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糟粕彻底摈除

第一节　实录体史学糟粕的摈除

实录体史学产生于古代皇权专制时期，是统治者的官方史学，出于其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实录史书中灌输了许多打上其一己之利烙印的思想意识，比如宣扬皇权专制主义、官本位思想、男权主义、曲笔意识等；同时，由于官修史书的运作机制，实录修纂出现了官场作风和马虎态度；由于一味突出政治主题和鉴戒思想，实录无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其内容产生了重大缺漏，如此等等，都需要当今的史学主流意识加以辨析和批判。

一、摒弃实录所宣扬的皇权专制主义

实录体是皇帝个人及其政权的专史和独有体裁，它在反映以皇帝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也宣传着皇权专制主义思想。对此，我们应予深刻的剖析并加以严厉的批判。

实录将皇帝塑造成神圣之君和天之骄子，试图通过“君权神授”观念，将皇帝及其专制统治说成是顺天应人，从而愚化普通百姓，让他们无条件地俯首贴耳。唐初贞观朝的史臣在修纂实录时，便为唐朝统治者李渊、李世民附会出异象。如《唐高祖实录》便曾虚构武德初，晋州人吉善在羊角山遇见乘白马的白衣老父，让他回去告诉李渊将会当上天子的故事。实录又曾记载郇州献瑞石，上有文曰“天下千万”。这些描绘，实际上是将李唐王朝之得天下粉饰成早有预兆。《明太祖实录》卷一则将朱元璋虚构成神灵之子，谓其母食黄冠所赐白药而生之：“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明仁宗实录》卷一也称仁宗“洪武拾壹年柒月贰拾叁日生于凤阳，是夕，仁孝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寤而生帝”。《明英宗实录》卷一称英宗朱祁镇“降诞，适当建子天统之月，是日，日下五色祥云见，瑞光烛于殿陛”。这一神话模式为清代实录所仿效。《清太祖实录》卷一称清室爱新觉罗氏发祥于长白山，其始祖雍顺是仙女佛库伦下凡吞食神鹊所置朱果后所生：“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布尔湖)。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昇。柰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娠，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他便是后来清室的祖先。本来，清朝起源的故事是原始部落的神话，而《清实录》的作者则利用这一传说，将清室打扮成仙女和神人之子，以向人们灌输君权神授的观念，迷惑群众。如果说《清太祖实录》尚存部落神话传说痕迹的话，那么此后的实录，则像汉族政权所修实录一样，对皇帝进行了神化描写。如《清世祖实录》卷一称世祖福临于崇德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诞生于盛京，“孝庄文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以为火，近视之不见，如是者屡。众皆大异。诞之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见。既寤，以语太宗。太宗曰：‘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次日，上诞生，视之顶中，发一缕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上生而神灵，聪明英睿，志量非常。天日之表，龙凤之姿，仪范端凝，见者慑服。”

实录又将皇帝描写成“生而知之”的聪明英睿之人。如《明英宗实录》卷一称英宗“天质秀杰，龙颅魁硕，迥异常伦，巾帽皆须，式样加广大为之，乃克适用。遂以明年二月初六日立为皇太子。及能言，时宣宗皇帝抱置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曰敢。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宣宗皇帝抱出来给杨士奇等看，杨士奇等曰：“《书》称汤之勇智，武王之聪明，皆本于天生，臣于今信矣。诚圣明宗社灵长之本也！”实录还称英宗“稍长，能知书。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辄喜动颜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经意然。居常顾盼之际，烨然有威，立其侧者，皆若上旁睨之不敢稍怠肆也。及宣宗皇帝宾天，上始九龄，然哀疚之诚，怆惨之容，已出于圣性之天然矣”。《清世祖实录》卷一也描绘世祖福临“稍长，颖敏轶伦。六龄即嗜观书史，尝曰：‘父皇自幼读书，予亦欲读书。’每披览所及，一目辄数行下。不由师授，解悟旁通，博于经籍，以是太宗皇帝甚钟爱而属意焉。且雄略夙成，临机应务，智深勇沉……盖天之笃生圣人，宏一统之业，肇开创之模，自古以来实为希觏云”。《清太宗实录》卷一描写太宗皇太极“言辞明敏，威仪端重，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又勇力轶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宏谟远略，动中机宜。料敌制胜，用兵如神。性嗜典籍，披览弗倦”。《清宣宗实录》卷一称道光皇帝“聪明天亶，目下十行”，“经史融贯，奎藻日新”。

实录还将皇帝塑造成道德典范。如《清太宗实录》卷一称太宗皇太极“天锡睿智，恭孝仁惠，诚信宽和，圣德咸备”“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清宣宗实录》卷一谓道光皇帝“生有圣德，神智内充”。《清穆宗实录》卷一称同治皇帝“聪明天亶，孝敬性成”。《清德宗实录》卷一谓光绪皇帝“帝德日新，圣功益裕。所以厘百工而熙庶绩，遵成宪而焕新猷者，胥于是乎基之。上俭约本乎性初，嗣后三十四年，器用服御，不敝不改。孝事宫闱，圣情肫挚，承迎娱悦，无所不尽其诚。至夫昌明教育，亭毒黔黎，靡不一秉慈谟，蔚为辰告。用是觐光扬烈，缵十三载中兴耆定之庥，创制显庸；开亿万B宪政文明之局，天人协运。中外归心，懿欤盛哉”。凡上种种，都是为了粉饰皇帝的品行，为强化皇权专制主义大造舆论。

突出皇权专制主义，在历代实录的《修纂凡例》中，体现得更加直接而明了。如《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便着力突出皇权专制主义，只要是有关皇帝的事迹及表现皇权恩威的内容，都要悉书备书，大书特书。

其一，关于皇帝本人的事迹，照书无遗，如“即位礼仪及赏赉之类皆书”；“凡诏书悉录全文，若敕书及御制文，录其关事体之重者，有特敕褒勉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之类悉书”；“凡文武大臣有宣召谕问皆书，顾命之辞备书”；“大驾卤簿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东宫、亲王、郡王、公主仪仗有新置及增损者书”；“皇帝大婚、皇太子冠及诸王、长公主冠婚皆书其礼仪”；“经筵日讲及皇太子出阁读讲皆书，赉宴等项恩典亦书”；“丧葬之礼及上尊谥册文议文等项备书”；“山陵迁附书，亲王、郡王、公主、郡主丧葬皆书，其礼仪有新定或损益亦书”，“遣使抚谕四夷及封拜赐赉皆书，四夷来朝贡亦书”；“凡修纂先朝实录及编辑书籍皆书”。再如《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也是这样，突出皇帝个人的形象，凡是皇帝的活动，都照录无遗。如“登极、亲政、典礼、皆书”；“恭上三朝帝后尊谥、书册、宝文全录”；“祀天地、太庙、山陵、日月、社稷、郊祀跻配太庙、奉先殿升祔配享、祭堂子拜神书”；“大丧礼仪书，奉安地宫礼仪书”；“恭谒山陵、临幸阙里、礼仪宴赉书；亲征朔漠、阅视河工、指示方略书，省方、行围皆书”；“祈谷、耕耤、视学、经筵、日讲、大阅皆书，其礼仪宴赉亦书”；“谒陵巡幸、命诸皇子随驾书，诸皇子恭请临幸王园书”；“御制三朝神功圣德碑文、两宫上寿文、及奏书皆全录，诏敕、上谕全录，御制各体文、有关文教武功、民生国政者全录”；“纂修实录、圣训、玉牒、国史、起居注、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皆书，钦定各种书籍书”；“颁诏天下书，诏文全录”。

其二，关于皇亲国戚的事迹，也是照录不误，如《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指出：“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册立皇后、皇太子及册封诸王、郡王、王妃，加封太长公主并追封皇子、公主皆书其制度，仪注有新定者书”；“皇太子及皇子生书，亲王之子生已赐名者书，诸王嫡长孙生亦书”；“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神，宗庙祧祫祔享及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皆书”；“凡宝玺、图书及诸王、郡王宝、将军印并印符、印记皆书”；“凡新王之国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书”；“凡亲王、公主、郡王、［郡］主、镇国等将军、驸马、仪宾、公、侯、伯岁禄，官吏俸给，军士月粮，有新定折支全支条例并书”。再如《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载：“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书册、宝文全录”；“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寿节万寿节、及元旦、冬至、凡大庆贺礼仪筵宴皆书，御殿视朝书”；“太皇太后、皇太后慈谕全录”；“尊养太皇太后、皇太后问安、侍奉、礼仪筵宴书”；“册立皇后、册封皇妃书，册立皇太子、册封皇子书，册封皇太子妃、王妃、公主书，废、降、革亦书”；“皇子生书”；“宗室分爵、亲王、郡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册封、袭封、晋封，及降、革皆书，册封郡主、郡君等亦书”；“公主下降，郡主、郡君等出嫁，授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多罗额驸、固山额驸书”。

