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由私人开办的各类学校统称为“私学”,是相对于政府置办的“官学”而言的,是对官学的一种有效补充。中国古代的私学兴起于春秋末年,秦汉时经历了禁止又复苏的过程,两汉受独尊儒术的影响不断经学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繁荣发展,出现儒佛道融合趋势,宋朝以后私学开始为科举服务,明清时期正规化。蒙学程度的私学主要进行启蒙和伦理常识教育,相当于小学。......
2023-08-30
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功利主义成为主流哲学思想,而功利主义学派也在两宋时期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他们积极提倡人们用功利思想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这些功利思想的提倡者们不断尝试着将自己领悟的哲学道理与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结合,积极探索出一条将理论和现实完美耦合的发展道路。因此,对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提倡者付出的努力,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解决。本章将主要分析和确定宋代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地位和原因。
一、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中国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最后发展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发展时长虽然也与中国一样,但是西方的很多国家在进行社会性质的改变过程中,他们对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完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派在哲学思想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道义能够得到统治者以及人们的认同,并广泛流传。相对于儒家学派道义流传的普遍性,功利主义学派的思想就显得比较“冷清”,它的变法主张一直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因此它的政治地位也就比儒家学派稍逊许多。在先秦时期,尽管当时的功利主义学派尚未创立,但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却一直在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道义思想进行或大或小的辩说,义利之辩就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发展到后来,功利主义学派更是与多个主流学派进行义利之争。这场漫长的义利之争跨越了几乎整个封建社会,从最初的春秋战国、两汉、两宋、明朝到最后的清朝初期。因此,本节将从这五个历史阶段对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进程进行阐述。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法家和道家是当时哲学思想界的四大主流学派,他们就义利之辩曾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交流和辩说,后人更是将这场大规模的义利之争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义利之争。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孔子和孟子,他们在义利问题上主张,人们在进行社会实践劳动过程中,应该本着先义后利的态度,牢记重义轻利的意识。墨家学派和道家学派则站在比较中立的位置,墨家的观点认为人们应当将义与利同等对待,义利两者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不需要对其加以区分。道家的观点就认为义与利都不值得去重视,两者的价值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不能发生较好的作用。而法家学派则是对儒家的义利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人应当注重利益的价值。尽管这个阶段的义利问题在最后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它的辩说记录和历史意义都有着宝贵的价值,为后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到了两汉时期,司马迁通过总结过去几大学派关于义利问题的认识,他认为“人富而仁义附”,即人们在追求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利益时,实际上也在寻找正义,这两者是相互转换的关系。董仲舒则赞同儒家学派就义利问题的观点,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在做一件事情时,不会在意其中的利益,不会去谋取功劳。在两汉时期发生的义利之争,大多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联,参与义利之争的学派也都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因此当时的义利之争更像是一种暗地里的政治斗争。
在两宋时期,各大学派之间在义利的问题上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辩论。第一次义利辩论发生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王安石一直主张变法改革,他建议统治者将现有不适用的政法撤销废除,并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掌控社会的经济命脉,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富国的前提是生财。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治国之本在于掌控经济的观点十分不满意,他指责王安石这样的思想是在祸害民众,他极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司马光觉得王安石已经走上了一条背信弃义的不归路,因此当时的他们之间的辩论显得十分激烈。第二次义利辩论发生在二程和李觏之间。二程在这次的义利辩说中指出“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利”的积极作用只有公利,私利是一种罪恶的欲望。二程的观点体现在崇尚正义、提倡公利、贬低私利。李觏则提出“人非利不生”,认为人如果没有私欲,不去追求利己的事物,那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三次义利辩论发生在朱熹和陈亮之间。叶适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中,运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思想,他认为人类开始学会群居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同时追求义利,义与利本就是同时存在统一的。而朱熹对于叶适的这种观点表示不赞同,朱熹曾提到:“今日之病,唯此为大。”这三次大规模的义利辩论,使得生活在两宋时期的思想家们受到了强烈的思维熏陶,而经过这三次义利的辩论,义利之争的观点也开始越来越多样化,这极大促进了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改善。
在明朝末年,由于程朱理学公开表示的义利观受到了许多学派的反对,因此这个阶段的义利之辩,基本上是一种对程朱理学在义利问题上发表的义利观点进行各方面的评判过程。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中提出的存理灭欲,他认为天理实际上就存在人的本能欲望之中,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直观表现。因此他认为,面对人的私欲可以采取正确的道理进行开化,从而实现以义制利。黄宗羲反对程朱理学中提出的去私为公,他认为人有权利去追求私利,人可以带着私心去进行社会实践劳动。颜元反对程朱理学中提出的崇义贬利,他认为利义可以统一,应该同等对待利义的价值。
清朝时期,在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利之辩的主要讨论点都是围绕着救亡图存、改革维新进行展开的。当时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延续了古代程朱理学的义利思想,他认为国家要想彻底地摆脱水深火热的窘境,就应当重视道义的价值,功利的作用并不能够帮助国家处理内忧外患的本质问题。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则认为义利中的道义可以解决人心中的恐惧,而功利可以提高人的追求动力,因此他的观点延续了颜元利义统一的思想。当时的维新派的组成成员代表着社会的资产阶层,其中领军人物梁启超更是继承了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积极提倡人们追求功利,引导人们善于趋利避害,并认为人们无论处在何种生活环境下,都应该本着趋乐避苦的心态。
通过对这五个阶段的义利之辩的分析,我们能够知道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这五个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可以说这种思想体系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属于进步阶级,它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这种积极力量在社会处于危难关头或者经历变革阶段,更是显得极为有效。而在这五个阶段的义利辩论中,宋代的辩论显得更加精彩。
