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表率作用-《一个50后的鲁迅观》

论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表率作用^[1]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代表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与旧世界的搏斗中建立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在理论上对新文化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革新者，在许多领域为新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巨大的贡献，其博大的价值体系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鲁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在理论上

对新文化建设的引导作用

当代，当人们对传统文化感到困惑而对柏杨和李敖发生兴趣时，恐怕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柏杨和李敖对传统文化近乎嘲弄和苛刻的批判内容，其实是鲁迅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批判过的，而其深刻和猛烈、彻底和决绝，在中国可谓第一人。然而这却使某些人认为“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1］，这是一种笼统的呼天抢地的发泄，并认为鲁迅充其量仅是一个伟大的旧的文化的破坏者、批判家，而绝不是一个建设者。产生这种肤浅的认识完全是未能把握鲁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精髓的缘故。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充溢着文化巨人的独特睿智，是始终以新文化的建设为指归的，他的异常猛烈的批判、否定不过是因为他以为旧的文化破坏得愈彻底，荡涤得愈干净，新文化大厦的建设才愈顺利。鲁迅正是以“看透把戏”的强大自信心，在对“过去回忆”的深刻批判中，才实现了对现实的无情鞭挞，而这正是为了光明对黑暗的战取，“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2］。因此，他强烈反对寇盗式的破坏，认为与建设无关，是不足取的。他满怀豪情地宣告：“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3］

鲁迅高扬拿来主义旗帜，认为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

1.吸收域外一切优秀文化。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必须迅速向前发展，把当今世界上具有最大价值的东西统统拿过来。”^［4］他十分赞赏我国汉唐时期对域外文化那种闳放的气度和雄大的魄力，认为必须像他们那样“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5］。

2.择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人们对鲁迅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决绝的否定，是一种片面的批判和否定。其实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是以域外文化为参照系的，尽管他的批判和否定有时言辞过于尖锐和锋利，让人难以接受，但他并没有抛弃传统文化。他异常清醒地指出，新文化的建设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6］，必须用“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7］，“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也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8］。

3.改造大众文化。尽管鲁迅认为中国历来只有统治者有文化，而大众没有文化，但他深知大众对于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新文化建设“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9］。因此，他主张对于实际存在的大众文化不能视而不见，应“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否则新文化的建设“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10］。

可见鲁迅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他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批判否定仅是手段，建设才是目，这就在理论上划清了与“全盘西化”和“虚无主义”的界限，给新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通途。新文化正是在鲁迅等先驱的指引下才得以建设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鲁迅对新文化建设作出的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引导作用，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他在文化的诸多领域以开路先锋的姿态作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宝贵探索，并以其辉煌的业绩在新文化建设的史册上建立了一块块不可磨灭的丰碑，为新文化建设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实际的光辉榜样。

鲁迅对新文化建设作出的独特的巨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鲁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首先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中国文化巨人和中国第一作家的首要标志。在这方面，他有三个首创：

第一，将自己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经验的承传、择取和发扬与对世界进步文学的丰富营养的积极汲取和借鉴密切结合起来，他创造了中国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使白话文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主要的文体。他的《呐喊》、《彷徨》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石，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也成为世界文学之林的艺术明珠。

第二，他以格式独特新颖、内容幽昧难识的《野草》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部“奇书”，它是鲁迅在艺术探索上的新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

第三，他创造了简约严明、清峻犀利的鲁迅式杂文，融哲理思考与形象描述、精练的议论与深沉的抒情于一炉。本来，杂文“古已有之”，但到了鲁迅才“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独特的新文体。鲁迅的杂文，在他生活、战斗的年代里，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做到的。

另外，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为新文学提供了大量文艺创作的精品，而且更在于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概括了自己从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并吸取古今中外文艺理论批评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宝库。

2.引进域外文化。在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满腔热情，希望通过翻译的域外作品去唤醒和激发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鲁迅非常热心于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学，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坷的《童话集》，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大量作品，译作总计达310多万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首先介绍了国外的新木刻技术，使中国已有一千五六百年历史却濒死的木刻又复苏过来，并由匠技成为独立创造的一门真正的艺术，而且“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犀利的人民武器”，“以健全的现实主义，配合着人民的要求，紧迫着时代的动向，迈进了它的大步”^［11］。令人难忘的是鲁迅逝世前的11天还应邀参观了“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为扶持木刻这门新兴艺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3.弘扬民族文化。鲁迅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加上他的勤奋苦学和潜心治学，使他成为博学多才的巨子，因此，他才得以不失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旧体诗歌的创作。鲁迅的诗歌不多见，特别是旧体诗在其整个的文学创作遗产中所占的比重尽管不大，但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以及富于民族传统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让人折服。正如郭沫若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12］

第二，古籍整理。在鲁迅的一生中，整理辑录古籍工作曾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辑录过古代史地、古典小说、博物等类佚书文物，校录过古代文集、小说集，摘编过小说评论方面资料，其整理古籍的面真可谓广。鲁迅辑录、校勘古籍的研究著作约有80万字。

