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好大一对羊》的地域文学之风——昭通作家群的丝绸之路

2023-07-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夏天敏小说中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始终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是底层生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的笔触始终关注着人民生活的足音。《好大一对羊》的创作再现了乌蒙山脚下劳苦大众的生活现状，表现理想与现实人生的激烈冲突。夏天敏对农民苦难的思考纳入了自然环境和文化性格因素。

王东慧

地域文学是带有地域风情的文学，地域民族的精神、风情、气息无不是地域文化的彰显。地域文学是主客观相谐相属，客观的自然和主体的人文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因此，地域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地域环境，扎根于地域文化环境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域作家的创作。同时地域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们生活的聚散地，而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化地域正是由于作家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地域文化的这种特质影响作家的文学心理，并通过他们的性格、心理或多或少的反映在作品中。作家从小生活的环境形成一种心理积淀，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他们的文本材料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生活真实。作家作品以生活为基础，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市级地命名的“昭通作家群”，其代表人物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天敏，他的创作植根于地域环境上，描绘故乡的山水风貌，人情世故，展现独具特色的地域性人文气息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由于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是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因此研究地域文学对夏天敏创作风格的影响，可以从自然条件、人文条件和作家创作风格三方面入手。

一、地域性自然条件

昭通地处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典型的高原山地构造地形，山高谷深，江河切割，地势陡峻，沟壑纵横，各种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无灾不成年。山坡地，土壤瘠薄，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尖锐，产业结构调控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大。因此人民生活清苦，大山的子民以土为生，地里长不出庄稼，来年收成颇受影响，贫困现象严重。夏天敏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感受这片土地赋予的情怀。同时也赋予了他创作的源泉。作者选材背景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小说人物生存环境描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现状。

（一）地域性小说的创作题材

20世纪，中国作家以多样化的题材反映特定年代、特定环境、特定民族的多样生活。地域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风民俗，而不同的民风民俗使各地的文学作品产生差异，每个作家都具有自身的地域背景，并对自己生长的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作家作品以生活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加工提炼，变形想象等手法创造出来的具有审美效应的具体生动的艺术状态。”^[1]地域作家们一方面留有家乡情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对地域文化的探索是为了重铸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中所描绘的特定地域的山水风貌、民风民俗、人文景观、地域语言、人物形象等，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以说作家生活的聚集地即是作家的创作之根和艺术之泉。

1.作者创作原动力

纵观夏天敏的作品，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经历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2]夏天敏这位土生土长的大山子民，被大山的情怀包容着，从小跟着挑着货担的父亲走村过寨，体味生活的艰辛。昭通淳厚的民风感染着他，浓郁的大山文化在他心里扎下了根。长大后他可谓是体验生活百态，当过工人，做过文化宣传员、报社记者、编辑，并且到农村基地挂职锻炼。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给了作家回头审视家乡、审视人生、审视人性的独特视觉，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给了他20多年始终如一的创作动力。

文学的创作，是仰赖于丰富的生活题材，“特定的文化内涵为文学作家的创造提供了更多以升华加工为文学作品的机遇和可能性”^[3]。夏天敏创作的作品中都刻上了故乡深深的烙印。乌蒙山磅礴的气势、金沙江的蜿蜒迤逦、红土地上千百年来人民大众的生活、五尺道驮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太多的传奇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由此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夏天敏小说中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始终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是底层生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的笔触始终关注着人民生活的足音。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多是地瘠民贫的高寒山区，人民生活清苦，作者用文字，用语言塑造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卷章。在他的笔下，可以很清晰地感受时代的律动，现实的气息，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生动而捍卫心灵的历史片段。

生活给了作家创作的原动力。社会生活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各种素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反映社会生活最本质的画面，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说，夏天敏的创作，得益于生活的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生活给了他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舞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再现了生活中最真实、最美好的历史画面。他的作品也在生活这个鲜活的历史舞台上完成了对现实的与历史的发展不协调的假丑恶的拷问。

