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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域文化与昭通文学的影响研究成果

【摘要】:赵林峰一、昭通的地理位置昭通市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享有“鸡鸣三省”之称。独特的地域文化为昭通作家群的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昭通文学现象的产生是昭通自然地理和人文价值观所决定的。

赵林峰

一、昭通的地理位置

昭通市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享有“鸡鸣三省”之称。它是我国陆上“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云、贵、川三省间的重要交通通道和云、贵、川三省经济文化交汇的重地;昭通地域内独特的地形地理和独特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孕育着珍稀的自然资源,极具丰富的物种资源,为昭通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为昭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但是这种独特的位置却没有给昭通带来快速的发展,因为交通的闭塞和地形地貌的影响,使得昭通的发展一度滞后。但是经济的落后却没有影响到这里文化的传承,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形成了昭通独特的地域文化。

昭通独特的历史发展历程,为今天昭通文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和历史基础。这些在历史中不断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和文学精神使得昭通作家群在起步之初少走了许多弯路。独特的地域文化为昭通作家群的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

关于昭通作家群,狭义的说法是指在昭通地域内出生、老家在昭通或在昭通生活过较长时间的写作者。这个群体包括三部分人:“一类是一直都生活在昭通的写作者;一类是已经离开昭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家,这类作家主要生活在昆明地区;还有一类人就是后来到昭通生活和工作的作家。”[1]当然,以一个地方命名的文学群体,除了他们都在昭通生活过的原因外,还有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精神。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性特征很强的精神劳动,作为一个文学写作团体,昭通作家的写作方式肯定不同,但是他们的创作背景却是大同小异的,作品中都有着昭通式的文化思考和昭通式的叙述。

改革开放以来,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就像被大火肆虐过的草丛一般,以一种全新的身姿展现在世人面前,书写昭通文学新的光荣与梦想,走过了艰辛的文学追梦旅程,充分展示了昭通作家群在新时代下的创作特色,如一片璀璨的星空覆盖在云贵高原之上。“云南文坛历来有关于作家群的划分,大体有:昆明作家群、曲靖作家群、哈尼族作家群、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昭通作家群的崛起一直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研讨。这个群体的出现让人吃惊,因为它的人数众多并各有实力,整体的创作潜力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其强悍的文学生产力不得不令人刮目。他们中除了以诗得名的雷平阳、樊忠慰、贾薇、陈衍强、郎启波外,尚有以小说为主业的曾令云、蒋仲文、邹长铭、杨昭、夏天敏、潘灵、刘广雄、黄玲、吕翼、胡性能、徐兴正、张仲全等。李骞、宋家宏则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为人所知。”[2]“从媒体评论来看,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两个关键词在2000年前外界媒体鲜有评论,2002年逐渐受到关注,2005年后则频频出现。”[3]随着昭通文学现象的不断发展,人们注意到,在昭通这块经济相对贫困的土地上,文学精神越来越富裕,文学之花越来越鲜艳,文学之火也不断的燃烧。昭通作家群已形成了一支文化实力雄厚、创作风格不同、老中青共同发展的创作群体,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评论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省内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近年来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的作品占云南省发表总数的一半以上,撑起了云南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堪称云南省当代文学的桥头堡。在昭通作家群已成为昭通市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一张新名片的今天,我们回头理智地审视昭通作家群就会发现,文学的火光在昭通只会越燃越旺。

昭通文学现象的产生是昭通自然地理人文价值观所决定的。昭通作家群兴起之后,创造了辉煌的成果。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表的文学作品多且好。如雷平阳的《云南记》《亲人》等,夏天敏的《极地边城》《两个女人的古镇》《好大一对羊》等,曾令云的《罗炳辉》《龙氏家祠》等。这些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在中国文坛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第二,昭通作家群的作品题材来源广泛,贴近读者生活。首先,昭通作家群里的作家分为老中青三个批次,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创作风格也不同,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化盛宴。其次,昭通作家群的成员中大部分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他们中有教师、工人、农民等,不是一味的靠创作来维持生活,他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为他们的作品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三、昭通地域文化对昭通文学的影响

(一)古老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昭通作为朱提文化的发源地,这种文化对昭通作家群的文品、气质有着很大的影响,让他们形成特有的昭通意识。

昭通,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原始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秦开五尺道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到西汉时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点,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影响,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及地域特色,使其成为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朱提文化”的精髓是“其民好学”,这种文化的精髓为昭通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而“磅礴浩大的乌蒙山脉和滔滔不绝的金沙水拍肯定是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对象”[4]。昭通作家群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写作,又因为相同的文化理想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地域的同质文化,形成了昭通独特的文学现象。

昭通文学现象的兴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从本质上看,不可忽略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昭通地域文化摇篮。在这个文化摇篮中,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昭通这块古老土地的历史文化的浸润和气质的熏陶,并不断发展成为他们创作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影响着作品的文本气质,以及作品思想的表达。

