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伦理思想探析：功利主义的发展与反思

春秋战国后期，政治局面十分动荡，经济水平整体下滑，社会中新兴组织层出不穷，可以说当时的社会阶段是各大阵营之间进行弱肉强食的结果。在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各大组织常年饱受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影响，他们开始进行自我反思，认识到现有的传统礼仪或许已经不再满足目前社会发展的特点，再加上思想家们的理论支持，他们逐渐抛弃原有的个体道德，认为单纯的对伦理道德进行学习获取不到实际的效益，从而转向功利理论。他们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了多次的批判，向人们倡导新型的功利主义，建立新型的思想理论，为当时正处在水深火热的人们开辟了一条出路，让人们明天追求功利能够获取实际效益，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这些现象都说明着，功利主义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引导传统的文化在理论上进行了质的突破，也反映出法家的道德理论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一、对先秦义利关系的梳理

功利主义，一直都是饱受争议的敏感话题，要想全面的了解我国历史上功利主义的发展进程，就得先从先秦时期开始分析。众所周知，伦理思想，就是每个不同时代特点与不同时代下的政治矛盾共同发力的结果，而伦理思想中主要的道德理论就是义利关系。最初，孔子就义与利的关系，他提出了道德天命论学说，告诫人们追求天命是最具备价值的理想，并随后提出了重义轻利论，更是将当时人们的思维进行了转变，引导他们在从事社会实践过程中，不必讲究现实的效益。孔子的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学说，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为传统的制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随后墨子站在社会底层的角度分析义利关系，他以一种小生产者的社会身份，用贴近平民生活的眼光，对孔子的天命论提出了一系列直白的批判，并完全抛弃孔子提出的重义轻利的道德思想，提出紧贴实际生活、具备现实主义的道德观点。到了法家思想的巅峰时期，商鞅不仅对孔子的天命学说提出了反对，认为孔子以虚无缥缈的天命学说为起点，提出的“仁”不符合实际生活发展的特点，又对墨子的兼爱思想提出了反对，认为墨子站在过于宏观的视角，将国家的利益作为思想的出发点，难以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尽管商鞅对孔孟两家的义利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却受到当时社会阶级力量的影响，陷入了狭隘功利主义的困境中。紧接着孟子的观点，是以孔子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将重义轻利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他进言当时的君王，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提升整体国力。孟子不赞同商鞅的义利观点，对他提出的狭隘功利思想做出了大量的批判工作。荀子的义利思想，是以王道霸道作为核心而进行扩展，他极力推崇“重法爱民”的道德思想，并将儒家学派主张的理想主义思想进行了改动，向紧贴实际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靠拢。如果单纯的礼仪道德无法让社会中的个体获得实际的功利时，那么相关的政府部门就应当做出必要的法制措施进行调整。韩非子的思想观点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历史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将“自利”作为理论基础，推崇实用的思想观点，认为国家实施的依法治国应当与功利主义进行结合，实现共同发力，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总的来说，我国历史上对利义关系的辩论发展烤烟归纳为：儒家学派主张重义轻利、墨家学派主张义利统一、道家学派主张义利双舍、法家学派主张弃义重利。

二、通过建功立业实现功利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因正在进行快速转型的变化，各大学派一一向君王提出自己的转型思想，再加上过去的社会制度以及道德约束已经没有了实际效力，而适应新型社会的道德制度还处于研究阶段，从而导致当时的社会局面十分动荡不安，人们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社会中，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尽管许多思想家针对如此严重的社会局面，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救国政策，然而无法停息的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得这些思想家提出的思想政策难以获得推广。随着地主阶级获得了主要的政治话语权，稳固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他们为了彻底解决动荡的社会局面，力求寻找一种有效的治国政策对社会存在的弊端进行根治，即“法治”。“法治”思想，实际上就是将以法制恶作为核心理念，对那些抽象的天命学说难以解决的问题，采取刑法进行有效的遏制，这种治国思想能够保证当时的社会趋于稳定，同时还能应对边境战争。春秋后期，法治思想就开始诞生了，但是并没有得到较大发展，影响力较小。到了战国时期，硝烟四起的战争局面，让法治思想得到了发展的空间，随着阶级矛盾不断增大，这种法治思想最终形成了一个正统学派，即法家。

