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实录修纂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第一节　实录修纂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一、少数民族政权修纂汉式实录的信息模板

少数民族政权对实录的修纂，成为其汉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实录本是汉族政权为其专制帝王所修，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象征之一。少数民族政权对实录的修纂，标志着它已从部落民主制向皇帝专制制度的转变。

一种文化形态仿效或复制另一种文化形态之初，都会通过一种媒介或信息“模板”来实施。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录修撰大都肇因于汉族文臣的“智囊”效应。本来，作为华夏文化圈边缘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制度并不知晓，而从中原流落到这些边缘地区的汉族文人，则起到了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媒介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少数民族政权复制中原制度的信息“模板”。据《唐明宗实录》载：汉族文人卢文进、王郁“相继入辽”，“教其织纴工作”，结果“中国所为，契丹悉备”⁽¹⁾。实录修撰最初也往往是汉族文人提议实施的。元朝世祖至元元年建立国史院修纂《实录》的建议，便是由汉族臣僚王鹗根据“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的先例倡议的：“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修《实录》。”⁽²⁾天聪六年书房秀才杨方兴上疏提议：“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有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今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要之事。”⁽³⁾反映出在少数民族政权汉化过程中，汉族文臣所起的信息“模板”作用。

同时，作为信息媒介的汉族文人，又不断用头脑中的固有“模板”对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实录进行规范和修正，使其更加合乎汉族政权所修实录体制。后唐沙陀政权除修《庄宗实录》外，还诏令张昭同时修撰懿祖、献祖和太祖三朝《实录》，但史馆监修赵凤则认为只有庄宗当过真正的皇帝，而以上三祖均未称帝，不能称为《实录》，只应名为《纪年》。他指出：“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祇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太祖以上并自为《纪年》。”于是明宗从之。⁽⁴⁾从这一更改可知，汉族文臣实际上是在以所存储之华夏实录体制信息，指导和修正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录修撰。

此外，汉族政权所修《实录》也是一种比较直观的信息“模板”，对少数民族的实录修撰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其君主向中原文明学习，加速了其政策的汉化过程。辽圣宗耶律隆绪“好读唐《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臣下读之。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诸道贡进珍奇，一无所取，皆让于弟。亲政后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毁骨立，哭必呕血”⁽⁵⁾。读了《唐太宗实录》、《唐玄宗实录》等典籍的辽圣宗，受到中原文化和制度的强烈吸引，主动接受中原文明，在避讳制度和孝道礼让等方面均受到汉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嗜读唐代《实录》的圣宗还直接按其“模板”复制实录修撰制度，令室昉等撰成辽朝历史上的第一部实录——《统和实录》。

二、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政权实录修纂的仿照

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实录，在纂修观念、修撰制度、编修体例和秘藏制度等各方面都仿照或复制了中原汉族政权所推行的模式。

第一，沿用汉族政权实录纂修的观念。汉族政权修撰实录是为了显亲尽孝。华夏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实录》是“家国一体”的集中表现之一，它既是国家大典，又是皇家私史，修纂《实录》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保存史实，更是为先帝显亲尽孝。如宋徽宗即位之初，侍御史陈次升认为“圣人之治无以加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显名于后世”，并指出实录修纂是“显亲之道”⁽⁶⁾。南宋时范成大也明确提出“追孝莫大于显亲，显亲莫大于述事”，述事便是纂修《宋高宗实录》。⁽⁷⁾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了实录修撰显亲尽孝的观念。清皇太极便提出：“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行，岂朕所以尽孝乎？”⁽⁸⁾除了张扬百善之首的“孝”外，汉族实录还竭力排斥万恶之先的“淫”，为此，实录中极力表彰贞节观念。这对少数民族所修实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金太宗实录》便贯彻了汉族贞烈的观念：“韩庆民妻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氏。庆民事辽为宜州节度使，天会中攻破宜州，庆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将士。其妻誓死不从，遂自杀。”结果“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⁹⁾汉族政权所修实录常常贯穿据实直书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到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实录。金朝左丞相、监修国史完颜守道修《金熙宗实录》时，对其祖古绅(一作谷神)“行事有未当者，皆不为隐”，世宗称赞道：“真直笔也！”⁽¹⁰⁾

