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仕杭时期活动与创作评析

第六章　苏轼仕杭时期的散文：丰富而自然

在我国古代文坛上，诗歌和散文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一般来说，诗歌篇幅短小，长于抒情言志，而散文则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抒写灵活，成为交流的重要工具。苏轼散文数量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杭州的五年，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虽然杭州时期的散文在他一生的散文创作中，成就不是最高的，但在体裁的运用和题材的摄取上，也体现出了丰富的特征，并因其深刻的现实性与哲理性，达到相当的思想高度，在艺术上崇尚自然，随物赋形，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节　 苏轼散文的种类

我国古代的散文，没有“文”与“非文”的界限，范围非常宽泛，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章。苏轼在杭州写作的散文，类别众多，既有写景抒情记事的文学性散文，也有许多奏议、表状、题跋等实用性散文，体裁多样，各有其妙，都有极高的文学或史料价值。

一、记

《墨妙亭记》《钱塘六井记》《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盐官大悲阁记》《游南屏寺记》《记钱塘杀鹅》等，都是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期所写的记体散文，从内容来看，有亭台楼记、书画记、寺院记、山水游记、水利工程记、杂记等，题材丰富，文笔灵动，既可记事写景，也可抒情议论。

“记”体散文，在我国起源很早，原来只是简单的记事应用文。宋李耆卿《文章缘起》注中说：“《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常议论。”魏晋以前以“记”名篇的记叙文还很少见，经过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记”的写作范围有所扩大，尤其是山水游记的写作。到了宋代，记体散文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内容进一步扩大，体制更加完备，文学因素得到了加强。南宋叶适说“‘记’虽（韩）愈及（柳）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1]，指出了记体散文在宋代出现的变化。我们在此正可以通过苏轼写于杭州的几篇记体散文，管窥苏轼在这一体裁创作上的特色。

《墨妙亭记》是因“莘老求文为记”而写的。亭台楼阁，往往建筑富有特色，处于优美的山水之间，作者总是会记述建筑的缘起、结构特色、周围环境。苏轼开篇就以简洁的文笔记写墨妙亭的来历，修亭之人、作亭时间、亭的位置、亭的功用一笔写出，然后就把文字重点放在记写孙莘老身上，赞美了孙莘老在地方遭遇水灾时的作为与才干，不以官事为意而“赋诗饮酒为乐”的散淡潇洒，还有搜集墨刻的逸致雅兴，再回到作亭的由来上。文章体现了记体散文笔法灵活的特点。下面一段文字，从“凡有物必归于尽”，到“知命者，必尽人事”，^[2]全是议论，由保存碑刻到治理国家，翻出一层新意。题为“墨妙亭记”，但重点不在记亭，而在写人和议论上，不仅使孙莘老的形象呼之欲出，人品风神见于纸上，还反映出苏轼的“尽人事”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墨宝堂记》也写的也是亭台楼阁，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所作。这篇记文也没有侧重于“物”的描写，而是议论纵横，浅显而高妙。文章先写世人有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再写人自有其乐，甚至痴迷执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批评“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的错误做法。最后才写“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然后又从蜀谚“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展开议论，相信张君希元必将“蓄极而通”，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因为他知道“政之费人也甚于医”的道理^[3]。整篇文章以议论为主，将墨宝堂作为物为我用的触点，借此表达自己强烈的主观意识，几乎颠覆了亭台楼阁记的一般写法。

《钱塘六井记》以叙事为主：先写六井之由来，历史上修建之情况，非常翔实；再写陈述古守杭州，为百姓治理六井，将太守与百姓的对话写入文章，很是生动；最后是写修井完毕，正遇大旱，钱塘之民用水充足。本来，记事到此应是非常完备，但苏轼还是由事生发议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4]把治水之事加以推广，上升到了一个“有备无患”的哲学高度。寥寥几句，由点而及面，既赞美了陈襄的举措，又告示人们深刻的道理。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作为一篇书画记，布局构思也不同一般。不是直接写仁宗皇帝“飞白”体书法的构造、布局、风格，而是发端于议论，且整篇文章以大量的议论笔法赞颂“圣德”。最后也是通过议论比较，说明这一书法的贵重价值。整篇文章，只有几句写自己得以看到书法作品的文字，属于真正的“记”的文字。苏轼作此记，笔法非常自由，既遵循文体特点，又不被文体所囿，评价书法，不就事论事；作为书法家，苏轼对书法的见识很高，书为心画，一个人的人格胸怀、学识修养当自然流露在书法上。

《盐官大悲阁记》从题目上看，应是属于寺院记，或者亭台楼阁记，但一篇七百字的文章，纯属记叙的文字并不多：“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自九岁出家，十年而得恶疾且死，自誓于佛，愿持律终身，且造千手眼观世音像，而诵其名千万遍。病已而力不给，则节衣缩食三十余年，铢积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为记。”其他都是议论之文，从酒食制作的精与粗，到治学的是否尽力、学与不学，再写到佛者严格斋戒与其徒的无心、无言、无为。此时，才写到“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一心向佛，虔诚，笃志，勤奋，修持，以致“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5]从而写出作记的缘由。苏轼在《盐官大悲阁记》中注入了一种美好的精神。

《游南屏寺记》^[6]只有短短八十余字：“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转颠倒，未知孰是？大众一笑而去。”这篇游记不同于一般游记的铺叙游踪、描写景物，而是就游历中见到的“茶”与“墨”做文章：茶白方为好茶，墨黑方为好墨，但往往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世间的黑白颠倒比比皆是。寥寥数语的议论，点到为止，却融入了对世事的洞察和人生的感慨。

《记钱塘杀鹅》^[7]是一篇属于杂记类的文章。一开始写“鹅能警盗，钱塘人喜杀之，日屠百鹅而鬻之市”的情形，再写自己闻杀鹅声的“予凄然”，“欲赎其死，念终无所置之，故不果”；再写鹅的功用：“鹅不独警盗，亦能却蛇，其粪盖杀蛇”，发出“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的悲悯和感慨，至此戛然而止，余味无穷。从记叙到感发议论，看似平常之事却有深意。

苏轼的记体散文，技巧娴熟，或长或短，或叙或议，行文毫不板滞，没有固定的模式，富于变化。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一篇无议论，而且议论往往成为文章的亮点。钱基博先生指出了苏轼记体散文的特点：“以议论作记，随题生波，以事为经”。^[8]苏轼的“记”因事而生发出议论，做到遵循传统“记”体文的写法又有所拓宽与突破，叙述议论紧密结合，记事说理浑然一体，将记事写景为主的文章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序

叙同“序”，它是书籍的序言，早期写作“叙”，后多写作“序”。“向来记、序并称，二者在叙事方面虽有相近处而体例迥异。序作为一种文体，滥觞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李唐而变化于赵宋。传孔安国《尚书序》称‘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大体昭示了序的功能。约成于汉代的《毛诗序》、《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扬雄《法言序》等，大都立足全书，进行宏观的阐释申述，或者兼及作者自身，是为常式。其后又有文集序、赠送序、燕集序、字序（解释人的名字）、杂序（事、物序）等相继问世。”^[9]苏轼是北宋一代大文学家，往往受他人之请为其书作叙。《牡丹记叙》《送杭州进士诗叙》《钱塘勤上人诗集叙》等，都作于杭州熙宁时期。

