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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云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创作特色

【摘要】:曾令云长篇小说的创作始终没有割离自己的故土,始终与时俱进、关注现实,总是以地缘上丰厚的生活积淀和情感积累为背景,书写昭通的人和事。曾令云的长篇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研究曾令云小说的思想及创作特色,是了解昭通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研究昭通地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而,曾令云的小说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何 引

曾令云是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昭通作家,他创作的《云兴街》《怪胎》《龙卢演义》《李家花园》等长篇小说曾一度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曾令云长篇小说的创作始终没有割离自己的故土,始终与时俱进、关注现实,总是以地缘上丰厚的生活积淀和情感积累为背景,书写昭通的人和事。其小说关注各色人物,关注农民的生存与生活的苦闷,批判现实,探寻人性复杂的方面,从而让读者体味到现实、命运和存在,体味令人向往的美好,或者令人震撼的可悲。曾令云的长篇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研究曾令云小说的思想及创作特色,是了解昭通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研究昭通地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而,曾令云的小说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曾令云创作概况

(一)生平创作与文学地位

中国有句古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许多文学创作大师很少有人没有受人白眼、出入当铺的少年经历,然而作品中对于中国农民的关切就有流于浅表的可能性,也就更难于塑造出蕴含整个国民性的下层农民无产者典型形象。情感性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必备要素,坎坷的经历有利于形成对世间万物的悲悯情怀,而具备了这一点,所塑造的形象才富有真情实感。

曾令云祖籍四川,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裁缝家庭里,生活困顿,受尽旁人的蔑视。贫寒的家境致使他的童年经历了家徒四壁、生活的艰辛和困顿,少年时期又备受贫穷的打击。然而作者并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倒,他的内心反被磨砺得更加坚韧,并懂得了生活的不容易,学会理智地看待世间的各种不平。于是内心生发出强烈的贫民意识,形成不怕困难、奋发向上的坚定意志,这为作者往后不平凡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令云在山区做过教师、城区中学的校长,后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在中央党校深造学习。1980年开始走上领导岗位,曾任地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师专和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现为昭通文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令云虽然履任高职,但他从不玩弄职权来掌控他人,反而平等待人,不论尊贵卑贱他都以礼相待,和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人称兄道弟,心胸宽广。曾令云才学渊博,知识广博,天文地理、历史人文化学物理、趣闻轶事、掌故风物无不知晓。这些知识的累积,得力于曾经有过的木匠、漆匠、裁缝经历和行医时的经历。这些生活阅历不仅使作者知识涵养更加深厚,而且言谈以及作品创作也带上生活化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昭通社会风俗的深切关注。“曾令云的文学创作纯属一种业余消遣,他觉得这是人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生命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1]所以,他一直笔耕不辍,愈加勤奋,不停地创作,灵感如源头活水一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作者每天坚持创作三千到四千字。为此昭通市委书记深感敬佩,评价他:“唯有无穷无尽的激情,才能支撑那么多鸿篇巨制的文学创作。”[2]

曾令云1995年开始放弃戏剧、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的写作,改创作长篇小说,到现在已是著作等身,累计出版戏剧五部、电视连续剧本三部、电影剧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五部、长篇小说十三部,他在昭通以及昭通作家群中的地位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云南作家黄尧评价道:“其作品是三十年文学创作的回顾,是对昭通作家群产生、发展、壮大的一次回顾,体现了忠于土地,勤奋、团结、进取的人文关怀。”[3]曾令云的小说创作是不停止的、始终在进步的小说,也是发展的小说。

(二)成 就

曾令云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云兴街》《李家花园》《龙卢演义》《浮世幻影》《怪胎》《姜亮夫》《小草坝》等,其中《龙卢演义》《浮世幻影》在昭通地区文联组织的国庆50周年文学作品专著的评奖工作中分别获一等奖、三等奖,《李家花园》于2009年12月荣获“昭通文学广播传媒年度奖”特殊荣誉奖;报告文学《一路飞架南北,乌蒙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采天地之灵气,酿人间之玉露》《延续生命的求索》等;戏剧作品《啼血杜鹃》《清官亭的传说》《高原盛会》《天国血案》。其中《延续生命的求索》获2004年报告文学学会“毛泽东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让我们富起来”征文一等奖、《一路飞架南北,乌蒙天堑变通途》获2001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共和国脊梁”征文一等奖;散文《怀念母亲》《抱愧大龙洞》等,此外还有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本《乌蒙磅礴》《龙云》。

