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仕杭时期的活动与创作评析

第二章　 苏轼艺术化的生活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1]小隐是指隐居山林，中隐是指闲官。没能去隐居山林，就姑且做个闲官，这样可以获得长久的闲适，远远胜过短暂的闲适。这是苏轼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虽然这里面不乏自嘲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庆幸、喜悦和自得。苏轼的诗句化用了白居易《中隐》诗的意思，其诗对“中隐”诠释得非常清楚：“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白居易在遭遇了政治的挫折之后，选择了“中隐”这种处世方式，做一个闲官轻松快乐地生存。苏轼的两度来杭，都是为了避开朝中喧闹纷扰的党争，他以白居易作为自己的人生范式，并以“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为乐，既不放弃对事功理想的追求，又注重个体生命和内在心灵的自适自足。

林语堂先生说：“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3]苏轼虽然在事功的路途上遭遇曲折，但他对生活的调适能力却非常强，不执著于一端，既非苦苦地上下求索，也非决然地遁入山林，“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4]，他虽然爱山，但更爱人世生活，关心国事，仁爱百姓，又写诗、作画、赏花、饮酒、品茗、听琴，与歌妓交往，等等，任心所往，在诗性的生活中寄托自己的高雅情趣，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充盈丰富，能入能出，能进能退。

一颗强大的心，不会拒绝丰富多彩的世界。正是他的这种人世的激情与艺术化的生活，消解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痛苦，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苏轼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5]苏轼最理解快乐的真义，实践道德、吟赏风月、陶冶性情都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珍视，圣贤之乐与世俗之乐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第一节　 鉴赏山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慧性

追求享乐，是人的自然的心理欲求。加上宋代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冗官现象的出现，享乐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心理意识。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说：“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6]杭州的都市文化与山水胜景为人们提供了游赏的条件，而文人崇尚的儒雅生活情趣，又使山水成为他们公务之余重要的栖息场所。“两岁频为山水役，一溪长照雪霜侵”^[7]，“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8]，苏轼两度外放杭州做官，杭州灵秀的山水抚慰他的心灵，使他陶醉其间，心境疏朗、放达。苏轼踏山、赏湖、观海，大自然的生命力量常常使他忘怀得失。在自然里面，苏轼的心灵得到了休憩，体现出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的慧性。

一、以天真的心态和艺术的眼光鉴赏自然

苏轼用天真的心态去亲近自然。“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9]。古代腊日有家人团聚或祭祖的习俗，但苏轼却寻找借口自娱山水之间，数着水中的鱼，听着山间的鸟鸣，透露着一种可爱顽皮的情趣。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应太守沈立之邀，到吉祥寺僧守璘的花圃观赏牡丹花。兴之所至，沈立倡议众人头插牡丹从吉祥寺出发夜游，苏轼也在其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10]，大家忘形嬉闹，以天真烂漫的行为去亲近自然，引得市民争相观赏。《夜泛西湖五绝》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初夏的一个月夜游览西湖写成的。苏轼夜游不是为了赏月，而是为了观看一种奇特的“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11]。据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余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看二十年矣。”^[12]一个对生活有情趣的人，才会如此彻夜不眠地去探奇寻异，保持着天真的心态。

苏轼以艺术家的心灵鉴赏山水风物。他最喜爱美丽的西湖，经常游览并写下许多歌咏西湖的诗词，《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更是诗人鉴赏西湖留下的最灵动的诗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13]，“初晴后雨”的天气，给了苏轼观赏与体验西湖不同面貌的机会，而艺术家的审美眼光使他能敏锐地感受西湖的阴晴变化中不同的美，并用最贴切的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诗歌成为描写西湖的千古绝唱。西湖骤雨也能让苏轼产生极大的兴趣，《望湖楼醉书》就捕捉了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的景象：“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14]后来，他又在吴山有美堂观赏钱塘江上的暴雨，以丰富的想象写下了《有美堂暴雨》一诗；在诗人的眼里暴雨惊心动魄又奇特瑰丽。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兴致勃勃的诗人，他能从普普通通的雨水中发现它的变幻之美。《江神子·江景》写水、写山、写风，有色彩：“晚霞明”“一朵芙蕖”“双白鹭”，还有声音：“苦含情”的“哀筝”，^[15]颇为清雅。苏轼还多次观赏钱江潮水，如《望海楼晚景五绝》“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16]捕捉潮水的变化姿态，欣赏海潮的乐趣难以言表。苏轼在杭州还多次品赏梅花，写下了不少咏梅的诗词，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17]又如“北客南来岂是家，醉看参月半橫斜。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18]，把梅花的姿态情韵写得非常动人，自己赏梅的兴致之高也表露无遗。“据统计，他仅写给通判杨公济的咏梅绝句，就有二十首之多。”^[19]苏轼还游览杭州周边的山水，富春江、径山、临安、吴兴、润州等地的山水胜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自称“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人生此乐须天付，莫遣儿曹取次知”^[20]。莫砺锋先生认为：“东坡总是以愉悦的心情来拥抱大自然，在他看来，普天下的山山水水无往而非名胜。”^[21]

二、鉴赏山水达到精神的愉悦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22]。游览山水，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悦耳悦目，对于有些人则是可以从悦耳悦目进入到悦志悦神，苏轼属于后者。他享受山水花草树木，“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23]，获得感官的享受，这符合人的正常天性，也符合他艺术家的性情与爱好。但苏轼又不止于此，苏轼在自然中游赏，有时是独游，有时和沈立、陈襄等僚友游，有时和僧人共游，有时和妓女一起游览，不管什么样的游览，总能使人获得一种享受，畅其目、游其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历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登山临水，把山水当作他们的精神家园，寄情于景，或借景抒怀。苏轼走向自然，除了对自然美的接受，还因为自然能够让他舒展个性，安顿心灵。苏轼来杭，虽然是处于人生的困厄失意时期，但杭州这块土地使苏轼原本旷朗的性格与外界的景物得到了即心、即景、即情的融汇，他忘却了个人的得失，感受到一种享受自由、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轻松惬意，内心平静恬适。释放与宁心的快乐虽是一己的小乐，却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生不免曲折艰辛，但有阳光、溪流、鲜花、星辰的自然是明澈纯净的，令人神往。苏轼在《杭州题名二首》（之二）中说：“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屦，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24]从序与诗来看，他在熙宁时期经常往来于杭州的南北山，十五年后再来杭州仍然登山游览，这样的登山绝对不会只是为了一饱眼福，因为山还是原来的山，尽管有朝暮四时的阴晴变化。往来山中，主要在于山水间没有争斗倾轧，没有尘世的烦恼，有的是安宁与闲适。

杭州秀美的山水，本身就有着一种极强的亲和力，能够由外在向个体内化，增强人们对生命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内在感知，熨帖人的情绪；苏轼崇尚“性之便、意之适”^[25]的精神境界、个体的内在修养，这又使他在心理机制上具有了一种向外的投射：对山水认同，与自然契合，超脱利害，返归自然，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苏轼阅览山水已经进入到精神的层面，心旷神怡，情志饱满，便“更欲题诗满浙东”^[26]，写下了一篇篇清诗丽词。杨海明先生说：“清游与雅玩仍离不开对物质对象的享用（例如赏花品茗之离不开对花与茶的品赏），但其（指苏轼）兴致却主要落脚于寻觅精神文化层面的自我愉悦。对此，我们很容易在他的那些郊游词、赏花词、咏物词中找到例证。”^[27]我们稍举几例就可以见出，如游孤山的“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28]，写西湖夜归“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29]，写赏瑞香“灯花零落酒花秾，妙语一时飞动”^[30]。“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31]，“人生此乐须天付，莫遣儿曹取次知”^[32]，苏轼纵情山水，或情绪欢愉，或神清气爽，或闲雅淡定。其诗文又是观山阅水之后的情感结晶，本身就属于精神文化层面。

需要指出的是，苏轼游览山水并不与他的经邦济世的远大理想相矛盾。他或是在公务之余到山水之间休憩，或是因公务之便得以亲近山水。处身山水的心灵享受，反而有助于他放下烦恼与痛苦，更好地实现政治理想。据《杭州府志》卷172记载：“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徜徉灵隐、天竺间，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33]在山水间，苏轼心情愉悦，办事效率非常高，这也能说明山水愉悦精神的好处。苏轼睿智地平衡了两者的关系。

第二节　 在诗文书画艺术中享受诗性的生活

苏轼是活得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奇才。清末张道在他撰写的专论东坡诗的《苏亭诗话》中评价苏轼：“余尝言古今文人无全才，惟东坡事事俱造第一流地步。六朝以前无论已，自唐而下，李太白、杜子美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不甚爆。韩昌黎以诗、古文名，而书法无称之者。白乐天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俱不传。陆放翁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亦不传：此世目为诗中大家最著者也。即同时欧阳永叔、王介甫，古文为大家，诗亦名家无书名。曾子固古文为大家，并无诗名。即子由古文为大家，诗亦次乘。东坡则古文齿退之而肩庐陵，踵名父而肘难弟，故有‘韩苏’‘欧苏’‘三苏’之称。诗则上接四家，空前绝后。书法独出姿格，不袭晋唐面目，与山谷、元章、君谟并号大家。至标举余艺，以雄健之笔，蟠曲为词，遂成别派，后惟稼轩克效之，并称‘苏辛’。画墨竹，齐名湖州。乃复研讲经术，作《易传》《书传》，文人之能事毕矣！若其忠直孝友，要为冠罩千古”。^[34]在这里，我们不去评价苏轼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从中去发现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文人生活情趣，以及他的充满个性的情感世界。

一、诗文书画表现了艺术的生存方式

苏轼是一位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也把生命融入了诗歌、绘画、书法当中。林语堂先生说：“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35]在杭期间，他暂时远离了政治的中心，尽管仍然勤于政务，但在闲暇之时，更关心精神的享受，除纵情山水、参禅礼佛、文人雅集，他更多地投入文学艺术的创作，游弋在艺术的世界当中。

苏轼在杭时期诗歌创作的数量是各个时期中最多的，题材也十分广泛，可以说，苏轼在诗歌当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依托。

熙宁四年冬，苏轼抵杭州任，一接触到杭州的自然山水，便乐而忘忧，自由而逍遥地歌唱，从心里流泻出美妙的韵律。记游的《行香子》（一叶轻舟）写浙江桐庐七里濑“重重似画，曲曲如屏”^[36]的景色，观潮的《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写钱塘弄潮儿搏击江潮的习俗。《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写了“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37]的清丽景象。仕途失意的苏轼，公务之余亲近自然，万千景象可以怡悦情性，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丰富的题材，使他悠游于艺术当中。