《牡丹记叙》^[10]，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为杭州太守沈立《牡丹记》所作的书序。“序的正体是申述作者之意，故表现的主体和重心是书。宋代书序情形大变。”^[11]作为书序，苏轼也介绍《牡丹记》：“十卷”“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精究博备”。但仅此而已，更多的笔墨在介绍跟从太守沈立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观赏牡丹：牡丹花为世人所重，沈立“耆老重德”。并以鹿门子（皮日休）评宋广平（璟）“梅花赋”写得“清便富艳”，赞其为人“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12]来颂扬沈立。最后还补叙沈立“公家书二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据称，沈立在蜀地益州为官时曾撰写《海棠记》一卷^[13]。整篇书序，介绍《牡丹记》一书的文字不多，而多在写牡丹之花和沈立其人。文章短小，但富有文采，写观赏牡丹如临其境，写人物学养人品如在目前。《牡丹记》虽然已经失传，但因为苏轼的这篇《牡丹记叙》，我们今天仍能知道1072年就已经诞生了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牡丹专著《牡丹记》。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14]全文几乎是在写人，正如苏轼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到的：“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不仅如此，写人也并非只写诗集的主人“勤上人”（惠勤），而是以大篇的文字写欧阳修。文章开头写翟公被罢去廷尉之后宾客们的态度，再写欧阳修好士的态度，并对两人进行比较：“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欧阳修不喜欢佛教和老庄哲学，然“公常称之（指惠勤）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再写到惠勤哭欧阳修之去世，“勤固无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这才落实到文章的主旨上。行文可谓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为了写惠勤的“贤”，先写欧阳修的人品，至于惠勤的诗歌，只是通过欧阳修的评价“尤长于诗”，和“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好的诗歌自然会不胫而走），点到为止，不作具体的叙述介绍。作为一篇书序，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迥异于一般书序的写法；对人物的描写，则带着强烈的情感，抒情色彩比较浓。全文夹叙夹议，舒卷自如。

《送杭州进士诗叙》^[15]是诗序而非书序，或者可以归为杂序。苏轼是为太守陈襄《登彼公堂燕贡士》^[16]诗作序，从诗序我们可以得知陈襄的诗的体制为“四章，章四句”，也能看到他的诗歌的大意，以“水”“松柏”“山”“鸿雁”为喻，勉励士子。议论仍是这篇文章的特色，向士子阐述了求仕不仅要“志于得”，更要重于“道”的观点，而且用齐景公招虞人的典故，加强了论说的力量。这篇诗歌的序写得情真意切，含义深刻，将陈襄诗歌对士子的期望作了推进，能够感发人心。

苏轼的“叙”体散文，无一篇无文采，无一篇无议论，甚至打破了以叙述为主的写法，并善于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文章兼具生动的叙事、充沛的情感和理性的思考，达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三、题跋

题跋，题是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是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字，总称“题跋”。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明代徐师曾指出：“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17]要求文章写得简而不繁。“题跋兴于唐而成于宋。……宋人对题跋体裁的发展革新，首先反映在题材的开拓上，如由唐代单纯议论著述文字扩展到绘画书法等艺术、文化领域；其次反映在体式要求上无常格定式，灵活多样；其三是扩大并提高了题跋的功能，由单一议论发展到说理、抒情、记事、写人和学术研讨等；其四是增强了题跋文字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趣味性。”^[18]杨庆存先生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宋代题跋之文的认识。

《题张子野诗集后》^[19]写于元祐五年（1090），主要评价张先的诗歌成就。文章简短，先提出张先“诗笔老妙”，举张先的诗句为例，不得不令人钦佩，颇能印证自己的观点；又以世人称赏他的词，而其实“歌词乃其余技”，来衬托他的诗歌的高妙，成就在词之上。为了说明张先诗歌的成就还不被人们所认识，故以周昉的画来论证之：“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可谓神来之笔，将张先的诗与周昉的画巧作类比，把张先诗歌的价值及诗名为其词所掩的情状一并写出，且以戏谑语出之，趣味无穷，令人在笑声中回味苏轼的独到见地。百余字的文章，学术性、艺术性兼备，无疑是一篇简劲、新颖的跋文。

《书朱象先画后》^[20]作为一篇书于画后的跋文，却没有对朱象先的画作正面的评价，而是写朱象先其人，“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超脱潇洒，无意功名财富。然后以阎立本“卒蒙画师之耻”，是因其无“子敬之高”“千里之达”，说明朱象先风神潇洒，他的画高下就无需评说了。苏轼秉承“知人论世”的传统精神来评朱象先的画，令读者知道画如其人，画家的品德、精神、学养无不会流露于画中。这样于虚处着笔，反显立意高远，论画极有见识。整篇文章多用议论笔法，通过对不同人物的议论，阐述人与画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理趣。

苏轼在杭州作的题跋之文虽然不多，但行文不拘一格，见识颇高，可读性很强。

四、铭

《六一泉铭并叙》和《参寥泉铭并叙》是苏轼两篇著名的铭文，都写于元祐时期。

铭，原是铸、刻或写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迹或警诫自己的文字，后来逐步形成一种文体。《文心雕龙·铭箴第十一》：“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21]从刘勰的这段话中可知，铭文是褒奖赞美的文字，记事要翔实正确，文字要简约而深刻。

《六一泉铭并叙》和《参寥泉铭并叙》都写泉水，然写泉水更主要的是在于写人。《六一泉铭并叙》是以崇敬的心情写恩师欧阳修的，先叙述了“六一泉”的由来。从欧阳修介绍苏轼与惠勤相识，到亲耳听见惠勤“公，天人也”的评价，再到十八年后自己出守钱塘来到孤山，欧公与勤上人都已化去，然见一泓清泉溢出，想见当年惠勤抵掌而论欧阳修的一段宏论，将泉水取名为“六一泉”。惠勤对欧阳修的评价，亦真亦幻亦奇，是这篇文章的文眼。铭文是这样的：“泉之出也，去公数千里，后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几于诞乎？曰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于百传。尝试与子登孤山而望吴越，歌山中之乐而饮此水，则公之遗风余烈，亦或见于斯泉也。”^[22]文字非常简约，欧阳修的人格、精神无所不在，气度、才华令人景仰，所以，十八年后，仍能感受其恩泽，君子之风长在。《参寥泉铭并叙》是写参寥子（道潜）的。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最艰难的时期，参寥子不远数千里而来，非人品之高友情之深难以做到。“伟哉参寥，弹指八极。退守斯泉，一谦四益。”^[23]苏轼以充满情感的语言赞美参寥子的人格。

这两篇铭文，都很有艺术性。一是情节奇幻。《六一泉铭并叙》云，“舍下旧无泉，予未至数月，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参寥泉铭并叙》从做梦赋诗“寒食清明”“石泉槐火”写到现实的“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二是文字优美。《六一泉铭并叙》写惠勤“抵掌而论人物”，十分生动精彩，文字以散文的笔法出之，流畅简洁。《参寥泉铭并叙》语言清新，颇有意境。铭文很短，皆用四字句，体现了句式的匀称美，且变换用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三是笔法圆熟。两篇铭文都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对人物的景仰推崇发自肺腑。

苏轼的这两篇铭文，符合《文心雕龙》所说的“义典则弘，文约为美”^[24]的法则，是两篇难得的好文章。

五、碑

碑原指古时宫、庙门前用来观测日影及拴牲畜的竖石。后来，在重要场所前树碑，上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也用以刻文告。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说“绍兴初，张魏公自湖湘还，尝加营葺，有碑载其事。”^[25]碑文，就是指刻在竖石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专为刻碑而作的。碑文这种体裁有文，有铭，又有序。

苏轼的《表忠观碑》，并非作于苏轼两度在杭为官时，而是作于熙宁十年徐州知州任上，应杭州知州赵抃之请而作。苏轼曾在杭州任通判，熟悉吴越国历史和表忠观的由来，又是文学家，书法家，由他写这篇碑文自然是最合适的。

表忠观碑的碑文，先是记叙“表忠观”的由来：杭州知州赵抃奏请“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神宗准奏，以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记事非常清楚，吴越国立国的历史（从武肃王镠到忠懿王俶三世四王破黄巢杀宏诛昌的经历）和钱氏安民保民纳土归宋的功德（天下大乱，而吴越之地富庶；在宋大举削平天下之乱时，“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其去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通过赵抃之文清晰地得以反映。然后用铭文颂美吴越国王“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说明保全钱氏坟庙而建表忠观“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的用心^[26]，旨意深远。这篇碑文体式完备，无论立意、行文、书法都十分精妙，行文铺采摛文，流光溢彩，可以称得上是文质彬彬的好文章。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表忠观碑》文流传将近千年，钱王的事迹托之于文也为更多的人知晓。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评中认为：“文极老洁，铭词亦雄警动人。”^[27]碑文见于《苏轼文集》卷十七，列苏轼诸碑文之首篇。

