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与来源研究

第一节　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与史料的来源

一、实录史料的储备及供应制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本章用史源学方法，对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进行细致的考订。

以史料见长的实录体史书，之所以有源源不断地史料流入，得力于古代所建立的比较完善的史料储备制度。自唐代以来，历朝政府为了配合实录的修纂，都建立了一套史料储备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档案的储备供应制度，由各级政府用金匮石室储存原始档案，并按时提供史馆作为实录修纂之资。此外，史料的储备还包括原始档案，南宋陆游曾回顾了北宋为实录修纂所形成的原始档案储备及供应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促成实录修纂效率大大提高的事实：“国之俗成，凡史官疕绎之所须者，上则中书密院，下则百司庶府，以至四方万里郡国之远，重编累牍，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后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辞，以众论所存，刊野史小说之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¹⁾明代也有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据薛三省称：“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盖纂修实录，虽稗官、野史、邑志、家乘，皆所兼访，以备采择，岂以各衙门公牍而可或遗？”⁽²⁾各衙门公牍虽然曾经编成《六曹章奏》，但仍然有很多遗漏，因此朝廷令在京各衙门将原始档案编辑成册，送史馆修纂实录。

二是注记文献的储备供应制度，由政府设立起居注、日历等职，撰写《起居注》、《时政纪》和《日历》，提供史馆以备实录修纂之需。《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应劭《风俗通》和《隋书·经籍志》都载录了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一书。但这一制度兴废无常，自唐宋始，为了储备修纂实录的史料，特别加强了起居注制度的建设，并一再强调《起居注》的记撰目的，是为了修纂《实录》。同时，唐宋以降，为了储备实录史料，还特别强调撰写《时政记》和《日历》，明代则一度纂有《钦录簿》、《丝纶簿》和《六曹章奏》。

实录修纂的储备和供应制度以宋代最为典型。宋代专门设置了起居注，并修有《时政记》。宋人徐度(字敦立)曾对王明清说：“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四者惟时政为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朝政事最为详备。”⁽³⁾同时也设置了日历所，隶于秘书省，以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掌之，专门汇集《时政记》和《起居注》。清人朱彝尊对宋代的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评价甚高：“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必诸司关白，如诏诰政令，则三省必录；兵机边事，枢庭必报；百官之拜罢，刑赏之与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必随日以录。……欧阳子(修)……奏请岁终监修宰相点检修撰官日所录事，有隳官失职者罚之。其于日历慎重如此。”⁽⁴⁾明代陈于陛则明确指出宋代史料储备的目的是为了修实录：“自(宋代)建隆后，编年之书，谓之《日历》。即所称采百司奏对事实为《时政纪》，取柱下见闻为《起居注》，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采择是已。”⁽⁵⁾

从原始档案、起居注、时政记到日历，这些原始档案和注记文献，便是实录体史书的源头活水。而这一源头活水的提供机制便是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

二、实录史料来源于原始档案

作为官史史料的总汇，历代实录的史料来源于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中国自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即注重保存诏敕、奏疏、公文等档案文件，作为修纂《实录》的基本史料。实录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储备制度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皇帝、太上皇的诏令、事迹得到保存并向史馆或实录院提供。皇帝的诏令常被编集成《御集》，并提供给实录院作为修纂实录的档案材料。北宋绍圣间进呈《神宗实录》时，哲宗曾下一诏，被编进《哲宗实录》，“《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⁶⁾。有些诏书则直接付实录院修史。刘挚等曾要求哲宗“降一诏书，辩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⁷⁾。同时，皇帝或太上皇的事迹也被记录下来，提交实录院修史。如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宫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⁸⁾。清代也编制了皇帝的御制诗文集，同时还将朱批史料储备起来作为纂修实录之资：“臣工奏折，凡经有朱笔，虽一圈点俱呈缴，不独有朱批而后缴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缴一次，或任满汇缴，则无定制。缴进之件俱存于红本处。遇纂修《实录》时，奏明请出，事毕仍交红本处奉藏。嘉庆十二年，以列圣以来积渐既多，始移藏于太和殿东夹室内。其馆中请出者，于应缴时即由本馆恭送夹室，不复缴进矣。”⁽⁹⁾嘉庆年间修《高宗实录》时，实录馆从红本处所调之高宗朱笔多达一百八十四箱，“几成充栋”⁽¹⁰⁾。红本处无处可存，只好暂存实录馆，待红本处扩建后再行上缴。

其次，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给史馆或实录院，作为《实录》取用的重要史料。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得实录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谏疏”，于是他“写录”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¹¹⁾，以备修史。仁宗朝，修纂《真宗实录》时，也取用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包括宰相王旦荐用人才的奏疏。“旦没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¹²⁾。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为韩琦和欧阳修定策立英宗之功，上疏驳斥那些攘为己功的人，并要求“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接着，韩琦之子韩忠彦针对王同老提出立英宗的定策功是其父王尧臣一事，担心“由此是非杂糅，寖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因此请求宣仁太后，“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他的这本奏疏后收录于《宋哲宗实录》元祐二年三月中⁽¹³⁾。由以上记载可知，大臣的奏疏有交付实录院以备修《实录》之用的制度或惯例。金朝也注重将奏疏档案保存起来，作为修纂《实录》的依据。据《金史·完颜勖传》：“勖……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大定二十年诏曰：‘太师勖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