1.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昭通作家群,大部分作家是在社会的底层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深沉的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对生存的艰难有着最真实的体会;他们心怀崇高信念,肩负社会责任,互相关心,共同学习,一起进步,襟怀坦荡。走在前面的同志如夏天敏、吕翼和刘平勇等人,他们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年轻作者,为年轻作者讲课、看稿做了大量工作,使新作者一个个脱颖而出,健康成长。只有这样,昭通作家群才会有新鲜的血液注入,不断的成长。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也因为自身的经历而使得他们充满了创作的动力。对昭通劳动人民的关注,对新兴作家的关心指导,都为昭通作家群的发展和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有时刻意识到忧患,才能更好地发展。

昭通作家群的这种忧患意识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时刻提醒着人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生于忧患的民族。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也在探讨着昭通的变革与发展,为昭通的未来献计献策。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描写的就是乌蒙山腹地农村的现状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对农村农民的生命处境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2.注重写实和故事的描述

在这个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网游小说、玄幻小说占据读者大部分时间的时代里,昭通作家们在昭通这片土地上坚守着他们的理想,同时也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他们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把生活的所见所感都写入作品当中,让人们感受到他们改造环境、建设家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达他们对生老病死、人生百态的感悟和反思。同时也可从作品中领略昭通的民风民俗。夏天敏《土里的鱼》中写道:

几口两人才围得住的大铁锅里坐着人多高的甑子,甑子上冒着一缕缕热气,包谷饭的香气撩得场院里的人口水直淌,石柱婆娘借着饭熟没有偷偷捏了一团饭,饭是烫手的,她一点没觉得烫,偷偷到人少的地方拿给最小的小五子。其他几个娃娃见了,上来就抢。小五子自是不让,于是一群娃娃将他按在泥地上,他怕抢掉,就狠起劲一嘴含在嘴里,咽得眼睛直翻,脖子一哽一哽的。另一个娃急傻眼,伸手去抠,正狼吞虎咽的小五子一嘴咬住他的手指,咬得他妈呀、娘呀地叫。那儿娃子的妈跑来,伸手就给小五子一巴掌,打得小五子将那坨还没咽下去的饭团吐了出来。石柱婆娘是不饶人的货,嗷地叫了一声,冲过去挽住那婆娘的头发就开打,两婆娘撕扯在一起,像泥母猪样在稀泥地下翻滚。大家费了好大劲,才把她俩撕开。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作者只有亲眼看到过才能把作品写得活灵活现,当中还有昭通人捏饭团的风俗习惯。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把当时的场景再现在读者的面前,就像作者在我们耳边向我们讲述一个小故事。在网络文学中是不会出现这种乡土化的情节的,而昭通作家则是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故事情节。

(二)“乌蒙乡情”对文学的影响

1.乡 愁

故乡”是昭通作家心灵深处的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更是他们心灵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热爱、思考,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们的作品总是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也成为昭通作家群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在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里,昭通作家群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和创作理念,不受其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

就拿著名诗人雷平阳来说,他在《雷平阳诗选》中写道:“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5]他写云南、昭通,写昭通的土城乡,乡愁、乡思和乡恋是他诗歌有力而坚实的依托;还有陈衍强的诗《农村现状》《母亲的远方》,滴血的文字书写的都是背后的乌蒙泪;黄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乡“牛场坝”为题材,尽显凄美神韵;刘广雄《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然是军事题材,但也处处体现出昭通的特征。

“乡愁”“乌蒙情结”等在昭通文学中有很多的体现,特别是那些离开昭通的作家,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所以在他们离开这里后所创作的作品中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眷念以及一丝忧伤。

当然,这种文学中的愁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中华民族受农业文明的影响,产生了强烈的恋乡情怀和家园观念。“血缘观念、家庭意识早已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乡情乡思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感情倾向、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6]“一部中国文学,让后人读懂那种常说不衰的乡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最恋家的民族,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到‘狐死必首丘’的传说,再到流行歌曲《回家》,都折射出浓浓的思乡情结。这种民族性的思乡情结,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乡愁,相同的乡情乡愁,表现又大相迥异,雷平阳《亲人》中的乡愁是狭隘偏执的、悲悯伤痛的,夏天敏《漫过花园洋房的浓烟》表现乡情游戏里的真实人生,袁兴国在《硌牙》中以性爱方式表达思乡情结等”。[7]