这篇为杭州的表忠观而作的碑文十分特殊，故特加评析。

六、书、启与尺牍

尺牍、札、启、书，都是指书信。“尺牍”一语最早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28]后来，“尺牍”就成为书信的通称。刘师培《〈文章学史〉序》称：“有由下告上之词，则为奏疏；有同辈相告之词，则为书启尺牍。”^[29]

书信是人们交流思想和情感最常用的工具。苏轼在杭州五年，公家的书信或亲友间的私家书信，为数当不少。因笔者学力浅短，难以辨认作文的时间，故不敢妄为。只能在此列举寥寥数篇，作为苏轼在杭运用书信沟通事件和情意的代表。

《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30]《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31]，都是苏轼元祐年间在杭州任太守时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的信件。文章除首句“苏轼谨顿首百拜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轼顿首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为礼节性的言语外，没有任何的寒暄，都是直入其事。《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写浙中先发水灾又继以旱灾，乞度牒“募人于诸县纳米”，又修完廨宇紧要处，使度牒“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并提出救灾的其他良策。《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是因“浙西淫雨飓风之灾”，“乞宽减额米，截赐上供”，围绕此事，分析议论，陈述利害。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曰：“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详诸书体，本在尽言……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32]苏轼这两封书信虽是公文，但都写得令人感动，为民呼号，无不尽言，“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争言无灾，或言有灾而不甚，积众口之验，以惑聪明，此轼之所私忧过虑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拒闭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有些官吏为了乌纱帽，以没有灾害或灾伤不大的不实之言禀报，而苏轼毫不虚掩，且自己的心声、情感表露无遗，如他自己所说，“吾为数十万人性命言也，岂恤此小小悔吝哉？”甚至不惜提出：“或以其狂浅过计，事难施用，即乞别除一小郡，仍选才术有余可以坐消灾沴者，使任一路之责。幸甚！幸甚！”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书信夹叙夹议，以情动人。

《杭州谢执政启》是一封向朝廷表达谢忱的书信。服虔《通俗文》说“官信曰启”^[33]，启表示信件时，含有比较隆重和正式的意味。经历了荣辱升沉的变迁，苏轼再度来到杭州，感慨良多。在一封短短不足二百字的例行书信中，苏轼不是做做官样文章，而是情感态度和盘托出，足见其为人的率直，可谓见信如见其人。其信如下：

右轼启。小器易盈，宜处不争之地；大恩难报，终为有愧之人。到郡浃旬，汗颜数四。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虽尚婴于宠剧，庶渐即于安闲。顾此蠢愚，亦蒙徼倖。此盖伏遇某官，辅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与人不求其备。故令狂直，得保始终。指步武于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轼敢不钦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阳城之考；奸容狱市，敢师齐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偿知遇。

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一般以对称美为审美观照，偏重于匀称的形式。我们读苏轼的这封书信，就可以感觉到他对文字的用心，以骈体为主，夹以散句，使行文不呆板。运用对偶句式进行铺陈议论，富有美感。

七、奏议

奏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上行公文文体，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它的范围比较广，一般认为包括《文心雕龙》中的“章表”“奏启”“议对”这三类。这里仅局限于指上奏帝王的奏议。苏轼在杭期间，奏议是写得最多的，都写于元祐年间。作为一个地方的太守，负有对百姓的安抚、对朝廷的尽忠的责任，因为奏状可以反映问题、报告情况、陈述意见、提出对策等，实用性非常强，因此在杭州时期的散文中，奏议占有相当的分量。

粗略统计苏轼元祐年间写的奏议，大约如下：

修缮：《乞赐度牒修廨宇状》《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

赈灾：《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奏户部拘收度牒状》《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浙西灾伤第二状》《申明户部符节略赈济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

外交商旅：《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水利：《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免除积欠：《应诏论四事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行下状》《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前连元祐五年六月奏状）》；

荐举人才：《进何去非备论状》《乞擢用刘季孙状（或题作举刘景文状）》；

请恩：《乞子珪师号状》；

陈情：《乞赐州学书板状》《杭州召还乞郡状》。

苏轼的奏议有以下特点。

（一）实用性强，范围广大

奏议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或某一特定问题而写，有特定的目的。苏轼的这些奏议，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一事一议，目的明确、针对性强。他所写的奏议，涉及赈灾、水利、外交、商务、乞恩、荐举、陈情、豁免等等，现实中的重大事情，都一一上奏，希望皇上能够通过他的状文，了解真实情况，解决问题，或恩准请求。这些奏议绝大多数都是公事，只有《杭州召还乞郡状》，是为自己向皇帝陈情的。

（二）谨守格式，详略有度

奏议作为公文文体，与记、叙、铭、跋等文体可以自由书写不同，有固定的结构样式；苏轼严格遵循奏议格式，陈述状况，提出对策或请求。对于未尽事宜，附于正文之后，用贴黄的形式附加。格式需要严格遵守，但在行文上做到需详则详，该略则略。如《乞赐州学书板状》《乞赐度牒修廨宇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等文，就写得比较短小，言简意赅，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即止；或者前面已经有奏议，只是追加或补充的奏议，不需要重复啰唆。而《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等奏状就写得比较长，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长达近二千七百字，先举熙宁年间的两次灾情，对策不同，结果不同，再言今年灾情之重，需早做谋划，并提出对策；对受灾程度、死伤人数、粮食缺额、价格昂贵等做了非常具体的说明，希望引起朝廷的重视，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轼就是这样，不做格式化的“官样文章”，而是从需要出发，析事、明理、陈情，行文长短适宜，重在有说服力、有可行性。

（三）平实畅达，言之有文

奏议重在实用，陈述问题，以期解决问题，所以，苏轼的奏议不像一些艺术性比较强的应用文体，写得华美或富于变化，而是语言平实畅达，语气庄重严肃，重在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但另一方面，苏轼也重视文章的生动性，如《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不直接谈疏浚西湖的理由，而是先用西汉末年翟方进与三国东吴孙皓事，说明“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通过历史事实说明开湖的重要性；引入歌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言者？两黄鹄”；运用比喻，“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说明西湖有不可废者五，每一层结束，都用“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的句式^[34]。又如《乞擢用刘季孙状》（或题作《举刘景文状》）较多地运用了四字短句，读起来很有节奏感，特别是“刘季孙，则平之少子，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35]几句，一口气运用了四个四字句，铺陈有力。由此可见，苏轼的奏议很重视表达的技巧。

八、祭文

祭文是古代用于祭奠死者的一种文体。《祭欧阳文忠公文》^[36]是苏轼于熙宁年间写的一篇祭文，也是历来颇受好评的一篇文章。这篇祭文既有传统祭文的特点，又有不少创新。

一是感情深挚。文章以“呜呼哀哉！”开头，一开始就渲染了浓烈的悲情，令人感觉苏轼为恩师的去世痛彻心扉。写了天下失去欧阳修的损失，欧阳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为天下恸”；欧阳修对苏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以“哭其私”。可谓满纸悲情，肺腑之言从心里流出，又符合祭文哀伤的特点。

二是在议论中凸显欧阳修的地位和贡献。祭文一般采用赋体的形式，叙述逝者的事迹。欧阳修作为一代重臣、文坛领袖，可歌可书的事情很多，但苏轼没有走常规之路，而是采用议论的笔法：“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行文非常概括，有高屋建瓴之势。这其实正是苏式作文的智慧，因为欧阳修可以书写的事迹何其多也，这是难以写尽的，而运用议论比较的手法，就能起到笼盖的作用。

三是运用骈散结合的语言。古代祭文一般都是用韵文，汉魏以来，祭文多仿《诗经》中雅颂的四字韵语，如诸葛亮祭奠周瑜的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蒸尝！……”^[37]也有用骈文的。后来文体有所突破，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几乎是用散文写成。苏轼的这篇《祭欧阳文忠公文》则骈散结合，运用对仗、排比、比喻等多种手法，显得庄重典雅。