2.乡村题材

从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今天，乡村小说始终以执着、沉重的步子探索前行。都市小说虽然灿烂依旧，有人预言乡村小说会走向终结，但是相反它却是以顽强的态度存活着。我们在缓缓展开的乡村画卷中，看到了乡村社会的艰难和困境，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温柔殖民，许多农民工在城乡间的疲惫奔波，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冲突和交融，一个家族、一个村落上溯到百年的民情风俗和历史变迁。现代乡土文学作家，才情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趣味不尽相同，他们感受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反思地域文化，表达理想人生的角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以写实为主要表现特征，再现乡村原生态的乡土小说和以写意为主的小说。夏天敏的创作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情怀，蕴含着乌蒙山浓浓的乡土气息。翻开夏天敏的小说，沉重和苦难是永恒的主题，环境的恶劣、生存的艰辛、物质的贫穷、文化的缺失、精神的重压，以及他们对命运、对生活的努力和挣扎、希望和幻灭、不甘和失望。他曾说：“命运注定，我只能如此，命运注定，我将永远背负沉重。”^[4]夏天敏生活在底层始终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感同身受。《好大一对羊》的创作再现了乌蒙山脚下劳苦大众的生活现状，表现理想与现实人生的激烈冲突。

（二）地域性人物的生存环境

1.叙事环境

乌蒙山磅?的气势，山高谷深的地势，高原山区的地形给了作家塑造人物的环境。夏天敏对农民苦难的思考纳入了自然环境和文化性格因素。夏天敏小说定格于云南乌蒙山高原上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他的笔触丰满，把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农民赤贫的生活勾勒得清清楚楚，触目惊心。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除了荒凉的村庄，还有面色如土的村民。这些被现代文明抛弃的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吃的是野菜、洋芋，烧的是木柴，睡的是茅草窝，穿的是破衣烂衫，什么都匮乏，唯一不缺的是时间。长期的贫困使他们麻木了，尽管广袤的高原也时常展现上帝之手创造的美丽画面，它是如此祥和、宁静，以至世界珍禽黑颈鹤把这里当作自由栖息的美丽家园。毫不奇怪，这种远离尘嚣的自然之美丝毫唤不起大山人们的美感，生存的艰难压倒了精神的生长。这样的生存环境是构成夏天敏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2.人物生存环境

小说《好大一对羊》中夏天敏给读者提供了这样的环境中的人物系列：乌蒙山中的贫困山区夏天风沙肆虐，冬天冰雪覆盖。这里的老百姓中有质朴、善良与愚昧交织在一起的德山老汉，他质朴得在对人对事的情义中不会掺一点水分，又愚昧得连自己一年缺多少个月的粮食都算不清楚，甚至愚昧得分不清女儿的健康与羊的健康孰轻孰重。冰雪覆盖着高原，那里有蹲在火塘边和缩在破被窝里懒得动弹又无奈地等待着救济粮的人们；那里有为了给孩子争一把粮食而把自己的身体袒露给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的妇女；那里有孤岛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拒绝与外界交往的“黑村”；那里有成天呼喊着“天要塌了”“地要陷了”的疯子警示着能源的无限度开采即将会出现的灾难。

通过这样的地域风情与扎根于其间的人物系列描写，我们既看到了乌蒙山、金沙江的雄奇与壮阔，又看到了它们的苍茫、荒凉与肆虐；我们既看到了生活在这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的粗犷、浑厚与质朴，又看到了他们的野蛮、狡诈与愚昧。作品从总体上展示了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特定人物，反映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环境因素必不可少，但人文因素也不可或缺，两者缺一不可。