曾令云用其独特的视角捕捉并描写了昭通的历史、社会和人物,然后从对昭通历史的挖掘,深入到历史题材、人性问题、人物塑造等方面来挖掘作品思想内涵,从而表现一定历史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民风民俗等。他的创作是基于对云南文化尤其是昭通文化的积累,运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具有乡土韵味的语言,来进行人物的塑造。作者尊重不同文体的基本价值要素,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创作生活气息浓郁、历史底蕴厚重、艺术功底扎实。

二、丰富的思想内容

曾令云的长篇小说不仅有社会的广度、历史的深度,更具思想的高度。它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描绘、观照、反映、剖析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将特定时期的人和事结合在一起,关注各个阶层的生活,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生存状态的描写,来表现现实生活,从而折射出人类的现实命运,把握社会的生存状态,生发出对人类人性的思考。

(一)多样的历史题材

文学大师鲁迅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选材对于作品的成功和作品特色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家所生存的地域环境不仅仅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而且还往往成为许多作家特有的创作风格、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杂院促成了老舍的市民小说系列;而沈从文的创作如没有湘西的山水和苗乡秘境,就必定是另一番风貌。曾令云的创作在这一点上也体现得很明显。

昭通历史悠久,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就成为中原历史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至辛亥革命后的百年间,昭通地区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人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顽强进取,不懈追求,最终在历史的变迁中,在各个领域留下了他们身上独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深刻地影响着昭通、云南、国家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曾令云依据这段历史,深入挖掘昭通历史中的人和事。其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历史文化色彩。当然这并非对百年昭通历史变迁简单的描述,而是对其时代精神的一种传承与表现。曾令云基于历史的事实再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真实的层面又对人类生活状态及存在进行可能性的探索与想象,同时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存在。其典型作品《李家花园》《云兴街》就以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艺术渲染、虚构等手法将现实中的人物生存状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1.历史题材分析

曾令云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大都限于某种区域生活,并不以描写某个具体出众的人物形象而著称,而是扎根于昭通。曾令云的作品无一不展示昭通的历史、社会和人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长篇小说《云兴街》《李家花园》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云兴街》分为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历史为依据,以一条古老街道折射出云南百年的历史变迁。小说通过展示昭通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几家人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命运浮沉,深入挖掘了人性深处的矛盾。“《云兴街》就是20世纪昭通生活的风俗画卷,是20世纪昭通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4]

另一部代表作品《李家花园》以晚清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历史人物的经历为参照点,仿写小说中的传奇人物,历史文化色彩尤为浓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品将主人公李耀廷个人奋斗的历程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中国历史上的屈辱与兴衰。李耀廷,1837年生于今鲁甸县大水井龙家院子,生活经历复杂,做过鲁甸苦力挑夫,历尽沧桑,生活困顿,但从不放弃奔走和努力,最终凭借吃苦耐劳、不卑不亢的精神意志,成为西南一代大资本家,其命运的转变历程堪称传奇,这为研究历史、文学的大家们提供了书写的丰富素材。李耀廷成为商界巨头后,便有了自家别墅,他的私家别墅见证了他风云跌宕的一生。作家曾令云据此史实,以现实中的人物为原型,塑造了作品中的李耀廷。

2.历史中的人

“历史小说应有历史的识见与历史精神,它应内化为小说美学的美学风骨、审美评价标准和精神涵值,既来自历史,又指向未来。这就是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生死存亡的根基,昭通应该有历史的记忆,应该有精神的传承,应该有人文的关怀。”[5]曾令云的小说通过对百年昭通历史的书写,以一种人文情怀,将昭通历史中的人真实地再现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近百年昭通历史上,涌现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传奇人物。据此,曾令云以史学家的眼光,小说家的文化涵养,将这些历史人物真实地再现在小说中,再现了昭通人与时俱进、追求真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和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为人民大众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并客观地书写了他们传奇的人生和不凡的业绩,让人刻骨铭心。