九、祝文

刘师培《〈文章学史〉序》：“以人告神，则为祝文，诔辞”^[38]。祝词在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中就经常用到，后世流传下来的祝词，有的是在没有文字以前便产生了。如《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39]，就是伊耆氏的部落首领“腊祭”时的祝辞。苏轼在杭州为官，关心农事，到寺庙祈祷风调雨顺，从他写的诗歌《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中就可以看出。《祈雨吴山祝文》《祈晴吴山庙祝文》《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祷观音祈晴祝文》等，都写于杭州为官时。不同的祝文有不同的功用，在遣词造句上也有不同的特色。

《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二文，都是苏轼元祐年间在杭州任太守为疏浚西湖而作的。苏轼是地方长官，又长于文辞，非常适合担任“祝史”的角色。开湖工程巨大，希望得到神明相助，“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40]。《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如下：

西湖堙塞，积岁之患。坐阅百吏，熟视而叹。惟愚无知，妄谓非难。祷于有神，阴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赞。大堤云横，老葑席卷。历时未几，功已过半。嗣事告终，来哲所缮。神卒相之，罔咈民愿。肴酒之报，我愧不腆。尚飨。^[41]

祝文短小，但内容简要，从西湖葑草到祈祷神灵、西湖治理、虔诚的谢意，都囊括其中。文章很有文采，全部用四字句，且押韵好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祈雨吴山祝文》如下：

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故水旱之请，黩神为甚。今者止雨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

吏以不得为愧，神以不倦为德。愿终其赐，俾克有秋。尚飨。^[42]

向神灵说明杭州特殊的地理特点，雨止又旱，祈求神灵降德赐雨，保佑一方平安。言辞简明，语气虔诚。《祈晴风伯祝文》：“维神开阖阴阳，鼓舞万类，”一开始就歌颂神灵，并言其“阴淫为霖，神能散之。下土垫涝，神能暵之”，神的威力巨大，最终能够“风反雨霁”。^[43]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苏轼在大雨不止的水涝面前，通过仪式，恭敬、真诚地为百姓祈求神灵施展威力。《祷观音祈晴祝文》是因为“三吴之灾，连岁不稔”。向观音祈祷，希望“反雨旸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并言“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愿兴慈率，一拯含生”。^[44]《文心雕龙·祝盟第十》曰，“祈祷之式，必诚以敬”^[45]，这篇祝文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十、表状

表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是臣子写给君主的呈文。表的主要作用就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陈说政治的请求和愿望。苏轼在杭州作有《杭州贺冬表二首》《杭州谢上表二首》《杭州谢放罪表二首》《谢赐历日诏书表二首》等作品。

《杭州贺冬表二首（之一）》是写给皇上，《杭州贺冬表二首（之二）》是写给太皇太后的。《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黄钟。”遇年时节令，苏轼用表歌颂君王的清明，四海祥瑞，并表达自己的忠诚，如他文中所说“身虽在于江湖，颜不忘于咫尺”^[46]。

谢表即臣僚谢皇帝恩惠之表，《宋代官制辞典》称：“凡官员升迁除授、谪降贬官，至于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等，均有谢表。”^[47]苏轼的谢表中有谢就任表、谢放罪表、谢赐赉表。《杭州谢上表二首》^[48]，是苏轼“除臣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到任后上书给皇帝陛下和太皇太后陛下的，对“乞越得杭，又过平生之望”充满感激，也写出自己“怀安退缩”，“故求外补，以尽余年”的心路历程，到任后“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的感受，并表达自己“犬马之报，期于杀身”，“死生不移，更誓坚于晚节”的报答之情和决心。《杭州谢放罪表二首》是因“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颜章、颜益二人，上章待罪，奉圣旨特放罪者”，任职期间过失得到皇帝的赦免，表达对皇恩的感激。其中的“知臣欲去一方之积弊，须除二猾以示民”，表面是称“吾皇圣明”，其实是对自己的辩解和肯定。《谢赐历日诏书表二首》^[49]是对皇帝赏赐的谢恩。古代皇帝赏赐臣子物品，如赐文字、历日、衣带、鞍马、赐第、赐宴、赐生日礼物等，是君臣相遇、融洽关系的一种方式，能得到赏赐是莫大的荣耀。苏轼因圣上“特赐臣诏书并元祐五年历日一卷者”表达谢意，并称颂皇帝“历象教民，本尧舜之智；水旱罪己，盖禹汤之仁”。表示自己要“入奉讲学，出牧农民。恭布诏书，悉传闾里”，充满对皇恩的感激。

苏轼的谢表篇幅都较短，大约两三百字。谢表的语体是四六文，讲究平仄规律。如“始衰而病，岂非满溢之灾；乞越得杭，又过平生之望。”［《杭州谢上表二首（之一）》］“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杭州谢放罪表二首（之一）》］行文流畅，句式匀称。这些谢表虽为公文，但因表达了苏轼的真情实感，也具有个性的色彩。

十一、题名

题名是古人为纪念科场登录、旅游行程等，在石碑或壁柱上题记姓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与曹晦之、晁子庄、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来。时主僧皆出，庭户寂然，徙倚久之。东坡书。

——杭州题名二首（之一）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屦，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子瞻书。

——杭州题名二首（之二）

前者是记与友人一起游寺院，后者是记自己第二次来到杭州。每篇约50字，但仍记写生动，情境皆出。

另有《龙井题名》《韬光题名》《麦岭题名》等，皆写得短小可读。

苏轼散文的种类还不止以上几种，但上述的文体是苏轼写作较多的，或者是写得很有特色的。

第二节　 苏轼散文的思想

在各类文学体裁中，散文是笔法最灵活、表达最自由的体裁，自然也就能够最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思想之于散文，就如同情志之于诗歌，是它文体的一种本质规定。散文往往不如诗歌观念得风气之先，领导审美潮流，但它往往达到那个时代思维（思想）的制高点与至深邃处。”^[50]苏轼的散文和苏轼的诗词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杭州时期的词，以唱和与抒怀为主，他的诗，缘诗人之义，有对现实的歌唱，但不如杭州时期的散文更注重“致用”。苏轼是一个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他的思想、情感、精神、人格、操守都呈现在各类作品中；而杭州时期的散文，则更能够体现他一贯的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思想与见解，又更能体现他特定阶段的思想情感。

一、把道德看作是治国、立身的根本

作为一位文人士大夫，苏轼一生崇尚道德，把道德看作是治国、立身的根本。苏轼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51]“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52]“若夫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53]。苏轼关于道德的论述很多，在杭州写的散文中，也体现了对道德的崇扬。

《送杭州进士诗叙》与士子们谈论的是“道德”。这些中进士的士子，他们将会得到朝廷的重用，就要走在正道上，不可为了追求进用而改变操守，改变学说。无论是对陈襄《登彼公堂燕贡士》诗的诠释，还是自己对士子的教诲与勉励：“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昔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与皮冠，于义非大有损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学，而学非其道欤？”^[54]都在于说明立身处世的大节，要有道德的坚定性，不为时风所左右，横而不流、独立不倚。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55]是苏轼“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看到仁宗皇帝的书法而作的，但苏轼这篇记的重点不在介绍和评价书法，而在论述仁宗皇帝的道德：“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以当时社会得到大治，人才为其所用，风气醇厚，和谐欢心，来颂扬仁宗皇帝的圣德。在苏轼心里，仁宗皇帝是一位至善、至仁、至真的皇帝，一位道德高尚有所作为的英主。文章最后赞美书法的无上价值，凡是看到这幅作品的人，必然会变得品行高尚，“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一方面说明人品与书法的关系，人品即书品，另一方面说明这幅书法对于人心的作用，可以潜移默化，使人们居仁怀义。

《表忠观碑》和《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都体现了对吴越国国王钱氏的肯定，因是“其有德于斯民甚厚”（一方富甲天下，人民安居快乐），“其有功于朝廷甚大”^[56]（免去战火，纳土归宋，忠于朝廷）。以上两句虽然是赵抃所言，也是苏轼的观点，所以苏轼乐为表忠观作碑文，也向朝廷提出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理保护表忠观及坟庙的想法。