其三，中央各部门都要向史馆或实录院提供原始档案文献。如唐代司天台官员须将相关天象记载送付史馆，以便编纂史书。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载：“司天台：旧太史局，隶秘书监。龙朔二年改为秘阁局，久视元年改为浑仪监。景云元年改为太史监，复为太史局，隶秘书。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敕，改太史监为司天台，改置官属，旧置于子城内秘书省西，今在永宁坊东南角也。”司天台负有史料储备之责：“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预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司天台是旧太史局，设司天监一人，从三品。本为太史局令，此外还有司天少监二人，本曰太史丞。司天台之所以与修史有关，乃是因为三代史官便出自太史。司天台的“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这与司马迁掌管文史星历的职掌多有关涉。此外，东宫官属中的司议郎，也负有储备史料的责任。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载：“司议郎四人，正六品上。录事二人，从八品下。主事二人，从九品下。令史七人，书令史十四人。司议郎掌启奏记注宫内祥瑞，宫长除拜薨卒，每年终送史馆。”北宋至道三年，奉诏修纂《宋太宗实录》的史官钱若水等请求“于前任见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等处移牒求访(有关君臣决策的档案)，以备阙文”⁽¹⁴⁾，得到批准。元代与唐宋不一样，没有宰相修的《时政记》，但置有时政科，负责搜集和管理档案奏牍，定时宣付史馆，作为修纂《元实录》之资。徐一夔《始丰稿》在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¹⁵⁾明代修纂实录时收集史料的方式有直接打开金匮石室所藏的，有通过行政手段逐级上报的，还有派人前往各地访求的。每次修纂实录，各种方式都是并行不悖。据《明宣宗实录》卷五载：

(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

这里既用了派人前往各地衙门收集史料的方法，又用了通过“移文”的方式，令各级政府逐级上报史料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比较简单，所以常常为修纂官员所采纳。修《明穆宗实录》时，张居正等就曾提出让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据《明神宗实录》卷六载：“(隆庆六年十月己卯)监修实录官朱希忠、总裁官张居正等言：‘敕谕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已该礼部奉敕通行诸司采辑事件，其传奉旨意、题奏经六科者及锦衣卫、镇抚司奉行者，俱该各衙门官员查计年月、数目明白，陆续送史馆，以凭编纂。’从之。”但是，这些衙门往往并不配合，相互推诿，置礼部及翰林院的“移文”于不顾，虽屡经催取，仍“寂然不应”，遇朝会时当面催促，他们便“藉口年久牒牍无存”。所以以移文方式令各级衙门逐级上报史料，虽是最为简便的方法，但执行起来却颇为困难。最后的方法，便是派人出去采辑史料。这一工作往往是由礼部而非具体编纂实录的机构翰林院执行的。

每当朝廷开馆修纂《实录》时，都要由皇帝下诏礼部，命令礼部派人到各地各衙门去采辑史料。如成祖朱棣下令二修《明太祖实录》时，就曾诏令大臣征集史料。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声称：“朕嗣位之初，启秘府之藏，征百司之纪，特命儒臣纂修《实录》。”启秘府之藏，是指原先修纂成的《钦录簿》和《日历》等二次或三次文献。这些书籍都是藏之金匮石室和储以铜匮的。至于“征百司之纪”，便是在此之外再去各级衙门中征集档案文册，以为实录修纂之用。再如修《明英宗实录》时，宪宗皇帝曾敕谕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修纂《实录》。”孝宗朱祐樘在《宪宗实录序》中指出：

朕以凉薄缵承天序，深思皇考盛德大业不可殚述，乃命儒臣发金匮石室之藏，辑百司庶府之牍，并参以众论之公，絜纲撮要，修为《实录》。

这里的“辑百司庶府之牍”，说得更加明白，采集史料的范围除了“百司”之外，还扩大到了“庶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衙门的档案都进行了搜罗。神宗朱翊钧在修《明穆宗实录》时也敕谕礼部曰：“尔礼部其遵祖宗故事，通行诸司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礼部臣及史臣在接到皇帝命令后，便遣使四出，收集各级衙门所藏档案史料。派人搜访史料，在人选上也有讲究，须派“博雅端详”者，即品学兼优者。虽然万历以后编有类似于《时政记》的《六曹章奏》，但仍然需要派人到在京各衙门搜集原始档案。据《明熹宗实录》卷五七载：“(天启五年三月丁卯)礼部左侍郎薛三省疏言：‘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

《清实录》也是以中央政府各级原始档案为史料来源。实录馆调阅的原始档案有：丝伦簿、满月档、明发档、国史馆所存宫门抄、现月档、洋务档、随手档、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黄本、摺包、译汉档、军机档等。

其四，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还包括从“四方万里郡国之远”的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实，由史院“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由“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¹⁶⁾，一级级进行。宋哲宗元祐八年，范祖禹在修《宋神宗实录》时，曾见资州所奏关于资阳县民支渐的孝行及其异象，后来他“再牒资州会问支渐事迹”，作了验证⁽¹⁷⁾。南宋朱熹也建议“以合立传之人，列其姓名于转运司，令下诸州索逐人之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后有可下笔处”。又说：“别置一簿，列具合立传者若干人，某人传当行下某处收索行状、墓志等文字，专牒转运司疾速报应，已到者勾销；簿未到者，据数再催，庶几易集。”⁽¹⁸⁾元苏天爵尝谓元代“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录送史馆”。这里的“外”，便是地方政府，从地方搜集史料。苏天爵还承认“今史馆修书，不过行之有司，俾之采录，或功臣子孙，衰替而无人供报，或有司惮烦，而不尽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说明史料储备制度有所松懈因循，故尔建议：“今史官先当取具国初以来至于某年中间功臣当立传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孙宗族，或即其亲旧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当具报，不许有司因而烦扰。又诸公遗文各处，或已刊行，开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录，校雠无讹，申达史馆，严立程限，违者罪及提调官吏。庶几事无所遗，汗青有日矣。”⁽¹⁹⁾派使者采访史料的工作，历朝实录均有之。嘉靖初纂修《明武宗实录》，“差进士访事实。苏州府聘杨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册》，凡例可观”⁽²⁰⁾。何良俊也谈到过修《明武宗实录》时，派人采辑史料的事情：“昔年纂修《明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仪部(循吉)主之。杨长于修书，其立例皆有法。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禄，板不存矣。余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²¹⁾以上两处史料均提到了嘉靖初世宗派人到外地采辑史料的事情。采辑过程中，由当地名士主持编辑史料，如苏州府的杨循吉即是。这种惯例对于史料修纂是很有意义的。

