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勇乡村小说中小人物的尴尬处境——《昭通作家群》研究文集

皇甫娇

昭通文学作品是趋于苦难的书写。刘平勇小说冲破了昭通作家群对“苦难”的书写，进入对为生存而生存的乡村小人物生存处境的探讨，深入到乡村中那些各型各色的人物中去，着力表现进入城镇的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追求与孤独迷茫，以及留在农村那些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农民对现实农村的无尽依恋和迷茫抗争，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乡村小人物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下的尴尬处境。

刘平勇把作品与生活结合得最为紧密，把乡土气息传递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眼中《欲望的火车》中追逐权力并获得权力的老野与无权的老野的父亲同样可怜，至少在性的问题上：一个是被政治强奸了的男人，一个是被垮塌的炭块砸断双腿下身残废的男人；一个玩弄权力，一个被权力玩弄。他们的结局同样的凄惨：一个成为杀人犯，一个在屈辱中死去。刘平勇的小说总是一边在塑造着那些贫穷和善良，落后与愚昧，麻木与悲哀的生活中的小人物，一边关注反思探讨着他们的出路。面对现实世界的生活他们是困顿迷茫的，对如何走出这种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所带来的尴尬，作者也进行了深切的反思。

一、物质的贫乏导致生存处境的尴尬

“文学是情感的结晶，创作是作家情感化的体验，贴近民间，贴近大众生活，是今天昭通文学的意义所在。”^[1]刘平勇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无不体现着自己作为昭通人的切身体会，他对故乡的描写记录着故乡的存在，同时也反映着昭通小人物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身心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的社会现实。作为昭通作家的一员，他一直坚持对乡村题材的书写和对乡村小人物的关注，体现着昭通作家立足于现实写作的一贯精神和风格。立足于现实的刘平勇，在小说中塑造的小人物生存的环境，是经济落后闭塞、物质生活极度困乏、文化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典型。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背景下，造就了一系列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进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拼命地想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可换来的只有失败与堕落。而那些在乡村苦苦为了生活而挣扎着的人们，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屈服于恶势力。有的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有的出卖自己的肉体，更有甚者变得麻木失去了灵魂。不仅如此，这种物质生活的贫乏，更使得一部分人为了金钱，丧心病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以欺压弱小、敛取政府发给人民的补助金获取利益，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求。

《自首》中的贫穷、懦弱的农民贵宝，因为瞎眼母亲患了哮喘病，向包工头马大康借了3000块的高利贷，没钱还就被马大康弄到工地上做工抵债。一直和瞎眼老娘住在帐篷里的贵宝向当了乡长的马大康要地震补偿款修房子，马大康反而对贵宝又打又骂，还威逼他“你必须给老子盯好那些刁民”，不准和贵宝一样贫穷的农民到乡上“闹事”。贵宝对马大康的屈服，一方面是因马大康的强势，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质的困顿。贵宝需要钱，马大康借高利贷给他，并以此为借口欺压他。后来贵宝要地震补偿款修房子，也是因为需要钱。贵宝的悲剧是因为他无法摆脱贫穷。同样的作为恶人的马大康，他如此的欺压贵宝，无非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样在《乍暖还寒》中出生于农村的中年下岗女工英子，艰难地经营着一家“下岗嫂饭店”，丈夫李寿喜下岗后一蹶不振整天游手好闲只知道吃喝嫖赌。她父亲检查出肝癌晚期需要昂贵的医药费，在县二中读初三的15岁女儿李小娟因为缺乏管教和关爱变成了不可救药的小混混。为了还即将离婚的丈夫的五万元赌债以免女儿李小娟惨遭地痞鲍老二的毒手，英子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西门黑社会霸主李狗求助摆平此事，代价是送五千元现金和与李狗云雨一番，可谓是以自己的屈辱换取生存。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难，英子忍辱为了金钱失去尊严，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她一样的还有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小麦、小娟，和为了摆脱物质的贫乏而做招待的张盼秋两姐妹。他们都没有顺利摆脱物质贫乏给他们带来的困顿。

