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史》揭示的悲剧意识及其分析

严绍竹

昭通作家孙世祥的小说《神史》一书叙述的是滇东北一个叫发喇的村子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生活，用以人代史的方式，以主人公孙天主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勾勒出一幅独特的农村生活画卷。这部充满了苦难的作品是一部以泪和血所铸就的悲剧。作者孙世祥以其独特的写作方式，用一种讲述性的语言，用大量的文言句式和方言俚语，为我们描绘出沉重的泥土气息。小说情节冗长，但语言干净简洁，大量生活的细节为我们还原出生活的真实境况，使人因为体验而感受到一种确信无疑的叙述力量。文中的每个字句，构成了这部满是辛酸和思考的启示录。整部小说的结构由两条线索互相缠绕而成，同时展现了以发喇村为中心的滇东北这30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小说主人公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孙无名）的个人奋斗、挣扎史，所呈现的是一种信仰：活着，就没有退缩，没有妥协，没有绝望。《神史》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现实之外人神共仰的现实——天堂在远方，活着即使未来走向神性的天堂，身后即为“神史”。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悲剧，它最深刻、内涵最丰富的就是悲剧意识的呈现。

一、对悲剧意识的阐述

1.悲　剧

悲剧，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以表现人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极其悲惨结局以及在精神方面的超越为基本特点，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存在状态。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悲剧所下的定义是：“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1]他说：“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示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还是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都是可怕的。”^[2]在苦难的人生历程中，人不停地用那有限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叔本华也曾感叹：“任何个别人的生活，如果是整个一般去看，并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轮廓，那当然总是一个悲剧，举不胜举的痛苦渗透世界每一个角落。”^[3]

2.悲剧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4]悲剧意识作为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对人类文化、现实困境的暴露，并在暴露基础上的一种情感再造，是人在现实矛盾面前的困惑、迷茫、沉思和不懈的追寻，是一种永不熄灭的探索之火。它肯定了人类现实的苦难和终极的不和谐，主体始终处于一种追求过程，但面临的往往是短期内无法战胜的死亡。它是人的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存在方式，是人对现实存在状态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理性沉思。作为个体的人，常通过悲剧意识贯通人类的普通情感，从而跨越古今文化背景的差异，实现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对话，要实现这样的对话就必须要有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5]因此“真正的悲剧意识远不只是痛苦和死亡、流逝和灭绝的沉思默想。倘若这些事情要成为悲剧，人就必须行动。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人才会进入必定要毁灭他的悲剧困境”^[6]。

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隐藏着这样一种悲剧意识。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来自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来自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这些都使人类的生命在不断地消失。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要因为面对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无谓地牺牲自己短暂的生命。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要迎战我们所意想不到、也不愿去承受、但却又无法抗拒的非理性的压力。正是有了生与死、灵与肉的悲剧性矛盾冲突，才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但人们面对生存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却敢于以一种理性精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是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它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这才导致了这种有别于动物的意识的产生。

人类最初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人类对自身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人类产生了本能性的悲剧意识。而这种生命悲剧意识说到底是人类共同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悲剧意识，它首先是缘于人生忧患、生命困惑而产生的，这是人类最本质的悲剧意识，它决定着其他一切悲剧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悲剧性在现象形态上有两种：现实悲剧性和艺术悲剧性。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是对现实悲剧的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因此，悲剧意识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所在。

纵观东西方文化，我们都能看到悲剧意识的影子。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现实世界中有着某种内在的悲剧性冲突的事件。但是由于许多原因，中国与西方的悲剧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将宇宙、自然完全看作是人的对立存在，人类面对着强大的对立物产生出的压抑和悲痛感深刻而强烈，悲剧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可抗拒的毁灭结局中凸现出人在精神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完成人的精神的悲剧性张扬，使人的精神得到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西方传统的典型悲剧一般称作“崇高型悲剧”或“超越型悲剧”。但在中国，悲剧意识却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长久以来，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追求。中国人信仰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人和宇宙、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所以在强大的宇宙和自然面前，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感到自身的卑微或相信人定胜天。中国的悲剧主要是人格、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悲剧。“就像黄土地只能产生中国人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形态凝结成了独具特色和富有文化韵味的中国的悲剧意识。中国人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矛盾中产生了追求理想而不得的生命困惑与忧思，以及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历史进步而个体生命异化的悲剧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求索与追寻：追寻理想的人生境界，追寻不朽而永恒的生命存在。这一切艰辛而执着的过程与无论是否有结果的结局凝成了中国人无限而厚重的生命悲剧意识。”^[7]

