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历代实录修缮机构

第一节　历代实录的修纂机构

中国古代实录基本上都是官修史书，是由政府设置机构、组织修撰人员、提供纂修场所编纂而成的。实录修纂机构的名称、组织形式和纂修地点，历来又不尽相同。对实录修纂机构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历代实录体史书的研究。

就实录修纂机构而言，经历了唐五代史馆、宋代馆阁—国史院·实录院、元代翰林国史院、明代史馆和清代实录馆等不同形式和阶段。

一、唐五代史馆

实录起源于萧梁，但囿于史料的稀缺，其修纂机构已无从考订。而实录修纂有据可稽的最早机构，是唐代的史馆。唐代史馆是国家专设的修史机构，《唐实录》便是在史馆中纂修而成。唐代修史不像明代那样由翰林院史馆承担。唐代翰林院隶属于中书省，仅负责供奉，称为“翰林待诏”，“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肃宗至德以后，开始参与机务文件的起草。⁽¹⁾可见，唐代翰林院仅负责文翰供奉、备顾问和草拟文件，并不承担修史之责。修史则专由史馆执行。

唐武德年间并无专门的史馆，修史由秘书省著作局的著作郎负责。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郎的修史职能被转移至专立的史馆，移置禁中。有学者认为是唐太宗为了躲避以直谏闻名、时任秘书监的魏征，特地将史馆置于太宗眼皮底下，以便在修国史或实录时，能够回避诸如玄武门之变的尴尬。⁽²⁾这一说法比较牵强，因为《旧唐书·职官志》说得很清楚：“贞观三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所谓五代史，便是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正史⁽³⁾，与唐太宗的隐私没有太大关系。关于唐代史馆的设置及地点变化情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所载较详：

史馆：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

由上可见，唐贞观以后专设的史馆，先迁至门下省北，后置于门下省南，开元后期又移于中书省北，但始终未明言史馆由何机构统属，可能是一独立的直属机构。因为史馆移至门下省北后，并未交给门下省长官王珪掌管，而是另由左仆射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⁴⁾。史馆所在地，至天宝末期，又移至兴庆宫。安史之乱后，于休烈曾向肃宗奏道：“《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⁵⁾根据于休烈的这一奏疏，可知史馆的职能是修撰国史、实录等史书。另据唐玄宗开元十四年，“诏(吴)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⁶⁾。

史馆中究竟有什么史官呢？《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有明晰的介绍：

史官。……贞观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

监修国史。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

修撰、直馆。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元和六年，宰相裴%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从之。

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

可见，史馆的史官有监修国史、修撰、直馆和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满直、熟纸匠等，但主力则是修撰、直馆。史馆的实际负责人是判馆事，以修撰中官高的一人担当。宣宗大中八年正月，监修国史郑朗奏：“当馆修撰、直馆共四员，准故事以未通籍为直馆，伏以修史重事，合置修撰诸臣，秩次或卑，笔削不称。其直馆伏请停废，更添修撰二员。”宣宗从之，于是令“其旧馆万年尉张范、泾阳尉李节勒守本官，以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并充修撰，通旧为四员，分修四季之事”⁽⁷⁾。至唐昭宗时，皇帝认为史馆修撰职名略显卑微，令史馆修撰充任兼修国史之职：“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⁸⁾唐代史官还有一显著特点，便是由言官兼任史官，但贞元年间，裴延龄认为此项任命不妥，要求改正。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载：“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县尉蒋武为右拾遗、史馆修撰。上重难其职，制未下前，召见于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如故。其年二月，又命为左谏议大夫，迁秘书少监，修撰如故。时裴延龄贵，欲异同宰府，乃言于上曰：‘谏议大夫，论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纪朝廷得失之事，其领史职者不宜为谏官。’从之。”