法家学派主张人的私利是最具备价值的，因此从事社会实践劳动的个体，追求自身的私利属于人的本性，这不是受到欲望的恶性趋势，而是一种自然的本性行为。在韩非子的功利思想中，他主张将自利心看作成“计算之心”，认为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复杂人际关系，可等同于以自利为核心而进行展开的一种义利关系。法家学派推崇个体应当努力做出实际的行为，去满足内心的利益欲望，从而实现自我的真正价值。此外，人在不断完成自身的社会价值以及个人价值的同时，还会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这三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的，因此社会中的个体应当认识到，实现宏伟的社会价值，能够推动国家整体实习的向前发展。法家学派主观自利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全面竞争力，集中中央政权，采取实际的力量去消灭外来的影响，平息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解决边境不断发生的战争。

法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韩非子，他提出了“皆挟自为心”，并将人的自利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核心，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是一种人性的体现。在韩非子的观点中，没有一个人不想得到丰厚的现实利益，没有一个人不想躲避现实危害。他经常在自己的辩论中提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都抱着实际的利益目标而进行相应的行为，都在为自己的私利而做打算。韩非子认为，个人利益是检验世界上所有事物内外在价值的唯一衡量尺度。

之所以韩非子的思想具备强烈的功利主义，是因为他生活在十分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当时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大，如果仅仅依靠抽象的道德天命来应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那么人们的生活质量难以得到提高，动荡的社会局面难以得到稳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韩非子在自己的书中，通常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表述为一种由功利驱使的行为，这也是当时战国时期社会阶级矛盾的折射。韩非子认为，崇高纯洁的思想早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依靠着利益而进行，单纯友爱的感情难以在社会中生存。韩非子就舍利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将最基本的自利都舍弃，那么他的个人价值也就一同舍弃，更别谈什么社会价值了。实际社会中个体之间，总是围绕着“利”而逐渐展开。个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不断追求私利的过程，他们的所有行为、话语、思想的形成，都与私利紧密联系，而那些所谓的“忠”以及“仁”等不切实际的道德思想很那存在当时的社会中。因此，韩非子的功利思想，已经将人内心中的道德天命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单独只提倡人们追求具备现实利益的私利思想。

三、《韩非子》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实用

首先，分析韩非子功利主义中实用思想的政治目的。韩非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都是为了更加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他的思想中体现了对君王的绝对服从，为了满足君王个人的私利，提出了许多不太合理的政治主张。韩非子尽管也认为“利民”具备重要的价值性，但是他也提出国家要想达到“利民”的和谐状态，只能通过君王的手段才能实现，因此当君王与平民之间存在矛盾时，韩非子优先考虑君王的利益。他认为能够巩固君王统治地位的臣子，才是贤臣，而那些提出危及君王统治权力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就不能成为忠臣。孔子曾经就批评了子路的爱民思想，这属于对当时君王的一种间接性批判。因为这次事件，孔子受到了君王的谴责，只能离开鲁国。

其次，分析韩非子功利主义中实用思想的政治途径和手段。韩非子只重视功利法制的直接获取途径，他对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以及内心思想的培养不予关注。首先，韩非子极力打击那些空谈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不到很好的推进作用。其次，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君王在达成某个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可以不择手段，他提出的“以刑去刑”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韩非子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思想，导致了君王长期采取比较不合理的政治途径去完成个人的利益欲望，他甚至还怂恿君王，采取一些十分下流的的政治手段，将朝中无辜的大臣打入大牢。此外，韩非子还向君王进言，认为那些社会中的隐士存在的价值可以忽略，以“不为君用”的借口将这些优秀的隐士残忍的杀害。韩非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罪行。他提出的这种滥杀无辜的政治手段，实际上折射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矛盾，将处于剥削阶级的本性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孟子就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提出了比较直接的看法，他认为韩非子的待人态度就如果一个毒瘤，时刻危害着朝中政治的良性发展，君王肆意使用至高的权威去满足个人的利益，导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困难。

韩非子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追求功利的权利，这是人天性的表现，无法遏制其发展，追求功利的过程就是人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因此人能够在一生中不断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的唯一动力，就是功利。他提出的法治思想，就是结合了社会中个体选取利益而躲避危害的本能意识。因为受到功利主义的强大影响下，韩非子对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充满信心，他认为这种思想的发展不会重蹈商鞅等人的覆辙，他相信将功利与法治进行结合后的思想，能够有效地帮助社会中的个体快速寻找到自己的个人价值，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他十分重视个人的实践能力，认为一个人的整体素质能力的衡量标准就是他是否能够通过个人获取多少的实际利益。他的功利思想投射在政治领域中，就是朝中的大臣应当以功利作为主要的政治目的，并将功利分为具体的治功、军功以及农功。法家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它将传统的空谈理论的道德学说完全抛弃，以历史的发展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加强对君王统治权力的集中，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强兵富国的政策主张。