第二，延续汉族政权实录修撰的制度。从后唐开始，少数民族政权便采纳了汉族政权实录修撰的制度。辽朝模仿中原修史制度，设立了一系列与实录相关的修纂机构和官职。“辽南面官门下省属有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等官”⁽¹¹⁾，又在中央设立国史院，“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修撰、修国史等官”⁽¹²⁾。金朝“设记注院，无所隶属。修起居注，掌记言动”⁽¹³⁾。金朝起居注曾经被要求回避机密重事，后来世宗认为唐太宗与臣下的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乃是不避起居注，由其据实直书的结果，⁽¹⁴⁾遂令起居注可以直接与闻朝事，这就为实录修撰奠定了真实的基础。金朝还模仿宋朝实录修撰的史料储备制度，注重奏疏等档案的保存。世宗曾诏令大臣“谏表，可入《实录》”⁽¹⁵⁾。金还于国子监下设国子书写官“掌书写《实录》”⁽¹⁶⁾。金朝也设有国史院。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载：“金国史院有监修国史，掌修国史事，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同修国史二人(女直、汉人各一人)。”元朝模仿唐宋《实录》纂修制度，建立《实录》修撰的史料搜集和储备制度，“至元间，初撰《祖宗实录》，于时诸臣多在。及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录送史馆”⁽¹⁷⁾。与金朝相比，元代于中书设置时政科，定时将档案奏牍宣付史馆，作为修纂《元实录》之资。元朝还于世祖至元元年建立了国史院，负责元代实录的修撰。《元实录》修毕进呈也仿照唐宋制度，制订了一套成熟的仪制。⁽¹⁸⁾清朝在实录修纂上基本模仿明代制度，设立类似于明代的监修和总裁制度，依明代修则开馆，完则闭馆的方式，设立非常开的实录馆。顺治朝实录馆隶属于内国史院，康熙九年机构调整后改属内阁。此后历朝实录馆皆隶属内阁，实录馆行文自称“内阁实录馆”。明代修撰实录的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仍由内阁节制，清代的制度是对明代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归依汉族政权所修实录的体裁与体例。少数民族政权对实录的修纂是个逐步汉化的过程。早期所修实录一般比较简略，甚至用图画来表示。如金朝的第一部实录《祖宗实录》只有3卷，金世宗曾向当时的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抱怨“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¹⁹⁾。而清朝所修的第一部实录《满洲实录》(一名《太祖实录图》)甚至是用绘画形式表现的。当时担任画工的是张俭、张应魁二人。⁽²⁰⁾虽然《满洲实录》以图画形式适应了当时族人的文化水平，但“因与历代帝王实录体式不合，寻命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实录”⁽²¹⁾，使之更像汉族通用体裁。少数民族政权初修实录往往“与实录体式不符”，经过补正和完善，逐步合于华夏实录之式。如崇德元年国史院所修《太祖实录》“未有御制序文及进呈表文、凡例、目录，至文字等项，俱与实录体式不符”，故康熙二十一年勒德洪便奏请“将《太祖高皇帝实录》，照《太宗实录》体式，恭加重修”⁽²²⁾，于是增加了序、目、表、凡例等，使之更合实录体式。

