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实录修纂机构的管理制度简介

第二节　实录修纂机构的管理制度

历代实录均有其官设修纂机构，每代修纂机构都有其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业务管理和后勤管理。这些管理制度既有成功和有效的一面，也有因官僚机构腐败所造成的因循保守、管理混乱和效率低下的一面。下面逐一分析。

一、人事管理

实录机构的人事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的任免升降制度，史官的回避制度和考勤制度等。

第一，任免制度。

实录修纂的人事任免和升降，一般并不决定于史馆或史院本身，而主要取决于朝廷重臣和皇帝。史馆或史院偶尔也有一些辟差的人事自主权，但十分有限。

唐五代史馆的人事变动或史职置废，有时候由宰相兼任的监修国史负责。史馆的实际管理由判馆事负责，判馆事由修撰中官职最高的一人兼任。后唐修撰张昭被“召判史馆”，“预修《明宗实录》”⁽²⁰³⁾。然而，史馆的人事任免和官职的置废并不由判馆事决定，而是由监修国史奏请。唐宣宗大中八年正月，监修国史郑朗以史馆中的直馆为“未通籍”者担任，未免“秩次或卑，笔削不称”，因此请停废直馆，更添修撰代之，得到宣宗的批准。于是令“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并充修撰”⁽²⁰⁴⁾。后蜀史馆所置修撰一职，乃监修国史所提请。监修国史李昊“请置史官，乃以给事中郭廷钧、职方员外郎赵元拱为修撰”，修纂《后蜀孟后主实录》。⁽²⁰⁵⁾

宋代实录修纂机构的人事安排，并非其所隶机构(如门下省或秘书省)全权管理，而是由朝廷插手，进行直接管理。张富祥认为：“在馆阁系统之内，大致秘书省作为中央政府的文化主管机关之一，主要是负责有关的行政事务；而有关文献整理与史书编纂的具体任务，则主要由随时开设的各修史组织来完成。”⁽²⁰⁶⁾各修史组织(机构)的提举或监修均由皇帝直接委派，由宰相(一度由副宰相)兼任。南宋绍兴十年以后，史局主要为国史实录院，朝廷任命宰相兼实录院提举。除了偶尔出现监修国史与提举实录院均由宰相一人担任的情况外，一般都是监修与提举由左右相分任。绍兴二十六年前，“秦桧以监修兼提举”，自沈该、万俟卨并相后，“始分监修及提举为二，至今因之”⁽²⁰⁷⁾。提举或监修之外，史局的主体修纂人员便是修撰、同修撰、检讨等官。这些修纂人员，多为兼职，专职的不多，特别是元丰改制后，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山堂考索》亦云：“元丰、绍圣国史悉隶秘书，而修史则以别曹翰学为之。”⁽²⁰⁸⁾修史官员一般由朝廷直接委任，如太宗即位，加李昉户部侍郎，“受诏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同修《太祖实录》”⁽²⁰⁹⁾。当时监修是沈伦，而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修纂人员显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宋初也偶尔出现过实录修纂不据史馆，另开史局的情况，由皇帝指派专官负责，而史馆监修“不莅史局”，不再负责修纂之事，书成后也不能署名。如宋真宗时，修《太宗实录》，诏工部侍郎钱若水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负责组织修纂。公文都用集贤院印，而撇开史馆不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载：“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等上《太宗实录》……时若水判集贤，因用院印，史馆无所预。”修纂人员也由他推举，“若水引柴成务、宗度、吴淑、杨亿同修”⁽²¹⁰⁾。“吕端虽为监修，而未尝莅局，书成不署端名”，因为“若水称，诏专修，不隶史局”⁽²¹¹⁾。但一般的情况，宋代实录修纂都在正规的史局中撰著。

有时，史馆或史院也有人事自主权，修纂人员也由判馆事的修撰或提举官推荐或“辟差”。五代后周显德三年修《周太祖实录》，便敕“差兵部尚书张昭修，其同修撰官委张昭定名奏请”，于是张昭“请国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刘温叟同编修”⁽²¹²⁾。南宋绍兴间，高宗任命宰相秦桧提举实录院，并令秦桧自辟修撰和检讨等官。据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载：“初，有诏史馆修《徽宗实录》，右仆射秦桧兼提举实录院，其修撰、检讨官令桧辟差。于是，以礼部侍郎范同为修撰，礼部员外郎刘昉为检讨。”但这种人事自主权，并不常见。

实录修纂机构并无专官，也无常员，多为兼职。唐、五代实录的修纂机构——史馆由宰相任监修国史，“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²¹³⁾。入馆的官员兼任修撰、直馆。两宋修史与唐五代一样，常无专官，每欲修史，特命一人或数人专领史事。李心传在《建炎杂记甲集》卷一〇《制作》“史馆专官(陆务观本末)”条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尝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其事。子固所草，俱不当神宗意，书不克成。孝宗修五朝史，而列传久未毕，遂召李仁父、洪景卢踵为之，皆奉京祠，不兼他职者。数年而史始毕。乃自开院至成书，凡二十有八年，秉笔者百有余人。时景卢请通修《九朝正史》，上许之。景卢复言制作之事，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乞命后来史官，无得辄将成书擅行删改。然书未就，而景卢去国。淳熙末，修《高宗实录》，但以他官兼之。至绍熙末年，而功未及半，陈君举直学士院，建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检官三员，而限一年毕。其后又七年，而高录始成。时当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实录》，朝论觉无专官，始外召傅景仁、陆务观为在京宫观，免奉朝请，令修史。于是务观还政久矣，乃落致仕，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焉。”南宋宁宗庆元、嘉泰间(1195～1205年)，史馆亦无专官，因此当时修成的《高宗实录》只知道进呈人的姓名，不知道修纂者究竟是何人。据李心传撰《建炎杂记甲集》卷四《制作》载：“《高宗实录》，庆元嘉泰间，京冀公仲远、谢鲁公子肃为丞相所上，时史馆无耑任，未知果谁笔也。”光宗绍熙四年，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上《论史官劄子》，对史局无专官的现状作了批评，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案。他根据唐代大顺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廷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等15人修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逾年竟不能编一字的教训，指出：“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领。今史院检讨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传舍。至修撰亦以从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机政，大概一年之间，方议立条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则一朝钜典，无由就绪，事大体重，岂容空过岁月？提领大臣须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急，牵课取具，临时草草逃责而无以发明。”所以他强调要在史局设立专官：“盛德大业传信万世，要亦非秉笔者稽古之罪，而其势必至此者，无专官故也！近年李焘、洪迈以待制相继修史，不领他事，而后四朝国史方及成书。以臣愚见，两制臣僚位望已贵，若委以史事，见谓冷局，不过一二年间，朝廷须更迁除，虽曰专官，未必久任。”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今职名中有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并旧有史馆校勘等，正是三馆修书官名目，自郎察卿监补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将此二三职名置为史官，以二年为任，自史馆校勘之类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稍迁为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劳绩，虽就迁次对，如李焘、洪迈兼领可也。则是史官与郎察卿监可以驯至，从班事体略同，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庶几大典责成有人！”他为此寻找到宋初的先例：“况在祖、宗朝，虽谏议大夫以上皆带出为寄禄官，而以供职谏院者为谏官，则今以修撰为贴职而以供职史院者为史官，盖旧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论史事，唯陛下财幸。”⁽²¹⁴⁾明代史馆虽有修撰、编修、检讨之设，但也无专职史官，遇修实录，则一方面从本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和侍读、侍讲中选任，一方面从詹事府、春坊、大理寺等各衙门选取。