曾令云以人物命名的《姜亮夫》《龙卢演义》《罗炳辉》等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昭通历史上的人物形象,生动再现昭通历史人物的英雄史、传奇史,丰富了昭通历史文化。其中《姜亮夫》最具历史的厚重感,它生动刻画出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不平凡的人生。《罗炳辉》中的罗炳辉,原为云南籍人,是云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杀敌无数,因创造赫赫战功,最终成为一代军事家,业绩恢宏。作品中的他从一位受别人驱使的奴仆最终逆袭,成为率领千军万马、建立战功的军事家。作者将这位功成名就的英雄式人物活灵活现地重塑在作品中,再现了人物的传奇性。《龙卢演义》中的龙云、卢汉为云南昭通炎山人,是一对彝族表兄弟。作者根据历史事实,以两人的政治、军事经历为主线,进而辐射云南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发展变化,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自20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云南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内蕴丰富,气势恢宏。

3.历史中的大场景

曾令云《豆沙关》《小草坝》《乐马场》主要以昭通较为有名的地点为场景,通过艺术手法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生活。

《豆沙关》以原为川滇黔交界处的群山中的盐津县的一个古镇为背景,将描写的视角投射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分别从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描写上,塑造了杜鹃、李英、春桃、霞妹、金彪、牛儿等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具有两面性,他们集爱恨情仇于一身,或正或邪,复杂的情感中带有作者理性的思考。《小草坝》围绕在真实地点小草坝发生的事,通过虚构手法将小说中的韵秋和曲木两人儿女成长中的坎坷经历,写成一段情节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并对其间发生的不愉快做出人性的思考和理性的反思。

相比《豆沙关》《小草坝》,以位于今鲁甸县龙头山的乐马场来展开描写的《乐马厂》更具历史感。在雍正时期,人们以开采朱提银为生,繁荣经济,随后掀起一场朱提银文化热潮,经济发展带来文化的繁荣。《乐马厂》中,乐马厂是朱提银生产地,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境内。明清时期鲁甸朱提银文化盛行,长篇小说《乐马厂》在此大背景下,以雍正王朝为具体背景,再现了乐马厂朱提银所承载的复杂丰饶的历史文化。

4.历史中的尘世

《浮世幻影》《怪胎》写的是昭通的尘世。曾令云从历史的多角度,选取丰富题材,将人物的传奇故事与真实的人生体验相融合,深入挖掘大场景下的大事件及人物,将一幕幕生活画卷惟妙惟肖的勾画出来,使其小说充满厚重感。

昭通地处川、滇、黔的交界地带,受交界地带环境影响深重。《浮世幻影》《怪胎》是写昭通尘世典型的作品,它道出了昭通尘世复杂历史中人物性格的张扬、霸气外露而不失侠义之气。

(二)平凡生活中的人性问题

对人性的剖析是文学创作永恒不变的主题。因为作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这宇宙里有光、声、色、味。这宇宙也许广大无垠,然而主宰着大千世界的却是具有灵犀的人性。曾令云的小说,自然也有在平凡生活中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他通过叙述一些感人的故事,传达人性,同时刻画出人物身上那种奋发向上、无私奉献,赞美他们勤奋、向上、善良、纯真的精神品质,为我们呈现出人性的美好。与此同时作者还刻画了一些反面人物的无知、庸俗,从而揭示人性的丑恶。

曾令云关注各色人物的生活。他的长篇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同时,还通过深刻的思想和艺术洞察力,把潜藏在人物表象背后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来,表现现实生存,描写人物生死爱恨、情仇善恶,探索人物心理变化,从而折射出人类的现实命运和人性的复杂性,由此把握社会的精神脉络,生发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1.敬畏和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