在体例上，少数民族所修实录初期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特征，尽管已开始用汉语修撰其帝王的实录，但在人名、地名等方面却因音译标准不一，产生相互歧异的情形，后经不断修改，使实录逐步画一文字，在人名、地名和记时方式等方面，用标准的汉语名称和方式进行规范，实际上便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清康熙六年，圣祖指出《清太宗实录》内有“字义未当姓名舛错”者，史臣也发现“有前后颠倒者，有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有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有一事前后重复者，有不书干支只书年月日者，有满汉对勘词义舛错者，有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语气未顺者”⁽²³⁾。于是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反复修改。雍正十二年，世宗以《清世祖实录》中有人名地名字画音句等与新成的《清圣祖实录》不一致，特命大臣查对，“谨稽前后之文，参考异同之迹，谐声转注求一定之指归，舆地官阶溯当时之规制”⁽²⁴⁾。于是“凡有前后互异应行酌改字样，用签标出”“伏候钦定”后改正。⁽²⁵⁾实录体例的划一和润饰，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润饰文字。如《清太宗实录》初修本语句朴素，文字俚俗，修改时逐句润饰。天聪五年六月十九日，大贝勒代善之子巴喇玛出痘病卒，太宗欲吊，代善闻而止之。初纂本记其语曰：“上未出痘，不可来。”重修本则改得相当雅训：“圣躬关系重大，臣民仰赖，蒙上温慰。我安敢不节哀？无烦车驾亲临也。”二是记时改为干支。初修本以年月日记事，不书干支，重修时俱改为干支。三是人名地名统一。初修本所载人名地名，汉译不仅俚俗不雅，且前后不一，重修本皆予划一。如“胯儿胯”改译“喀尔喀”，“扎撒兔汗”改译“查萨克图汗”。⁽²⁶⁾经此润饰更改，实录以典雅的古汉语叙事，变得十分雅训，也更加汉化了。

第四，因袭汉族政权实录的秘藏制度。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带有浓厚的部落民主制特征，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而中原汉族政权一般都属于以皇帝集权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具有很强的政治封闭性和隐秘性。反映在实录上，便是对记载皇帝言行的实录实行严格的保密和禁止流传的制度。“大有胡气”的唐代对实录的传播还比较宽容和开放，而到了宋代，实录的保密制度更加严密。出现了焚草(销毁草稿)制度，⁽²⁷⁾还规定“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²⁸⁾。少数民族政权则模仿汉族的这一制度，对所修实录进行保密和封锁。元朝规定所修实录存放于翰林国史院中，“《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²⁹⁾。元朝国史(实录)也不能随便观阅，否则将受到弹劾和严厉的制裁。铁木迭儿为丞相时“盗观国史”，“仁宗震怒，黜罢之”⁽³⁰⁾。出于保密的考虑，清朝也在紫禁城内择地开馆修撰本朝皇帝实录。

三、少数民族政权实录修纂的自身特点

然而，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一方面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或遗存了本民族的某些特色，反映在实录修纂上，有如下表现：

第一，用番、汉不同文字书写实录文本，保持其民族印记。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实录，是先撰成汉文本，然后再译成少数民族文本的。元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色勒敏建议“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辉和尔字(即畏兀儿或维吾尔字)2绎，俟奏读然后纂定”⁽³¹⁾，帝从之。这是将中统时既已用汉文修撰的《太祖累朝实录》译成畏兀儿或蒙文。元贞二年，“乌德岱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³²⁾。蒙古族本无文字，成吉思汗令畏兀儿(即后来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体蒙古文。由于蒙古文并不成熟，因此元修实录都用汉文撰写，然后再翻译成蒙文或畏兀儿文。清崇德元年八月修成的《太祖太后实录》是“用满蒙汉三国文字，恭纂成书”⁽³³⁾，但究竟是同时用三种文字修撰还是先成一种文字，并无说明。据齐木德道尔吉“采用文本对照加注释讨论的方法观察《旧满洲档》记载与乾隆本《太祖实录》满、蒙、汉文本记录之间的关系”，发现“清朝乾隆本《太祖实录》的编纂过程是先将满蒙文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文实录体文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文，最后从汉文译成蒙古文”⁽³⁴⁾。这是太祖实录的情况。但清代中后期能书写满文、蒙古文的人日渐稀罕，“蒙古多伦尾字除恭缮实录外别无他用”⁽³⁵⁾，满文的状况也差不多，因此可以肯定，此时的实录当是先用汉文修撰，再缮成满蒙文字的。自乾隆八年后，汉、满文实录各缮五部，蒙古文缮四部，共计14部，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这表明，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实录，并未完全照搬汉族制度，而是顽强地突出其民族特征。