尽管古代实录修纂机构多无专官，或“修史无定员”，但只要他官借调入馆，则一般都会以《实录》纂修任务为主，其原有职事便得放弃履行，这种情况下，该人常常委托他人或放权他人执行原有职责。哲宗元祐时范祖禹以给事中身份入史馆兼任史官，修纂实录，无法履行其原任给事中之职，而坐由范纯礼执行，引起言官的不满。侍御史孙升指出“给事中范祖禹，见以实录，不预给事之职，乃独令不学无术之人当之”，这里所称不学无术之人便是指范纯礼。其奏上有贴黄，亦称“给事中范祖禹久不预给事之职，而范纯礼不学无术，独当其任”。可见，一旦他官调入史馆兼司史事，则其原职便只能由其他人执行。⁽²¹⁵⁾这证明至少在某些时候，史馆对其借调来的史臣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

同时，他官一旦借调入馆纂修实录，如果未完成撰写任务，有时也难遽任他职。哲宗时，吕大防与刘挚讨论任用起居舍人。吕大防对刘挚说：“螭头(指起居注官员)久阙，须与了之。”并提出黄庭坚与孔武仲等四个备选名单，“及是，因《实录》成(六年三月)，始用庭坚为起居舍人。”⁽²¹⁶⁾这表明，黄庭坚完成了《宋实录》的修纂任务，便由他担任起居注，如果史官未完成纂修任务，也不会轻易出任他职。以上事例说明，宋代史院虽无专官，但对借调入馆的兼职史臣，要求还是严格的，并不总是“更出迭入，有同传舍”。

明代史馆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²¹⁷⁾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²¹⁸⁾；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事变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²¹⁹⁾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由于明代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蒐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²²⁰⁾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誊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²²¹⁾。明代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行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至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²²²⁾；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珵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²²³⁾

清代实录馆的人事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但有一定的发展。清实录馆是例开之馆，有一定的临时性，因此馆中并无专职史官，遇开馆修书，便从全国各地不同部门征召史官。“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翰林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皆出钦命。其纂修收掌誊录等官及编纂事宜，应听内阁请旨题定”⁽²²⁴⁾。与明代专用武臣勋戚出任监修不同，清代设监修总裁，均用大学士文臣领任。这些史官均由朝廷直接征召和任免。

据王清政研究，在馆人员以原品级在馆供职，薪俸亦由原衙署支领。除监修总裁和正副总裁系朝廷重臣，在实录馆兼职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署开缺，职务由他人顶补，由实录馆分派工作，专力修史。实录馆无权陟黜在馆人员的官职，只能向其所在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对该员升降的意见。然而，实录馆的意见对官员的升降起着重要作用。如高宗实录馆总纂官玉麟，四年四月入馆初仅仅是翰林院侍讲，因在实录馆表现出卓越的才干，七月便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十二月再迁国子监祭酒，六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侧身高级官僚之列⁽²²⁵⁾。在馆人员在馆内的地位与其才干有关，但其在馆外原衙官职和官阶的变动，直接导致其在实录馆内地位的升降。如刘凤诰预修《高宗实录》，初入馆时任侍讲学士，充纂修官；嘉庆六年，迁太常寺卿，升为总纂官；九年再迁兵部左侍郎，升副总裁，旋因与吏部侍郎成书等联衔奏吏部尚书刘权之获罪，降一级留用，“既经降调，不应充实录馆副总裁，著仍充总纂官，责令专司纂办”⁽²²⁶⁾。这一制度，对实录馆的管理并无益处，难以调动其在馆内纂史的积极性，是应该改进的人事制度。

第二，回避制度。

实录修纂机构在人事管理上，还有回避制度。实录是当代史，修纂者如果与修纂对象有亲缘关系，或者修撰官与监修、提举有亲缘关系，则需要回避。这种制度主要出现在宋代。北宋至道三年，真宗甫即位，令钱若水推举修纂者，准备修纂《太宗实录》。钱若水举荐的修纂官员中，有太宗朝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真宗以需要回避为由，否决了这一任命。《宋史全文》卷四云：“至道三年……十一月……诏工部侍郎钱若水修《太宗实录》。若水举官同修，李宗谔与焉。上曰：‘自太平兴国八年已后，皆李昉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可，余悉许之。”真宗的这一决定，受到后人的赞赏。

宋仁宗时，吕夷简任监修国史，为了避嫌，其子吕公绰便辞去史职，等到其父死后，才复职。据《宋史·吕公绰传》载：“时夷简虽谢事，犹领国史，公绰辞修撰。夷简薨，还兵部员外郎，复为修撰”⁽²²⁷⁾。