史馆对于其所属楷书手、典书等低级官员的利益，多有关注和维护，尽量与集贤院和弘文馆齐肩。其一是考选上要求得与集贤院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如元和十四年六月，史馆奏：“当馆楷书准元敕同集贤例，五考足放选。今选务，集贤年数，仍旧当馆，更加三年，同弘文馆例，八年放选。缘当馆一例，长上弘文馆，分番上下，事理实屈，请依元敕处分。”于是宪宗“敕旨依奏”⁽⁹⁾。宣宗大中四年四月，史馆奏：“当馆写《国史》楷书、典书等，与集贤院写书人等，承前一例，并校成五考，便勒赴选。自太和八年已后，被吏部条奏疏，五考满后，待受散三年。今集贤院以其劳役年深，不得补入。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由申奏，已蒙敕下，并免三年受散。讫今当馆未蒙处分，伏请依例并勒校成五考，便许参选。”宣宗“敕旨依奏”⁽¹⁰⁾。其二是编制上应保持一定的名额。穆宗长庆元年正月，史馆奏道：“写《国史》楷书元额三十员，内十员馆司前后停减，五员吏部奏减，今只十五员见在。伏请却复吏部，先减五员。”结果“敕旨宜量与三员”⁽¹¹⁾。当史馆缺乏御书手时，还可以从集贤院移入。据《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载：“元和四年正月，减集贤写御书二十人，付史馆收管。史馆奏：‘当馆旧制，例只有楷书，无御书，各额请改正楷书。’从之。”其三是授官次叙应与集贤院相同。长庆元年二月，史馆又奏：“楷书、典书等授官次叙，伏请敕吏部同集贤例比拟。”穆宗下敕旨道：“宜准集贤例处分。”⁽¹²⁾

唐代史馆官员人数并不多，不像明代修纂实录时动辄以数十人投入那样众多。唐史馆在一般的情况下，史官不过三人，有时只有两人。超过四人，就会引起议论纷纷。据《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载：“(大和六年)秋七月辛卯朔。甲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史官不过三员，或止两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¹³⁾

对于史官的职责，《旧唐书·职官志二》有如下之描述：

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

可见，史馆的职责是修国史，依据起居注、时政纪等史料，修纂编年体的《实录》，以为褒贬和评判。

史馆官员的选择，唐代形成了自己的标准。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载：“(武则天长安)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择史官，上表曰：‘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祇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唐代史官的素质也引起了重视，同上书又载：“郑惟忠尝问刘子玄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求，终不能置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则为虎傅翼矣。’时人以为知言。”这种对史官素质的重视和史官选择标准的坚持，使唐代史书包括实录的修纂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除史馆外，唐代还设有集贤院和弘文馆，并称“三馆”。在管理和修纂上有相关之处。集贤院为中书省下设机构。集贤院设集贤学士、直学士，宰相为学士者，为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此外还有判院一人，由刊正官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并无常员，以官人兼之。“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¹⁴⁾由于集贤院掌国家图籍，与修史属同类事务，因此有时也以集贤院官员兼知史馆事。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载：“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馆事，特赐朝散阶。愔上表恳让，优诏许衣道士服视事。愔乃受职。”有时修史也令赴集贤院成之。前揭吴兢“(中宗)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多饰虚词，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冀得成书。(事在开元十四年)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按：《艺文志》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兢修国史，就东都集贤院。《会要》云：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也。)”⁽¹⁵⁾但一般而言，唐代史书特别是实录都是在史馆修纂而成的。⁽¹⁶⁾

五代承袭唐代修史制度，设史馆以纂实录。

后梁虽然灭掉了唐朝，但却继承了它的修纂机构，由史馆来修撰实录。“初，贞明中，史臣李琪、张衮、郄殷象(即郗象)、冯锡嘉奉诏修撰《太祖实录》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后末帝“复诏(敬)翔补缉其阙。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偕行”⁽¹⁷⁾。这里虽未提史馆，但提到了“史臣”，则表明当时是有史馆的。

后唐也以史馆为纂修实录的机构，且设有史馆修撰一职。天成三年，时以《庄宗实录》未修，诏正国节度卢质、西川节度副使何瓒、秘书监韩彦辉，缵录事迹。但何瓒上言：“(张)昭有史材，尝私撰《同光实录》十二卷。又闻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赐武皇制诰诏九十余篇。请以昭所撰送史馆。”于是明宗“拜昭为左补阙、史馆修撰，委之撰录”⁽¹⁸⁾。于是史馆乘机上奏，提出本馆修撰久废史职，应当恢复修史之责：“前代史馆归于著作，国初分撰五代史，方委大臣监修。自大历后，始奏两员修撰。当时选任，皆取良能，一代之书，使成于手。其后源流失绪，波荡不还，冒当修撰之名，曷扬褒贬之职。及乎编修大典，即云别访通才。况当馆职在编修，合令撰述。”要求史馆修撰与参编撰写《庄宗实录》等史著。明宗“敕宜依”⁽¹⁹⁾。于是对史馆重新整顿，配备监修，以赵凤担任，于四年六月一日起，纂修庄宗等四朝《实录》。《后唐明宗实录》也是张昭在史馆中修纂出来的。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六月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实录》”⁽²⁰⁾，张昭被“召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校正添补。预修《明宗实录》，成三十卷以献”⁽²¹⁾。

