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最富深刻性与永久性的文学经典

2023-07-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最富深刻性与永久性的文学经典——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1]自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傅斯年最早关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评论文字，鲁迅研究已整整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八十多年来，不管有多少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和非难、藻饰与涂抹、贬损和苛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共识：鲁迅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最富深刻性与永久性的文学经典。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最富深刻性与永久性的文学经典——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1]

自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傅斯年最早关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评论文字，鲁迅研究已整整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八十多年来，不管有多少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和非难、藻饰与涂抹、贬损和苛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共识：鲁迅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最富深刻性与永久性的文学经典。但20世纪末以来，这一共识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责疑和非难：1998年朱文、韩东等一批青年作家在《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断裂”调查引起轩然大波，非议鲁迅的言论在20世纪末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1999年末葛红兵在《芙蓉》第6期发表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又引起争论；到2000年王朔在《收获》第2期发表《我是鲁迅》，引起更大的反响，贬损鲁迅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特别是互联网上，紧随王朔之后，出现了多篇批评鲁迅的文章，如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崔卫平的《阁楼上的疯男人》、杨小滨的《疯子·狂人·真假鲁迅》等，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这篇大作：他首先论述了为何“走不近鲁迅”，原来“一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差不多也是一部《西游记》。其中，最大的文化‘圣僧’就是鲁迅。鲁迅就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无形的光圈所包围的现代圣人。围绕着鲁迅的光圈称做‘鲁迅学’，或者‘鲁学’……这些‘鲁学家’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人们如果不是心存顶礼膜拜之意的话，就大有可能属于妖精之类，自然也就无一例外地被阻挡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张闳分析了鲁迅成为“圣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好朋友”（许寿裳）、“一位好夫人/好情人”（许广平）、“一些好弟子”（鲁迅的徒子徒孙们）的吹捧与虚构，并指出“‘鲁学’的主要工作是大量制造神话”，如“幻灯片神话”“鲁迅性格的神话”（此外，鲁迅还利用“青年必读书”作秀，做50大寿时“俨然上海滩的老大”）。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张闳批判了鲁迅的杂文“在这个鲁迅独创的文体中，自然不乏佳篇”，“但也有许多（特别是晚年的杂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这些作品文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这些文章在现代文化批评领域内开创了一种粗暴和简单化的风气……更可怕的是，他还是‘国家美学’的样板，直至今日，这种杂文依然是现代青年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必读书。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现代中国人的恶劣的文化态度和粗糙的美学趣味，以至好几代人都只能以为，激烈和偏执是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思想方式和美学公式，宽容和公允则在道德上差不多与罪恶等同”。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张闳批判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以至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阿Q正传》在艺术上过于单薄、粗糙，有时我感到很惋惜——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给写糟了！而且败笔甚多，比如它的结尾，写到阿Q赴死时看到围观群众的眼睛的一段，显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这是一处在艺术上不可原谅的严重败笔。而‘鲁学家’们都以为此处大有深意。”张闳认为鲁迅的小说最精彩的是《孔乙己》，《风波》、《祝福》算是佳作，《药》、《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勉强可以，《肥皂》、《高老夫子》的讽刺性还不如杂文来得精彩。《一件小事》、《弟兄》幼稚得可笑，近乎无聊。他认为“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在这里发挥得最充分。但这一点是‘鲁学家’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故事新编》没有《呐喊》、《彷徨》中那样多的‘深刻’思想。一位‘鲁学家’无论他有多么愚蠢，但只要掌握了所谓‘国民性批判’这一法宝，就能把握《呐喊》、《彷徨》以及鲁迅的杂文，但这件法宝用来解释《故事新编》或《野草》这样的艺术性较强的作品时，就不那么灵便了”。“至于《野草》，无疑是现代汉语文学中最为灿烂的艺术之花……《野草》展示了鲁迅内心世界丰富和复杂的一面，也是更真实的一面。因为他的痛苦和矛盾，使我感到他是真实的和可亲近的。而《野草》之后，鲁迅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摆脱内心矛盾的途径，他的写作反而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在文章的最后，张闳言不由衷地总结：“无论如何，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文化现象之一。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公民）的灵魂的真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确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或者还可以说是‘民族魂’。”