哲宗元祐三年八月辛丑，右正言刘安世对于范祖禹与其岳父同修《神宗实录》提出了批评，他的出发点是宋朝建立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虽有合得陈乞差遣，亦止是闲慢监当局务”，以避免亲亲相护，“援引亲属，并据高势，根连蒂固，更相朋比，绝孤寒之进路，增膏粱之骄气”，“是以祖宗立法，务加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违”。他认为“自王安石秉政以后，尽废累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心”，才导致不相回避，“子弟亲戚布满要津”的状况，并特别点明吕公著“女婿范祖禹与其妇翁共事于实录院”⁽²²⁸⁾。这表明，当时是有回避制度，但执行中并不得力。

然而，这一回避先例并未贯彻执行。哲宗时，朝廷任命邓洵武为同修国史，修纂《神宗正史》，而其父邓绾在神宗朝属于“问题”官员，因此，陈次升要求他回避。他在《谠论集》卷三《奏弹邓洵武》一文中，以真宗朝的回避事例为武器，要求哲宗罢免邓洵武的史职：“窃以史官直笔，取信万世，祖宗以来尤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帝实录》，钱若水主其事，荐起居舍人李宗谔等数人充史官。真宗皇帝指宗谔曰：‘自太平兴国以后，皆昉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许，余悉可之。’且宗谔文学才名显于一时，议论坚正，信于朝廷。真宗皇帝以此尚不授之史官，而洵武人材凡下，词笔缪陋，不可比拟宗谔一二。昉亦当时名相，非若邓绾之奸佞。兼绾自为御史知杂以至御史中丞，凡六七年，论事不少，颇僻为多，洵武岂不为父隐乎？何以取信天下后世？前日既已罢之，今日又有此差除，公议实为未允。伏望圣慈以国史为念，特赐追寝除命，无使小臣得逞其私。”

陈次升检出真宗要求李宗谔回避一事，目的是为了排斥邓洵武担任同修正史一职。因为邓洵武的父亲邓绾在前朝为人“奸回”，担心邓洵武担任史官，难以直笔。他还指出：“臣伏闻秘书少监邓洵武除同修正史，舆议未允者，窃以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M。言命令一出而不可反也。洵武前日史院留之，朝廷谓其不可，遂行寝罢。今又有此差除，众议籍籍，以为命令反复如此，何以明是非，别贤愚，而取信于天下乎？况洵武父绾，昔为御史中丞，专事奸佞，求媚大臣，为安石求赐第，荐安石子雱及其婿蔡卞馆职。神宗皇帝察见底里，亲批圣语：‘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今洵武修史，岂能公心直笔，以发挥神考之盛德，而不能掩其父之恶乎？兼洵武学问荒唐，众所共知。前日蔡卞报绾之私恩，及欲褒饰妻父安石之美，故置洵武于史院，以备检讨。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正史，尤非所宜。伏望圣慈断自宸衷，特赐寝罢以允公议！”还坚决提出：“臣近弹奏秘书少监邓洵武不可同修《神宗皇帝正史》，不蒙施行，须至再渎天听者。窃以史官直笔，取信万世，祖宗以来尤为慎重！”看来，哲宗并未坚执真宗时的回避制度，让神宗时“有问题”的邓绾之子邓洵武，担任《神宗正史》的修纂官员。

南宋时，高宗也不再执行回避制度。绍兴五年十月辛丑，宰相赵鼎被任命为监修国史，而其外姻范冲被任命为直史馆。赵鼎主动上书要求别授他人为直史馆以便回避，但高宗根本不在乎此事。据《宋史全文》卷一九中载：“尚书左仆射赵鼎监修国史。鼎奏：‘范冲直史馆，于臣为外姻，愿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废祖宗故事？况史馆非朝廷政令之地，可无辞。’”南宋权臣秦桧在位时也“内举不避亲”，不仅上下其手，让其孙子秦埙名列贡举榜首，而且还任命秦埙为实录院修撰。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七《宋高宗皇帝》载：“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以敷文阁待制秦埙修撰实录院。初，魏师逊、汤思退等知贡举，以秦熺子埙为榜首，及廷试，桧以思退为编排，师逊为详定，复拟埙第一。帝读埙策，觉所用皆桧、熺语，遂进张孝祥第一，而埙第三。(时桧从子炜、焴、姻党周夤、沈兴杰皆擢高第，天下切齿)至是，以埙修撰实录院，祖父孙三世同领史职，前此未有也。”此一丑闻在当时影响甚大。祖父孙三人同预修史，则对高宗朝前后的史籍或其史料(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五也作了记载，并以“广义”为题加以分注，云：“‘祖父孙三世同领史职，前此未有者’，皆言秦桧自知其恶之稔，故引子孙任史职以掩之也。噫！桧之计亦奸矣，其如天下后世何？然后知桧之奸，乃所以为拙也。”可谓洞悉其奸。一个人治的社会，即使有好的回避惯例或制度，也不会总是被尊重和遵守的。

第三，考勤制度。

古代实录修纂机构是官设机构，像管理政府官员那样实施考勤制度。明代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²²⁹⁾。但有时史官钻考勤的空子，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²³⁰⁾。清代实录馆专门备有《考勤档》，为日后考核议叙的依据。但由于官僚衙门散漫作风的影响，在实际执行中，也并不理想。

