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实录史料流向及影响

第二节　实录史料的流向及其影响

作为古代官史的一大总汇，实录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为后人撷取的重要对象，从而使其史料继续向下游流动，构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础。这正如高似孙在《史略》卷三《实录》中说的那样：“实录之作，史之基也。”实录就像一个心脏和泵站，将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

一、流向国史

实录最主要的下游史书便是当朝所修的本朝纪传体《国史》。

唐代先修而成的是《实录》，实录的史料直接为唐代《国史》所吸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纂修而成的。显庆元年(656年)所成80卷唐高祖、太宗两朝《国史》，便是在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成书的《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以及永徽五年(654年)成书的《唐太宗实录》基础上修成的。文宗时蒋系先参与修纂《唐宪宗实录》，然后才修纂《国史》。据《江南通志》载：“蒋，字德源，义兴人。……长子系，官史馆修撰，参修《宪宗实录》，踵修《国史》。”⁽⁸⁵⁾所谓“踵修国史”，意思是说紧跟着《宪宗实录》编撰之后修纂宪宗朝《国史》。⁽⁸⁶⁾《唐实录》是一朝朝修纂的，每朝《实录》自成一书，而《国史》是“累修”和“添修”，即连续接修的，唐代各朝并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国史，只要唐代没有结束，唐代国史的修纂便没有穷期。简言之，《国史》修纂是开放的，与《实录》修纂的相对封闭性有异。唐代《国史》在高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令狐德棻所修为80卷，估计至吴兢时续至106卷，玄宗时韦述添修至112卷，再到肃宗时柳芳又添修至130卷，像接力赛一样，是一节一节往后传递的，卷数也随之不断地增加。“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韦)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⁸⁷⁾，但韦述之后还需要续修《国史》。唐代《国史》是用纪传体的体裁编纂而成的。吴兢曾撰写《国史》，就为武则天立了本纪。为此还引起后世的非议，沈既济出于伦理考虑，想把则天从《本纪》中拉下来时，是想将她“别纂录入《皇后列传》”⁽⁸⁸⁾。唐代实录是国史的史料基础，即高似孙在《史略》卷三《实录》所说的“实录之作，史之基也”。

宋朝国史共有4部。即北宋《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从唐朝以来，都是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国史》是在《实录》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宋代也是如此。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两天后，朝廷便决定动工修纂《徽宗国史》：“庚子，命尚书右仆射汤思退监修《国史》，权吏部尚书贺允中、中书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国史》。”⁽⁸⁹⁾乾道时编修官林光朝奏称：“《徽宗实录》已定之后，即通《钦宗实录》续次修纂为《四朝国史》。”⁽⁹⁰⁾宁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成”，至二月，便“修《高宗皇帝正史》、《宝训》”⁽⁹¹⁾。可见《实录》先于《国史》(即正史)修纂，只有《实录》修成，才有可能修纂《国史》。

《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录》的改编，从“编年附传”体改纂为纪传体。在改编过程中，删多增少，如《太祖实录》有50卷，《太宗实录》80卷，《真宗实录》150卷，三者相加为280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总共只有150卷。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传记和志。马端临曾谓：“《三朝国史》……计七百余传，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大半。”⁽⁹²⁾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共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⁹³⁾。这里的“事迹颇多”是指人物传记。因为《仁宗实录》有200卷，《英宗实录》有30卷，两部实录共为230卷，远远超过《两朝国史》的120卷。宋代《国史》的修纂顺序是先本纪，后志，最后传记。高斯得曾谓神、哲、徽、钦《四朝正史》“曰纪、曰志、曰传，次第而修”⁽⁹⁴⁾。这种次序与《实录》相关，因为帝纪和志容易从《实录》中取材，而传记只能从《实录》中移取部分，超过一半的传记还须另外搜罗史料，故修纂最迟。如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史馆修撰曾巩负责“修定《五朝国史》”，提出“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丘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纪述，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所以要求“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⁹⁵⁾这说明《实录》中的传记不能满足《国史》之需，因此才需要另外征集史事。其他史实，也有从《实录》以外的史书征集者，如宋宁宗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便征集费衮所撰《梁谿漫志》，据该书卷端所录国史实录院牒文称“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书以备参考”⁽⁹⁶⁾。尽管如此，《宋实录》仍然是宋朝《国史》修纂的基本史料来源。《国史》依赖于《宋实录》的先行修纂。史院编修李焘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这一修纂流程：“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又说：“《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趋成。”⁽⁹⁷⁾。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