对道德的崇尚，也体现在苏轼对理想人格的颂扬上。欧阳修就是一位立功、立德、立言的儒者的代表，“畜道德而能文章”^[57]，苏轼仰慕他的为人并追随他。当欧阳修去世的时候，他写了《祭欧阳文忠公文》，极力歌颂欧阳修的功德，“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58]欧阳修去世十八年后，苏轼再度来到杭州为官，见孤山脚下突然泉水溢出，写下《六一泉铭并叙》，“公之遗风余烈，亦或见于斯泉也”。^[59]欧阳修虽然没有来过杭州，但他美好的道德可以四通八达，无所不至，体现出欧阳修人格的伟大，可以和山川河流同在。《乞子珪师号状》^[60]因高僧子珪两次选差修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对子珪的有德于民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此向皇帝“乞特赐一师号，以旌其能者”，体现了对“营干劳苦，不避风雨”甘于奉献的精神品格的崇敬。《乞擢用刘季孙状（或题作举刘景文状）》则从道德与才能上，向朝廷力荐刘季孙：“今臣所与同僚西京左藏库副使权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刘季孙，则平之少子，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61]把道德看作担任重要职务的必备条件。遵于道，行于德，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苏轼，使他把道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体现救时行道的社会责任

苏轼崇扬道德，并在实践中体现道德。我们可以在他的散文中，处处看到闪烁着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苏轼的恩师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62]，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但是他所谓“道”又不等于“百事”。苏轼在政治上深受欧阳修的影响，没有高高在上的习气，也没有不切实际的空谈，而是把博大深邃的儒家人文思想体现在救时行道的社会责任上。

《墨妙亭记》^[63]说：“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是苏轼对责任的最深刻的阐述。儒家的思想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遇到困难，不是回避，而是接受挑战，力挽狂澜，转危为安，逢凶化吉。苏轼服膺儒家的这一思想，传达出“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的精神。

苏轼在元祐年间向朝廷呈上的奏状都体现了他急切的用世心情。《乞赐州学书板状》《乞赐度牒修廨宇状》《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等等几十个奏状，都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从“右臣闻事豫则立，不豫则废”^[64]开始论述，禀报分析灾情。“臣材力短浅，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齿，忧责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别乞闲郡。日夜思虑，求来年救饥之术，别无长策，惟有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65]“若朝廷只据逐处申奏，及检放秋税分数，即无由尽见灾伤之实。又，臣轼切见转运、提刑司所奏灾伤，皆无迫切恳至之语，朝论必以臣为过当。然臣实见连年灾伤，父老皆言事势不减熙宁，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况今民间绝无见钱，若又无米，则流殍之灾，未易度量。伏望圣慈，深为防虑。若来年人户元不阙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66]以上这两段话，很能够说明苏轼的思想与心境。一些官员，深谙官场的潜规则，报喜不报忧，高谈政绩，而苏轼面对灾情，却是不愿意闭上眼睛，从《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开始，连发数个奏状，申述灾情，具体策划，未雨绸缪，用心切切。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67]苏轼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苏轼的眼里，政治就是安民，连发奏状，不为自己可能遭到非难而瞻前顾后，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政治品德。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68]，这也是担当社会责任的体现。

《祈晴吴山祝文》：“岁既大熟，惟神之赐。害于垂成，匪神之意。筑场为涂，卧穟生耳。农泣于野，其忍安视。”^[69]《祷观音祈晴祝文》：“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旸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愿兴慈率，一拯含生。”^[70]与《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奏状的思想精神一脉相承。在苏轼为官的年代，科学不发达，只能求助于神灵，但足见其尽心竭力。

三、从人品与审美的角度品评艺术

广义地讲，“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绘画、书法、建筑等，苏轼在杭期间没有对艺术的系统论述，他的艺术思想，体现在《牡丹记》《仁宗皇帝御飞白记》《题张子野诗集后》和《书朱象先画后》等作品中。

一是阐述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古人非常重视人品与艺品的关系，艺术关乎技巧，但又不惟技巧，它也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体现，人的道德修养、精神气质又会超越技巧体现在作品中。《牡丹记叙》是苏轼为沈立的《牡丹记》作的序，不仅评价其内容详备，而且说：“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迂阔，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71]说明人的品德、性格都会自然地投射到他的作品中。《仁宗皇帝御飞白记》先引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观点，进而称颂仁宗皇帝的圣德，再赞美书法：“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72]通过这样的一条记叙线索，我们能够窥见苏轼对人品与艺品的关系的把握，书为心画，《书朱象先画后》更是阐述人格的高下与画的高下，先言朱象先的为人淡泊潇洒，再言阎立本蒙画师之耻，“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岂谁敢以画师使之？”“使立本如千里之达，其谁能以画师辱之。”^[73]从侧面映衬朱象先的画所达到的高度，说明人若风神潇洒，画也就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就会进入到“化境”而不是“画境”当中。《钱塘勤上人诗集叙》是一篇很特别的文章，不直接评诗，而是介绍钱塘僧人惠勤的为人之贤。苏轼让人们感知惠勤的人品，其实也在启发人们去感悟作者渗透在诗歌当中的内在品格。

二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苏轼是一位艺术家、文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有他自己的创作体验和感悟；因此他对文学艺术的触觉往往要比一般的评论者要敏锐，评价也更为到位，虽然评价艺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题张子野诗集后》就体现了苏轼的艺术见解：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湖州西溪》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与余和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胡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74]

苏轼是张先的好友，两人属于忘年交，平时就与张先诗词唱和，因此对张先的诗词都有深切的感知。世人称颂张先的歌词，但苏轼认为其“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诗歌的成就更高一筹。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举了张先的诗句为例，以“亦可追配古人”来评价它。“浮萍破处见山影，野艇归时闻草声。”重在意境，既有画意之美，又闻声音之响，景象宁静、空阔；人物没有出现，但写的是有我之境。“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胡蝶为春忙。”能够把一种难以言状的孤单情绪诉诸笔端，又能含蓄地写出自己晚年娶妾的用意和此身老矣的惆怅。对仗工整，比喻贴切，感情的穿透力非常强，心事曲曲托出，令人同情理解。所以，从苏轼所举的张先的诗句来看，苏轼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去观照张先的诗，能够传达美的意境和情感；如此阅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余味不尽的审美享受，并以古人的诗作为评价的标尺。

四、对人世祸患的忧惧

我们常言苏轼能够以旷达的胸襟面对仕途的中的种种逆境，并不是说苏轼没有忧愁，没有紧张和忧惧；苏轼也是一个凡人，他也会产生远祸全身的思想。这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都会有的真实情感。不过苏轼常常能超越苦难，放下一己之得失，从容面对，淡然处之，坚守自己的职责。

《杭州召还乞郡状》^[75]是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在杭州任满，被朝廷召回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写的奏状，从“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扬、越、陈、蔡一郡去讫”这句话可以看出，苏轼的请求不含任何矫情，而是从内心深处渴望外任。这个奏状回顾了自己入职以来的艰难路程：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时，他不去附会，而是屡次上书反对骤变，招致“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后来政敌又怕启用苏轼，必要置他于死地，把苏轼目睹新法推行中的流弊写下的诗文作为证据，以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苏轼，使他“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乌台诗案之后，贬谪黄州。哲宗皇帝即位以后，苏轼得以起用。在朝中，苏轼仍然知无不言，保持独立见解，甚至不顾与当权者、自己的恩人司马光政见相左，更不要说道不相同的程颐等人，结果又卷入了纷纷乱乱的党争，“积此数事，恐别致患祸。又缘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补外”。一次又一次的明枪暗箭，使苏轼畏惧宦海风波，担心为朝廷重用成为下一次磨难的开始：

今者忽蒙圣恩召还擢用，又除臣弟辙为执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窃计党人必大猜忌，磨厉以须，势必如此。闻命悸恐，以福为灾，即日上章，辞免乞郡。行至中路，果闻弟辙为台谏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见情状，方获保全。臣之刚褊，众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窃谓人主之待臣子，不过公道以相知，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臣岂敢恃二圣公道之知，而傲党人阴中之祸。所以不避烦渎，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