二、业务管理

唐五代史馆执笔史官不多，一般不超过4名，因此修纂业务的管理比较简单。然而，宋代以后，实录修纂人员增多，分工合作和协调指挥成为必然，因此业务管理日趋复杂。

实录机构修纂业务上的管理制度，包括分工合作、严立程限和质量管理等。

第一，分工合作。

史局最根本的修纂管理制度是分工合作，责有所归，防止互相推诿和责任不明。实录修纂一是工程大，需要分解任务，二是工序多，需要分工合作。实录修纂的工序，包括正副总裁的拟订计划和凡例，纂修官的分头撰写，校对官的文字勘正，誊录官的抄录缮写等。此外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工序，一是贴签，一是编摩点对。所谓贴签，便是在草成的实录中贴上签条，表明此处需要修改。南宋何抡在绍兴间重修《神宗实录》时，在实录中按张浚的意思贴签，及至张浚被罢，何抡便将贴签撕掉焚毁，以销毁他为张浚美化的证据。于是遭到了殿中侍御史张戒的弹劾：“至再修《神宗实录》，抡攘臂其间，略无所忌。浚败，乃焚毁签贴。国家大典，岂宜屡易以徇权臣之私意！”侍御史萧振亦言：“抡性姿佻浮，本无操守，奴事张浚川陕十年，官为正郎，浚作相，抡遂入馆，其后摄左史。……方浚之专政也，欲蹿易旧史，抡首附其意，经凡所签贴，自云改字舛讹，然颇主异议。浚罢，抡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签贴焚之。”⁽²³¹⁾所谓编摩点对，是修纂完草卷之前，还必须进行统筹盘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六载：“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癸亥，中书省言提举《实录》宰臣吕大防奏，所修《神宗皇帝实录》今来已成草卷，缘未经编摩点对，重复功力不少，所有修撰已下官吏添给等，欲依修《仁宗皇帝实录》例，令依旧支破。候写进册了［子］，当即行住支。从之。”这说明，如果没有编摩点对，则修成草卷后，仍有许多“重复功力”要做，因此需要“依旧支破”修纂官吏的“添给”。

宋初对分工合作制度执行得比较好。景德四年，“真宗命王旦监修太祖、太宗《正史》，凡进史草，必先云‘编修官某初修’，次云‘编修官某再看’，‘同修国史某初修’，‘同修国史某再看详’。‘某再看’及‘再看详’，如有改正增损事件、字数，并各于名下题出。后来监修，率循此例，人思自勉，故书成不愆于素。”⁽²³²⁾这一制度在实录修纂中也获得广泛的运用。绍兴九年三月庚午，实录院奏修《徽宗实录》画一措施中，就有“今所修《实录》卷帙不少，欲用景德中修《两朝正史》例，每编一二年，先具草卷进呈。卷末仍书史臣姓名”⁽²³³⁾。修纂人员在草卷后面标注姓名，既突出了分工的特点，又起到了责有所归的作用。然而，实录院所修实录有时犯分工而不合作的错误，如南宋修《高宗实录》，“已修下者亦多首尾不接，未成年分”⁽²³⁴⁾。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特别强调实录修纂应保持分工合作，相互协调。

朱熹对分工合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不能各自为阵，也不可按年分工，而应该按类分工编纂，然后合并成书。南宋宁宗时，时为《高宗实录》同修撰官的朱熹对实录修纂的管理混乱状况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具体操作的规划和措施。针对“实录院略无统纪。修撰官三员、检讨官四员，各欲著撰，不相统摄。所修前后往往不相应”的状况，朱熹提出应根据事目分配修纂任务，像六部那样各司其职，分类编写，然后汇聚成实录：“先生尝与众议，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专编差除，礼部专编典礼，刑部专编刑法，须依次序编排，各具首末，然后类聚为书，方有条理。”如果“一事而记载不同者，须置簿抄出，与众会议，然后去取。庶几存得总底在”。又针对当时史官分年修纂、相互交叉、重复和冲突的状态，坚持其分类编纂然后类聚成书的主张：“今之史官全无相统摄，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头，在第一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认分年去做，及至把来，全斗凑不著。某在朝时建议，说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无出吏、礼、兵、刑、工、户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从建炎元年逐一编排至绍兴三十二年。他皆仿此，却各将来编年，逐月类入。众人不从。”史院显然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于是朱熹又建议：“若要逐年做，须是实置三簿：一簿关报上下年事首末，首当附前年某月，末当附后年某月；一簿承受所关报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异，向后各人收拾得，也存得个本。”但“后来去国，闻此说又不行”⁽²³⁵⁾。

朱熹对史院史官各自为阵、分年修纂、各不统属的修《实录》方式，一再表示不满：“而今史官不相统总，只是各自去书，书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书了，亦不将出来据，他书放那里，知他是不是。今虽有那《日历》，然皆是兼官，无暇来修得。而今须是别差六人，锁放那里，教他专工修，方得。如近时作《高宗实录》，却是教人管一年，这也不得，且如这一事头在去年、尾在今年，那书头底不知尾，书尾底不知头，都不成文字。如为臣下作传，某将来看时，说得详底只是写行状，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样，更无本末可考。又有差除，去了底这一截，又只休了。”他再持提出分类编纂、类聚成书的主张，并作了更为具体的举例：“如何地稽考，据某看来，合分作六项，人管一事，谓如刑事便去关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来编类，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编一年成了，却合敛来，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这一月内事先后便皆可见。”⁽²³⁶⁾

朱熹显然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弟子发表了他对《高宗实录》修纂的意见和建议：“近世修史之弊极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二年，前所书者不知其尾，后所书者不知其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迁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复修者。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事实，而竟无至者。尝观《徽宗实录》有传极详，似只写行状、墓志；有传极略，如《春秋》样不可晓。其首末杂手，所作不成伦理，然则如之何？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今当于史院置六房，吏各专掌本房之事，如周礼官属下所谓史几人者，即是此类。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狱，户房有某财赋，皆各有册，系日月而书。其吏房有事涉刑狱，则关过刑房；刑房有事涉财赋，则关过户房。逐月接续为书，史官一阅则条目具列，可以依据。”⁽²³⁷⁾尽管朱熹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重要的贡献。

明代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也包括分工合作，各司其责。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²³⁸⁾在分工合作上，明代《世宗实录》总裁张居正强调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针对流弊丛生的史馆纂修管理，他提出了“专任责成”的改革措施，即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²³⁹⁾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严立程限。