诗歌陶冶胸次，寄托情怀。如《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38]写树亦写人，写人亦写己之胸襟。《西湖寿星院此君轩》以君子喻竹，君子的形象、节操与“苍苍立玉身”^[39]的竹子合而为一。《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40]残菊风骨犹存，傲立霜枝，令人尊敬。赞美桧、竹、菊的精神、品质和气节，也体现了苏轼的人格境界，用艺术传达自己对节操的追求。

苏轼的诗词散文还善于表现日常生活中富有情趣的内容，《游南屏寺记》：“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转颠倒，未知孰是？大众一笑而去。”^[41]既写游览，还话“墨”“茶”，颇有趣味，极有品位。《书双竹湛师房二首》诗其二：“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42]拨火、听雨也成了诗歌的内容，且能从中得到心灵的享受。“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43]只是写睡眠，但寄寓了自己的思考。“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44]，也通过思睡写自己的心境。还有《西江月》（公子眼花乱发）、《西江月》（小院朱阑几曲）、《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都是写一群文人雅士在宝云真觉院赏瑞香，一口气写了三首，几次和韵，兴致很高。“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45]，写吉祥寺赏牡丹之后的余兴，更具有文人情态。《行香子·述怀》在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笺》中没有编年，“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46]体现了对艺术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苏轼在杭州写的《听贤师琴》《听僧昭素琴》，不独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与僧人的来往，还可以看到他听琴的生活。苏轼还写赏牡丹、品茶、赏雨、听雷等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入诗入文，可见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尽管仕途上有不如意，但他还是快乐地生活着，发现平凡生活中的情趣。

吟诗赋词作文，已经成为苏轼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生命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用雅致灵秀的诗词写山容水态、人物风姿、情怀心绪，这是对美的生活的追求。清人叶燮在其《原诗·外篇》中指出：“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47]王小舒先生也说：“说到底，文学的状况就是人自身的状况，文学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在世界中的基本活法。”^[48]文学是人的内在情感的流露和倾诉，是心理的真实存在。苏轼在杭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观照苏轼的心境，它是遣怀的需要，也是精神支撑的需要。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真正的处世态度：他把心放在自然之中，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与大千世界共鸣，从山水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不言而喻，具有真性情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不强作好诗，不雕琢文字，一切在于情之所至，为艺术至诚至爱，达到自得之乐，自娱其情，豁达大度。

苏轼的生活无比丰富，不仅写诗、填词、作文，还悠游于书法、绘画当中。苏轼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苏轼于书法颇有见地，“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49]“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50]自称：“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51]既自谦，又说明有创意，自成一格。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苏辙评价苏轼的书法“吾兄自善书，所取无不可。”^[52]黄庭坚评价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矣，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53]“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54]苏轼作于元丰年间的《表忠观碑》，写的是吴越国钱王之事，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此碑颇受前人好评。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比之蔡君谟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55]此为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相传，苏轼还有《游虎跑泉》（原题名为《病中游祖塔院》）的书法拓本传世，当是写于熙宁六年（1073）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还有《次辩才韵诗帖》，此帖写于元祐五年（1091）十二月十九日，因辩才法师作《龙井新亭》诗呈送苏轼，苏轼又作《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别离忧。”记录了一段相会相送的雅事^[56]。苏轼写杭州、或者作于杭州的书法作品今天难得一见，但苏轼在杭州时期写下的一些与书法有关的诗文，仍然能让我们看到他对书法艺术的品鉴与见解。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因事到姑苏（苏州），看到仁宗皇帝的飞白体书法作品，非常兴奋，写下《仁宗皇帝御飞白记》，极力赞美“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57]元祐年间写的《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58]，从气势上做文章，评价王子敬书法笔力千钧。另外，苏轼写的《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等都说明，他对书法艺术颇多留意，体现了文人的雅趣。

在绘画方面，苏轼是湖州画派的重要画家，善画竹石。虽是画自然界中的枯木怪石，但其实已画入自己的精神，抒写自己的胸次。米芾言其“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59]遗憾的是，笔者对苏轼在杭州作画的情况不得而知，只能观其诗文中的有关描写。苏轼于元祐年间写了《书朱象先画后》的散文和《书刘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笔画〉》《题杨次公春兰》《题杨次公蕙》等诗歌，从这些题画诗的题材看，或为风景，或为文人雅事，或为传达情操的草木，如“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燕”^[60]，表现了文人的生活趣尚，也体现了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品格。在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中还写道：“熙宁六年（1073），东坡在杭州向当地的僧人借观燕文贵的山水画卷，直到一年后即将离任时才归还。”^[61]可见苏轼对画的赏爱之深。

诗、书、画等作为文学与艺术作品，往往超越了现实的功利性，而进入到人的情感世界。苏轼常常陶醉于艺术当中，我们可以从他无比丰富的创作中感受到他的审美情趣、精神品格和多彩生活。

二、审美化的宋代文人生活情趣

苏轼充满情趣的艺术化生活，有他本人的艺术禀赋、个性、才华的原因，也有从在朝做官到外放地方做官的角色变化的原因，还有宋代文化作用的原因。苏轼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现实生活，他必然濡染宋代文化的色彩。在此，我们通过审美化的宋代文人生活情趣来看苏轼的诗性生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做人模式。但这种生活轨迹在唐宋时期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田耕宇研究认为：“中唐以前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生活情趣和关注视野，大抵不出‘兼济’与‘独善’二端”；“到安史之乱中的杜甫诗中，这种情况有了转变，尤其是在他的蜀中诗里，其生活情趣与关注视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2]的确，我们在初唐盛唐时代的诗歌中常读到的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即便是最富有浪漫精神的诗人李白，得到任用时，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当受到排斥时，诉说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的痛苦，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不能在朝中实现政治理想，放金赐还，就选择访问名山大川，但这种选择是比较被动的。中唐以后，诗歌内容出现了一些变化。杜甫入蜀以后，居于浣花溪畔的草堂，做严武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他的诗歌内容与之前的有所不同，既延续了忧国忧民的调子，又写了大量类似于山水田园的诗歌，非常恬淡，被看作是“宋调”的开创者。白居易的诗歌，他自己划分为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胡适先生说：“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华丽而回到平淡。”^[63]但杜甫和白居易等人的诗歌，都只能说是出现了一些新变，并未形成文坛的一种主调。韩愈就曾经说过：“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64]。可见中唐时期，文人士大夫还是很难将兼济与独善二者统一于一身。

到了北宋，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自上而下弥漫的是享乐的风气，而且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文人们崇尚儒雅，悦乐闲适、追求情趣成为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他们一边做官，兼济天下，一边享受现实的快乐，公务之余谈诗、论画、品茗、赏酒、游山、礼佛、听乐、下棋、赏墨等等，获得心灵的快乐和精神的享受。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一些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张先（990—1078），字子野，天圣八年进士，官至尚书都官郎中。但他一生诗酒风流，徜徉于山水之间，以诗词自娱，被称为“张三影”和“‘桃杏嫁东风’郎中”。晏殊（991—1055），字同叔，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横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之后到秘书省做正字。他一生显贵，过着“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流连光景，词作善于描写旖旎风光，欢愉情趣，又有着酒阑席后对光阴的感悟。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为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他是北宋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写出了许多关注民生的作品，但他在公务之余，也经常享受于青山绿水之间，写了不少咏景咏物的诗。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时，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但他也并不总是只有严肃的一面，我们在他的《醉翁亭记》里能读到他在山水之间与民同乐的醉翁形象，在他的词里也能感受到山水之乐，还有两性情感的交流。他在《六一居士传》中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65]这些文人士大夫，不同于唐代的士子执着于“兼济”或“独善”的一端，而是具有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情，能够处理好“兼济”与“独善”的关系；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反而是和谐地统一起来，一方面从政，一方面从容裕如地享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乐事，官场得意时，需要享受审美化的生活，功名失意时，审美化的生活又能帮助消解人生的困惑与苦难，由此丰富了生命的内涵。以上这些人，可以算得上是苏轼的前辈，他们在当时社会上都是很有影响的人。“在这样一批人的引领下，崇雅趋淡便由一种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社会心态，进而成为北宋文化的一种时代精神。”^[66]再看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一个很有艺术趣味的人，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读书作文，苏洵还是一个艺术鉴赏家。他平时生活俭朴，物欲淡漠，不苟言笑，唯独爱好收藏，为了购买一件艺术珍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曾脱下身上的貂皮袄换回一座木假山（形状像山的一块楠木），他家道小康，但收藏的名人字画与爱好此道的王公贵族不相上下。苏轼耳濡目染，从小就培养了对于艺术的浓厚兴趣。”^[67]另外，在苏轼的友人当中，沈立、陈襄、文同、孙莘老、赵抃，秦观等人，都是一面从政，一面过着雅化的生活，于琴、棋、书、画、诗、词、花、茶等多有留意，或在其中某一方面很有建树。他们对生活作非功利的审视，快乐地接纳自然与艺术的馈赠，或者直接参与艺术的创造，使生活充满审美的意趣，洋溢着快乐。

审美化的宋代文人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风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流淌在苏轼血液中的艺术创造力得到了焕发。他来到杭州这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城市，诗、词、书、画、禅、茶、酒等就进入到了他的视野和生活中，他以诗人的眼光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艺术去加以表现。他写诗作词没有太强的功利目的，只求创作本身能够带来愉悦的感受。特别是原来主要用于表现比较庄重的内容的诗歌，在苏轼笔下常常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真趣味，赏花、观雨、品茶、睡眠等等皆可入诗，在玩味和吟咏中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无论他自己创作书画，还是观赏书画，或是为书画作题跋，都传达了自我的精神和趣味。艺术化的生活也能使苏轼感受到生命活动的自由，即便是把失意、感伤写进诗词，也不是哭诉发泄，而是自我排解消释，是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感。也就是说，沉浸在“柔”性的艺术生活中，意之所到，行云流水，到处都是审美的愉悦，能够忘却苦难，消除硬伤。所以，苏轼对诗词书画等文学艺术的青睐，是对严肃、平淡乃至冷冰冰的政治生活的一种诗意补充，他在创造文学与艺术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个性张扬的自我。在苏轼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赈济灾民、疏浚西湖的严肃，也能看到浸染诗酒、玩墨书画的潇洒。“兼济”与“独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体现，苏轼更是可以作为他们当中的代表。

第三节　 苏轼与友人的唱和

“杭州作为众多文人雅士的栖息所在，构成了士大夫文化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68]文人雅士喜欢吟赏烟霞、抒发情怀，杭州就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自然风物与都市文化。王水照先生说：“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69]，这些士人，既有从政的社会责任，又有文人的风流倜傥，还有治学的博学严谨，三者统一于一体，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风采。苏轼来到杭州，浸润在杭州风雅的环境中，身边又有许多儒雅的僚友，他们常常登山临水，宴饮集会、诗词唱和，在觥筹交错、浅斟低唱中自娱娱人，既快乐又有精神的寄托。