苏轼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自己刚正不阿，正直率真，就会招致政治上的风霜雨雪的袭击。他再三推辞就任翰林学士承旨，不是不愿意多为国家效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报国之心，死而后已”。但苏轼知道他回到朝廷，政敌的攻击会非常凌厉，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反复权衡之后，他选择退避三舍。

整个奏状，真实地展示了苏轼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苏轼一生坚持儒家的思想，光明磊落，刚正直行，但也因此历经磨难。在遭遇险恶的政治环境时，在他实践儒家人生价值取向过程中遭受心灵和躯体的伤害时，释道的思想又会占据一定的地位，本能的生命意识也会随之升起，表现为一种对人生无常的忧惧不安，选择远离政治的中心。苏轼写这个奏状时已是五十六岁，人生几何？本来，回到朝廷是一次难得的重用机会，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但现实的政治险象，使他情愿放弃回到朝廷，而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

我们常常会肯定苏轼的超旷精神，而忽略苏轼对祸患的忧惧思想，其实，后者在苏轼的生命轨迹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几度请求外放做官就能够说明。苏轼的可贵之处，是他经历曲折磨难之后，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政治操守和独立不倚的性格，但我们不能因为推崇苏轼，回避苏轼避祸全身的思想，以为这是“明哲保身”的选择。其实，这是生命意识的自然体现。《杭州召还乞郡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坦率的苏轼，也让我们看到了宋朝党争不断的政治环境。

五、对友人对家乡的深情

苏轼在杭州时期写的散文，《祭欧阳文忠公文》《六一泉铭并叙》都是写给他的恩师欧阳修的，情感之浓烈、真挚，见于字里行间。《参寥泉铭并叙》是为友人诗僧参寥而作，尤其写梦中之境在生活中重现，把两人的情谊写得生动感人。《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为友人惠勤而作，用充满深情的笔触赞美其“贤”。即便是上给朝廷的谢表，作为例行公事的文章，也饱含着对杭州的深情：“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76]

这里只从《书赠王元直三首》来探析苏轼的思想。“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77]王元直是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的弟弟，元祐四年（1089）王元直来到杭州，得到苏轼的热情接待。苏轼有诗《仲天贶王元直自眉山来见余钱塘留半岁既行作绝句五首送之》。“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与王元直饮姜密酒一杯，醺然径醉。”^[78]从这几句记述看，苏轼当时身体不适，两人深夜饮酒，并到了醉酒的状态，没有深挚的感情是很难想象的。

《书赠王元直三首（之一）》写道：“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④《书赠王元直三首（之三）》又写道：“亲执枪匕作荠青虾羹，食之甚美。他日归乡，勿忘此味也。”⑤苏轼33岁（苏轼是1068年，即熙宁元年冬守父丧期满离家的）那次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眉州，但家乡却永远珍藏在他的心里，可谓“不思量，自难忘”。在苏轼的诗词里，都有对家乡的无比深情的表达。苏轼会因“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我们无法知道苏轼的惆怅所包含的情感，但我们可以想象，它里面的内涵是丰富的。苏轼对于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文章着墨不多，淡淡几笔，却写得令人感动。

第三节　 苏轼的散文艺术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员，他的散文历来为人们称道；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很注重散文本身所独具的艺术价值。“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79]所言体现了苏轼以意为主、自由书写的创作倾向。我以为“自然”二字最可以概括苏轼散文的特质。杭州时期的散文，虽然熙宁时期和元祐时期在写作文体、内容和风格上都有一定的变化，但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审美意趣是前后一致的。

一、行文如行云流水，晓畅多姿

文章如“行云流水”，见于苏轼儋州遇赦北归写的《答谢民师书》中，他称赞谢民师的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并提出了自己对文的看法：“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80]《答谢民师书》这篇文章写于苏轼人生的晚年，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从事创作的追求和见解的表达。行云流水，一方面体现在自然流畅无所滞碍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舒卷自如姿态万千的形态上。

（一）平易流畅，至于辞达

读苏轼杭州时期所写的散文，都会觉其行文非常自然流畅。无论是他的记、叙一类的散文，还是向皇上所进的奏状，都很清楚明白，平易自然。如《钱塘六井记》^[81]，从作井缘由（特殊的地域，“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历代的修浚）到陈述古修治六井（“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修治措施）再到六井修毕后的结果（“岁适大旱”而足民用），可谓一气呵成，文字无一艰涩，语言平易畅达。即便是那些文字需要特别讲究的铭、表、祝文，也没有矫揉造作，刻意雕琢。如《杭州祷观音祈晴祝文》，句式整齐，属于四六之文，但也觉其明白好懂：

三吴之灾，连岁不稔。尚赖朝廷之泽，大分仓廪之陈。乃眷疲羸，仅免流殍。今者淫雨弥月，秋成半空。永惟嗣岁之忧，将有流离之惧。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旸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念斯民无辜而可悯。愿兴慈率，一拯含生。^[82]

读下来与一般的四六之文重视藻饰、往往雕缋满眼不同，没有斧凿的痕迹。向观音说明，三吴连年受灾，朝廷赈济百姓免于“流殍”，今又遭雨水肆虐，祈求菩萨大慈大悲，化雨为晴，拯救生民。言辞恳切，情无阻隔，似乎真能自然地沟通天人。

苏轼的“辞达”，不仅是语言上的真切流畅，还要“求物之妙”，达到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境。《钱塘六井记》不仅写了作井、修井效果的全过程，而且人物栩栩如生。“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83]陈述古的性格、态度、人品跃然纸上，无官僚气，亲切仁爱，成为永远鲜活的人物。《杭州祷观音祈晴祝文》：“今者淫雨弥月，秋成半空。永惟嗣岁之忧，将有流离之惧。”^[84]陈述情状，概括而又清晰。“反雨旸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愿望、期盼、急切的心情都流露无遗。《表忠观碑》（作于徐州任上）中的铭文，一开始用“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85]来歌颂有德于民、忠于宋朝的吴越国国王，美的语言、美的情感，创造了美的意境，极易唤起读者的赞美与崇尚之情。苏轼不像有一些文人，总是在技术上下工夫，而是追求辞至于能达、流畅自如、笔到意到，又重视文学的美学价值。

写于元祐时期的奏状，相对来说，行文比较朴素。因为文章在于言事，多是请求朝廷恩准，加上赈灾的奏状又占了大量的篇什。但这些奏状并非有质无文，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支持。”^[86]运用比喻的手法，形容贴切，议论得法，几句话就将今年灾情之重说得很透彻。还引入将官刘季孙、转运判官张璹报告灾情的话语，行文一点也不死板。荐举人才的奏状也很畅达，《进何去非备论状》《乞擢用刘季孙状》文章都很短，简洁地介绍所荐之人的才学品德，要言不烦，但文字并不因为高度概括而变得抽象。如《乞擢用刘季孙状》：“右臣自少闻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奸臣不救，平遂战没，竟骂贼不食而死。平有数子，皆才用绝人，不幸早世。今臣所与同僚西京左藏库副使权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刘季孙，则平之少子，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87]将刘季孙父子两代人的忠义勇武凸显出来，对刘平的描写尤为生动。这样的文章，的确做到对表达的对象“了然于心”，并且“了然于口与手”，文章自然天成。

（二）自由抒写，姿态万千

“行云流水”不仅指自然畅达，而且指姿态万千，如风行水上吹出涟漪，云舒云卷千变万化。苏轼作文，总是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做到循绳墨而不逾矩，得其法而畅其游，使文章随物赋形，姿态横生。

