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对鲁迅的人格观察：希望存在未来

2023-07-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人格论之一[1]55年前，当沈钧儒代表各界人民庄严地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挽幛覆盖在鲁迅先生身上时，鲁迅就不仅仅作为新文化的奠基者，而是作为一代文化伟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魂为人们永远怀念。［1］在中国近代史上，敢于埋葬自己的，鲁迅要算第一人。［7］他常常诅咒他的思想，“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人格论之一^[1]

55年前，当沈钧儒代表各界人民庄严地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挽幛覆盖在鲁迅先生身上时，鲁迅就不仅仅作为新文化的奠基者，而是作为一代文化伟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魂为人们永远怀念。人们仰慕他的辉煌业绩，更崇仰他崇高而伟大的人格。如果说西方古代先哲苏格拉底不是作为“神的形象，而是作为人的形象的代表者”出现（马克思语），那么鲁迅便是东方现代所产生的“人的形象的代表者”。作为“人之子”，他一生追求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灵魂的真善美。在贯穿于一生的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的观照和驱使下，他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殊死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搏斗，达到了“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极高境界，这是鲁迅之为鲁迅的魅力所在。尽管当代中国已不可能再现一百多年前这个中华民族的精魂，但让人欣慰的是他的灵魂，他的人格却仍然在我们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跃动着强烈的脉搏。

（一）

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地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快些过去。^［1］

在中国近代史上，敢于埋葬自己的，鲁迅要算第一人。鲁迅生活的时期，是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向现代化的新中国过渡的历史时期，除旧布新，风起云涌，一切都在转变和发展之中。落伍者的悲剧在于不想在变革时代、变革世界的过程中同时变革自己，而只想翻天覆地名垂史册、功彪千秋，其结果当然只能昙花一现。而鲁迅不仅作为时代变革的催生者，还把自己作为时代的变革对象。他以为自己只是陈旧进化链子上一环的中间物，革命成功了，他的时代就结束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是充当旧世界的掘墓人，当旧世界的大厦崩溃倾塌时他也将随之“沉没”。因此，他根本不想也没有去建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宝塔，让自己高高坐在塔尖俯视芸芸众生，而是苦心经营赶砌一座小坟，彻底地决绝地埋葬自己，让自己与世界一同灭亡。

鲁迅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有意描写和议论过“坟”，指出自己前进的方向和终点是“坟”，而不是其他。这显然不是一时激情所至，而是清醒的理性所至。作为封建宗法社会和士大夫阶层的逆子叛臣，鲁迅深刻地感受到士大夫的种种丑恶、卑劣和虚伪。他刻骨铭心地“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2］。因此，他不仅决计埋葬他的过去，还决计埋葬他的现在，甚至决计埋葬他的将来。他是“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的，“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和奴才环境里的孩子”^［3］。因此，当有青年请他指路时，他丝毫没有“前辈”和“导师”的盛气，只是非常诚恳地说：“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4］所以他把自己对旧世界和自己的批判看做是“掘坑”，“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目的是“埋掉自己”，并认为是他“所十分甘愿的”。

正因为这种清醒的自我灭亡、自我埋葬的悲剧意识，鲁迅才义无反顾地，“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对于死亡有皆大欢喜”。他把自己的生命暗暗地消去作为“唯一的愿望”，他觉得与其僵死般地生活在虚伪的天神和贵族的宫殿里，“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埋进真实的坟墓中。

鲁迅的自我埋葬，表露了他对旧世界的决绝态度以及同旧我彻底决裂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显示了他的交融着民族悲愤和人民苦难的个人苦闷，成为一种绝望的反抗，但“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5］，也比西方文化中的凤凰涅槃更显得大悲大壮。西方的凤凰涅槃被人们看做是在毁弃旧我的剧痛中追求新生的象征，其境界为人们所向往。鲁迅也很向往这种“新生”。但他觉得这“新生”却不能属于他，而是属于未来，属于新世界。因此，他热诚地讴歌未来，讴歌新世界，并在绝望中拥抱希望，“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现实和未来之间不免碰死于他热情讴歌的未来的纪念碑上，他埋葬传统，传统也会埋葬他。他不奢望自己的“新生”，但是他把自己的死亡和朽腐看做是世界“新生”的一部分。这种大悲大壮的自我毁灭意识，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而是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文化巨擘那样的精神巨子才能具有。然而使鲁迅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一心一意营造埋葬自己的坟墓时，却无形中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座真实的不朽的巍峨灿灿的灵魂金字塔。

（二）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6］

鲁迅在为未来清结旧账，开辟新路的“捐躯”过程中，并非简单地毁弃旧我，而是无时无刻不在灵魂深处摆开格斗的战场，冷酷地无情地拷打自己，剥脱自己，洗刷旧世界在他身上留下的污迹。

