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世与超旷：苏轼仕杭时期活动和创作评析

第一章　 淑世精神和超旷情怀概论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6），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1]，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朝，一生大起大落，遭遇坎坷。苏轼两次出仕杭州，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任杭州通判，约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末离杭；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州，七月三日到任，约元祐六年（1091）寒食去郡。他以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植根本真的文化性格，向我们展示了淑世的精神和超旷的情怀。

第一节　 苏轼出仕杭州的时代背景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从嘉祐六年（1061）26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66岁卒于常州，除凤翔签判外，经历了两度在朝—外放做官—贬谪的经历。在他40年的仕途生涯中，在朝中任职时间加起来不足7年，而实任地方官达到22年，其中有5年就在杭州任职。这两次来杭，都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

一、在变法的新旧党争中请求外放做官

宋朝鉴于唐王朝的藩镇割据之乱，采取了大一统的做法，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在皇帝的身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为防止官员专权，设置各种机构或官职相互牵制，以致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军队采用“更戍法”，经常轮防，以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有利于防范武人拥兵自重的局面，但又带来削弱军队战斗力的弊端，边境经常受到外族的侵扰。无论是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开支，还是向辽、西夏的送礼求和，都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革除弊政，首先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一时有“庆历新政”的气象，但很快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

到宋神宗皇帝时，“冗兵”“冗官”和“冗费”，加大了农民的沉重负担，官僚地主和商人又乘机兼并，边患严重。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进取，积极求治，于熙宁二年（1069）大胆起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新法。“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对付社会危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3]新法推出以后，在抑制豪强富商、裁减冗费支出、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富国强兵而并不富民，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新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强烈反对，形成了主张新法的“新党”和反对新法的“旧党”的斗争。

苏轼反对新法，并非是因循守旧。他早年就抱有匡时济世的思想，无论是他向朝廷上的制策，凤翔签判任上写的《思治论》，还是他情感上倾向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庆历年间的改革，都可以见出他并非是一个没有政治见解、安于现状的人。他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不满的是王安石过于激进的措施，大变祖宗之法，而且新法也的确存在一些弊病。政治观点的不同，再加上受苏轼敬重的一批元老重臣的影响，他站在司马光一边，坚决反对新法。

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问益远。^[4]

这段话见于苏辙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苏轼从国事出发，毫无隐讳地向神宗皇帝提出了“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意见，一个久病虚弱的身体，急下猛药，未必是最好的，欲速往往不达。也就是说，苏轼不是不要改革，而是对待改革的态度比较温和。苏轼的直言也触动了神宗皇帝对问题得失的思考，但却遭到了王安石等人的忌恨。皇帝想任用苏轼修《中书条例》《起居注》，都遭到了王安石的阻拦，而让时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苏轼再去做了开封府的推官，既不能亲近皇帝，又可以用繁杂的事务困住他。苏轼的才能使他在开封府任上做得游刃有余，反而提高了声望。

我们再看一段苏轼自己写的文字，可以与上面所录的苏辙的文字相互参照：

因上元有旨买灯四千碗，有司无状，亏减市价，臣即上书论奏，先帝大喜，即时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5]

苏轼性格耿介，只要有补于世，他就不遗余力地向朝廷进谏。熙宁四年（1071）上元节，宫中举行大型灯会，皇帝下诏购买浙灯，但要抑价购买，引起百姓不满，苏轼就写了《谏买浙灯状》，提出“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6]的观点，得到神宗的采纳。“愚直”的苏轼秉着对国家的忠诚，披肝沥胆，在熙宁四年二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的奏章，系统阐述对新法的不同意见，三月又上了《再上皇帝书》。还因进士考试时，任编排官的苏轼与主考官吕惠卿（属于新党）意见不同，写了《拟进士对御试策》，讥刺新法，批评时政。为此，新党人士挟私报复，无中生有弹奏苏轼护父丧还蜀时贩卖私盐，结果查无实据。苏轼在这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已经感觉到世事艰难，人言可畏，无奈之下上书请求外任地方官职。神宗皇帝惜才，给苏轼“与知州差遣”，被中书省压制，改派颍州通判，神宗再批“通判杭州”。在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面对“眼看时事力难任”^[7]的艰难处境，苏轼最终选择了远祸全身之策，到地方任职，去实现自己用世的政治理想。无疑，这位入世时意气风发、抱负远大，曾被仁宗皇帝看作“储相”的人才，遭遇了政治上的重大挫折。

兴衰治乱的确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一举一动都牵涉广泛，更何况这次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农业等方方面面。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出发进行改革，患病的国家的确需要振作，拿出疗救的药方，变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苏轼更多的是从关心民瘼出发，国富而民穷就会加剧矛盾，体恤民生、安定民心才能治乱。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观看问题的视角不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元老重臣和以神宗皇帝支持的新党的政见相左甚远，渐渐地演变成了党派之争，甚至出现阻拦、攻击、中伤、意气用事的现象，缺少了理性的精神。王安石也有刚愎自用的一面，苏轼也有书生之见的地方，谋而不合的党派之争，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留下了一道阴影。

二、在元祐党争中再度请求外放做官

我们从苏轼写于元祐六年（1091）五月的《杭州召还乞郡状》，能够清楚地看到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的背景和他的心路历程：

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始论衙前差顾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敢发尔。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尝试朝廷。臣窃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患祸。又缘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补外。^[8]

元丰八年（1085），神宗英年早逝，其子哲宗即位，改号“元祐”。哲宗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启用了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官员，倚重一批旧党人士，恢复祖宗法度，史称“元祐更化”。