一、苏轼与友人的交往唱和

（一）与陈襄的交往酬唱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五年（1072）五月，五十六岁的陈襄（字述古）“自陈州以尚书刑部郎中移知杭州”^[70]，接替太守沈立。

陈襄与苏轼思想接近，《宋史·陈襄传》记载，陈襄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提出“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遭到王安石的忌恨，为此，“出知陈州，徙杭州”。^[71]苏轼亦因反对变法离开朝廷到杭州。苏轼在杭州做陈襄的助手，他们同心协力，德政于民，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钱塘六井，奖掖文学后进。他们还有相近的趣尚，如谈佛论禅，作诗填词，游览雅集等。在苏轼的诗词中，与陈述古的唱和是最多的。

熙宁五年（1072）九月，中和堂木芙蓉盛开，陈襄有《中和堂木芙蓉盛开戏呈子瞻》诗：“千林寒叶正疏黄，占得珍丛第一芳。容易便开三百朵，此心应不畏秋霜。”^[72]苏轼接“此心应不畏秋霜”之意，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苏轼诗集》卷八）。

熙宁六年（1073）正月，陈襄邀苏轼往城外寻春，苏轼作《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陈襄有《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郊原绿意动游人，湖上晴波见跃鳞。间逐牙旗千骑远，暗惊梅萼万枝新。寻僧每拂题诗壁，邀客仍将滤酒巾。寄语文园何所苦，且来相伴一行春。”^[73]三月初一寒食日，陈襄与苏轼、钱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畴等游湖，苏轼有诗《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中云：“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飏双凫”^[74]，言陈襄未来而周邠、徐畴先在。吉祥寺牡丹花将落，陈襄与苏轼共赏，苏轼作《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苏轼还作有《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记载熙宁六年夏日的一个夜晚，与陈襄太守从吴山的有美堂出来，百姓“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75]的盛况。八月十五日，陈襄与苏轼观潮，苏轼作《瑞鹧鸪》词，末云：“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76]王案：“熙宁癸丑八月十五日观潮作。是日与陈襄同游，故落句及之。”^[77]十月，吉祥寺开牡丹数朵，苏轼作有《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查注：“熙宁六年任杭州通判时，知州系知制诰陈襄字述古。是年冬十月内，一僧寺开牡丹数朵，陈襄作四绝句，轼尝和云云。”^[78]

熙宁七年（1074），苏轼以转运司檄赈济常润饥民，在丹阳，有《行香子》词寄陈襄。苏轼又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苏轼诗集》卷十一），其中以“记得金笼放雪衣”写杭州百姓对陈襄的爱戴。陈襄作《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和子瞻沿牒京口，忆吉祥寺牡丹见寄》（见《古灵集》卷二十五）。七月，陈襄将罢任，宴僚佐于有美堂，苏轼应陈襄之邀赋《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79]，极写杭州的繁华，友人的兴致，风月的曼妙，而苏轼与陈襄的感情尽在不言之中。苏轼又作《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为陈襄送行。苏轼还追送陈襄至临平，赋《南乡子》词，中云：“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80]

苏轼与陈襄在杭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除去公务，常在一起雅集宴饮游赏，吟诗赋词，或者相互唱和，吟咏风雅。他们是公务上的好同僚，具有勤政爱民的务实作风，更是情感相通的好朋友，有着浪漫的性情，览景兴怀，畅叙友情，享受诗意的生活。

（二）与杨绘的交往唱和

杨绘，字元素，绵竹人，仁宗朝进士。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谏院。与曹公亮忤，改兼侍读。绘以谏官不得其言则去，不拜。后累官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宋史·列传第八十一》记载：“时安石用事，贤士多谢去。绘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经术取士，独不用《春秋》，宜令学者以《三传》解经。’免役法行，绘陈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说。诏绘分析，固执前议，遂罢为侍读学士、知亳州，历应天府、杭州。”“元祐初，复天章阁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绘为吏敏强，主爱利，而受性疏旷，讫以是见废斥。然表里洞达，一出于诚，为范祖禹所咨重。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81]由此，我们可以粗知杨绘其人，他也是一位有品德、有学问、有文才的士子。苏轼与杨绘在杭州共事，是在熙宁年间，当时，陈襄移应天府留守，杨绘代之。

苏轼的《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开头两句就是“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82]，这既是对曾做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的赞美，也是对沈立、陈襄、杨绘的赞美，还是对杭州文化的赞美。又有《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中有“清香凝夜宴。借与韦郎看”^[83]，气氛欢快清雅。遗憾的是，苏轼和杨绘共事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熙宁七年（1074）的九月，苏轼就以太常博士权知密州军州事，罢杭州通守任。苏轼与杨绘政见相同，有许多共同语言，杨绘为苏轼饯别于中和堂，并自撰腔《劝金船》，苏轼有《劝金船·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重现曲水流觞之景，并言“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足见两人的感情非同一般。苏轼与杨绘离别的诗词唱和还有不少，如《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最后云：“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84]，两人真情相见，不忍离别。另外苏轼还作有《南乡子·自述》“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85]，既赞美杨绘的才华，又肯定了杨绘耿介立诚的做人品格。还有《浣溪沙·菊节》^[86]、《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定风波·送元素》、《菩萨蛮·感旧》^[87]、《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等，两人相继离杭，感情上颇多留恋。

苏轼与杨绘都是因为反对新法来到杭州，在人格上相互崇尚，在文学上相互欣赏，诗词成为他们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诗词中不乏描写热闹的宴会，鼓吹歌唱，但更多的是精神的慰藉，艺术的交流，诗词唱和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三）与杨杰的交往唱和

杨杰，字次公，无为人，号无为子，仁宗时期进士，历任太常、历礼部员外郎、润州州官、无为知军、两浙提点刑狱等职，在诗词、绘画、佛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与苏轼是好朋友，交游密切，唱和很多，处处体现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到杭州任职，与当时任两浙提刑的杨杰时常结伴出游，偷闲作乐。他们曾一同欣赏李师的琴艺，苏轼在《书文忠赠李师琴诗》中记录了这件事，“与次公听贤师琴，贤求诗，仓卒无以应之。次公曰：‘古人赋诗皆歌所学，何必已云。’次公因诵欧阳公赠李师诗，嘱余书之以赠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88]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苏轼与杨杰等人一同游龙华寺，过钱塘麦岭，到天竺，游西湖北山的韬光庵，并题名留念，有《麦岭题名》。元祐五年三月八日，杨杰与苏轼一同出访刘季孙。访谈中，刘季孙拿出自己收藏的欧阳修的书帖，“仆与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扺掌谈笑，使人感叹不已”。^[89]当时，杨杰仿效欧阳修“抵掌谈笑”，令苏轼“感叹不已”，文人的雅兴与性情毕露无遗。杨杰还和苏轼一同泛舟在湖河之间，并多次唱和。《再和并答杨次公》诗云：“毘卢海上妙高峰，二老遥知说此翁。聊复舣舟寻紫翠，不妨持节散陈红。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唱我三人无谱曲，冯夷亦合舞幽宫。”^[90]写与杨杰泛舟揽翠的雅趣，传达了豪情逸兴。元祐五年九月，杨杰调任礼部员外郎，苏轼为他饯行，作《介亭饯杨杰次公》相送：“篮舆西出登山门，嘉与我友寻仙村。丹青明灭风篁岭，环佩空响桃花源。……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临高挥手谢好住，清风万壑传其言。风回响答君听取，我亦到处随君轩。”^[91]所到之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声响，更有他们留恋不舍的情谊。又有《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幻色将空眼先暗，胜游无碍脚殊轻。空烦远公龙渊水，宁复临池似伯英。”^[92]苏轼自注“龙井水，洗病眼有效。”可见二人的情谊很深，杨杰对苏轼也十分关切。

苏轼是诗人，又是画家、书法家，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题画诗。其中，《题杨次公春兰》《题杨次公蕙》就是为杨杰所作的画而题写的：

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燕。^[93]

蕙本兰之族，依然臭味同。曾为水仙佩，相识楚词中。幻色虽非实，真香亦竟空。发何起微馥，鼻观已先通。^[94]

既赞美杨杰的画技，又借此抒情言志。杨杰与苏轼，一个作画，一个题诗，体现了他们从容优雅的生活品质。

（四）与苏坚的交往唱和

苏坚，字伯固，号后湖居士，泉州（今属福建）人。在龙榆生先生的《东坡乐府笺》中有这样一段话：“苏坚《诗集》施注：苏伯固名坚，博学能诗，东坡与讲宗盟。自黄徙汝，同游庐山，有《归朝欢》词，以刘梦得比之。坡自翰林守杭，道吴兴，伯固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自杭来会，作后六客词，伯固与焉。方经理开西湖，伯固建议，谓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湖成，其力为多。后一岁，又相从于广陵，有《和伯固韵送李学博》诗。”^[95]从中我们知道，苏轼治理西湖，苏坚出力颇多，不仅献计献策，而且成为“督开西湖”的总指挥，他们共同为杭州做了一件功及千秋的好事；他们也情意相投，经常诗词往来。

元祐四年（1089），苏轼还未到杭州任所，苏坚就从杭州赶到吴兴，与苏轼相会，苏轼写下了《定风波》后六客词：“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96]徜徉于云水之间，六位友人共享美酒，情感相得，趣味相投，谈锋甚健，话语高妙，尽显风华，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羡慕。同年，重阳佳节，苏轼又作《点绛唇·己巳重九和苏坚》：“我辈情钟，古来谁似龙山宴。而今楚甸。戏马余飞观。 顾谓佳人，不觉秋强半。筝声远。鬓云吹乱。愁入参差雁。”^[97]既有高健的情怀，又难掩岁月的感伤。元祐五年（1090），七夕之时，两人有唱和，从苏轼《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词得知，“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98]后又有《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义伯、圣途、次元、伯固、蒙仲游七宝寺，题竹上》。

苏轼与苏坚交谊笃厚，无论是湖山清景的游览，还是岁时年节的感悟，常常诗词往来，使生活平添了许多情调。

（五）与张先的交往唱和

张先是一位高寿的文人，活到89岁，都市社会的文人生活在他的身上得到鲜明的反映。张先40岁才中进士，多在地方上做官，75岁时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此后常往来于杭州、吴兴之间，以垂钓和创作诗词自娱，并与赵抃、苏轼、蔡襄、郑獬、李常诸名士登山临水，吟唱往还。蓄有声妓，80多岁还娶妾，浪漫而重情。

