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实录修纂与史学世家

第二节　实录修纂与史学世家

中国传统世袭史官的制度，使古代比较专业的文史星历知识得以子承父业地传承下去，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世家修史”的史学传统。春秋齐太史兄弟三人便是世守史官，西汉的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相继为汉政府的太史令，子承父志地撰成了千秋流芳的《史记》。此后，父子不一定相继担任史官，但子承父志修纂史书的传统，则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如东汉的班彪及其子班固、其女班昭，便共同完成了著名的《汉书》。后世对父子世代相续修史的传统，颇为崇奉，元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在《修辽金宋史搜访遗逸条列事状》称：“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能成书。刘知几、刘、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³⁹⁾后世偶有世守史官的例子，则更为人津津乐道。如南宋洪迈家族就是如此。洪迈孝宗乾道二年，除起居舍人，“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仍参史事。父忠宣(洪皓谥)、兄适、遵皆历此三职，迈又踵之”⁽⁴⁰⁾，以此为人所艳羡。在实录修纂中，史官人数转众，虽由一个家族世守史官已不可能，但在众多的修纂人员中，常常会出现相同家族的两三个成员相与修史，成为世家修史传统的继续和延伸。

一、唐代修纂实录的史学世家

萧梁实录的修纂者知之甚少，且未发现有家族同修者。而从唐代开始，在实录修纂的队伍中，家族修史便时有出现。宜州华原(治今陕西耀县)的令狐家族，在唐代实录修纂中承担了重要任务。高宗时的令狐德棻，修纂了贞观十三年以后的《唐太宗实录》和唐高宗的《皇帝实录》，其玄孙令狐峘，先后修纂了《唐玄宗实录》和《唐代宗实录》。

令狐德棻是贞观名臣，“博涉文史，早知名”，曾任起居舍人，当时承丧乱之余，经籍散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结果“数年间，群书略备”。他更建议太宗诏修梁、齐、陈、魏、周、隋诸朝正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高宗永徽元年，以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永徽四年，他还以国子祭酒的身份，修纂了《太宗实录》，并“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不久，令狐德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⁴¹⁾。令狐德棻参预修纂的当是《皇帝实录》，因此有记载说他“撰止乾封”⁽⁴²⁾，也就是高宗还在世的乾封年间。的确，令狐德棻对唐初史学贡献很大，不仅“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而且在史料的储备和史学的规划上都极有建树，是一位有远见的实干的历史学家。这一家学底蕴，当时并未立刻显示出来，但到其玄孙令狐峘时，令狐家族的史学遗风得到重展。与其先祖一样，令狐峘也前后独立修纂了两部唐代实录，即《玄宗实录》和《代宗实录》。据《旧唐书》本传载：“令狐峘，德棻之玄孙”(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称“峘，德棻五世孙”)，因安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的别墅中，遇到前来避乱的杨绾，杨对“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的才能“甚称之”。当杨绾后来升任礼部侍郎，修国史时，便“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的史学成就似乎未达到其先祖的水平，特别是其所撰《唐玄宗实录》受到批评。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载：“峘所纂开元、天宝间事，唯得诸家文集，编其诏册以备一朝之遗，事多漏略。名臣传记十无二三，不称良史。”也有人说他“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⁴³⁾。看来他比自己的先祖倒霉，实录修纂不佳似乎不关乎其才华，而是与离乱之后缺乏史料有关。令狐峘还奉诏修撰《唐代宗实录》，但未成即因李泌案的牵扯而遭贬官，“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⁴⁴⁾，峘遂在家中撰就，死后由其子令狐丕进呈朝廷。据《册府元龟》载：“元和二年，其子丕为太仆寺丞，进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赠峘工部尚书。叙事用舍咸不当，而又多于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传，直疏如颜真卿略而不载。”⁽⁴⁵⁾如果说《唐玄宗实录》是因为史料缺失导致修纂不佳的话，那么《唐代宗实录》则受到了人们对其史学才能的直接批评。虽然不能简单地用“一代不如一代”来概括，但令狐峘在唐代史学上的地位的确不如令狐德棻，则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另一个实录修纂的世家是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蒋家。这个家族有良好的史学传统，出现了不少实录修纂的专家。这个家族第一个参与实录修纂的是蒋，字德源，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参与《唐德宗实录》修纂的史官。“元和二年……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⁴⁶⁾。蒋的成功，并非毫无所本，也是有着很深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蒋瑰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亲蒋将明，曾任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史书称其家“代为名儒”。不仅如此，蒋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史学家吴兢，吴兢也曾参与修纂过《唐高宗实录》。据载：“《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几、吴兢续成。”⁽⁴⁷⁾《旧唐书》卷一〇二吴兢本传载：“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蒋是“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可见他在吴兢家读到了大量的史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当他父亲在集贤院任职时，还把他带进院中，整理当时散乱混杂的史籍。至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⁴⁸⁾。到元和二年时，遂有《唐德宗实录》之撰。

蒋的儿子蒋系、蒋伸、蒋偕也都颇富史才，三人皆为唐代实录的修纂者，这显然受到家风的影响。特别是蒋系，史称其“典实有父风”。他于太和初直史馆。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与同职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蒋伸于“大中初入朝，右补阙、史馆修撰，转中书舍人，召入翰林为学士”。后一路升迁至“中书侍郎、平章事”⁽⁴⁹⁾。在懿宗咸通年间曾参与修纂过《唐武宗实录》和《唐宣宗实录》，史称“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一作燠——笔者)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⁵⁰⁾。蒋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实为宣宗大中年间——笔者)，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综上可见，蒋氏是一个典型的史学世家，“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只有蒋伸及蒋系子蒋兆有文才，但“不为文士所誉”，可见在文学领域并未获得承认，但在史学领域却受到了世人的推崇，史称蒋兆“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反映蒋氏家世历史的《蒋氏日历》，京师“士族靡不家藏焉”。⁽⁵¹⁾《新唐书·蒋传附》称蒋氏家族“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

值得补充的是，与蒋系一同修《宪宗实录》的李汉，也属于蒋氏家族的外围成员之一，因为李汉是蒋系的连襟。史称“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所谓“系与汉僚婿”，⁽⁵²⁾便是说蒋系与李汉是连襟的关系，二人同是韩愈的女婿。据《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载：“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载：“《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吏部侍郎南阳韩愈退之撰，李汉序。汉，文公婿也。”再延伸一下，蒋氏家族与修撰《顺宗实录》的韩愈，便也有“裙带”关系。蒋系也是韩愈的女婿。路随曾说：“众议以刊修非是。李宗闵、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下笔。”⁽⁵³⁾另据《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载：因为韩愈撰《顺宗实录》后，有人认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因此“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可见这种相互错综的关系是多么的复杂，而其相互间的史学影响必然很大。

唐代史学世家代修实录的还有苏州吴县沈家。沈家第一代实录修纂者是沈既济，修有德宗生前的《建中实录》；第二代是其子沈传师，参与修纂了《顺宗实录》。

沈既济，史称“苏州吴人”，先以“经学该明”⁽⁵⁴⁾著称，其实他的史学才华也很突出，“博通群籍，史笔尤工”⁽⁵⁵⁾，经吏部侍郎杨炎“荐既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德宗时“撰《建中实录》，时称其能”⁽⁵⁶⁾。《建中实录》是关于德宗继位后至建中二年的皇帝生前实录。沈既济思想比较保守，反对吴兢将武则天入于国史的本纪，而建议列入《皇后列传》。同时为了感恩于杨炎，在《建中实录》中对杨炎的政敌刘晏等人进行了贬斥。沈家的第二代实录修纂史官是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参与修纂了《顺宗实录》和《宪宗实录》。据韩愈《进(顺宗)实录表》指出：“元和八年十一月，监修吉甫……令臣重修。臣与修撰(沈)传师、直馆(宇文)籍等采访，修成五卷。”⁽⁵⁷⁾证明沈传师参与了《顺宗实录》的修纂。此后，他还参与修纂了《宪宗实录》，该录是在其父沈既济《建中实录》基础上编摹增删而成的。《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附传》载：“传师，字子言。材行有余，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贞元末，举进士。……复登制科，授太子校书郎，以鄠尉直史馆，转右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遂以本官兼史职。”因故出为湖南观察使，当时沈传师与修《宪宗实录》未成，监修杜元颖建议他在外任职时继续修撰。另载《旧唐书》卷一四九本传：“初，传师父既济撰《建中实录》十卷，为时所称。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廉察湖南，特诏赍一分史稿，成于理所。”《宪宗实录》修纂长达26年，有据可考的修纂者共有三批12人。沈传师是第一批7人之一，即杜元颖、路随、韦处厚、韦表微、沈传师、郑澣、宇文籍。《旧唐书·宇文籍传》也留下了他与修实录的记载：“(宇文籍)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

二、宋元史学世家与实录修纂

北宋历史上第一个修纂实录的史学世家，要属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宋氏家族。这个家族的宋绶参与修纂了《宋真宗实录》，宋绶的儿子宋敏求则参与修纂《宋仁宗实录》并补修了晚唐的六朝实录，对唐代历史的完善有卓越的贡献。