根据宋王宗稷作的《东坡先生年谱》，哲宗皇帝元祐元年（1086），“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赐银绯，寻除中书舍人。案：《志林》云：‘元祐元年，予为中书舍人，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先生年五十二，为翰林学士，复除侍读。”^[9]苏轼受到高太后恩宠，否极泰来，从元丰三年（1080）因为“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到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由一个罪官到回到朝廷连续升迁官职，的确是天壤之别。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官（宰相是二品官），它由名望甚高的学者担任，主要是为皇帝起草圣旨，苏轼担任此职是实至名归。后又做侍读，为年幼的皇帝在迩英殿讲学，这是一种殊荣。因此，苏轼决心要以“独立不倚，知无不言”^[10]的精神，感激朝廷的恩典。

然而，反反复复的党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苏轼。“‘元祐更化’时期，出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三党的政治立场相一致，但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催生了仇视心理。”^[11]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回声望卓著的司马光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数月间罢黜新党，起用旧党，废除新法中的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在免役法的废除和存用的问题上，苏轼与司马光发生了分歧。苏轼胸怀坦荡，不计较与王安石的恩怨，摈弃偏见，提出新法中的免役法有不少可取之处，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12]。但没有得到司马光的认同，最终还是废罢免役法。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13]。司马光与苏轼的人品都同样高尚，他们都是为国事民生所虑，只是见解不同，虽然为免役法的存废到了闹翻的地步，但司马光并没有迁怒于苏轼。倒是司马光提拔的四名御史，与苏轼为仇，成为相互对立的政敌，苏轼因之遭到排挤。

苏轼也不满程颐的为人。当时，程颐以通直郎的官衔充任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学。他专于理学，主张“理一分殊”，倡导“穷理致知”，为人严肃，做事比较刻板生硬，和胸襟坦荡、正直率真的苏轼格格不入。《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14]讥笑程颐泥古不化，像一介村夫，由此得罪程颐，也激怒了程颐的弟子们，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

苏轼遭到“朔党”“洛党”攻击，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苏轼做翰林学士知制诰，按照宋朝的制度，是宰相的后备人选。他的政治品格，他的才学，都深受太后的赏识，又深得众望。为了阻拦苏轼，欲置苏轼于死地，“朔党”和“洛党”联手攻击。苏轼作为翰林学士为馆职考试出策题，题为“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不料朔党、洛党成员据此大做文章，上书称策题是“谤讪先朝”，诬蔑仁宗和神宗皇帝，欲加苏轼以罪名，要求进行严惩。苏轼写了《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于元祐元年十二月、元祐二年正月连续两次上章为自己申辩，得到太后下诏免罪，但并没有终止一些党人的围攻。

还有变法的新党人士，也并不因为高太后听政，恢复祖宗之制而偃旗息鼓。虽然王安石已经去世，新党的核心人物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也已罢黜，但书院教师周穜上书乞求将王安石的灵位放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配享祭祀，用心非常明显。苏轼又上书予以强烈的抨击，对这些“佞奸小人”进行批驳。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15]苏轼是一个朝廷的官员，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只是以一个官员的强烈的政治责任心，一次一次地上书发表自己切实深刻的的政治见解。他特立独行、坦率直露的文人士大夫性格又使他刚正不阿、锋芒毕露，不知道保护自己，因此非常受伤。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16]其实，苏轼无意留恋高官厚禄，他深切地感知高处不胜寒的境遇，早在元祐元年十二月他的政敌开始发起进攻的时候，就上书请求外任。又在经历了一场场污浊的政治倾轧之后，上了《乞郡札子》：“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身体的疾病是一个原因，更深层的是内心的忧惧。并以《易》为据，说明“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17]苏轼感到政敌来势的凶猛，为了君臣两全，恳请外任。经过再三的请求，终于在元祐四年（1089）获得朝廷的恩准，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管辖隶属于浙西路的六个州郡，包括现在的江苏部分在内）兼杭州知州。

“在苏轼到杭州前，黄庭坚给王直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苏轼‘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与斯人为得其所。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不当听其去。虽然，又有命矣。’道出了苏轼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说清丽无比的杭州山水，懂得苏轼的天智与才能，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适得其所”。第二句“意思是说，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苏轼应当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而不应去杭州当地方官。理虽如此，却事与愿违。对此，黄庭坚归结为‘命’。这个‘命’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苏轼不能‘为国家事体’，而出任杭州地方官，是宋代政治文化运作的结果。”^[18]北宋政治，可以说是士人政治。从宰相到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几乎都是由文士担任，文人待遇优厚，社会地位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文人的见识深刻和忠于朝廷有利于大宋政权的巩固，另一方面文人因学问见解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文人圈子，出现狭隘的心理，“出现这一形态的要素之一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对此，历代学者作了许多正面的阐释，但在许多文化场景当中，它因严重缺乏包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文化性格一旦作用于政治，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19]。苏轼命运的颠簸，是党争的结果，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于宋王朝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

苏轼两次到杭州出任地方官，既带着失意的悲凉，也带着摆脱政治斗争漩涡的轻松，还有着在地方上实现致君尧舜理想的期待。苏轼在杭的五年，熨平了心灵的创伤，也成就了政治和文学的功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是苏轼的幸运，也是杭州的幸运。

第二节　 苏轼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什么是政治，历来有很多的诠释，《尚书·毕命》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孙中山对政治的阐释是“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0]我以为这样的解释很朴素，贴近“政治”两字的本义。苏轼从走入仕途开始，一生都在从政，或在朝任职，或在地方做官。苏轼不以政治家名，但用策论奏议等文字传达他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并把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政务当中。在杭州任职的五年时间里，苏轼没有系统的关于政治理想的论述，但也在他的诗文中有所体现，并更多地把德治的思想付诸实践，忠君爱民。