二、地域性人文条件

（一）历史文化积淀

昭通历史上是云南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分析作家作品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上的昭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底蕴，是西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桥梁。历史上，昭通的农耕文化在整个云南都是领先的，在整个长江流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汉代和清代，可以说昭通是整个世界工业化之前的冶金业基地，昭通在汉代和清代成为全国银铜开采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是享誉国内外的“白铜之乡”。朱提银和堂琅铜的开采名扬九州，出产于昭通的朱提银是人们手里最值钱的硬通货。昭通曾经繁荣和辉煌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昭通的繁荣是与便捷的交通分不开，昭通凡是道路通达的时期，就繁荣昌盛，经济领先，人文蔚起，而昭通落后的时代，道路也是关闭的不通达的。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五尺道的修通不仅使昭通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发，也让昭通成为汉王朝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沿阵地。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昭通的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昭通文化受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古滇文化、中原文化影响都非常深远，但是昭通文化也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区域特色，还有多民族文化特点，有典型的大通道大移民大迁徙的融合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培育出大气包容，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这片深厚的土壤养育了一大批先进的人文之士，夏天敏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情况。”^[5]夏天敏的小说就是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人物生活环境来写的。

1.类型化扁平人物形象

夏天敏小说《好大一对羊》中最具代表的类型化人物，同时也是小说中的扁平人物塑造的形象。何谓“类型”，“文学中的性格塑造原则总是被人归纳为‘类型’和‘个别’的结合——在个别中显现类型，在类型中显现个别。”^[6]德山老汉这一形象的塑造并不复杂，虽然是个体，但他也是一个类型化人物，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扁平人物”（静态人物）是性格单一缺少变化的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7]《好大一对羊》中德山老汉始终如一的饲养外国羊，他的确这样做了。

德山老汉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源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共性和个性如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审美判断，那么一个优秀的形象便产生了。”^[8]德山老汉是一个符号，一个群体，一类人的代表。德山老汉们拥有大山子民的情怀，像荒山一样质朴，像黄土地一样贫瘠，像大山一样原始。他们的生活艰辛又贫苦，但他们安分守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如果没有外界的介入，他们平静的生活将一如既往。然而，这样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不速之客打破了，高档的小汽车惊了他们的眼，照相机的闪光灯摄了他们的魂，老汉的魂被摄去了，脸木怔怔的，眼里空洞，了无表情。大山封闭的心门被好心人打开了，对帮助他扶贫脱困的刘副专员感激至极，但他仍然懵懵懂懂，“德山老汉头脑里一片空白，不晓得说啥，只一个劲地点头。他腰又驼，越发像鸡啄米了”。他愚昧无知但又饱含大山子民的质朴。

他是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生活窘迫代表了当今中国尚未脱贫的人群的生存状态，他的“自我牺牲”意识承继了中国古典艺术作品中“自我牺牲”的原型模式，体现了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广大贫困人民“自我牺牲”的心理原型。作为代表，德山老汉这一形象在新时期艺术形象中具有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民众令人感叹的“命运”；二是艺术地警示一切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决策者、掌握小民命运的人们，他们官僚主义的“好心”给德山老汉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三是塑造“新的农民”，聚焦三农问题；四是通过塑造德山老汉这一人物形象借以引起当政者的警醒，解决问题的实质。

2.语言风格

人物语言的塑造也是人物形象的具体体现。不同区域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把当地的一些方言俗语运用到作品中，这些带有不同地域性、民族性的方言俗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拓宽了文学的视野，也给作品烙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中的人物对话独具特色，当地方言的运用在作品中明显展露。一是表现在语言符合人物地位、身份；二是用于叙事和描写的语言符合自己的特质。夏天敏这位自始至终扎根于故乡，深入乡村底层的作家在对乌蒙山区方言的运用上，可谓极为熟悉，信手拈来。在他大量乡村题材的小说中，采用的是乌蒙山特定的山区语汇进行创作，极其生动传神，在《好大一对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写人物生存的环境，冰雪覆盖下的山村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沉重。人们日子过得毫无意义，荒凉的山坡、沉寂的村庄、黄土地里的尘埃。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时间的缝隙里慢慢流淌。写刘副专员到村里访贫问苦时，村民们激动的情绪和乡村特有的热闹景象时，村里就像过年一样，孩子们的闹声，妇女们的讨论声，人们脸上流露出的是兴奋。土墙上贴了几排标语，用的纸是过年才会使用的鲜亮的红得滴血的红纸，红纸映衬下的村庄显得有活力了。这些语言极富乡土生活气，把乡村热闹的景象描绘的活灵活现。写人物的对话，质朴的语言，地方语言的使用使作品贴近生活，贴近底层。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口语，既有乡土气息又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