明代未有当朝所修的纪传体《国史》，万历年间曾有纂修的计划和前期工作，但因史馆失火烧掉了积攒的史料，因而流产。

清代则专设国史馆，修纂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分别撰写了清诸朝帝纪、《国史列传》和诸志等部分，但未能拼合成纪传体《国史》。但实录的史料，则为国史馆馆臣所吸收和应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第一次开设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包括纪、志、表、传。乾隆继位后，诏令纂修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五朝国史，包括本纪和列传等部分。国史之作晚于实录，因此在修纂时参考了实录的内容，并多有吸收。有学者研究，清朝国史在修本纪时，以实录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修史重在选材。清代国史馆不论修国史还是其他史籍，都将搜集资料放在首位，并有明确的制度”，至于“选材范围”，“本纪，以实录为本，起居注等辅之；列传、表，以‘内阁所存上谕原片，并外纪、丝论、军机处所存之月折，廷寄、议复、译汉、廷寄剿捕’等为主，各衙门咨报的材料为辅；志、表，兼取各衙门咨送的资料和上谕等档案”。⁽⁹⁸⁾除本纪外，列传也参考和吸收了实录的史料。据一史馆《传包》称：清代国史馆在修国史时，“纂辑臣工列传，其事迹均恭查实录、上谕档，丝纶档、红本及军机处、廷寄、议覆各册档卷”。以此观之，实录乃清代国史的史源之一。

二、流向纪传体正史

在实录的史料流向《国史》之后，继续趋下流向后修纪传体正史。

后晋时，赵莹、刘昫先后主持修纂的《旧唐书》，以《唐实录》为史料基础修纂而成。唐代是先修《实录》，再于《实录》的基础上修纂《国史》，《国史》经不断添修，到韦述、柳芳那里形成了130卷的规模，似乎已经基本定型。后晋时修纂《旧唐书》便是在此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指出：“《唐书》二百卷，右石晋刘昫、张昭远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为《帝纪》二十，《列传》一百五十，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其甚至以韩愈文章为大纰缪，故仁宗时删改焉。”⁽⁹⁹⁾不仅增损韦述、柳芳的旧史，《旧唐书》还直接从唐代实录中采掇史料。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证明“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¹⁰⁰⁾。岳纯之称：“粗略翻一下《旧唐书》，至今仍可发现不少其采自唐代实录的痕迹，如《旧唐书》中的《顺宗纪》、《宪宗纪》和《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分别冠有‘史臣韩愈曰’、‘史臣蒋系曰’、‘史臣裴曰’的字样。韩愈曾修撰《顺宗实录》、蒋系曾参撰《宪宗实录》、裴’曾监修《德宗实录》，冠有他们姓名的二段史论，显然就是采自他们曾参与修撰的上述二部实录。又如《顺宗实录》曾为张荐、令狐峘、陆贽等七人立传，《旧唐书》也有七人的列传，两相比较，史实、措辞大同小异，后者也应是袭用了前者。”⁽¹⁰¹⁾

北宋时成书的《新唐书》，也毫不例外地以《唐实录》为其史源。《新唐书》始修于庆历四年(1044年)，完成于嘉祐五年(1060年)，先后由宋祁(996～1061年)和欧阳修(1007～1072年)等主持修纂，参加者还有范镇、吕夏卿。其分工大致是宋祁撰写《传》，范、吕撰写志和表，欧阳修撰写本传。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时，既读过《唐实录》，又读过《新唐书》，对二者的关系比较了解。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月幸华清宫一事的具体时间，《旧唐书·玄宗纪》说是壬辰日，但《唐玄宗实录》和《新唐书·玄宗纪》都说是庚寅日。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四中指出“《旧纪》壬辰，今从《实录》、《新纪》”。这说明，《新唐书·玄宗纪》的记载与《唐玄宗实录》是一致的，而《唐玄宗实录》成书早于《新唐书》，表明后者对前者的承袭关系，即二者形成了史源与史流的关系。再如景龙元年八月太平公主谋反后的结果，《太上皇实录》称太平公主“闻难作，遁入山寺，数日方出。禁锢终身，诸子皆伏诛”，然而新、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均称其被赐死。其实，新旧《唐书》均以《唐睿宗实录》为史源。《唐睿宗实录》便载太平公主谋反被赐死⁽¹⁰²⁾。这说明，《新唐书》仍是《唐睿宗实录》的史流。总之，实录是正史新、旧《唐书》的史源，而后世所谓“正史”乃是实录之史流。关于新旧《唐书》来源于实录的事实，在吴缜《进新唐书纠谬原表》中也有反映：“臣窃惟唐室最近圣朝，著纪者将三百年传世者凡二十帝，其国家兴衰之迹，及君臣治乱之端，贤人君子功名德业之成模，元恶大奸祸败破亡之明鉴，简编丛夥，淑慝混淆，讫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际，有大臣赵莹之徒，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摹，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纪述取舍，乖戾舛差。”意思是赵莹等所撰《旧唐书》是编纂缀辑《唐实录》而成的，但错误不少，才有《新唐书》之修，而《新唐书》也存在一些错误，因此便有《新唐书纠谬》一书之撰。