一、忠君的道德人格与辅佐朝廷政治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1]这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满离杭前往密州的路上写下的词句。致君尧舜，是浸润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虽然苏轼感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致君尧舜是他的人生追求，也是他的价值所在。尧舜是古代的圣贤明君，以德修身，用仁德治天下，是儒家极力推崇的理想人物。苏轼读书求仕，就是希望通过贤明的君主来施行仁政，使国家昌盛，人民安康。

苏轼元祐六年（1091）二月二十八日向朝廷上的奏状《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很能够体现苏轼崇尚的忠君与德政的思想。此时，苏轼在杭州任上，他向皇帝反映表彰五代吴越国王钱氏的表忠观及坟庙荒毁的情况，并奏请朝廷特许将每年临安县所收的地利房钱，用来修造表忠观及钱氏坟庙。“右臣窃惟钱氏之忠，著于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22]，这就是苏轼写这个奏状的缘由。苏轼曾经在元丰元年（1078年）代当时的杭州知州赵抃作过《表忠观碑》文，文中说道，在五代天下大乱之时，“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吴越国没有战争，四时歌舞升平，百姓休养生息，安居康乐。在宋室削平四方之地时，“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为了免遭战争的劫掠和百姓生灵涂炭，钱王顺应形势，纳土归宋。老百姓对于钱王“保境安民”的功德是十分感念的，所以，请求将“妙音院”改为“表忠观”，修治坟庙，这样才能“劝奖忠臣慰答民心”^[23]。从《表忠观碑》到《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我们可以窥见苏轼的思想；苏轼对钱王的德政非常重视，乞请朝廷将地利房钱用于表忠观和坟庙的修缮，就是对钱王安居人民、忠于大宋的策略和行为的推崇和褒扬，善莫大于忠君和爱民。其实，修复表忠观及坟庙，也是为后世树立立身处世的榜样，为臣之节要出于忠心，为政之道要出于爱民。苏轼自己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在地方任职，也都恪守忠于朝廷的人臣大节，处处实践着忠君爱民的政治理想。

为了实现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苏轼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与荐举。元祐四年（1089），苏轼视察了州学，见州学学者众多，担心因“学粮不继”^[24]而导致人才流失，就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苏轼知道，人才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就会削弱，治国要以育才为先，所以要保障经费以养士。苏轼还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在元祐五年十月，他向朝廷上了《进何去非备论状》，“伏见承奉郎徐州州学教授何去非，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元丰五年（1082），以累举免解，答策廷中，极论用兵利害，先帝览而异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学，不久遂为博士。臣窃揆圣意，必将长育成就，以待其用，岂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25]并附了何去非《备论》二十八篇以备朝廷考察，也见出苏轼对朝廷负责任的态度，不以虚言，而用材料来说话。元祐五年十一月苏轼又写了《乞擢用刘季孙状》，向朝廷推荐环庆将官刘平之子刘季孙，荐其“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26]可谓能文能武，并有德行，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苏轼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人才的爱惜，极力荐举人才。治国兴邦，人才是最为重要的，得人才才能得天下。此时苏轼虽然在杭州做太守，自己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还是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以使人才能够展其才尽其用。贤才英才是国家的栋梁，苏轼从国家的兴盛出发，对人才关怀备至，爱惜有加，体现了对国事的忠诚。

在《宋史·苏轼列传》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载的：“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27]这一祝寿之礼的处置，正是来自于苏轼于元祐四年十一月写的《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苏轼深思熟虑，既考虑到大宋与高丽的关系，又要尊我国体，维护国家的利益。他的禀报申论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使高丽继续入贡，又使国民得到交易的好处。苏轼处处为朝廷考虑，反复计量，向朝廷直陈己见，做了一件于国于民于君都有益的好事，体现了他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智慧，也因此留名史册。

二、爱民的执政理念与切实为民办事

忠君、爱民是苏轼在政治上始终奉守的信念和理想，而且这两者常常交叉在一起，忠君就要爱民保民，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恩泽，使百姓平安悦乐；爱民是忠君的具体实践，以仁民爱物保一方平安，辅佐君王治理天下。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礼部考试，他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成为欧阳修、梅尧臣激赏的一篇文章，苏轼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开篇立论，并以古之君王“广恩”“慎刑”的做法为据，提出施行仁政的主张。^[28]走上仕途以后，苏轼始终遵循着自己所阐发的儒家的仁政思想，一生坚持忧民爱民，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在杭州为官的时期，崇尚仁民爱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德泽百姓。

山翁不出山，溪翁长在溪。（前二令作二翁亭。）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上友麋鹿下凫鹥，问翁“何所乐，三年不去烦推挤？”翁言“此间亦有乐，非丝非竹非蛾眉，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栉低。”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铁冠，於潜妇女皆插大银栉，长尺许，谓之蓬沓。）^[29]

这是苏轼熙宁年间下乡观政写下的一首诗，对於潜县令刁铸不以丝竹蛾眉为乐，而以山人溪女的快乐为乐的态度十分推崇。并以“吠犬足生氂”的现象，非常形象地道出老百姓安居和谐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好县令是令百姓爱戴与留恋的。刁铸为政宽简的做法，是非常契合苏轼的爱民思想和执政理念的，苏轼写诗论政，就是希望执政者有补于民，社会太平，民风淳朴，百姓怡然自乐。

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阶泉。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山栖老渐便。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30]

苏轼与周、徐二令一起夜宿灵隐寺，为的是祈祷上天下雨。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的按语写道：“《诗经·大雅》：‘倬彼云汉，旱既太甚’。郑玄笺云：‘时旱渴雨，故宣王仰视天河，望其候焉。’写宣王忧国忧民。这诗写宿灵隐寺祷雨，深夜不眠，起占云汉，心情茫然。作者忧国忧民之心也跃然纸上。”^[31]一句“惟有悯农心尚在”，直接传达了苏轼的思想。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关心着民生民计，天旱无雨令他忧心忡忡，亲自去寺庙祷雨，成为德治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32]

