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反思

2023-07-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差役极端繁重,各地农民陷入一种破产的境地,农民起义不断。明清之际也是我国学术界“天崩地裂”的时代。他们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地自我反省。颜元开始是程朱理学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思想渊源上都与程朱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颜学从对程朱理学的反思中产生。他的学说其实是对明末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以功利的价值观追求经世致用。

一、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朝已经达到了巅峰阶段。水满则溢,巅峰的同时也预示着衰落。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阶段,整个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的问题。明代君主极端专制,明末宦官专权,统治者们疯狂地追求珍奇,掠夺土地,欺压百姓,使得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其结果便是“一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息养斯役察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1]。尖锐的阶级斗争与残酷的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并引发了“清政”和“党争”之乱,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也不断升级。同时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差役极端繁重,各地农民陷入一种破产的境地,农民起义不断。清兵踏入中原之后,汉族一统山河的现状得以改变,但社会状态并没好转。明朝以科举八股制作为知识分子的牢笼,以理学教条为主要内容,谓之“代圣贤之言”。明之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汉民族的统治,在典章制度以及文化上作了相当程度的吸收,使得明末本就已经高谈性理、党同伐异的一群空疏无用之人,更是浮谈性理。顾炎武曾批道：“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己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2]宋明以来的哲学为清王朝所利用,沦为麻醉人民思想的工具。此时的社会出现了三大矛盾,一是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二是新兴的工商业者与封建主义制度的矛盾,三是由于清兵入关而导致的民族矛盾,这三大矛盾也处在不断的激化当中。由于政治上的变动,社会格局也产生了变化,学者们开始对理学及其末流思想进行反思。

明清之际也是我国学术界“天崩地裂”的时代。明清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奉为正统官学,以陆王心学为补充,使得人民思想意识遭受禁锢,新派人物则以批判理学与心学为己任,崇尚经世致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双方的斗争是围绕理、气、知、行、心、性等方面全面展开的”。[3]在此时,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络绎不绝。明王朝的覆灭,清朝贵族政权的建立,对于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沉重的打击。他们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地自我反省。其中一批进步人士,如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面对国危民艰的局面,将“理学”与“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国弱民贫的恶病,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认为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是“空言”。于是他们从学术应“反之于实”的立场出发,提出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之俗学。他们坚决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务实致用。王夫之曾明确指出“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蛰,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4]。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下而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它反对理学的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用。有人认为明王朝的灭亡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替修己治人之实学的必然结局。

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会造成社会固有的道德观、价值观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会造就一大批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把自己融入社会变革当中,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明亡的教训使得汉族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明代思想文化的反思,并进而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反思,从而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推进到一个实学阶段。当时涌现的实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对于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应势而生的实学家们,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为己任；或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或探求“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学实用；或崇尚西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综观两百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一切传统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孔、孟面临得解放焉不止矣”。[5]颜元也是复古者的一个,他依托孔、孟而强调实学实用,“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艺之不习,是无学也。”[6]宋儒的“著书讲论之功”,在他看来是毫无用处可言的。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所谓学问就是为了用于事。对于理学家们的空谈性理,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习、实行,可谓“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着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7]当然,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颜元开始是程朱理学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思想渊源上都与程朱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颜学从对程朱理学的反思中产生。每一种思想形态,从它开始的那一刻起,它内部就已经包含着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也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颜学也正是如此。程朱理学重“格物穷理”,认为性理为最大的实际,离开性理而谈修身养性,治国安邦,只是一舍本逐末之举。到了明末，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理学逐渐沦变为“游谈无根”“ 竭而无余华”之学,严重脱离了实际,成为空疏无用之学。同时这也为后来实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渊源,是实学产生的因。颜元从程朱理学脱胎而出,树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学说其实是对明末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以功利的价值观追求经世致用。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封建社会已开始处在逐渐解体的过程之中,男耕女织的封建家庭式作业开始转向工场手工业制作。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丝织业中心苏州、棉织业中心松江、瓷器制造业中心景德镇等商业中心。社会也从“末富居多”的状况发展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的状况。农产品逐渐商业化,土地开始趋于高度集中,财产逐渐集中,阶级也开始了分化。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固,工场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发展,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也随着工商业发展而进一步有了增强。明中后期“西学”开始传入。欧洲资本主义从广东侵入,很多日本武士通过海盗、倭寇的形式出现在沿海地区,在沿海居民深受其害的同时,也有人通过私市而牟取暴利。在商人进入中国的同时,传教士也相继出现在华夏大地。为了取得统治者的信任,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比如天文、地理等等。“西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的经世实学思潮的需要,拓展了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同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求“利”的倾向。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们开始考虑利益及其价值问题。学术界提出的“经世致用”的观点,也就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利”的一定需求,所谓经济生民,就是生民之利。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西学”的传入,人们产生了很多新的观念。这些新生事物丰富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容。而处于此阶段的颜元深受其影响,面对“谋道不谋食”的理学而提出谋道亦谋食的功利主义观点。

[1]《明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郭霭春.颜习斋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4.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

[4]王夫子·张子正蒙注[M]//船山全书：弟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

[6]李恕谷.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771.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05

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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