以《德宗实录》为例，其史料成为后修唐史的史源，对作为史流的新、旧《唐书》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如德宗建中二年遣洪经纶使河北一事，王祎在解题时指出：“按新旧《史》纪传、《实录》：建中初，黜陟使洪经纶谕河北，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归田亩。悦即奉命，因大集将士，激怒之曰：‘而等籍军中，久仰缣廪，养父母妻子。今罢去，何恃而生？’众大哭。悦乃悉出家赀给之，各令还部。自此魏人惑悦而怨朝廷。”⁽¹⁰³⁾在新、旧《五代史》和《德宗实录》之间，自然实录为最早的史料，这三部书所述这段史实相同，表明新、旧《五代史》是转录《德宗实录》史料而成的。

五代十国实录是宋初修纂《旧五代史》的基本史料依据之一。北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戊申“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至七年闰十月甲子成书，“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¹⁰⁴⁾。由于以五代累朝《实录》及范质的《五代通录》作为修纂的稿本，加以增删，故能在短短的1年零4个月时间内修完。

一般认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¹⁰⁵⁾，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延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但据阿鲁图所上《进实录表》，其中并无以宋人《国史》为稿本的记载，只是说：元朝灭南宋时“收图书于胜国，辑黼冔(殷冠名——笔者)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¹⁰⁶⁾，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国史》，亦可能是指《宋实录》。笔者以为应该是两者都包括。因此，除以宋代《国史》为据外，元修《宋史》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也就是说，《宋史》同时也是以《宋实录》为史源的。笔者提出的证据是元修《宋史》卷210《表第一·宰辅一》的序：“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从《宋实录》到《宋史》的史料流程，既是“《实录》—《国史》—《宋史》”的走向，部分史料也呈现“《实录》—《宋史》”的流向。

此外，《宋实录》的史料还通过南宋淳熙间王称所撰的《东都事略》，流向《宋史》。《东都事略》有本纪12，世家5，列传105，附录8，“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¹⁰⁷⁾。清人“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纪昀等“考之，惟《文苑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¹⁰⁸⁾既然《宋史·艺文传》取资《东都事略》，而《事略》又取资《实录》，因此，形成了“《宋实录》—《东都事略》—《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流程。

《元实录》的史料，则流向明初所修的纪传体正史——《元史》，后者的史料基本上来源于前者。明初，朱元璋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将完整的元13朝实录运回南京。朝廷任命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召逸民儒臣修纂《元史》，所依据的史料基本上就是《元实录》。据宋濂《修〈元史〉记》自述道：“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匮之书，悉输于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发其所藏，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祎实为之总裁。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纪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传六十有二卷。丞相宣国公臣善长率同列表上，已经御览。”但这只是顺帝之前的历史，“至若顺帝之时，史官职废，皆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这表明，《元史》在修纂时，史料受到《元实录》的根本性左右。如果无实录史料，只能“停工待料”，于是“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国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开局，至秋七月丁亥书成，又复上进。以卷计者，纪十、表二、传三十有六。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最后“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¹⁰⁹⁾。上表时，为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纪昀等指出：“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并引徐一夔《始丰稿》重开史局时给王祎写的信，称“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厪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¹¹⁰⁾可见，《元实录》为《元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只有顺帝一朝乃别采史料而成。

《明实录》也成为清修纪传体正史《明史》的史源。清代官修的《明史》，其史料也基本上来源于《明实录》。众所周知，《明史》的草稿是万斯同所著的《明史稿》，后为王鸿绪所得，明史馆遂据以修为《明史》。万斯同就曾对《明实录》潜心钻研。他指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往，而要以实录为指归。”⁽¹¹¹⁾可见，万斯同的《明史稿》必定大量采用了《明实录》的史料。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出版说明》指出：“《明实录》是一部原始史料，内容当然比《明史》详得多”，《明史》只有“个别记载不见于《明实录》。”言下之意是大部分史料均来自《明实录》。清人夏燮在《明通鉴·义例》中指出：“《明史·本纪》，多据《实录》。”其实《明史》据《实录》的又何止《本纪》？黄云眉先生著《明史考证》一书，其中详列了《明史》来源于《明实录》的线索，可以证明《明史》的基本史料都来源于《明实录》。