刘平勇对于小人物的关注就像陈思和在评价新写实小说时说：“就这种凡俗性本身的描写而言，无疑有着开拓性意义，他至少打开一个关注当代现实生存状况的新的写作空间。”^[2]在新写实小说中，对于关注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创作追求和刘平勇或者说整个昭通作家的创作初衷是一致的。他们都竭尽全力想要展现出现实中小人物在艰难生存境遇中的挣扎。不同的是刘平勇并没有像新写实小说那样追求“零度写作”。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小人物在物质与精神较量的过程中，他们的矛盾心理。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作家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即文中作者所表达出来的对故乡人们的关切之情以及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所以，在小说中刘平勇所展现的小人物对现实生存的诉求与尴尬，是刘平勇对现实的反思和探求。对贫苦生活的无能为力，边远、落后、瘦瘠的生存环境，是作者笔下小人物生存无法跨越的现实鸿沟，是造成他们为生存而生存的主要原因，是使他们生存处境变得尴尬的物质条件。

二、精神的困顿与迷茫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但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完美的精神家园等待你去寻找。寻觅很可能是徒劳、无意义的，但真正的精神需求也许就存在于寻找之中。”^[3]刘平勇小说中小人物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正是这种精神需要的结果。尽管他们在这条寻找的道路上面对的是无比尴尬的处境，可是他们从未放弃精神的寻找。毫无意义的权利追逐，徒劳的抗争，永无止境的忍耐，这一系列的小人物生存法则使得他们的精神陷入了无尽的困顿与迷茫。

（一）权利诉求中的尴尬处境

刘平勇的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对权力充满敬畏与屈服的劳苦大众。忍气吞声的张木头（《阳关漫过身体的声音》）面对把自己儿子打伤的杨村长的儿子，懦弱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受伤的儿子张小根让他为自己“报仇”，懦弱的张木头“目光怯怯的往外看，生怕杨大麻子听见似的”。张小根气不过去找杨村长报仇，张木头竟把张小根送到了精神病院。在张木头的心中杨村长就像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张小根胆敢找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报仇，不是精神出了问题，那是什么。就像大师鲁迅说的：“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它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他们想做人。然而他们的同类不允许，说他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他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密告他们，于是他们被抓、被关、被砍头，当代许多‘不听话’的叛逆家伙，就是这样产生的。”张小根就是这样先站起来被“咬死”的少数人，他的结局就是成为又聋又疯的真精神病人。

像这种对权敬畏和屈服到麻木的人，在刘平勇的小说中俯拾即是。《一脸阳光》中的巧莲被人打了，首先想到的是打她的人是有村长为其撑腰，否则怎么可能敢打她，其次想到的是得罪村长之后将来该怎么办。这样的一前一后的思考，正好暴露了巧莲对权力的敬畏。像张木头、张巧莲等一系列的乡村无权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是不幸的，他们对权的敬畏与屈服，似乎是因为自己本身对权力的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的不幸仿佛也是由于自己本身无权，所以才在后来的生活中充满了无尽的苦难和折磨。可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来说，他们也未必是幸福的。

乡村穷娃老野（《欲望的火车》中的主人公），地意外中撞破了自己的母亲和村支书的奸情，他愤怒地反抗在被村支书轻易地制服后，转而报复了相对比较弱势的村支书的女儿翠花。他强奸了翠花，一定程度上报复了村支书。他成了强奸犯。在父亲临死前的“娃呀！要是老天有眼让你有那个命，你要当官啊！你看，大队支书狗日的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忠告下，老野从农村娃、强奸犯到士兵、调解员、村支书、公社副书记、公社书记、厂长、作家诸角色的转换，成功地成为了站在一定的权力高峰的人。可他仍旧遭受着苦难与折磨。为了当上公社党委书记，老野在40岁那年失去了性的能力。他的身体彻底死了。这对于成功的老野来讲是他的伤痛。他无数次地问自己：“我他妈的为个啥呀？”老野为了什么，为了权力，可他却成了被政治强奸了的人。