孙世祥在《神史》中所描述的就是关于理想、人生以及生命的无限厚重的悲剧意识。在他所编织的悲苦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无尽的挣扎过后的希望以及轮回的苦难，而在书中所展示出的是对这种悲剧现实的思考和想改变现实而不能的无奈。孙世祥在为我们展现出悲情世界的同时融入了更多关于生命的思考。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现悲剧，而是从更深层次挖掘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

二、《神史》中悲剧意识的内涵

对于《神史》这部悲剧来说，其悲剧意识是深刻的，是多层次的，主要体现在理想的悲剧、爱情的悲剧、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五个方面。

1.理想的悲剧

整部小说史由两条线索相互缠绕而成，但主线却是围绕主人公孙天主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展开，因此这部小说可以概括为孙天主的个人奋斗史。作家以孙天主追求理想的过程艰辛、无奈、痛苦以及思考构筑了全文，可以这样说他为他的梦想付出了全部，他的一生都是不停地奋斗，他是为他的理想而生的。但是在现实面前，这样一个勇于追求理想的人，最终还是遭遇了理想的悲剧。

孙天主自小便表现出他的过人的聪明才智，虽然出生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极度贫乏的村庄，但却遮蔽不了他的独特光芒。他还在上小学时便有这样的思考：“为何英军能在数万公里外来中国大陆割下香港，我军不能也跨越数万公里到英国割下一个岛屿来呢？为何俄国能来中国首都签订《北京条约》割占中国的领土，中国不能到俄国首都签订《彼得堡条约》割占西伯利亚呢？为何有侵华日军，就没有侵日华军呢？日军能在中国首都南京杀三十万民众，华军为何不能到日本首都东京去杀上三十万呢？”他嫌“富贵”一名太俗，立志要做天的朋友，改名“孙天俦”。他喜欢写作，在《我的理想》中写道：“人类太渺小！相较无限的时间，如电光火花；相较无限的空间，如飞灰微尘。正因一己之小和微，才要拼命去图大和巨。即使所谋不成，尚可得到永恒的精神！我之所欲，我之所图，即此精神也！得此精神则人生的目的、意义尽得。我生为此精神而来，死为此精神而去。人生只有一次。茫茫过去、漫漫未来均是死寂。短短的几十年，必须得拼尽所有的才力和意志，拼命地战斗，拼命地放光。像恒星把世界照亮。甚至单一恒星的光也太微弱，要聚宇宙间所有的星体为一，放出光来，才能表达英雄的欲念、豪杰的襟怀。恒星们循规蹈矩，不值得效仿！甚至如太阳，它每天就带这么几颗行星，以二万光年一周的缓慢速度绕银河系转，无聊之至！我必须打破一切束缚，摧毁一切格局，扫除一切障碍，成为天地间永恒的中心。”又在一些文章里他写道：“我要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于一身！凡是世上有的，我都要尽尝；世上没有的，我都要创造！人生如此，始无遗憾！”这便是他的理想，兼济天下的理想，试想小小的发喇，怎能困住这颗不羁的灵魂。