《清实录》的史料则流向了《清史稿》。《清实录》是编纂《清史稿》时的重要史料来源，刊印《清史稿》的负责人之一金梁通过校对和比勘，指出：“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¹¹²⁾据冯尔康指出：“《清史稿》的著者们，从实录、会典、方略、国史列传、各种档案文献私人著述中取材”⁽¹¹³⁾。邹爱莲在《〈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一文中指出：“修史必参台阁典籍与官私档案文献。清史开馆，议者建议搜集档册，如清国史馆大臣列传旧稿，及内阁、军机处、方略馆等衙门档册，兼采各地书籍。实际修史过程中，以各种原因，未得利用内阁、军机处、宫中各处的大量档案，但却集中利用了国史馆所存各朝实录、起居注、各种方略，各朝满汉文本纪与天文志、地理志、乐志、时宪志、仪卫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等旧稿，内阁大臣年表、武职大臣年表等各种官制表，以及原纂、续纂与改定的宗室王公、回部、蒙古、国史功臣、国史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等传稿，还有国史馆咨取的大臣履历事实册、史料长编和其他各种书籍档簿等。国史馆的这些旧稿、档簿，原已按当时的史例加以整理，留备修史之用。清史馆以实录等为纲，利用已有之稿，就其体例范围重加改写，这是《清史稿》成书的重要基础。”⁽¹¹⁴⁾说明《清实录》的史料，大量流向了纪传体正史《清史稿》。

三、流向编年体史书

实录总汇而来的史料还不断地流向其他史书，成为这些下游史书的史料来源。实录的编年性质，使其史料之流更多地趋向于后修的编年史书。

《唐实录》的史料便流向编年史《唐史记》。《唐史记》是北宋孙甫在《唐实录》的基础上删削而成。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指出：“甫尝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贞观功德之远也！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其间文理明白者尤胜焉。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类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看来，孙甫所修《唐史记》，主要是据《唐实录》为史料纂辑而成。

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大量吸收了《唐实录》的史料。《旧唐书·薛仁贵传》载：明年(高宗显庆三年)又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于辽东，共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而《资治通鉴》载此事于显庆四年。据《旧唐书》卷83清乾隆年间所撰《考证》指出：“臣德潜按：上文显庆二年，则明年为三年也。而《通鉴》载于四年冬，盖本之《实录》云。”《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于《唐实录》的地方不胜枚举，兹不赘述。岳纯之指出：“《资治通鉴》，其唐代部分的丛目底本就是唐代实录。笔者曾以《资治通鉴》唐纪顺宗部分与《顺宗实录》对读，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可在《顺宗实录》中找到，只是文字有所增删，位置或有调整。”并举一例，《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载：“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僚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筯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岳氏称：“与《顺宗实录》的同一记载相比，除关于贾耽的文字位置稍有不同外，余均基本无异。”⁽¹¹⁵⁾陈光崇也断言“《通鉴·唐纪》基本上保存了唐实录的全部史实”⁽¹¹⁶⁾。

《五代实录》的史料，也流向后修的编年体史书。五代十国实录是北宋建隆年间(960～962年)范质修纂《五代通录》的最基本的史料。建隆间，昭文馆大学士范质，因为五代实录共有360卷，篇帙过繁，遂加以改编，成《五代通录》一书。范质的改编，其实就是删削。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指出：“《五代通录》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馆大学士大名范质文素撰。亦以《实录》繁冗，节略而成此书。”当然，范质在删削五代实录时，也补充了一些其他史料。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载：“《五代通录》六十五卷，右皇朝范质撰。《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质删其烦文，摭其要言，以成是书。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间简牍散亡，亦采当时制敕碑碣以补其阙。”他补充的主要是后梁末年的史实。较完整的记载见于《玉海》：“《建隆五代通录》。《书目》、《通录》六十五卷。建隆间，昭文馆大学士范质撰。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遂总为一部，命曰《通录》。肇自梁开平，迄于周显德，凡五十三年。《范质传》：述朱梁至周五代为《通录》六十五卷。乾德五年三月戊申，范昊上先臣所撰《五代通录》。《崇文总目》：初，梁末帝无实录，质自以闻见补成之。其缵次时序，最有条理(编年类)。”⁽¹¹⁷⁾《五代通录》在后来修纂《旧五代史》时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代十国实录还是北宋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五代十国部分的最基本史料之一。司马光对五代实录史料价值充分相信，并将之作为修史的重要材料加以利用。其《资治通鉴》中，大量应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实录的史料，使之成为可信的编年体巨著。如《通鉴考异》卷三〇《后晋纪》叙述“(高祖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五万骑自扬武谷而南”时指出：“代州今有阳武寨，其北有长城岭、圣佛谷，今从《汉高祖实录》作扬武。”又叙述“(高祖天福元年)十月，诏每七户出征夫一人”时，指出：“薛《史》云：十户今从《废帝实录》。”表明司马光参考了五代实录，并将之作为判断史实正确与否的一个标准。