刘平勇完成了一个在社会的洪流中挣扎了一辈子的男人的塑造，老野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都充满了无限丰富、繁杂荒芜的落魄与无奈。正如小说所“总结”的那样：“一天一夜的火车之行，让老野经历了漫长的一生，一生的幸福和疼痛让老野精疲力竭。老野躺在那张一尺余宽的卧铺上独自咀嚼活着或死去的幸福与疼痛。”小说的最后老野愤怒地掐死了风情万种的柔润。临死的柔润发出了对老野的嘲笑。当柔润停止了身体的起伏，她那曾经灿烂的笑，像一朵打蔫的山花，斜斜地挂在流着血液的嘴角。老野的痛苦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挣扎与煎熬。刘平勇在演绎老野那充满着时代特色、充满传奇经历的人生故事时，特意把一系列故事的舞台集中在一列火车的一节车厢上的一张卧铺上，让老野在他的脑海和回忆中去串联整个故事。老野那些传奇经历、可歌可泣的反抗与对权力的追逐，由形形色色、个性张扬的旅伴激发，由老野天马行空的思绪引领，通过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情景（场景的）再现，还原了老野那跌宕起伏、迷乱芜杂又令人荡气回肠、喟然长叹的人生际遇。

作为无权力的小人物他们在这个充斥着对权力渴求、屈服与敬畏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看到了像张木头、贵宝、巧莲这样在权力的恶之下，或忍气吞声，或助纣为虐，或用精神胜利法得以喘息的小人物。可是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在权力下受欺压、受折磨的现状。他们轻的损失了钱财，重的儿子疯了，更有甚者家破人亡。好像不幸是刘平勇为这些小人物带上的标签，走到哪里都是不幸的。没有权力就是苦难，这是刘平勇对小人物生存下的诅咒。

可是，既然无权力是苦难、是折磨，那么有权力的人是不是就应该一帆风顺、幸福安康。答案也是否定的。刘平勇塑造了拥有权力的老野的悲剧。老野的父亲临终要老野做官，认为做官就不会被人“在头上拉屎撒尿”，这样的人生是成功、是幸福。老野如他父亲所愿，也如生活在苦难中的无权的小人物们所愿，成为了一个官，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可是他也不幸福，他是一个被政治强奸了的男人。在对权力的追逐中，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正是因为这种尊严，他最后成了杀人犯。刘平勇用老野这个人物回答了无权者被玩弄，有权者被权玩弄的尴尬。

（二）隐忍与抗争的困顿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艰苦奋斗，好不容易跋山涉水淌过农耕文明进入现代文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面对苦难的韧性，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对待苦难的隐忍，是在岁月的积淀中传承下来的。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面对新的世界、新的文化冲击时，人们是应该继续采用传统隐忍手段呢，还是大胆地抗争？刘平勇在他的小说集《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和《因为爱情》，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企图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

1.隐忍造就的苦难与折磨

刘平勇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他们身上有着农民生命的韧性，对现实默然的承受力和对苦难永无止境、毫无怨言的忍耐力。可悲的张木头，面对儿子被打，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杨村长的淫威下，他从来没想过要为儿子“报仇”或讨个说法。在儿子张小根想要反抗时，他毅然决然地把儿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在他看来传统的隐忍才是作为正常人的标准，儿子的反抗只能说明他是不正常的。他一边为儿子的这种不正常而痛苦，一边压抑这种不正常给自己的震惊。

在《阳关漫过身体的声音》这篇文章中，从字里行间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张小根的父亲，张木头看到自己儿子被打，他内心是痛苦的。隐忍的传统告诉他，忍耐才是躲避更大伤害的武器。儿子的反抗出人意料，使他措手不及，他的第一反应是儿子疯了，可似乎儿子的“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在儿子首先喊出要找杨村长报仇并开始磨铡刀的时候，张木头并没有要把儿子送去精神病院的想法。而是在自己阻止儿子去找村长报仇，儿子拿铡刀追自己后才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的。可见张木头意识到儿子面对苦难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不去隐忍而直接的反抗苦难，就是不正常的。

像张木头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像面对自己老婆被打却默不作声的巧莲的丈夫（《一脸阳光》）；面对丈夫得了怪病却毫无怨言，一心想为丈夫治病的秀花；和同样为了丈夫被流氓强奸还默默忍受，做小偷的小麦（《夜色》）……他们身上隐忍的传统或好或坏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地带给他们苦难和折磨，让他们在无边的苦难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2.抗争带来的伤痛与毁灭