宋绶，字公垂，有良好的家学渊源。父宋皋，为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外祖父杨徽之“家藏书悉与绶”。连“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因此宋绶“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赐同进士出身，后“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兼史馆修撰、玉清昭应宫判官，累迁户部郎中，权直学士院，同修《真宗实录》，进左司郎中，遂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⁵⁸⁾关于他同修实录一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乾兴元年十一月癸酉，“命李维、晏殊修《真宗实录》。寻复命孙奭、宋绶、陈尧佐同修”⁽⁵⁹⁾。《宋真宗实录》修成录功，宋绶名列其中：仁宗天圣二年三月癸卯，“王钦若等上《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上与太后……赐燕于编修院，降诏褒谕。……修撰官李维、晏殊、孙奭、宋绶、陈尧佐、检讨官王举正、李淑各迁秩，赐器、币、袭衣、金犀带、鞍勒马”⁽⁶⁰⁾。宋绶的修史行为，对宋敏求有较深的影响。宋敏求，字次道，由秘书省正字历馆阁校勘，久之，“为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迁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他“敏于记问，文章质重，训词诰命皆有程范，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多就取正而后决”。在父亲的影响下，宋敏求善于著述，著有《西垣制辞》、《东京志》、《河南志》、《长安志》、《三川官下录》、《春明退朝录》、《宗室谱》等史书，尤其是参与修纂了《宋仁宗实录》。据《资治通鉴后编》载，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命“撰《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官……敏求时知亳州，特召用之”⁽⁶¹⁾。更值得称道的是，宋敏求“补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⁶²⁾。宋敏求所撰晚唐六朝实录，便是《唐武宗实录》、《唐宣宗实录》、《唐懿宗实录》、《唐昭宗实录》和《唐哀宗实录》。史称“敏求以力学被遇朝廷，有文命事未尝不在选中，父子继世掌史，时以为荣。”⁽⁶³⁾赵州平棘宋家的史学受到了人们如此称羡。

北宋实录修纂的史学家族还有洺州肥乡(今属河北)李家。李家兄弟李沆与李维在重修本《宋太祖实录》和《宋真宗实录》的修纂上做出了贡献。

洺州肥乡李家第一位实录修纂者是李沆，字太初，“少好学，器度宏远”，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甲科，后转著作郎。“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既奏御，太宗甚悦，命直史馆”。雍熙四年召入翰林为学士。淳化三年，拜给事中、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迁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监修国史，改中书侍郎”。⁽⁶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继吕端之后担任重修本《宋太祖实录》的监修。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披露：“《太祖实录》五十卷。右皇朝李沆等撰。……咸平中，真宗以前录漏略，诏钱若水、王禹偁、李宗谔、梁颢、赵安仁重加刊修，吕端监修。端罢，沆代。”重修本《太祖实录》至咸平二年(999年)六月丁巳修成，由时任实录监修、平章事的李沆进呈皇帝。他在进实录表中指出初修本《太祖实录》“发挥无取，铨次失当”，“今之所正，率由旧章”，不过对文武群臣的附传多有增加，旧载者为九十二人，“今增其遗漏一百四人”。同时“于制礼作乐，经文纬武，申明大政，釐改庶务，著于甲令，垂为法式，靡不具载”⁽⁶⁵⁾。真宗对改修本比较满意：“上览之称善，谓沆等曰：‘向来史臣不能勤尽，闻张洎修国史，止成一卷。今兹可谓备矣！’仍降诏嘉奖，赐袭衣、金犀带、银帛各有差。钱若水而下，又加散馆食衣。沆独恳辞，诏许之。”⁽⁶⁶⁾肥乡李家的第二位实录修纂者是李沆的弟弟李维，继兄之后，也参与了《宋实录》的修纂，他修的是《宋真宗实录》。李维在实录修纂上可能受到其兄的影响。史称“沆与诸弟友爱，尤器重维”，那么耳提面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李维是第一批被任命的修纂人员。乾兴元年十一月八日，“命翰林承旨李维、学士晏殊修撰《真宗实录》”⁽⁶⁷⁾。李维字仲方，进士出身，真宗初，召试中书，擢为翰林学士，后“复入翰林为学士承旨，加史馆修撰。仁宗初，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迁工部尚书”⁽⁶⁸⁾。此外，他还“与修《册府元龟》，至老手不释卷”。

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范家，是两宋有名的史学世家。这个家族出现了好几位《宋实录》的修纂人员。为宋代史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范家第一代实录修纂专家是范镇，参与撰写了《宋仁宗实录》；第二代实录修纂官员是范镇的从孙范祖禹，参与修纂了《宋神宗实录》；第三代实录修纂者是范祖禹的儿子范冲，参与了三修本《宋神宗实录》的撰写。

成都华阳范家的第一代实录修纂专家是范镇，字景仁。“其学本《六经》”，却在史学上也成就了一番事业。薛奎在蜀任职时，聘其为子弟之师，人问薛奎入蜀有何收获，答道：“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对其褒称甚至。范镇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召试学士院，当得馆阁校理，主司妄以为失韵，补校勘。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四年后超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后“改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迁翰林学士。⁽⁶⁹⁾这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参与修纂了《宋仁宗实录》。据《资治通鉴后编》载：“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录》。”⁽⁷⁰⁾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户部侍郎致仕。哲宗立，拜端明殿学士。“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司马光在范镇生前为他作传，服其勇敢果决；范镇则在司马光死后为他撰墓志铭。范镇为人清白坦荡，待人以诚，温良恭俭不言人过。在大是大非面前，面色和悦却语气坚决，即使是在皇帝跟前，也决不屈服。⁽⁷¹⁾

范镇的侄孙(从孙)范祖禹是范家第二代实录修纂专家，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小失去父亲，“叔祖镇抚育如己子”，可以说受到范镇的深刻影响，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范祖禹中进士甲科后，并没有立即入仕做官，而是“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在修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范祖禹还撰写了《唐鉴》等史，“祖禹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资治通鉴》书成，由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迁著作郎兼侍讲”。⁽⁷²⁾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实录》院检讨官”⁽⁷³⁾。后“兼国史院修撰”⁽⁷⁴⁾，《东都事略》卷七七本传谓“迁右谏议大夫，兼实录院修撰”。绍述时期，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言者论祖禹修《实录》诋诬”，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又徙宾、化而卒，年五十八。⁽⁷⁵⁾

范祖禹的儿子范冲，是范氏家族的第三代实录修纂专家，字元长，登绍圣进士第。南宋绍兴四年，“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冲”。⁽⁷⁶⁾另据《宋史》卷27《高宗纪四》载：“(绍兴四年)五月……癸丑(四日)以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实录》。”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之修《神宗实录》也，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⁷⁷⁾后改任实录修撰，迁起居郎，改翰林侍读学士。终年75岁。

如果再延伸一下，范氏家族还有一个姻亲也是实录修纂的官员。他就是范祖禹的岳父吕公著。吕公著是元祐初继司马光之后的《宋神宗实录》提举官。其实，吕公著也出身于史学世家，是寿州吕氏家族重要成员。寿州吕家的第一代史学修纂者是吕夷简，字坦夫，“先世莱州人。祖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吕夷简进士及第，真宗时，任起居舍人、权知开封府。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迁尚书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进吏部，“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⁷⁸⁾吕夷简修成了宋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据介绍：“《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晁氏曰：《皇朝国史》纪十卷，志六十卷，列传八十卷。吕夷简等撰。初，景德中诏王旦、先文元、杨亿等九人撰太祖、太宗《两朝史》；至天圣五年，诏夷简、宋绶、刘筠、陈尧佐、王居正、李淑、黄鉴、谢绛、冯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监修，曾罢，夷简代。八年书成，计七百余传，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大半，事核文赡，褒贬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⁷⁹⁾史成，辞讲官，“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后“授司徒、监修国史”⁽⁸⁰⁾，与中书、枢密同议军国大事。致仕后卒。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因为司马光去世而接任《神宗实录》提举一职。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学，至忘寝食，中进士，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亲政后，加龙图阁直学士。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以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外郡。哲宗即位后，拜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年四月，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次年二月死，终年七十二岁。⁽⁸¹⁾

两宋时建昌南丰(今属江西)曾氏是实录修纂中最大的史学世家。该家族出现了曾巩、曾肇、曾布、曾炎四位实录修纂专家，是宋代所见参与实录修纂人数最多的家族。曾巩、曾肇、曾布是三兄弟，曾炎则生活在南宋。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曾家既有像曾巩、曾肇这样的才学道德之士，也有像曾布这样的权奸之徒。曾家三兄弟的祖父曾致尧被列入《宋史》的《文苑传》，曾巩、曾肇入于二人的本传，而曾布则入于《奸臣传》。曾炎因为影响力较小，未立传。

南丰曾氏史学家族，源于其先祖曾致尧。尽管曾致尧没有参与过实录修纂，但他还是写过不少著作，其中有几部地方志。因此他的事迹入于《宋史·文苑传三》中。曾致尧字正臣，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三迁著作佐郎、直史馆”。真宗时历知泰、泉、苏、扬、鄂五州。大中祥符初，迁礼部郎中，转户部郎中。终年六十六岁。“致尧颇好纂录，所著有《仙凫习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为臣要纪》一十五篇”⁽⁸²⁾。楼钥在为他写的神道碑中称：“直史馆赠太师密国公南丰曾公致尧，以文鸣当世，直道正言，事太宗、真宗。”⁽⁸³⁾

曾致尧的孙子便是曾巩、曾肇和曾布。曾巩是《宋英宗实录》的检讨官。据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八《曾致尧传》载，曾巩，字子固，生而警敏。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后“名闻天下”。举进士，“入编修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英宗实录》检讨官”。其弟曾肇特为之撰《曾舍人巩行状》，称曾巩在神宗时“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⁸⁴⁾。《宋史》卷三一九本传亦谓“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终年六十五岁。曾巩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

曾巩的幼弟曾肇，字子开，举进士，“擢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兄布以论市易事被责，曾肇受到牵连滞于馆下，恬然无愠。“迁国史编修官，进吏部郎中，迁右司，为《神宗实录》检讨”。《宋神宗实录》是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修的，“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⁸⁵⁾。至十一月时，曾肇受到王岩叟的弹劾，但仍保住了馆职，并转为修撰：“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王岩叟言：‘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岩叟凡八上章，皆不听。”⁽⁸⁶⁾元祐初，曾肇先后擢起居舍人和中书舍人。绍圣初，“时方治《实录》讥讪罪，降为滁州，稍复集贤殿修撰”⁽⁸⁷⁾。“元祐士大夫皆流蹿岭表，最后谪前史官范祖禹等，以《(神宗)实录》讥讪为罪，而肇以尝与修，降集贤院修撰，知滁州”⁽⁸⁸⁾。徽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其兄曾布拜相后，“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唯韩维与肇，为衣冠荣”。崇宁初，为蔡京排挤，谪知和州等地，61岁时卒于润州。曾肇与其兄曾布在政见上并不一致。他曾致书曾布，劝他“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但“布不能从”。受家族重文风气的影响，曾肇“自少力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