《宋实录》对有关宋史的编年体史书直接提供了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作者李焘针对“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的情况，“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迹，荟U讨论，作为此书”，史料多从《实录》中采撷而来：“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李焘长期担任《实录》的修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北宋列朝《实录》，因此该书取自《实录》的部分较多，自谓“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证明他是以《实录》为主体，而“阙略”的部分才“旁采异闻”的。淳熙元年，他第二次进《长编》“治平以后至中兴以前六十年事迹”时，更明确指明“此六十年事于《实录》、《正史》外，颇多所增益”⁽¹¹⁸⁾，虽然“颇多增益”，但仍以《实录》的史料为主源。

南宋佚名所撰《靖康要录》16卷，其内容是“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其史料就是撮录自《宋钦宗实录》：“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具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此必《(钦宗)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¹¹⁹⁾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自称“侍从祖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于是“删繁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清纪昀等亦称“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¹²⁰⁾。陈均还撰有《皇朝编年备要》(《九朝编年备要》的一部分)和《中兴编年备要》二书，皆以《实录》等史为其史料来源：“其书用《国史》、《实录》等书为编年体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书法盖微仿《纲目》之例，而加斟酌焉。”⁽¹²¹⁾“宋末山林之士”所撰《两朝纲目备要》，叙“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是“续陈均《宋编年》”而成，“本《(光、宁)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¹²²⁾。高载所著《通鉴巨编》也是从《实录》等史籍中取材的。他“以其暇览前朝史牒，叹熙丰祐圣迄于隆乾淳熙党论屡变，国势偾起不常，慨然有感，乃取制词之褒贬，廷论之是非，萃成巨编，而自以己意识其后。大抵以《国史》、《实录》、《长编》、《会要》为之据依”⁽¹²³⁾。

《明实录》的史料流向编年体的明史书籍。明代万历学者余继登所撰《典故纪闻》的史料就来自实录。他曾参与修纂《明实录》，故其所编《典故纪闻》全部摘抄自《实录》。顾思先生在《校点说明》中指出：“(余继登)熟悉列朝实录和起居注，此书即是摘撮实录及起居注的材料编成的……这样的史料，我们在《明实录》中也能查得。”⁽¹²⁴⁾毫无疑问，《明实录》是《典故纪闻》的源头。清人夏燮所著《明通鉴》一书的基本史料仍然来源于《明实录》。夏燮一方面利用十之六七都来源于《明实录》的重修《通鉴纲目三编》一书作为修《明通鉴》的底本，一方面又尽量收集《明实录》原书。他在《明通鉴·义例》中谈到：“修史必取征《实录》。明克元都，兵迫史库，危素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十三朝实录》得无失，因据以修《元史》。我大清定京师，兵不血刃，《明实录》贮之皇史宬者固无恙。然卷帙浩繁检寻未易，频年从事《明史》，反覆推究，似尚未睹《明实录》之全。重修《三编》始尽得之，(建文、崇祯皆无《实录》，景泰附入。光、熹二朝似亦佚之。)又复亲禀圣裁，折中至当，故其书网罗弘富，体大思精。卷内增入各条，多有《明史》、野史所不具者，心知其出自《实录》而未敢定。吾友杨素园观察，于宜黄故家得《三编》抄本，授而校之，乃当日夹签进呈原书，皆标明出处于上方，而所增益，出自实录十之六七。予所得实录仅五朝，而首尾完具者，永乐、正德、嘉靖三朝而已。今得原签，证其来历，则虽不睹《实录》之全，亦可无盖阙之憾矣。《三编》更正之处，往往据《实录》，旁及野史、明诸家文集、奏议……”可见，《明通鉴》仍是以《明实录》为其主要的史料来源。尽管他未能将所有的《明实录》读遍，但他据以成书的《通鉴纲目三编》仍是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来源的。

《清实录》也成为《东华录》等编年体史书的来源。原来人们认为蒋良骥、王先谦先后辑录的《东华录》全来自实录，现在通过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来自实录，也有少部分来自他书。据蒋良骥自序称：“谨按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片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钞，逐年编载，祇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¹²⁵⁾