《墨妙亭记》《墨宝堂记》是两篇写亭台楼阁的记体散文，而且都是写建筑亭台屋舍收藏前人墨宝碑刻，题材相近，写作极易出现雷同；但苏轼却是随笔挥洒，赋予它们不同的结构、主题、气势。《墨妙亭记》是写人记事然后议论，通过孙莘老“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书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的做法，引出“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观点^[88]。《墨宝堂记》^[89]起于议论，批评“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的错误做法，认为人自有其乐，引出张希元喜好书法，珍爱藏品，又从“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再引发议论，由书法而到从政，肯定张希元的才能，认为他不浮不躁，必将“蓄极而通”，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第二十四卷说：“唐荆川曰：此文前后各自为议论，暗相照映甚密。”^[90]墨宝成为勾连前后两段议论的中介物。虽然两篇文章意到文生，写法各有其妙，但都没有离开墨妙亭、墨宝堂的记叙；它们作于何人之手，成于何时，缘由功用都能从文中见出，只是巧妙地运用了记体散文抒写自由的特点，主题的表达不同，叙述和议论的结合方法不同，形成两篇姿态各异的文章。《题张子野诗集后》《书朱象先画后》都是题跋之文，前者紧扣“张子野诗笔老妙”来写，以词衬诗，举其诗句为例，并以人们对周昉的画的认识来比方人们对张子野诗歌的认识。后者直接赞美朱象先的画仅止“善画而不求售”一句，其余都是从侧面写他“无求于世”的人品，从而达到赞其画品的目的。两篇题跋，章法完全不同，随笔所致，又都达到对张子野诗、朱象先画评价极高的效果。

题名是古人为纪念科场登录﹑旅游行程等，在石碑或壁柱上题记姓名的文字，篇幅极短。但苏轼却能做到言简意丰。《杭州题名二首（之二）》：“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屦，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子瞻书。”^[91]不仅写了行程、题记姓名，还有景物描写、人生感慨，通过当年与今天的对照，别有情致，含蓄隽永，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表现能力和语言技巧，为题名文中的妙品。

苏轼自由抒写，随物赋形，腾挪变化，善于表现描写对象的精神和本质特征，在文体与心声表达中，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第二》）的写作境界。

二、打破了文各有体的传统格局

“东坡活泼多变的文风确实给他的散文注入了一股生机盎然的习习清风，东坡彻底打破了文各有体的传统格局，把叙事、议论与抒情等功能与相应文体的固定配置作了大幅度的变革，并常常把几种功能水乳交融地运用在一篇文章中。”^[92]这是莫砺锋先生对苏轼散文的评价。检视苏轼在杭州写的散文，的确在文体上有不少突破。

“记”和“叙”的散文，一般以陈述铺叙为主，可以加以议论和抒情，以增强文章的深刻性和感染力。然苏轼的不少“记”“叙”一类的散文，议论的篇幅大大超过记叙描写的篇幅。如《墨宝堂记》，全文536字，属于记叙的仅“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93]39字，整篇文章议论风生，由小见大，完全打破了叙事、议论与抒情等功能与相应文体的固定配置，不为形式所束缚，一任自己自由地表达思想。《仁宗皇帝御飞白记》是起于议论，止于议论，用大量的议论文字称颂仁宗皇帝的“圣德”，最后论述书法的艺术价值，归于“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记叙只是一小段，而且仅限于得见仁宗皇帝飞白书法之缘。这样的记写，可谓技高一筹：论人即论书法，中心明朗，把仁宗的书法推崇到极致。否则，就书法而写书法，哪怕用最美的语言去记写、最高级的词汇去形容，都会有局限。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作为诗集叙，应是品评诗歌，赞美艺术，说明体例等，但苏轼却把文字重点放在写人上。至于诗，只是借用欧阳修“尤长于诗”的评价，点到即止，并说“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94]，好诗自然会流播世间，对惠勤的“贤”却大为称赏。苏轼不把笔墨放在赞美惠勤的诗歌上，并非像有些人臆想的，因为惠勤的诗歌成就不高，所以苏轼回避对它的评价。苏轼写过《僧惠勤初罢僧职》诗：“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95]由此可知，苏轼对惠勤的诗评价是很高的。苏轼这篇诗集叙之所以要这样写，正在于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介绍诗歌固然不难做到，而超然于诗歌颂扬其人，使人品、诗品相得益彰，引导人们知其人而观其诗，则是一种更高妙的推荐，在写法上也是一种创新。《祭欧阳文忠公文》与以往祭文多为四言或用赋体的形式也有不同，没有详叙事例，而是写得很概括，全文几乎也用议论写成，语言骈散结合，随情感、思想表达的需要而自由抒写。

谢表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臣僚用以感谢皇帝恩惠的。但苏轼于谢表中写入自己的遭遇：“伏念臣起自废黜，骤登禁严。毕命驱驰，未偿万一。怀安退缩，岂所当然。盖散材不任于斧斤，而病马空糜于刍粟。故求外补，以尽余年。岂期避宠而益荣，求闲而得剧。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刚健中正，缉熙光明。无为盖虞舜之仁，笃学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讲帷。凛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责难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问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数，可谓奇穷。”^[96]在赞颂感激皇帝的同时，曲折含蓄地反映了个人的跌宕起伏的生涯。明代汪用极说：“宋人妙处正在透彻玲珑，不事藻缋，随题结响，情见乎辞，而辞肖其情，寓行云流水之态于抽黄对白之中，真郁郁大雅之音哉。”^[97]苏轼在表中传达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使谢表超越了公文文体的局限，个性十分鲜明。

《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作为一篇向哲宗皇帝请求赐予度牒治理西湖的公文，不是用一种枯燥刻板的语言来行文，而是写得颇有文学散文的意趣。开头引入歌谣，继而运用比喻；论西湖五不可废的理由又条理清晰，流畅有致；写西湖治理后，是“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则农民父老，与羽毛鳞介，同泳圣泽，无有穷已”，^[98]充满遐想，文字很优美。整篇文章写得入情入理，字里行间渗透着情感的力量。这样的写法，于公文中非常罕见。再如《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先回顾自己于熙宁年间通判杭州时，访问民间疾苦的情状，自己与父老一问一答，非常真切地反映了河湖的情况。对话体的写法一般见于记体散文中，而苏轼却把它用在了讲究规范谨严的公文里。

三、议论新警，手法多样

尚理是宋代文化的时代精神，欧阳修曾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99]宋人议论时事、议论政治、议论经术，议论学问，几乎无所不议。散文与现实的结合最为紧密，用议论阐述自己精辟的思想见解，是散文的重要功能。苏轼才学宏通广博，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又有蜀学的思辨精神，对社会现实见解深刻，所以，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直接影响下，苏轼散文议论纵横，析理透彻，最见学养的深厚和思想的闪光。

苏轼杭州时期的散文，无论是记、叙、题跋、题名、祭文，还是奏状、表、祝文、书札，都植入了议论，做到“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100]无论长篇短制，不拘各种文体。议论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只求最好地表达思想。

（一）在记叙后翻出新警的议论

《墨妙亭记》前面记叙孙莘老在湖州为官的事迹，他的性情、爱好，将刻书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集于墨妙亭。后面展开论述，按照常规，应该赞颂建亭的行为，但苏轼却把建造墨妙亭的做法推倒：“凡有物必归于尽”，“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议论出人意料。这不是苏轼故意从反面来立论，而是辩证地对待这样的做法：“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101]养身、治国如此，建造墨妙亭保存碑刻也是如此。苏轼从孙莘老的这一做法，推广到所有的事都须“必尽人事”才能无憾，升华了建造墨妙亭的意义，见识又高人一筹。《钱塘六井记》在记叙陈述古修治六井之后，虽遇大旱之年，但钱塘人用水充足，由此引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102]的议论。人们常常会忽视很重要但不会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只有有备才能无患。从修井一事推到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上。这样的议论可谓见微知著，见识不凡。

（二）设比取喻巧加议论

《墨妙亭记》：“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103]小到以“人”大到以“国”来作比喻，既很浅近生动，又很有说服力。《盐官大悲阁记》^[104]中说：“羊豕以为羞，五味以为和，秫稻以为酒，曲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暖燥湿之候一也，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然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设喻在先，再说“今吾学者之病亦然”至“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批评学者不为学，佛徒饱食而嬉，从而赞美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异夫为大以欺佛者”，说明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严格持守。《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以人之眉目来比喻西湖对于杭州的重要，眉清目秀，明眸善睐，人才有秀雅、灵动、妩媚的神采，这样的比喻很能打动人。《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说：“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支持。”^[105]再度受灾的严重程度刻画得非常形象，道理说得通俗易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运用典故引发议论