夏天敏灵活的运用乌蒙山区语言，贴近生活，表现人民大众的智慧。在描写叙述中提炼并使用昭通方言，使作品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语言最终就包括了小说的全部形式和技巧。”^[9]他用“高超的构思技巧和娴熟的乡土语言对底层民众卑微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描写，改变他们命运的渴望，在悲伤中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关怀，形成悲悯的感情色彩”。这样的语言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真实性，并在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乌蒙山区的语言体系。

（二）苦难意识创作

夏天敏曾经说过：“命运注定，我只能如此，命运注定，我将永远背负沉重。沉重永远是我创作的一个主题。”^[10]他明知道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话题，却难以让自己的创作远离“沉重”。夏天敏以其悲悯的情感色彩描绘了乌蒙山区人民的生活现状，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希望寻求精神的解脱。理想的人生是美好的，而现实生活是残酷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在这种矛盾激烈冲突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取材于现实生活，着力表现在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各级政府“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和出现的偏差，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不切合实际的行为方式，即使出于善良的动机，美好的愿望，其结果却只能与初衷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正确地体现人民政府对生活在贫困地区群体的真正关怀，帮助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反而给他们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雪中送炭”蜕变为“雪上加霜”，使他们苦不堪言。“现实生活存在缺失，因而沉溺于幻想世界，并借助艺术形式得以倾吐，这是理解艺术家创作活动的潜在逻辑。”^[11]夏天敏这位土生土长的昭通作家，感同身受了大山人民的生存状态，用他的笔触写下了惨淡的现状，吐露了贫苦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是大山子民的心声感触了他，成为他创作的潜动力。理想中的扶贫致富，现实的条件压制，没有因地制宜的发展，一味的好心却只能办坏事，在这种相互冲突中必然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其结果却是悲剧。

1.以喜入悲的写作风格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符合我们中国式悲剧心理。中西方对悲剧的定义是不同的，中国悲剧往往给人以凄楚、哀婉的审美感受，西方的悲剧给人以自由、冲击的视觉享受。现代美学史上关于“悲剧”一词的最著名的定义当推鲁迅的一句话：“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2]中国式的悲剧不外乎如此。夏天敏小说《好大一对羊》以喜转悲笔触小说人物的悲剧性。

小说写的是一个古怪荒唐的当代“羊吃人”的故事：地区刘副专员带领一行人风尘仆仆地从城里来到大荒山乡黑凹村最贫困的德山老汉家进行扶贫调研，并与德山老汉结成帮扶对子，不仅送给他钱、衣物，还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对珍贵品种的外国高级羊送到德山老汉家，以期望它们生儿育崽不断发展，成为高寒山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德山老汉精心饲养这对“扶贫羊”以感恩和报答刘副专员，但是生活在高寒山区，人都吃不饱何谈羊能有吃的。为让这对不适应荒寒山区恶劣环境的金贵的外国羊怀胎下崽，德山老汉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让羊吃饱吃好是首要，但是金贵的外国羊适应不了高寒山区的气候，即使德山老汉时刻以羊为首要，但羊却一直不生羊崽。在这不断地折腾中不仅没有脱贫致富，反而快将仅有的家底折腾尽了，一家人不仅没有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反而成了羊的奴隶，人舍不得吃的给羊吃了，人舍不得穿的给羊披了，人连做饭都舍不得烧的海垡给羊生火取暖了，人都没坐过的马租来驮羊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吃草了。哑巴老伴和德山老汉半夜起床直走到天明，到老远老远的野鹤湖边给羊割青草，晌午啃冷洋芋充饥，怕毒日头晒干青草，等到下午才动身，天黑了才回到家，哑巴老伴还因天黑踩到坑里扭伤了脚。最后，懂事的小女儿代娘给羊去割青草，却不幸被一条似路非路、通向一片看似美好的草滩的沼泽给吞没了。小说中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所展示的当代偏远山区农民生存境遇的艰难、生活的苦难以及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令人触目惊心、扼腕而叹。