史局修纂的业务制度也包括严立程限，严格确立纂修完成的期限，防止拖拖拉拉。北宋实录院由于实行了严立程限的制度，因此修纂效率很高，受到人们的称赞：“窃见累朝置院，修成《实录》，修书所占年月，少者止及二年，多者不过五、六年，便见成书。只如仁宗一朝，四十二年之中，事迹可谓繁夥，然自嘉祐八年十二月奉诏修撰，至熙宁二年书已告成，首尾才阅六年；而当时修撰官，止王珪、贾黯、范镇、冯京，检讨官止宋敏求、吕夏卿、韩维、陈荐、陈绎，前后秉笔，不出此九人而已。”⁽²⁴⁰⁾南宋孝宗时，范成大上《论三朝国史劄子》，重申了严立程限的主张。针对“国家五朝正史久已大成，而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三朝史书，始于绍兴二十八年开院纂缉，糜费帑廪，九年于此，惟帝纪略备之外，其余邈然无涯”的状况，提出“伏望特赐圣裁，亟命朝廷讨论史事，立之课程，剋以期限。其熙宁以来旧事，本院无书可考者，许关取秘阁四库所藏，及搜访士大夫家所存干照文字，网罗参订，仍择儒馆优闲之臣数人，增兼编择，庶得并工分力，结局有期”⁽²⁴¹⁾的主张。这种建议同时也针对实录修纂所提出。据《馆阁续录》卷一《沿革》载，南宋庆元元年五月，某臣在白劄子(已拟定而未用玺之文件)中针对实录院的管理不力、修纂无期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高宗实录》开院已及七年，功绪悠悠，汗青无日。近者寿皇升祔，又当接续纂修大典。今高庙信史，书成既未有期，其势无缘更及隆兴、乾道以后事迹。”“今高宗一朝，通计三十六年，自淳熙十五年肇端刊缉，至今已逾六年，修撰、检讨官共计三十一员，而所修者通融N计，仅及八九年尔。”有鉴于此，他提出了严立程限、分工合作，加强史局管理的主张，并力图将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书编纂理论施诸修史实践中：

切见故事，从来修书必立程限。谨按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史馆李维及修撰宋绶言：“当馆旧四人，今只臣等二人。伏缘大中祥符元年以后文字至今未曾撰集，卷帙浩大，程限甚迩，欲望择馆阁官二员充编修官。”遂诏集贤校理王举正、馆阁校勘李淑同共编修。所修凡一十三年，限明年秋季修毕。又据元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诏翰林学士范祖禹、枢密直学士赵彦若修《神宗皇帝正史》，命宰臣吕大防提举，著作郎张耒编修，限一年毕。诸如此立限者甚众；且据乾兴故事，十三年文字止限三季书成。今《高录》三十六年之事，除已修成外，所余二十余年，用乾兴程限为准，止合于一年半内了毕。兼扰攘多故，最大节目倍费考详，诸如南京即位，扬州渡江，复辟之功，亲征之举，与夫伪楚伪齐、叛将群盗之扰，行台分镇、措置守御之方，隆祐过江西，车驾幸明浙，收复河南，迎奉梓宫，和战议论之异同，治军理财之本末，如此等事，止在建炎、绍兴之初；自十三年和议已定之后，别无甚更革施置，整比收簇，稍加刊正，不至甚艰。欲乞朝廷特加敷奏，检用故事，严立近限，庶几上下奋兴，毕精殚力，大典早得成就。又窃见唐刘知几尝言：“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笔，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某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监修之任也。”……窃谓《实录》亦宜参用此法。今来朝廷当立为定限。伏望察知几所言，按景德前例，自是举官分定，某年某月各付逐人，无兼职者，一月足可修成两月，其他有兼职者，又以职之繁简而制多少之限，月视其成，无俾亏缺，仍于每卷之末，各书其姓名、看详，贵得勤惰易分，各如繁简，不至差舛漏略，互相推托。其有合会问事宜，乞严饬官司如期应报，则此书决可指日终篇。然后接续铨次寿皇一朝文字，使中兴以来鸿猷伟绩，早与日月并垂，宗社幸甚！

宁宗览后“有旨：‘依！权增置检讨官三员，限一年了毕！’”⁽²⁴²⁾。这份白劄子，是一件较详细的史局改革纲领。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执行得并不顺利。以《高宗实录》而言，本来宁宗已限定一年为期，即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五月，结果直到嘉泰二年(1202年)才最终修毕，又向后拖延了6年时间。

明代万历间实录总裁张居正在强调“专任责成”的同时，也提出了“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谓“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在“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各个步骤和环节都须“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²⁴³⁾。

清代对实录馆史臣的工作也有具体的“立程”规定，对纂修官所立程限是：“纂修官功课，由各馆总裁酌定，咨明本处奏准遵照。每月于初五前造册送查，每三月一次，将各馆修成书目，及有无告竣期限查奏，有稽延者劾参。”⁽²⁴⁴⁾由于有程限规定，因此纂修官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如康熙六年开馆纂修《世祖实录》，八年三月草稿即告完成，离开馆不到二年时间。相反，而誊录工作迟至十一年方才收笔⁽²⁴⁵⁾。清代实录馆也规定了誊录官的功课程限：“满洲誊录，每人每日缮写八百字，汉誊录缮写一千五百字，校对官每人每日校对二十五篇。”⁽²⁴⁶⁾但是这个立限并不严格，工作过于轻松，有的誊录官在完成规定任务后便不到馆办事，有时甚至连规定的任务也不完成，造成实录草稿纂成后无人抄写的状态，致使实录无法如期完成。提调官为了赶期限，反复督催才能勉强召集誊录官到馆认缮。咸丰间纂修《文宗实录》，开馆不久就出现誊录官不到馆抄写实录的情况。实录馆便于咸丰十一年十月传谕誊录亲自赴馆认缮，立限五日内截止，若逾期未认，不再补办；已领缮额，以认领之日起，限三个月交齐，逾期不交者，亦即扣除，并交总办承发，但不少誊录官仍置若罔闻。实录馆被迫强行规定，不按时到馆认缮者，即行咨离实录馆，另行移取。即使如此，誊录仍然迁延观望。十一月初九日，实录馆不得不第三次规定认领期限，规定超过十二月者不准其补办⁽²⁴⁷⁾。可见，清代实录馆虽然立限，但并不严格，未能采用黜斥或罚款等断然措施。