他追寻理想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血和泪的坎坷之路。他深知知识的重要，便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吸取知识的养分，并在求知中不停成长。他面对社会的不良风气，他气愤了，不愿做天的朋友了，他要做天的主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孙天主。但他的言行却与现实格格不入，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十足的疯子。工作后他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他看到身边的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个都变成了生活的奴隶，权利的走狗，他很痛心，但是却无法改变什么。“因为现实生活的困境，又看不到任何前途，他们精神极度颓废，因为生存空间的狭窄，又陷入恶性的生存竞争。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依然做梦的小说主人公，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异类，一个‘疯子’，越来越被边缘化，以致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8]孙天主就是这样一个“狂人”，一个与世俗对抗的疯子，既有道德的义愤，也有思想的自觉。对尊严的追求是主人公百折不挠、直面苦难、追求真理的力量源泉。孙天主在生活的困厄之中，由一个理想主义，一个恣意妄为的激进反叛者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青年，担负家庭的责任。但是他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正是他伟大理想的渐渐泯灭的过程，努力过、挣扎过、抗争过的他在现实中只是米粮坝中学一名普通语文教师，这与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可谓是大相径庭。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困境让他必须选择这样一条路，但是他仍然接受了，而且还庆幸自己，因为他终于逃脱了农村。“要是我这一生这么过，那还怎么过呢！我是否有耐心把这几十年过完？平时说人生苦短，但细想下来又是如此漫长！我得赶紧走，逃脱农村，逃脱当农民的悲惨地位啊！”他已经摆脱了这样的命运。到这里已经蕴含其关于理想的悲剧性——人在现实面前总是那么无奈，现实生活已与理想无关。

孙天主虽然已经接受这样的生活，但是并未向这样的命运低头。米粮坝这样一个地方并不能困住他。他走出米粮坝，来到乌蒙，然后看到了昆明城，远走广东，最后到了北京。他用他的能力、他的才学证明了他自己，也在首都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了国家公务员。这虽然与他要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于一身的人生相差甚远，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他终于获得完全的独立，终于把苦日子熬出头了，终于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终于能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施展他的抱负和理想。这里也许是他理想的终点，更有可能是他命运的起点。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他应该是成功了。但是当我们看到希望并感到喜悦时，在他回京的路上，却因司机心生嫉妒而车翻悬崖命丧黄泉。“一个小小的丑恶的嫉妒就可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生命的乐章刚刚弹起又弦断音消。”^[9]俗话说人死灯灭，人已死，那些关于他的理想就不复存在，也无价值。孙天主的死是人无法预料的，孙世祥正是以这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结尾，为我们演绎了关于理想的悲剧。

孙天主在奋斗的道路上始终是一个人，他是孤独的奋斗者。自始至终都没人理解他，他是理想道路上的苦行僧。“一个人越具有超凡的智慧，越有清晰的认识，他就越痛苦。天才者，最痛苦之人也。”^[10]他独自一个人沉醉在他的世界里，进行着关于理想和梦想的编织。“他在内心深处是极孤傲的，现实中的卑微与狂放的理想形成巨大的反差，使他的孤傲多少有些惨伤。于是这种孤独感也情不自禁地反射在了主人公孙天主身上。”^[11]

2.爱情的悲剧

孙天主的一生虽说始终与理想为伴，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总有那么几段似有似无的爱情让他感动，让他无奈。晏明星、路昭晨、由敏、欧阳红、杨春晓、梁榕这些人都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感情痕迹。她们之中既有纯洁可爱的少女，也有成熟的少妇。她们欣赏他的才华，因此倾慕于他。在个人的感情世界中，孙天主始终是处在被动地位，他面对众多优秀女性的追求，显得那么的无所适从。他没能正确表达他的感情，终究未能留住她们或与一人牵手。在他身处困境之时，她们对他的爱依旧不变，还竭尽全力帮助他，为他的前途出谋划策，像路昭晨和由敏。