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先后经历了先秦时期和两汉时期的反复打磨和不断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体系已经非常完整。此外,在宋代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下,给予了文人墨客十分自由的辩论空间,而功利主义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并为后来的功利主义发展道路打下坚固的理论基础。现代学者这样评价宋代的功利思想,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两宋时期,它象征着我国古代功利思想发展走向了成熟阶段。因此,宋代的功利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这也是当时宋代功利主义提倡者发动变法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主张的功利思想主要是帮助宋朝去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都是放在现实社会的解决方法中,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注入功利思想的理论研究。此外,他们反对理学派的观点,认为理学派没有将自己的理论观点与现实问题进行联系,对于理学派的理论表达方式上也存在不满,他们贬低这种简洁风格的叙说方式,这些原因也就导致了他们没能将功利主义的理论进行简明的系统化。因此,在当时自由的思想氛围下,理学派精致明快的理论内容占据了主导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功利主义思想提出的理论内容却比较烦琐,人们对其很难理解,从而使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自宋代以后,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究其原因,必然是功利主义在理论体系上烦琐粗糙的弊端没有得到根治。
二、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
通过分析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本节将论述其表现的主要特点和形成的原因,其中它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宋时期的功利主义学派领军人物李觏和陈亮等人都极其强调理论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围绕着物质利益的获取而展开,中心思想体现在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利义中的“利”指的就是物质利益,而“义”就是人内在的道德品质,坚持义利统一学说,强调义利的一致性,他们提出的思想理念始终强调实事实功,不能脱离实际。当时的北宋时期,经济力量还不够成熟,商业的发展还没有跟上整体前进的步伐,随着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着李觏和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改良政治主张,商业和农业的发展矛盾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提高了北宋时期整体的经济水平。到了南宋时期,陈亮和叶适在支持义利统一性的原则上,也提出了许多有效政策,使得南宋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样的社会现象也说明了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提倡者们本着实事求是的作风,立志于实现富国强民的最终目标。
第二,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提倡者们始终认为人的一生中,最具有价值的理想目标就是“利人”以及“利天下”。他们认为利存在两个方面,即私利和公利,公利的价值远大于私利,人在进行社会实践劳动中获得的利益更应当以整体利益为主,个人利益为辅。他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国泰民安的社会现象,因此他们积极地为富国强民的改良政策进行大量的宣传,这也体现了他们心中有着高尚的社会公民意识,同样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体现的一个优点。
第三,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提倡者都具备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生理想,他们在对功利思想进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们过上稳定的生活,更是以壮大国家的经济整体力量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点。他们提出的功利思想体系中,针对人的行为是非善恶问题,有着一套严格的评判标准,如果人做出伤害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的行为,那么他的行为是罪恶的,反之亦然。他们始终认为理论要与实际生活进行联系,因此,他们也在一直寻找如何将功利理论与现实生活进行完美融洽的途径。
然而,尽管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了一些优点,但是在宋代整个阶段,功利思想的政治影响力还是很低,它并没有占据宋代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以至于他们提出的功利思想没能成为宋代的主流思想。在进行了几次比较大规模的义利之辩后,仍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没有更多地普及人心,最终宋代的功利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慢慢衰落,再难回到以前的高度。这其中的原因,本书认为主要分为三点。
第一,在宋代之前的几个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是社会中人们看待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因此,长期以来儒家学派在义利问题上提出的“重义轻利”思想就一直在影响着统治者和人们的传统思维。自汉朝开始废除许多学术流派的思想,并只推崇儒家思想之后,儒家学派的话语权就一直具备着很重的分量,因此,儒家提出的重义轻利的哲学思想也就毋庸置疑的地成为当时汉朝时期人们的主要思考方式。到了隋唐时期,尽管佛学以及一些小的学术流派得到了发展,儒家学派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影响。但是随着之后发动的古文运动,儒家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儒家也在经历了这次磨难后,对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最终儒家的伦理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封建思想的主流,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相对于儒家思想能够受到君主和平民的广泛认可,功利思想的普及就显得比较落后。因为功利思想的针对对象实际上主要以社会底层阶级为主,而封建社会中拥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却是地主阶级。功利思想并没有考虑到地主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难以获得历代统治者的认可。即使时间的年轮转动在两宋时期,当时极其自由的文化环境也没能帮助功利思想获得社会地主阶层的支持。相反,他们提出的功利思想实际上挑战了大地主阶级的传统地位,他们的理论让大地主的物质利益受到了不良影响,因此,在整个宋代时期很少有地主阶层支持功利主义思想的普及,这也就是功利思想必将走向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尽管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存在对立,却只是在理论形式上的一种对立。两宋时期的功利主义学派提倡者总是在探索现实社会的问题所在,而忽略了理论体系的精致化,从而在面对强有力的儒家理论思想时,一直处于弱势,也就很难与儒家思想进行对抗辩论。此外,功利思想尽管一直重视利的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公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可以运用道德意识去控制公利和私利的矛盾,解决长期存在封建社会中的阶级问题。这种说法表明,功利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道德意识在实践劳动中的作用,仍然与儒家的道德观有牵连,这就是功利思想必将走向灭亡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存在局限性。他们提出的义利观认为人应该注重利的价值,他们又认为公利更具备发展的潜能,倡导人们培养公利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人的私利以及私欲具备的合理性,能够在社会中发挥正向作用。但是他们又认为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应该秉着正确的道德观。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存在矛盾,这也体现了功利主义思想的提倡者们过于保守的态度,以致功利主义思想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这就是功利思想必将走向灭亡的最后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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