借古论今，以古人、古事、古语来展开议论，可以做到以古鉴今，使自己观点的阐述更有来历，更有依据。《送杭州进士诗叙》教诲士子不能见异思迁，随风转舵，引用了“昔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106]的故事，告诉士子，齐景公只是用旌代替了皮冠，虞人（守苑囿之吏）就不见招，鼓励士子要笃行于道，固而不迁。话语不多，道理说得很明白。《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开头就说：“右臣闻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此古今不刊之语也。至于救灾恤患，尤当在早。”^[107]“豫则立，不豫则废”源自《中庸》，以这样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阐述应尽早做好救灾的工作，有计划、有准备、有措施，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钱塘勤上人诗集叙》引用典故：“昔翟公罢廷尉，宾客无一人至者。其后复用，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08]由此引发议论开头，将欧阳修与翟公进行比较：虽然都是客负己，但翟公罪客，而欧阳修罪己，说明欧阳修的人品远在古人之上。读者自然能从这样的议论中，看到欧阳修胸襟的宽阔。

（四）采用平实的语言议论

苏轼的许多奏状，都是用平实的语言来议论。《应诏论四事状》关乎籍纳拘收产业、积欠盐钱、酒稅、买绢钱四事，全文叙述积欠原委，阐述弊害，希望朝廷念民疾苦予以宽免；文字平易，有据有理，讲论充分。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56岁时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夹叙夹议，言辞恳切：“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109]比较、剖析，吐露心声，全是有感而发的文字。如果说，苏轼早年的策论一类的文章有战国纵横家的尚气好辩、纵横捭阖的格调，那么写于晚年的奏状则更重视实用，行文言之有物，朴素平实。

【注释】

[1]〔宋〕叶适：《习学记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四九册，第794页。

[2]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3]苏轼：《墨宝堂记》，《苏轼文集》，第357—358页。

[4]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79—380页。

[5]苏轼：《盐官大悲阁记》，《苏轼文集》，第387页。

[6]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十月二十六日与晦老、全翁、元之、敦夫游南屏寺记。”《年谱》第19册，第537页。《苏轼文集》题作《记温公论茶墨》，“游南屏寺”的内容是该文的第二段，第2227页。

[7]苏轼：《记钱塘杀鹅》，《苏轼文集》，第2374—2375页。

[8]钱基博：《东坡文讲录》，《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丛刊第六辑（苏轼研究专集）。

[9]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0]苏轼：《牡丹记叙》，《苏轼文集》，第329页。

[11]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2]皮日休：《桃花赋序》曰：“余常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页）。

[13]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页。

[14]苏轼：《钱塘勤上人诗集叙》，《苏轼文集》，第321—322页。

[15]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苏轼文集》，第324—325页。

[16]陈襄：《登彼公堂燕贡士》：“登彼公堂，维水汤汤。君子燕湑，其言有章。登彼公堂，有松有柏。君子燕湑，其仪孔特。登彼公堂，维山崔嵬。君子燕湑，其志不回。登彼公堂，鸿飞戾止。君子燕湑，维其不已。”（《古灵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九三册，第685页）。

[17]《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6页。

[18]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

[19]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苏轼文集》，第2146页。

[20]苏轼：《书朱象先画后》，《苏轼文集》，第2211—2212页。

[21]刘勰：《文心雕龙》，第49页。

[22]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23]苏轼：《参寥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7页。

[24]刘勰：《文心雕龙》，第49页。

[25]陆游：《入蜀记》，钱仲联、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册，第73页。

[26]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文集》，第499—500页。

[27]林纾：《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13页。

[28]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史记》（六），第50—51页。

[29]百科全书：baike．911cha．com。

[30]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苏轼文集》，第1406—1408页。

[31]苏轼：《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苏轼文集》，第1402—1403页。

[32]刘勰：《文心雕龙》，第124—125页。

[33]服虔：《通俗文》，见《黄氏逸书考》。

[34]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3页。

[35]苏轼：《乞擢用刘季孙状》，《苏轼文集》，第901页。

[36]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第1937页。

[37]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96页。

[38]http：／／www．chazidian．com。

[39]《古代民歌一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0]苏轼：《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苏轼文集》，第1923页。

[41]苏轼：《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苏轼文集》，第1923页。

[42]苏轼：《祈雨吴山祝文》，《苏轼文集》，第1914—1915页。

[43]苏轼：《祈晴风伯祝文》，《苏轼文集》，第1915页。

[44]苏轼：《祷观音祈晴祝文》，《苏轼文集》，第1930页。

[45]刘勰：《文心雕龙》，第43页。

[46]苏轼：《杭州贺冬表二首（其一）》，《苏轼文集》，第713页。

[47]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26页。

[48]苏轼：《杭州谢上表二首》，《苏轼文集》，第674—675页。

[49]苏轼：《杭州谢放罪表二首》，《苏轼文集》，第675—676页。

[50]马茂军：《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抒写——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精神》，《江淮论坛》2005年第6期。

[5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06页。

[52]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代吕申公·道德》，《苏轼文集》，第132页。

[53]苏轼：《德威堂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73页。

[54]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苏轼文集》，第324页。

[55]苏轼：《仁宗皇帝御飞白记》，《苏轼文集》，第343—344页。

[56]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文集》，第499页，500页。

[57]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第1792页。

[58]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第1937页。

[59]苏轼：《六一泉铭并叙》，《苏轼文集》，第565页。

[60]苏轼：《乞子珪师号状》，《苏轼文集》，第902页。

[61]苏轼：《乞擢用刘季孙状》（或题作《举刘景文状》），《苏轼文集》，第901页。

[62]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第664页。

[63]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64]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2页。

[65]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4—885页。

[66]苏轼：《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苏轼文集》，第895—896页。

[67]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第316页。

[68]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21页。

[69]苏轼：《祈晴吴山祝文》，《苏轼文集》，第1915页。

[70]苏轼：《祷观音祈晴祝文》，《苏轼文集》，第1930页。

[71]苏轼：《牡丹记叙》，《苏轼文集》，第329页。

[72]苏轼：《仁宗皇帝御飞白记》，《苏轼文集》，第344页。

[73]苏轼：《书朱象先画后》，《苏轼文集》，第2211页。

[74]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苏轼文集》，第2146页。

[75]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1—914页。

[76]苏轼：《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675页。

[77]④ 苏轼：《书赠王元直三首》（其一），《苏轼文集》，第2265页。

[78]⑤ 苏轼：《书赠王元直三首》（其三），《苏轼文集》，第2265页。

[79]何薳：《春渚纪闻》卷第六“东坡事实”，中华书局1983年，第84页。

[80]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或题作《答谢民师书》），《苏轼文集》，第1418页。

[81]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79—380页。

[82]苏轼：《祷观音祈晴祝文》，《苏轼文集》，第1930页。

[83]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79页。

[84]苏轼：《祷观音祈晴祝文》，《苏轼文集》，第1930页。

[85]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文集》，第500页。

[86]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4页。

[87]苏轼：《乞擢用刘季孙状》，《苏轼文集》，第900—901页。

[88]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4—355页。

[89]苏轼：《墨宝堂记》，《苏轼文集》，第357—358页。

[90]〔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第1218页。

[91]苏轼：《杭州题名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2264页。

[92]莫砺锋：《漫话东坡》，第230页。

[93]苏轼：《墨宝堂记》，《苏轼文集》，第358页。

[94]苏轼：《钱塘勤上人诗集叙》，《苏轼文集》，第321—322页。

[95]苏轼：《僧惠勤初罢僧职》，《苏轼诗集》，第577页。

[96]苏轼：《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一），《苏轼文集》，第674页。

[97]〔明〕汪用极：《宋诸名家表序》，转引自施懿超：《宋四六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98]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第865页。

[99]欧阳修：《镇阳读书》，《欧阳修全集》，第35页。

[100]〔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之三“东坡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101]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102]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80页。

[103]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104]苏轼：《盐官大悲阁记》，《苏轼文集》，第386—388页。

[105]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4页。

[106]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苏轼文集》，第324页。

[107]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苏轼文集》，第882—883页。

[108]苏轼：《钱塘勤上人诗集叙》，《苏轼文集》，第321页。

[109]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