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反思

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都需要跟实际生活取得紧密联系，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是人类在探索自然世界和自身发展规律过程中进行理性思维的必然结果，这种理性思维的发展也是处于一种蜿蜒前进趋势，它会受到自然世界的直接以及间接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处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人们会根据其特有的自然环境特点和社会特色去理性思考，因此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哲学思想，那么不同的哲学思想内容也会有不一样的侧重点，这些差异性也就使得不同的哲学思想都具备着自身的特色。因此我们要想探讨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就应当先分析宋代时期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从而能够进一步地研究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整体内容和社会影响。

一、政治环境

自宋代开朝以来，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阶段。随着宋代的发展，封建思想也在一步步凋亡。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但是“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一直在影响着宋代的经济发展。由于宋朝的建立是在平息唐朝末代战乱的基础上，因此表面上呈现出的风平浪静并不是当时社会的发展特点，它的政治关系比较错综复杂。要探索宋代的政治环境，本章将从宋朝对外关系和对内关系入手分别对其政治环境进行综合分析。

（一）对外关系

宋朝在对外关系的问题上一直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以致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历史研究学者声称宋朝是最软弱的一个朝代，当然学者口中的软弱只是针对两宋时期在处理邻国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态度。回看当时的北宋政治局面，尽管北宋已经平息了唐朝末代的动荡，但是很多残留势力仍然对刚刚建立的北宋进行骚扰，从而也就形成了周边的割据政权现象。宋朝的西部领土与西夏接壤，北部领土与辽国、金国以及蒙古国接壤，这些邻国常年对宋朝进行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压迫。然而宋朝面对如此严重的压迫局势，却没有对这些邻国进行强有力的回击，反而对邻国进行了妥协。北宋时期，西夏表面上虽然与北宋谈和，西夏对其俯首称臣，但是北宋每年都要向西夏提供大量的金银和丝绸。在北宋和辽国的外交政策，即“澶渊之盟”中，北宋同样也要按照谈和条约中的规定，每年向辽国提供大量的岁币；南宋时期，南宋和金国达成协议，条约中的金银和丝绸提供量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辽国要求南宋割出一大部分的领土。尽管宋朝在对诸多邻国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谈和让步的态度，但是这种让步政策能够保证宋朝时期的人们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社会中，同时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关系，从而宋朝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此外，宋朝的谈和政策也增加了与邻国交流的机会，帮助宋朝可以向邻国的一些具备特色的领域进行借鉴，其中在文化的领域中，少数民族的优质特点可以极大丰富当时相对单一的中原文化，这就形成了比较多样的文化资源，从而向宋代的功利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对内关系

在讨论宋朝的对内关系之前，我们应当对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群体有足够的了解。每个朝代的政治群体都会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政治群体中，当然也就存在正义凛然的清官和奸猾狡诈的贪官。针对这种现象，君主应当如何选择人才来辅导国家的发展，古代的哲学家会根据过往的失败经验来决定一种比较符合自己所处朝代发展特点的理性思维，例如“唯贤是举”。“唯贤是举”哲学思维是在提醒君主应当采取“贤”的衡量标准去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才能。然而，如果只有“唯贤是举”的选取人才策略，但得不到使用，这就可能会造成一个朝代的快速衰落。因为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均是采取君主制度，这也就意味着开明的皇帝更倾向于采取贤才标准来治理国家，而昏君会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使得不安好心的宦官得到昏君的重用，导致国家的发展受到极大地遏制。

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由于他是武将出身，再加上他的成功主要是发动了“陈桥兵变”，因此他十分担心武将手中拥有较大的兵权会让自己的皇位不保，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宋朝的武将并没有较多的权力，而整个宋朝也一直在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当然，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虽然限制了朝中武将的影响力，却为宋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极其自由的空间。此外，宋代对文化的发展也没有采取限制措施，甚至在面对儒家和道家这两派哲学思维的问题上也没有进行强制性的统一或者废除，这就更加确定了宋朝时期的主流哲学思维的发展并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宋代推行的重文轻武治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多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也为宋朝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发展提供了非常自由的环境。我国历史上的功利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秦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秦代发展至宋代，中国哲学历史上重要的功利主义思想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思维框架，并将此时的功利主义思想命名为“显学”。之所以功利主义思想在宋代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框架，那是因为宋代的政治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文化研究的氛围也十分强烈。宋朝历代君王都是推行重文轻武，优待文人，他们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十分看重，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无法相比，宋朝君王始终相信治理国家的取胜之道在于如何利用文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自开创北宋以来，就一直实施“以文治国”的政策，对朝中文人的进言也非常重视。他始终相信“以文化成天下”，而在他临死前更是要求宋太宗在自己的立碑中刻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也就保证了宋朝的文人在以后的参政中能够获得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宋太宗继位后，他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加强了国家对文化的重视，提高了宋朝文人参政的意识。此外，宋朝时期的哲学思想家能够不受局限地去探索真理，只要不影响国家的治国政策，他们的言语就不会受到限制，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使得文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功利主义思想在如此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得到了极大的深化和发展，并首次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二、经济环境