派人到外地采访史料，对于没当过一天皇帝的明睿宗《献皇帝实录》来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材料大都在湖北钟祥，北京则很少。所以世宗皇帝在敕修《献皇帝实录》时，下令道：“尔礼部其通行当时藩府内外臣僚，悉心采缉，送翰林院编纂《实录》。”⁽²²⁾于是，大学士总裁费宏等遂遵命派出了采访官员。据《明世宗实录》卷四九记载：“(嘉靖四年三月)辛巳，大学士费宏等疏言：‘献皇帝享国长久，嘉言善行旧邸承奉、长史等官必有成书堪备采择，宜遣官取付史馆，并促张元恕亟进长史张景明原撰《日录》。’诏曰：‘可。’乃命太常寺寺丞周璧诣旧邸访取事实。”

遣使至外地采辑史料的工作，到隆庆年间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正修《明世宗实录》，穆宗皇帝就下令让“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史料，“赍送史馆”，而“免差官采访”。对于这一措施，当时不少学者都表示不能接受。孙承泽指出：“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²³⁾何良俊也说道：“隆庆初，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样也！”⁽²⁴⁾但不管怎么样，史料的采集仍然在继续。此后，派人前往各地采辑史料的惯例又得到恢复。天启元年三月，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提议：“臣谓采访之役必先择人，请于中行仪礼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拾之囊中，亦一快也。则又有言求野之且公者。臣谓皇祖因年既久，中间事变传闻不一，岂无稗官小乘自托名山迁客畸人，私称不朽，及今不为考定，后将滋惑无穷。则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辨，务令野史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又一快也。”⁽²⁵⁾可见。在周宗建之前，已有人提出要“求野之且公者”，即搜访稗官野史作为《实录》修纂的依据。周宗建进一步发挥，认为还应该求访有关“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的民间事迹，作为修《实录》之据。并提出对收回来的野史进行订证，与事实相合，以免“滋惑”。这一建议显然得到赞同。随后，便有董其昌奉旨采辑史料的南京之行。“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俟《泰昌实录》稿成，前往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就彼支给，完日回馆供事。该部知道，钦此！’⁽²⁶⁾董其昌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南京采辑史料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录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派使者前往各地采辑史料，无疑是实录修纂时比较可靠的史料收集方法。

三、实录史料来源于《起居注》

除了原始史料外，实录史料的另一来源，便是稍加整理的初级史书《起居注》。

实录体出现的六朝时期，也是起居注繁荣时期。⁽²⁷⁾因此，实录的产生受到了起居注的影响。其最主要的影响，便是起居注直接向实录输送了比较原始的史料。北宋嘉祐时，史臣校《北齐书》时曾指出：“按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献武起居注，名《皇初传》。天保时，中书侍郎陆元规从文宣征讨，纪一时行师克伐之迹，著《皇帝实录》”。像陆元规的《皇帝实录》，实际上便是由起居注删削而成的。

唐代于门下省设立起居注官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编纂《起居注》。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载：“起居郎二员，从六品上。古无其名，隋始置起居舍人二员。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明庆中又置起居舍人，始与起居郎分在左右。龙朔二年改为左史，咸亨复。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史，神龙复也。楷书手三人。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自汉献帝后，历代帝王有起居注，著作编之，每季为卷，送史馆也。”送史馆的目的，便是最终编纂实录及其后的国史等书。

宋代实录也以《起居注》为重要的史源。张佖曾指出：“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²⁸⁾这说明，《起居注》是以《宋实录》编纂为目的的。为了向《实录》提供史料，宋朝建立了《起居注》的记注制度。早在太祖和太宗时，“以起居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²⁹⁾，淳化五年，张佖提出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的职务，以记录为《起居注》的建议，太宗览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³⁰⁾。宋神宗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将起居注官制加以正名，革去原来的寄禄官，而正式确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为记录皇帝言动的官员：“制行，复为郎、舍人。”⁽³¹⁾南宋时，彭龟年在其所上奏折中反映了当时《光宗起居注》的记注情况：“臣窃见《起居注》，每于车驾过宫(看望太上皇)日分，必书‘某日车驾诣重华宫、慈福宫起居’。如不出，即书云‘恭承寿皇(即太上皇赵构)圣旨免到宫’。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书。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书几三十次。”光宗问：“谁如此书？”彭龟年对云：“起居注乃系日之书，每日陛下举动，皆合记，况是车驾讲定省之礼，安得不书？”《起居注》的书法，会使人对光宗的孝行产生怀疑，因此彭龟年担心“若万一书之史册，或反贻后之讥议，臣实不忍也！”⁽³²⁾此奏表明，当时起居注制度一直存在，并发挥着记注的作用。由于《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基础，因此对君主圣德隆污的历史记录具有决定性影响。宋代的起居注还负责将大臣与皇帝秘殿独对和造膝之语记录下来。王存曾建议“乞自余臣僚登对，许记注侍立”⁽³³⁾。为了录下秘殿独对和造膝“圣语”(皇帝的言论)，朝廷要求“亲闻圣语应记注事不报后省者，违制论。又应报圣语而违者，修注官具申尚书省。若报到无圣语者，月终类聚以闻”⁽³⁴⁾。

金朝建立了与实录修纂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包括起居注。据《续通典》卷二五《职官·宰相并官属》载：“金设记注院，无所隶属。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明昌元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宣宗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领官兼，遂为定制。”金朝起居注曾经被要求回避机密重事，后来因为世宗的改革，使起居注可以直接与闻朝事，确保《起居注》的真实性，为实录的修纂奠定了真实的基础。世宗时，同修国史移剌子敬在和皇帝谈论古今人物时乘机进谏道：“陛下凡与宰臣谋议，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³⁵⁾。另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载：“金世宗时伊喇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石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翦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³⁶⁾此后又有反复，章宗明昌四年三月下令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官要回避。承安二年六月，高汝砺上奏皇帝“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纪言动，俱当一体”⁽³⁷⁾，“上从之”。完颜守贞等也再次向章宗提出建议，不能将起居注屏于朝事之外，上亦允之。据《金史·完颜守贞传》载：“章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守贞与修起居注张P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视朝，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缘侍从官每遇视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避，及香阁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从之。”起居注是修纂帝王实录的主体依据之一。