作为通判的苏轼是太守陈述古的助理官，他积极地参与了六井的修葺，并欣喜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对述古“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的做法十分赞赏，执政者就是要心中有百姓，把为民生当作施政的中心内容。

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任用旧党，司马光执政。在罢募役法（免役法）复差役法的过程中，苏轼认为募役法和差役法各有利弊，在这种情况下，“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33]。然而司马光并没有吸纳苏轼等人的意见，尽废新法。苏轼在党争的旋涡中再度选择外任，出知杭州。因“臣在外服，目所亲见”，苏轼又于元祐四年（1089）向朝廷上了《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他在状中首先分析了雇役之法对上户和下户的损害，差役之法对于中等户的损害；然后请求朝廷增加衙前的雇钱，用衙钱雇役代替中等户服差役，既减轻中等户的负担，又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最后提出对于各种人比较均等的做法：“臣今起请，欲乞今后六色钱常桩留一年准备。（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钱，其二年钱桩，留准备用。）及约度诸般合用钱（谓如官吏请雇人钱之类。）外，其余委自提刑、转运与守令商议，将逐州逐县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钱通融分给，令州县尽用雇人，以本处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事简而易行，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外渐苏，则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变矣。”苏轼在差役法复行数年之后，摈弃个人狭隘的恩怨，从民生出发，考虑上等户、下等户和中等户各阶层的利益，提出切实可行的做法。“伏望圣慈与执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断而行之。若还付有司，则出纳之吝，必无成议，日复一日，农民凋弊，所忧不小。”^[34]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扎根在苏轼的心里，成为他观察、认识、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苏轼在杭州还向朝廷上了《应诏论四事状》，要求豁免穷苦百姓在神宗朝因新法欠下政府的各种钱物：让失去产业的人收回自己的屋业、田产；免除盐欠；免除酒欠；免除欠官绢钱。过了一百多天，他又上了《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行下状》，催促朝廷早作答复。即便已改知扬州，苏轼还坚持要朝廷免除积欠，使百姓摆脱贫穷。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君以民为本。”孟子主张仁政，“保民而王”（《齐桓晋文之事》）。晏子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问下》）儒家的这些言论都强调了民的重要地位，执政者要爱民、乐民。苏轼浸润儒家文化，民本思想成为他执政坚守的理念，因此，苏轼在杭时，也一直践行着儒家“仁政爱民”的学说：修复六井，开创新井，使“西湖甘水，殆遍一城”^[35]；为使百姓免于疫病致死，创立“安乐坊”，“公又多作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36]”浙西水灾，向朝廷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多个奏状，为民请命；为使潮水带来的泥沙不致河流涸竭，治理茅山河、盐桥河；勘察谋划，疏浚西湖，使湖水能够饮用、灌溉……致使“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37]苏轼这种爱民、安民、富民的行为，是他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实践。

第三节　 苏轼植根本真的文化性格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是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38]的确，苏轼的性格极其丰富，我们无法把他归为哪一类，也无法用几个词去框定他。在此，只能通过他的行事和作品，分析他性格的一些方面，或者说通过他性格的一些表现去努力接近他。

一、宽厚仁爱

苏轼两次来杭，都是因为尖锐而错综复杂的党争，虽然他失意，但并没有因此而种下仇恨的种子。他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但他仍然敬重王安石；后期，他与司马光也有矛盾，但始终景仰司马光的学识人品；甚至曾对他落井下石过的一些政敌，他也宽谅。政治斗争并没有在他身上投下嫉恨、冷漠的阴影，而是让他仍然抱着同情心，怀有大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39]厚道得令人觉其实在过于可爱。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刚到杭州不久，在给子由的诗中就说，“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戏子由》），担任通判，执行公事，对这些违反新法的贫苦百姓用刑，是平生惭愧之事，现在也不以为耻了。这其实是反话，正是内心隐含着深沉的悲痛，但又无法回避事实。苏轼在除夜值班都厅，写下了“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40]的诗句。他知道新法严苛，被捕的人大多是违法的小民，为了活命铤而走险；苏轼将心比心，表达了对“罪囚”的同情，甚至流下眼泪。相传张小二因天凉多雨扇子卖不出，欠债未还而被告官，苏轼就援手相助，为其“画扇”以偿清债务。一位理应“铁心冷面”的法官，却仁义敦厚，有着温热的心肠，办案时超越了履行公务的职责；因为只有这样，苏轼的内心才会安宁。《宋史·苏轼传》记载：“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41]据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这首词就是苏轼在杭州望湖楼的一次官员赏春的雅集上，为一位迟到的歌女秀兰而作的，他以自己宽厚的同情心为她解了围。不管这些传说是否真实，苏轼在杭州百姓的心目中永远是仁慈宽厚的。他最关心的不是政绩，而是老百姓的生活。在杭州，他修治六井，治理茅山、盐桥二河，疏浚西湖，为防止瘟疫的感染建起医院“安乐坊”，因水灾和旱灾一次次上表朝廷请求给予赈灾救济。苏轼就是这样深切地了解百姓的需要，并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排难解忧，送去温暖。