曾氏家族的异类是曾布。据《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传一》载，曾布字子宣，年十三而丧父，“学于兄巩，同登第”。其思想与王安石相近，受到王安石的赏识。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被吕惠卿排挤，黜知饶州。元丰末，复翰林学士。绍圣初，留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兼侍读，并于此时参与二修本《神宗实录》的修纂。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称：“绍圣元年五月……重修《神宗实录》，翰林承旨修国史曾布言：‘奉诏重行修史定《神宗实录》，请取王安石《日录》参照编修。’”⁽⁸⁹⁾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经籍考二一·起居注》载：“《神宗实录》二百卷。晁氏曰：‘皇朝曾布等撰。”明代孙承泽也明确指出：“曾布修定《神宗实录》，旧本则用墨书，新修者用朱书之，删去者用黄抹之。”⁽⁹⁰⁾徽宗立，一度独当国政，为蔡京攻击，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大观元年，卒于润州，终年72岁。

曾致尧的曾孙是曾炎，据楼钥称：“后六十余年，曾孙刑部侍郎炎与从弟吏部尚书［椇］，相继取世科，同为天子从臣，故家文献表表一时而南丰之曾益重于天下矣”。曾炎，字南仲，祖父曾Y，明《春秋》。父亲曾协，考古著书，有《云庄集》行于世。曾炎于隆兴元年赐进士出身，嘉泰二年四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同详定敕令。十二月，转中奉大夫，寻改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三年四月，经筵讲读两朝《宝训》。六月，“史院进孝宗、光宗《实录》，转大中大夫”。嘉定改元，曾炎改守姑孰⁽⁹¹⁾。像南丰曾家这样的史学世家，从北宋一直到南宋，都有成员参与国家实录的修纂，实在是史风淳厚，代有其人。

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司马家族，也是著名的史学世家，父亲司马光是元祐元年始修《宋神宗实录》时的提举官，儿子司马康是元祐四年《宋神宗实录》的检讨官，其时司马光已经病逝。虽然父子同修一部实录，但并不在同一个时间进行。

夏县司马家族第一代实录修纂功臣是司马光，字君实。父亲司马池，曾为天章阁待制。司马光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看来既有家学的熏陶，更有强烈的求知兴趣。对同是编年体《左传》的挚爱，奠定了未来修纂《资治通鉴》的基础。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加集贤校理。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判礼部”。司马光专心史学，不重文辞。神宗即位时辞任翰林学士，理由是“臣不能为四六”，于是专力史学，“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司马光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保守眼光，看待王安石变法，“逆疏其利害”。后退居洛阳十五年，继续修纂《资治通鉴》，“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⁹²⁾。元祐元年起复为相，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替被逐的蔡确任《宋神宗实录》提举官。史载：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命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实录》”⁽⁹³⁾。但不久即病死，由吕公著接任提举。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是司马家族第二代实录修纂官员，元祐四年正月，“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充修《神宗皇帝实录》检讨官”⁽⁹⁴⁾。司马康，字公休，“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尽管如此，仍受司马光学风的影响，对史学颇有研究和建树。“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路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父丧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像乃父一样，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⁹⁵⁾41岁时因腹疾而卒。司马氏父子，因有纂修《资治通鉴》的经历，因此在提举或检讨《神宗实录》时，便比较得心应手。

宋朝名声最不好的史学世家，大概要属兴化仙游(今属福建)蔡氏家族。这个家族的蔡京和蔡卞都曾修纂过宋代实录。但遭到一片痛斥。

蔡京是《哲宗实录》的提举官，字元长，登熙宁三年进士第。“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绍圣初，蔡卞拜右丞，以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徽宗即位，出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毕史事”，元符三年九月诏修哲录之初，蔡京就以翰林学士承旨与修实录。后代韩忠彦为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进左仆射。“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议”。累转司空，封嘉国公。一度被贬。大观元年，复拜左仆射。因为南丹归附，超拜太尉、太师。三年，因台谏交论其恶，被迫致仕，但犹提举修《哲宗实录》，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起复为相。钦宗即位后遭贬，死于潭州。⁽⁹⁶⁾

蔡京弟蔡卞与兄“同年登科”，是王安石的女婿，因从王学，“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元丰中，加集贤校理，“擢起居舍人”。哲宗立，迁礼部侍郎。绍圣元年，复为中书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于古之上，发扬休光，正在史策。而《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考观，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蔡卞即到王防家取其父王安石《日录》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皆获深谴”。后迁翰林学士。四年，拜尚书左丞。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并数卞尊私史以厌［压］宗庙之罪”，任伯雨遂陈其六大罪，连贬少府少监，分司池州。后擢知枢密院，“时京居相位，卞礼辞，不许”。与兄不合，求去，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进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易节镇东。政和末，还乡上坟，死于途中，终年60岁。⁽⁹⁷⁾除了以《日录》改《神宗实录》外，蔡卞也参与修纂了《哲宗实录》。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载有“蔡卞所修《哲宗实录》”。另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经籍考二一·起居注》引晁公武的话说：绍兴四年三月壬子，朱胜非奏曰：“神宗史，缘添入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蔡京、蔡卞之手，议论多不公。”堪为佐证。

蔡京长子蔡攸，字居安，没有证据证明他与修实录，但却编纂过其他史书。崇宁三年，“以直秘阁、集贤殿修撰，编修《国朝会要》”，二年间至枢密直学士。京再入相，“加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详定《九域图志》，修《六典》”。靖康间被诛。仙游蔡氏家族在实录修纂史上，虽遭一片责骂，但其正面称颂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并非一无所是。

南宋实录修纂的史学家族有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高家。高家第一位与修实录的人是高宗绍兴间三修《宋神宗实录》和重修本《宋哲宗实录》的史院校勘高闶，第二位是与修《宋高宗实录》的检讨官、高闶侄子高文虎。

高闶，字抑崇，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初为秘书省正字。后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⁹⁸⁾大概也就是在这时，他参与修纂了三修本《宋神宗实录》。⁽⁹⁹⁾据李心传称：“神宗、哲宗新《实录》，赵元镇为相时所修也。神录有《考异》，哲录有《辨诬》，皆出范元长侍读一手。与修者任德初、张子韶、尹彦明、高抑崇、胡德辉、范伯达、朱乔年、王信伯、李似之等，俱一时名人。”⁽¹⁰⁰⁾高抑崇便是高闶的字。后迁著作佐郎，召为国子司业。⁽¹⁰¹⁾

高文虎也参与了《宋高宗实录》的修纂，担任检讨官。文虎，字炳如，“礼部侍郎闶之从子”。登绍兴庚辰进士第，后除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与修《四朝国史》”。出知建昌军，“擢将作丞兼实录院检讨官，修《高宗实录》”；又兼玉牒所检讨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宁以来，史氏淆杂，人无所取信。文虎尽取朱墨本刊正缪妄，一一研核”。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订宣和、崇、观以来尤为详审”。宁宗即位，“升实录院同修撰、同修国史”。后“迁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实录院修撰，修国史”。后以台臣弹劾而削职，卒。高文虎“以博洽自负，与胡Z合党，共攻道学，久司学校，专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绌焉”⁽¹⁰²⁾。看来，高文虎对理学不感兴趣，而是一位精于考订的史学家。

高文虎之子高似孙，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录的修纂，但却撰有《史略》一书，在卷三《实录》中对实录进行了介绍和褒扬，可以说对实录体史学有贡献的学者。据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一三《[寮小集》载：“高似孙，字续古，余姚人，文虎子。淳熙十一年进士，历官校书郎，守处州。”明州高氏对实录的参与和贡献，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研究。

南宋邛州蒲江高氏也是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叔父高斯得和侄子高斯得都是南宋实录的修纂者。前者修纂了《孝宗实录》，后者于理宗时与修了《孝宗实录》的重修本。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点刑狱兼知沔州(高)稼之弟”。嘉泰二年举进士，授郪县主簿，差知绵州。后迁司农卿兼玉牒所检讨官，升兼枢密都承旨，“又迁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并“迁起居舍人”，寻兼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权礼部尚书，升兼侍读，“寻兼直学士，修孝宗、宁宗《日历》，书成上进，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赐衣带、鞍马”。高定子在理宗时“领史事”，做过实录院修撰，估计也参与了《孝宗实录》的修纂工作。曾奏“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后“退居吴中，深衣大带，日以著述自娱”，后卒于家。高定子还做了一些文教工作，“作同人书院于夹江，修长兴学，创六先生祠，盖以教化为先务。所著《存著斋文集》、《北门类稿》、《薇垣类稿》、《经说》、《绍熙讲义》、《奏议》、《历官表奏》行世”⁽¹⁰³⁾。

高定子对其侄高斯得的史学显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人都喜欢撰述史著。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点刑狱、知沔州稼之子”。高斯得也有很好的修实录条件，除受叔父影响外，他还修过国史、会要和要录，担任过侍立起居注。绍定二年举进士，授利州路观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马干办公事。“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辟为检阅文字”。因父死，“无意仕进。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盖创员也。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又迁军器监主簿兼史馆校勘”。因迕丞相史嵩之意，迁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史嵩之“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心传藏斯得所草，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后由皇帝“内批兼侍立修注官”。逾年，迁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后因直言为人所陷，移浙东提举常平。命下，将给事中章鉴缴还，“斯得杜门不出，著《孝宗系年要录》”。度宗即位，召为秘书监，“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兼权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讲。进《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帝善之。度宗崩，陈宜中入相，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敕令》及《经武要略》。后遭黜。“所著有《诗肤说》、《仪礼合抄》、《增损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长编》、《孝宗系年要录》、《耻堂文集》行世”⁽¹⁰⁴⁾。并未提修实录一事，但据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卷二二《经籍征第十八》载：“高斯得《徽宗长编》、《孝宗实录》若干卷。”证明高斯得参与了《孝宗实录》的重修，不过时间当在理宗嘉熙年间重修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之际。当时“以著作郎兼权工部郎官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专一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¹⁰⁵⁾。而高斯得常与李心传一同修史，故此次应当参加了四朝实录的修纂。所纂《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和《孝宗系年要录》便是这次纂修的副产品。是为纂修国史和实录所作的准备。