可怜的马成器，在牛家寨这样一个落后闭塞、宗族血脉意识至上的落后小村庄，作为倒插门到牛家寨的外姓人，他生性懦弱、胆小怕事，寨子里的红白喜事他随喊随到、任劳任怨。“他处处小心，处处忍让，逢人总是一脸善意的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寨子公认的好人，在牛家寨也是让人瞧不起、受人欺侮和压迫的“下等村民”，一有点和牛姓人利益相关的小事情，马成器总是被践踏在强势族权下，哪怕他救过牛家寨三个孩子的命，哪怕儿子马大盖因为救落水的牛大才的儿子被淹死（《疯了》）。他夹着尾巴的生活并没有赢得任何人的尊重。直到他阴差阳错的打杀了牛磨王家的狗，变“疯”了，可悲的被迫“疯”了，他突然找到“自尊”。因为自从他“疯”了之后，所有人都害怕他，再也不用夹着尾巴生活了，他决定就这样一直疯下去……

刘平勇塑造的马成器，他缺少老野有仇必报、挑战强势的男人气概，他也不像巧莲那样懂得精神胜利法，更不像张木头那样拥有持久而坚定的对苦难的忍耐力。他渴望反抗，却又求告无门，内心懦弱。面对这个恃强凌弱的社会，那些挤压和欺压让他喘不过气来。突如其来的放松和解放，让他在假疯之后一并得到。他的欣喜可想而知，他决定以疯来对抗不公，用这种异化的心理、异化的方式去对抗现实。可是这样地对抗本身就是病态的，是心理扭曲的。在马成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各种苦难挤压下的农村下层分子，面临着无处不在又似乎无迹可寻的人格践踏和生存挑战。严酷的生存困境，可以毫不留情地吞噬一个求告无门、弱小无助的小人物的心灵和肉体。在当下农村，马成器式的人物出路何在？刘平勇在《疯了》这篇充满压抑和愤懑气息的作品中，把一个很严酷的社会课题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

同样可悲的贵宝，为了拿到政府发放的地震救灾款得罪了鱼肉百姓的乡长马大康。贵宝不仅没有拿到救灾款，还被迫为马大康阻挡来要回救灾款的民众。贵宝当老师的妹妹贵叶因为哥哥得不到地震补偿款，去找马大康讨个说法，却激怒了一手遮天的乡长马大康，被调到最边远的山区的“一师一校”。马大康还不解恨，又唆使三个流氓奸杀了贵叶。一生胆小怕事的贵宝，受到百般压迫和侮辱的贵宝，最后成了疯疯癫癫的废人，成了成天嚷嚷要杀人报仇的可怜虫（《自首》）。受尽欺压的贵宝在现实中的反抗难以实现，他借助潜意识的方式在梦中杀死了马大康来实现。

“地震是天灾，尚可以万众一心、共建家园的精神去抵抗和消减，而马大康的鱼肉百姓却是人祸，对贵宝这样怯懦软弱的农村农民来说，更是挥之不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像一座密不透风的黑暗铁屋，一座无法撼动的沉沉大山，围困、压迫着贵宝这样的小人物，蚕食着贵宝的生存条件和空间，摧毁着贵宝的生存意志，戕害着贵宝的向善心灵。”

如果说马成器的抗争是病态的，那么贵宝对命运的抗争是悲壮的，他对现实的抗争是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抗争这世界的不公，他们不惜以毁灭自己作为代价：一个以装疯作为代价，唤起作为正常人的权利和自尊；一个以脱离现实获得安慰。他们的抗争出路似乎在时代的特有的背景下，不是更大的痛苦就是自我的毁灭。

（三）知识的不均造就的尴尬处境

刘平勇小说中最多刻画的人物形象是那些在乡村中文化不高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思想性格有着农村旧时代的烙印，深深地折射出了当下独有的农村时代特征。他们身上的农村人的人性弱点，是普通大众所共有的，他们的悲情人生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今夕是何年》中的许梅、《夜如白昼》中的小麦……她们或为权、或为钱屈服妥协于社会的恶。这是作为年轻一代的农村文化不高者的不幸。而对于农村老一代人的不幸，刘平勇笔下的像《母亲在梦中奔跑》的母亲，《失语的父亲》中的父亲。前者通过对因摔断腿而无法自己料理生活的母亲与儿女们的矛盾，向读者展现了原生态的没有是非对错的家庭关系和对老年人孤独寂寞、老无所养的问题的反思；后者通过对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失语，不理任何事，只是“把自己的田地通通走完一遍，并把泥土放在头上”，然后回到家躺到棺木里，一脸幸福，再也没有醒来。在这个看似安详没有痛苦的死亡面前，作者并没有体现更多的欣慰和幸福，相反的是给读者以更多悲悯和伤感。这样一个枯槁的老年人，他那难以言状的感情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他的孤独寂寞可想而知。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的不幸不能说完全是由文化不高所造成的，可和这个原因也是分不开的。