其三，关于皇帝对臣民的恩德及威罚，也大书特书。如《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指出：“公、侯、伯并文武大臣老疾致事，特恩优闲，及文职致仕恩典皆书，后复起用亦书”；“文武大臣诰敕有特赐者书”；“每岁圣节、正旦、冬至、郊祀、庆成大宴皆书，遇节赐宴亦书，有特旨赐节假亦附书”；“中外文武官有特恩赐予皆书，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提调学校条例并更革皆书，各处学校增设或罢革，并内外学生徒简退，及增岁贡额数纳粟等项入监皆书，公、侯、伯有特旨送监读书，及已故大臣并见在三品以上之子定例入监书，监生拨历等项事例皆书”；“每科京府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书，所定科举额数亦书，廷试制策题悉录全文，进士选读书及暂放归皆书”；“遇岁凶赈恤悉书，有新定备荒事例亦书”；“风宪官及文武臣僚弹劾大臣之罪皆书，并书所得旨意，其职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书”。再如《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指出：“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民公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及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督抚提镇等官，及外藩王贝勒、贝子、公故恤典皆书，于常例外特恩优恤亦书”；“文武大臣以老疾乞休书，蒙恩旨加衔奖赉书，慰留及起用皆书，缘事休致降革亦书”；“京察、大计军政书，文武大臣自陈、降革亦书”；“王以下文武各官俸禄、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定者书”；“遇恩诏及奉特旨蠲免直隶各省新旧额赋书，遇灾荒发粟蠲赋，及于常例外特恩赈恤皆书，赈济外藩蒙古亦书”；“授先贤后裔五经博士世袭书”；“王以下、文武大臣蒙特恩赐予书，赐宴亦书”；“优礼高年、特恩宴赉书”；“文武大小官员及军士，有殁于王事者，恤典皆书，于常例外特恩优恤亦书，恤典条例有更定者亦书”；“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谪及正法书，特恩宽宥亦书，不论官吏军民犯叛逆大罪正法者皆书”；“肆赦、停刑、恤刑皆书，律例有更定者亦书”。有学者根据《清实录》所记载的乾隆朝对回民案件的处断情况，指出纵观乾隆一朝，法律之于回族颇严。虽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但在执行上往往走样。仅从《清实录》涉及回民案件的处断看，其处罚不仅比《大清律》正文明显加重，而且与他族同类案件相比较，对回族尤为严苛。充分体现了乾隆君臣“重法治回”的思想，暴露了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本质⁽¹⁾。

实录不仅在内容上集中记载和突出皇帝事迹和皇权威仪，而且在思想上宣扬“君为臣纲”和“乾纲独断”意识，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载，洪武十五年夏四月丙戌，朱元璋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明宪宗实录》卷二一三载，成化十七年三月戊子，宪宗御奉天殿亲策举人时指出“汉大纲正于父子君臣之道，盖得矣”，宣扬君臣纲常观念。《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载，乾隆十一年八月庚寅，乾隆帝幸瀛台，赐王公宗室等宴，赋柏梁体诗，王公宗室咸请帝赋诗首句，由同席和续。于是乾隆帝倡首句曰：“筵开惇叙欣同堂”，又续曰：“显承祖烈宣重光”。皇长子永璜续的句子是“假思降嘏福穰穰”，皇三子永璋续的句子便是“君为臣纲父子纲”。实录将这些记载下来，就是为了强化纲常观念，突出皇权专制。《清德宗实录》卷五六三又载，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丙戌，有大臣奏：“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凡学堂毕业生考试，分门别类，仅通语言文字者为一科，只供姞译之用。习制造者当另设官职，不畀以治民之权。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实录通过记录大臣要求维持纲常的奏疏，来表达强化皇权专制的思想。《清德宗实录》卷五七三载，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乙巳，浙江巡抚张曾敭奏：“议覆民刑诉讼，碍难实行。中国纲常之重，深入人心，势难因新法之行，一朝变易。浙东枭匪出没，浙西风气强悍，用重典犹惧弗胜，改从轻典，将何所戒。应请体察情形，从缓办理。”章下刑部议复。这则记载，反映了清朝君臣对西方近代法学文明的抵制和拒斥，目的是维护“中国纲常”，用传统的严刑重法来维护皇权统治。

实录中还反复强调“乾纲独断”，以此维护皇帝一人的独裁专制。《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一载，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称赞神宗“自张居正刑犯，而后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同时也指出神宗“有其心不收其效者”的原因是“失之有刑而刑轻也”。要求加大刑罚力度，惩治诸贪官。《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四载，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丁酉，大学士沈一贯上奏，要求神宗“明皇上天性独厚之至仁，乾纲独断之至健，旷然改万方之观，欢然慰万方之愿，而荡然释万方之疑，岂不甚盛德哉！”清朝实录也强调皇帝的乾纲独断。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载，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帝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朕御极五十余年，朝乾夕惕，上念祖宗遗绪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纲独断，柔远能迩。体恤臣庶，毫无私心。”实录甚至反复申明乾纲独断是清朝家法。据《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载，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帝谕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五又载，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壬辰，帝谕曰：“我朝乾纲独断，大权不稍下移。皇考世宗宪皇帝，曾令六科归都察院堂官管理，彼时无识之徒，尚有惑于台无长官之陋说，连名渎奏者。赖我皇考睿断举行，至今诸事整饬。”同书卷一四八六载，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帝谕：“我朝家法相承，乾纲独断，惟期慎简元良，从不稍存私爱。”另据《清世宗实录》卷六四载，雍正五年十二月癸卯，帝谕大学士、九卿等：“人臣朋党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乱国政。……若非我皇考至圣至明，乾纲独断，则伊等比党之害，可胜言哉！朕在藩邸时，知之甚悉，故临御以来，将伊等朋党为奸之处，屡次宣示中外。盖深为世道人心、宗社国家之计，不得不痛加惩创，严加诫谕，惟冀大小臣工，以伊等为炯戒，共绝背公植党之私，时怀公忠体国之念，则一德一心，上下交而其志同，其于世道人心、宗社国家。岂不深有利益哉！”君主专制头痛之事便是朋党政治，故清帝竭力打击朋党，以图乾纲独断。

实录无限放大皇帝的光辉及皇权的威力，使人们在阅读实录时产生无尚的崇奉敬畏之心，使皇帝及其家族的统治稳如泰山。实录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反映了古代帝制社会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相互整合的结果。

其实，皇权专制的合理性历代都有人进行怀疑和挑战，中国古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君主专制的异端思想家和民本主义者，都曾对君主专制和皇权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思索和无情的批判。“无君论”、“非君论”和“限君论”层出不穷，特别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和唐甄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家，对皇帝专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首先他们破除了历代实录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旗帜鲜明地指明“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²⁾，“天子虽尊亦人”⁽³⁾，甚至进一步指出君主并非一般的人，而是贼和强盗，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⁴⁾，认为“其君其将，皆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惟利天下，利爵土，无救民爱人之意”⁽⁵⁾，“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⁶⁾。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屠杀人民虽由众手，而皇帝才是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⁷⁾。他们还精辟地提示出君主专制私天下的实质：“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⁸⁾“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⁹⁾。这些思想家的呐喊与实录所宣扬的皇权专制主义针锋相对，从而也反衬出实录所提倡的皇权思想的落后和反动性，这种反衬，时间愈后则愈加鲜明和强烈。

时至今日，民主潮流普被世界，我们对实录中的这种突出皇权专制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应该给予彻底的抛弃。20世纪初，国学兴起时，便明确提出反对君学，指出：“和国学相对的是君学，后者是只知有君的伪儒之学，其弊病在于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希冀富贵。”⁽¹⁰⁾像实录所宣扬的皇权意识，便是君学的表现。当时的国粹派学者都能倡导取代君学，我们今天就更应该建立新的史学风尚，在史学研究中反对皇权史观和专制意识，建立与民主社会相称的史学观念。

二、抛弃实录所渗透的官本位意识

帝制时代的实录著作，以皇帝为塔尖，以各级官僚为不同层次的阶陛，形成金字塔形的结构，充斥着官本位意识。对此我们应予揭露和抛弃。

实录中的官本位，主要表现在突出政治权力的作用和官僚的地位，处处以官僚的品级衡量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价值，宣扬权力崇拜意识。