四、流向杂史

实录的史料还流向相关的诸多杂史。所谓杂史指上述国史、正史、编年以外的其他史体，如别史、传记乃至笔记小说等。

唐宪宗元和年间，高峻曾撰有《高氏小史》120卷，该书摘录《史记》至《陈书》、《隋书》的内容，并将《唐实录》摘要附录于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中将《高氏小史》列入“杂史各门”的“总杂史”中，并介绍道：“《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马迁史至陈隋书，附以《唐实录》，纂其要，分十例，为六十卷。后其子迥析而倍之。’陈氏曰：‘盖钞节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今按《国史志》：凡一百九卷，目录一卷。《中兴书目》：一百二十卷，止于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中人，则其书当止于德、顺之间。迥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尝有所增加也。其止于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后人傅益之，非高氏本书。此书旧有杭本，今本用厚纸装衤贵，夹面，写多错误。俟求杭本校之。”此文既云“附以《唐实录》，纂其要”，便是指对实录摘要附录于后。这是较早对唐代实录进行改编的史书。

唐昭宗时人陈岳，也删削《唐实录》，撰成《圣纪》一书。据《唐摭言》载：“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词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五，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谮，退居南郭，以典坟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词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¹²⁶⁾

《唐实录》还是《唐会要》的重要史料来源。《唐会要》宣宗以后部分为宋人王溥所续，之前部分则由唐人苏弁、苏冕、崔铉等相继纂成，不少内容取自唐代实录。如《唐会要》卷七二《马》云：“(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罢闽中万安监。先是，福建观察使柳冕久不迁，欲因事以求恩宠，奏云：‘闽中，南朝放牧之地，可致牛马蕃息，请置监牧。’许之，大收境内畜产，牧放其中。羊之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直钱数千，不经时辄死，又却敛以充之。百姓怨苦之，由是监观察使阎济美奏罢之。”同书卷八八《盐铁》云：“(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停盐铁使月进。旧铁总悉入正库，以助经费，而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及贞元末，遂月献焉，谓之‘月进’。及是而罢。”以上两段文字与《顺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如出一辙，当即采自后者。⁽¹²⁷⁾

《唐实录》还成为后修类书的重要史料来源。宋代官修类书《册府元龟》大量征引了《唐实录》的史料。吴浩在《〈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考证，对《册府元龟》中的条文进行了查考，找出了部分引文出处，有儒家经典，有正史、子书、文集，还有实录。关于《唐实录》类的史料，作者认为：“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从高祖到武宗，唐代共修实录二十五种。由于种种原因，现仅韩愈所纂《顺宗实录》五卷得以传世，其余实录全部散佚，人们常常引以为憾。其实，相当一部分实录保存在《册府》中。”并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王应麟《玉海》所引《唐实录》为线索，“查考出唐代历朝实录均曾为《册府》所引用”。指出：“司马光的《通鉴考异》的价值及可靠程度人所公认。王应麟的《玉海》引文虽偶有删节，但大多是照录原文。”他指出，《册府元龟》所引《唐实录》可考者有一百余条。⁽¹²⁸⁾

五代十国实录是北宋王溥修纂《五代会要》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王溥，后汉乾祐中举进士甲科，在后汉、后周、北宋三朝中历任官职，宋初，进位司空、太子太师，封祁国公。“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¹²⁹⁾。所作《五代会要》的主要材料来自五代实录。据《四库全书总目》称：“《五代会要》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王溥撰。五代干戈俶攘，百度凌夷，故府遗规，多未暇修举，然五十年间，法制典章尚略具于累朝《实录》，溥因检寻旧史，条分件系，类辑成编。建隆二年，与《唐会要》并进，诏藏史馆。”可见，王溥能修成《五代会要》，与参考五代累朝实录分不开。后来五代实录散佚，《五代会要》便成为重要的五代史料，“赖溥是编，得以收放失之旧闻，厥功甚伟！”“读《五代史》者，又何可无此一书哉！”⁽¹³⁰⁾十国实录中《前后蜀实录》的史料，流向了北宋张唐英所著的《蜀梼杌》：“《蜀梼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一名《外史梼杌》。宋张唐英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欧阳修《二蜀世家》删削太略，得此可补其所遗。”⁽¹³¹⁾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介绍《外史梼杌》时，录张唐英《自序》，称：“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百三十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十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各为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梼杌》。”⁽¹³²⁾可见，无论是他人介绍还是作者自述，都证明《蜀梼杌》(《外史梼杌》)史料完全来自《前后蜀实录》。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监修国史王曾提出仿《贞观政要》形式撰一本宋朝的类似著作：“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得到仁宗的赞同⁽¹³³⁾。这是《宋实录》史料流向别史的例证之一。