元代设有起居注制度。元世祖至元五年冬十月乙未，中书省臣上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于是世祖“即以和礼霍孙、独胡剌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³⁸⁾。和礼霍孙兼修起居注还见于《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默与王磐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帝可其奏。”中书省建议建立起居注制度在至元五年，然而这一制度真正确立在至元六年。据《元史》卷八八《职官志四》载：“给事中，秩正四品。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补阙，掌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纪录之，如古左右史。”起居注制度建立后，曾命官修纂《起居注》。至元十年十一月癸未，“命布只儿修《起居注》”。至元十二年三月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³⁹⁾。至元十五年六月乙亥，世祖“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前揭《职官志四》称：“(至元)十五年，改升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左右补阙改为左右侍仪奉御兼修起居注。皇庆元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仍正四品。后定置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二员，右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左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令史一人，译史四人，通事兼知印一人。”至元十六年四月癸巳，“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⁴⁰⁾。至元二十六年，中书省批准：“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人吏，依诸寺监令史出身例，考满一体定夺。侍仪司令史，依给事中兼起居注人吏迁转。”⁽⁴¹⁾

有名可考的起居注官员，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坚童、月鲁帖木儿、星吉等人。《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载：“阔阔……子坚童，字永叔，少孤，甫十岁，即从王鹗游。既长，奉命入国学，复从许衡游。弱冠入侍禁廷，授中顺大夫、侍仪奉御。迁中议大夫、同修起居注。”《元史》卷一四四《月鲁帖木儿传》载：“月鲁帖木儿……拜殿中侍御史。迁给事中、左侍仪、同修起居注。”同书卷一四四《星吉传》载：“星吉……(英宗)至治初，授中尚监，改右侍仪，兼修起居注。拜监察御史，有直声。”

元代起居注在世祖时尚能日侍左右，记录皇帝的言动。据《元史》卷一六四《魏初传》载：世祖有一次宴群臣于上都行宫，规定“有不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魏初作为监察御史便上疏奏曰：“臣闻君犹天也，臣犹地也，尊卑之礼，不可不肃。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昨闻锡宴大臣，威仪弗谨，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从奏疏中可见，当时的起居注是可以侍左右并记言动的。然而，此后元代起居注并未起到应有的日侍君主左右以记录其言动的目的和功能。据《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载，崔彧于至元二十年以刑部尚书身份上疏言时政十八事，其中谈道：“今起居注所书，不过奏事检目而已。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说明当时尚未达到记帝王言动的目的。英宗至治元年十一月戊申，御史李端也对这一现象表示不满，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并从之。⁽⁴²⁾虽然“从之”，但并未真正实施。直到元末顺帝时，仍有人对起居注制度提出要求，但这一要求已经很低了，根本不敢提记录皇帝的言动。《元史》卷一八五《李稷传》载：李稷于顺帝至正初担任监察御史，上章言：“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这说明，元代起居注很难做到记录皇帝言动。因此明代于慎行指出：“元时，宰相拜住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可见起居注之废，肇自胜国，上下之隔久矣。”⁽⁴³⁾

明初设有起居注官，甲辰年(1364年)三月丁卯，朱元璋“置起居注、给事中”⁽⁴⁴⁾，隶属于秘书监。据张居正介绍：“国初设起居注，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⁴⁵⁾明初比较著名的起居注官有宋濂、孔克仁、詹同、魏观等人，他们日侍朱元璋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如吴元年(1367年)四月辛亥，朱元璋父亲的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中，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⁴⁶⁾。这些富有真情实感的话语，自然是由起居注记录下来的。洪武五年十二月庚辰，礼部尚书陶凯曾说过“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匮”⁽⁴⁷⁾，表明该职一直在正常发挥作用。起居注官以其亲身观察，记录下朱元璋的大量言行，成为修纂《明太祖实录》的丰富史料。

然而，随着朱明王朝进一步推行君主集权，起居注制度在后来却被废止了，废止的时间，连明代的孙承泽也“不知废于何时”，吴晗认为大约废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⁴⁸⁾也就是朱元璋重定翰林院制度使司史职的当年。张居正也认为，正是因为翰林院“详定官制”，设立了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以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⁴⁹⁾。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九月，朱元璋“复置起居注，秩从七品，以儒士单仲祐为之”⁽⁵⁰⁾。甚至洪武十五年还有起居注官见于记载，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云：“(洪武十五年五月己未)以起居注单仲祐为国子监助教。”笔者认为，朱元璋废起居注的时间可能在洪武九年到十四年间的某个时间，至洪武十四年又予以恢复。⁽⁵¹⁾起居注在洪武十五年以后的某个时间里，其职责被并入其他官职中，即由他职兼司起居注。太宗时的起居注便是兼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曾说过“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起居”⁽⁵²⁾。也就是说，起居注官职虽废，但其职责仍然有他官兼任。明代初期的起居注之职责，大约废于宣宗朝之后，只有宣宗以前的《实录》采用了“兰台记注之文”或“左右史臣之所记”。表明宣宗以前尚有起居注所记有关皇帝言动事迹的《起居注》。自宣宗之后，《进实录表》便不再有“兰台记注”或“左右史所载”之语，说明此时起居注已废，因此也就没有《起居注》作依据了。我们从明嘉靖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的奏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自宣德后，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⁵³⁾另外，黄佐在其《翰林记》中也明确宣称：起居注“宣德后寝以废矣”⁽⁵⁴⁾。但起居注的废止，并非与相权重有关，而是与皇权不断加强有关。