熙宁四年（1071），36岁的东坡到杭州任通判，此时张先已有82岁，相似的性情与才情，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张先晚年过着优雅闲适的生活，以诗词自娱，至老不衰。他的词大多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相思之情，对都市社会生活也有所反映，词风含蓄雅致，言辞工巧，情韵深婉。苏轼与张先这位词坛老宿的交谊，给自己的创作上带来极大影响，无论是前期的词风还是词作的数量都说明了这一点。苏轼后来曾说，“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99]，表达了自己对张先的敬重和在创作上有幸得到张先指点的欣慰。苏轼当时已经是名闻天下的诗文大家，但在填词上他做了张先的学生。如《江神子·江景》：“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100]从词序上我们知道，苏轼与张先共游西湖，一边览景，一边赋词，十分惬意；从整首词看，词风明显受到张先影响，工巧婉丽，富有情致。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时二客皆有服，预焉。久之，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亭前，靓妆数人，中有一人尤丽，方鼓筝，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竞目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公戏作长短句云：‘凤凰山下雨初晴（略）’”^[101]这段文字，将故事作了进一步演绎，只能作为参考，但苏轼与张先等友人一起共赏江山风物之美，诗词唱和取悦，则是实事。苏轼与张先的酬唱，还有《劝金船》词，当时因苏轼赴密州任，杨绘饯别于中和堂，作自撰腔《劝金船》，苏轼和张先都作了和词。另外，苏轼有《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此时，张先虽然已经赋闲，但往往成为苏轼、杨绘的宾客，一起雅会唱和。再说，用诗词赠别，也是文人的习惯，可将一段美好的感情用文字加以珍藏。

（六）与毛滂的交往唱和

毛滂是苏轼的重要门人之一，诗文词俱佳，北宋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苏、毛两家本有世交，苏轼于熙宁年间通判杭州时，即与毛滂长辈亲戚於潜令毛国华交游，有诗作《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又有《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太守，与任杭州法曹的毛滂有一段交往的经历。苏轼出知杭州以前，同毛滂已经面见；毛滂曾经“自浙入京，以书贽文一篇自通”，求在京担任翰林学士的苏轼荐举。“坡答之曰：‘今时为文者甚多，可喜者亦众，然求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102]苏轼还专门写了《荐毛滂状》，言毛滂“文词雅健，……皆于时可用。今保举堪充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103]这次在杭州共同为官，使他们有更多的交流与了解。从苏轼的《次韵毛滂法曹感雨》看，毛滂先作感雨诗，苏轼和之，以“江南佳公子，遗我锦绣端”^[104]肯定毛滂的诗篇，还鼓励与宽慰他加强修养，说甘雨总有降临的时候。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约一年以后（指1090年），毛滂任满罢去，临行前作《惜分飞》一词留别官妓琼芳。一天晚上，东坡宴客，官妓歌唱此词，下阕说：‘断云残雨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东坡听后便问谁写的词？官妓说是毛滂。东坡对客人说：‘幕僚中有这样的词人而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失啊！’他第二天就派人送信，把已经离开杭州的毛滂追请回来（此事载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六。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九中认为此事不实，因为‘毛滂受知苏轼甚早’。但是东坡虽早知毛滂，且曾荐之应举，多半是着眼其诗文，不一定知其能词，本书姑仍旧说。）又相聚了好几个月。”^[105]我们从中见出苏轼是一位性情浪漫的文人，他得知毛滂在填词上的才能，非常珍视，居然把他追回来重聚，在词艺上交流切磋。

此后，苏轼与毛滂还有交往，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召还，再任翰林学士，毛滂有《贺苏内翰启》，祝贺苏轼回朝任职。

（七）与刘景文的交往唱和

苏轼第二次在杭任职期间，与刘景文的酬唱最多。刘景文，刘季孙（1033—1092），字景文，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宋哲宗元祐中以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当时苏轼知杭州。他们两人性情相近，诗文相得。黄庭坚记载：“往岁东坡先生守余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为东南第三将，东坡尝云：‘老来可与晤语者彫落殆尽，唯景文可慰目前耳。’”^[106]在苏轼来杭到达吴兴时作的《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词中，刘景文就在“后六客”的名单当中。此后，他们的唱和就更多了，从下面的诗歌题目上，我们大致能够看到他们的交游生活：《次韵答刘景文左藏（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诗）》《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在尔，刘景文左藏和顺阇黎诗见赠，次韵答之》《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又和景文韵》《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可见二人经常共赏良辰美景，宴会雅集，诗词往来，正如苏轼在诗中所说的“从今事远览，发轫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乐谢五欲”^[107]，获得无与伦比的享受。当然，在苏轼与刘景文的唱和中，不都是赏玩清景，“牡丹松桧一时栽，付与春风自在开。试问壁间题字客，几人不为看花来。”^[108]，为人们喜欢看牡丹花而冷落松柏而生感慨；“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109]在对比中赞美菊花，并认为“橙黄橘绿”的丰收时节才是一年中最灿烂最有收获的季节，在咏物写景中，抒发对自然、对人生的独到见解。士大夫的生活与情怀，在他们的酬唱中得到了诠释。

苏轼与其他友人间的酬唱还可以列举很多，诗歌如与恩师兼友人欧阳修：《和欧阳少师会老堂次韵》《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与李杞：《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与刘道原：《和刘道原见寄》《和刘道原咏史》《和刘道原寄张师民》；与孙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再用前韵寄莘老》《赠孙莘老七绝》《次韵孙莘老见赠，时莘老移庐州，因以别之》；与周邠：《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与周长官、李秀才游径山，二君先以诗见寄，次其韵二首》《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见寄，明日，乃次其韵》《次韵周长官寿星院同饯鲁少卿》《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与林子中：《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次韵林子中蒜山亭见寄》；与王忠玉：《次韵王忠玉游虎丘绝句三首》《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可以说不胜枚举。另外，与弟弟子由的酬唱，很能体现他们的手足之情、文人之趣，有《戏子由》《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九首》《送子由使契丹》《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等。

酬唱的词作也很多，如《昭君怨·送别》^[110]、《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111]、《鹊桥仙·七夕》^[112]、《点绛唇·再和送钱公永》、《渔家傲·送台守江郎中》^[113]、《浣溪沙·送叶淳老》、《西江月·宝云真觉院赏瑞香》^[114]、《西江月·坐客见和复次韵》、《西江月·再用前韵戏曹子方》^[115]、《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虞美人·述怀》^[116]、《临江仙·送钱穆父》^[117]等。

苏轼与友人的唱和数量多，内容也多，有雅集、游览、送别、生日、思乡、抒怀、节庆等，友人、师长、兄弟之间的酬唱已成为苏轼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酬唱，加深友人的情谊，增添生活的情趣，排遣胸中的愁情，抒发心底的意绪，还可以使智骋才，这无疑是一种文人乐意为之的赏心乐事。苏轼到底是一个文人，在他的身上，散发着文人特有的气息。

二、酬唱已成为一种风气

苏轼与同僚、与师友、与兄弟、与诗僧（不在此处论述）的酬唱之作很多，题材不拘，形式多样。作为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以诗交友、以诗传情是最自然的事情，无论是共处同一环境的吟咏、还是相近的思想情愫的交流、或是对于诗词的共同爱好，相互酬唱都是性灵、艺术的表现。

回望中国文学史，诗词唱和或者文人雅士的相互酬唱现象源远流长，《诗经·郑风·萚兮》就用诗歌记载了唱和的现象：“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118]《诗经·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大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119]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赠答诗。《诗经》之后，吟咏酬唱之风一直延续，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魏正始年间的“竹林七贤”、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南朝齐梁时期“竟陵八友”等，都留下了酬唱的诗歌，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坛雅事，或在当时形成一股文学的潮流。到唐代，唱和之风盛行，翻开一部《全唐诗》，“奉和”“酬”“答”“赠”诗比比皆是。众所周知的李白与杜甫的会合，就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杜甫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赠李白》等诗篇，他们的友情令人称颂。中唐“大历十才子”互相唱和，诗风清丽空灵，讲究韵致。“韩孟诗派”的诗人互相切磋酬唱，以苦吟著称，抒发心中的不平。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酬唱，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诗篇。以“元白”合称的元稹、白居易，在政治上、文学上有相似的主张，他们唱和的诗篇成为新乐府运动的重要内容。宋代延续了唐代唱和的风气，君臣唱和、大臣间的唱和、友人的唱和，体现了文化昌明时代的特征。最典型的是宋初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17人的唱和，编成了《西昆酬唱集》，当时仿效的人很多，可谓风靡一时。由上观之，人们相互酬唱是一种久已有之的文学现象，到唐宋极为普遍，形成鼎盛之势。苏轼作为宋代的一位重要文人，自然受到当时文化风气的浸染，在他的生活中，燕集、游览、观赏、送别需要诗词酬唱，心灵的袒露、情感的关怀、精神的支撑也需要诗词的酬唱来表现。

苏轼来到既有着都市繁华又有着江南秀色的杭州，亲身感受并目睹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所描写的“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120]的杭州景象。苏轼身处于这个富庶之地、山水之境，身心得到享受，也不断激发艺术灵感。再说，在杭任职的官员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印迹，正如苏轼所说的“太守例能诗”，沈立、陈襄、杨绘都是，太守的爱好往往会影响身边的人，这就自然地会形成一个文人的交游圈，切磋才艺，互表衷肠，诗词唱和成为常见的表达方式。

苏轼与友人酬唱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写，但写得最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送行离别：送别，历来是文人笔下的重要题材。悲莫悲兮长别离，离别亲人、送别挚友，常常最容易触动人们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文人常用诗文抒写离情别绪，融入思念、友谊、鼓励等内容。苏轼在杭为官，有多次的客中送客，如送述古，送元素，送柳子玉，送钱公永等，也有自己的两次别离，所以关于送别题材的唱和诗词就特别多；尤其是与陈述古、杨元素的酬唱，他们的政治见解一致，趣尚相近，离别就有更多更复杂的情感，通过酬唱互诉衷肠。（二）燕饮集会：杭州是有着“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121]的三吴都会，适宜人们去享受，去歌唱。苏轼与其他莅杭的官员、文士一起，因为各种公私燕集，在对酒当歌之时，常常以赋诗填词遣兴。我们知道，北宋时期，诗歌仍然繁盛，小词也在城市文化的催生下得到繁荣，并且成为娱乐宾客的重要形式。有着文化品位的文人士大夫生性浪漫，在“清香凝夜宴”③的环境中，互相唱和，涉笔成趣，并让歌女一展歌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苏轼的这一类唱和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写成的。（三）游览观赏：“在北宋的杭州，自然景观与都市文化景观，已经成为互为依存的风景，并承载着普通的日常生活”④。苏轼与友人经常登山临水，赏花品茗，面对美景，文人们会将审美的直觉感受转化为诗兴大发，引得“妙语一时飞动”（《西江月·坐客见和，复次韵》）。苏轼与友人游湖、观潮、登山、看梅花、赏瑞香等，都留下了相互酬唱的诗篇。（四）念远怀人：苏轼是一位情感非常丰富的诗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和挚友，但在情感深处有着对家乡和亲友最美好的思念。佳节良日、乡人相逢、山水美景，都会引起思念之情；而且苏轼是因为与当政者见解的不同而来到杭州，特殊的处境有时会使这份念远怀人的情感融入一些个人的遭遇，使情感更加深沉，更加动人。据莫砺锋先生统计，“二苏的唱酬持续了四十二年，作品多达三百五十一首。渗透在二苏唱和诗中的兄弟情谊非常感人”。⑤苏轼在杭州时与弟弟苏辙也常相唱酬，忆念、关切和政治感怀都流露于诗词中。另外，苏轼熙宁年间因公务出差丹阳、常、润等地，思念太守并挚友陈襄，他们的酬唱较多，内容也很丰富。