苏轼这种宽广的慈爱来源于家庭。他从小就生活在佛教氛围极浓的家庭里，父亲与名僧交游，母亲笃信佛教；他的继室王闰之也虔诚地信奉佛教。这样的家庭氛围，使他“人之初，性本善”的性情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救苦救难、慈悲为怀的爱是他的宗教。他的慈爱也来源于对儒家思想的濡染。儒家的仁政爱民学说深入到了他的骨髓当中，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爱民如子，这是他的良心与责任，也是对朝廷的忠诚，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利于民生的事情，他都始终不折不挠地做下去。与生俱来的善与后天培植的仁爱之心结合，使苏轼具有了最美好最宽广的大爱之心，这些都自然地流露于公务与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被外放做官的失意所干扰，两次来杭，都执着于民生事业。

二、坦荡率真

苏轼的性格与他弟弟苏辙的性格迥异。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里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祸福之间。辙乎，吾知免矣。”^[42]苏轼性格外向，不懂得包裹自己，一切皆袒露无遗。自然率真是苏轼的本性，虽说性格无所谓好坏，但苏轼因性格直率，锋芒毕露，招致仕途的跌宕起伏也是事实。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坦陈：“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结果“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到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时期，又与司马光在差役法上产生不同看法，“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43]苏轼在给友人杨元素的信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44]，苏轼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谨守人臣之节，既不“唯荆（著者注：王安石）是师”，又不“唯温（著者注：司马光）是随”，保持人格的独立；又与程颐格格不入，“颐之党人，无不侧目”，^[45]就是因为苏轼性格耿直，不懂得附会，更不懂得曲意奉承，而是从国事出发，对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直言不讳。在苏轼看来，对朝廷的忠心，就是要体现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敢于谏诤上。

苏轼表兄文同与苏轼交谊颇深，两人艺术趣尚相同。他深知苏轼的性情，得知苏轼通判杭州，寄诗给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46]，规劝他莫问朝廷政事，不要讥讽时事；但苏轼就是本性难改，写出了《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篇。他眼里看到的，就不能违心地避开，人情本真，有话直说，全任自然一发而快。“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47]苏轼崇尚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果敢之气，刚正之节，不计个人得失、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士大夫人格，如他后来称道欧阳修：“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48]范仲淹、欧阳修的人格典范，更加之植根于性情的坦荡直率，使苏轼必然会用诗歌真实地反映现实。

苏轼性格的率真还体现在他对生活不矫情、不伪饰的态度上。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底，苏轼来到杭州任通判。十二月初八即腊八日，按照传统，这一天应是合家团聚祭祀的节日，但苏轼却前往孤山寻访惠勤等僧人，不仅如此，还是“名寻道人实自娱”。而且回来以后“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49]，没有任何的拘束，在孤山的清景中自娱自乐。熙宁五年（1072）的一个冬日，苏轼独游吉祥寺，作诗说：

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

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50]

杭州的吉祥寺以牡丹著称，一般游人都在晴日外出赏花；但苏轼与常人不同，偏偏在萧萧寒雨中独自前去观花，完全随心行动，随兴而至，乐在其中。

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

清风徐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

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51]

这是写游灵隐寺的另一首诗，把这个午觉的感受说成简直要胜过传说中的羲皇和几蘧了，快意自美，没有率真的性情，怕是无法感受也无法说出这种体会的。《宝山昼睡》就写得更有趣味了：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52]

朱宏达、朱磊先生解释说：“吴山又名眉山，是杭城东南隅诸山峰之总称。其周围还有瑞石山、宝山、宝莲山等山峦洞壑。宋时还有许多寺院配置其间。这些地方也是苏东坡常到之地。暑天时，东坡便到宝山上的青霞洞避暑。这里宽敞清凉，睡午觉最妙。苏东坡有诗题于壁上。”^[53]苏轼以寥寥数语写出了自己落拓不羁、无比可爱的形象。《夜泛西湖五绝》记录了苏轼夜游西湖的过程与心境。其四、其五如下：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54]

这次苏轼游湖，为的是探寻一种奇异的“湖光”，他可以整夜守候，实在是天真烂漫，活像一个顽童。苏轼就是这样过着一种诗化的生活，西湖之美令他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他与友人诗酒雅会，他也与歌妓共游，享受歌舞。只要是生活中快乐美好的东西，苏轼都不拒绝。他反对假道学，肯定人性中的欲求，“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55]苏轼就是这样一位性情中人，一切出于自然。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

苏轼的率真，还可以从他富有谐趣的作品中得到印证：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56]

诗歌记录了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应杭州太守沈立的邀请，到吉祥寺僧守璘的花圃观赏牡丹花之后的夜游，应太守提议所有参加活动的人插花踏路，引得十里长街一半人家珠帘上钩，争看这一热闹的场景。苏轼不仅参加还记录了这一欢游，没有真性情的人，是没有这种雅趣的。“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秾。怕见此花撩动。”^[57]因友人误将瑞香当作丁香花，苏轼抓住时机戏谑一下，为他解嘲，既凑趣又不失温厚。这些富有意趣的诗篇，来自于苏轼性情的开朗率真，一个古板的人是绝对无此幽默感的。

还有，苏轼到杭州任职，是因为党争排挤，他却说“天教看尽浙西山”^[58]，自我排解，以轻松来化解悲情。他明白自己的个性与世俗社会尤其是官场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中大胆地宣称“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并表达对“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青丝”的生活“自揣良厌之”。提出“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59]追随自己的内心，为自己而生活。

三、超旷通达

林语堂先生认为：“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60]苏轼虽然一生仕途坎坷困顿，但总是不改其乐观情怀。不是他没有失意和悲凉，而是他能够超越苦难，得到内心的淡定与安宁。

叶嘉莹女士在《灵溪词说·论苏轼词》中指出：“‘用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原是苏轼在天性中所禀赋的两种主要特质。”^[61]这种超旷的性格特征也被人们所认同。许外芳、黄清发著文说：“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62]认为旷达来自于天性。但我以为真率与旷达都是天性，只是一个侧重于“真”，一个侧重于“旷”。