南宋时眉州丹棱(今属四川)李氏亦是著名的史学世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便出身于这个家族，其子李垕也与父协力，同撰重修本《徽宗实录》。李焘，字仁甫，绍兴八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李焘“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曾“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浩大未毕，仍效光体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闻，诏给札来上”。乾道四年，“上《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三年后，“《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乾道五年，“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寻兼实录院检讨官”。宰相以李焘屡次上奏言事，不悦，焘遂请去。淳熙改元，被召，“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权礼部侍郎。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进敷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十一年春，乞致仕，优诏不允。病革，除敷文阁学士，致仕。终年七十岁。⁽¹⁰⁶⁾焘在重修《徽宗实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史院经历了检讨、同修撰和修撰的递升。早在乾道五年十二月，他便提请重修《徽宗实录》。淳熙三年六月甲午时，他又推荐吕祖谦作为国史院编修和实录的检讨。实际上是重修《徽宗实录》的业务负责人。正因为如此，《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便径称“《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修)”。李焘的儿子李垕“应贤良方正对策，近讦直，入第四等”，经叶衡劝说，“乃赐垕制科出身”⁽¹⁰⁷⁾。李垕“既中制科，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绅荣之”。垕“偶考上舍试卷，发策问制科，为御史所劾，语连及焘，垕罢，焘亦知常德府”⁽¹⁰⁸⁾。李垕早于其父亡。但其父子同修《徽宗实录》一事，却载于史册。

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朱氏也是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朱家本以理学著称，朱松及其子朱熹都信奉理学，朱熹还以理学名重后世，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这个家族史学功底也很深厚，分别与修了重修本《哲宗实录》和《高宗实录》。

朱松，字乔年，人称韦斋先生，“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正字。后改左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史职如故。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于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¹⁰⁹⁾另据《闽中理学渊源考》载，八年，迁著作佐郎、御史中丞，除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刊修蔡卞所改《哲宗实录》，先生用力为多”。终年四十七岁。⁽¹¹⁰⁾朱松负责修改有关宣仁太后的传记等部分。“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于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隐，论者美之。”但“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¹¹¹⁾。同时，他参撰初修本《徽宗实录》。朱松的史学实践对朱熹参与实录修纂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七岁后侨居福建崇安五夫里和建阳考亭。曾先后担任过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潭州，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和焕章阁待制并侍讲，兼实录院同修撰等职。曾编撰《通鉴纲目》一书。同时作为实录院的同修撰官，他还参与修撰了《宋高宗实录》，并在修纂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与其家学渊源以及对《宋实录》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有关。关于朱熹是否参与修纂过《高宗实录》，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并无其人：“《高宗实录》五百卷。庆元三年修撰，济源傅伯寿景仁撰。初进二百八十卷，止绍兴十六年。嘉泰二年修撰，建安袁说友起岩等又进二百二十卷，止三十二年。”《中兴国史志》更称：“《高宗实录》，庆元、嘉泰间所上，时史无专官，莫知谁笔。”然而，仍有不少证据证明朱熹参与修纂了《高宗实录》。首先，据《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所载“实录院同修撰”绍熙年间中有“朱熹”之名，并介绍道：“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同进士出身，治易。(绍熙)五年十月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兼”。绍熙(1190～1194年)是光宗年号，此时正是《高宗实录》的修纂时期，因此可以证明他参与了这部书的修纂。其次，当朱熹接到实录院同修撰的任命后，曾提出辞免这一史职，其中提到理由是“高宗皇帝中兴艰难，实同创业，成功盛德，莫可形容”，必须“鸿\之士执简操笔其间，庶几将来有以考信”，而自己“固陋，才不逮人”，“至于蒐辑旧闻，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长”⁽¹¹²⁾。这足以证明他所受命的实录院同修撰，实际上就是修纂《高宗实录》的同修撰官。其三，朱熹辞史职未果，便欣然受命，撰《史馆拟上政府劄子》，开篇即称：“熹等窃闻：高宗皇帝驻跸绍兴时，有小官娄寅亮上书，以皇嗣未生，乞选宗室子入侍禁中……其后宰相赵鼎、张浚等遂建大议”，指出“娄寅亮、张焘、赵鼎文字抄录见到”，其他的史料则需派人搜集，下实录院修纂。⁽¹¹³⁾很明显，朱熹当时正在搜集修纂《高宗实录》的史料。以上证据证明了他的的确确修纂过《高宗实录》。朱熹对于被任命为实录院同修撰，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先是两次提出辞职，在辞职被否决后，竟豁然开朗，欣然同意担任《高宗实录》同修撰官。他接受这一任命，显然与他受到父亲朱松修纂《哲宗实录》和《徽宗实录》业绩的鼓舞有关，所谓“念昔先臣尝掌兹事，正熙宁、元丰之殽舛，严于朱墨之分；辨元祐、绍圣之讥诬，炳若丹青之著”⁽¹¹⁴⁾。朱熹绍熙五年十月辛丑兼实录院同修撰，是月丙子便被继位不久的宁宗外放，⁽¹¹⁵⁾参与修撰《高宗实录》不足一月，但如此短的时间内，他提出了史料搜集和实录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类编纂的建议和意见，足见他拥有很高的热情和效率。

宋元间庆元府鄞县(今宁波)袁氏，也是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袁燮是实录修纂官员袁甫、袁商的父亲。袁燮，字和叔，登进士第，历任江阴尉、主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国子司业、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每次接见国子监诸生时，都以反躬自身、忠信笃实相启迪，听者大有收获。兼崇政殿说书，除礼部侍郎兼侍读。时史弥远主和，袁燮力争，台谏劾燮，罢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起知温州，进直学士，卒。袁燮师事陆九渊心学，“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学者称为“絜斋先生”⁽¹¹⁶⁾。袁燮虽然没有与修实录，但参与过宋朝《国史》的修纂。元成宗时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称：“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袁燮的儿子袁韶，是袁甫、袁商之兄，袁桷的曾祖父，也从事过史学活动：“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¹¹⁷⁾袁燮与袁韶的史学实践，对袁氏家族其他成员从事史学活动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形成一种光荣的传统。

正式参与修纂实录的是袁甫和袁商，皆为袁燮的儿子，袁韶之弟，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对史学有浓厚兴趣，与修高、孝、光、宁四朝实录。袁桷谓“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¹¹⁸⁾。袁甫和袁商所撰《实录》应当是《宁宗实录》。袁甫曾于绍定六年(1233年)二月以将作监兼实录院检讨官，是月除直焕章阁江东提刑；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复兼实录院检讨官。而这期间，朝廷仅于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前后修纂过高、孝、光、宁宗四朝《实录》，直到景定四年(1263年)才最后进呈。虽然袁桷称袁甫是任尚书时所修，但据载，袁甫在实录院做过两任检讨官，应当是这时参与修纂的。袁甫在《宋史》中有传：“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授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理宗亲政，以直徽猷阁知建宁府，后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嘉熙元年，迁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时边警日至，袁甫条陈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著“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袁商也是袁燮之子⁽¹¹⁹⁾，为袁甫兄弟，也与修过四朝《实录》。袁商在《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官联二·秘书郎》中有载：“字清夷，庆元府鄞县人，嘉定十六年蒋重珍榜进士出身，治诗。(端平)三年三月以太常博士除(秘书郎)，六月为著作佐郎。”宝祐五年做过宝谟阁学士，后任尚书。无修纂《实录》之旁证。估计与纂的也是高、孝、光、宁《实录》等四朝实录。

直到元朝，鄞县袁家都还活跃在实录修纂的舞台上。袁桷是袁韶曾孙，袁甫、袁商的曾从孙(侄孙)，参与过元朝《仁宗实录》的修纂。至治三年(1323年)十月丙寅修毕进呈，由袁桷撰写《进实录表》，在进呈仪式上宣读。表文说：“十年御极，聿修四系之编；亿载杨休，殊乏三长之笔。祗成信史，上彻宸旒。洪惟仁宗圣文钦孝皇帝，仁静根心，温恭合德。……臣等尊闻传信，竭思纂题。阅历岁年，已深惭于尸素；经纬日月，期不朽于汗青。臣某等所编成《仁宗皇帝实录》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诰录》一十三卷，总计九十卷。缮写已毕，用黄罗袱封全，谨具进呈。”⁽¹²⁰⁾袁桷在《元史》卷一七二中有传，说他因“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先后迁待制、集贤直学士。久之，称病辞官。复仍以直学士召入集贤院，“未几(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袁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他还撰有《延祐四明志》，收入《四库全书》中。袁氏从南宋修实录，直到元代仍然相承不辍，表现出浙东学术文风浓郁的特点。

三、明代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

明代实录是当时惟一的国史，其修纂机构集中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许多史学世家投身其中，为明代史学贡献了家族的智慧和心血。