第三，质量管理。

古代实录修纂机构为了确保修书的质量，还制定了一套质量管理措施。以清代实录馆最为典型，对实录中出现的错误，督查处分十分严厉。《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载：“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者，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嘉庆十七年又补充规定：“嗣后《实录》、《圣训》内，有字画讹误之处，其罚俸处分，俱毋庸议抵。”实际上因实录纂修错误所作的处罚比规定更加严厉。嘉庆九年二月在进呈仁宗御览的实录正本上误缮一字，致使仁宗大动肝火，不仅斥责尸位素餐的总裁官只顾乞恩邀叙而不肯实心办事，而且对监修总裁和所有总裁都进行了处分，连大学士庆桂、董诰也未能幸免，专勘稿本总裁曹振镛更被降职⁽²⁴⁸⁾。实录馆监修总裁大学士庆桂因进呈的《高宗圣训》正本上有一处文字错误而被罚俸三年，总裁英和、陈希曾也降三级调用⁽²⁴⁹⁾。若馆内查出正本上有书写错误或缮写不工者，则罚令赔写，所需费用责令誊录自理⁽²⁵⁰⁾。同时，对纂修中出现的错误，也严厉处罚。如刘凤诰因实录正本上误删谒陵仪注数字，与历来所载不同，被交吏部严议。仁宗以其长期供职实录馆，业务熟练，才加恩处以降一级留用⁽²⁵¹⁾。清代实录馆修纂业务的管理制度，在清代修书各馆中比较完备，许多管理制度都由其首先实施，而后推行到各馆。

三、后勤管理

实录院馆，虽然历代都是临时开设的机构，书成即闭，但在修纂实录期间，仍然需要一定的经费和后勤保障。因此，历代实录机构都有后勤供给和保障的管理制度。

第一，供给制度。

历代实录机构，均有一定的经费和供应。两宋时，无论是编修院时期的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还是门下省编修院时期的史馆，无论是秘书省时期的国史案—史馆，还是实录—国史院时期的史院，都有一定的修史经费和物资供应，对史局提出了后勤管理的需要。关于两宋史局的经费情况所留史料不多，据《宋会要·职官·国史实录院转换申请事件》载，孝宗乾道二年十二月，国史院编修官洪迈等提出，既然将国史院转换成修纂《钦宗实录》的实录院，将国史院编修官转为实录院修撰官，那么“所有官属，更不添支食钱”，同时“所有公使钱就国史院钱内支破，更不添支。其合用纸札等，并依昨修《徽宗实录》已得指挥实行”⁽²⁵²⁾。这段话表明，在国史—实录院中，是有一定修纂经费——“食钱”和“国史院钱”。

史局中笔、墨、纸、砚等办公用品实行供应制。如墨还包括“朱黄墨”，是修改实录等书的必备文具：“朱黄墨：秘书省、史院每上、下半年，三馆各分送供雠校。”⁽²⁵³⁾修纂《神宗实录》时，史馆便使用了朱黄墨，形成了著名的“朱墨本”。笔墨纸砚等物品除按例供应外，皇帝有时也主动赏赐一些。高似孙《纬略》曾载曾巩的一篇佚文《实录院谢赐砚纸笔墨表》⁽²⁵⁴⁾，表明北宋皇帝对实录院时有砚纸笔墨之赐。叶梦得《石林燕语》曾谓：“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²⁵⁵⁾

史局还供应酒、茶、节物、药等物品。据载，南宋时国史实录院等机构有“过局”一说：“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月过局，省阅所修书，诸司送本所官酒各二瓶。凡有初除官遇过局日，本所带送六瓶，余官四瓶。”⁽²⁵⁶⁾可见，监修或提举过局省阅所修史书时，诸司还要提供史局美酒。这种供应，应当与监修和提举皆由宰相兼任有关。至于史局的“节赐”更为丰富：“日历所、会要所、国史院岁旦、冬节、清明、端午、七夕、重九，各赐大龙茶一斤，州酒四瓶。”⁽²⁵⁷⁾另外，每年五月新茶上市时，朝廷还赐给史局等机构新茶：“每岁五月，宣赐大小凤茶、大龙茶各一斤。”到元宵节和除夕时，朝廷还赐秘书省及史局各官“节物”：“本省元宵，每位莲花灯五盏，球灯三盏；重午，洪州扇二，草虫扇二；岁除，桃符、站神各二副。”⁽²⁵⁸⁾到夏季和冬天时，朝廷还向史局等机构官员分送“夏腊药”：“自提举官以下等第分送，秘书省、日历所、国史院皆依例。夏，大顺五苓香薷、三倍驻车、桂苓香薷(养脾理中消暑)、水瓢；冬，苏合、鹿茸(养脾理中)、嘉禾(匀气润补)、橘皮。煎其品数，改丸修合日禀议焉。”⁽²⁵⁹⁾

此外，史院还设立“光馆钱”，即根据史馆官员升迁、荫补等喜事收取一定的钱作为公用，如作宴请之用，是一种“摊派”。“乾道五年，秘书少监周必大仿翰林旧规光院钱参立。监修、提举初至一百二十千，迁转一百千。提举秘书省初至一百千，迁转七十千。初入馆十千，他官再兼史职同。侍从修史初至二十千，迁职转官二十千，迁二府一百千。本省迁职，若转官十千，选人改官倍之。本省迁他职十五千，迁侍从倍之。本省别加兼职十千，迁官别加兼职同。史馆迁职，若转官十千，修史侍从倍之。祖父母、父母封叙二十千，封至夫人者三十千。以下三馆通用：亲族同官十五千，异姓有服亲十千；知贡举五十千，考试二十分之一；奉使视职任轻重而定多寡之数，止于一百千；锡赉二十分之一，止于一百千；生子三十千；荫补十五千；子弟登科二十千。一月之内两遇以上者，止从一多”⁽²⁶⁰⁾。