第三，文学史研究。据北京鲁迅博物馆所收集到的鲁迅藏书来看，约有4000种，13000册，其中除了较多数量的文学艺术书刊外，还有许多社会科学（其中涉及哲学、历史、美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等学科）、自然科学（其中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生物学、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方面的书籍，还有许多难得的珍本古籍、名著和珍贵的金石拓片等。这些藏书表明了鲁迅潜心治学的历程，也表明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颇多建树绝不是偶然的。他写下的一系列文学研究的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和文章，开辟了中国文学历史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我国两千年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之小说历来无史”的局面；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和精彩独到的见解，并将永载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册。

4.扶持、培养文化新战士。作为青年的导师和朋友，鲁迅一生为扶持和培养文化新战士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可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生接待了大约500名来访的青年；拆阅约1200个青年给他的来信，并亲自给他们回信约3500封；此外，鲁迅所编辑的报刊、杂志、丛书有40种，为青年作者写序或跋的书约有55种；为青年校阅、编选、介绍的书约有54种。经鲁迅关怀和帮助成长的青年作家的队伍中，我们看到萧红、萧军、柔石、殷夫、叶紫、巴金、丁玲、胡风……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几天里，当他得知被他称赞“得到世界的读者”的叶紫病重住院，急需用钱时，便慨然拿出50元钱，然而此时的他病魔缠身、生活也很拮据。鲁迅到底为新文化队伍培育了多少战士？他们又为新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恐怕是无法统计了。

5.反法西斯文化围剿。鲁迅的晚期适逢法西斯文化围剿，法西斯文化对新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进行围剿。作为思想已高度成熟的鲁迅为捍卫新文化，毅然地选择了左翼文化，成为“左联”的一棵参天大树，果敢地站在反法西斯文化围剿的前列，展开了比五四时期更为英勇、更为激烈、更为坚决的斗争。他用来反围剿的锐利武器——杂文，充分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和强大的威力。在这期间他写下的杂文比前九年多两倍，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他作出了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特有的贡献，也表现了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一代文化伟人的英雄本色。尽管左翼文化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和不足，但作为当时文化的主潮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毕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的发展和壮大与鲁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不愧是新文化建设的旗手和主将，这将永远载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史册。

三、鲁迅的价值体系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影响

鲁迅的价值体系是指鲁迅的人格、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作品，鲁迅为新文化建设作出的全部贡献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它随着社会文化的演变，尤其是价值观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摆幅，即使这种摆幅到了极限的程度，即使鲁迅从经典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典时，鲁迅价值体系的那种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不会消逝，它不仅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而且在现在，甚至在将来，依然光芒四射。

鲁迅的价值体系以不可遏制的强力对当代文化建设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当代文化是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我们探讨当代文化，追根溯源不能不对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全面的了解，不能不从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那里获取科学的认识。当代中国不管什么人，不管对鲁迅持什么态度，或崇敬，或歪曲，或贬低，或当做一块“敲门砖”，但都不能忽视鲁迅。如果过早地将鲁迅当做“古典”，当做“历史”，埋进博物馆的尘埃中，就等于忘记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历史，当代文化建设的进程就会受到阻碍，并产生偏移。

鲁迅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鲁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所蕴涵的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和改造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伟大工程的构想，具有强大的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只要产生封建思想的文化土壤和毒瘤一天没有被铲除干净，只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全体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鲁迅的思想就依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彩，对当代中国产生影响，不管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也不管鲁迅当年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是多么的真诚。

2.鲁迅辉煌的文化业绩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昭示作用。当代中国，鲁迅已成了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学、美学、文献学、逻辑学、社会学等学科都饶有兴趣和卓有成效地对鲁迅进行了研究，并从鲁迅那里吸取了营养，况且鲁迅也为我国社会科学增加了一门受到广泛重视和日渐成熟的独立学科——鲁迅学。

3.鲁迅的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鲁迅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当代文学不仅从他的创作思想中得到启迪，而且从他的艺术成就中也获益匪浅。新时期以来各种文艺思潮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平心而论，确实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有的在艺术技巧上甚至可以说超过了鲁迅，这是值得可喜的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出现人们企盼的鲁迅那样的大作家，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作家仅仅注意了艺术的追赶和超越，而忽略了思想的追求，显得浮躁和浅薄，况且远未像鲁迅那样达到了内面世界和外面表现之差的消融，因而作品在整体上仍达不到鲁迅的高度。作为创作的典范，鲁迅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会消逝。当然，文学创作不能定一家自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应提倡各种艺术追求，提倡百花齐放，但倘若忽视了学习鲁迅宝贵的艺术经验，而只将目光盯着现代派(当然向西方学习优秀的艺术也是应该的)，以自我为中心，玩文学、玩人生、玩社会，当代文学的创作将走向一个怪圈，不可能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由上可见，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表率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感受到他这种表率作用的伟大，也会从他的表率作用中进一步受到有益的启迪，从而推动当代文化沿着鲁迅等先驱开辟的新文化的航向不断向前发展，这于民族无疑是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1］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8页。

［2］［8］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6、355页。

［3］鲁迅：《集外集拾遗·一九三四年（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419页。

［4］《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5］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6］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9页。

［9］［10］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3、224页。

［11］《北方木刻》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12］《鲁迅诗稿》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注释】

[1]本文写于1994年12月，原载《南通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