浙江仁和(今杭州市)江氏家族，是对实录修纂有贡献的史学世家。这个家族的父亲江澜和儿子江晖，均参与了《明实录》的修纂。

江澜，字文澜，浙江仁和县人。成化戊戌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修《宪庙实录》成，升侍读”，充经筵讲官。乙卯考应天府乡试，寻充东宫讲官，“与修《大明会典》”。考满，进侍读学士，“仍与修《通鉴纂要》”。再考顺天府乡试。武宗即位，以东官旧臣进詹事府少詹事，学士如故。“与修《孝庙实录》”，充讲官，掌翰林院事。“寻命为实录副总裁”。升吏部右侍郎，历左侍郎，寻进南京礼部尚书。卒，讣闻，赐祭葬如例。江澜生性孝友淳厚，尝构屋一所俱以赠送兄弟。“子晓及晖，俱进士上第。晓今为山东参政，晖亦入翰林为编修”。⁽¹²¹⁾可见，江澜参与了两朝实录的修纂，一部是《明宪宗实录》，另一部是《明孝宗实录》，且是该录的副总裁官。他的儿子江晖，“亦入翰林为编修”，与纂《明武宗实录》。关于江晖的行迹，在《明实录》中有记载，先是“选进士汪佃、余敬勋、黄易、江晖……三十四人改为翰林院庶吉士”⁽¹²²⁾，然后“翰林院修撰舒芬、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汪应轸、马汝骥、曹嘉亦上疏言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无非事者，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¹²³⁾，劝武宗不要随意出游。该书又载：“江晖、马汝骥已拟授编修，王廷陈、汪应轸拟授给事中，曹嘉拟授御史，以尝言事忤旨，俱令补外。晖，广德州……知州。”⁽¹²⁴⁾世宗时，江晖终于升任翰林院编修。据《明世宗实录》卷二〇载，嘉靖元年十一月戊午，“命升修撰舒芬、郎中陆俸、署员外郎夏良胜、编修江晖……俸各一级”。关于江晖参与修纂《明武宗实录》一事，见载于《明世宗实录》卷五二中：嘉靖四年六月丙午，“以《武宗实录》成，赐……纂修官……编修……江晖……白金二十两，文绮二表里，罗衣一袭”。稍后，“辛亥，《武宗实录》修完……升纂修官……编修……汪(实为江字之形讹)晖……修撰”。此后，翰林院修撰江晖升为河南按察司佥事。⁽¹²⁵⁾据焦竑《玉堂丛语》卷一《行谊》载：“江晖，字景旸，以翰林修撰为按察佥事，有集曰《亶爰子》。……晖好以奇癖字作文。”

浙江宁波鄞县杨氏家族，也是修纂实录的史学世家。该家族的兄弟俩杨守陈和杨守阯，俱“学行相埒，其为解元、学士、侍郎”皆同，“对掌两京翰林院，人尤艳称之”，⁽¹²⁶⁾更重要的是，二人还同时修纂《明宪宗实录》。此外，兄杨守陈还曾参撰《明英宗实录》。

杨守陈，字维新。祖父杨范“有学行，尝诲守陈以精思实践之学”。杨守陈举景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初，充经筵讲官。“进侍讲，《英宗实录》成。迁洗马，寻进侍讲学士”。他还“同修《宋元通鉴纲目》”。为东宫讲官时，“编《文华大训》，事涉宦官者皆不录，守陈以为非，备列其善恶得失。书成，进少詹事”。孝宗嗣位，迁吏部右侍郎。“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寻以史事繁，乞解部务，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专事史馆”⁽¹²⁷⁾。弘治二年卒。杨守陈修《英宗实录》事，还见载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二一“纂修”条：“《英宗皇帝实录》，纂修官为……侍讲……杨守陈。”杨守陈还担任过《明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当时他身任吏部右侍郎，为了修史，“乞辞部事，专赴史馆供职”，孝宗便“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专典史事”。⁽¹²⁸⁾其弟杨守阯，字维立，“博极群书”，成化初乡试第一，入国学。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秩满，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直经筵，再迁侍讲学士”。“修《会典》充副总裁”，迁南京吏部左侍郎。武宗立，诏加尚书致仕，卒。⁽¹²⁹⁾杨守阯修《明宪宗实录》，又见载于《明孝宗实录》卷一〇：“(弘治元年闰正月戊辰)以纂修《实录》，召南京翰林院侍读曾彦、杨守阯……命驰驿赴京。”《明宪宗实录》修成后，杨守陈已死，杨守阯参加了弘治四年八月丁卯对修纂人员的赏赐⁽¹³⁰⁾，和辛未日的升擢⁽¹³¹⁾。

明代名声不好的实录修纂家族应当算是河南南阳府泌阳焦家。焦芳及其子焦黄中均参与过《明孝宗实录》的撰写。前者是实录总裁，后者是纂修官，故能联手作弊，引起后世非议。

焦芳中天顺八年进士，因同乡大学士李贤推荐，为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满九年考，迁侍讲学士。“翰林尚文采，独芳粗陋无学识，性阴很，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弘治时擢礼部右侍郎，俄改吏部左侍郎。勾结阉宦以自固。正德初，擢为吏部尚书。排挤刘健和谢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其子焦黄中，“亦傲很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刘瑾怒翰林官傲己，打算把他们都放到外地，“及修《孝宗实录》成，瑾又持前议，(张)]复力沮。而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焦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¹³²⁾《明孝宗实录》成，本应升赏，但焦芳勾结刘瑾变乱成法。本来修纂《孝宗实录》的这一班人大多是修纂《大明会典》的人，《大明会典》修成后，这些人都升成了现在的职务。现在《孝宗实录》修成后，照例要由今职再升上一级，但焦芳却勾结刘瑾，诬称参加《大明会典》的人“以编纂《会典》为名，多所靡费”，因此下令“已升之职，俱革之”。⁽¹³³⁾然后再以《孝宗实录》修纂功，每人再升一级。把史臣耍了一把。后得罪刘瑾，乃乞归。焦黄中“以侍读随父还”。⁽¹³⁴⁾

江西广信铅山(今铅山永平镇)费氏家族，也是明代的史学世家，共有三人参加过实录的修纂。费宏曾修纂过《孝宗实录》，又是《武宗实录》和《献皇帝实录》的总裁；其弟费寀和侄子费懋中均与修过《武宗实录》。父子、叔侄三人同修一部实录(《武宗实录》)，这在明代史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费宏，字子充。甫冠即中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迁左赞善，直讲东宫，进左谕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讲读。预修《孝宗实录》”，充日讲官。正德二年，拜礼部侍郎。五年，进尚书。明年冬十二月，费宏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寻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进户部尚书。因阻拦宁王朱宸濠复护卫的企图，被指责为循私留弟费寀在翰林院，费宏“乞休命，并寀致仕”。世宗即位，起复费宏，加少保，入辅政。及杨廷和等去位，“宏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委任甚至”。“大礼议”红人席书弟检讨度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实录》成，宏议出为佥事。书由是憾宏”。嘉靖六年二月，费宏不得已致仕去。嘉靖十四年，“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未几卒，年六十有八。“宏三入内阁，佐两朝殆十年。中遭谗构，讫以功名终”。弟费寀字子和，为赞善，“从子懋中由进士及第，为编修，宏长子懋贤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并列禁近。寀官至少保、礼部尚书，谥文通；懋中终湖广提学副使；懋贤历兵部郎中”。⁽¹³⁵⁾

关于费宏、费寀和费懋中修纂实录的记载，见于《世宗实录》卷五二“嘉靖四年六月丙午”条，《武宗实录》的修纂人员有监修官徐光祚、总裁官费宏、石4、贾^等。“辛亥”条载《武宗实录》的升擢名单上有：总裁费宏等。台本《武宗实录》正文前所附《进实录表》记录的修纂官员，总裁有费宏，纂修官有费寀和费懋中。

四川潼川州遂宁县(今亦属四川)席氏也是实录修纂的史学家族，兄席书与弟席春都曾参与过实录的编撰。席书，字文同，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皇帝，受到重视。“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后席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席书方闻命而卒。⁽¹³⁶⁾席书与修的是《献皇帝实录》，他担任该录的第三监修，名列徐光祚和廖纪之后。据《明世宗实录》卷四九记载，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修《献皇帝实录》”，“以太傅兼太子太傅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嘉靖五年七月癸未“以皇考《恭穆献皇帝实录》成，敕加监修官定国公徐光祚太师兼太子太师，席书少保仍兼太子太保，廖纪太子太保、尚书俱如故”，此时席书已跃居廖纪之上。⁽¹³⁷⁾

遂宁席氏的另一位与修实录的成员是席书之弟席春。席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云南，因兄为都御史，“改翰林检讨，预修《武宗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与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龙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及兄卒，帝念其议礼功，“累进春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为尚书汪_所挤，遂落职，卒于家。⁽¹³⁸⁾席春与修的是《明武宗实录》。据台本《武宗实录》正文前所附《进实录表》中，有纂修官席春的名字。另据《世宗实录》卷五三载，嘉靖四年七月庚午，初，“翰林院检讨席春、刘夔与纂修《(武宗)实录》加恩”，费宏因席春是从他职改为翰林官，故升职时外放为按察司佥事，“春乃礼部尚书席书之弟也，书因是憾于大学士费宏，上疏言历稽累朝《实录》升官，未有调升外任者。上以书言，特令升春翰林院修撰，并升夔编修”。看来，席书对弟弟还是相当照顾的。

明代中后期，扬州兴化(今属江苏)李氏家族，也有数人与实录修纂有关。第一个是李春芳，任《世宗实录》总裁，另一个是其孙李思诚，任《神宗实录》副总裁，第三个是李思诚的孙子李清，向南明政府提出了修纂《建文实录》和《崇祯实录》的建议。