明代史馆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明神宗实录》卷五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研、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²⁶¹⁾。说明明代对史官承担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清代实录馆与明代一样，没有独立的财务权和相应的财务制度，所需办公用品也都实行供给制。⁽²⁶²⁾实录馆可自行支配的经费只有少量银两用于向在馆人员发放补贴，称之为“桌饭银两”。补贴之高低视该员之官职大小而定。实录馆不向在馆人员发放俸薪，由在馆人员向原衙署支领。清代官员薪俸极低，在京文武官员每年薪银，一品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一钱，从九品三十一两五钱。另按俸银每两给俸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银同于在京官员，但没有禄米；在外武官俸银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由于收入菲薄，因此清廷在官员薪俸之外再按官品发给补贴，称为“公费”，这笔钱在该员入馆报到之日起原衙署即告停发，多发者于其俸银内扣还，⁽²⁶³⁾这势必影响到入馆修史的积极性，因此清廷偶尔也发给一些安慰性的津贴，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内阁奉上谕：“现在值勤天气严寒，实录馆人员朝夕恭纂书籍，著加恩于例支柴炭外，所有冬腊正三月每月赏银五十一两以为灯火薪水之资，在广储司支领。”这次恩赏令实录馆臣深感“皇恩浩荡”，以后遂为定制。清朝皇帝时有小礼物赏赐实录馆臣，如道光元年腊月，仁宗实录馆的纂修官收到皇帝赐予的瓷器；二年八月八日，“馆臣又有水果四盒之赐”，姚元之“分得苹婆脯三枚”，而“此次较［校］对亦得分食，麟侍讲见亭庆不取果，而以盒与之”。⁽²⁶⁴⁾

第二，门卫制度。

后勤管理还包括史局的门卫制度。《南宋馆阁录》称之为“门禁”制度，规定如果擅入史院等修史机构，将流放千里，并规定了外人入馆的具体规章：“日历所、会要所、国史院准敕：‘辄入，流三千里。凡所见闻，因而漏泄，并当军令。凡投下文字及纳贴子整会事节人，并于所门外计会，把门人转入系整会文字；如呼叫，听入。’”对这一敕令，国史院犹觉不够，申明道：“辄入本院及漏泄，虽有断罪，未有告赏之法。”于是皇帝“有旨，立赏钱三百贯”⁽²⁶⁵⁾。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载：绍兴九年三月庚午，实录院奏修《徽宗实录》画一措施中就有史局的保密内容：“今来所书岁月甚近，尤防漏泄，虽有断罪指挥，今欲优立赏格，许人陈告。”以此保证史局修纂的保密和安全。

明代史馆也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²⁶⁶⁾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²⁶⁷⁾。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三，防火制度。

防火措施也属于后勤管理。《南宋馆阁录》卷六《故实》“火禁”条称：“绍兴十四年，秘书郎张阐言：‘本省自来火禁，并依皇城法，遇有合用火烛去处，守门亲事官一名专掌押火洒熄。除官员直舍并厨司、翰林司、监门职级房存留火烛，遇官员上马，主管火烛亲事官监视洒熄，其余去处，并不得存留。’有旨，依。”宋秘书省长期是史馆和史院的依托机构，其火禁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实录修纂的顺利完工。

【注释】

(1)《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第二十三·职官二》。

(2)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十一章之五，《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42～643页。

(3)《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4)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十一章之五，《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42～643页；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旧唐书》卷一四九，《于休烈传》。

(6)《续通志》卷二三五，《吴兢传》。

(7)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8)《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

(9)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10)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11)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12)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13)《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也有相同的记载。

(14)《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

(15)《续通志》卷二三五，《吴兢传》。

(16)岳纯之称：“唐代史馆的撰述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见《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二章“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7)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一八·敬翔传》。

(18)《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

(19)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20)《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第二十三·末帝纪中》

(21)《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

(22)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23)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一六，《周书第七·世宗纪三》。

(24)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25)《旧五代史》卷一二〇，《周书一一·恭帝纪》。

(26)《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二·西蜀孟氏列传》。

(27)陆游：《南唐书》卷九，《刘高卢陈李廖列传第六》。

(28)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29)《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30)《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二·西蜀孟氏列传》。

(31)《宋史》卷四三一，《尹拙传》。

(32)《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33)《宋史》卷二六九，《杨昭俭传》。

(34)《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35)《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

(36)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37)《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38)《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二·西蜀孟氏列传》。

(39)《续通志》卷三〇四，《张昭传》。

(40)《旧五代史》卷一三一，《周书二二·贾纬传》。

(41)《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

(42)陆游：《南唐书》卷九，《刘高卢陈李廖列传第六》。

(43)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44)《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45)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46)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47)《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二·西蜀孟氏列传》。

(48)《续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

(49)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50)邓广铭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51)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页。

(52)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9页。

(53)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宋纪九·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九月甲辰。

(5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

(55)朱轼：《史传三编》卷四八，《名臣续传五》。

(56)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

(5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八月乙巳。

(5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八月乙巳。

(59)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60)《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

(61)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三五。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〇，仁宗嘉祐四年九月甲寅。

(63)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1页。

(64)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指出：“国史院与实录院自北宋以迄南宋，都是交替开设的。”此言不确，在元丰改制以前并非如此，此后哲宗元祐间一度将国史案改为国史院，隶于门下省，专掌国史、实录、日历等事，亦非国史院与实录院交替开设。

(6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

(66)《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翰林院表》。

(67)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三，《思陵录下》。

(68)见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6～438页。

(69)《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70)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71)《宋史》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一》。

(72)《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

(73)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74)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75)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76)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77)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7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79)《宋史全文》卷一〇，《宋英宗》。

(80)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81)《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82)《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

(8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84)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8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86)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

(87)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88)《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附康传》。

(89)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90)《黄氏日抄》卷七四，《申明五》。

(9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9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93)《宋史》卷三四四，《孙觉传》。

(94)《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

(95)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9页。

(96)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97)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98)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99)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100)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二，《列传一五》。

(101)曾巩：《隆平集》卷一四，《侍从》。

(102)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八。

(103)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10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乙丑。

(10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106)陈鼎：《东林列传》卷一。

(10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

(10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一，哲宗元祐四年春正月癸巳。

(109)《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

(110)《宋史》卷四二四，《赵汝腾传》。

(111)李攸：《宋朝事实》卷九。

(112)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113)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114)《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115)李攸：《宋朝事实》卷九。