2.以喜入悲的原因

作者之所以用“以喜入悲”的方式描写德山老汉的生存现状，一是人们生活一直安于现状，突然闯入的“扶贫羊”，人们借希望于改变现状；二是以喜剧效果来刻画人物使文本人物活灵活现，贴近生活现实，让读者易于接受；三是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反讽当时的社会现状，希望能改变这种现状，使喜剧成为“喜剧”；四是警醒愚昧的生活在底层像德山老汉一样的一群人，“羊吃人”的悲剧不再上演；五是以喜剧性的方式来刻画人物悲剧，使逃避现实的人清醒。《好大一对羊》的文风透露着悲剧色彩，全文以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德山老汉一系列的生活现状来展开，饲养两只外国羊寄希望通过羊来改变现状，最终是“羊吃人”的悲剧。作者全文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富有喜剧性效果的人物系列对话来写作，但正是以这种喜剧艺术风格来刻画悲剧的“悲”。以喜入悲的创作风格贯穿全文，作者通过这种创作方法来描绘底层人民的生活，塑造新的农民形象，借以引起共鸣。

三、创作风格

（一）童话叙事手法

现实主义的手法，艺术的，也真实的勾画了人物黑色的现实生存状态。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有时也没有生命的连续性。”^[13]然而反复阅读文本，读者受到极大的震撼。德山老汉、刘副专员代表的成人小说世界，我们在鲁迅先生的许多小说中早已深切地感受过了，如果说鲁迅先生小说的基调是“黑色”的，那么，《好大一对羊》正是传承了鲁迅作品的基本色调，写出现实人生的荒唐、无奈、凄苦、悲凉。与此相反的是由外国羊和德山老汉的小女儿代表的童话世界，这是童话作家编织的绿色的世界，是对成人的黑色世界的颠覆，寄托着作者美好的愿望，是在苦难生活中添加的一剂调味料，正如鲁迅在瑜儿的坟上放置了花圈一样，为冷漠的世界注入一丝温馨。使接受者稍稍从沉重的压抑中得到一点喘息和解脱。

在童话世界，一切生灵地位平等，相互和睦共处，鸟能言，兽能语，草木有思，山水有情。羊可以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懂得谈情说爱，作品中的两只外国羊约翰和琼斯是对恋人，到了“异国他乡”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不忘相互“扶持”。作者让具有特殊身份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羊来证实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表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样人也可以变成羊，化作蝶，作品中德山老汉就梦见自己变成高大的美国公羊，哑巴老婆变成美丽的美国母羊。“梦是一个受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14]德山老汉的美梦折射出他的内心深处是对改变现状的向往。他的愿望很低无非是生活有保障，老婆年轻漂亮，这些要求不算过分，但德山老汉的生存现状告诉我们，这样的美梦纯粹是“非分之想”。而相对于德山老汉的小女儿的愿望是集中体现在精神层面。小女儿懂事、听话，对物质要求很低，低到几乎没什么要求。可是在“红领巾”事件上，却“变得非常执拗，非常不听话，从来没有过的任性”。就要戴红领巾宣誓，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然而在一切中心倾注于“好大一对羊”的家庭来说却是很困难的，所以遭到现实无情的摧残，从此快乐远离了她。可怜的小姑娘非常可爱，为了替爹娘分担忧愁，执意要陪爹爹去背青草。然而，一个“黑色的精灵”，是个黑色的符号，是个黑色的暗示，是命运之神派来让这苦命的孩子脱离苦海的使者，这只黑色的蝴蝶，最终化作绿色的蝴蝶，诱导小姑娘发现柔嫩的青草的同时，也将她引进天堂的碧波之中。在童话叙事中，颜色是一种符号，是象征常用的载体。小女儿始终是个孩子，再沉重的生活也难以泯灭她童稚的心。小姑娘身处现实，心在梦境。黑色是死神的徽记，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当黑色的蝴蝶在小姑娘眼中变成绿色时，意味着她眼里只有绿色，只有希望，只有憧憬，忘记了恐惧，忘记了危险，忘记了死亡。然而正是这代表希望、憧憬、生命的绿色的诱惑，却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二）现实主义创作