曾令云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在他们的血液中浸润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奋发、勤劳、勇敢的习气,同时也有上战场杀敌、扶贫救困的伟大生命潜能。这些人物有着共同的特性,有着昂扬的人生观、生活观,可以说他们身上的基本气息是相通的,主要体现在整个人的气度中,以及由此而带给生命的厚重感;同时体现着民族民间的两个方面,一是敢于抗争,二是奋发向上。作者在作品中给这类人套上大人物的光环,把他们视作正能量的代表,间接地赞美人性的美好。《李家花园》中李耀廷是一个充满生命张力的人物,他“什么事都尝试,只要他愿意”,他的生活状态与人生追求给人带来正能量。正是这个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作者对生存意识和生命的高扬。李耀廷除了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品质外,更重要的是他灵魂中,具有宽阔的胸襟、胆识和善良。

《天堂之门》中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滇东北和黔西北边区苗族聚居区做善事,为此受到苗族人民的敬仰和推崇。小说中柏格理被中国教会界称为“苗族救星”,他为苗族区的人们治病,为他们创制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老苗文”,向广大苗族人民传教,兴办教育。小说围绕这一叙事主线,艺术地再现了多变时代下那个黔西北和滇东北边区的社会现实,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苗族同胞的生活状况、精神依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达了他们向往光明、美好生活的愿望。曾令云怀着对因治病救人而身感风寒不幸逝去的英国传教士的敬佩之情,及对苗族人民教育状况的深切关注,不惜节衣缩食、费尽心力写成《天堂之门》。小说以重大历史事实为基础,充分调动文学表现的自由度,以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架,以深远的时代为背景,选择一个苗岭山寨为叙述对象,记述、描摹、状写了生活在滇川黔边区苗族人民的社会现实、阶级关系、世俗人生、民风民俗,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众多民众的苦难与挣扎、追求与梦想、沉沦与救赎、奋斗与希望。在那里苗族人民虽面临种种艰辛困苦,但他们不自暴自弃,勇于向上,勤劳、朴实、勇敢、善良,热爱生活、向往光明、不屈不挠,敢于追求美好的人生。作者怀着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以生动的笔触和悲悯情怀,真实而富于艺术地再现了苗家山寨艰难困苦而又温情脉脉的生活常态,同时传达出了作者对像柏格理这类行善念、做好事的人的一种崇敬与赞美,对勤劳、乐观,不向命运低头的苗族人民顽强生命的尊重。

2.对人生存状态、命运的深刻思考

曾令云长篇小说架构宏大。作者几乎把20世纪昭通的社会生活全部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他把历史融入到人物具体的、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中去,从而使得在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更加深刻,耐人寻味。

《怪胎》序言里说道:“《怪胎》展示了一幅现代生活光怪陆离的风情画卷,其笔下的人物散发着我们这个转型时代人性特有的气息。”在这个风情画卷下有人为了金钱、权利可以失去自我;有人与世无争,保持自我,但终无果。陵秀市烟厂老总胡华楚、市长仇元苍、私人老板曹全成等人为了从烟厂的经营中获取利益,相互勾结,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他们为所欲为的干着不光彩的事。这种官商勾结的行当,让人深恶痛绝,同时透视出了在物欲横流的乱世中,人性的迷失。曾令云的《浮世幻影》通过方林、刘仁龙、丁小飞、杨伟平、尤灿这5个主要人物及其亲朋好友在陵秀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中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写出了陵秀城半个世纪的浮世幻影,为我们演绎了一出乱世英雄乱世情,见识了政治上的你争我斗、你死我活。方林等知识青年关心弱势民众,坚守人的尊严,人穷志不短,贫贱不能移,追求纯洁爱情,可理想和爱情被现实搞得支离破碎;刘仁龙、丁小飞们等小人得志、玩世不恭,认为“砍头就像风吹帽,坐牢就像逛公园”,信奉有钱就是爹,大搞钱色交易,天不怕地不怕,不要脸不要命,什么烂事都干得出来;杨伟平、尤灿等政治娼妓深信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他们吃透趋利避害的窍门,“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为了私利不择手段。“这种人有奶便是娘,随时都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猪肉紧张时,可以把爹妈杀来卖掉。”各色人物犹如唱戏,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而掀开了陵秀城“文化大革命”那段苦难历史的神秘面纱,融入了作家对乱世中阴谋与爱情、权力与金钱、尊严与人性、性格与命运的深刻反思,读来触目惊心,让人唏嘘不已。《豆沙关》中以川、滇、黔交界处苍莽群山中的豆沙关为背景,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小镇从民国至当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小说民情风俗与人物命运错综辉映,史诗般的恢宏与田园般的咏叹张弛交织,血与火,情与欲,爱与恨,高贵与卑贱,人性与兽性,天使与魔鬼,复仇与宽恕,相激相荡。作者从时代、地域、社群、人物、性格、命运等方面为焦点,描写社会的人,人的社会。这是通过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人的命运的揭示,体现了作者对人、对人性、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小小的一个豆沙关,所演绎出的跌宕起伏的恩怨情仇,风雨沧桑的人生故事,悲欢离合的命运遭际,大悲大喜的内心震撼,凭借多元化的舞台生存环境,驱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曾令云的长篇小说通过这些各色人物生活的观念及言行举止,向读者揭示人物人性的两面性。