刘平勇在塑造一系列小人物形象的同时，他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是深刻的。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刘平勇，他对知识分子的困顿和迷茫是深有感触的。在面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讨上，他把更多的视角放在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上，探讨反思乡村知识分子如何冲出落后的乡村，如何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他先后塑造了青年学生杨鹏羽（《因为有爱》的主人公），才女张盼秋（《夜如白昼》的主人公），大学生小娟（《恰到好处的活着》的主人公）。自幼失父的农家子弟杨鹏羽从小学到中学因为穷受尽屈辱，好不容易考上一所老牌大学的中文系，可是上了大学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受到同宿舍经济条件优越的纨绔子弟的嘲弄，只能顽强地靠拉三轮车来供养自己，再现一个自卑也自负的贫寒学子的心酸屈辱，凸显一个农家子弟的不屈抗争。杨鹏羽的抗争史再现了现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生存面貌。杨鹏羽的抗争之路是曲折痛苦的，现代知识青年的道路也是曲折不平的。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多的物质因素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像杨鹏羽这样坚守底线苦苦挣扎的人，不乏有之。而像张盼秋、小娟那样被物欲世界所玩弄的人，更不缺乏。

大学生才女张盼秋为了脱离落后小村庄的教书生活，进入市里做接待工作，每天过着“风风光光地走在城市的大街上，风风光光地在领导的身边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风风光光地在男人火一样的目光里留给他们一个遐想的背影，或者一缕勾魂的香味。”那让人羡慕的生活，她却也发出了“可是有谁知道我们心中的痛呢”的感叹。一个才女为了能让自己生存得更好，不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干自己喜欢的工作而是强颜欢笑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摆布，这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的漠视。就像张盼秋所说的那样：“大山地是地狱，而城里真的就是天堂。尽管天堂里偶尔也有魔鬼，但我能够因为害怕偶尔的魔鬼而永远下到地狱去吗？”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使其甘愿成为被物欲玩弄的可怜虫。

在刘平勇小说中的各类小人物，不管他们是文化水平低的英子、许梅、母亲、父亲这样的人，还是文化水平高的杨鹏羽、张盼秋，他们都是不幸的。前者因为知识文化的匮乏，而被时代社会所摒弃；后者在物质的重压下，要么痛苦地坚守抗争，要么沦为被物欲玩弄的可怜虫。

三、在尴尬处境中的喘息

贺春艳在她的论文《农村小人物的真实书写——读沈洋中篇小说集《穿透瓦房的阳光》中说：“走进这一群人的内心，去探寻他们灵魂深处的隐秘，感受他们心灵的疼痛，呼唤道德和人性的回归，促使社会秩序回归到一种真正健康的本真状态。”^[4]

（一）追求现实生活写照的同时追求理想世界的温暖

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毛泽东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一种艺术的反映，因此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的刘平勇，他是个农家子弟，做过乡村教师的工作，当过村主任，后来进入昭通市做报社记者、编辑。在乡村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让他对昭通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有着特殊的感情和认识。对乡村生活的了如指掌，对乡村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感同身受，使得他笔下的昭通乡村显得异常真实。那里的每一片瓦，每一寸土，每一棵植物，都充满着昭通乡村特有气息。那里的人生活简朴，拼命为生存而生存。刘平勇在其中生活着，耳濡目染着乡村里的一切。他笔下的人物鲜活地像生活在我们周边的人：自尊心极强，曾经向城市进军，又失败而归的年轻漂亮女子张巧莲（《一脸阳光》的女主人公），她可以是我的同学，是我家隔壁的姐姐；《母亲在梦中奔跑》中要强的、不肯拖累孩子的母亲，她就像隔壁村的张奶奶、王三婶……他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的遭遇和苦痛，都基本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是完全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身上的苦难。