自起居注废置之后，成化时卢玑、弘治间储巏、正德初何塘、嘉靖时的廖道南便不断提出恢复设立，但均遭到君主的抵制。到了万历时期，由于神宗皇帝年幼，张位、张居正等人乘机提出恢复起居注的主张，并使之变成现实。首先提出恢复起居注的是张位，他的主张对张居正很有启发。张居正提出了恢复起居注的方法：“今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切，又每从阁臣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泄者，皆得知闻。宜令讲官日轮一员，专记起居，录圣谕诏敕册文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编纂。”⁽⁵⁵⁾即在日讲官中，日轮一人为起居注，专记皇帝言动，另选史官六人专管吏、户、礼、兵、刑、工六曹的章奏编纂，在皇帝上朝时，由值班的日讲官及上述六位史官中的三位，一共四员随同上朝，记录皇帝言动。并在翰林院史馆中设置起居注馆，在馆中整理和编纂《起居注》及《六曹章奏》，将修纂好的《起居注》及《六曹章奏》藏于匮中封存，俟日后修《实录》之用。在神宗皇帝批准这项建议后，张居正立刻按计划推荐了六人轮流到史馆中的起居注馆整理《起居注》：“(万历三年三月癸卯)大学士张居正题日讲官丁士美等六员轮赴史馆记注起居，以修撰王家屏、徐显卿、张位、于慎行、沈懋孝、编修沈一贯编修章奏。时位方给假在籍，促令复任。以修复史职议建自位也。上从之。”⁽⁵⁶⁾与此同时，编纂六曹章奏的工作也在进行：“(万历四年正月)甲寅，以编修沈渊、黄凤翔充起居注馆编纂章奏。”⁽⁵⁷⁾自此，起居注之职责便专由翰林院大臣承担。万历朝的日讲起居注一直在按张居正所设计的模式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般的日讲、郊祀、耕籍、幸学、大阅、上朝等活动，均有兼司起居注的日讲官和编纂《六曹章奏》的六员史官中的三员轮流记录，此即张居正所说：“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内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给事中之上。午门列御座西稍南，专记注言动。凡郊祀、耕籍、幸学、大阅诸大典，有举辄书。”第二，至于皇帝在宫中发生的宣召、秘殿独对等活动，由被召对的大臣自己书写后封送史馆中的起居注馆，以作修纂实录之用。此即张居正所提议的“至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恐有宣泄，则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这种工作，仍在继续。虽然神宗二十余年不朝，但有时仍能召大臣入宫面谕，给起居注官间接地记录皇帝言动提供了机会。如《神宗实录》卷二一九载，万历十八年二月五日，神宗对雒于仁激烈抨击自己酒色财气的奏本，十分恼怒，在内宫召见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人时，要求严处，但申时行软磨硬泡地加以抵制，要求神宗不要严处雒氏，如果神宗能够予以宽容，“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尧舜之君”。这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依据旧例，被召大臣可将皇上的言动加以回忆并记录，封送史馆。抗日战争胜利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书肆购得《万历起居注》，尽管有脱页，且讹字极多，仅残存万历二年正月(二年以前内容据张居正的提议补修)至三年十二月，四年四月至十年十二月，十一年闰二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十四年正月至十五年三月，十六年正月至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九月至十九年七月，计16册，但可以证明终万历之世，起居注一直都在发挥着应有的功能。明史专家黄彰健指出：“《实录》所记，有本于起居注者。凡各本异文，苟与起居注合，则与之合者当是也。”⁽⁵⁸⁾足见《万历起居注》之可信。198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万历起居注》一书，据南炳文先生考证，该书是根据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所藏之明抄本及民国抄本的转抄本(姒兼山转抄本)影印而成的。并指出《万历起居注》“是《明神宗实录》撰写时依据的重要文献之一”⁽⁵⁹⁾。

万历初所置日讲起居注官编纂《起居注》的制度，一直影响到《明光宗实录》，该书《进实录表》云：“发秘藏于内府，蒐职掌于诸曹，自华渚虹流之辰，迨鼎湖龙驭之日，于凡起居言动，政令批裁，以至事涉宫闱，计关宗社，书宁详而毋略，言必信而有征。”可见，此时亦曾有日讲起居注记录光宗的言动，遂为《实录》所取用。毋庸置疑，明代列朝实录中部分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便是《起居注》。

《清实录》也吸收了《起居注》的材料。实录馆调阅的史料中就有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分起居注、内起居注和外起居注，成为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如《清德宗实录》卷二五六载，光绪十四年六月乙巳，“赐内廷王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等食(起居注)”。同书卷三七二载，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癸丑，“中元节上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起居注)”。同书卷三七六载，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壬子，“上御文华殿。英国使臣欧格讷觐见(起居注)”还有内起居注，如《清德宗实录》卷三四载，光绪二年六月庚寅朔，“上诣钟粹宫问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安，长春宫问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安。至戊午皆如之(内起居注)”。同书卷二五六载，光绪十四年六月甲辰，“上诣仪鸾殿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安，奉皇太后还宫(内记注)”。还有外起居注，如《清德宗实录》卷三三五，光绪二十年二月丁丑，“清明节上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外起居注)”。同书卷三四六载，光绪二十年八月丁未，“刑部尚书薛允升为顺天乡试正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徐郙、内阁学士长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颐为副考官。(外起居注)”上述实录的内容均来自起居注、外起居注和内起居注。

清代起居注制度始设于康熙十年。⁽⁶⁰⁾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六载，康熙十年八月甲午，“设立起居注，命日讲官兼摄。添设汉日讲官二员，满汉字主事二员，满字主事一员，汉军主事一员。”同书卷四四载，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甲申，“以翰林院侍读沈荃、充日讲起居注官。”这一制度历代相沿不辍，如《清高宗实录》卷八载，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庚辰，“以右春坊右中允任启运署日讲起居注官”。同书卷八七载，乾隆四年二月辛丑，“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吕炽、吴履泰充日讲起居注官”。卷八〇〇载：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庚辰，“以洗马卢珏充日讲起居注官，编修彭冠署日讲起居注官”。卷九二二载，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癸酉，“以翰林院侍读董诰充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右中允曹仁虎、署日讲起居注官”。直到清末，起居注仍在正常运行，如《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一载，光绪十三年夏四月乙丑，“谕内阁：‘昨日翰林院引见满洲日讲起居注官各员奏对履历，清语生疏者甚多，并有举止轻率者，实属不成事体。嗣后各衙门带领引见人员，务当倍加敬慎，满洲各员口奏清语，尤应于平日加意学习。如再错误失仪，定必予以惩处懔之。”