历代实录在其《修纂凡例》中，都旗帜鲜明地突出官僚的地位。如《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指出：“凡亲王、郡王来朝辞归皆书，文武大臣以事来朝亦书，天下官三年一朝者因事概见。”这种叙述顺序，反映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对于官僚衙门，《明太宗实录》不厌其烦地描述，如“文武官制、衙门及土官衙门有新设改建革罢及复旧者皆书”，“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孙袭爵皆书，并书所受封号阶勋”；“除授三公、三少、五府、六部、北京行后府、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应天府、顺天府、亲军指挥司、太仆寺、鸿胪寺、两京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并在外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使皆书，内有承袭者亦书，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绩显著，及以事特升迁者，不限职之大小皆书”；“选法及荐举有新令则书”；“考课有新例及损益旧例则书”；特别是强调按官品入选实录附传，更是突出了官本位意识，如“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殁皆书卒，及概见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其有赠谥及赐祭、赙赠之类皆书”；甚至连接受征罚，也得够级别才能记入实录：“公、侯、伯、驸马、仪宾有罪削夺，及五府、北京行后府、六部、北京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应天府、顺天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使有罪送系下狱黜谪诛戮皆书。”

再以《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为例，其中也弃斥着官僚事迹的记录，反映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文武大臣以事来朝者书，官三年一朝皆书，地方灾伤等项免朝觐亦书”；“文武官制、衙门及土官衙门有新设改建革罢及复旧者书”；“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孙袭爵皆书，并书所受封号阶勋，衍圣公袭封书”；“命驸马、仪宾悉书”；“除授三公三少，南京、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并在外留守司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司使皆内有承袭者，守令或佐二以下保留升录秩者亦书，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绩显著，及以事特升迁者，不限职之大小皆书，官大臣之子亦书”。像《明太宗实录》一样，《明孝宗实录》也强调“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没皆书卒，及概见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其有赠益及赐祭、赙赠，命有司治葬皆书，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绩显著，不限职之大小皆书，有违例乞恩特与祭葬亦书”；“文武臣僚有没于王事者皆书，有得褒赠亦书”；罪罚得书亦需按级别，“凡公、侯、伯、驸马、仪宾有罪削夺，及两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应天府、顺天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及在外中都留守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使有罪下狱黜宥免皆书”。

清代实录也不例外，仍然浸润着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如《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便处处重视对官僚史实的描写和叙述：“异姓王、公、侯、伯、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封授袭替书，升降黜革亦书”；“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书，升降黜革亦书”；“文武大臣加三公三少及宫衔书，革亦书”；“宗人府总领府事、宗正、宗人、府丞、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仓场、督捕、盛京五部侍郎、内务府总管、陵寝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詹事府詹事、顺天奉天府尹，及直隶各省总督、漕运、河道总督、巡抚、提督学政、布政使司布政使、按察使司按察使、提学道等官除授皆书”；“銮仪卫掌卫事、銮仪卫銮仪使、八旗都统、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奉天等处、直隶、各省镇守将军、都统、副都统、提督、总兵官等除授皆书”；“满汉文武官员奉使外国、外藩书，奉差直隶各省、事关大典者亦书”；“差遣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会盟书，劝农、训俗书，特遣官员缉拏口外窃贼书”；“镇守将军、都统、副都统、督、抚、提、镇陛辞陛见书，直隶各省布政使、按察使朝觐亦书”。

《清实录》本身也渗透着官本位意识，即使丧祭焚衣也得按等级来进行。《清太宗实录》卷一七载：“天聪八年二月壬戌，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衣各三袭。庶人许焚冬衣一袭、夏衣一袭、春秋衣一袭。自贝勒以至庶人，有不及此数者听之。若原制有衣服者，仍照定数焚化。如旧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首告之人准离本主，将焚化衣物赔出，以二分入官，一分给首告之人。该管牛录额真，及代子、章京俱坐以应得之罪。”

对于实录中的这种官本位意识，古代有学者进行了批判，明代王鏊在《震泽长语》中对《明实录》以官吏品级确定入传人物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记出身官阶升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李建泰也批评道：“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征久矣！”⁽¹¹⁾所谓“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便是对实录仅按官吏级别来入选附传的强烈批评。实录中的官本位还表现在记载某件事时，不记录该事的事主，反而突出记载出席的大官姓名及其活动。对此，明代学者郑晓在《今言》卷二中也提出了批评：“(《明实录》)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据郑晓言，实录本来是记载举行科举考试时赐宴考官的情况，结果只书出席作陪的冢宰内阁大臣，而考官的名字竟略不涉及，这是典型的官本位现象。

降至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风起云涌，发展市场经济成为时代的潮流，“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转型正在实施，权力退出经济、学术等公共空间势所必然，像实录所反映的传统社会处处以官阶衡量一切阶层的地位和价值的情况，必然要遭到历史的遗弃。在新的史学建设中，应该摒弃那种政治史压倒一切的现象。20世纪初国粹派先驱邓实在其《史学通论》中就指出：“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也，而非国史；君史也，而非民史。统而言之，则一朝专制政治史耳。”⁽¹²⁾为了复兴中国史学，清除专制思想在历史学中的影响，达到启导人们向前看的目的，邓实以“扼腕奋笔，造中国民史……使农有农史，工有工史，以民为记史主体”⁽¹³⁾为己任。因此，我们今天应该更进一步，建立民史、工史、农史和大众社会史，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基本的物质财富从而奠定历史存在和发展基础的新的历史观念，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三、丢弃实录所宣扬的歧视妇女的男权主义

像其他古代史籍一样，实录体史书中基本上描写的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事迹和故事在实录中十分罕见，只出现在固定的几个方面，如帝王母妃、皇家公主、大臣命妇、节烈妇女等。即使记述了上述妇女的事迹，但也基本上不记载她们的名字，使这些妇女成为面孔模糊的历史人物形象，犹如罩上了一层永远揭不掉的面纱。这种无视占人类人口二分之一的妇女历史的行为，是男权主义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实录体著作是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兴盛起来的，其中充斥着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记载了大量的妇女为丈夫守身守节的贞烈事迹，是男权主义的集中表现。

历代实录的《修纂凡例》，都宣称突出节烈妇女的事迹。如《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谓：“凡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悉著乡里、姓名、行实。”《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说：“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并照例书，有奇迹奉特恩者另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代实录都记载了节烈妇女为男人守节献身的“事迹”，有的记载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公然鼓吹妇女为丈夫殉情自杀，毫无人性和人道可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观念的具体展现。

贞烈观念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而日益强化和加深的。在汉代刘向的《列女传》中，对妇女的表彰不限于贞烈妇女，多数是有智慧和有道德的妇女形象。唐代对节烈的宣扬也相当淡薄。据惟一现存的唐实录——《顺宗实录》来看，当时旌表的只是孝子顺孙，而没有烈女贞女。据该书卷三载，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顺宗皇帝下诏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极。……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并无旌表烈女的记载。宋初这种节烈观也不十分突出，据现存惟一的一部宋实录——《宋太宗实录》残本来看，旌表内容有8处，据笔者统计，旌表数世同居“内无异爨”的有6处，旌表父死“庐于墓侧”和事奉104岁高龄母亲的孝行的2处，没有一处是旌表节烈妇女的。只有一处，即《宋太宗实录》卷七六，至道二年正月辛亥条，提到了节妇。当时合祭天地于圆丘，回御乾元门下，太宗皇帝制曰：“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及高蹈山林不求闻达者，宜令所在；访以闻。孤老、惸独不能自给者，长吏倍加存恤。”这种旌表节烈的倾向，越到后来越明显。特别是明清实录中，旌表节烈妇女成了家常便饭。反映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重男轻女时代，男权主义的极度膨胀，以及妇女地位的日益低下和对男性的依附性愈益增强。