鲁迅对于旧的传统对他的毒害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说“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7］他常常诅咒他的思想，“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他沉重地抨击自己“思想太黑暗”。他在清除旧世界对他的荼毒时，始终怀着一种沉痛而虔诚的忏悔精神，这种忏悔当然不是宗教式，也不是卢梭式的，托尔斯泰式的，而是鲁迅式的，它不是对旧世界半哀半挽的藕断丝连的留念，而是充满着对旧世界的无比憎恨，对旧的自我的决绝否定，对未来新世界的热切企望，对青年一代真挚的爱护和关怀。

鲁迅对古老鬼魂的搏斗，别人有时不免感到太偏激。其实这一点鲁迅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常说他“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8］。他把愤激就是作为坏脾气对待的。他说：“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相反。”^［9］他承认自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消长起伏”，所以，“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0］其实鲁迅的愤激半是情感的喷涌，半是理性的观照。面对强大旧世界的黑暗势力对自己灵魂的压迫和窒息，鲁迅以超人勇气石破天惊地发出了毁坏四千年铁屋子的呐喊，但结果却如一箭之入大海，并无什么反应。这使他感到自己与民众和社会间的巨大距离与深刻鸿沟，但他又无法缩小距离和跨越鸿沟。他感叹自己的有限性和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然而他的强大生命力量和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悲剧意志使他选择了绝望的反抗的道路，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老法子“骄傲”与“玩世不恭”，为的是“醒的时候免去若干苦痛”，尽管他认为这并不好，也是一种毛病。因此，他对旧世界包括对自己的批判，态度之决绝，意志之坚定，言辞之辛辣，他人难以企及。这种愤激显然是时代所致，这种严于解剖自己，至死都在和自己的灵魂进行搏斗的“偏激”，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具有。

鲁迅对自己的严于解剖，不仅表现在他与古老灵魂的格斗和对自己的坏脾气的批判上，还表现在他对名利的淡泊和荡涤上。

鲁迅于辛亥革命后做过教育部的官员，还做过大学教授。“五四”以后各种桂冠落在他的头上，对此他认为“‘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11］。尽管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也有过短暂的顾忌，但他很快就抛弃了。因此，他从不务虚名，从不为名缰利索所羁绊。他一向反对将他的作品改编成剧本或电影，认为他的作品不足以值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得好；他从不肯轻易让人写他的传记和访问记之类的。尤其让人钦佩不已的是鲁迅对诺贝尔奖的辞绝。1927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通过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征询鲁迅的作品，为他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并探询鲁迅的意见。这对鲁迅的灵魂既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全世界作家梦寐以求而自己又有希望可以摘取的桂冠，鲁迅表现了惊人的冷静和谦虚：“诺贝尔赏金……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12］作为当时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伟大作家，鲁迅如此淡泊于世界文学的最高奖赏，倘没有严于解剖自己，无情剥脱自己灵魂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何以能做到呢？

（三）

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13］

鲁迅认为新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而这巨大的建筑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没有基石就没有大厦，因此，自己甘愿做这一木一石。而事实上他确实把自己自觉地贡献给了由他开创而由人们所践踏的联结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桥梁。作为过渡时期一代伟大的启蒙家，他先觉者的命运跟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不能不充当历史进步的牺牲品。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自觉的神圣的使命。他的名言：“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4］便是他的光辉的真实写照。

鲁迅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表白他的心愿：甘愿做中国最需要做苦工的人，甘愿做为人践踏而不足惜的人梯者。为此，他不在乎“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甚至把自己“煎熬了请人喝过汁”，即使受了伤，也只是“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15］。

他要求青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十分感慨地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16］，“消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尽管如此，鲁迅仍没有丝毫懈怠，甚至怀着一种深深的屈辱感和负罪感：“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这是怎样的苦境？”^［17］这种悲凉的心境自然与鲁迅决然牺牲自己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流言的恶毒包围、诽谤和摧残尽管未能崩溃他的神经，却使他不得不横着站着看世道，他万分痛楚和愤怒地抨击流言是中国的“大宗国粹”，给了他一生最大的损害。

当他最深沉的热爱着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从背后向他射去一把把的暗箭，视他为“绊脚石”时，他的心几乎碎了：“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18］。

面对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和剧烈的急遽的社会斗争，他的生活常常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被禁书、被通缉、被列入黑名单。尽管无所畏惧，却也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当他以文化伟人的雄姿，牺牲自己作为文学家可能会有的更加辉煌的创作，而转向专门运用投枪式的杂文进行英勇无比的战斗时，一些“苍蝇”和蚊子”竟讥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鄙视地叫他“杂感专家”。于是他决计要在“苍蝇”和“蚊子”的嗡嗡声中将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使那些憎恶他的文章的绅士们永远不舒服。