“事实上,坚持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都偏离了人性的真正目的,因为人性是善恶并存的,两者只是比例问题,两者不可能完全消失,人性是本善的,也是本恶的。”[6]《怪胎》《浮世幻影》《豆沙关》想向我们展现不同生活背景下,人性本善、也是本恶的这样一个深刻的人性主题。

(三)众多个性鲜明人物的塑造

曾令云长篇小说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其叙述视角涉及各方面。小说中人物众多且栩栩如生、真实可信,许多人物都是依据生活原型来写的。在曾令云笔下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开国大将,有地方豪强,有古道上的军帼须眉,有影响巨大的学界精英、商业巨贾,还有市井奇人等。他们可能生于昭通,可能在昭通奋斗。昭通这个地方,或者是他们毕生奉献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流过血洒过汗水的地方,甚至长眠于此。不论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者,还是豪气万千的沙场战将,不论是儒雅的知识文人,还是身怀绝技的江湖中医,更不论是身份显贵的儒商,还是不间断同命运抗争的底层平民,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姜亮夫原为现实中中国著名的楚辞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现代敦煌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小说中作者在表现姜亮夫的学术、教育等方面的重大成就的同时,还从普通人的思想性情、心理情绪、气质风度、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作者以此为史实,把此人塑造成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由此赋予该形象以真实感。

在《李家花园》中,李耀廷出身卑微,粗识文字,虽出身低下但却有着大胸襟、大胆识、大抉择、大慈悲之心,身处晚清烽火狼烟的险恶环境中的他,从贩夫走卒、村寨首领、候补小吏、商号管事到西南首富,一步一步完成了从一介草民到“在野宰相”的人生巨变。在他人生际遇发生转折的过程中他始终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他常常济困扶危,积极报效国家,在国家生死危亡的时刻出钱出力,花巨资赞助革命运动,一生都与国家的危亡相连。当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北京被攻陷时,李耀廷雪中送炭济困,后受陕西布政使岑春煊举荐,被慈禧封为在野宰相。1902年陕西、山西大旱,李耀廷出资赈灾,兴水利;1897年,出资帮助爱国人士宣传爱国思想,与此同时还鼓励自己的两个儿子投身于辛亥革命。李耀廷经历连连战事风波后最终成为一代大资本家。曾令云在《李家花园》中用娴熟的笔触,生动传神且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惊心动魄的故事,丝丝入扣、娓娓道来的真实细节,艺术再现了李耀廷的大胸襟、大胆识、大抉择、大慈悲,体现了其传奇魅力。

(四)不失本土式的文化本色

昭通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历史文化深厚。曾令云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要着眼于昭通本土文化的发掘,他立足于本土文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人和事,深层把握和关切生活,本土气息十分浓厚。其小说的创作确如评论家所说:“写法上各不相同,但写作的对象都是昭通的人和事,其共同的特点是,作品的叙述语言中均使用了大量的昭通方言,地方风味非常浓郁,读来亲切感人,有着非常明显的昭通情结。”[7]