这样的感情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晏明星让他尝到了刻骨铭心的初恋滋味，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塑造了一个以晏明星为原型的女主人公，赞美、歌颂他的初恋女孩。但是他的初恋却在攀比自卑中迷失了自己，因此她觉得对不起孙天主，一直躲着他。而路昭晨却给他一种别样的情感体验：“慨叹路是个千年难遇的尤物。命运大约要他在斯时、斯地与她相逢。试想茫茫宇内，他早生百年，晚生百年，都无法遇她。她早生晚生百年，也是如此。或同时生于今天，而她生于别国他洲，或己生于别国他洲，又何由得遇？以时间之长远，空间之浩茫，概率之低，不可想象。得遇于此，实是奇遇。仿佛天地专为他孙天俦而造此女也！”他们可谓是两情相悦，路虽有挣扎，但迫于家庭的压力跟书记之子相恋，由于涉世未深被骗，成为权力的牺牲品。面对这样的变故，孙天主发电报给路“均悉。天已崩，地已坼；海已枯，石已烂；人已死，心已灭，情已尽。不欲再见矣！”作为读者我们当然能理解他的痛苦。多年后在广州再次相遇，早已物是人非了。其后是高官之女由敏的青睐，再有欧阳红的自杀，让他深感惭愧。工作后他面对已婚少妇梁榕的爱慕和诱惑，让他情难自禁。安国华说过：“爱情，融最深层的原欲和最美的人生理想为一体，潜有最大的活力、激动、破坏、理想至上的浪漫精神和超越性。”按理说有这么多的红颜知己，他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他从未真正享受过爱情的甜蜜和温馨，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爱情仍是一部悲剧。

3.生命的悲剧

《神史》中体现着强烈的生命关怀意识，这是一种对于发喇人自由生命的浑然不觉、麻木无知、生命缺少主体性的悲剧的反思。主人公在早年生活中就有这样的感悟和体验，由于弟弟的死他感到：“死亡太可怕了，随时可以消灭任何人。人死万事休。”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生命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人类却明知死亡的必然降临却仍孜孜不倦的追求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长存，这就是矛盾之所在，这也就必然会生成悲剧。主人公的死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无论他是如何和命运抗争，如何的成功，当从他跌落山崖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归于无形，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一个荒凉村，四千可怜人”，这便是孙世祥笔下发喇的真实写照。贫穷，犹如一把利剑高悬在发喇的天空。由于贫困，他们无法对生命加以更好的关照。生命之于发喇，就像草芥一般随意丢弃，这是可悲的，但是对于发喇来说这也是无奈的。我们看到孙天主二弟的死，不禁感慨。举目全村，没有一家父母不经历丧子亡女之痛。文中丁家敏的死，更是让我们看到对生命的不尊重。生命短暂而可贵，每个人只能拥有它的一次使用权。人类不停地与死亡做着抗争，但是在发喇生命还比不上金钱，这样的世界怎么能不让人绝望。发喇村民不知道自己的来处，这些无根或失根的人也不存在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反思、追问，他们没有关于生存道理和正义的反省。

4.人性的悲剧

人性，是孙世祥在《神史》中要表现的重要主题。对人性丑陋一面的揭示、批判和思考构成了小说的人性悲剧。书中描述的米粮坝县荞麦山公社发喇村，三面巨壁，荒凉少物，海拔两千多米，因群山环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因为贫困、落后，发喇村人越发的昏聩；因为昏聩，发喇村人越发的内讧，围绕财富、权力、名誉在族内、族间明争暗斗角逐不息，这也是关于人性的全面展示。尽管《神史》在叙述血缘来维系善的脆弱和不可靠方面，显得漫画夸张，但我们看其中的人物，仍震惊于人性的阴暗、愚弱、虚荣、势利。