在种种的残酷的打击面前，鲁迅集绝望、悲哀、幻灭、愤激、孤独于一身。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他既然自愿把自己作为新旧社会交替中的一块基石，作为历史取得进步的祭品，就义无反顾了，就必然要跟自己的绝望、悲哀、幻灭、愤激、孤独作韧性的顽强的拼搏，坚定自我牺牲的信念，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说：“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19］。这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的心声，在这种顽强的信念观照下，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地工作着，为新世界的到来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四）

我以我血荐轩辕。^［20］

鲁迅这位精神巨子甘于献身的牺牲精神和敢于跟灵魂展开殊死搏斗的勇气能达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境界，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其渊源的。

首先源于鲁迅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真诚、最无私、最深沉的热爱。他的赤诚之心和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来，即以强烈的爱憎撼人心灵。鲁迅是集民族、家庭、个人之大悲于一身的精神巨子，总是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

作为民族的大脑和精魂，他对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封建思想痛心疾首、击中要害的无情批判，对沉睡的不觉悟的中国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猛烈抨击，甚至在黑暗势力的猖獗时极激愤地喊出的“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的极端心声，让人感到他一生似乎都高擎着憎的大纛，其实这正是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种热忱的变了形的爱。他渴望着古老的贫弱的中华民族能够早日得到复兴，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盼望着沉睡的中国人早日觉醒，摆脱封建的精神桎梏，成为人格健全的新人。因此，他才无比憎恨旧世界，憎之越深，爱之越烈，这是鲁迅的真面目。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他的弃医从文，他的一生对改造国民性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千古绝唱。

其次，鲁迅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他的拿来主义使他能够清醒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这其中包括了中西古先哲那种牺牲自我而利于他人的殉道精神。

早年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受老师章太炎影响就开始接触和研究佛学。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幸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坎坷遭遇将鲁迅再一次逼到佛教的边缘，佛教的教义在他内心引起共鸣。但鲁迅是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他一方面以佛教思想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武器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一方面还注意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他高度称赞唐代僧人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所体现的宗教精神——为实现理想而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把他也列入“中国的脊梁”之列。他还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及释迦牟尼“投身饲虎”的故事。因而，他人格中的勇于探索、甘于献身的牺牲精神与玄奘的“舍生求法”以及释迦牟尼的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精神有着自然一脉相承的联系。此外，五四时期“宗教与科学”的讨论对基督所提倡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博爱的精神的肯定，也引起了鲁迅的共鸣。他认为在冷酷、黑暗、污浊之中，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自己的血液里，有利于拯救和净化自己的灵魂，增强与苦难作斗争的信念和勇气。他曾在《野草》中描写过“神之子”耶稣被钉杀而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悲壮的故事，充分宣泄了他作为“人之子”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感受，流露了他牺牲自己，登上历史的祭坛的大苦痛、大悲哀和大欢喜的情感，令人战栗和惊骇。

再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帮助他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与旧世界和自己搏斗的信心和勇气。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21］这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他在对各种学说进行比较后作出的真诚的选择，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的选择，是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勇大智者的选择。这个选择使鲁迅站到了历史的更高处，使他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和升华。他深情地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22］这是何等的深沉，又是何等的超然!正是在这种自觉的高尚的“捐躯”意识的驱使下，鲁迅才从历史的污浊中走出来，彻底告别了旧我，以崭新的姿态永久地走向了未来。

以上是对鲁迅人格中的自觉献身精神和勇于跟自己灵魂作搏斗的运行轨迹的一个粗略的勾勒。可以看出，鲁迅的自觉献身精神催生了他与自己灵魂搏斗的信念和勇气，而在与自己灵魂的殊死搏斗中，又使他的献身精神不断得到升华。献身精神之于灵魂搏斗，灵魂搏斗之于献身精神，须臾不可分离。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赤诚的爱心和无私的人道主义，使他和古先哲的舍己利人的殉道精神产生共鸣，马克思主义使他的灵魂更加净化。正因为如此，一代精神巨子才得以完成了他的灵魂搏斗的历程：从埋葬自己出发——到洗涤旧世界给自己造成的污浊——到毫无保留地为新世界“捐躯”，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灵魂交响乐，一首千古绝唱，这至今仍然是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不可或缺的强音。

参考文献：

［1］［2］［3］《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4、99、98页。

［4］［6］［7］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4～285页。

［5］鲁迅：《书信·致赵其文1925年》，《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2页。

［8］鲁迅：《两地书·一三五》，《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9］鲁迅：《两地书·七三》，《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

［10］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页。

［11］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12］鲁迅：《书信·致台静农1927年》，《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0页。

［13］［19］鲁迅：《书信·致曹白1936》，《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7页。

［14］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15］鲁迅：《书信·致曹聚仁193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