苏轼与友人间的诗词酬唱形式也很多，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功力。从诗歌看，唱和诗的用韵就有次韵、用前韵。这两种用韵都是比较严格的。用前韵或用元韵，是用原诗韵的字而不必顺其次序，原诗韵的字数很少，和诗在意思上又要与原诗相关，所以受到限制，确实是“带着镣铐跳舞”；次韵的要求就更高了，不仅与原诗同一韵部同样的字，而且先后次序都须相同，和者很受约束，非作诗高手，在你来我往的唱和中很难写出好诗。阅读苏轼写的唱和诗，“次其韵”的不在少数，说明苏轼作诗的技巧性相当高。当然苏轼也有和答诗，不需从韵。从相互酬唱的词看，有“诉衷情”“劝金船”“西江月”“醉落魄”“昭君怨”“点绛唇”“虞美人”“临江仙”等各种词牌，只要适合表达对象和情感抒发的都能运用。词在北宋时期勃兴，苏轼与友人等就将才情呈现、流露在这一富有灵性、曼妙优雅的艺术体裁中。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诗词唱和成为文人士大夫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苏轼在杭州时期，用诗体并用当时最流行的词体与友人、师长、兄弟不断酬唱，有着对时代风尚的追随，也有着一群相近的情怀和爱好的儒雅风流文士聚集于此的原因，还有着杭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唐宋时代诗词酬唱最为鼎盛，这其中，有苏轼与他的友人们的贡献。

第四节　 苏轼与朝云

苏轼与朝云的爱情，历来被人们传为佳话。在《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就借贾雨村之口，把朝云与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列在一起，认为宝玉与她们一样，皆为“情痴情种”。

苏轼亲自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使我们对她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遁，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122]

一、关于歌妓

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社会背景下，宋代形成了蓄妓养妓的风气，既有官妓，也有私妓。这些妓女是艺妓，她们有色有艺，是供官僚士大夫享受耳目之乐的。诗词与歌舞的艺术感染力，风情绰约的曼妙身姿，使士子官员陶醉，歌妓的美丽、聪颖、可人又能给士大夫带去灵感，士大夫也往往用他们的才情为她们写诗作词，不仅成为她们的欣赏者，又是她们的歌唱者。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123]。晏殊的幼子晏几道《小山词》，有为莲、鸿、苹、云的描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124]；“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125]。柳永更是流连舞榭歌台，为妓女作词，让妓女歌唱，成为妓女的知音。官僚士大夫或文人的这种审美趋向，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

毋庸讳言，苏轼也有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调，林语堂说，“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海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126]无论是个人的需要，还是公事的需要，歌妓舞女佐欢助兴是生活的内容之一，因此在苏轼的词里，有不少关于歌女的描写。写于杭州的《南乡子·春情》中的“暮雨暗阳台。乱洒高楼湿粉腮”^[127]几句，当是写正在欣赏歌舞时，一阵雨来，湿了妓女香腮的情景；《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题为“杭妓往苏迓新守”，在龙榆生先生的《东坡乐府笺》中记载：“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李东川有送人携妓赴任诗，此词又记杭妓往苏迓新守，是知唐宋时赴任迎新，皆有官妓为导之例。此风盖自元明以来，微论废绝，国朝且悬为厉禁，著之律条，并饮酒挟妓亦有罪已。古今风气之硕异如是。”^[128]又有《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龙榆生先生的《东坡乐府笺》录有“附考”：“《西湖游览志余》：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犹得以鳞鸿往返，腼不为异。苏子瞻《送杭妓往苏州迓新守》《菩萨蛮》词云云，又《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云云。此亦足觇一时之风气矣。”^[129]可见，唐宋时迎接新太守，官府里有官妓出动，以裙裾香腮、花柳风月娱乐声色，渲染气氛，烘托排场，一直到元明清时才发生了变化。“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130]，是写苏轼赴密州前，太守杨元素为他饯别于中和堂，离别的酒席旁边，有歌女演唱。从苏轼的词中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冶艳之风，在公私场合，都有歌妓的助兴。歌妓美丽聪明，歌声清新宛转，或演唱旧曲，或演唱新词，颇有艺术的修养，像《劝金船》里描写的“尊前莫怪歌声咽”，很可能歌女正在演唱杨元素为送别苏轼赋的自撰腔。所以，当时官员、文士与歌妓酬唱、交往非常普遍。苏轼写于其他地方的词也可举出几首，如《双荷叶·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三侍一妩卿》《定风波·王定国歌儿曰柔奴，……》《浣溪沙·席上赠楚守田待问小鬟》，^[131]从词的题目上就能够得知，士大夫家中养妓是很流行的。

我们还可以从北宋向前和向后延伸，看一下这种蓄妓的风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就有不少以妓女为题的，如《醉戏诸妓》《代诸妓赠送周判官》《虎丘寺路宴留别诸妓》《听琵琶妓弹略略》《出游示小妓》等等，他晚年蓄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歌唱的就是他最喜欢的两个歌舞妓女樊素与小蛮，唐孟棨《本事诗·事感》有记载。晚年所作的《不能忘情吟并序》，直接传达了“予非圣达，不能忘情”的感情^[132]。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的诗人与好妓蓄妓的诗人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再者，唐代的花间词人，他们写作清艳之词，供语娇声颤、娉娉袅袅的歌女歌唱，也能说明文人与歌妓的合流。这种社会现象与中唐以来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化潮流有关。承唐而下，北宋社会承平，都市经济繁荣，享乐之风更加盛行。到了南宋，虽然已经偏安江南，但仍然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稗类钞》卷七有这样一段话：“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资质，教以艺夜，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下色，然非极豪富贵家不可用。”^[133]不重生男重生女，透露出当年京城杭州的生活风尚。

另外，当时学歌习舞表演技艺的都是只有十几岁的妙龄少女，白居易《琵琶引并序》有“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134]，苏轼有《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琵琶绝艺，年纪都未十一二。拨弄幺弦。未解将心指下传”^[135]，《浣溪沙》“学画鸦儿正妙年，阳城下蔡困嫣然”^[136]。这些女孩都颇有姿色，在各种场合展示技艺，供人欣赏。

养妓蓄妓的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代已有，宋代更盛，从朝廷到地方官场，从歌楼舞榭到富贵人家，歌妓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士大夫们情感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朝云其人

熙宁七年（1074），39岁的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这一年，12岁的钱塘歌女朝云被苏轼选中，带回家，收为婢女。“以岁月考之，熙宁之甲寅至绍圣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纳朝云在是年明矣。朝云年三十四，是为癸卯生，来事先生方十二云。”^[137]歌楼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朝云能够来到苏轼家中做侍婢是一种幸运，也因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由于朝云能歌善舞，声色俱佳，聪慧灵秀，深得苏轼和王闰之（苏轼第二任妻子）喜欢。从此，这位纯真美丽的杭州女子就一直陪伴在苏轼的身边。

朝云在苏轼的身边，不断得到苏轼的调教，并耳濡目染苏轼的文学艺术才华，不断得到成长。今天，我们无法知道朝云的容貌，但仍然可以知道朝云的美丽和才艺。据传朝云曾向秦观乞词，秦观为她写了一首《南歌子》：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飞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138]

《艺苑雌黄》云：“东坡尝令朝云乞词于少游。少游作《南歌子》赠之云：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139]秦观词把苏轼比作襄王，把朝云比作风情绰约的巫山神女，令多情的襄王迷恋不已。无论是容光、情态还是歌喉，朝云的美丽都到了令人倾倒的地步。苏轼接着也写了一首《南歌子》赞美朝云：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140]

把眼前的朝云比作巫峰下凡的神女，“新绿”“晓红”“翠筵”“彩云”，极其惊艳。再用比喻的手法，写朝云轻歌曼舞，如鸾凤飞镜，春燕翔空。结句极其浪漫，令人遐想，也让我们赞叹苏轼笔调的高妙。

朝云以她美丽的外表，聪颖的天赋，曼妙的艺术才能和善良的心灵，获得了苏轼的赏爱。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贬所，将小自己27岁的朝云正式纳为侍妾。苏轼在给鄂州太守朱寿昌的书信中说：“所问菱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141]菱翠，王闰之的另一位侍儿，“至今虚位”，即到今天还未有名分。云即指朝云；“乃权发遣耳”，即表示已将她正式纳为侍妾了。黄州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贬所，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苏轼和朝云走到一起，是一种患难中的真情。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在黄州临皋亭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为苏遁，小名干儿。在满月洗儿的宴会上，苏轼作《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142]一方面是自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人生坎坷，希望儿子能无灾无难，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深刻反思。不幸的是遁儿于元丰七年就夭折了，只活了十个月。痛失爱子让苏轼和朝云都很受打击，陷入深深的痛苦中，苏轼写了《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143]可爱聪颖的儿子的失去，自责，悲痛，尤其是写母亲朝云撕心裂肺的悲情，令人动容。

苏轼虽然喜爱朝云，朝云也生过一个儿子，但在当时的社会里，她的侍妾身份却是不能改变的，即便是苏轼的妻子王闰之去世之后。如苏轼在黄州时写信给朋友蔡景繁说：“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144]“云蓝小袖”是朝云平时喜欢穿的衣服，用衣服代指朝云，而没有用别的称呼。《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诗是悼念朝云的，把朝云写得很美，但仍有“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145]，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秦女侍奉晋公子重耳“奉匜沃盥，既而挥之”的典故，暗示朝云侍妾的身份。苏轼在他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也明确地说到“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的身份。虽然朝云只能为妾，但她却因聪颖美丽和对苏轼的照顾、对苏轼的理解，成为苏轼生活中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生伴侣。

三、苏轼的人生知己

在苏轼的生活中，有三位女性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弗，王闰之，王朝云。

王弗是眉州青神县（今四川青神）人，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庭，是“乡贡进士方之女”^[146]，很有教养。至和元年（1054），十九岁的苏轼娶王弗为妻，“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它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147]婚后两年苏轼便进京赶考，王弗留在家里侍奉婆母。第二年程夫人去世，苏轼丁母忧回乡服孝。到嘉祐四年（1059），母丧期满，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出蜀赴京，王弗一同前往。王弗知书达理，很有见识，在苏轼任凤翔签判时，家里来客人，王弗能够察言观色，根据他们的一些谈话来判断人的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为苏轼处理人际关系当参谋。这样一位明理贤达的妻子，却在苏轼凤翔任满还京才三个月的时候，在汴京病逝，时年27岁，未能陪伴苏轼一起走过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程。苏轼的名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表达了自己对王弗最真切的思念。