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规律中，[1]“重农抑商”的核心观念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封建社会的环境笼罩下，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他们一致认为经济的主要命脉是农业，甚至将农业的发展认为是国家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古代早期的人们将农业作为主业，而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些人甚至觉得经商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当然，“重农抑商”的观念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发展，这其中存在一些根据，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战乱的动荡时期，农业生产速度一旦跟不上战争消耗速度，那么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随着这样的经济观念深入民心，人们自然就会重视农业的发展，而抑制商业发展的前进步伐。但是人们处在和平时期，农业必然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从而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可以轻易地得到满足，农业生产的劳动品便开始囤积，农业产品呈现贬值趋势，这样的发展变化必将使得农业的原有地位有所下降。而这个时期的商品能够得到人们的欢迎，那么商人和商业的地位上升，商业的作用也就能够有足够的施展空间。随着商品经济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也意识到商品经济才是推动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从而使得商业快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逐渐与商品经济发生紧密的联系，最终人们从最初的贱商观念转变成全民行商的观念。南宋时期的学者陈省卿是最早提出“工商皆本”的，他认为农业和商业的地位应当是同等关系，这个观念的提出实际上也大胆地否认了千年历史的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因此“工商皆本”事件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历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尽管宋朝在处理外交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软弱的处理办法，但是，宋代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却是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呈现极为强劲的作用。这样的说法毫不夸张，虽然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区区三百年的历史并不能撼动整体的地位，但是宋代时期的文化内涵、哲学思想、先进技术等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突破。北宋的建立，也就象征着唐代末年战乱局面的平息。北宋建立在多年的战乱动荡社会的基础上，因此多样性的经济因素促进了北宋初期经济的发展，稳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北宋社会基本上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局面，并开始从战乱向稳定的有利方向发展。赵匡胤通过总结历代王朝的失败经验，提出了一些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的有利政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人们的生产劳动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社会生产劳动力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北宋的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随着北宋开始增强自身的社会生产劳动力，南宋时期更加注重商品交换，宋代的经济发展达到鼎盛状态。在南宋末期，纺织业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而纺织品也成了中原东西部的代表性的劳动商品，中原各个地区的“织坊”数量也一直在增加，纺织品的产量更是呈现剧增趋势。瓷器的制造手艺一直都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门具有特色的技术，这门手艺在宋代同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其发展达到了鼎盛，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都具备各自的特色，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随着全国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占有地理优势的地区也成为当时商品交换的热门，比如北宋时期的杭州。此外，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也有了比较重大的突破，中国“四大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也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其中火药能够帮助两宋在对抗外敌时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而指南针有助于两宋的航海战争取得胜利。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北宋开始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货币“交子”，这种货币的作用体现在商品交换，它帮助两宋时期的商品交换活动的发展，提高了商品的流动性。在文化发展的层次上，两宋时期逐渐重视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2]而传统的“贫富天定”封建思想在这个时期被彻底的瓦解。宋代实施推行的经济政策相对于过去而言比较自由，因此商品经济的思想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着商品经济的作用慢慢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商业的历史地位也就顺理成章地提高，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力量也在增强。这些现象的出现引起许多学者的深思，并开始对“义”与“利”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利”的作用大于“义”，因此两宋时期的人们十分看重“利”的影响力。宋代的研究学者针对“利”与“义”的内在关系的研究甚至达到了我们现代的研究水平。这为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三、学术环境

宋代推行的“重文轻武”政策极大程度地帮助了两宋时期的文化发展，甚至可以说文人生活在宋代是最幸福的。宋朝期间，建造了大量的书院，这些书院每年都会培养出丰富的新鲜血液注入社会中，从而推动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宋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提倡自由，其学术类型呈现多样化，哲学思想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丰硕，这也就形成了两宋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繁荣面貌。首先，在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发展中，佛家占据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向儒家发出了挑战，这也就迫使当时的儒家思想家竭力应对。到了两宋时期，儒家思想家为了脱离之前的烦琐作风，将儒家孔孟二人的理性思想进行了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理学思想，从而开始在宋代的文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探索义理的理性思想。其次，宋代早期发动的古文运动，为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大部分的文人及学者倾向于学习超迈的哲学思想，这些人并不推崇过去的“争夸虚无”的哲学观念，而是重新挖掘儒家的文化，将儒家文化作为宋代文化发展中主流的哲学思想，并应用于宋代的政治交流和道德问题中，从而可以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优秀的公民意识。此外，宋代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它融合了各种学术精神的精华。这些学术精神也能够代表宋代的学术发展的状况，因此成为宋代学术巅峰状态的有利因素。

宋代哲学思想家大部分都属于儒家的学派，而宋代的儒家学派也可以分为理学家一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一派。如果从哲学思想的本源出发，那么功利主义者和理学者都是从儒家的本源思想作为基础的，但是这两个学派又存在不同点。功利主义者的核心思想围绕着实现社会的功与利进行展开，并将该中心思想作为评判经世致用的唯一衡量尺度，他们提倡人们应该勇于接受社会现实的挑战；而理学家的核心思想是首先丰富自身内涵，再走向社会实现经世致用，他们崇尚人的德行为根本，而歧视功利。因此理学家的哲学思想是逃脱了社会现实去探讨问题，这样的发展趋势必将走向不利的局面。理学家的形成是在结合道家和儒家的特色思想基础上，改良了过去的理学，从而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功利主义者的形成并没有过多地参考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因此其理论框架稍显简陋。但是在经济局面十分良好的两宋时期，人们对商业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为功利主义学派的理论形成提供了具备说服力的现实材料。功利主义者围绕着功利思想进行展开，强调经世致用，并为商人进行有力的辩说，提倡人们应当进行农商互利，反对传统落后的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他们的思想为宋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然而理学家则继续主张人们进行“重农抑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功利主义者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主张利民富国的观念，而理学家是唯心主义思想的继承。在宋代期间，这两个学派针对君主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并引发了频繁的两家思想的激烈碰撞。这种激烈的探索精神、自由的发言环境更是能够推动宋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在与理学家的激烈争辩中，也促进了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1]季荣臣.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对中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7,(23)：32-33.

[2]王若明.“三言”中的天命信仰初探[J].语文建设,2013,(35)：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