张闳的大作比起王朔对鲁迅的批评要有一点学术性，但是这种批评却体现了作者在批评观上的傲慢与偏见，极尽嘲讽之能事，文风也带有浓厚的“文革”大字报味道的激烈和偏执，采用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鲁迅几乎一无是处，鲁迅头顶的光圈不过是埋伏在“鲁迅学”周围的“鲁学家”们制造出来的。张闳的大作比起他的前辈（否定鲁迅的英雄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不过是在新锅里炒冷饭而已。而比起张闳来，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堪称奇文。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朱大可公布了他的惊人发现：鲁迅是“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仇恨的话语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朱大可从鲁迅的遗嘱中总结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1）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2）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3）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4）彻底否认夫妻感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5）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6）彻底否认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7）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朱大可指出“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这种欺诈性语境、劣质性语境和诽谤性语境的三重复合，描述了‘殖民地综合症’的大致外观。它是对殖民地情欲、租界自由主义和革命语境的最激烈的价值消解，并把鲁迅逼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朱大可甚至牵强附会地认为鲁迅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以“石库门楼主”和“四周的亭子间租客”来比喻鲁迅和论争者的关系。最后，朱大可得出结论：“毫无疑问，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总之，是殖民地时期（上海）鲁迅因丧失个人情欲而导致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仇恨政治学的崛起。这一结论的武断和牵强附会显而易见：将“文革”产生的原因归于鲁迅的仇恨政治学，岂不荒谬到极点？显然，张大可在极力鞭挞鲁迅的仇恨政治学时，感到了“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已经使他完全忘记了他挥舞着的正是仇恨话语的鞭子。

张闳、朱大可等批评鲁迅的文章代表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网上评论鲁迅的一种动态，情绪化占主导地位，理智清醒的真知灼见相对偏少，甚至以贬损鲁迅为荣，不贬不损而不快。本来，重评鲁迅并无不可，或许还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因为几十年来确实有对鲁迅神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但如果将重评当做不负责任的宣泄，信口雌黄，“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达到贬名人而成名人的目的，那就完全背离了学术的原则。那就不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骗人眼球的一种闹剧了。当然，我们大可不必神经过敏，将网上有关鲁迅的评论视为洪水猛兽，那毕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精神空间，尽管是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却有利于建设多元化和创造性的文化。我们提倡学术民主，提倡不同见解的争鸣，包容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但我们也不能任由贬损鲁迅的言论泛滥，否则，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郁达夫说得好：“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记取吗？作为经典，鲁迅的作品已经融入了文学传统，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不一样，“科学认识以一系列的发现构成，每一个后来的发现都使从前的发现过时”^［1］。那些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都只能作为一个因素被纳入当代科学之中，如牛顿的物理学只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的一个因素。而文学作品则因它总是从审美的角度把现实或历史的事物纳入自己的形象体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认识和艺术加工，变成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东西，并烙上作家独特个性的印记，因而如果说一切都会消逝，那么对伟大作家的杰作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来说却是例外。科学家的理论可以被后人修改，直至明显地被取代，而伟大作家的作品却不可能被后人的作品取代，总是保存着它独立的价值，如李白既没有被苏东坡融化，也没有被曹雪芹取代，正如他们也没有被鲁迅、郭沫若取代一样。20世纪的中国不可能为人类贡献第二个鲁迅，鲁迅只有一个，是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产生的巨人，任何一个文化巨擘都难以与之比肩。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巨人文化的特质，但也决不能不妄自菲薄，被这种特质所累，在新世纪里我们应有一种站到巨人肩上的勇气和魄力，但这种勇气和魄力却又不是表现为无知、狂妄、情绪化甚至庸俗化，故意制造轰动效应，背离学术的原则。

我们还是听一听鲁迅同时代的作家的声音吧，早在1937年，郁达夫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文里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郁达夫带有盖棺论定性质的评述，揭示了这样一个预言：鲁迅和他全部作品的存在，不仅使中国20世纪文学，能够以为世人公认的水平和特色跻身于最优秀的世界文学之林，而且它本身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拥有这样一笔精神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20世纪精神生活里最大的幸运。然而如何将这笔精神财富在新世纪转化为民族发展自身取之不尽的活水与源泉，则可能是几代文化人、几代鲁迅研究者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注释】

[1]本文是拟在南通市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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