后晋也设史馆。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称，自唐朝丧乱，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证明后晋修史是在史馆。是月，起居郎贾纬奏曰：“至开运二年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纪、志、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也证明当时是在史馆修史。

后汉乾祐二年十二月，在史馆修纂《晋朝实录》。据《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载：“其年十二月，敕宜令监修国史苏逢吉与史馆贾纬并窦俨、王伸等修《晋朝实录》呈进，从宰臣窦正固奏请也。”⁽²²⁾后汉史馆还负责纂修本朝实录。据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载：“汉乾祐二年二月，敕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贾纬、左拾遗直史馆王伸，宜令同修《高祖实录》。仍令宰臣苏逢吉监修。至其年十月修成《实录》二十卷，上之。”

后周时，仍然继承了史馆修实录的制度。如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十二月，张昭曾有修纂后梁末帝实录的打算，由于史事散佚，故朝廷曾下诏求史：“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²³⁾这里便直接点明当时的修纂机构是“史馆”。相关记载还有，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馆新修《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²⁴⁾。以上所修都是前朝实录，后周史馆还负责修撰本朝实录。显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馆奏请差官修撰《世宗实录》”。恭帝“从之”。⁽²⁵⁾

十国中有的国家也设有史馆，如后蜀在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李昊的建议下，设置了修撰、直馆等职，表明也同时设立了史馆。广政十四年(951年)该馆纂成了《后蜀孟后主实录》。⁽²⁶⁾与《开国以来实录》一样，《后蜀后主实录》也是当朝人撰当朝实录。南唐也设有史馆，纂修《南唐烈祖实录》。高远在中主李璟时，“知杂史馆修撰、起居郎，知馆事”，“远自保大中预史事，始撰《烈祖实录》二十卷，叙事详密。后主嗣位，远犹在史馆”⁽²⁷⁾。

五代时，史馆所设官职有修撰、直史馆(直馆)和判馆事，但好像都不是专官，多数以中书舍人、左右拾遗、知制诰等官兼任。史馆另有宰相担任监修国史。

修撰是五代时纂修实录的主要角色。张昭就曾任后唐明宗时期的史馆修撰，与张昭同时担任修撰的还有吕咸休。窦俨在修纂《晋出帝实录》时担任的职务也是修撰：“俨仕汉为史馆修撰”。贾纬在后汉乾祐二年二月以“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身份同修《后汉高祖实录》。⁽²⁸⁾扈蒙在后周显德六年以“史馆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诰”的身份参与《后周世宗实录》的修纂。⁽²⁹⁾十国时，后蜀史馆置有修撰一职。监修国史李昊“请置史官，乃以给事中郭廷钧、职方员外郎赵元拱为修撰”，修纂《后蜀孟后主实录》⁽³⁰⁾。南唐也置有修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径称《南唐烈祖实录》是“南唐史馆修撰高远撰”。

直史馆(直馆)，也是史馆的修史官职。后唐史馆便有直史馆。尹拙在“后唐长兴中，召为著作佐郎，直史馆，迁左拾遗”⁽³¹⁾。后唐清泰三年二月，吴承范以“直馆、左拾遗”的身份参与修纂《后唐明宗实录》。⁽³²⁾杨昭俭也“拜左拾遗，直史馆，与中书舍人张昭远等同修《明宗实录》”⁽³³⁾。范质在后晋天福中，“迁主客员外郎、直史馆”⁽³⁴⁾。后晋开运二年六月，王伸以“直馆”身份参与撰成《旧唐书》。⁽³⁵⁾后汉乾祐二年二月王伸仍以“左拾遗直史馆”身份“同修《高祖实录》”⁽³⁶⁾。后周显德间修《后周世宗实录》时，董淳以“直史馆、左拾遗”的身份同加修纂。⁽³⁷⁾