清代每帝都修有实录。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九载，乾隆六十年十月乙未，军机大臣等议奏丙辰年举行传位大典时，所有各该衙门并各直省应行遵办各事宜，其中有“丙辰年《太上皇帝起居注》、《嗣皇帝起居注》，交该衙门敬谨分纂”。得旨“依议”。

清代起居注官可以侍立皇帝左右以记言动。如《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七载，乾隆十八年四月癸丑，谕：“今日朕御门理事，编修周于礼误随起居注官登阶站立。胜保恰与联接，即应指饬下阶，乃朕向伊降旨，而伊仍茫然不解，辄行匆遽前跪。周于礼系边省新进翰林，未谙仪制，胜保以满洲讲官，愦愦若此，岂于侍从仪节，全未谙习耶？周于礼免其议处，著将胜保交部察议。”可见，起居注官是可以登阶站立皇帝旁边的。

自康熙迄于宣统，除了中间缺失者外，清代共修有起居注12000余册。清代起居注册“文字朴实，很少修饰，是《实录》所载史料的主要来源和依据”⁽⁶¹⁾。清朝起居注现分藏于北京和台北两处。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稿本、底本和正本共3863册。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和《康熙起居注》(已由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和《雍正起居注》等。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有3699册，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于1983年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咸丰朝》、《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1988年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所藏多为正本，但也藏有乾隆朝的起居注草本244册。这些起居注均曾是《清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

四、实录史料来源于《时政记》—《六曹章奏》

《时政记》始于唐武则天长寿年间，因当时《起居注》只能记上朝时君臣问答之语，不能闻知机密之事，加上史官心有忌讳，不敢有闻必录，而只采录敕旨，所以武则天的宰相姚櫆提议由宰相撰《时政记》，记录军政大事，以补《起居注》之不足。据《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载：“(武后)长寿二年，始修时政记……是年，姚櫆上言：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记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疏远，无得而书之。遂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一人撰录为《时政记》。”但是，这种制度事涉机密，故时兴时废。德宗贞元年间，贾耽、齐抗曾修《时政记》，但贾耽罢相后而事废。至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对于延英殿。宪宗“以《时政记》问于宰臣”。监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记动，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櫆监修国史，虑其造膝之言，或不下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宪宗又问：“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櫆修于长寿，及Q罢而事废。贾耽、齐抗修于贞元，及耽罢而事废。然则关于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也。”⁽⁶²⁾元和十二年九月，宪宗下诏曰：“记事史官，是职昭其法诫，著在旧章，举而必书。朕所深望。自今以后，每坐日，宰臣及诸司对后，如事可备劝诫，合在记述者，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缀录，仍准旧例，每季送史馆。”这是因为当时“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请行故事，因有是诏”。不久时政记制度又遭废寝，北宋王溥指出：“既而宰相以事关机密，不以告之，事竟不行。自左右史失职于今，几一百五十年，中间往往有《时政记》出焉，既录，因宰相事同称赞，推美让善之道，将如信史直书之义阙然，于时尚十得其四五。今则全废。君子惜之。”⁽⁶³⁾

至穆宗时，又有人又建议复修《圣政纪》。据《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载：“长庆元年夏四月戊寅，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坐日所有群臣献替，事关礼体，便随日撰录，号为《圣政纪》，岁终付史馆，从之。事亦不行。”

至文宗开成年间，时政记制度终于形成了延英殿议事逐日记录的制度。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延英对，宰相须纪录。伏以陛下躬勤庶政，超迈百王，每对宰臣，日旰忘倦，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无纪录。长寿初，宰臣姚櫆奏置《时政纪》，寝而不行。贞元中，宰臣赵憬请复故事，无何又废。恭惟圣政必在发明，今请每至延英坐日对宰臣往复之词，关教化政刑之事，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月终送史馆，所翼政猷不坠，国史有伦。昨日延英面奏，已蒙允许。”文宗“敕旨依奏”⁽⁶⁴⁾。另据《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载：“(开成)四年五月，上问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记录监修？李珏曰：‘是臣职司。’陈夷行曰：‘宰相所录，必当自伐，圣德即将掩之。臣所以频言，不欲威权在下。’”从陈夷行的话中可见，延英殿商议机密重事，由宰相记录《时政纪》的制度也存在着另一种弊端，即宰相自矜功伐，在修纂《时政记》时美化自己。但无论如何，文宗时坚持《时政记》制度，对于实录的修纂储备了丰富的史料。直到北宋太祖时，知制诰、史馆修撰扈蒙还称赞有加：“昔唐文宗每开延英，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舍人执笔螭坳，以纪时政，故《文宗实录》今最详备。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馆。近朝以来，此事都废，每季虽有内廷《日历》，枢密院录送史馆，然所记者不过对见辞谢而已。帝王言动莫得而书。缘宰相以漏泄为虞，无因肯说，史官以疏远是隔，何由得闻？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优恤之言，发自宸衷，可书简册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以备史官撰集。”诏从之，命卢多逊专其职⁽⁶⁵⁾。看来，唐代的时政记制度对北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政记》制度在武宗时得到完善。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臣等商量，尔后坐日每闻圣言，如有虑及生灵，事关兴替，可昭示百代，贻谋后昆者，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并请依国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录，连名封印，至岁末送史馆。”结果“敕旨宜依”⁽⁶⁶⁾。

五代时仍修有《时政记》，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四月，皇帝敕令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将自己负责之史料录送史馆，如“《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录送”⁽⁶⁷⁾。