实录记载了大明皇帝朱元璋下令搜访节妇事迹的谕令：“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颁各处提刑按察司，俾各举其职，凡府州县……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未旌表者，必询访具实以闻。”⁽¹⁴⁾《明太祖实录》卷四八载，洪武三年春正月乙巳，“旌表当涂县民孙添母郑氏、黎德旺妻陶氏贞节。郑氏、陶氏俱以年少夫亡，守节不二，有司上其事，诏表其门，复其家。”同书卷五〇又载，洪武三年三月甲午，“旌表衢州府徐思诚妻郑氏、温州府王守中妻刘氏贞节。郑氏年二十七夫亡，刘氏年二十九夫亡，俱守节不贰，故命旌之，复其家。”同上书卷七九载，洪武六年二月乙未，“诏旌表山东城武县民周彦实妻张氏、台州府临海县民杨子德妻陶氏、吕文保妻金氏、真定府临城县民李护妻王氏贞节，衢州府龙游县民夏文昭从母王氏、从嫂袁氏、邵氏，俱守节，又其家四世同居，旌表为三节妇之门。”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节烈妇女的记载在实录中汹涌而出。如果说以前的旌表是一二人的话，那么此后便是成批地受到旌表。《明太祖实录》卷八八载，洪武七年三月甲午，“旌表济宁府单县民孟思孝妻杨氏、保定府深泽县民王志达妻李氏、邳州睢宁县民周二妻许氏、苏州府吴县民陈已久妻孙氏、张成二妻唐氏、姚荣三妻黄氏、昆山县民严华妻陶氏贞节。”实录对节烈妇女的描绘既有重点又有切面，可谓点面结合，详略得宜。据《明太祖实录》卷九九载，洪武八年夏四月乙巳，“旌表故千户陈存信妻程氏贞节。初王师攻常州丹阳，翼千户陈存信死焉，程氏时年二十七，闻之，号恸几绝。兵退，行求其尸归葬之。子寿嗣为江阴卫百户，后从征闽中，还过兰秀山，为盗所杀。存信遂无嗣，而程氏守节不渝。至是事闻。上嘉之，诏旌表其门。时又有真定府饶阳县民赵彦良妻王氏、祁州民吴伯恭妻段氏、温州瑞安县民卓朝宾妻胡氏、太平府当涂县民洪贞妻杨氏、常州府江阴县民邵福一妻陆氏、徐福一妻张氏，俱早寡守节。于是皆旌表其门曰贞节。”

清朝原为女真人，属于原始部落制度，没有节烈观念，因此《清太祖实录》无一例旌表贞烈的记载，《清太宗实录》也仅有一例，即卷一七所载：“天聪八年二月壬戌，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妇人有欲殉其夫者，平居夫妇相得，夫死许其妻殉，仍行旌表。若相得之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不相得之妻及媵妾，俱不许殉。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有首告者将首告之人准离本主，夫族兄弟各坐以应得之罪。”看来，太宗时满洲在节烈上显得较为理性，并不鼓励妇女无节制地殉夫。但随着清廷入关，满族在节烈观上开始汉化，变得偏执。《清世祖实录》的《修纂凡例》开始有旌表节妇的内容：“凡荐举隐逸书；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悉著乡里姓名、行实。”《清世祖实录》卷一一载，顺治元年十一月庚寅，宣府巡抚李鉴奏言：“乡官卢某孙妇董氏、王氏，生员黑某妻冯氏，民陈王猷妻郭氏、妇胡氏并幼女，张万全妻王氏、妾翟氏，王逢善妻张氏并幼女，俱洁身殒命。请赐恤旌表。”下所司知之。同书卷二一载，顺治二年十一月壬申，“顺天提学御史曹溶，循例列举忠孝节义，请分别褒恤旌表。……节妇：南乐县生员李之瑜妻端氏、滑县生员侯组妻禹氏、浚县民周a和妻赫氏、内黄县民徐待价妻王氏、威县民张维才妻王氏、清河县生员吴守节妻宫氏、灵寿县民曹自盛妻侯氏、高邑县生员张罗贤妻董氏、冀州民王宗周妻窦氏、天津卫民朱廷桂妻李氏，俱青年守节，或孝事舅姑，或训子成立。”疏入，下所司知之。卷二四又载，顺治三年二月甲午，傅景星奏言：“沧州生员刘彦妻吕氏，年十六于归，未三年，彦故，遗孤甫三日。氏抚孤成立，事翁姑甘旨无缺，苦节三十年；昌黎县民赵有祯妻刘氏，年二十一，夫故誓不他适，其父以年少无出，劝之再醮，氏痛哭五日，自缢死；静海县生员杜敬止妻李氏，年二十二，孀居教子，早岁入庠，事姑尽礼，人无间言。俱请照例旌表。”章下所司。

节烈之风开始蔓延到满洲妇女身上，表明汉化从政治层面深入满族生活层面。据《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二载，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己卯，“旌表八旗节妇：镶黄旗护军参领管牛录事宋鄂托妻那喇氏，年二十九夫故；拜他喇布勒哈番吴尔革妻那喇氏，年二十八夫故；正黄旗额尔色牛下巴牙尔图妻费氏，年二十九夫故；峨莫克图牛录下齐布浑妻西氏，年二十七夫故；吴达禅牛录下阿兰妻阿氏，年三十夫故；舒里浑牛录下阿际泰妻萨氏，年三十夫故；穆成额牛录下布扎海妻萨氏，年二十九夫故；镶红旗严拜牛录下护军达因布鲁妻黑氏，年二十八夫故；达哈布牛录下骁骑校马喀尼妻宜氏，年二十九夫故；正蓝旗绰克拖牛录下乌林大都大海妻苏氏，年二十五夫故；属舒牛录下小拨什库胡米色妻雅氏，年二十九夫故；镶蓝旗翁爱牛录下护军杨三妻朱氏，年二十五夫故；杜尔德牛录下卜牙里墨尔根妻萨氏，年二十九夫故；吴拜牛录下笔帖式牙齐卜妻苏氏，年二十五夫故；小拨什库卜赛妻辛氏，年三十夫故；哨长阿世克妻对氏，年二十五夫故；科尔魁牛录下前锋哈尔赛妻贲氏，年三十夫故；银匠孙查礼妻鼐氏，年三十夫故；兵硕博会妻雅氏，年三十夫故；色尔固德牛录下小拨什库吴凌格妻渥氏，年二十八夫故；瓦尔麻牛录下小拨什库硕色妻柏氏，年二十九夫故；汉军海尔图牛录下千总于效孔妻路氏，年二十八夫故；皆守节至今，年俱五十余岁。烈妇：镶黄旗贵富牛录下闲散人卢尔班特妻起氏，温都礼牛录下骁骑校鄂奈妻阿氏，正黄旗麦堪牛录下都尔孙妻富氏，喀齐兰牛录下主事满都布妻木氏，翁鄂春牛录下敦敦妻满氏，赖图库牛录下察罕妻朱氏，正白旗杭爱牛录下护军充古特妻詹氏，镶蓝旗托尔惠牛录下兵巴杜喀妻苏氏，辛泰牛录下兵额凌格妻吴氏，皆以夫故殉节。色尔固德牛录下兵何通机妻费氏，见夫病笃，先行自尽。各给银建坊如例。”直到清末，朝廷仍然在大张旗鼓地旌表包括满族在内的节妇。据《清德宗实录》卷一三七载，光绪七年九月壬子，以孝贞显皇后神牌升祔太庙礼成。颁诏天下。诏曰：“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该管官详加咨访，确具事实奏闻，礼部核实旌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实录一再宣扬男权观念，将妇女当成男人的附属品，摧毁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和自立性，铸成当丈夫亡故后舍守节无有他途的心理定势，从而迫使妇女为亡夫守寡。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载，洪武十五年，“是岁，旌表济宁府嘉祥县陈秀妻成氏、莱州府胶州民栾好义妻石氏、陈州项城县民李唐兴妻王氏、同州朝邑县民张三妻师氏、永州府祁阳县民张伯通妻郝氏、邳州宿迁县民丁九妻李氏、吴彦礼妻钟氏、太平府当涂县民孙文妻赵氏、王德富妻沈氏贞节。成氏等皆以年少夫亡，誓不再嫁。又旌表松江府上海县民任士中妻俞氏母女为双节之门。俞氏名淑安，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岁，男始五阅月。姑先卒，舅仕于远方，家贫无所依，亲戚劝之再适。俞氏曰：‘吾忍令吾儿呼他人为父耶？’遂截发自誓，亲戚复强之，欲自刎。众惧而止。以纺绩为业，教育子女。女长嫁俞邦用，邦用亦早卒。所亲怜其贫，亦劝之更嫁。女曰：‘我再嫁夫，家宗祀谁主之？宁死不改节以辱吾母。’乃归，与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双节之门’。”又《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载，洪武十九年四月癸丑，“雷州府遂溪县民陈衡妻谢氏夫亡守节三十一年，广州府东莞县民黎医叟妻陈氏守节四十年，李礼宽妻卢氏守节三十九年。有司上其事，诏各旌表其门曰贞节”。这种对妇女守节的鼓励，在《清实录》中愈演愈烈。据《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二载，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丁亥，“福建巡按成性疏报节妇：莆田县儒士林士前妻黄氏，嫁甫二十余日夫故，苦节四十五年；长汀县民周机妻赖氏，夫故，年甫十八，号恸绝粒。劝之乃食，奉舅姑至孝，宗族称之烈女……俱请照例旌表。”下所司议。直到清末，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据《清宣统政纪》卷五六载，宣统三年六月，“旌表未婚守志、江苏四品荫生候选中书科中书陆家振继妻徐氏”。在这种背景下，当男人已死，未亡人便只有默默地守着丈夫亡灵而惨淡地捱完余生，使男性死的拖着女性活的。这种无意义的守节，使“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现象扩大，无论对当时的社会还是今天的道义来讲，都是非理性的和不人道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摒弃。