熙宁元年（1068），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和苏轼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从汴京，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黄州、颍州等地，无论苏轼在朝、外放做官还是遭遇贬谪，总是恪尽妻子的职守，为这个家尽心尽力地操劳；“东坡浮沉宦海，历尽坎坷，王闰之始终是他的贤内助。”^[148]《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这首诗，是熙宁四年苏轼刚到杭州的第三天去孤山寻访恩师欧阳修所介绍的诗僧惠思和惠勤后写下的，中有“腊日不归对妻拏，名寻道人实自娱”的句子，这里的“妻”就是指王闰之。据称，在宋代，腊日是个公休日，皇上在这天赐给官员医药，平民百姓也互通有无，“闾巷家家互相馈送”。由于王闰之的贤惠能干，苏轼能潇洒地将家中和“闾巷”之事全部放下，独自去享受清景。王闰之还是一位仁慈的女子，相信佛教，怜惜生命，喜欢做放生一类的善事，在杭州时也如此。元祐八年（1093），王闰之在汴京去世。苏轼为她作了《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言其“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149]，文字里有着最真诚的感激。后来，苏轼在海南梦见王闰之，作诗怀念这位贤妻：“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150]王闰之信佛，性情温顺平静，遇事随顺，她不干预苏轼的生活，使苏轼的生活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对于一位文学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快意；但另一方面，她的很多精力都在应对家务，这也使她无暇与苏轼作文学艺术上的交流。赵令畤《侯鲭录》卷四记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邪！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客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花》词”^[151]，苏轼有“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152]的句子，记写这段佳话。这首诗作于元祐七年，苏轼第二次离杭以后，在汝阴时。

王朝云来到苏轼家里以后，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苏轼的诗词书画艺术，使她的灵心慧性得到了更好的开发。

朝云出身歌女，却得到苏轼的喜爱与尊重，是因为她美丽，由《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朝云诗并引》可见，也是因为她的“敏而好义”与“忠敬若一”^[153]。朝云对苏轼的艺术才华十分仰慕，苏轼写于惠州的《殢人娇·赠朝云》词中有“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154]的句子，按照端午节的风俗，“纫秋兰以为佩”（《离骚》），朝云向苏轼乞诗，把它书写在裙带上，很有雅味，朝云已成为苏轼诗词最好的欣赏者与歌者。“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155]，朝云努力和聪慧，在苏轼身边，沾染了文化的气息，也能够更好地贴近苏轼。苏轼和朝云还都信奉佛教，有着共同的精神家园。苏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佛老思想植根亦深，与得道的高僧来往密切，曾手抄《金刚经》，“种福田”。朝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皈依佛门的。苏轼说朝云是“天女维摩总解禅”^[156]，在《悼朝云并引》中又说：朝云“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157]可见朝云已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此生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还诵念佛经，使灵魂得到寄托。还有，苏轼寓居惠州以后，还开始炼丹，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颇感兴趣。除了照顾苏轼日常生活，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采药炼丹上，“经卷药炉新活计”^[158]就是她当时生活的写照。

最可贵的是朝云和苏轼在情感世界上的相通。《说郛》记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朝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159]应该说，前面两位婢妾的回答都没有错，指向苏轼满腹经纶、见地高深的才华，但朝云看得更深，一句话不仅说到了苏轼的见识，还说到了苏轼的性格和遭遇。苏轼本着对国事的关心，直言己见，却在政治斗争的泥潭中艰难跋涉，虽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格格不入，但仍保持了独立的人格。没有朝云对苏轼精神世界的理解，是很难有这样的说法的。

又有《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云：“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160]朝云跟随苏轼，感受着苏轼的大起大落，人生颠簸无常，苏轼年岁已大，此又值被贬谪远地惠州，像歌中那个失意的“墙外行人”，种种变故和磨难，使朝云感慨落泪，为苏轼而伤心。“始不识字”的朝云，能够从苏轼早年作的《蝶恋花》词中品味出人生的悲凉来，无疑是她的情感世界渐趋丰富，能用心地体味苏轼的人生况味。

苏轼到惠州那年写的《朝云诗并引》中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161]，令苏轼感慨不已。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有荣华更有苦难，特别是经历险遭杀身的“乌台诗案”和永世不得翻身的元祐党人之祸，朝云都跟随苏轼。贬谪黄州时，朝云成了苏轼的侍妾；贬谪惠州时，苏轼曾劝朝云离去，但朝云执意留下，随着苏轼翻山越岭来到了惠州。《朝云诗并引》中“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162]两句，就是有感朝云的情深义重：当年白居易年近七旬，“鬻骆马兮放杨柳枝”，遣散家奴，但樊素不忍离去，宝马也回头哀思。先生“嘉其”念主老病而“不忍去也”的真挚情义，将樊素与宝马一齐留下，有《不能忘情吟并序》^[163]。但第二年，樊素还是离主人而去了。朝云像通德终身陪伴伶玄一样，在苏轼再度贬谪的人生晚年，仍然不离不弃，使苏轼内心深感安慰。但不幸的是，在苏轼写下《朝云诗并引》的第三年，朝云染上痢疾而亡，使苏轼在前路茫茫的时候，痛失人生伴侣。苏轼写下了《悼朝云并引》《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深切地怀念曾与自己风雨同舟的知己，回忆人生往事，赞美朝云高贵的品格，抒写刻骨的悲痛和无限的爱意。

“苏轼对王弗除了喜爱更多的是敬重，对王闰之感激多于亲切，敬重多于交心，而妾朝云确是其红颜知己，东坡爱之胜过两个妻子。”^[164]这个说法应是有道理的。林语堂先生说：“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165]朝云理解苏轼，并能与苏轼患难与共，她从一个歌者，成为苏轼的侍妾，进而成为苏轼的人生知己，是苏轼的幸运，也是朝云的幸运。

四、朝云属于西湖

“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166]，表达了苏轼对朝云的深切怀念。这里的西湖，不是杭州西湖，而是惠州西湖。

北宋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与苏轼心灵相通、患难与共的朝云在惠州病逝，享年34岁。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爱妾葬于丰湖之上“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167]，墓旁建“六如亭”，用《金刚经》的意思，“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苏轼为朝云亲撰《朝云墓志铭》。朝云既葬三日之后，苏轼又撰《惠州荐朝云疏》，祷告神灵，为朝云“接引亡魂，早生净土。”^[168]可见，苏轼对朝云的真切情感。朝云的去世，给苏轼带来了深悲剧痛，也使他久久不能忘情，苏轼为朝云还写了《悼朝云并引》《雨中花慢》《丙子重九二首》《三部乐》《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西江月·梅花》等作品。《雨中花慢》一词，回忆朝云在时“乍谐云雨，便学鸾凰”。而今“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169]词人空对旧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愁肠百结，老泪纵横，不只是凄婉，简直是到了凄怆的地步。在苏轼的情感世界里，朝云永远是那么美丽，常常把她比作巫山云雨，化实为虚，给人遐想的空间。《西江月·梅花》这首词，历来颇受好评。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170]

这首词明为咏梅，暗为悼亡，“《渔隐丛话》：《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作梅词，时侍儿朝云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171]。农历十月，岭南梅花开放，苏轼看到清丽幽雅的梅花，赞美梅花“玉骨”“冰姿”，在“瘴雾”中仍然有着雅洁的神仙风致。它花容洁白不施粉黛，花叶四周皆红如不褪的唇红。梅花情韵自高，已逐晓云而去，自己不会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梦梅了（《高斋诗话》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后见王昌龄《梅花》诗云：‘落落寞寞路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方知东坡引用此诗也。”^[172]）。句句写梅花，又似句句在写朝云，朝云处身瘴雨蛮风之地的惠州，依然风姿绰约，不饰粉妆自然清纯，特别是后面两句，“晓云”正如“朝云”，朝云有着“敏而好义”“忠敬若一”的高情，如今斯人已去，梦亦难成。作者见花思人，写花亦写人，避免了直接写人的质实，空灵摇曳，韵味无穷。有人还说，苏轼的这首词，受到林逋的影响，林逋在杭州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苏轼以梅喻妾，可能得到林逋的启发。苏轼对林逋的咏梅诗《山园小梅》极为欣赏，曾作为咏物抒怀诗的范例，要求自己的儿子苏过学习。无论如何，梅是高洁的象征，生在西子湖畔的朝云，为西湖的灵气所钟，优雅绝俗。她跟随苏轼南北颠簸，但得到了苏轼对她的赏爱，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

朝云和苏轼始识于杭州西湖而永诀于惠州西湖，也可看作是命运的安排。丰湖也称惠州西湖，它淡远幽静，伴着山寺楼月，有着宗教氛围；让朝云这位聪颖灵秀的江南女子、虔诚的佛教徒安息于此，无疑符合她的性情与信仰。苏轼安葬朝云不久，又在惠州西湖修筑了一条堤，通向朝云的墓地，后人就将这条堤也称为苏堤。朝云日后虽不能与东坡合葬，也不能回归自己的家乡杭州西湖，但她终日与西湖为伴，共苏堤长在，这是美丽的灵魂最好的归宿。

第五节　 苏轼与琴操

琴操是北宋时期的一名钱塘名妓，她有幸得到了杭州太守苏轼的喜爱，也得到了苏轼的点拨，出家为尼。从这位歌妓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轼生活的一个侧面和他的文人情怀。但因为琴操是一位歌妓，缺少正史的记载，只能凭借一些笔记和传说来进行讨论。

一、苏轼与琴操的交往是当时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琴操是宋朝钱塘歌妓，姓氏不详，“琴操”二字应是她的艺名，原出自东汉蔡邕所撰的《琴操》（解说琴曲作品的专著）一书；以琴操为名，可以想见她高超的才艺。相传她出生于官宦人家，13岁时被抄家，父亲入狱，自己被籍没为妓。但琴操虽为歌妓，却洁身自好，只卖艺不卖身。她有色有艺，妙解音律，又通诗画，可谓才貌双绝，令许多文人雅士倾慕不已。

关于苏轼与琴操的相识，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一种说法是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后一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可循，“苏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173]“守杭日”，就是指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另外，按照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词“琴操改韵”说，秦观的这首词当作于1079年冬，而此时苏轼已经离开杭州在徐州任上，也可推想苏轼与琴操的相识当于苏轼第二次来杭时。

《玲珑山志》开篇八个字，就是“玲珑虽小，苏轼曾登”^[174]。而苏轼造访玲珑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去探看琴操，与她品琴谈诗。在杭州的东坡纪念馆里，也有苏轼与琴操的文字与图片的介绍。