十国时，后蜀史馆置有直馆一职。李昊请置史官，以“双流令崔崇构、成都主簿王中孚为直馆”⁽³⁸⁾。

判馆事(判馆)，也是史馆的官职之一，相当于史馆主持，一般由修撰兼任。后唐末帝清泰二年，中书舍人张昭“召判史馆”，预修《后唐明宗实录》。⁽³⁹⁾后汉时贾纬“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乾祐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汉高祖实录》”⁽⁴⁰⁾。后周时刘温叟“改中书舍人，加史馆修撰，判馆事”⁽⁴¹⁾。判馆事，在南唐称为“知馆事”，可能含义相同。南唐中主李璟时，高远为“史馆修撰、起居郎，知馆事”⁽⁴²⁾，修纂《南唐烈祖实录》。

监修国史，是五代时史馆的负责官员，一般由宰相兼任。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赵凤担任“监修国史”，负责“修懿祖、献祖、太祖、庄宗四帝《实录》”⁽⁴³⁾。后唐清泰间由门下侍郎、平章事姚顗为“监修国史”，由他领头呈上《后唐明宗实录》。⁽⁴⁴⁾后汉乾祐二年二月，诏修《后汉高祖实录》，“令宰臣苏逢吉监修”⁽⁴⁵⁾。十二月修《晋朝实录》，仍由苏逢吉担任“监修国史”⁽⁴⁶⁾。十国后蜀时，纂修《后蜀孟后主实录》，是由“加尚书左丞，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昊任“监修国史”⁽⁴⁷⁾。

可见，史馆是唐和五代的实录修纂机构，其史官名目有监修国史、修撰、直馆和判馆等，没有专门的史官，皆由他职兼任。

二、宋朝国史—实录院

宋代实录的修纂机构变化较大，名目繁多，有史馆—崇文院、门下省编修院、秘书省史馆—国史案，以及独立存在的国史—实录院，史官则是上至提举，下至修撰、同修撰、检讨、校勘等各色官员。

宋代实录的修纂机构与唐和五代相比，较为复杂，“日历所、编修院、国史案，隶秘书省，归并不常”⁽⁴⁸⁾，修史地点也变化无常，官员设置历朝也各有不同，真可谓“史局无定所，修史无定员”⁽⁴⁹⁾。但总的来讲，实录修纂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从宋初至宋真宗末年(1022年)，实录及其他史书的修纂机构为史馆—崇文院。

“宋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称为西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修建三馆书院，次年赐名崇文院，迁贮西馆书籍。端拱元年(988年)，又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仍与三馆总称崇文院，有检讨、校书等官，皆以他官兼领。元丰改制，并归秘书省。”⁽⁵⁰⁾上述介绍，基本上依据《宋史·职官志四》：“宋初，置三馆(即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太平兴国初，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焉。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四部，为史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创外院于右掖门外。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可见，通常修实录时，是以京朝官兼检讨、校勘等修纂官的。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既云西馆，则表明都在一处，故南宋程俱甚至称“史馆旧寓集贤院”⁽⁵¹⁾。集贤院又与昭文馆职事相同，都负有掌国史实录之责。据《续通典》卷二五《职官·宰相并官属》载：“宋为集贤院，以宰相一人充大学士，以给谏卿监以上充学士，以朝官充修撰，以京官以上充直院校理，皆无常员，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职事与昭文馆同。”则表明“三馆”职掌实际上很难划分，实为一体。后来三馆“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使崇文院成为三馆和后来建成的秘阁的大本营，有人径称“三馆通为崇文院”⁽⁵²⁾，崇文院自然成为修纂机构。就在崇文院建立的那一年，即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首次诏修《太祖实录》，便是在崇文院及其史馆进行的，修纂人员则由翰林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官员兼任。如李昉、扈蒙便是翰林学士；李穆拜中书舍人。进呈的机构明确开载是史馆。据《资治通鉴后编》卷九载：“太平兴国五年……九月甲辰，史馆上《太祖实录》五十卷。”⁽⁵³⁾这一状况到真宗时也没有改变。据南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修纂》称：“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己亥，幸上清宫、大相国寺，还幸崇文院，观所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以草本进御。上遍览久之，又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等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略。’亿进曰：‘史臣纪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方得纪录。’上然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可见，包含史馆、集贤院、昭文馆及秘阁的崇文院与实录修纂密不可分。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咸平元年首次出现了“实录院”这一名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载：“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宫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真宗咸平元年二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上疏也提到“臣于正月十二日得实录院牒，要臣太宗朝所上谏疏，臣已写录，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⁵⁴⁾证明此时已有“实录院”这一名称。笔者以为，实录院的出现，正是至道三年至咸平元年，真宗诏令钱若水修纂《太宗实录》时一个“不隶史局”的特例。当时钱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主持修纂《太宗实录》⁽⁵⁵⁾。此次修纂是专诏特修，不隶属史局，即不受史馆的干预，修史地点设在诸王赐食厅。⁽⁵⁶⁾“时若水判集贤，因用院印，史馆无所预”⁽⁵⁷⁾，因此，在《太宗实录》进呈时，钱若水根本没有将史馆监修吕端的名字署上去。“若水称，诏专修，不隶史局”⁽⁵⁸⁾。既然不隶史局，那么它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实录院”。咸平间还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此次便明确诏令以吕端为监修。据《宋史》卷六《真宗纪一》载：“(咸平元年)九月己巳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那么这次实录修纂便有可能重隶史局，仍以史馆为修纂机构。