苏轼来到杭州，没有沉浸在一己的失意之中，并非说苏轼没有内心的悲伤。来杭的路上，“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63]，就充满悲凉之情；江海苍茫，人生渺小孤独，愁思无边。再来杭州，有“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屦，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64]，年岁已老，徒有悲伤。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以超旷之襟怀去化解生命中的痛苦。我们且看他的《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这首诗，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内心强大得无往而不乐：“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65]苏轼对唐道人的话颇有共鸣，雷电大作，在人间可以惊落人们手中的筷子，而在高高的天目山上，听到的只是软软的婴儿的叫声。一个人如果进入到站在高处的境界，了悟人生，看透功名，还有什么苦难不能超越呢？因此，他有对人生的思考，“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66]，以哲理的眼光来审视人生，看淡功名；“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67]，十五年后，虽然年华消逝，但还能在西湖边饮酒赏雨，实是一种庆幸和安慰。苏轼就是这样，在逆境当中善于看淡得失，随遇而安，尽量去发现生活中快乐美好的东西，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苏轼的超旷通达蕴含着丰富的求实内容，他一方面勤于政事，履行一个地方官员的职责，努力为百姓做事；另一方面又“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68]，与惠勤、惠思、佛印、道潜、辩才等高僧交往；并常以笃于佛教的白居易自比，“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欣赏白居易恬静优雅的生活情趣、泰然自适的处世态度。“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69]，四海为家，达观地处理漂泊的人生境遇。不仅如此，还艺术地对待生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游湖、赏花、雅会、观潮、做诗、作画，也与歌妓舞女同游同乐。可以说，因为苏轼的超旷的性情，使他能够放下现实的苦难，平和自己的心态，既为民造福，又人格独立，还享受丰富的现实生活，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超然洒脱的襟怀与儒家用世的思想相为表里，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以佛道思想作为补充，吸取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能出能入，舒卷自如，又何尝不是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

从走出眉山走上仕途的那天起，苏轼选择了政治，也就必然要去完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苏轼曾经因丁母忧和丁父忧两度回蜀，其他时间一直辗转于朝廷和地方。虽然，他一直思念生养自己的家乡，“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70]，“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71]，思乡之情非常真切感人。但苏轼又能够现实地处理因仕宦而引起的人生不定的境遇，当他来到杭州，就把心灵安放在杭州秀美的湖山胜景当中，“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72]，“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73]。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他在谢表中说：“江山故国，所至如归。”^[74]甚至在离开杭州以后，还发自内心地说“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75]，把杭州也当作他的家乡，非常愉快地在这里生活。苏轼这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也许我们能够从他后来写的一首《定风波》词中找到答案，他借王定国歌儿柔奴的话来表现自己的心情：“此心安处是吾乡”^[76]，人生漂泊不定，可以随遇而安，只要心安，就能找到自己的家，这就是苏轼对待生活的智慧。

苏轼的超旷通达的人生观，也辐射到他对艺术的看法上，兼容并包，不执一端。《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有四句：“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77]对杜甫评价书法以瘦硬为佳这一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书体或短或长或肥或瘦各有形态，就像杨玉环的丰腴和赵飞燕的苗条各有姿态，不能说谁比谁更美，体现了苏轼通达开放的思想。“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78]，写出了西湖的变化多姿，晴湖也好，雨湖也好，淡妆也好，浓妆也好，西湖各种姿色各种神韵的美都令苏轼赞叹不已，西湖馈赠给人们的都是美丽的湖光山色，欣赏西湖风景的人也要用通达的审美情怀去拥抱西湖。苏轼超然洒脱、自由通达的性格，使他在观照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中，上升到艺术哲学的高妙境界。

《宋史·苏轼传》评述苏轼的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使安于朝廷之上。”^[79]道出了苏轼的仕宦生涯和文化性格。苏轼的性格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本真生命的体现，又有儒释道文化的培植，它从思想、态度、方式上多方面地展示出来。上述谈及的性格特征不能涵盖苏轼性格的全部，我们也不能把苏轼性格中的某一面和其他的方面割裂开来，它们都有机地统一于苏轼的身上。

第四节　 “用世之志意”与“超旷之情怀”的文化原因

苏轼两度来杭，都是从朝廷做官到外任地方官。在杭期间，他既保持了强烈的淑世态度，又优游于自然之中，与僧侣为友，与艺术神交，能“入”能“出”，舒卷自如，始终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和快乐的情绪，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融汇多元思想的生命特征。

一、立足儒家，融通佛道

在《宋史》苏轼的传记中，开端就记载了他早年时代的两则故事。一则是说当他10岁时，母亲程氏教他读《范滂传》，他就要学范滂，愿以天下为己任，不避艰危；另一则是说他长大之后读《庄子》，“得吾心矣”^[80]，对顺应自然的庄子哲学心领神会。苏辙记载，苏轼“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81]。可见，在他的身上，有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儒、释、道都积淀于心。正如王小舒先生所说：“一个精神世界极为丰富、主体创造力极强的人，必然会、也一定能够熔铸各种思想材料，化为己有，就像体魄强健之人具有很强的肠胃道消化能力一样。”^[82]