在众多人物中，孙运发可谓是个典型，他的自私、虚荣、愚昧、无知着实让读者感慨万千。《神史》第一部分，用不长的篇幅，约略地勾画了一下孙富贵的曾祖父孙运发。孙运发在《神史》中，虽然只出现于一、二两节之中，却是《神史》一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村里少有的富翁，但是却对自己和别人极其吝啬，被人称为老利毛。他对自己的生活相当苛刻，他这样一个“富翁”，住的却是“茅屋又黑又矮，大门、楼梯、楼枕、墙壁均黑如墨。屋内满是苍蝇，嗡嗡之声，极为噪耳”。各家都已通电，但他仍独自使用煤油灯。孙天俦在学校里饱受饥饿之苦，祖父孙江成坐视不管，一文钱不借，竟然说要让孙子接受锻炼。在众人的劝说下他仍是冥顽不化，以至于得到这样的评价：“你枉自当几十年支书，你知什么书？我还以为你家代代人都是知书达理的！你知狗屁的书！你不要赶那牛马了！你不如那牛马！让牛马来赶你才对！你看看你那母牛，还知拿奶给他的儿吃！你连那头母牛都不如！”被人骂成牛马的他，面对这样的嘲讽，仍是死性不改，可见他的自私麻木。因为他的狭隘、他的自私害了孙平玉的一生，让他当兵当不成，做工做不了，把他死死地抓住不放，因此孙平玉一生始终未能逃离发喇，也间接导致了后辈们的悲剧。而孙子孙富贵取得成绩却成为他炫耀的资本，他的愚昧可见一斑，这样的愚昧无知导致了他的人性扭曲。他不顾什么亲情及伦理道德，为了钱财他丧失了最起码的廉耻之心，但是最终他一生捍卫的钱财都落入贼人之手，关于孙江成的悲剧是他人性泯灭的悲剧。“孙江成的悲剧在于对物质的极度占有和恐惧，从而使他的人生观全部循化为守财奴似地对物质的掠取和守卫，丧失了人基本的道德感和亲情意识以及羞耻之心。而作为长辈，他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孙天主全家的悲剧。”^[12]像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孙江成只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代表。数代同堂、敬老爱幼、手足相帮的传统宗族秩序已然如梦。从家族内部的争斗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温情的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农耕社会理想的终结。文中数次提到发喇是最后的桃花源，但是就像孙天主感慨的“发喇村这个桃花源也在消逝了”。纯朴、善良、忠实、厚道的发喇村已经变味，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那这最后的一个桃花源也完啦？”人性底线的突破，在金钱和物欲面前，发喇人的人性空前地失落了。变成“亲人也是这样，有钱就是亲人；家乡也是这样，有钱才是家乡”。人性的失落必然导致悲剧的产生，孙世祥在小说中为我们揭示的人性是深刻的，而且是多层次的。

5.时代的悲剧

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面对如此巨大的时代的变革，当外面的世界正是日新月异的时候，发喇人却沉醉在他们落后的世界中不愿醒来。社会的变迁，带给一些人的机遇大于挑战，带给另外一些人的挑战大于机遇。当机遇来临时，由于习惯的思维和习惯的行为方式许多人把握不住机遇，仍然过着一如既往的贫穷生活。正如发喇村的山更加荒凉，发喇村走出大山去打工的人，他们得到的只有回家路费。于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因为经济基础薄弱，发喇村多数人在靠天吃饭，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祖先和神灵的保佑上；因为经济基础的薄弱，辍学的孩子更多。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发展，中国科技已有“神舟六号”上天，中国高等教育以30%的速度在扩招，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些在发喇村村民看来好像与他们无关，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外面世界瞬息万变，这里的人们迈着日复一日的沉重步伐，付出的劳作越来越多，获得的收成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差。他们并不是不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他们也付出过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由进入城市和居住城市，然而他们始终未能准确地把握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只能成为城市的过客和流浪者。孙天主痛苦地说：“你们不知道世界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一台计算机的工作量，相当于四千亿人的工作量。还要发喇四千群众都有知识有文化，也要这样的一亿个村庄的人加起来，才抵得一台计算机！如果都像现在全是文盲，那十亿个村庄也比不上。世界最大的公司，市场价值上万亿元。发喇人均年收入只一百来元，四千人也就仅四十万。要多少个村庄，才抵得上一个公司？那要两百多万个发喇村才抵得过！要近一百亿发喇人拼命苦一年。世界最大的富豪，腰缠数千亿元。也相当于数亿发喇人的总财产啊！当今世界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达十万分之几微米，超导频率标准数亿年误差不到一秒，超纯分析质谱仪灵敏度为数亿分之一，激光测长器精确度为千万分之一毫米。基因工程可以使人进行单性繁殖。你们想想科技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他再怎么痛苦，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和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除了经济利益的冲突外，还有传统道德和商品社会道德的冲突。该书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传统观念及传统道德的丧失给人们带来的内心恐慌，人每天在焦虑中生活，人的内心世界及人际关系发生着微妙而复杂的变化。文中所提到桃花源的消失正是如此，是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原始小农思想的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发喇人的无知和愚昧更是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