这些记载，说明苏轼与琴操实实在在地交往过。一位杭州的太守、地方的最高长官，与歌妓有着这样的情分，除却当时官员士大夫与歌妓的交往特别盛行的社会风气，还在于苏轼对琴操才情与美丽的赏爱。

苏轼的弟子、好友秦观，作《满庭芳》词，“首言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尤为当时所传。”^[175]又见徐釚《词苑丛谈》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176]词曰：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177]

相传“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⑥就是这样一首深婉的好词，琴操将其改韵，仍保留了原来的意蕴。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

杭之西湖，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云：“‘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倅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青楼，薄倖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东坡闻而称赏之。^[178]

如果琴操没有词曲的艺术修养，过人的才思，改韵后仍能与原词丝丝入扣，是难以做到的，难怪苏轼也为琴操的才情而称好。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种合乐可歌的新型诗体。词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歌妓的演唱进行的。歌妓由于职业演唱的需要，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平；再加上她们演唱词曲，在文人身边耳濡目染，也知晓了作词的技法。琴操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位佼佼者，具有诗词艺术的修养，才情高绝。

文人士大夫为妓女作词，交由妓女演唱，然后又成为她们的欣赏者，可以说，歌妓成了词与音乐结合的中介，词曲也成为文人驰骋才情的媒体，这在宋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苏轼来杭州做太守，已是元祐四年（1089），54岁。经历了人生坎坷，仕途沉浮之后，他再度来到杭州，一方面要完成一个太守的职责，另一方面走向寺院，走向西湖，吟啸遣怀。“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179]苏轼在西湖边与歌妓的来往，属于一种清游雅玩，悦耳悦目、美丽聪颖的歌妓能抚慰他的心灵，给他带来创作的灵感，使他的艺术情怀不老。才情俱佳、富有灵性、又有文学修养的琴操自然成为他赏爱的对象，画船轻舫同赏西湖，诗酒歌舞共话艺术。

怜香惜玉，红袖添香本是文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历史上留下许多佳话。就是后来的抗金志士辛弃疾，也有“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180]的词句，在壮志难酬时，希望在红巾翠袖当中寻找理解他的女子。与女子在一起，并不妨碍他的英雄情怀。所以，文士与才女相互欣赏、相互交游、作词唱曲、交流情意，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形式。作为文人的苏轼，与琴操的“忘年交”，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相悦，是在一种审美范畴中获得的快感。因此，这也被当时人和后人视作美谈，通过笔记和传说流传下来。

“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181]这是郁达夫先生在《西游日录》里写下的。古今相隔，但文人的情怀一样，苏轼与琴操的一段情缘，特别能够引起文人在情感上的共鸣，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点拨琴操出家体现了苏轼对人生的透彻理解

苏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戏语琴操曰：“我做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子瞻问曰：“何谓湖中景？”对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谓景中人？”对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锁巫山一段云。”“何谓人中意？”对曰：“随他杨学士，惊杀鲍参军。”操问：“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操于意下大悟，遂削发为尼。

这是王世贞《艳异编》卷十“琴操”记载苏轼点拨琴操出家的文字^[182]。相关的文字其他书籍里面也有记载，但问和答的人物有所不同。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元初阴时夫《韵府群玉》，清康熙时《佩文韵府》均载为琴操问、子瞻答。而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南宋祝穆《事文类聚》，萧屏东校注的《苏东坡笔记》则载子瞻问、琴操答。笔者认为，以苏轼问、琴操答为好，更符合苏轼作为长老，引导琴操参悟人生的角色。这里最重要的两句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183]，它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引并序》一诗，以琵琶女从红极一时到孤苦清冷的身世启发琴操，美丽的容颜不可能长驻，在歌舞场中往往年老色衰就会晚景凄凉。苏轼不希望琴操终身在陪人欢笑的歌楼舞榭中度过人生，这位青楼女子有着灵心慧性，又在歌楼中阅览人情百态，听了苏轼的话后马上惊醒，“谢学士，醒黄粱，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184]琴操参透人世，即便从良，也很难抹去她原有的身份而受到人们的尊重，更何况人世的升沉起伏难以料定，为了保持女性的洁净，避免人生的苦难，她在苏轼的点拨下，选择皈依清净的寺庙，终于来到杭州西部临安县玲珑山出家，削发为尼。“琴操参宗”的典故也就由此而来。

《杭妓琴操终为尼事》一文中谈到：“高世瑜先生研究认为：从大量记载来看，（唐代）官妓从良，都是由长官赠送或经过长官许可的，全由长官为之落籍，并无私人以钱财赎身的（高世瑜：《唐代的官妓》，《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在《苏轼年谱》中可以见到苏轼在任杭州太守期间为当地申请了大量的僧度牒，这给苏轼为琴操落籍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官妓为尼入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一种‘较好’的人生归宿（参阅冯灿明：《中国古代乐伎为尼入道初探》，《艺海》2009年第5期）。”^[185]“琴操可说是苏轼相与的杭州诗僧群中的特殊一员。能令正当芳华的歌妓遁入空门，非苏轼类人不能做到。”^[186]

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时曾写过一首《薄命佳人》的诗歌，内容是这样的：“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187]苏轼知道自古佳人薄命，从内心里希望她们永远保持纯洁美丽。因此，苏轼面对琴操，就以他的智慧为其指出了一条走向佛门、脱离苦海、保持洁净的道路。他认为佛教能够解脱人的苦难，使洁净的本体不受污染，还能修得来世的善果。苏轼的家庭来自四川眉山，是一个盛行佛教的地方，他的母亲、妻子信佛，自己也信佛，常入佛寺与僧人交往，对佛教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是因为苏轼的影响，他的侍妾朝云皈依佛教，苏轼把她称为“天女维摩”。尽管朝云和琴操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最后，她们在精神上还是殊途同归，这都源于同一个人苏轼的指点。苏轼点拨琴操出家，是基于对琴操的性情的理解，也是对女性的尊重，使琴操的慧根不被玷污。僧尼一心礼佛，身体和心灵都是洁净的，也将赢得社会的尊重。

琴操在临安的玲珑山出家。玲珑山名“玲珑”是因其山体小而得名，虽然山不高，但草木茂盛，泉水淙淙，一切都充满灵气，是修养身心的好去处。琴操出家后，苏轼还在杭州度过两年，他与黄庭坚还有佛印和尚经常去玲珑山，和琴操品琴论诗。他们都是具有高情雅性的人，心灵上息息相通。由于苏轼的造访，玲珑山留下了学士松、九折岩、醉眠石等与苏轼有关的景物。琴操出家，了断尘缘，在晨钟暮鼓中，与青灯为伴，礼佛参禅，修养心性。进玲珑山八年后，听到被朝廷勒令还俗的诗僧参寥带来的消息，苏轼已被贬至南海中的儋州，琴操内心愁苦，不出数月就郁郁而终，时年不过24岁。垂暮之年的苏轼听到琴操离世的消息，内心悲痛不已。琴操的早逝，也可能是上天的垂爱，让她永远定格在人生最美丽的时候。

相传苏轼后来再回玲珑山，重葬琴操，并亲自为琴操书写墓碑。民国年间，诗人郁达夫寻访时，彼处只剩下“一抔荒土，一块粗碑，上面只刻着‘琴操墓’的三个大字”^[188]了。其实，郁达夫所见的墓碑，已非东坡所书，而是明人重修的碑碣。传因琴操感怀而作的《寻春》诗，是一首苏轼与友人郊游的诗作，写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元祐年间离开杭州后，也没有再回到他两度为官的西湖边。苏轼九死一生从儋州北归，是元符三年（1100）六月，已是人生的垂暮之年；正月过大庾岭，六月至常州，七月就去世了。在宋人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里，也未见苏轼回杭重葬琴操的记述。这个苏轼重葬琴操的结局，想是世人的美好愿望而已。

如果没有苏轼对琴操的启发，不难想象，《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命运也将是琴操的命运。而苏轼对人生的透彻理解，对女子的怜惜，才使她遁入空门，找到人生的归宿，没有身陷泥淖，也没有品尝繁华过后的凄凉，保持了身心的洁净与清纯，成为美丽的化身，永远赢得人们的赞叹与敬重。

【注释】

[1]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苏轼诗集》，第341页。

[2]白居易：《中隐》，《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91页。

[3]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80页。

[4]苏轼：《自普照游二庵》，《苏轼诗集》，第434页。

[5]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第301页。

[6]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修全集》，第585页。

[7]苏轼：《海会寺清心堂》，《苏轼诗集》，第579页。

[8]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苏轼诗集》，第644页。

[9]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轼诗集》，第317—318页。

[10]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苏轼诗集》，第331页。

[11]苏轼：《夜泛西湖五绝》（其五），《苏轼诗集》，第353页。

[12]周密：《癸辛杂识》，转引自《苏轼诗集》，第353页。

[13]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430页。

[14]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苏轼诗集》，第340页。

[15]苏轼：《江神子·江景》，《全宋词》，第299页。

[16]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苏轼诗集》，第369页。

[17]苏轼：《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全宋词》，第327页。

[18]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十），《苏轼诗集》，第1749页。

[19]朱宏达、朱磊：《苏东坡与西湖》，第174页。

[20]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苏轼诗集》，第584—585页。

[21]莫砺锋：《漫话东坡》，第201页。

[22]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苏轼诗集》，第644页。

[23]苏轼：《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苏轼诗集》，第1682页。

[24]苏轼：《杭州题名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2264页。

[25]苏轼：《雪堂记》，《苏轼文集》，第412页。

[26]苏轼：《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苏轼诗集》，第412页。

[27]杨海明：《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8]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轼诗集》，第318页。

[29]苏轼：《好事近·湖上》，《全宋词》，第294页。

[30]苏轼：《西江月·坐客见和复次韵》，《全宋词》，第283页。

[31]苏轼：《新城道中二首》（其一），《苏轼诗集》，第436页。

[32]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585页。

[33]《杭州府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8册172卷《杂记》第11页。

[34]转引自莫砺锋：《漫话东坡》，第300页。

[35]林语堂：《苏东坡传》，第234页。

[36]苏轼：《行香子》（一叶轻舟），《全宋词》，第303页。

[37]苏轼：《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全宋词》，第306页。

[38]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413页。

[39]苏轼：《西湖寿星院此君轩》，《苏轼诗集》，第1688页。

[40]苏轼：《赠刘景文》，《苏轼诗集》，第1713页。

[41]〔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十月二十六日，与晦老、全翁、元之、敦夫《游南屏寺记》”，转引自《年谱》第19册，第537页。《苏轼文集》题作《记温公论茶墨》，见第二段，《苏轼文集》，第2227页。

