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功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西方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

18世纪末期，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欧洲的英国爆发。这场生产力的大变革，使得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掠夺财富的新兴贵族，同时也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新的理论思想以维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从广义上来看，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其源头实际上是德谟克利特的幸福哲学与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德谟克利特曾提出“人生最好的生活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快乐”，强调一种节制的享乐与心灵上的满足。而伊壁鸠鲁更是认为“快乐是生命和行动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追求灵魂层次的平静。继边沁之后，密尔则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解释与调整创新。例如，他认为边沁功利主义理论中人类幸福数量享乐主义观念存在弊端，强调一个人自我发展的权利。

二、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理论发展

中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也同样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段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百家争鸣”。其中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功利观念，墨子作为一个功利主义思想家，其功利论主要指向于普天之下人民大众之利。而先秦战国末期另外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着重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利害关系，人们首先维护个人利益，也就是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所谓“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墨子与韩非的理论构成了先秦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然而战国时期互相征伐使得墨学失去显学的地位，秦帝国的灭亡以及汉初董仲舒在汉武帝支持下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让法家跌落神坛。先秦的功利主义思想则逐步被重利轻义、强调人伦的儒学所取代。然而功利主义思想由于先秦思想家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在中国逐渐消失，而是作为一股思想暗流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治国理念之中。两宋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再一次大放异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充实，其代表人物是李觏、陈亮等。两宋时期功利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董仲舒儒学思想日益僵化而产生的。他肯定了人们追求功名利禄追逐欲望享乐的合理性，反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念。陈亮则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不应将道德与利益置于对立的两面，而是在人欲中见道德，将义利统一起来辩证地看待。两宋思想家的功利主义思想成为一种强劲的政治理念，与后来的儒学主流宋明理学展开了不相上下的理论争论。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颜元则大胆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反传统论调，在此过程之中，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也走向了独立与成熟。

三、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西方列强用枪炮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在中国这百年未有的危局之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新的救国之路。怎样求强？怎样求富？怎样求独立？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思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历久弥新，又一次渗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并随着西学东渐的思潮，借鉴并融汇了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中先进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是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产物，是兼具古今中西思想的智慧结晶。

（一）对本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继承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对于古代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学术传承，主要表现在其理论的三个方面，即逻辑起点、思维方式、理论的外在保障及研究。

首先，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人性论。功利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它同样以“人”为理论切入点，从人的角度进行探讨和延伸。中国的传统功利主义思想也立足于对“人”如何认识，从对人性的考察入手认识社会。在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性，最鲜明的当属以韩非为代表的性恶论。他将人的自利本性揭露出来，突破了传统主流儒学所宣扬的性善论，辩证地看待仁义与道德问题，将道德仁义看作是人追求现实目的的依凭和手段。两宋以来的功利主义思想注重人的个体价值，肯定人追求欲望功利，主张自爱自利并承认人的理性。宋代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然人性论认为人的本性本无善恶，而社会中人性的彼此差别其实来源于后天教育的不同。因而，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并不是人性的先验，而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人的独立性。这种人性论实际上是一种唯物主义自然人性论，为许多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所继承。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对这种自然人性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剖析，他肯定了求乐避苦为人生行为准则的合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划定了善恶的标准：“乐即为善，苦即为恶”，“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

其次，理论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具体内涵体现在对人对人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将人的行为实现结果作为依据，而非关注人行为的动机与实现手段，并不从其正当性出发进行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家“重利轻义”的理论中，“利”是人类社会中切实的存在，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人类行为的目的。“利”上升为人生目的的同时也被赋予道德的合法性，这样就可以将“利”与“义”统一起来，而不是陷入“非义即利”困境。利不再是义的对立面，从而上升到了“义”之上，达到了“义”的本体论高度。到了近代，这种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突出地表现知识分子对待西方的近代文明的态度上。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大开，被迫与西方文明进行交流借鉴，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的传入与发展，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洋务运动对于工业文明先进科技的学习，再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力图以西方政治文明为蓝本变革社会制度，最终落实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改革家、思想家提出的“学以致用”“中体西用”，就是传统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延续。他们将西方文明的成果视作一种可以移植的政治工具，简单地着眼于其功用，而忽视对于文化本质的发掘与学习。

再次，理论原则的外在保障—法治。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在寻求自身体系不断完善，更希望得到一种外在的保障使之发展获得一个稳定的环境。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也是如此。在外在保障上，由于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独特性，它得不到现实的伦理道德的保障，因此只能依赖独立于道德之外的法治。这体现在传统功利主义萌芽于法家思想，以及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一直在强调法的重要性。他们提出“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知法守法，以求事功。近代思想家也非常注重对于法治的建构。他们主张革故鼎新，实行变法。并且以功利原则作为其国家法治的立法基础。

最后，理论的研究方式—实证。在思想家们思考问题时，往往缺乏对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探讨。这就使得中国的功利主义无法发展成为西方那样体系完备、思想独立的理论流派。例如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功利理论，就是来自对社会现实—人人“自爱”的总结。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中，依旧盛行这样的研究方式。以魏源为例，他对其救国之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证，就是来自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

（二）对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借鉴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在其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除吸收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外，也吸收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思想。

首先，“人论”观的逐渐形成，即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在西方社会中，“人”不但作为整体概念存在，但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个体概念存在。此外，西方功利主义就是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就是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功利主义幸福论，提出有利和有害两者的界限是由不适和快乐所决定的，但是所谓的“有利”和“有害”则是建立在个体的主干感受，并不是整体知觉。此后，伊壁鸠鲁也将幸福建立在个体感受上，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拥有着平静的灵魂和健康的肉体。