李春芳，字子实，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任修撰，选入西苑，撰青词，受帝青睐，超擢翰林学士，寻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俱兼学士”，升为礼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隆庆初代徐阶为首辅。因厌恶内阁大学士之间的勾心斗角，乞致仕，卒年75岁。⁽¹³⁹⁾李春芳参与修纂的是《明世宗实录》，当时的身份是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据《明穆宗实录》卷六载，隆庆元年三月甲申，敕谕礼部：“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为总裁。”李氏家族的另一位参与实录修纂的成员是李春芳的孙子李思诚，天启六年任礼部尚书，寻罢。⁽¹⁴⁰⁾李思诚与修的实录是《明神宗实录》，当时的身份是南京国子监祭酒。天启五年三月癸亥，已升任《神宗实录》首席总裁的顾秉谦，推荐了六位副总裁，其中便有李思诚。据《熹宗实录》卷五七载：“大学士顾秉谦等具疏推礼部右侍郎来宗道、张鼐、丘士毅、周炳谟、彭凌霄、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思诚俱堪充《实录》副总裁。”除张鼐外，熹宗均予批准，还特地下文：“(天启五年四月癸卯)升太常寺卿管南京祭酒事李思诚为礼部右侍郎充纂修《实录》副总裁。”⁽¹⁴¹⁾李氏家族的第三位与实录修纂有关的成员是李思诚的孙子李清，字映碧，崇祯四年进士。由宁波推官擢刑科给事中。一度贬浙江按察司照磨，因家人去世未赴任。起吏科给事中。福王时，李清“请追谥开国名臣及武熹两朝忠谏诸臣，于是李善长等十四人、陆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并得谥”⁽¹⁴²⁾。李清虽未直接参与修纂实录，但在实录修纂上多有建议。南明福王弘光元年二月，给事中李清“请修先帝《(崇祯)实录》，及……改先帝谥号毅宗烈皇帝”⁽¹⁴³⁾。他还多次提请追议建文、景泰二帝庙号，于是福王政权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建文帝庙号曰惠宗，景泰帝庙号曰代宗。不久，李清“又疏请修《建文实录》”，大略云：“惠历载有四，其《实录》成之甚易，祗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于是化国史为家乘，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则《史彬致身录》其最也。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安知从亡之说赝，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赝之赝乎云云。”⁽¹⁴⁴⁾李清堪称《建文实录》和《崇祯实录》的策划者，但因时局动荡，未成而罢。

明代中后期另一个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是四川南充陈家。父亲陈以勤为《明世宗实录》总裁，儿子陈于陛为《明世宗实录》和《明穆宗实录》的修纂官员。

陈以勤，字逸甫，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裕王讲官，“迁修撰”。父丧除，还为侍读学士，掌翰林院。穆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入阁后，首辅徐阶与大学士高拱各有所附，交相攻讦，“以勤中立，无所比，亦无私人”。后内阁中高拱与赵贞吉、张居正相轧，陈以勤引疾求罢。遂进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赐敕乘驿传回家。归后十六年卒，终年七十六⁽¹⁴⁵⁾。陈以勤与修《明世宗实录》是在穆宗继位后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据《明穆宗实录》卷六载：隆庆元年三月甲申，穆宗敕谕礼部：“其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为总裁。”五月庚辰再次敕谕史官：“兹者恭修皇考《世宗肃皇帝实录》，已敕礼部采取事迹，命尔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阶、春芳、朴、以勤、居正为总裁官……”⁽¹⁴⁶⁾

陈以勤的儿子陈于陛与父关系密切，当初以勤决意辞官回家时，穆宗特地令“于陛随行”；当以勤七十大寿时，穆宗又赐给上方银币，也是让陈于陛送回。陈于陛成了其父与朝廷之间联系的纽带。陈于陛，字元忠，“大学士以勤子也”。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预修世、穆两朝《实录》，充日讲官。”累迁侍讲学士，擢詹事，掌翰林院。陈于陛显然在史学上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陈于陛“以前代皆修国史”，上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浸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后由于火灾，焚毁了苦心搜集的史料，因此国朝正史未能修成。首辅王锡爵谢政后，“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因神宗怠政，陈于陛乞罢，不许。改文渊阁大学士，进太子太保。二十四年冬，病卒于位。“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世以比汉韦、平焉”。⁽¹⁴⁷⁾其实，南充陈氏家族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荣耀，便是父子同修《明世宗实录》。

四、清代史学世家与实录修纂

清朝发祥于东北，原为狩猎—游牧民族，本无史学传统，但由于占据明朝的辽东，继而入关占领全国，政权迅速汉化，不仅大量汉族士族加入其中，而且满洲和蒙古本土的文化世家也开始形成，因此，在清朝的实录修纂中，便出现了不少的史学世家。

有些史学世家，是以前中原士族因故贬谪东北，在清朝政府内重新焕发史学青春而形成的。如参与三朝实录(《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修纂的沈阳范文程家族，便是“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曾祖范‘是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范文程，字宪斗，“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清太祖攻下抚顺后，范文程和其兄范文寀共谒太祖，受到太祖的器重，“知为‘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范文程后随太祖东征西讨，出谋划策。太宗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世祖即位，命隶镶黄旗。“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顺治五年正月，“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坐死。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九年，“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十一年八月，上加恩辅政诸臣，特加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五年八月庚戌，卒，年七十。“文程子承荫、承谟、承勋、承斌、承烈、承祚”。⁽¹⁴⁸⁾范文程两修实录，形成了深厚的史学传统，对其子范承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范承谟继父志，参与修纂了《世祖实录》。据史载，范承谟，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范文程第二子也”。顺治八年更定八旗汉军考试之例，范承谟当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宏文院编修。十二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极，擢国史院学士”。康熙三年“补秘书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并“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副总裁官”。⁽¹⁴⁹⁾

如果说沈阳范家是中原士族贬迁东北而重新崛起的话，那么安徽桐城张家，则是江南士族在清朝统一天下后，推行重用汉人政策而出现的文化世家，这个家族名人辈出，仅在实录修纂中，就有不凡的表现，成为著名的史学世家。张家在清朝兴起的第一代人是张英。张英，字敦复。“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入直南书房，后“迁翰林院学士”、兵部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进《孝经衍义》，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四十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四十七年，卒。⁽¹⁵⁰⁾张英虽然未有修纂实录的记载，但其充《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的经历，对其子张廷玉、张廷瑑修纂清代实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张廷玉，字衡臣，“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历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转吏部。世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世宗临死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顾命大臣。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¹⁵¹⁾张廷玉曾任《清圣祖实录》的监修总裁，在实录前所附《修纂官》中，他的身份是“光禄大夫、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仍兼管吏部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事、加二级又加一级臣张廷玉”，此外，还担任《清世宗实录》总裁官，在实录前所附《修纂官》中，其身份是“光禄大夫、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仍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加十三级臣张廷玉”。

与张廷玉同修《清世宗实录》的是其弟张廷瑑，字桓臣。雍正元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讲官。“起居注初无条例，廷瑑编载详赡得体”。既擢侍郎，兼职如故。“终清世，已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惟廷瑑”。乾隆九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移疾归。廷瑑性诚笃，细微必慎。既归，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卒年八十四。上闻，顾左右曰：“张廷瑑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因叹息久之。张廷瑑任《清世宗实录》副总裁，在实录前所附《修纂官》中，他的身份是“光禄大夫、工部左侍郎、加四级、纪录九次臣张廷瑑”。兄弟同时任《清世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在这实录修纂史上是很少有的。张英家族还有张廷瓒、张廷璐等，都曾任翰林院编纂，“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¹⁵²⁾

浙江钱塘徐氏家族也是实录修纂的世家，在史学上有一定的成就。第一代实录修纂者是徐本，第二代是其子徐以烜，父子二人同时修纂《清世宗实录》。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曾任湖北布政使和安庆巡抚、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十二年卒于家。徐“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¹⁵³⁾徐本修《清世宗实录》时的身份，据该录前附《修纂官》称“监修总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六级臣徐本”；徐以烜的署名是“纂修满汉文：……承德郎国子监司业纪录三次臣徐以烜”。

山东滨州杜氏家族，也是实录修纂上的史学世家。父亲杜堮参与了《清高宗实录》及《清仁宗实录》的修纂，而儿子杜受田则参加了《清宣宗实录》的修纂。杜堮，山东滨州人，嘉庆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加太子少保。他第一次参与修纂的实录是《清高宗实录》，在该录前附《修纂官》中，他的署名是“纂修汉文：……翰林院编修臣杜堮”。他还参与了《清仁宗实录》的修纂，这时他的身份已有了变化，据该录前附《修纂官》称：“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浙江学政臣杜堮。”杜受田，字芝农，“父堮”。杜受田道光三年中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寻充上书房总师傅。为清文宗的老师。三十年，文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调管礼部。二年在前往山东、江北赈灾途中，卒于清江浦。⁽¹⁵⁴⁾杜受田所修实录是《清宣宗实录》，该录前附《修纂官》载：“总裁官：……原任协办大学士臣杜受田”。

山东黄县贾氏家族也是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父亲贾桢，参与了《清宣宗实录》和《清文宗实录》两部实录的修纂；儿子贾致恩则参与了《清宣宗实录》的校对。贾桢，字筠堂。父亲贾允升，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贾桢也于道光六年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十六年，入直上书房，为皇六子授学。“累擢侍讲学士”。历少詹事、内阁学士、工户部侍郎。二十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调吏部。咸丰二年，为协办大学士。三年，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年，兼管工部，晋武英殿大学士。同治三年，“《文宗实录》、《圣训》告成，以监修劳，赐花翎”。十三年，卒。“子致恩，官至浙江布政使”。⁽¹⁵⁵⁾贾桢参与两部实录的修纂，一是《清宣宗实录》，担任监修总裁官，据该录前附《修纂官》载“监修总裁官：……大学士臣贾桢”；二是《清文宗实录》，该录前附《修纂官》则云“监修总裁官：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文渊阁领阁事、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臣贾桢”。贾桢之子贾致恩，曾任浙江布政使，也是《清宣宗实录》的修纂者，当时的身份，据该录前附《修纂官》所载，是“校对官：……刑部员外郎臣贾致恩”。父子同修《清宣宗实录》。

山西寿阳祁氏家族，也是修纂实录的史学世家。其第一代实录修纂者是父亲祁寯藻，与修《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第二代实录修纂者是儿子祁世长，预修《清文宗实录》。