儒、佛、道三者不同，却又有相通之处。我们知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他积极入世，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甚至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他赞同曾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83]的观点，向往自由、宁静、潇潇洒洒的生活，又与入世的态度形成很大的反差。庄子的思想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他对现实极度不满，厌弃现实，追求内心的自适，表面上看是消极出世的；但《庄子》一书以愤激的情绪批判现实，作“逍遥游”之想，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佛教虽然是“出世”的，但它修行要在人间，觉悟也要在人间，还要以广大慈悲之心去普度众生，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由此可见，儒、佛、道三者自成体系和派别，但并非绝对对立而没有融通之处。王水照先生说，“儒家以入世进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则又与儒家的‘穷独’相通。苏轼对此三者，濡染均深，却又融会贯通，兼采并用，形成自己的鲜明特征”，^[84]指出了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并进一步形成自己特色的特点。苏轼自己也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85]，“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86]。苏轼的主体意识极强，包容性极大。他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从纯思辨的角度去对待各派学说，对不同的文化采取了相融的态度，以儒修身正心，以释、道静心养心，因此，也就有了圆通、灵活的生活方式。

在杭期间的苏轼，人生是积极的，生活是充实而丰富的。一方面，他秉承着儒家的思想，奋厉有当世之志，执着于实践，兴修水利，赈灾安民。因为“孔、孟所奉行的是以实际行为来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以实际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的哲学是属于人间的，是脚踏实地的，是不离开日用人伦的”。^[87]为民办事是苏轼平生的重要抱负，他总是尽心尽力，“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88]，追求的是圣贤的德性之乐，理义之乐。《礼记·大学》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89]君子得人生之真乐，能与天下万民同享快乐，民乐即同我乐，民忧有如我忧，爱民如子者，才不愧为万民之父母。作为一个士大夫，苏轼首先追求的是以众乐之乐为乐，这是人生的大乐；另一方面，他又从道、释两家吸取营养，用一种审美的态度，悦乐山水，体悟人生，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特别是他在杭期间，经常到清净的寺院，拜访得道的高僧，品茗论诗谈禅，感悟暂离尘嚣的宁静与快乐。这种快乐虽是一己的小乐，却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苏轼对儒家思想的坚持是主体，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则是为我所用，辅助他处置人生的忧患，消解痛苦。因此，他并没有让道、释的出世思想影响自己的入世情怀，而是取其静以养心、顺应自然的观念，以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释放一种人格的魅力。

毋庸置疑，苏轼是以他过人的睿智熔铸了儒、释、道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志意”深入骨髓，始终执着，又在困苦与忧患的时候用释道解惑，避开纷争，淡化并超越世俗的功利；因此才得以成为一个尽管有外放做官的流转失意，“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90]

二、植根于宋代文化土壤

与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队伍壮大相联系，立足现实，采取务实的态度，快乐地享受生活，已成为宋人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心理意识。

“宋代文人大都能保持宁静、平和的心态，入世与出世在他们看来并不完全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能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追求个性自由；一方面愿意兼济天下，另一方面也能够独善其身。他们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刃有余，不会被其所累。”^[91]我们看曾经给苏轼的思想以重要影响的两位北宋重臣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都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在宋仁宗庆历时期，提出积极的改良政治的主张，但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庆历党争使他们遭到疏远贬斥的命运。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92]的人生态度，既立足于现实，忠于朝廷政治，又襟怀洒脱，宠辱不惊。欧阳修仕途几度沉浮，在朝之时竭尽全力辅佐朝政，遭贬之后也能完成一己之社会责任，并快意于山水之间，滁州时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93]，颍州时悠然地欣赏西湖山水，保持闲适的心境。他们这种既执着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人生态度，无疑给苏轼以启迪。

柳永与范仲淹、欧阳修的生命轨迹显然不同，但同样能够让我们看到入世与出世的变化转换。他出生于一个士人的家庭，和传统的文人一样也有着对功名的追求，只是由于生性浪漫，又有着音乐的禀赋，在科场失意后，才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94]，放弃了曾经热衷的仕进之途，转向歌楼为歌妓舞女作词。但后来，他又去考取了进士，在浙江的桐庐、定海一带做过几任小官。当功名无望时，可以退居栖身歌楼舞榭，当浪漫的情怀消退时，又重新回到所谓的正途上来，进取入世。从柳永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宋代文人比较务实的生活态度。

苏轼有着经邦济世和修身立名的远大理想。他仕途跌宕起伏，但都没有放弃政治，一生从政。苏轼第一次来杭，是三十六岁，他的从政经历还不长，除做了三年凤翔签判，约三年在史馆任职，就离开了朝廷来到地方任职。对于一个被仁宗称为“储相”的人才，因为与深得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政见不同，退而自请外放做官，无疑是一种无奈之举，刚刚开始的仕途遭遇了挫折。第二次来杭，是由于变法引起的新旧两党纷争的余波，又有洛党、朔党和蜀党的党争，苏轼遭到排挤，再次请求外任。当时苏轼已五十四岁，经历了恩恩怨怨、起起伏伏之后，内心充满沧桑。但他两度来杭，都很好地完成了职责，一方面承担着治理地方的使命，为国家、为民生勤于职守；另一方面又把失意、愁苦轻轻放下，诗酒歌舞，清赏雅会。“可以说，既立足于现实，又对现实采取超越的态度，这是苏轼人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立足于现实，在人生面临困境的时候绝不放弃，就不会消极逃避；超越现实，不为现实所累，就能持久地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95]范仲淹、欧阳修为苏轼提供了生活的范式，宋人的人生态度让他不执着于一端，再加上天赋中原有的旷达的性情，使他在进退得失中没有激愤，没有回避，更没有沉沦，而是在入世与出世中找到最好的平衡，既有“用世之志意”，又有“超旷之襟怀”；“前者为其欲有所作为时用以立身之正途，后者则为其不能有所作为时用以自慰之妙理”^[96]。苏轼就是这样以一种人生之智慧立足现实，用勤奋对待事业，用旷达对待失意，在艺术化的生活中找到最好的寄托，求得圆满自足。