实录对节烈妇女的表彰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走火入魔，公然鼓励自杀，可以说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载，洪武十一年四月丁卯，“旌表延安府洛川县民张敏道妻赵氏之门曰贞烈。初，敏道遘疾将终，赵氏年二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赵氏日夜号哭，亦自经死。事闻，诏嘉之曰：‘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有能志不二夫，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剔目割鼻，誓死不嫁，诚为过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表其门，仍蠲其家杂役。’”又卷一三四载，洪武十三年十月乙酉，“建昌千户所镇抚王光之子佐以疾卒，其妻万氏亦自经死。诏旌表其贞烈。”卷一八〇载，洪武二十年二月丁未，“旌表真定府深州民傅驴儿妻岳氏贞烈。初，驴儿病且死，岳氏时年十八，未有子。驴儿嘱之曰：‘我死，尔善事后人。’岳氏泣曰：‘妾终不忍君独死而我独生，含耻以事他人，妾不为也！’夫卒，凭尸号恸，明旦自经死。事闻，诏旌表之。”汉化后的清朝亦不例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节烈蔓延到订婚未嫁的女子身上。《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二载，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丁亥，“福建巡按成性疏报节妇：……闽县蒲氏女，许字吴肇衮，嫁有期而夫卒，闻讣恸绝，沐浴更妆，自刎喉断，犹挺立不仆；福清县吴氏女，许字施延哲，未嫁夫卒，闻讣悲号，引刀欲自裁。母夺止之。诘旦，吉服拜祖宗，别父母兄弟，入施门，拜天地祖庙，易麻衣，诣夫墓，伏地哭，既绝复苏。夜伺防者稍懈，自缢，绳断不死，投金箔于酒饮之，不死，又茹诸毒草，复不死。奄奄十三昼夜，勺水不入口，竟饿死；永福县魏氏女，许字黄金理，未嫁夫卒，闻讣，奔丧成服，自经死。……俱请照例旌表。”下所司议。实录对此事的渲染，达到惨烈的地步。

一味宣扬男权主义和夫为妻纲的实录，对妇女事迹的关注是相当淡漠的。一般的情况下都不记录她们的活动。妇女事迹不少是由案件牵涉出来，属于“涉案人员”，实录修纂者并非有意突出妇女的活动。如《宋太宗实录》卷三〇载，太平兴国九年五月己丑，“登闻院引对妇人李氏，自陈云无儿息，身且病，恐一旦溘死，家业委弃，欲未死有所属。上因谓宰相曰：‘此妇人数日前，朕已令开封府依所欲裁置之。今复来告诉，称其父已被系矣。此是小事，何用禁系？京辇之下，尚敢如此？天下至广，冤枉可知！朕恨不能遍阅天下狱讼，亲行决断。每见大理寺断遣诸州刑狱，多为其中小有未尽即却之。今国家封疆阔远，来往动是五七千里，再令勘覆，转是淹延。今后宜令遣使分诣诸州，令周细详酌。如不干人命，使至，便与断决，不须重勘。’琪等曰：‘谨奉诏。’即日分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八人，往两浙、淮南、西川、广南录问刑狱。”李氏是实录记载的一位妇女，但实录记载她并非将其作为叙事的主角，而是作为太宗过问刑狱、“爱民如子”事迹的引线。妇女是不会轻易地作为实录叙事的主体的。再如《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〇载，乾隆五十九年四月甲子，谕：“刑部题覆云南省李氏戳伤李文有身死一本，阅其情节，李文有与大功堂弟李文玉彼此口角，将锄头砍伤李文玉左太阳等处，昏晕倒地。李文玉之妻李氏看见伊夫晕死，一时悲忿，顺用剪刀戳伤李文有胸膛等处，伤重殒命。是李氏之戳毙李文有，实由于救夫情切，而向来办理此等案件，仍依律拟以斩候。揆诸情理，殊未允协。夫明刑所以弼教，而教莫大于纲常。妻之于夫，何异子之于父母。身为人妻，目击其夫被殴危急，而安坐不救，所谓纲常者安在？乃律例所载，止有救父母情切声明请旨减等之条，而救夫情切者，未经著有成例，未免疏漏。李氏著即照救父母情切之例，酌予减等。并著刑部将此等案件，一切分别议减，载入例册，以示朕详慎庶狱，扶持名教至意。”寻议奏：“旧例止有祖父母、父母被殴救护之条，而救夫情切者例无明文。请嗣后如有夫被殴危急，其妻情切救护，殴死人者，疏内分别减等援例请旨。其或夫与人口角，至令其妻殴人致毙，或夫先与人寻衅，其妻踵至，共殴毙命，仍照各本律科罪，不得援例概予减等。”从之。李文玉妻李氏，虽为实录所记载，但却是作为乾隆帝“明刑弼教”，维护纲常的引线，并非叙事的主要对象。

即使有些妇女事迹被实录记载下来，但实录却从不点明其名字，使其永远模糊不清，必须依靠男人的姓名才能与其他人相区别，才能被描述和勾画出来。妇女被记录最多的事迹是节烈，但节烈妇女基本上只点明其为某人之妻。下面的这个例子比较典型，朝廷旌表了两个人，一为孝子，一为节妇，然而，前者有姓有名，后者有姓无名，而姓也是父姓，是男人的印记。据《明太祖实录》卷八六载，洪武六年十二月丁酉朔，“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瑜，山东宁海州人，母亡，庐于墓侧，日夜号泣，不饮酒食肉者三年，人称为孝子。潘氏，镇江府丹徒县民窦文彬妻，夫亡守节。事闻，皆旌表之。”孝子姜瑜作为男人，被实录记下了姓名，而节妇作为女人，至今也只知道她是男人窦文彬的妻子潘氏，潘也只是她父亲的姓。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就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寂寂无闻，从少女到白头，寂寞地度过一生。

实录所宣扬的这种男权主义和残害妇女的观念，是我们必须抛弃的陈腐和反人道的思想意识。事实上，不少有识之士都曾激烈抨击和反对以上为维护男权而残害和漠视妇女的观念。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男妇平等的思想，认为夫与妇缺一不可，他说：“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¹⁵⁾因此在其《初谭集》中将夫妇列为首三卷，父子、君臣次之。这种次序与“三纲”正好相反。在该书卷二“才识”条下，列举了25位才智过人的夫人，认为“是真男子”，甚至是“男子不如也”。他提出“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¹⁶⁾这是对男权观念的挑战。清代戴震针对当时风行的节烈观念，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¹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¹⁸⁾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针对传统史学漠视妇女地位和模糊妇女形象的做法，主张恢复含义广泛的《列女传》以取代狭隘的《烈女传》，以扩大妇女的入传范围和标准，使广大的妇女特别是才女能够入传。⁽¹⁹⁾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指出：“列女名传，创于刘向”，考“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范晔《后汉书》中首立《列女传》，所载范围亦比较广泛，如曹大家(即班固之妹班昭)、蔡文姬(即蔡琰)等才女亦列入其中。然而，后世将内容广泛的《列女传》改为内容单一的《烈女传》，反认为范晔《列女传》收录曹、蔡二才女为义例不纯。章学诚对此予以辩解，指出：“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他一再强调“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²⁰⁾因此，章学诚主张妇女专传的名称应恢复“列女传”而废掉“烈女传”。他认为应当将维护名教的妇女另立为“贞节传”，而保留以前的“列女传”之名，将有文才和有特长的妇女录入《列女传》中：“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²¹⁾他主张在叙述历史时突出妇女的主体地位，而反对将之附属于丈夫之下。他对范晔《后汉书》叙述妇女事迹时未能显现妇女的独立地位表示不满：