孙世祥笔下所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生活穷困、资源匮乏、观念落后、嫉富欺贫……发喇人在底层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攀爬，被各级政府忽视，被乡里无赖欺凌，被城市的白眼排斥，被外在的文明抛弃。这一切，就是作者笔下的农村，其实也正是中国最为真实的农村。徐兴正说过：“过去我以为把‘故乡’描得很黑的是杨争光，写得很灰的是刘震云和莫言，现在我才知道既写得黑、又写得灰的是孙世祥，况且他好像不是写而是直接呈现。要说一种中国乡村式的苦难，没有比孙世祥《神史》中呈现得更黑更灰的了。”^[13]就是这样又黑又灰的发喇，与时代严重脱轨，产生了时代悲剧。

三、悲剧根源

《神史》在这样一个时代问世，其意义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悲剧性。《神史》是写实的，但跟自然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发喇村的极具悲剧色彩的叙述中，笼罩着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下面就产生上述各种悲剧的根源做简略的探讨。

1.自然因素

《神史》中叙述的发喇村是个具有四千人口的高寒贫困村，特殊的地缘环境导致了民生的艰辛，发喇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几乎在于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无穷无尽的较量，无数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着。

在发喇村的历史上，曾森林茂盛，生态环境保持了原始特性。“老辈人来的时候，听见水声，要刨开三尺深的枯枝败叶才能找到水。”可是在人口剧增等因素的影响下，发喇村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假期中，天俦便跟着父亲到山上找柴，这时发喇河山破败，山上越发光了。找柴需到大红山东面，来回近七八十里。一天只能跑一趟，找一背柴。”发喇人尝到了违背自然伦理的恶果。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因历年开矿，米粮坝森林破坏殆尽。全县最大的一条泥石流，长十二公里，每年爆发十多次至三十次。”传统的农耕方式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多么苍白！这样的灾难并非只在孙家人身上上演。“发喇村山光水涸了。大红山上每天数千人挖树根，渐渐挖光了。从村里举目一望，以前的森林，如今都成了地。有点树林的人家，每晚要到林中看到半夜。”“那水也小得可怜。几千人的村子，春天只有小拇指粗的一股水。每天早上，几百人在水边争水，吵打不断。”“白天挑不到水，人们只有晚上挑。山上一夜都有火把在上上下下。”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部分村民只好另谋生路，或打工、或搬家到西双版纳等地，但由于文化素质低、水土不服、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被疾病或更大的贫困赶回了发喇村。为了生存，为了获取极为有限的资源，发喇村民对自然的索取变成了疯狂的掠夺。为了取暖做饭，树根草皮成了柴草，一座座山露出了光秃秃的脊梁。为了果腹，连山上的老鼠都成了猎取的对象，好些人家屋里挂满了老鼠皮，令人不寒而栗。“发喇许多群众生活贫困，衣裤褴褛。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上代穿了留着下代穿……平常指甲大的布角也舍不得丢掉，用麦面煮成浆，一层一层地粘成布壳，或用麻线将数层布壳钉成鞋底，或里外裱布帮成鞋帮，再用麻线将鞋帮、鞋底连起，做成布鞋。很少有人买得起胶鞋穿。尽管入秋就下霜雪，也几乎全村群众不穿袜子。”类似这样的有关发喇贫困状态描述的文字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直接导致的就是村民生活的贫困无着。