在《罗炳辉》中作者把史学与文学的笔法相融汇,生动再现了罗炳辉将军从贫苦农村中的“干娃”逐步演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光辉事迹。作家在历史的命运与时代的轨迹中,紧紧把握罗炳辉将军成长的脉络,竭力凸显出历史小说的独特魅力。《豆沙关》《小草坝》《乐马场》以昭通历史重镇为大场景,来描绘特定时期下生活在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景况,然后从一定程度上来反映昭通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豆沙关》,以盐津县豆沙关为舞台,以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为底色,讲述了杜鹃、李英、春桃、秦湘君等人物爱恨情仇的矛盾生活。小说将历史时代、地域、人物情感与机遇、世态人情融汇其中,真实地再现了豆沙关古镇民风民俗、文化底蕴。曾令云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深切的关注着自己脚下的土地,同时把目光投向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深层把握和关切生活,这无疑是作者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曾令云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曾令云的长篇小说立足于昭通本土,受西方现代派作家影响较大。从现实的角度看,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具有独特的叙事方法。此外,作品语言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独特的叙事手法

曾令云着眼于对叙事手法的运用,表现在借题牵线、虚实处理、心理独白的意识流的叙事手法上,以想象为珠、历史为线,将一段段历史串连起来,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将一个个历史中的人,栩栩如生的再现出来。

1.借题牵线,虚实处理

曾令云的长篇小说依据小说内有逻辑的需要,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然后从复杂的人物性格里表现深刻的思想,从纷繁的线索中突显出所要表达的东西。同时,又根据事件发展的不同脉络,运用“虚实处理、借题牵线”的艺术手法,巧妙安排故事情节,做到引人入胜而不落俗套。

在《李家花园》中,作者以人物李耀廷奋斗历程为主线,同时穿插各色人物——与李耀廷有着相似经历的大商人王炽以及其子王小斋,蜀军参谋长尹舜成、四川总督尹昌衡及其他有着一定影响的人物。小说涉及的人物复杂,最终都是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突出李耀廷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作者将视线放到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突出在烽火狼烟中挣脱而出的传奇人物李耀廷。《小草坝》中,作者以真实地点小草坝为大环境,虚构故事,将人物艺术化,构建出了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最终道出人性优劣问题。《乐马场》以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状态为大背景,乐马厂为主阵地,艺术化再现乐马厂朱提银所承载的复杂丰饶的历史文化,同时显现了朱提银在整个雍正王朝与朱提银文化中占据的地位。

2.心理独白的意识流手法

心理独白的意识流手法的显著特征,“是指在没有人倾听的情况下,一个人物把自己内心的所感所思毫无顾忌地直接展露出来”[8]。一个小说家是否创作出优秀作品,取决于其对人物意识活动的洞察力和精湛的人物心理叙述技巧,这种技巧将人物的自我反省、往事追忆、未来憧憬、情感波动和幻想对话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出来,有利于读者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和诠释。

《云兴街》以一条街道为叙事场景,以云兴街的变迁折射出辛亥革命以来云南百年历史风云。小说在叙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多运用心理独白的意识流手法,将小说的人物心理状态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使人物情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如“龙云还没有把电报看完,突然大叫一声,便……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和脑壳,呼天抢地呜咽道:‘志帧,我不是人……阿哥对不起你啊……’”在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龙云身边并没有其他人,除了他心里的已经去世的妹妹,龙云这是自我倾诉,是对胞妹离去事实的一种悲痛情感的释怀。通过这段心理独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物心理的一个变化过程,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产生悲伤的情感。再如“吓出一身冷汗,想不到舒璇这杂种,竟然躲过一劫,活着回来。解放后,他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知道一些内情,若把它捅出去,社会影响会很大,更为恼火的事情,是乱了我们的阵脚,你我都是死路一条”。这段独白在原文中是没有直接的说话人,也看不出叙述者的参与,这种连续不断的意识活动,并不按照严格的逻辑和言说条理,但这种意识流却给人一种真切、形象、生动的真实感,同时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无尽的解读可能,使人物的思维在这种话语中转换自由而不突兀。《龙卢演义》中龙云在拜师求学的途中偶遇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几番在龙云面前测字解说,最终龙云觉得算命先生解说的颇有道理,突然若有所悟地在心里这样想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要出人头地,久居炎山是万万不行的。外出投师学艺,不仅为了报仇雪恨,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闯天下。”这样寻思一番,龙云异常兴奋,十分爽快地把钱递给算命先生。从这段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及喜悦的心情,这种喜悦由心而发。