[42]苏轼：《书双竹湛师房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524页。

[43]苏轼：《宝山昼睡》，《苏轼诗集》，第451页。

[44]苏轼：《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全宋词》，第323页。

[45]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苏轼诗集》，第331页。

[46]〔清〕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

[47]叶燮：《原诗·外篇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48]王小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第19页。

[49]苏轼：《论书》，《苏轼文集》，第2183页。

[50]苏轼：《次韵子由论书》，《苏轼诗集》，第210页。

[51]苏轼：《评草书》，《苏轼文集》，第2183页。

[52]苏辙：《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栾城集》，第1412页。

[53]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54]黄庭坚：《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黄庭坚全集》，第675页。

[55]碑学：寄妙理于豪放之外，http：／／www．zhzx．net．cn／teacher／teacherhome／wxm／shufa．htm。

[56]书帖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辩才帖》。《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苏轼诗集》，第1714—1716页。个别字与书帖不同。

[57]苏轼：《仁宗皇帝御飞白记》，《苏轼文集》，第344页。

[58]苏轼：《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苏轼诗集》，第1685页。

[59]见SOSO百科“苏东坡”，http：／／baike．soso．com／v171400．htm？syn＝%E8%8B%8F% E8%BD%BC。

[60]苏轼：《题杨次公春兰》，《苏轼诗集》，第1695页。

[61]莫砺锋：《漫话东坡》，第217页。

[62]田耕宇：《由浪漫到平实——从文人关注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看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63]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转引自田耕宇《由浪漫到平实——从文人关注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看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64]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第30页。

[65]欧阳修：《六一居士传》，《欧阳修全集》，第634—635页。

[66]陈才智：《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67]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引言》，第12页。

[68]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69]转引自杨志翠：《宋代文人集团及其题画诗对山水画审美发展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70]《咸淳临安志》，转引自《苏轼诗集》，第380页。

[7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列传第八十《陈襄》，第10420—10421页。

[72]陈襄：《中和堂木芙蓉盛开戏呈子瞻》，《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古灵集》，第一○九三册，第704页。

[73]陈襄：《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古灵集》，第一○九三册，第700页。

[74]苏轼：《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苏轼诗集》，第442—443页。

[75]苏轼：《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苏轼诗集》，第482页。

[76]苏轼：《瑞鹧鸪·观潮》，《全宋词》，第295页。

[77]转引自《东坡乐府笺》，第7页。

[78]《苏轼诗集》，第526页。

[79]苏轼：《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全宋词》，第306页。

[80]苏轼：《南乡子·送述古》，《全宋词》，第290页。

[8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二，列传第八十一《杨绘》，第10449—10450页。

[82]苏轼：《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全宋词》，第309页。

[83]苏轼：《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全宋词》，第303页。

[84]苏轼：《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全宋词》，第291页。

[85]苏轼：《南乡子·自述》，《全宋词》，第291页。《东坡乐府笺》题作《南乡子·和杨元素》，第40页。

[86]《东坡乐府笺》题作《浣溪沙·自杭移密守，席上别杨元素，时重阳前一日》，第41页。

[87]《东坡乐府笺》题作《菩萨蛮·润州和元素》，第59页。

[88]苏轼：《书文忠赠李师琴诗》，《苏轼文集》，第2250页。

[89]苏轼：《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苏轼文集》，第2197页。

[90]苏轼：《再和并答杨次公》，《苏轼诗集》，第1691页。

[91]苏轼：《介亭饯杨杰次公》，《苏轼诗集》，第1704页。

[92]苏轼：《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苏轼诗集》，第1698页。

[93]苏轼：《题杨次公春兰》，《苏轼诗集》，第1694—1695页。

[94]苏轼：《题杨次公蕙》，《苏轼诗集》，第1695—1696页。

[95]《东坡乐府笺》，第272—273页。

[96]苏轼：《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全宋词》，第290页。

[97]苏轼：《点绛唇·己巳重九和苏坚》，《全宋词》，第308页。

[98]苏轼：《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全宋词》，第295页。

[99]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文集》，第1943页。

[100]苏轼：《江神子·江景》，《全宋词》，第299页。《东坡乐府笺》题作《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第20页。

[101]转引自曾枣庄主编：《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02]转引自《苏轼诗集》所引［施注］，第1652—1653页。

[103]苏轼：《荐毛滂状》，《苏轼文集》，第2425页。

[104]苏轼：《次韵毛滂法曹感雨》，《苏轼诗集》，第1653页。

[105]莫砺锋：《漫话东坡》，第28—29页。

[106]黄庭坚：《书刘景文诗后》，《黄庭坚全集》，第662—663页。

[107]苏轼：《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苏轼诗集》，第1701页。

[108]苏轼：《又和景文韵》，《苏轼诗集》，第1688页。

[109]苏轼：《赠刘景文》，《苏轼诗集》，第1713页。

[110]《全宋词》题作《昭君怨·送别》，第296页；《东坡乐府笺》题作《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第13页。

[111]《全宋词》题作《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第304页；《东坡乐府笺》题作《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第53页。

[112]《全宋词》题作《鹊桥仙·七夕》，第294页；《东坡乐府笺》题作《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第54页。

[113]《全宋词》题作《渔家傲·送台守江郎中》，第287页；《东坡乐府笺》题作《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第284页。

[114]《全宋词》题作《西江月·真觉赏瑞香二首》，第283页；《东坡乐府笺》题作《西江月·宝云真觉院赏瑞香》，第290页。

[115]《全宋词》题作《西江月·再用前韵戏曹子方》，第283页；《东坡乐府笺》题作《西江月·再用前韵，戏曹子方。坐客云瑞香为紫丁香，遂以此曲辩证之》，第294页。

[116]《全宋词》题作《虞美人·述怀》，第306页；《东坡乐府笺》题作《虞美人·送马中玉》，第297页。

[117]《全宋词》题作《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第286页；《东坡乐府笺》题作《临江仙·送钱穆父》，第299页。

[118]《诗经·郑风·萚兮》，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119]《诗经·大雅·烝民》，《诗经今注》，第455页。

[120]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修全集》，第585页。

[121]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修全集》，第585页。
③苏轼：《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全宋词》，第303页。
④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
⑤莫砺锋：《漫话东坡》，第5—6页。

[122]苏轼：《朝云墓志铭》，《苏轼文集》，第473—474页。

[123]叶梦得：《避暑录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三册，第660页。

[124]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全宋词》，第222页。

[125]晏几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全宋词》，第225页。

[126]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第8页。

[127]苏轼：《南乡子·春情》，《全宋词》，第290页。

[128]《东坡乐府笺》，第28页。

[129]《东坡乐府笺》，第30页。

[130]苏轼：《劝金船·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全宋词》，第282页。

[131]以上所用词题名见《东坡乐府笺》，第139页、191页、217页、232页。《全宋词》题作《双荷叶·即秦楼月》《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三侍人妩卿》《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浣溪沙·赠楚守田待制小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9页、323页、290页、318页。

[132]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并序》，《全唐诗》，第5251页。

[133]转引自“宋代女子的经济生活”，http：／／tieba．baidu．com／p／71929515。

[134]白居易：《琵琶引并序》，《全唐诗》，第4821页。

[135]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全宋词》，第313页。

[136]苏轼：《浣溪沙·赠楚守田待制小鬟》，《全宋词》，第318页。

[137]〔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年谱》第19册，第494—495页。

[138]秦观：《南歌子》（霭霭迷春态），《全宋词》题作《南柯子》（霭霭迷春态），第469页。

[139]转引自《苏轼诗集》，第2074页。

[140]苏轼：《南歌子》（云鬓裁新绿），《全宋词》题作《南柯子》（云鬓裁新绿），第327页。

[141]苏轼：《与朱康叔二十首》（其十五），《苏轼文集》，第1790页。

[142]苏轼：《洗儿戏作》，《苏轼诗集》，第2535页。

[143]苏轼：《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苏轼诗集》，第1239—1240页。

[144]苏轼：《与蔡景繁十四首》（其六），《苏轼文集》，第1662页。

[145]苏轼：《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苏轼诗集》，第2206页。

[146]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文集》，第472页。

[147]苏
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文集》，第472页。

[148]莫砺锋：《漫话东坡》，第8页。

[149]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苏轼文集》，第1960页。

[150]苏轼：《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苏轼诗集》，第2301—2302页。

[151]转引自曾枣庄主编：《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第202页。

[152]苏轼：《减字木兰花·春月》，《全宋词》，第313页。

[153]苏轼：《朝云墓志铭》，《苏轼文集》，第473页。

[154]苏轼：《殢人娇·赠朝云》，《全宋词》，第309页。

[155]苏轼：《悼朝云并引》，《苏轼诗集》，第2202页。

[156]苏轼：《朝云诗并引》，《苏轼诗集》，第2074页、2202页、2074页。

[157]苏轼：《朝云诗并引》，《苏轼诗集》，第2074页、2202页、2074页。

[158]苏轼：《朝云诗并引》，《苏轼诗集》，第2074页、2202页、2074页。

[159]〔明〕陶宗仪编：《说郛（二）》卷三十四下《调谑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七七册，第800页。

[160]〔清〕张宗橚：《词林纪事》，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第136页。

[161]苏轼：《朝云诗并引》，《苏轼诗集》，第2073页、2074页。

[162]苏轼：《朝云诗并引》，《苏轼诗集》，第2073页、2074页。

[163]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并序》，《全唐诗》，第5250—5251页。

[164]杨林夕：《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差异及其文化意蕴》，《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65]林语堂：《苏东坡传》，第301页。

[166]苏轼：《丙子重九二首》（其一），《苏轼诗集》，第2204页。

[167]苏轼：《悼朝云并引》，《苏轼诗集》，第2202页。

[168]苏轼：《惠州荐朝云疏》，《苏轼文集》，第1910页。

[169]苏轼：《雨中花慢》（嫩脸羞蛾），《全宋词》，第329页。

[170]苏轼：《西江月·梅花》，《全宋词》，第284页。

[171]《东坡乐府笺》，第335页。

[172]转引自曾枣庄主编：《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173]《苏东坡笔记》，萧屏东校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174]蔡渉主编：《玲珑山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凡例。

[175]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三册，第674页。

[176]〔清〕徐釚：《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177]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全宋词》，第458页。

[17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页。

[179]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1页。

[180]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全宋词》，第1869页。

[181]郁达夫：《西游日录》，《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182]题〔明〕王世贞撰，〔明〕汤显祖评：《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二六七册，第122—123页。

[183]白居易：《琵琶引并序》，《全唐诗》，第4822页。

[184]郁达夫：《西游日录》，《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185]参见http：／／blog．163．com／zhangrui131633＠yeah／blog／static／80554593201042232629664／。

[186]范春芽：《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87]苏轼：《薄命佳人》，《苏轼诗集》，第445—446页。

[188]郁达夫：《西游日录》，《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