2.历史因素

发喇人并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在孙天主之前也没有一人去追溯他们的来源，当孙天主告诉他们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先人们以征讨大军的身份来到云南时，他们诧异无比。发喇人对自己的历史呈现出群体失忆。孙天主承载着曾祖父的遗愿，进了荞麦山中学，在那间罩满蛛网、鼠窜蛇行的图书室里，从《米粮坝县志》上弄清了发喇得名的原因：“发喇，彝语。‘发’意为‘悬崖’，‘喇’意为‘沟箐’；即悬崖下的大沟。”孙天俦穷追不舍，终于查清了荞麦山、米粮坝、云南的名称的来历。便到老祖坟上，叩了头，述说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觉泪流满面。又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终于弄清了：“明洪武帝朱元璋派三十万大军扫灭元朝残余梁王势力后，三十万大军多半留守云南，这些军士的后代再未回到故土……明军进军云南，是在洪武十四年，距今刚好六百年……孙家二十年一代，已是三十代人了……”听到孙天俦的考证成果，发喇村民纷纷来请他考证自己家族的历史。失根、失忆的发喇人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虔诚的敬意和童真般的好奇。

发喇人虽然弄清了自己从何而来，明白了自己的祖先，了解了自己的历史，但是面对时代的巨变却无法与时俱进。发喇这个地方的孤独是先天注定的——现代的文明进不去，发喇的人也没有意识要走出来，于是日复一日地过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日子。的确如此，在封闭落后的环境里，与桃花源有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绝有相同点，却无法过上浪漫诗意的生活，也无法过上“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加焉”的上古先民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为着起码的生存，演绎着一幕幕悲剧、闹剧。他们在偏僻的大山深处，既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也损伤着自己的尊严，但他们浑然不知。这群大明帝国的子孙们被先进和文明抛弃了。

3.现实因素

上文说到了小说对人性丑陋的无情的揭示和呈现，在现实面前人性展示出最真实的一面，善的、恶的全在现实社会中暴露无遗。钱理群先生认为：“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小说的题辞：‘一个荒凉村’，‘廿年悲辛事’。小说所要描写的正是发喇村（它可以看作是滇东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二十年的变迁：这是一个日见‘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这荒凉、衰败不仅表现在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精气神儿散了’。我们谈三农问题，往往着眼于物质层面，却忽略了精神、心灵的问题，这其实是更带根本性，也是更难解决的。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的领域。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神史》一书对农村精神荒芜现象的生动描述，是最为触目也最发人深思的。”^[14]

人的本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这是发喇人也是我们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必须思考的。如果只有简单的物性的存在，缺乏精神、灵魂层面的存在，那人群必然只是简单的动物之群。由于发喇人在现实横流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拔，群体悲剧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缺乏了博爱、友善、正直等美好的品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成为公行的准则，豪强者为所欲为，受尽欺凌的弱者在灾难里拼死挣扎，礼义廉耻就是一个久远的梦幻……不幸的是发喇诞生了自己族群的天才、“摩西”——孙天俦，却没有谁懂得去保护他、支持他、听从他，这也许是发喇人最大的悲剧。然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人公孙天俦壮志未酬，死于一场由于开车的发喇人出于嫉妒而导致的车祸，发喇人亲手把自己的天才送上了死亡之路，发喇唯一的真人毁灭了，发喇唯一的亮光熄灭了，发喇这一人间舞台上演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总之，自然、历史和现实等因素造成了发喇的巨大悲剧。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M］．周扬译.三联书店，1958：28.

[2]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M］．周扬译.三联书店，1958：34.

[3]叔本华.劝诫与格言［M］．范进，柯锦华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9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

[5]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30.

[6]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7.

[7]安国华.中国人的悲剧意识［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总第24）：5.

[8]钱理群.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J］．读书，2006（8）：100.

[9]吕叶.《神史》中所呈现出的悲剧［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3.

[10]叔本华.叔本华思想随笔［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

[11]吕叶.论《神史》中的孤独感［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1.

[12]吕叶.《神史》中所呈现出的悲剧［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3.

[13]徐兴正.故乡何谓——《神史》与《故乡面和花朵》.比较阅读［J］．边疆文学，2006（11）：58.

[14]钱理群.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J］．读书，2006（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