《龙卢演义》中龙云就是通过内心独白,在心里自我辨别是非,分析对错,以长远的目光看待问题,最终做出决定,选择相信算命先生。

(二)生动形象的语言特点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渗透在作品中,形成自己独有的语言风格。曾令云的长篇小说语言简洁、形象、朴实,小说中方言的大量使用,使得小说中人物更具形象性、真实性,故事情节更有内涵。

曾令云创作的小说在语言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昭通方言,其语用特征和地域特色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在选择方言词汇时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习惯;常用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固定熟语、句式和修辞手段,某些方言词语、句子格式的高频率使用”[9]。20世纪末期在中国文坛上刚刚崛起的昭通作家群中,曾令云是一位创作丰厚的高产作家,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到现在已出版的中、长篇小说《龙卢演义》《姜亮夫》《浮世幻影》《怪胎》《豆沙关》《罗炳辉》《龙氏家祠》等近300万字。他的创作,在语言上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使用昭通方言,其语用特征和地域特色十分突出。其方言的语用特征与方言词语、方言句式等一起,共同营造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以体现作家作品的本土风格。

语言可以体现出作品的地域特色,曾令云的小说就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语言使用十分自然、真切。其小说大量的使用昭通方言,地方风味浓郁,小说中语言的使用主要体现为方言词汇、短语及熟语的使用,它精准、生动地表达出了昭通式文化韵味。小说中方言词汇、短语使用如《豆沙关》中“煮熟的[红苕],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扯几尺[毛蓝布],拿出一截[阴丹布]……”《龙氏家祠》中“[点]豆腐、[推]凉粉、[煮]米酒、[灌]血肠,[放]羊子,[沁]着脑壳,他会[憋]出病来,个子[蹿]起来一头高,为纳吉家当条[撵]山狗……”作者将丰富的多元化方言词汇运用于其中使得表达简洁而不失形象美。固定熟语使用如《怪胎》“甩个石头进屋去,连个烂罐罐都打不着;屙屎不生蛆的地方;就是跌在地上,泥巴都得抓几把起来;吃他的肉,就差放点盐巴了;苞谷刚刚背包包戴红帽的时候;手冻得就像刚刚挖出土的嫩姜一样……”《龙氏家祠》中“小少爷真是瞌睡来了遇上枕头,福气啊;一片屙屎不生蛆的荒坡坡;[打冤家]就是为了生存;天上欠着老鹰的债;地上欠着老鼠的债;水中欠着鱼王的债;嘿三忍气吞声,像个缩头乌龟;要得富,必穿婆家一条裤;别人骑在我们脖子上屙屎了;俗话说在惯的山坡不嫌陡;他很有心计……”作者将方言熟语与词汇相结合,使得表述更精准,生动活泼。

语言的方言化使小说内容变得丰富而不失地域文化特色,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更鲜活。与此同时,小说也显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示出了独有的昭通情结。

【注释】

[1]张瑾.昭通作家及作家作品介绍[J].昭通学院学报,2014(2):4.

[2]刘静涛.刘建华看望作家曾令云[N].昭通日报,2015-2-17(1):2.

[3]艾自由.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昭通之子”曾令云的长篇小说创作述评[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58.

[4]尹宗义.感恩·自豪·悲悯:评曾令云长篇小说《云兴街》的故乡情怀[J].昭通学院学报.2014(2):6.

[5]赵升奎,陈永华.试论当代语境下曾令云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其意义[J].青海文学2010(19):4.

[6]冉隆中.昭通文学三十年[N].昭通日报,2013-11-01(3):2.

[7]朱鹏.曾令云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昭通举行[N].昭通日报,2013-11-25(1):2.

[8]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1.

[9]赵升奎,陈永华.浅析曾令云作品中的方言创作特征[J].文学教育(中),201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