(116)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117)邓广铭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1984年版，第76页。

(118)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219页。

(1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三月癸卯。

(12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乙酉。

(121)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三，《灾祥》。

(122)《金史》卷一〇，《章宗纪二》。

(123)《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

(124)《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

(125)《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26)《金史》卷八八，《完颜守道传》。

(127)《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

(128)《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上》。

(129)《历代职官表》卷三四也引《金史·百官志》称“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

(130)《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

(131)《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

(132)《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

(133)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五七，《世祖纪》。

(134)《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135)《元史》卷一七二，《邓文原传》。

(136)《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

(137)《江南通志》卷一六七，《人物志·文苑三》。

(138)王鸿雁：《明代实录馆考述》，《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139)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

(140)《明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

(141)《明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

(142)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14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〇，《词林》。

(144)《明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

(14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史八》。

(146)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

(147)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三，永瑢按语。

(14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二，《翰林院》；又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亦有相同的说明。

(149)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士、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

(150)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6～1587页。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宣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一七，“明内阁有象牙棋”。

(151)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

(152)龙文彬：《明会要》卷三〇，《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

(153)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154)如果修纂任务很多，史馆工作场地也有可能延伸到对面的右顺门一带的庑房。如万历间修明朝正史，史馆场所便包括右顺门一带的庑房。

(155)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156)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

(157)《张太岳全集》卷三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五。

(158)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

(159)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

(160)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161)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162)《穆宗实录》卷二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

(163)《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

(164)黄佐：《翰林记》卷一二，“监修”。

(165)《穆宗实录》卷四七，隆庆四年七月乙未。

(166)《明神宗实录》卷六五，万历五年八月乙亥。

(167)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二，“殿学”。

(168)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

(169)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

(170)黄佐：《翰林记》卷一二，“催纂”。

(171)《明宣宗实录》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癸亥；《英宗实录》卷四十一，正统三年夏四月丙寅。

(172)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

(173)《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嘉靖四年六月辛亥。

(174)《明宣宗实录》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癸亥。

(175)参见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本处对其成果多有吸取，谨致谢意。

(176)金毓黻认为清代实录馆设于翰林院内(《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2页)；李炳泉等亦云：“清在翰林院内又设实录馆，由亲信大臣、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本朝实录。”(《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不无可商之处。

(177)《清仁宗实录》卷四十，嘉庆四年三月壬子。

(178)《清宣宗实录》卷四十，道光四年三月壬申。

(179)《清仁宗实录馆档案》，《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8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

(181)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一。

(182)《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九，《翰林院·职掌》卷一〇五七，《詹事府·职掌》。

(183)《清史列传》卷二六，《彭元瑞列传》。

(184)《清文宗实录》卷二，道光三十年十月丙寅。

(185)《清仁宗实录》卷七九，嘉庆元年十月乙亥。

(186)《清史列传》卷三四，《玉麟传》。

(187)《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九年十二月乙亥。

(188)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六，《实录馆覆奏折》。

(1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房各馆档案》，《行移档》全宗号2，编号房711。

(190)《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八年三月甲午。

(1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房各馆档案》，《行移档》全宗号2，编号房711。

(192)《钦定光绪大清会典》卷一〇四九，《翰林院·职掌》。

(193)《钦定光绪大清会典》卷一〇五七，《詹事府·职事》。

(194)《清圣祖实录》卷三三，康熙九年四月戊子。

(195)《清仁宗实录馆档案》，《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96)《清仁宗实录馆档案》，《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97)《仁宗实录》卷五六，嘉庆四年十二月甲申朔。

(198)《仁宗实录》卷六六，嘉庆五年五月丁未。

(199)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六，《实录馆覆奏摺》。

(200)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六，《实录馆覆奏摺》。

(2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馆档案·国史馆档案·编纂类》，《国史馆为修复实录事的有关文件》，案卷号482。

(2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房各馆档案》，《行移档》全宗号2，编号房711。

(203)《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

(204)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205)《宋史》卷四七九，《世家二·西蜀孟氏列传》。

(206)张富祥：《南宋馆阁录续录·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页。

(207)《宋史全文》卷二二下，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丙辰。

(208)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按语转引自《山堂考索》。

(209)《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

(210)《宋史》卷二六六，《钱若水传》。

(2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八月乙巳。

(212)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

(213)《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

(214)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2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三，哲宗元祐五年十二月壬子。

(2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哲宗元祐六年三月丁亥。

(217)《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218)《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翰林院》。

(219)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220)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二，《翰林院》。

(221)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222)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223)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224)《清仁宗实录馆档案》，《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225)《清史列传》卷三四，《玉麟传》。

(226)《清史列传》卷二八，《刘凤诰传》。

(227)《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附公绰传》。

(2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三，哲宗元祐三年八月辛丑。

(229)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230)《明熹宗实录》卷五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

(2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232)佚名：《馆阁续录》卷一，《沿革》。

(23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庚午。

(234)《馆阁续录》卷一，《沿革》。

(235)《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236)《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237)《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238)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七，“开局”。

(239)《明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

(240)佚名：《馆阁续录》卷一，《沿革》。

(241)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242)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6～167页。

(243)《明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

(244)《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内阁》。

(245)《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八年三月甲午。

(246)《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内阁》。

(2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馆档案·国史馆档案·编纂类》，《国史馆为修复实录事的有关文件》，案卷号482。

(248)《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乙亥。

(249)《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吏部·处分例》。

(250)刘凤诰：《存悔斋集》卷六，《实录馆覆奏折》。

(251)《清史列传》卷二八，《刘凤诰传》。

(252)转见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6～438页。

(253)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2页。

(25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六·别集类六·元丰类稿提要》。

(25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页。

(256)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页。

(257)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6页。

(258)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7页。

(259)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2页。

(260)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页。

(261)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

(262)参见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2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修书各房各馆档案》，《行移档》全宗号2，编号房711。

(264)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页。

(265)陈骙、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0页。

(266)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九。

(267)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