祁寯藻，字春圃。父祁韵士，官至户部郎中。嘉庆十九年，祁寯藻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直南书房，督湖南学政。十年，“迁侍讲学士”。后历户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禁烟甚力。二十一年，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文宗即位，拜体仁阁大学士。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咸丰元年，调管工部，兼管户部三库事务。二年，复调户部。与肃顺不合，于四年冬坚请致仕。十一年，穆宗即位，特诏起用，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同治元年，穆宗入学，命直弘德殿，偕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同授读。寯藻提倡朴学，疏言：“通经之学，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后学不察，以训诂专属汉儒，义理专属宋儒，使画分界限，学术日歧。”他还积极为清朝《国史》提供素材：“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按察使李文耕、大顺广道刘煦，请宣付史馆入《循吏传》。”同治三年，致仕，食全俸。五年，卒。朝廷“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¹⁵⁶⁾祁寯藻先任《清仁宗实录》的纂修官，该录卷前《修纂官》署“纂修官：……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臣祁寯藻”；此后又与修《清宣宗实录》，据该录卷前《修纂官》载“监修总裁官：……致仕大学士臣祁寯藻”。祁寯藻的儿子祁世长，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幼随父之江苏学政任，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博学通儒，对祁世长有相当的濡染。世长笃守宋儒义理之说。同治九年“补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光绪初，连督安徽、顺天、浙江学政，清勤爱士，“一守寯藻旧规”。祁世长后来历任礼部、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十六年，迁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两次主持会试。他清操自励，家如寒素，时人称之。咸丰十八年，卒。⁽¹⁵⁷⁾祁世长与修《清文宗实录》，有该录前附《修纂官》可证：“纂修官：……前任翰林院编修臣祁世长。”祁氏父子两代均参修实录，使祁家成为山西的史学世家。

江苏江阴季氏家族也是清代实录修纂的史学世家。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实录修纂者是季芝昌，与修《清宣宗实录》；第二代是其孙季邦桢，与修《清穆宗实录》。

季芝昌，字仙九，年逾四十，始中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擢侍读”，督山东学政。十九年，擢少詹事，晋詹事，典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调吏部，又调仓场。二十九年，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二年，兼署福州将军。不久以疾乞休。“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达之知”，宣宗崩，文宗依然用之，授以外任。未及一年，辞职归。后卒于家。“子念诒，道光三十年进士，官编修。孙邦桢，同治十二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¹⁵⁸⁾季芝昌所修实录是《清宣宗实录》，据该录卷前所附《修纂官》署“总裁官……前任闽浙总督臣季芝昌”。其中孙季邦桢与修《清穆宗实录》，该录前附《修纂官》载“校对官：……四品衔兵部候补员外郎臣季邦桢”。

随着汉化的不断加深，清朝满洲家族也形成了修纂实录的史学世家。西林觉罗氏鄂尔泰与鄂尔奇家族便是这样的实录修纂世家。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鄂尔泰于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雍正元年，充云南乡试考官，特擢江苏布政使。“于廨中建春风亭，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三年，迁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四年十月，实授云贵总督。上复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推行改土归流，于是苗疆悉定。十年，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王师讨伐准噶尔部，朝廷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世宗临死前命鄂尔泰等为顾命大臣。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十年，以疾乞解任。上慰留，加太傅。卒。⁽¹⁵⁹⁾鄂尔泰与修《清世宗实录》，是该录监修总裁。据《清世宗实录》前所附《修纂官》知，他当时的署名是“监修总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保议政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理兵部事三等伯加十五级臣鄂尔泰”。

鄂尔奇是鄂尔泰之弟，“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中，四迁至侍郎，历工、礼二部，署兵部。五年，擢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十三年卒。⁽¹⁶⁰⁾鄂尔奇是《清圣祖实录》的副总裁，该实录前所附《修纂官》的署名是“光禄大夫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工部事务仍兼管国子监祭酒事教习庶吉士加一级臣鄂尔奇”。

像鄂尔泰这样的家族，还有满洲镶黄旗的章佳氏。章佳氏第一代实录修纂者是尹泰，《世宗实录》修纂的总裁，第二代是其孙庆桂，为《高宗实录》的监修总裁。

尹泰，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翰林院笔帖式”，再迁内阁侍读。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雍正二年，“充《会典》总裁”。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三年，高宗即位，“充《世宗实录》总裁”。乾隆三年，以老病再次乞罢，命以原官致仕。寻卒。其子是尹继善。⁽¹⁶¹⁾庆桂，“大学士尹继善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超擢内阁学士。授荆州将军。逾年，召授正红旗蒙古都统。嘉庆四年，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复直军机。“授内大臣，监修《高宗实录》，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九年，授领侍卫内大臣。“《高宗实录》成，赏紫缰，晋太子太师”。十七年，晋太保。上念其年老，罢直军机处，仍授内大臣。逾年，命以原品休致，给予全俸。二十一年卒。⁽¹⁶²⁾

有的满洲家族，在长期的汉化后，已经成为拥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史学世家。如满洲正红旗的瓜尔佳氏，便有多人参加过清代实录的修纂。该家族的桂良、斌良，分别参与《文宗实录》、《高宗实录》的修纂。

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以捐纳任礼部主事，晋员外郎。出为四川顺庆知府，后任四川、广东、江西布政使。道光十四年，擢河南巡抚。十九年，擢湖广总督，调闽浙，又调云贵。二十年，兼署云南巡抚。二十五年，署兵部尚书，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热河都统。二十八年，召来京，“以其女妻皇六子奕8”，成为恭亲王奕8的岳父。咸丰元年，署吏部尚书，出为福州将军。二年，召授兵部尚书。七年，召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兼正蓝旗蒙古都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命桂良留京协助奕8和谈。寻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十一年，穆宗即位，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元年，卒。⁽¹⁶³⁾桂良所修的实录为《清文宗实录》，该录前所附《修纂官》中署名为“监修总裁官……原任大学士臣桂良”。

斌良，字笠畊，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由荫生历官刑部侍郎，为驻藏大臣。“善为诗，以一官为一集，得八千首。其弟法良汇刊为《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赡，雅近竹垞、樊榭。迨服官农部，从军灭滑，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秉臬陕、豫，奉召还都，时与陈荔峰、李春湖、叶筠潭、吴兰雪唱酬，诗境益高。奉使蒙藩，跋马古塞，索隐探奇，多诗人未历之境，风格又一变，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阮元为序，亦颇称之”。⁽¹⁶⁴⁾斌良参与修纂的是《清高宗实录》，在前所附《修纂官》中的署名是：“协修满洲文：……候补员外郎臣斌良”。

满洲正蓝旗章佳氏，也是一个汉化后的史学家族。这个家族出现了不少与修实录的官员。第一代是阿克敦，担任《清圣祖实录》副总裁；第二代是其孙阿必达，担任《圣祖实录》的蒙古文纂修官；第三代是阿必达的儿子那彦成，担任《清高宗实录》的总裁；第四代是那彦成的儿子那容安，与修《清仁宗实录》。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异，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后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乾隆十四年，加太子少保。高宗连年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阿克敦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¹⁶⁵⁾

阿桂的儿子阿必达，即阿克敦之孙，在《清史稿》卷三一八《阿桂附子阿迪斯阿必达》中有记载：“阿桂，字广庭，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阿桂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父大学士阿克敦……子阿迪斯、阿必达。……阿必达，初名阿弥达，高宗命更名。阿桂得罪，阿必达被削蓝翎侍卫，发遣广东雷琼镇。赦归，复官。擢二等侍卫，命赴西宁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上命辑入《河源纪略》。累迁工部侍郎。卒。阿必达子那彦宝，官至成都将军；那彦成，自有传。”阿必达参与了《清圣祖实录》的修纂工作。据该录前所附《修纂官》称“纂修蒙古文：……奉政大夫唐古特学司业加二级臣阿必达”。

那彦成是阿必达的儿子，字绎堂，章佳氏，改隶满洲正白旗，“大学士阿桂孙”。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为内阁学士。嘉庆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迁工部侍郎，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工部尚书，兼都统、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三岁而孤，母那拉氏守寡，把他抚养成人。后任直隶总督。十一年褫职。十三年，卒。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¹⁶⁶⁾参与修纂《清高宗实录》，在该录前所附《修纂官》是这样写的：“总裁：……前经筵讲官、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今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臣那彦成。”

其“子容安”，荫户部主事，袭子爵。历侍卫、副都统。从长龄征回疆有功，历伊犁参赞大臣。乱事再起，容安率兵4 500名赴援，抵阿克苏，迁延不进。由和阗绕道，又分兵乌什，致喀、英二城久围不解。褫职逮治，拟大辟。寻以二城未失，从宽改监候，罚缴和阗军需，免死戍吉林。父死后释还。数年后卒。⁽¹⁶⁷⁾容安也参与了《清仁宗实录》的修纂。据该录前所附《修纂官》载：“校对官：……候补笔帖式臣那容安”。阿克敦家族四代参与实录的修纂，在古代实录修纂史上，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五、古代回避制度与世家相修的冲突与取舍

古代世家修史诚为一优良传统，受到人们的称赞。北宋大观二年，石公弼在《上徽宗请复还史馆之职》一文中，明确指出世守史官的价值与意义：“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于职，如司马迁、班固，皆父子继纂其事。”并对“方今史臣迁擢不时，前后相承，文书猥积，修旧不给，何暇议新？以至军国政要纂录后时，久而讹谬，事多此类，难一一陈”的现象进行了批评。⁽¹⁶⁸⁾实录修纂便是这样，由于没有专职史官，一般都由各衙门派人入馆编纂，但迁徙无常，难以久任。而部分实录的修纂由于父子相袭和兄弟相承，而使修纂风格和对内容的掌握得以一以贯之。即使不少家族所修实录并非一部，前后相隔数代，但只要是世家修史，便会形成一定的传统，使实录修纂得到一定的质量保证。