发展到近代，人民就“个体”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改变，例如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就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没有个体的利益，谈论共同利益是没有价值的。之后，密尔提出，好行为的产生多数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世界利益。相对于西方“人论观”来说，中国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认为“人”是一种整体概念，因此，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所体现的“人论”的价值并不得到肯定，而是被整体价值所遮掩，其意义相对整体来说，存在价值很小。

但是，在近代，西方文明逐渐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功利主义思想的“人论”观发生改变，中国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开始承认个体的价值与整体价值具有同等地位。 例如，梁启超在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提出：“中国古代则认为利己是不道德，被人厌恶，但是憎恶是怎么说的呢？国家、社会所建立的法律都是在利己基础上设立建立的，并有不想到自己的人。因此可以说，若人没有利己思想，那么必然还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抛弃自己的责任，最终不能有所作为”。进而突出个体价值的重要性，这种人论观对中国认知和传统认知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近代政治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西方新的民主、自由、权利等思想在近代中国不断传播，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和发展。

再者，近代中国幸福论也逐渐形成，即强调个体追求美好和幸福。然而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自古至今都强调个体价值，强调人体追求去苦求乐幸福论。例如，古希腊思想家和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幸福就是个体的灵魂能够得到平静和安宁，能够安泰生活，不为恐惧、悲伤等情感所困扰，并强调理性幸福，即幸福来自内心深处，来自我们的灵魂，或占有黄金等物质所能得到的。受到德谟克利特个体价值幸福观的影响，伊壁鸠鲁对幸福进行阐述：健康的身体和安宁的灵魂。

发展到近代，幸福观一种存在于人们的追求中，但是个体价值的幸福观已经有所改变，近代幸福观强调社会公众的“多数”，即追求最大幸福也就是全民幸福。例如思想家洛克提出：人应该具有长远善的追求，作为自己人生目的的追求。之后，边沁对这一功利思想原则比较认同：这种幸福是最大数人最大幸福，这种幸福应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正确目标。此后，思想家约翰·密尔对边沁的思想理论再次肯定，提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其根本上是全人类共同幸福，并肯定功用是得到的基础，也就是说，最大幸福就是人类主张行为和增进幸福倾向两者的比例；行为与所产生的不幸福倾向两者之间的比例。

由此可知，西方功利主义幸福论中的“幸福”其主体经历了“个体”到“最大多数”，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背景下，幸福的评判标准和要求有所差异，但是人类追求幸福的理想却始终贯穿着人类整个发展历程中。这种始终追求幸福的理念，促进了中国近代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形成，正如梁启超所提出的追求幸福与快乐便是人生目的。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梁启超从资产阶级角度提出：国家、社会所建立的法律都是在利己基础上设立建立的，若人没有利己思想，那么必然还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抛弃自己的责任，最终不能有所作为。由此，建立起自己功利思想的基本理论，也促进了近代“权利”思想的产生。

最后，功利主义中权利价值论和自由价值论形成。权利主要是在政治和法律中出现，主要为特体对没有对象能够按照本身的意愿进行相应的处置的能力。在所有权利中，最为被人推崇的权利为自然权利，然而这一权利在功利主义思想中却没有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自然权利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功利主义思想中，人们对权利的追求主要为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例如，思想家边沁对主要在提高人类“最大幸福”角度来对权利进行阐述，提出：政府就是用来维护个体的利益，政治所存在立法权和统治权应该属于人民。因此，边沁坚决反对专制制度，推行代议制度，进而能够使得权力更好地分配和应用，来实现政治中的目标即“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

梁启超赞同并继承边沁对权利的观点，提出：议院是保证人民权利的根本，他认为，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议院，只不过被以后的专注制度取消。在实施戊戌变法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又引进“国民”概念，他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存在国民，只有奴隶因此只有建立权利义务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国民拥有权利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定和富强。此外，梁启超对权利的建立进行阐述，提出：要使得国民都能够拥有权利，并坚决维护自己权利的精神，只有这样全体人民权利，才能为国家权利。自由，字面含义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受到约束，然而，在政治中，自由的含义变得复杂起来。目前多数理论家更多的是重视：政治即权威对个体的自由限制的限度和正当理由，即制度和政策乃至法律对人自由的限制的合法性。

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对自由进行阐述，最为详细的是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密尔。约翰·密尔对自由进行了阐述，提出：自由就是社会在合法状态下，对个体使用的限度和权利。也就是说，只要个人在合法状态以及不会损害其他人利益状态下，应当允许其自由开展各种功利事业，即自由的本质就是能够按照个体自身意愿追求属于自己利益的自由。根据这一原则，约翰·密尔对自由进行分类，主要包括：自由贸易、思想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自由经营和个性自由。

到中国近代，严复则是第一个能够对约翰·密尔所阐述的自由理论进行批判和系统接收的思想家。严复将约翰·密尔所著的《论自由》进行翻译，并命名为《群己权界论》。两人都强调自由，但是结合当时中国急须富强的背景，严复更多注重合群思想。严复也对自由本身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索，并对自由内容进行概括：自由即人人平等，人身和财产不得侵犯，言论自由，爱民，清廉，政治为民。严复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根本不存在自由，因此想要使中国真正地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必须向西方社会学习，学习西方民主、自由，实现全民真正自由。由此，严复对自由结合当时中国社会背景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对自由进行详细阐述，也构成了自己思想观点的功利性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