范史……《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

他还批评了其他史书妇女专传的类似现象：“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书姓氏，而直以‘贞女’、‘节妇’二字代姓名者，何以异于科举制义！”主张直接叙述妇女姓张、姓王，而不应称“张氏”、“王氏”：“妇人称姓曰张曰李可也。今人不称‘节妇’‘贞女’，即称之曰‘氏’，古人无此例也。称其‘节妇’‘贞女’，是破题也。称之谓‘氏’，是呈状式也。”他的主张是：“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征。”并明确指出妇女事迹的叙述格式：“当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他还重视突出描述妇女的个性，以避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无事可叙，亦必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同面目，惟此区区焉耳。噫！人且以是为不惮烦也。”⁽²²⁾这是对像实录这样的正统史学忽视妇女地位、模糊妇女形象的男权意识的挑战和纠偏。

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妇女的地位，对实录中的男权主义和夫为妻纲观念进行批判，并彻底抛弃。

四、纠正实录无视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褊狭视野

传统的叙事史学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特别是以实录等为代表的官修史书，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缺乏敏锐的观察和记录，注意力多集中在政治统治层面。实际上，自宋代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便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而这竟被正史和实录忽视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指出：“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却被中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欧洲社会具有哪些根本性的差异，那么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此所作的描述中。”⁽²³⁾实录正是如此，对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视而不见，如科技发明、商品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等。

实录对中国社会的科技发明，并非完全不做记录，但与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相比，实录记载就显得相当吝啬了。在实录的《修纂凡例》中，并无一条明确的记载科技成果的条例。在李国祥、杨昶所主编的《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中，共分9个专题，1150页，科技内容见于“四、自然观测与科技”中，有165页(第395～560页)，仅占14%。须知，《明实录类纂》共有20卷，科技只占1/20，且在这一卷中又只占14%，是相当单薄的。即使如此，该部分内容主要记载的是自然观测和天文历法，对于科技发明和科学研究则十分鲜见。如《明太祖实录》卷三一载：“(洪武元年三月)辛卯，夜彗星出。”又《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七载：“(景泰元年正月壬辰)夜，月晕，轩辕、太微、西垣、右执法、明堂、灵台、长垣、土星，俱在晕内。”《明宪宗实录》卷六一载：“(成化四年十二月戊戌)湖广武昌府地震。”这些记载的都是自然观测，且常与迷信相联系。与此相应的是实录对天文历法的记载，如《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五载：“河南佥事邢云鹭奏：‘《大统历》差错，乞赐改正。《大统历》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一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臣测立春在己巳，而《大统历》推在丙午；臣测夏至壬辰，而《大统历》推癸巳；臣测立冬己酉，而《大统历》推庚戌。’”这并非科技中的主流。

实录的最大缺陷是缺乏科技发明的记载，科技发明内容在其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且所发明多为战具，很少有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与发明。如《明太祖实录》卷六载：“(戊戌年十二月)壬午……元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守处州，闻大兵克徽州，进攻婺城，与参谋胡深、章溢议为守备，造狮子战车数百辆……”《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载：“(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卯)顺天府箭匠周回童言：‘军中所用神机、短枪，人执一把，不能相继。臣请为车一辆，上安四板，箱内藏短枪二十把、神机箭六百枝。临用，将枪五把安车上为叉，以驾之。叉亦可御敌，枪多，可相继而发。车止用四人：一人推，两人傍扶，一人随爨，其余人执一枪，发辄不继者，功相十五矣。’奏之，帝令武清侯石亨试其可用而后造之。”《明神宗实录》卷三〇〇载：“(万历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原任兖州府通判华光大奏：‘父华富制有神异火器，职方试验堪用。比报东虏小歹青入寇广平，以火器攻虏，虏辄扶伤奔北，既而督抚传檄捣巢，委督放火器，得获大捷。至水战大船不必挽桨，止用二人潜以盘水车飞轮搅之，一船可敌船百艘。’”连医学也用来作为军事工具，如《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载：“(正统十四年九月丙午)太医院医士程礼奏：‘采诸种毒药，以为毒矢，用之御虏，人马可毙。’从之。”实录甚少记载科学研究，使改变人类思维观念、促进经济腾飞的科学技术未能受到中国人应有的关注，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并获得相应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在晚明以后走向衰落。

实录对经济活动的记载，常常反映在其《修纂凡例》的最后几条，如《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的末尾宣称：“修葺坛、庙、奉先殿书，营建山陵书”；“重建阙里文庙及凡在祀典诸神庙宇、并直隶各省先贤庙宇书院皆书”；“岳渎等庙宇赐御书匾额书”；“重建太和殿，修葺乾清宫书”；“黄淮两河、运河、永定河疏筑事宜书”；“直隶各省及边塞地方建筑城垣、疏浚河渠，滨海滨江地方筑堤捍水，一切大工役皆书”。这些史事并非纯粹的经济活动，虽然都属于建筑，但多是与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建设有关，只有最后两条，算是农田水利工程。此外，《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的中间，也插入“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并于岁暮书，凡开垦军屯、圈拨地土、编审人丁、折征漕粮、蠲除赋役、停罢岁办诸物，并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定者皆书”的条例，亦算经济内容，然而，该条凡例的真实意图，乃是为了凸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观念。实录对于人丁、户口、税粮、茶盐、铸钱、漕运、榷关等财政的记载是相当重视的，然而，财政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在实录修纂者看来，不过是政治运作必备的润滑剂而已。

至于更为广泛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民间经济活动和商品交换，实录的关注则显得十分冷漠和轻视。而这些内容，在地方志和民间笔记、小说中才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如宋代反映都市兴盛的《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就为实录等正史所不及。明代记载嘉靖、万历时期著名工商业城市“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义征、芜湖诸县”的万历所修《歙志·货殖》，记载明代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从事丝织业生产、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织丝”情况的乾隆重修《吴江县志·生业》，记载明清汉口崛起时的经济社会情况的《汉口丛谈》，以及反映新的择业观念“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的《三言二拍》，都是明清实录所难以企及的。像实录这类正史对新兴的充满时代感的历史事件和现象记载的缺位，是极不应该的，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建立新的历史意识的时代所必须纠正的对象。

当今，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便是对实录等正史无视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活动现象的弥补和纠正。

五、唾弃实录中的曲笔观念

实录作为当代人所修当代史，难免出现恩怨纠缠、为尊亲讳的现象。这种曲笔观念是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所当唾弃的观念。

直书与曲笔构成传统史学的基本矛盾，对此笔者已在第六章中作了详论，这里仅略举数例以说明曲笔观念的危害和对史学的负面影响。

首先，曲笔导致历史事实的歪曲。如《唐高祖实录》与《唐太宗实录》均为太宗贞观十七年所修，因此在太宗和李建成的关系上，多有歪曲。对前者粉饰甚多，而对后者极力诋毁，不如唐初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真实。清乾隆间纪昀等人曾作过比较，指出《大唐创业起居注》称李渊被系驿站时，侧耳对李世民说：“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为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证明唐代起兵是李渊的决断，但据实录而成的唐书《本纪》则谓举事由秦王倡导。纪昀等指出：“贞观十七年，敬播、房元龄、许敬宗等所修《高祖实录》，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也。”⁽²⁴⁾唐初《实录》作者不仅将李建成的功劳往李世民身上加，而且将李世民的过错往李渊身上加。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屠夏县，《唐高祖实录》载：帝曰：“平薛慕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司马光指出：“疑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²⁵⁾《明太祖实录》是在朱棣淫威下修纂而成的，因此对朱允炆进行了系统的贬斥。该书卷二四七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甲寅，“皇曾孙文奎生，皇太孙允炆长子也。上曰：‘十月数之终，又生于晦日，命内庭勿贺。’”明代杨廷和、费宏先后在主持修纂的《明武宗实录》中，对王守仁平叛事迹进行了歪曲。起因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感激于兵部尚书王琼的慧眼识拔，把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功都归于兵部，而不提内阁，引起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衔怨；费宏因王守仁在自己与朱宸濠相忤遭免后坐视不救，而心生怨忿。于是二人在所总裁的《明武宗实录》中，把攻克南昌、平定叛乱的主要功劳都归于另一将领伍文定身上，并把王守仁及其军队描写成“莫敢先登”“素无纪律”“贪功纵杀”的乌合之众，并说“始南昌苦于宸濠之暴，至是复遭荼毒，皆归怨于守仁不能禁戢云”⁽²⁶⁾。