2.乌蒙情结

2004年11月9日,为了响应建设云南文化大省的号召,昭阳区委、区政府成立了昭阳区文联。文联成立后,创办的机关刊物就取名《乌蒙山》。可见,“乌蒙情结”在昭通作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的作品里“乌蒙情结”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他就是夏天敏。他出生在一个苦寒的工商业家庭,当过县文化馆宣传员、报社记者,编过副刊等。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认真对待工作,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从来没有脱离过农村,他对农村、农业尤其是对农民的认识直接来源于生活的直感。因而,他的作品总让人感到揪心与刻骨,具有十分强烈的震撼力,在众多的乡土题材中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代表作品《好大一对羊》中所写的就是乌蒙山区腹地的农村生活。

3.昭通与昆明两地作家比较

就像现在生活在昆明的昭通作家一样,他们面临的是摆脱原生地带来的困惑,以及由此导致的在创作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与昭通这片故土的精神联系永远也不会割断,他们与昆明这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精神上的距离,不能完全地融入这个城市。昆明不是他们原来的家,他们真正的家是伴随他们成长的那个地方。从这点上来说,他们的家永远在他们生长的故土。他们这一群人进入昆明时基本都已经成年了,也就失去了在昆明这个城市里拥有精神上的家的感觉。同时,这些年来,城市生活节奏和城市变化太快,变化太快的城市拒绝了他们,而不是他们不接受这个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离生长的故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当下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这对昭通作家群的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写作时又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时。这就是所谓的被“悬置”的状态。

他们生活在大都市里,远离农村,远离农村的生活,感受不到农村的气息,不能与变化速度太快的城市相互融合,与昭通也就只有了精神上的联系。俗话说“落叶归根”,一个人的家永远是伴随他成长的地方。而昭通作家群中的成员也因为离开了那个“家”,导致了在文学创作上与他人的不同。

从居住昆明的昭通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状况可以看出,地域文学依据地域文化而存在,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影响着地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昭通文学的发展要想一直保持着稳定和统一的状态,就必须时刻保持昭通作家与昭通的联系,一旦脱离昭通这个整体的文化背景和创作摇篮,它的发展方向就会出现分离。当然,如果他们能够把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对昭通文学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昭通方言对文学的影响

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人口开出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对着天空之花绽放。”[8]

语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对该地域文学有深刻的影响。

昭通作家群的作品通过对大量的民俗、方言等艺术表现充实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他们对地理环境的描写和对地理文化的展现,不但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纵深感和真实感。乌蒙大地对广大读者来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毛泽东“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无人不知。[9]这片土地承载着具有昭通独特文化气质的昭通语言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昭通的方言,它与其他方言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昭通方言是中华民族古代官话集中存在于昭通的活化石。昭通方言优美、幽默、词汇丰富、富于表达、形容精准,具有中华民族古代官话这一活化石的特点。二是昭通方言是多元文化在昭通碰撞、熔炼之结晶。例如:“傻(音ha)脓包”意为傻子、憨痴,这是句四川话与昭通话的典型嫁接品。四川称傻子为“傻(ha)儿”,昭通叫傻子是“脓包”。[10]

昭通方言在昭通文学中的运用,也是多元文化在文学中的一种碰撞,这种文化的碰撞为昭通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的道路。

当然,对于文学作品对方言的使用,这也是文学界一直存在的争议之处。方言作为一个地方独特的语言,使用得好的话,会对这部作品有帮助作用,如果乱用或大量使用的话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昭通作家群”这个文学团体出现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中的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代表着这个团体,不再是代表个人。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时代要求下,每个作家都有为了提升云南文学的地位和昭通文学的品牌而奉献自己力量的义务。要通过把这种地域特色的语言转变为文学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它的负面。

昭通地理的独特性,使其产生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着昭通作家的文学创作。共同的创作背景和审美对象造就了如今的昭通作家群。地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时刻涌现,大量的地域元素、地理风貌、风俗习惯、生活场景在作者的笔尖下被描绘,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在读者中传播,让人们了解这片古老的大地,看昭通人民的喜怒哀乐,品人生的酸甜苦辣。没有昭通这片古老的土地,就没有今天享誉盛名的昭通作家群。

总之,昭通作家群在创作的过程中,把昭通的地域文化都体现在了文学作品中,这片红土地中的一切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在作品中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

[1]李骞.“昭通作家群”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2):7.

[2]李霁宇,朱霄华.云南文学上崛起的昭通作家群[EB/OL].http://history.kun ming.cn/index/content/2009-07/27/content_1929557.htm.

[3]艾自由.昭通文学引发的外界评论[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01-27.

[4]李骞.立场与方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5,16.

[5]雷平阳.雷平阳诗选[M].河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1.

[6]纪倩倩.论思乡情结产生的文化基础[J].文艺评论,2012(5):9,17.

[7]尹宗义.昭通作品的思乡情结比较[J].文艺评论,2012(3):14,19.

[8]程黛眉.词语如花[J].作家,2000(20):56.

[9]朱海燕.文化视觉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拓展——以昭通作家群研究为例[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10.

[10]谢丽.论昭通文学中昭通方言的运用及其价值[J].昭通: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