第二，汉族政权所修实录，严格限制在做过皇帝的人身上，而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录，则常将未当过一天皇帝的父祖追封为帝并修实录。唐代修成的实录从高祖至文宗共16朝，两宋所修实录从太祖至度宗共14朝，均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没有一部实录的记载对象是未曾登基的“假皇帝”。这与中原汉族社会重视皇位承传中的正统性有关。而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实录，则常常打破这一常规。前述后唐沙陀政权曾令张昭同时修撰懿祖、献祖和太祖三朝《实录》，而这三祖并未做过皇帝，因此史馆监修赵凤将其改名《纪年》。此后，将未做过皇帝的父祖追尊为帝并修实录的做法，在少数民族政权下愈演愈烈。元朝最为突出，所修《元睿宗实录》的传主拖雷，未当过一天皇帝，及至其长子宪宗蒙哥继位后，才追尊他为英武皇帝，庙号睿宗。《元显宗实录》的传主甘麻剌，是泰定帝的父亲，被追尊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泰定元年，命翰林国史院修纂《显宗实录》。⁽³⁶⁾《元裕宗实录》也是以追尊的元裕宗为记载对象。成宗继位后，追尊其父真金为帝，庙号裕宗，并诏修实录。《元顺宗实录》也是如此。顺宗名答剌麻八剌，是武宗海山及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父，武宗追尊为帝，庙号顺宗。至大元年，命国史院为其父修纂实录。⁽³⁷⁾金朝所修《金睿宗实录》之主人公为完颜宗尧，是世宗之父，世宗即位后，追尊简肃皇帝，庙号睿宗。大定十一年，“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³⁸⁾。可见，少数民族政权在实录修纂上并非对汉族制度亦步亦趋，而是时有发挥和改变。这种变化对后来的汉族政权所修实录产生了影响，如明代所修的《明献皇帝实录》，便是世宗继位后为其父兴献王所修的。

第三，受少数民族皇位继承制度不完善的影响，其实录修撰也呈现出与汉族不同的特点，常常是数朝同修，比较笼统。北方游牧民族在汉化以前，一般实行部落民主制，如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大人”便是通过“柴册仪”选举出来的。汉化以后，虽然实行汉族式君主专制制度，但在皇位继承制度上，尚未形成汉族宗法礼制规定的比较有序的体系，因此经常发生篡弑相仍的情况，皇帝统绪的频繁更迭和中断，导致以皇帝为记载对象的实录修撰陷入忙不胜忙的混乱状态，只能数朝并修。以辽朝为例，世宗是通过内战夺得帝位，后又被耶律察割杀死；穆宗借机以镇压叛乱为名夺取帝位，但后来也遇弑身亡。直到景宗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后，这一局面才算终止。在其子圣宗时，便出现了实录的修撰。由于景宗之前，篡弑不断，因此难以一朝朝地修撰实录，故终辽之世，只撰有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在内的《皇朝实录》70卷和圣宗时所修的《统和实录》。元代实录也受皇帝统绪波动的影响，导致多朝并修局面。英宗即位不足三年，便被御史大夫铁失等弑于行幄。叛臣拥立泰定帝即位，后崩于上都，留守京师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遂立明宗为帝，因明宗远在沙漠，猝未能至，虑生他变，先迎立其弟文宗。时在上都的权臣倒剌沙则拥立泰定帝太子天顺帝，但为文宗君臣击败。及明宗至京师，文宗退位并迎明宗为帝。但明宗不久暴崩，仍由文宗继位。至文宗崩于上都，留守大都的右丞相燕铁木儿会同诸王立宁宗为帝，次月暴死。从泰定帝到宁宗，短短9年内换了5个皇帝，六次帝位易人。除泰定帝曾修《英宗实录》(还有并未登基的显宗之实录)外，其他各朝根本无暇从容修撰先帝实录。顺帝即位后，才一气修成了泰定、文宗、明宗、宁宗四朝《实录》。这在汉族政权实录修撰史上是闻所未闻的现象。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政权修纂帝王实录，既是其部落民主制瓦解和帝王专制制度建立的象征，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政权在实录修撰过程中，基本上仿照汉族王朝实录修撰的观念、制度、体式和体例，但因自身传统的影响，仍然给实录修撰打上了特殊的烙印。从实录修撰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可以拓展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研究的广度，为研究民族融合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