《宋实录》也来源于《时政记》。《时政记》是由宰臣撰述的有关高层决策和官吏任免的记录。早在太祖、太宗时便建立了相应的制度，⁽⁶⁸⁾但未能很好地执行。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正式确立了由中书枢密撰写《时政记》以授史官修纂《实录》的制度。据《宋真宗实录》记载：“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始置《时政记》，月终送中书。用王文穆、陈文忠之请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⁶⁹⁾欧阳修指出：北宋初“有两府之臣撰《时政》”，但“近年以来”的《时政记》，“员具而职废”，“惟据诸司供报”修纂成政府官员任免的“除目辞见之类”的公告。他建议令修《时政记》之臣，不仅根据诸司供报编次成册，而且要对事实加以考证，“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侬智高，文彦博破王则之类；其贬某职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平事，近日孙沔所坐之类。事有文据，及迹状分明，皆备书之”。同时要求《时政记》要及时供报，如稍有迟滞，许修撰官自至中书枢密院催请。如果诸司供报拖延，以及当史院有所会问而不及时回答，妨碍修纂的话，“其当行手分，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⁷⁰⁾宋代《时政记》的编纂是以修纂《宋实录》为最终目的。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负责修纂《宋神宗实录》，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的“圣语”，“合详书于《时政记》以传示万世”，但枢密院所记圣语，“安焘却不签书，至今收藏不出。若不书载，则他日无所信”。故要求太皇太后遣人于安焘处“取索元记圣语文字，降付枢密院，令书入《时政记》，并乞付实录院，令书于元丰八年《实录》”。⁽⁷¹⁾南宋时，《时政记》的修纂制度仍然存在。当时不同部门修有不同名称的《时政记》，有《三省宣谕圣语》、《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等，并成为《日历》修纂的史料：“凡修《日历》照用文字，《三省宣谕圣语》(初名《时政记》，乾道七年改为《宣谕圣语》)，宰执编次进入，或一两月，或半年，降付《日历》所。《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宣谕圣语》亦如之。”⁽⁷²⁾这各种《时政记》是修纂《日历》的照用文字，而《日历》则是以《实录》修纂为最终目的。

明代未编《时政记》，但纂有与时政记相似的《钦录簿》和《六曹章奏》作为《实录》修纂的史料来源之一。《钦录簿》所集多是档案文册。明初关于编纂和收藏《钦录簿》还有一定的制度。据《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洪武五年十二月)庚辰，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皆有《会要》记载时政以资考稽，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匮，是为实录。凡诸钦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宜依《会要》编类为书，使后之议事者有所考焉。其台、省、府宜各置铜匮，藏《钦录簿》以备稽考。’俱从之。”可见，所谓《钦录簿》就是依据会要体例，将皇帝的圣旨诏令、臣下的奏事簿籍编纂而成的史料性书籍。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编纂这种史料性书籍，并藏在各级政府的铜匮中保存，以备日后稽考。从性质上来看，明洪武年间编纂的《钦录簿》相当于唐宋时期所修的《时政纪》。洪武之后《钦录簿》废寝，及至万历时，张居正倡议编纂的《六曹章奏》，某些方面与《时政纪》和《钦录簿》相仿。编纂《六曹章奏》的活动由六位史官于起居注馆进行，即张居正所说的“其诸司章奏，该科奉旨发部，即全抄送阁转发史馆”后，由六位“年深文学素优史官”编纂成册，“其纪录体例，祗备事由颠末”。据《神宗实录》卷五六一载：“(万历四十五年九月辛未)大学士方从哲题：“起居注馆例官史官编纂《六曹章奏》，请补周延儒等六员。”薛三省指出：“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六曹章奏》——笔者)，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⁷³⁾明代的《六曹章奏》大致上可与《时政记》相比类。

清代虽然没有编修《时政记》，也没有一直继续《六曹章奏》的编纂，但修有与之相类似的军机档和六科史书。军机档是根据军机处的文件编成的档案，与《时政记》相类似。清末胡思敬在《国闻备乘·自序》中指出：“国朝自庄廷R、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起居注徒戴空名。历朝纂修实录，馆阁诸臣罕载笔能言之士，但据军机档册草率成书，凡一切内廷机密要闻，当时无人纪述，后世传闻异辞，家自为说，遂失是非褒贬之公。”可见，军机档是清代实录的重要来源之一。

六科史书是按编年体摘抄题本而成的档簿的简称，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装订成册，故名“六科史书”。题本是清代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公务的重要文书之一。题本分为两种：通本和部本。凡外省官员所进题本，必经通政使司查验后转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各部院衙门本章，径送内阁，是为“部本”。内外诸司题疏到阁，因通本不用满文，先由汉本房将“贴黄”译成满文，转将满本房缮写满字贴于后；部本系满汉文合璧。二者一并交汉票签处票拟，逐一将本章之拟批书于签，或一签，或二、三签，经阁臣审定，随本进呈御览。皇帝阅后如无异议，即交付内阁批本处，依所定票签，将汉、清文批示，分别批写于题本的正、反面，谓之“批红”，题本经批红后称之“红本”。由“六科”每天将红本领去，按题本内容所及，抄发各部、院等衙门承办施行，称之“科抄”。凡抄发主办衙门者，称正抄，抄发关系衙门者，称“外抄”。若皇帝阅本时认定内阁所拟之批示意见不妥，则将此本章折角另放，积至数件，于御门听政时与大学士等议定，重新票拟后，依上述程序交办。六科在派员赴内阁领取题本抄传有关衙门施行的同时，还将题本摘抄二份，一份存科，以备编纂，称之为“录疏”；一份纂录成册，按日送交内阁存放，以供史官记注，称之为“史书”。史书每月一册，或半月为一册。史书所记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天文、地理和外交等各方面。“史书”起自顺治朝，止于光绪朝。顺治六年至九年间依明代之名称之为“六曹章奏”，十年，改称“六科史书”。史书的内容系逐件抄自题本，凡通本即抄其贴黄，部本则备录事由之始末。每份抄讫，必“敬谨校对”，“钤盖印信”。所谓六科，即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的总称。清初仿明制而设，为独立机构，设“给事中”等官，铸有印信。雍正元年(1723年)改隶都察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去“六科”名称，铸给“给事中印”。六科掌稽查在京各衙门公务，其具体职掌之一，即“掌科抄”。包括抄发“红本”、存科“录疏”和编纂“六科史书”。