然而，世家相修也会出现一定的痼疾，有时会产生相互包庇和联手作弊的问题，使实录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像前面所提到的焦芳、焦黄中父子便是这样。在这种背景下，朝廷有时也设置回避制度，以避免这一弊端的发生。北宋吕公著与女婿范祖禹同修《宋神宗实录》，但受到右正言刘安世的猛烈批评，指出宋朝建立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以避免“援引亲属，并据高势，根连蒂固，更相朋比”，“是以祖宗立法，务加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违”。但吕公著“女婿范祖禹与其妇翁共事于实录院”，⁽¹⁶⁹⁾则是违背了回避制度。南宋绍兴五年十月辛丑，宰相赵鼎被任命为监修国史，而其外姻范冲被任命为直史馆。赵鼎主动上书要求别授他人为直史馆以便回避。据《宋史全文》卷一九中载：“尚书左仆射赵鼎监修国史。鼎奏：‘范冲直史馆，于臣为外姻，愿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废祖宗故事？况史馆非朝廷政令之地，可无辞。’”当时正在重修《神宗实录》，因此监修国史赵鼎认为自己不能与外姻范冲同处一馆，应当回避，但高宗以史馆并非“政令之地”而否决了他的提议。南宋权臣秦桧当权时，通过“运作”让其孙子秦埙名列贡举榜首，并任命秦埙为实录院修撰，于是出现了三代同任实录院史官的局面，“以埙修撰实录院，祖父孙三世同领史职，前此未有也”⁽¹⁷⁰⁾。既云“前此未有”，则表明宋代似乎有回避制度或惯例。不过此一制度为秦桧所破坏。秦桧与其孙秦埙都曾与修《徽宗实录》。秦桧、秦熺、秦埙祖父孙三人同预修史，则会对徽宗、高宗朝的实录和国史产生联手作弊的恶果，故《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五指出：“‘祖父孙三世同领史职，前此未有者’，皆言秦桧自知其恶之稔，故引子孙任史职以掩之也。噫！桧之计亦奸矣，其如天下后世何？然后知桧之奸，乃所以为拙也。”不过，从整个情况看来，历代政府都还是重视家族修史和编纂实录的。

看来，在回避与世家修史之间，古代政府更倾向于后者，通过父子相继或兄弟相承，形成一定的家学传统，保质保量地完成实录的修纂任务。

世家修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修史传统，虽然难免出现亲情互隐的情况，但因为史职久任所形成的家学传统和史学风格，以及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不避刀斧而据实直书的职业道德，都会使史书修纂达到较高的境界，因此，在古代社会，虽然有回避的制度或惯例，但都没有影响朝廷在修纂实录时对家族修史的信任和肯定。从唐到清，历代实录的修纂都有家族的影子，有的家族世代相袭修史，有的隔代修纂实录，为实录修纂贡献了家族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注释】

(1)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七一。

(2)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

(3)《天聪朝臣工奏议·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史料丛刊初编》，东方学会，1924年版。

(4)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5)叶隆礼等：《重订契丹国志》卷七。

(6)陈次升：《谠论集》卷二，《上徽宗论修〈神宗实录〉》。

(7)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8)《清太宗实录》卷一六，天聪七年十月己己。

(9)脱脱等：《金史》卷一三〇，《列女传》。

(10)嵇璜等：《续通志》卷四二七，《列传·金五》。

(11)嵇璜等：《续通典》卷二五，《宰相并官属》。

(12)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

(13)嵇璜等：《续通典》卷二五，《宰相并官属》。

(14)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15)《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

(16)《金史》五六，《百官志二》。

(17)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18)《元史》卷六七，《礼乐志》。

(19)《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20)图海等：《清太宗实录》卷二四，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21)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22)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3年。

(23)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第1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4)巴泰等：《清世祖实录·进实录表》。

(25)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3年。

(26)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13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〇，仁宗嘉祐四年九月甲寅。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哲宗元祐五年七月戊子。

(29)《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30)《元史》卷一三五，《马祖常传》。

(31)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五五，《元世祖纪》。

(32)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五九，《元成宗纪》。

(33)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3年。

(34)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房各馆档案》，《行移档》，全宗号2，编号房711。

(36)宋濂等：《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37)宋濂等：《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38)《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39)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40)《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

(41)《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42)《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43)《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

(44)《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

(45)清修《陕西通志》卷七四《经籍第一·史类》转引。

(46)《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

(47)《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48)《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

(49)《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附》。

(50)《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

(51)《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

(52)《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附》。

(5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实录类”。

(54)《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

(55)《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附传》。

(56)《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

(57)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58)《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

(5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又《宋史全文》卷六，宋真宗二。

(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三月癸卯。

(61)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七一，《宋纪·仁宗》。

(62)王称：《东都事略》卷五七，《宋敏求传》。

(63)王称：《东都事略》卷五七，《宋敏求传》。

(64)《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65)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66)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二〇，《宋纪二〇·真宗》咸平二年六月丁巳条也有相近的记载，云：“宰臣、监修国史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实录》五十卷。帝览之，降诏嘉奖，赏赐有差。”

(67)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68)《续通志》卷三二一《李沆传附李维》所载与此相同。

(69)《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

(70)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七一，《宋纪·仁宗》。

(71)《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72)《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7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

(74)《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75)《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76)《宋史》卷四三五，《范冲传》。

(77)《宋史》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

(78)《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

(7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一九·史·正史》。

(80)《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

(81)《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

(82)《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三》。

(83)楼钥：《攻媿集》卷九七，《集英殿修撰致仕赠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

(84)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九。

(85)《宋史全文》卷一三上，《宋哲宗一》。

(86)《宋史全文》卷一三上，《宋哲宗一》。

(87)《宋史》卷三一九，《曾肇传》。

(88)《东都事略》卷四八，《曾肇传》。

(89)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哲宗皇帝”。

(9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91)楼钥：《攻媿集》卷九七，《集英殿修撰致仕赠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

(92)《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93)《资治通鉴后编》卷八七，《宋纪八七·哲宗》。

(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一，哲宗元祐四年春正月癸巳。

(95)《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附康传》。

(96)《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

(97)《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

(98)《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三》。

(99)熊克：《中兴小纪》卷二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100)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四，《制作》。

(101)《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三》。

(102)《宋史》卷三九四，《高文虎传》。

(103)《宋史》卷四〇九，《高定子传》。

(104)《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传》。

(105)《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三》，嘉熙二年三月己未。

(106)《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107)《宋史》卷一八四，《叶衡传》。

(108)《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109)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一一。

(110)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五，《献靖朱韦斋先生松》。

(1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11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辞免兼实录院同修撰奏状一》，四部丛刊本。

(113)朱熹：《晦庵集》卷二一，《又馆拟上政府劄子》；又见岳珂编《金佗续编》卷三〇，《百氏昭忠录》卷一四所收朱熹《拟建储劄》。

(1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谢除待制侍讲修撰实录表》，四部丛刊本。

(115)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附录《朱熹年谱要略》，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33页。

(116)《宋史》卷四〇〇，《袁燮传》。

(117)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袁桷所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逸条列事状》。

(118)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119)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

(120)袁桷：《进实录表》，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一六。

(121)《明武宗实录》卷四七，正德四年二月癸亥朔己丑。

(122)《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七，正德十二年三月甲辰。

(123)《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

(124)《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七，正德十四年八月辛巳。

(125)《明世宗实录》卷八二，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

(126)《明史》卷一八四，《杨守阯传》。

(127)《明史》卷一八四，《杨守陈传》。

(128)《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弘治元年三月戊寅。

(129)《明史》卷一八四，《杨守阯传》。

(130)《明孝宗实录》卷五四，弘治四年八月丁卯。

(131)《明孝宗实录》卷五四，弘治四年八月戊辰。

(132)《明史》卷三〇六，《阉党焦芳传》。

(133)《明武宗实录》卷五〇，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134)《明史》卷三〇六，《阉党焦芳传》。

(135)《明史》卷一九三，《费宏弟寀从子懋中子懋贤传》。

(136)《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

(137)《明世宗实录》卷六六，嘉靖五年七月癸未。

(138)《明史》卷一九七，《席书附席春传》。

(139)《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140)《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附李思诚李清传》。

(141)《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天启五年四月癸卯。

(142)《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附李思诚李清传》。

(143)《罪惟录》卷一八，《安宗简皇帝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

(144)王士慎：《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建文景泰二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7页。

(145)《明史》卷一九三，《陈以勤传》。

(146)《明穆宗实录》卷八，隆庆元年五月庚辰。

(147)《明史》卷二一七，《陈于陛传》。

(148)《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149)《八旗通志》卷一九〇，《人物志·大臣传》。

(150)清史稿》卷二六七，《张英传》。

(151)《清史稿》卷二八八，《张廷玉传》。

(152)《清史稿》卷二六七，《张英传附子廷瓒廷璐廷瑑传》。

(153)《清史稿》卷三〇二，《徐本传》。

(154)《清史稿》卷三八五，《杜受田传》。

(155)《清史稿》卷三九〇，《贾桢传》。

(156)《清史稿》卷三八五，《祁寯藻传》。

(157)《清史稿》卷三八五，《祁寯藻传附祁世长传》。

(158)《清史稿》卷三七五，《季芝昌传》。

(159)《清史稿》卷二八八，《鄂尔泰传》。

(160)《清史稿》卷二八八，《鄂尔泰传附鄂尔奇传》。

(161)《清史稿》卷二八九，《尹泰传》。

(162)《清史稿》卷三四一，《庆桂传》。

(163)《清史稿》卷三八八，《桂良传》。

(164)《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三》。

(165)《清史稿》卷三〇三，《阿克敦传》。

(166)《清史稿》卷一五四，《那彦成传》。

(167)《清史稿》卷一五四，《那彦成传附容安传》。

(168)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

(16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三，哲宗元祐三年八月辛丑。

(170)《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七，《宋高宗皇帝》，绍兴二十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