南宋高、孝间人王栐所撰《燕翼诒谋录》5卷，也曾从实录中撷取史料。书中自序谓：“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上起建隆，下迄嘉祐，所采凡一百六十二条，皆祖宗良法美政可为世守者。”⁽¹³⁴⁾清纪昀等人称：“自序谓悉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今观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灿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¹³⁵⁾可见，杂史之杂，亦有《实录》之一份在内，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为“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

北宋仁、神间司马光所撰《温公日记》，以及《涑水记闻》和《朔记》，是司马光熙宁间在朝所记的有关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前后奏对，皇帝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是当年司马光与刘恕一起“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纪》”的史料杂录，《后编》虽然未成，但“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纪》之具也”⁽¹³⁶⁾。既是取《实录》等史而成，则说明此三书当为《实录》的史流。

传记类著作如《建隆遗事》1卷，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其记陈桥驿前戒誓诸将事，元出熙陵，而序文云：‘近取《实录》，入禁中，亲自笔削。’”⁽¹³⁷⁾另一部传记类著作《言行拾遗事录》4卷，“记范仲淹言行事迹，为《行状》、《墓志》所未载者，故曰拾遗。大抵取诸《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诸书，而说部之可采者亦附列焉。”⁽¹³⁸⁾看来，这也是部分取材于《实录》的史著。

光宗时蔡幼学所撰《国史编年政要》40卷、《国朝实录列传举要》12卷、《皇朝宰辅拜罢录》1卷、《续百官公卿表》20卷，也是《宋实录》的史料之流。此四书乃其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时，利用职务之便从《实录》等书中摘抄而来的。据《中兴艺文志》称：“幼学采《国史》、《实录》等书为《国朝编年政要》以拟纪，起建隆讫靖康。又为《国朝实录列传》以拟传，起国初，止神宗朝。又为《宰辅拜罢录》，起建隆尽绍熙，年经而官纬之。又以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起建隆讫治平，乃为续表，终绍熙，经纬如宰辅图。上方书年，记大事，下列官详记除罢迁卒月日，而大事止及靖康，后未及录以拟表。又为《备志》以拟志，而未成。”⁽¹³⁹⁾

北宋神宗元丰间僧人文莹所撰《玉壶清话》10卷，虽被马端临列入小说家类，但其实也部分吸收了《宋实录》的史料。该书自序云：“莹收国初至熙宁中文集数千卷，其间神道、墓志、行状、实录、奏议之类，辑其事，成一家言。”⁽¹⁴⁰⁾

与《明实录》同时修纂的《皇明宝训》，虽说有人认为与《明实录》是同源异流的姊妹篇，但《宝训》中大量记载与《实录》相同的事实，不排除部分《宝训》直取《实录》的可能性。加上二书所据以成帙的史料(档册文牍)均已散佚，而《明实录》文字又十数倍于《宝训》，因此，我们径可将《实录》视作《宝训》的源头。

清实录的史料也流向后出的许多杂史。如张尔田所撰《清列朝后妃传稿》2卷，本为清史稿所撰，未被清史馆采用，于是自己加工修改后于1929出版。该书所用史料，包括实录、档案等93种。吴昌绶1917年撰成并刊刻《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5卷，按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各编1卷，并附年表1卷，选录玉牒、实录、清会典等史料纂成。⁽¹⁴¹⁾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史、正史、编年和杂史，在接受《实录》的史料之源时，也吸纳了其他的支流性史料。如北宋《温公日记》“事亦有与《正史》、《实录》不同者”。前述《续资治通鉴》也是自《实录》以外，“官府文书”和“家录野纪”均在采纳之列。《通鉴巨编》在取《实录》等史料之外，“一时诏旨、训词、封章、奏疏，则于先贤文集、私史简稽参质”⁽¹⁴²⁾。这说明，上述史书虽为《宋实录》的史流，但也接纳了其他支流。

古代《实录》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二级史料性史书，成为古代官史史料的渊薮，这些史料经过实录的整序、润饰后，继续为史流性史书所采掇，成为有关历代当朝纪传体《国史》、后修纪传体正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源。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原湖泊，承接雪峰融化的涓涓细流，经过汇集和蓄势之后，向下游奔涌而去，成为穿行在较低地势中的河流之源。弄清古代实录的这种承前启后的地位，无论对实录本身还是对于古代历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注释】

(1)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2)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3)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

(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四，《徐一夔传》。

(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二，《翰林院》。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〇，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

(9)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10)《清仁宗实录》卷首，《纂修凡例》。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

(12)《续通志》卷三二一，《王旦传》。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

(14)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八，《宋纪一八》。

(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16)《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17)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