四、《韩非子》功利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韩非子提出的功利主义对国家形成的贡献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当时带有着强烈的积极作用，让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他很好地解释了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功利的一种体现。法家学派的思想家，都是围绕着功利而进行更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提倡社会中的个体不必为了追求功利而羞愧，每个人在一生中努力实现的所谓崇高理想，都是基于功利基础上，如果没有了功利的驱使，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动力去追逐理想。因此，人只有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才能实现人生的真正存在的价值。法家的思想对于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国家快速的增强整体国力，从而解决外敌的侵略，稳固内部的动荡，这具备着鲜明的现实意义。可以这样说，法家学派的功利思想，符合战乱时期的时代特点，这种强烈的现实作用真是当时社会迫切需要的。当然，法家学派具备的不断积极向上的正面精神，同样也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法家为了实现这种功利目标，他们大量的对民众宣传个人价值的真正意义，让他们意识到追求功利的实际作用，同时法家提倡只有拥有绝对的实力，才能彻底的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重法尚公，他对功利与私利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区分，并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在进行实践活动中，当面对私利与功利的情况下，应当以私利服从功利作为办事原则，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有效的推动作用。

韩非子提出的功利主义的局限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韩非子对儒家学派的道德学说进行了全盘的否第。纵观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儒家思想占据着主要的话语权。儒家针对义利关系，他们提出了重义轻利的学说，虽然没有对功利做出足够的重视，但他们也不抵抗所谓的功利效益。此外，儒家学派的思想家频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使得自身的道德学说更有权威。儒家学派提出的重义轻利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只是注重义中之利，没有抛弃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法家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点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这种做法是比较极端的。管子学派就义利关系，认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个人的道德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中个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是否有机会获得更高的道德教育，因此管子学派对道德学说提出了不反对的意见。而法家对道德的作用，总是采取忽视的态度，他们认为道德的教化作用，很难在具体的治国实践中，明显地看到其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推动，因此他们主张用法治思想来代替道德思想。法家学派的思想家总是以比较片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他们一旦看到个体追求功利过程中发挥出的积极作用，就认为全社会的所有个体都应当将追求功利作为人生中的最大价值取向，并将所谓的道义理念彻底抛弃，从而走向一条极端的思想主义。这种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中，尽管能够收获不错的效果，但没有坚固的道德理论作为支撑，这种思想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很难维持下去。另一方面，韩非子提出的功利思想，都是以尊君作为前提，他将维护君王的权威性作为主要的目的。法家学派思想家将功利作为社会中个体的所有价值，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则是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他们不推崇尊君的观念，认为如果将所有的政治主张都会以君王的感受作为主要考虑方面，那么底下的老百姓将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导致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而法家学派则站在对立面，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将君父之利作为首要的价值体系，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是为了更好的拥护君王的绝对权力，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将君王之利完全取代功利，并将这种极其不合理的君王之利作为所谓的公利，从而使得那些反对君利的人们，成为违背私利服从功利原则的群体，这些不合理的政治思想，使得社会中的农民阶级很难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利益打击。而且，这种以君王之利为主要功利的思想，对君王的统治权力做到了更加集中的推进作用。法学派提出的“法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社会中额大多数人都只能体会到“法”的惩治，很难享受“治”的益处。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更多地注重实现君王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富国利民的功利。综上所述，法家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以人性论作为逻辑出发点，以君王之利作为主要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一系列不仅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具备现实意义的政治实践政策。法家学派以这种维护君王主权的治理方式，提出了包含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的多种方针，它能够与传统社会中的务实之风相匹配，从而形成一种比较强硬的驱动力，推动着国家的整体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样也没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这种失败与清王朝的快速灭亡有着直接的联系。法家学派思想家注重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运用，反对那些空谈理论的思想家，但是法家功利主义思想的失败也为后来的思想家敲醒了警钟。只有在功利与道德之间不断进行探索与研究，寻找一套和谐的理论，才能进一步加快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