其次，曲笔导致不同政治集团的争斗。实录修纂不仅是一般的史学工作，而且是现实的政治活动。实录的曲笔，往往意味着对敌对的政治势力和集团的诽谤，因此会引起反抗，导致后者的重修和篡改。晚唐时，牛李党争加剧，牛党杨汉公利用修纂《穆宗实录》的权力，对李党成员李绅进行肆意诽谤，说他“性险果”，“交结权倖”，“封植己类，以树党援”等。而李党李让夷也利用主修《敬宗实录》的机会，将牛党李逢吉及其周围的人如刘栖楚等鄙为“八关十六子”，斥之为结党营私。明代实录也是如此，傅吾康指出：“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督修纂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团的观点。”⁽²⁷⁾

曲笔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史德相悖的观念，因此受到某些君主的反对和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强烈抨击。唐宪宗在元和七年六月“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与史官：‘记事每要从实，不得虚饰。’”⁽²⁸⁾北宋欧阳修针对《唐高祖实录》所载吉善在羊角山遇见白衣老父，自称老子，让他归告李渊，不久将平定四海，获得天下一事，进行了揭露和嘲讽：“老子其生以清净无为为宗，岂身没数千岁而区区为人称述符命哉？盖太宗初起，托以自神。此陈胜所谓卜之鬼者也。史臣既载于《实录》，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后来为真可欺罔，岂不可笑也哉！”⁽²⁹⁾明代士大夫对明代实录的曲笔也十分不满，加以痛诋。如成化时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一三中指责《明实录》“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沈德符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刬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后书成，俱被醲赏，至太监张佐辈，滥受世锦衣，可哂亦可叹矣。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³⁰⁾王世贞《史乘考误》卷一指责道：“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而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张岱对明代实录也极为失望，指出：“撰《洪武实录》，事皆篡改，罪在重修……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³¹⁾查继佐在其《罪惟录·艺文志》的结语中对《明实录》的失实现象作了整体否定：“总之，系建文之年于洪武，纪景泰之事于郕王，丑正学之死，减其危言，隐代庙之崩，不书引帛，然则明以《实录》教欺也。自是，万昭德之自引尽，而迄无成书；曒生光之承危议，而托为借案；毛人龙之奉尚方，声罪不合律；熊廷弼之赴廷讯，主谳不知兵；红丸之与梃击，真伪不侔，统云要典；杨阁部之与卢督师，墨缞商者，孝文为三重之一，不遵时制，反古必灾。”具有批判精神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谈君墓表》中，对《明实录》的曲笔作了总体的批评：“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可见他们对明代实录之曲笔是多么的失望和痛心。

今天，我们在进行史学撰写和研究时，应该唾弃传统实录体史书中的曲笔观念，坚持实事求是，据实直书，不能随意歪曲历史事实。同时，在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及观念，特别是相对主义史观，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否定史学的客观可能的观念时，仍要坚持中国优秀的直笔和直书传统，记下真实的所见所闻，不能因为史学载录具有主观性，便不再坚持接近客观的史学追求。

六、扭转实录修纂时的官场作风与马虎态度

实录修纂是政府行为，由朝廷组织人力，开设场馆，提供经费。在得到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支持的同时，实录修纂也染上了许多官场弊病，如政出多门，十羊九牧，管理混乱，浪费惊人，得过且过，马马虎虎等，致使实录修纂中和修成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少失误。

首先，实录修纂政出多门，令修纂人员无所适从。刘知几在与修实录时便遇到这种尴尬。唐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并奏记于萧至忠说：“知几自策名仕伍，侍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他进一步指出：“今史官注记，多取b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宋尚书则曰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³²⁾

其次，监修尸位素餐，令修纂者无所遵行。刘知几又指出：“窃以史官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但唐代的许多监修都只挂虚名，并不莅事。“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³³⁾

再次，众手杂成，相互推诿。刘知几讲：“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序，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ä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于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众手修史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在褒贬时相互掣肘，彼此攻击。刘知几又指出：“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洒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³⁴⁾

复次，官修实录，令各衙门配合征集史料时，互相扯皮，不予理睬。刘知几指出：“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³⁵⁾明代政府规定在京衙门编辑文册送史馆编纂《六曹章奏》以备日后修实录时采用，但因官僚衙门的相互推诿而无法正常实施。明代礼部左侍郎薛三省疏言：“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顷者开馆纂修皇祖《实录》，前院臣钱象坤、周如磐简查故事，已经行文催取者两年，而各衙门寂然不应。昨秋臣叨掌院事，更详列款目，复行催攒，迄今复如前不应也。阁臣及臣每于朝会时面促，藉口年久牒牍无存。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万历四十八年间并不闻册库有回禄之灾，即鸟鼠啮啄、风雨沾浥，岂至悉化乌有？而何乃以此为口实？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比意若此！”⁽³⁶⁾衙门习气使各级官吏相互推诿扯皮，影响到史馆的正常运作。

刘知几惩于史馆弊端重重，难以施展才华，提出辞职，监修萧至忠惜刘知几之才，“不许解史职”，但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³⁷⁾于是，刘知几愤然退出史馆，在家修纂族谱，并撰成震惊史坛的《史通》。如果他一直在史馆与修实录或国史，就不会在史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甚至可能永远默默无闻。他毅然摆脱史馆和官场的束缚，才有机会取得惊人的成就。

由于史馆的官场化，形成了腐化、不讲效率和漫不经心的作风，致使实录在修纂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失误。

实录在记事上出现了时间、地点、人物、官职、封号、过程等方面的错误。

时间上，如唐将李光弼战于嘉山大破史思明的日期，本为肃宗至德元年五月壬午，但《肃宗实录》却作“六月壬午”。司马光考订道：“按《长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阳家传》、《旧·禄山传》亦云六月战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贼于嘉山。今从《(肃宗)实录》而改其月。”⁽³⁸⁾又如，关于玄宗派璆琳侦伺安禄山造反与否的时间，本为天宝十四载，但《肃宗实录》却系之于十二载。对此，司马光有考证道：“《肃宗实录》：十二载，杨国忠屡言禄山潜图悖逆。五月，玄宗使辅璆琳伺之，禄山厚赂璆琳，盛言禄山忠于国。国忠又言禄山自此不复见矣。玄宗手诏追禄山，禄山来朝。《旧传》亦同。按《玄宗实录》并《禄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阳，觇禄山反状，在十四载五月。而《肃宗实录》及《旧传》云十二载，误也。今从《唐历》。”⁽³⁹⁾还有安禄山造反攻陷东都后，玄宗任命太子监国的日期，本当是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辛丑(十七日)，而《肃宗实录》却误成己丑，据司马光考证曰：“《唐历》、《幸蜀记》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长历》：辛丑，十七日也。《实录》又作己丑，尤误。”⁽⁴⁰⁾

地点上，如唐肃宗至德二载二月永王李璘战败一事，《肃宗实录》未载地点。司马光《通鉴考异》认为：“新、旧《纪》、《传》、《实录》、《唐历》皆不见璘败时在何地，唯云璘进至当涂。若在当涂，不应登城望见瓜步。李白永王歌云：‘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邱。’似已据金陵。但诸书别未有所见。”而元末明初的王祎则指出：“今按新旧《传》所载，璘兵败于新丰，(新丰在建康府)遂南奔鄱阳。璘败在金陵显然。陆贽《玄宗遗编录》亦载永王璘于江宁，将为逆。”⁽⁴¹⁾

人物上，实录或将名字写错，或张冠李戴。《唐高祖实录》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载有隋将“张镇周”。但司马光据《隋书·陈稜传》指出当作“张镇州”⁽⁴²⁾。其实，《隋书·炀帝纪上》、《炀帝纪下》、《东夷高丽列传》均作张镇州，可为补证。再如，恭帝义宁元年四月，薛举与其子仁果劫郝瑗发兵，薛仁果，《唐高祖实录》便写法不一，先作仁果，后作仁杲。新、旧《唐书》的高祖纪、太宗纪、薛举传、柳芳《唐历》、《柳宗元集》皆作仁果。《太宗实录》、吴兢《太宗勋史》、《革命记》、焦路《唐朝年代记》、陈岳《唐统纪》皆作仁果。司马光还见过一块碑文，也写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马六匹，其一铭曰：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此最可据，今从之。”⁽⁴³⁾这雄辩地证明，《唐高祖实录》中写作“仁杲”是错的，当是形近而讹。又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攻陷象山。但“裘甫”《唐宣宗实录》作“仇甫”，司马光指出：“按《平剡录》作裘甫，今从之。”⁽⁴⁴⁾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敕使郭厚本，《唐懿宗实录》作“郗厚本”，但《彭门纪乱》及《旧唐书·郭厚本传》则作“郭厚本”，可证实录记人之讹。其次是张冠李戴，如劝隋河东守将尧君素投降的人，本是庞玉、皇甫，而实录却误作宇文士及。《唐高祖实录》载：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尧君素守河东，唐“令宇文士及为陈利害”。这里记载有误，因为宇文士及在此时尚未降唐，不可能由他劝降尧君素。劝降尧君素的是庞玉、皇甫无逸。故司马光指出：“按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所擒，士及乃自归于唐。《实录》误也。今从《隋书》。”⁽⁴⁵⁾