当然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真实。作者在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需要对生活真实进行加工渲染。“海德格尔认为，人只有真正领会和懂得了死，才能领会和懂得生。”^[6]懦弱的贵宝在妹妹死去、家破人亡的悲剧下，无法冲破现实的阻挠去砍杀马大康，作者让他在精神上得以满足，在梦中杀死了马大康；摔断腿的母亲无法奔跑，作者让她在梦中奔跑。可以说，刘平勇在刻画人物故事时，面对小人物现实的不幸，他总是设法找寻一个出口，让小人物可以发泄，然后继续生存下去。贵宝是这样，母亲是这样，张小根不也是在无法报仇而精神混乱中，通过与不存在的人吵架，从而得到发泄的吗？

（二）寒冷中的微弱火光

对于昭通这块孕育着无数生灵的土地，他表现出太多的哀其不幸的伤感。他塑造了一系列在困苦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与此同时，苦心孤诣地希望能为他们冲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所以有人在评论他的中篇小说《因为有爱》时说道：“作品虽然竭力表现弱势群体的苦难，呈现‘一个冰冷乃至冷酷的世界’，一个肮脏的世界，但爱又如星星之火，闪烁着微弱又炽热的光芒，温暖着凄苦的心灵。像妈妈、姐姐、林霞、烧锅炉的老头子、数学老师、蹬三轮车的大爷等，他们都以不同的爱温暖着杨鹏羽的凄苦的心灵，让他在众人的嘲笑、欺凌中苦苦挣扎，在悲苦、不幸中感受到真切炽热的爱。”^[7]刘平勇在塑造一系列可怜可悲的小人物时，他的悲悯的人文情怀总是时不时地凸显出来。他总是尽力在凄冷、阴暗的地方，给出一丝微弱的光。在令人窒息的时候，突然地凿开一个洞，让你可以借以喘息。

从事文学理论、美学和写作学研究的昭通师范学院副教授刘廉昌在《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中说：“昭通作家的创作风格还表现在作家赋予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浓或淡的悲剧色彩，对他们笔下人物表现了辛酸的悲叹，并寄予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了真挚而沉重的感情。在这样的总体色彩之中，各个作家在感情层面的表现上又有一些差异。”^[8]我想刘平勇的差异就在于他在对冷酷现实的观照中，散发出的微弱的温暖。

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并没有遏制刘平勇对理想世界温暖的追求。可是，在那样一个为了生存而生存的环境下，他的温暖要么是通过人物病态的发泄来获得，要么是通过故事中路人甲乙丙丁些许的、偶尔的同情和温情来获得，并没有真正地给他们指出一条生存下去的出路。

结　语

刘平勇的小说以昭通落后的生存环境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他从生存层面和生活层面为我们揭示了小人物生存的尴尬处境。生存层面主要是因为物质的极度贫乏造就的生存处境的尴尬，而生活层面则是因为精神的困顿和迷失。作者渴望通过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生存现状中寻找一条全新的出路。可是，在那样一个落后的生存环境中，刘平勇塑造的那些小人物，总是无法摆脱尴尬的生存处境：没有权利的贫苦百姓和拥有权力的掌权者，他们都没有能跳出痛苦的深坑；对生存磨难隐忍还是反抗，似乎命运都同样地可悲；不管你是文化高者，还是文化低的人，你的苦痛和挫折没有因此增一分或减一分。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中，刘平勇为了让小人物得以喘息，从而继续生存下去，总是在冰冷中，给他们一丝温暖，可是这温暖也透露着冰冷的寒气。

【注释】

[1]杨梦媛.评析沈洋《穿透瓦房的阳光》［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16.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08.

[3]杨莉萍.夹缝中求生——威廉·格纳奇诺小说中现代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生存哲学［D］．四川师范大学，2012.

[4]贺春艳.农村小人物的真实书写——读沈洋中篇小说集《穿透瓦房的阳光》［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16.

[5]童庆炳主编.文艺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6]柳鸣九主编.存在文学与存在文学中的存在［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90.

[7]温州.对人类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探索和追问——刘平勇中篇小说集《因为有爱》的艺术特色解析［J］昭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2）：44.

[8]刘廉昌.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朴拙与灵秀——昭通作家创作风格》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