六科史书像《六曹奏章》一样，是实录修纂的重要史料来源。实录馆调阅的原始档案即有六科史书，“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六科史书始修于顺治间，至雍正八年，益强调其重要性。据《清世宗实录》卷九二载，雍正八年三月乙亥，谕内阁：“六科史书、录书，每年著派出满汉翰林各二员，悉心稽查，专司其事。”此后六科史书的史料便成为实录采用的重要对象之一。据《清仁宗实录·修纂凡例》称：“一、编纂之法，必须恭查御制诗、文集、朱批折奏、起居注、内记注、军机档、丝纶簿、外纪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而六科史书一项，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一有未经阅采，动辄漏略抵牾，其中事迹，或始见于此。而结案远在隔年，或奉旨于前，而议上又须后月，且档案不无疑误。须按其时事，考其异同，原委脉络，昼一流通。尤须与上下各卷，互相考订。庶脱稿如出一手，不得因各纂一卷，自适己事，以致岐［歧］杂。”此后，宣宗、文宗、穆宗和德宗诸朝《实录》均有此一项编纂之法，说明它们均采用了六科史书的史料。

五、实录史料来源于《日历》

《日历》是建立在《起居注》、《时政记》和其他原始史料基础上的二级史料性史书，是实录修纂的直接史料来源。

唐代中后期即形成了《日历》修纂制度。据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国史》载：“(德宗)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伏以皇王大典，实存简册，施于千载，传述不轻［辍］。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S。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从之。”唐代永贞元年(805年)，朝廷令史官根据史馆搜集到的各种材料，撰写《日历》。朱彝尊指出：“元和中，韦执谊又奏史官撰《日历》。日历之设，其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法。”所谓《日历》是史臣所修的资料汇编，每月底在史馆会总核定，并署上姓名，共同密封，以备修史之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唐昭宗大顺二年，据《东观奏记》的作者裴廷裕自称：“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耳目闻睹，撰成三卷。”可见，《日历》在昭宗时，早已不存。

后唐明宗时亦曾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馆以备实录之修。但至宋初又废搁不行。

宋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作为《日历》史料，而将《日历》作为《实录》史料的目的性十分明显。北宋张佖《上太宗乞复左右史之职》建议“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⁷⁴⁾。南宋汪藻的话印证了这一制度：“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广记备言，垂一代之典也。”⁽⁷⁵⁾可见，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载，绍兴四年五月庚申，“诏日历所速行条具重修《哲宗实录》事件”。日历所所修的只是修纂《实录》用的“事件”。《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上》载，乾道三年，洪迈奉命修纂《宋钦宗实录》。孝宗有旨：“《钦宗日历》可免进呈，发赴国史院，依例修纂《实录》。”这表明，《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重要史料依据。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⁷⁶⁾。意思是说《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宋代《日历》修纂制度比较完善，其修纂机构是日历所，初隶属于门下省编修院。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日历所归属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南宋绍兴元年，为修《(高宗)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由秘书省监、少监通行修纂。⁽⁷⁷⁾宋代的《日历》代有修纂。“国朝置著作局，专修《日历》，既取辅相《时政记》为据，又责诸司供报，凡供报不实者坐之。其岁月时日，可谓信而不差矣”⁽⁷⁸⁾。

仁宗时，欧阳修上《论史馆日历奏》，提出了改进《日历》编撰制度的建议：朝廷各种大事，“并许史所据所闻见书之，如闻见未详者，直牒诸处会问，及臣僚奏异同，朝廷裁置处分并书之。以上事节，并令修撰官逐时旋据所得录为章卷标题，日分于史院，躬亲入匮封锁，候诸司供报齐足，修为《日历》，仍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试图想通过《日历》等史书的修纂，建立起一种由各部门配合的更加广泛的史料搜集和储备制度。然而，两宋之交，时局动荡，“三十余年，并无《日历》”。为此，绍兴间湖州知府汪藻主动请求“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⁷⁹⁾。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元符以来诏旨等书八百余卷，于《实录》最为有力”⁽⁸⁰⁾。王应麟指出：“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⁸¹⁾由此可知，《实录》有时从《日历》采录的内容达到70%～80%，说明《日历》是《宋实录》直接而主要的史料来源。宋代日历，现在尚存的有南宋王明清所得北宋神宗时的《熙丰日历》和南宋汪伯彦所撰的《建炎日历》两种，均为《说郛》本，其体例与起居注相近。

金朝于著作局中设著作郎、著作佐郎各二名，编修日历，由学士院兼职负责。卫绍王大安三年，“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⁸²⁾，但此后便不再有类似的记载。

明代一度沿用宋代之制，修纂《日历》。洪武六年七月壬寅，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上疏道：“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绩，礼乐治道之详，虽有纪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之后世。”朱元璋乃于八月甲申驾御东黄阁，下令纂修《日历》，任命詹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读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作、徐尊生为纂修，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益T等负责誊写。“九月四日，开局于西华门内，分年纂辑。日轮寺人守阍，大官进膳羞，其事甚严且秘。同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复会宿于词林，虞有宣泄，不敢不慎也”。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纂修《大明日历》成，自上起兵泗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载。合一百卷。同等率诸儒上进。命藏之金匮，其副藏于秘书监”⁽⁸³⁾。廖道南等指出，起居注废后，“令本院(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则立班记事，入馆则载笔以从，书动以为《日历》，书言以为《宝训》”⁽⁸⁴⁾。洪武之后，《日历》之纂遂告停止，但修《太祖实录》时，却用了《日历》的史料。

综上所述，实录是古代官史(政府组织修纂，史料来源于官方文献)史料的一大总汇。它吸纳了历代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六曹章奏》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古代最重要且篇幅最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历朝《国史》、后修正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史书的史料之源；而上述史书便成为实录的史流性著作。因此，实录在古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