官职上，实录也常出现错误。《宋哲宗实录》记载孔文仲的生平时，误述其曾担任过台州司户参军。其外甥曾守几作《遗直堂诗》，则力辩孔文仲为州推官，非为司户。曾在诗集中序其事云：“或云孔公应制，乃台州司户参军，非推官也。几谓公为舅，知公所历无疑。试问其说，则曰《实录》、《会要》云尔。几曰：‘是固书之少误。’州有公所撰《修城记》曰‘从事’；有《天台诗集》，有《浮碧轩榜》，有官文书，皆曰‘推官’，可覆视也。或曰：‘安知不尝为司户乎？’曰：‘公之墓志，丞相苏公之文也。一命试秘书省校书郎，杭州余杭尉，再调南康军司，理升台州军事推官，对制策，趣还本任。未尝为司户也。’”⁽⁴⁶⁾曾守几以其与舅舅的亲密关系和孔文仲的亲身经历，以及更原始的文献证明，《宋哲宗实录》的记载也会出现错误。

封号和谥号上，实录也有记载错误的地方。如《宋徽宗实录》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记载，称关羽加义勇谥号。但这显然是作者在理解原始材料上有误。据清修《山西通志》卷一六七《祠庙四》的《附考》指出：“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李焘《续通鉴长编》：‘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礼部奏关某敕封义勇武安王，今以从祀武成王庙，契勘从祀诸将例，不显谥号，合称蜀将武安王。从之。’《徽宗实录》曰：‘武安王关某加义勇。’焘以谓礼部元奏，乃是去‘义勇’，《实录》误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较《徽宗实录》为晚，但二书在此事上均来源于原始史料，《长编》基本上是照录原文，而《实录》则作了较大的熔铸，恰恰是在熔铸时出了差错。

过程上，实录有时将事件发生的过程颠倒或混淆，使人莫名其妙。如关于唐文宗时史元忠为卢龙留后一事，《唐文宗实录》前后记载不一，先载：太和八年十一月，镇州奏幽州留后史元忠为瀛莫三军逐出，不知所在。后不言元忠复归幽州，而至十二月又载有任其为卢龙留后的新命。前后两处记载，以前一处记载有误，“盖因莫州军乱，镇州承传闻之误而奏之耳”⁽⁴⁷⁾。其实史元忠仍在幽州，在乱后复被任命为卢龙留后。

史馆官员在实录修纂上出现的失误，其学术上的原因主要有数种：

其一，因袭史源性史料之误。实录的某些史料来源有误，而《实录》的作者又缺乏判断，遂因袭其误。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二十日)，进呈《宋神宗实录》时，曾布在其《日录》中载：“二十日丁亥，进呈《实录》，云：‘诏三省以阙执政官及六曹长贰，令具前宰臣执政侍从官姓名及取寺监可补从官者十人以闻。’”但此诏《徽宗实录》记载与曾布的记载有差距：“按曾布记此事甚详，初不闻执政阙官，但欲取前执政补尚书耳。不知《实录》何所据，恐误。”其实，“《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疑《御集》亦误也，合改修云：‘内批：付三省，以尚书六曹长、贰阙官，令枢密院参议具前执政十人余可充侍从者二十人姓名进入。’”⁽⁴⁸⁾可见，《徽宗实录》是据《徽宗御集》中的错误记载而致误。

其二，改写史源性史料时，因修纂者熔铸不慎，将事件转述错误。如《唐玄宗实录》载：玄宗泰山封禅时，“备法驾，登泰山”。另一部《开天传信记》则云：“上将封泰山，益州进白骡，上亲乘之，不知登降之倦。才下山，无疾而殪，谥曰白骡将军。”这两部史书记载都有问题，据司马光称：“按泰山非法驾可登，白骡近怪，今从《旧志》。”⁽⁴⁹⁾司马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所谓法驾，便是按相应等级配备不同马匹、仪仗的马车，马车是不可能登上泰山的。因此，《玄宗实录》记载不合情理。而《旧唐书·礼仪志三》所载“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是比较可靠的。其实，《唐玄宗实录》与《旧唐书·礼仪志三》有一个共同的史源，可能是起居注或档案，《唐玄宗实录》在修纂时，作者将“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熔铸成“备法驾，登泰山”，省去了“御马而登”等文字，结果造成逻辑错误。而《旧唐书·礼仪志三》则较少改动史源史料的文字，或直接照录，故符合情理。

其三，史源不误，《实录》转述时抄写致误。如武则天时凤阁侍郎杜景俭，原始材料上不误，而《则天实录》在撰写时，误作杜景佺。其原因在于原始材料上的“俭”是草书，与“佺”极相似，《实录》转述时便误作“佺”。据《旧唐书》卷九〇清乾隆时所撰的《考证》指出：“臣宗万按：杜景俭《新书》作景佺，盖《实录》以草书致误，《新》纪、表、传因而承之，故《通鉴》从《旧书》也。”

其四，不顾内容的前后联系，采摘不精或节录不当，导致许多史料遗漏。据《文献通考》载，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曾下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余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圣节进奉始此。”陈傅良(号止斋)指出：“谨按李焘《续通鉴》、熊克《九朝要略》，皆于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后书诏：‘诸州计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于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盖约本志修入，而《实录》不著。”⁽⁵⁰⁾据陈傅良的话得知，在开宝六年进奉钱物留州管系的诏书下之前，曾于乾德三年(965年)下过一个钱物进奉朝廷的诏书，二书内容完全相反。《太祖实录》不著前诏，则使后诏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魏了翁在一份名为《论实录缺文疏》中指出：“臣曩者滥员东观，盖尝伏读金匮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实录》，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余卷；而南渡以后，高宗、孝宗皇帝两朝《实录》仅六十余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为五百卷，犹之可也。而二十七年为卷亦如之，意其广记备言，无所脱遗。”而但他仔细查阅实录后，发现其实漏略很多：“臣偶因当时所遭，随事检阅，则有不尽然。往往一月而釐为二三卷，往往州县细故亦动是千余言，至事关大体，顾反脱略。”

其五，实录修纂者因循守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许多无甚价值的细琐史实连篇累牍地记载。南宋高宗在绍兴十三年十月壬辰，对宰执说道：“祖宗《实录》多有不必书者。谓之实录，盖纪其实可为后世之法也。”⁽⁵¹⁾周必大在一份奏疏中也指出，《宋孝宗实录》因循故事，记录了许多不该记载的事迹，甚至不存在的事实。如谓“《实录》则仍循常，比书‘垂拱殿赐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尝设也”等。明查继佐在《罪惟录》卷5《艺文志》中也批评说：“(《实录》)类载琐屑，重大或略之。”专记琐碎的风格，连崇祯皇帝也显得极不耐烦。从民国时史语所收藏之内阁进呈稿本《熹宗实录》可见，崇祯帝御笔涂抹之处多是帝后忌辰下“奉先殿行祭礼”六字。如卷一五“诚孝昭皇后忌辰”下“奉先殿行祭礼”六字即被御笔涂抹。

实录在学术上致误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史馆官场化所形成的人浮于事、漫不经心作风的熏染。如南宋周必大称《高宗实录》成，他曾求得外祖父、给事中王靓列传观之，觉得“殊可叹”。因其外祖父的行状是他在隆兴元年托尹穑所撰，“留馆中”。其外祖父官止通奉大夫，初赠止光禄。后来因外祖父的儿子遇恩，累赠其外祖父为少保。结果他发现《高宗实录》中的王靓传却“今直云赠少保，何其误也”，他认为这样的错误，是“近世止作兼职，人人为之”造成的，⁽⁵²⁾实际上是史臣漫不经心、马马虎虎所致。

读史使人明智，在我们考察了实录修纂机构官场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后，更应该警觉这种腐败风气对史学活动的恶劣影响，在进行史学创作和研究时，应该自觉摒弃实录等官史修纂中的不良作风，在国家投资进行大型修史工程如“大《清史》”和《中华大典·史学典》时，克服传统官修史书所产生的浪费人力、财力，监修尸位素餐不监不修，以及人浮于事，漫不经心的作风和积弊，真正做好史学编纂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