(18)《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19)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2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2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73页。

(22)《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嘉靖四年三月甲戌。

(2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2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73页。

(25)《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

(26)董其昌：《荐李惟(维)桢修史疏》，《春明梦余录》卷三二，《翰林院》。

(27)参见陈一梅：《汉魏方朝起居注考略》，《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

(29)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

(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

(31)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

(32)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33)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34)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35)《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36)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37)《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孙玉敏《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金实录〉简论》(《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谓高汝励上奏是在承安元年，误。

(38)《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39)《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40)《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41)《元史》卷八四，《选举四·考课》。

(42)《元史》卷二八，《英宗二》。

(43)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44)《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三月丁卯。

(45)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太岳集》卷三九。

(46)《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吴元年四月辛亥。

(47)《太祖实录》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庚辰。

(48)吴晗：《记明实录》，载《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4页。

(49)《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万历三年二月丙申。

(50)《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

(51)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一及黄佐《翰林记》卷一甚至称洪武“二十四年，詹同犹为起居注”，此说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似乎向人们表明洪武年间起居注一直存续着。

(5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5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一，嘉靖十一年八月乙未。

(54)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另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一，“史馆”也有相同的记载。

(55)《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万历三年二月丙申。

(56)《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万历三年三月癸卯。

(57)《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万历四年正月甲寅。

(58)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初版，第342页。

(59)南炳文：《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载《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60)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五载：“康熙七年，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奏准，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圣躬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八年，给事中魏象枢奏准，临御之时，召满汉辅臣讲说治道，仍择满汉词臣文字雅重者数人，备顾问，记起居。九年，始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然据《清圣祖实录》所载，起居注于康熙十年八月甲午始设立，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之《康熙起居注》知，该起居注始于康熙十年九月，则知实录所载为是，而光绪朝《会典事例》所云必误。

(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说明》，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62)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63)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64)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6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太祖开宝七年闰十月庚申；又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七，《宋纪七》，太祖开宝七年十月庚申。

(66)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6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68)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0页。

(69)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

(7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一，《哲宗》。

(72)陈骙：《南宋馆阁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页。

(73)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74)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

(75)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76)《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77)脱脱等《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78)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7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

(80)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81)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82)《金史》卷十三，《卫绍王纪》。

(83)黄佐：《翰林记》卷一三，“修《日历》、《宝训》”。此事亦载于《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壬寅。

(84)廖道南、黄佐：《殿阁词林记》卷一一，“史馆”；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

(85)《江南通志》卷一四二，《人物志·宦绩四·常州一府》。

(86)蒋所修《国史》可能无果而终，因为唐代《国史》似乎修到代宗时便戛然而止了。参见下文。

(87)《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

(88)《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8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戊戌、庚子。

(90)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91)《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宋宁宗二》。

(9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正史》。

(93)晁公武、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94)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95)《宋史全文》卷一二下，《宋神宗三》，元丰四年十月辛巳。

(9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子部三一·杂家类五·梁谿漫志》提要。

(97)《宋史全文》卷二五上，《宋孝宗三》。

(98)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9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一九·正史》也转载此文。

(10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5页。

(101)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102)《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二，《唐纪四》。

(103)王祎：《大事记续编》卷六〇。

(10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二·正史类二·旧五代史提要》。

(10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106)脱脱等：《宋史》卷末附录，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7)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四，《制作》。

(108)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史部六·别史类·东都事略》提要。

(109)载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11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11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斯同传》。

(112)金梁：《清史稿校记》，转引自李宗邺《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113)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14)邹爱莲：《〈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发表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站，出处：http://www.lsdag.com/showinfo.asp?info_id=409。

(115)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116)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117)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1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编年》。

(11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三·编年类·靖康要录》提要。

(12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三·编年类·宋九朝编年备要》提要。

(121)晁公武、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五上。

(12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三·编年类》。

(123)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二，《著作记第二·史部》。

(124)余继登：《典故纪闻》卷首，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5)蒋良骥：《东华录·自序》，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页。

(126)见《江西通志》卷一五九，《杂记》。

(127)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128)吴浩：《〈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29)《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1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三七·政书类一》。

(131)《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史部二二·载记类》。

(132)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二，《著作记第二·史部》。

(1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仁宗天圣五年十月乙酉。

(134)《续文献通考》卷一六三，《经籍考·杂史》。

(13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史部杂史类》。

(13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七，《经籍考二四·史·传记》。

(13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六，《经籍考·传记》。

(13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九，《传记类存目》。

(13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七，《经籍考二四·史·传记》。

(14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六，《经籍考·小说家》。

(141)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

(142)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二，《著作记第二·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