作家在小说中除了以童话手法成功地反观现实世界之外，还匠心独具地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羊的世界。夏天敏以他丰富的想象力使现实与梦幻互相渗透、水乳交融，于是从他的笔端又流淌出一个虚实相间、真假难辨的艺术世界，这一点似乎又是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民族文化混合的地方通常是魔幻生长的最适宜的土壤，因为这种混合的现实本身就具有一层奇异、神秘的色彩，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正是多种文化混合生成的产物。也许是巧合，历史在此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作家夏天敏的出生地和居住地——云南昭通在中国古代也曾汇聚多种文化，这也就不难想象他会跟产生于大洋彼岸的魔幻现实主义扯上某种关系。

夏天敏在小说《好大一对羊》中内置的关于外国羊背井离乡、落户异邦的故事很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似乎已成了这篇小说的一大看点。如果简单地归于借用童话写作手法，这大概有悖于作者的初衷。小说中，羊的生活空间实际上被作家构建成为一种神奇的艺术世界，借外国羊的视角反观乌蒙高原山区人民的生存空间，作者描述了一个真实而又梦幻的世界，羊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已经被作家构筑成了一种具有魔幻色彩的艺术世界。物质资源严重匮乏，自然生态极度恶化，人与动物面临生存的困境，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共同导致的人的异化甚至是人类精神上的赤贫。《好大一对羊》中，正是借助于一对来自异域的动物的陌生视角，我们才更真切地看到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借扶贫的东风，大批官员走群众路线帮助百姓。封闭的大山心门打开了，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外国羊移居中国融入本土文化中。这对外国羊移居中国的经历被作家作了传奇化的处理，而中西两种文化也在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思中呈现为一种相互交织和冲突的状态。这对外国羊是这个荒诞故事自始至终的见证者，德山一家的苦与痛，各级官员的卖力表演，乌蒙高原的贫瘠生态，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亲历体验。夏天敏借用魔幻现实主义这面哈哈镜，以变形的方式折射出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而又始终没有损害现实的本质。作家之所以采用这种表现手法，其目的就在于促使人们对当前社会进行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相反去逃避社会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的本义也正如此。

乌蒙山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孕育了鲜活的地域情怀，也给了夏天敏这位地域文学作家创作了独具特色的作品并形成他自己的创作风格。夏天敏以其自身的经历结合现实生活选材立题，其作品中人物鲜活形象、语言质朴生动，结合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以人民大众深切的需要来写作迎合了读者的口味，回答人民群众最迫切关注的社会问题，所以夏天敏的选材是成功的。夏天敏作品《好大一对羊》中德山老汉形象的典型化塑造也是一个亮点。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小说创作的最高目标。恩格斯强调指出：“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5]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典型性的程度如何。而夏天敏的人物形象塑造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贫苦农民德山老汉贯穿全文结合人物生存环境刻画得淋漓尽致。语言是作品的第一要素，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语言使小说的故事优美感人，语言使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而且还是它的内容。”^[16]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夏天敏对语言有超乎寻常的体验和把握，从他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中，可以发觉他的小说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并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语言风格。

【注释】

[1]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3.

[2]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4.

[3]明全.区域文学与文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2.

[4]陈忠亮.悲喜的双重变奏——论夏天敏的乡土小说［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91.

[5]［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

[6]［美］韦勒克·沃伦，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3.

[7]［英］E.M.福斯特，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2）：83.

[8]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3.

[9]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58.

[10]李凌凌.苦难是我永不背离的主题——访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天敏［N］．文学报，2005－06－30（02）．

[11]胡家祥.文艺心理学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