苏轼的弟子秦观曾在给傅彬老的一封信里高度评价他的人生观：“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97]的确，苏轼人生观是自成一家的，他立足于现实，以儒学为支撑生命的骨干，又吸收佛、道中与自己需要相吻合的东西，并加以天性中所具有的爽朗旷达，理性地、务实地处理人生的各种命题，成为植根宋代文化土壤又吸收多元文化的一位智者。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成了他人生的一体两翼，平衡着他的心灵，使他领悟生活的真谛，能够自由舒展个体生命，圆融地面对一切。因此，他坚守严肃，具有君子的人格，又平添一份潇洒，更具一种常人心态，始终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苏轼杭州时期的个体精神和文化性格，为我们树立了一种融入于世又超然世外的人格典范。

【注释】

[1]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1036）。先生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实七月二十八日也。”《年谱》第1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577页。

[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0页。

[3]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2页。

[5]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2页。

[6]苏轼：《谏买浙灯状》，《苏轼文集》，第727页。

[7]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4页。

[8]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3页。

[9]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年谱》第19册，第529页、530页。

[10]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3页。

[11]《沈松勤新解“苏东坡与杭州”诗才成就清绝湖山西湖抚慰不安心灵》，章咪佳整理，钱江晚报2010年8月27日C0010版：科教·大讲堂。

[12]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791页。

[13]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792页。

[14]转引自许外芳、黄清发：《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第76页。

[15]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16]林语堂：《苏东坡传》，第243页。

[17]苏轼：《乞郡札子》，《苏轼文集》，第827页。

[18]《沈松勤新解“苏东坡与杭州”诗才成就清绝湖山西湖抚慰不安心灵》。

[21]《沈松勤新解“苏东坡与杭州”诗才成就清绝湖山西湖抚慰不安心灵》。见百度百科“管理政治观”条，http：／／baike．baidu．com／view／636312．htm。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页。

[22]苏轼：《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苏轼文集》，第905页。

[23]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文集》，第499—500页。

[24]苏轼：《乞赐州学书板状》，《苏轼文集》，第839页。

[25]苏轼：《进何去非备论状》，《苏轼文集》，第897页。

[26]苏轼：《乞擢用刘季孙状》，《苏轼文集》，第901页。

[2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3页。

[28]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文集》，第33页。

[29]苏轼：《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苏轼诗集》，第447—448页。

[30]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苏轼诗集》，第473页。

[31]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编：《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2页。

[32]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第379页。

[33]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791页。

[34]苏轼：《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苏轼文集》，第856页。

[35]苏轼：《乞子珪师号状》，《苏轼文集》，第902页。

[36]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16页。

[3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4页。

[38]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第6页。

[39]转引自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四川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页。

[40]苏轼：《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余，复忝郡寄，再经除夜，庭事萧然，三圄皆空。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济、子侔二通守》（前诗），《苏轼诗集》，第1723页。

[4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08页。

[42]苏洵：《名二子说》，〔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894页。

[43]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2—913页。

[44]苏轼：《与杨元素十七首》（第十七），《苏轼文集》，第1655—1656页。

[45]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第913页。

[46]叶梦得：《石林诗话》，转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80册，第258页。

[47]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14页。

[48]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第316页。

[49]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轼诗集》，第318—319页。

[50]苏轼：《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苏轼诗集》，第394页。

[51]苏轼：《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苏轼诗集》，第322—324页。

[52]苏轼：《宝山昼睡》，《苏轼诗集》，第451页。

[53]朱宏达、朱磊：《苏东坡与西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54]苏轼：《夜泛西湖五绝》，《苏轼诗集》，第353页。

[55]苏轼：《易传》，转引自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56]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苏轼诗集》，第330—331页。

[57]苏轼：《西江月·再用前韵戏曹子方》，《全宋词》，第283页。

[58]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其一），《苏轼诗集》，第584页。

[59]苏轼：《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苏轼诗集》，第384—385页。

[60]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第6页。

[61]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62]许外芳、黄清发：《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

[63]苏轼：《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苏轼诗集》，第282页。

[64]苏轼：《杭州题名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2264页。

[65]苏轼：《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苏轼诗集》，第456页。

[66]苏轼：《行香子》（过七里滩），《全宋词》，第303页。

[67]苏轼：《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诗集》，第1647页。

[68]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苏轼诗集》，第644页。

[69]苏轼：《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苏轼诗集》，第1763页。

[70]苏轼：《法惠寺横翠阁》，《苏轼诗集》，第426页。

[71]苏轼：《寄蔡子华》，《苏轼诗集》，第1664—1665页。

[72]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五），《苏轼诗集》，第341页。

[73]苏轼：《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苏轼诗集》，第652页。

[74]苏轼：《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二），《苏轼文集》，第675页。

[75]苏轼：《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苏轼诗集》，第1961页。

[76]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全宋词》，第290页。

[77]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诗集》，第372页。

[78]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苏轼诗集》，第430页。

[7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17页。

[8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第10801页。

[81]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或题为《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集》，第1422页。

[82]王小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83]《论语·先进》，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84]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85]苏轼：《庄子祠堂记》，《苏轼文集》，第347页。

[86]苏轼：《祭龙井辩才文》，《苏轼文集》，第1961页。

[87]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88]苏轼：《墨妙亭记》，《苏轼文集》，第355页。

[89]《礼记·大学》，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2页。

[90]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91]吕特：《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

[92]范仲淹：《岳阳楼记》，《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93]欧阳修：《醉翁亭记》，《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6页。

[94]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全宋词》，第51页。

[95]吕特：《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

[96]叶嘉莹：《论苏轼词》，见缪钺、叶嘉莹合撰《灵溪词说》，第196页。

[97]秦观：《答傅彬老简》，《淮海集笺注》，〔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