苏轼诗集》，第2194页。

[82]苏轼：《老饕赋》，《苏轼文集》，第16页。

[83]苏轼：《猪肉颂》，《苏轼文集》，第597页。

[84]白居易：《步东坡》，《全唐诗》，第4804页。

[85]莫砺锋：《漫话东坡》，第311页。

[86]苏轼：《书煮鱼羹》，《苏轼文集》，第2592页。

[87]苏轼：《煮鱼法》，《苏轼文集》，第2371—2372页。

[88]〔明〕陶宗仪编：《说郛》（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七七册，第801—802页。

[89]〔宋〕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修全集》，第585页。

[90]〔宋〕朱彧：《萍洲可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三八册，第310页。

[91]莫砺锋：《漫话东坡》，第197页。

[9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54．htm。

[93]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17页。

[94]故事搜集整理者：徐清祥。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0页。

[95]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苏轼文集》，第1429页。

[96]〔宋〕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94页。

[97]〔明〕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第12页。

[98]《杭州人过元宵节有文化“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浙江在线·文化艺术世界网，2012－06－25。

[99]林语堂：《苏东坡传》，封底。

[100]故事讲述者：吴智静，60岁，大专，杭州市上天竺法师，采录者：应志良。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41—142页。

[101]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4页。

[102]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苏轼诗集》，第473页。

[103]故事讲述者：迟华，采录者：徐清祥，见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50—151页。

[104]故事搜集整理者：钱仲书，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43页。

[105]故事搜集整理者：莫高，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52页。

[106]赵令畤：《侯鲭录》，转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第一四八○册，第256页。

[107]《“三白饭”和“三乌饭”》，故事搜集整理者：莫高。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53页。

[108]故事讲述者：丁再林，余杭县双溪乡，农民，采录者：张长工（1981年8月采录），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154页。

[109]记录者：陈友贵，41岁，杭州市上城区，干部，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502页。

[110]故事搜集整理者：徐清祥，董校昌主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上卷），第503—504页。

[111]《苏东坡传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hzt．zjcnt．com／201111＿sdp／imdex．html，20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