第二阶段，从宋仁宗天圣初(1023年)至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实录的修纂机构是门下省的编修院(俗称国史院或史院)。

据《宋史·职官志四》载：“旧于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但到底“旧”到什么程度，史付阙如。笔者认为当在仁宗继位以后的天圣元年。据明李濂所编《汴京遗迹志》卷三《官署二·国史院》载：“宋国史院在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按《东京记》云：编修院俗呼为史院，天圣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修史，其同修史则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毕即停。”天圣初修真宗史，指的是乾元年十二月至天圣二年间修《真宗实录》一事，当时为了表示对先帝实录的重视，仁宗特命宰相冯拯为监修国史(即上文所云“提举”——笔者注)⁽⁵⁹⁾。《宋史》卷二八五载：冯拯乾兴元年任司空兼侍中，代丁谓“为司徒、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冯拯死后，王钦若“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真宗实录》成，进司徒”⁽⁶⁰⁾。同时命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翰林学士晏殊修《真宗实录》，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知制诰宋绶、度支副使陈尧佐同修。⁽⁶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载，仁宗天圣二年三月癸卯，王钦若等上《真宗实录》后，仁宗与太后设香案，“阅视涕泣，命钦若等坐，劳问者久之，赐燕于编修院，降诏褒谕”。这里赐宴的场所便是修书的地点——编修院，其地点在宣徽院的北院之东。

这一时期，门下省的编修院与崇文院及其史馆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崇文院及史馆归编修院调度和支配，而编修院的管理，又由其下属的史馆修撰来“管勾”(即管理)。

首先，编修院是修史的组织机构，不仅修实录，也修纂其他史籍，但置局(开馆)地点有时则在崇文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六载：“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戊子……编修院言：‘奉诏，编修官王存、林希编修《会要》。存等日讨论国史，难以专修，乞差光禄寺丞李德刍、试校书郎陈知彦修《会要》。’从之。仍于崇文院置局。”这说明，编修院是修史的组织机构，而以前的崇文院及其史馆，则归编修院管辖，故编修院修史时，可以调用原崇文院和史馆的场所和房舍。

其次，史馆的修撰又是编修院的管勾者，故其常常负责编修院的事务。天圣二年(1024年)修成《真宗实录》，稍后，便由李淑主持修成真宗《正史》。这真宗《正史》也在编修院修纂完成的，李淑将正本进呈皇帝，将草稿焚毁，结果编修院一无所存。针对这种状况，仁宗嘉祐四年(1037年)九月二十二日，史馆修撰欧阳修上书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帝从之。⁽⁶²⁾另据《江氏杂志》载，陈相曾就史馆检视其先父传记，发现了这一问题：“尝为县小史，因此进本入内，至今史馆无国史。”这里的史馆，此时已是编修院下属的机构，但同时史馆修撰却又管理编修院，正因为如此，欧阳修才要求另抄一本贮编修院中备查。另据宋杜大珪所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九所收曾肇《曾舍人巩行状》，称曾巩“嘉祐(仁宗年号)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诰院，尝为《英宗实录》检讨官，不逾月罢出通判越州”，后“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元丰五年四月，擢试中书舍人，赐服金紫”。《英宗实录》修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至二年(1069年)七月，因此，他“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的时间当在熙宁三年至元丰四年八月以前。此后，便兼判太常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五载：“神宗元丰四年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史，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开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作为史馆修撰的曾巩，“专典史事”，不具体参与两朝史的修纂，则表明这一职位是修史的负责人，联系上述“管勾编修院”，则“专典史事”的含义便一目了然。

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闰正月，编修院还存续如旧，当时朝廷要求宣徽院将按例向起居院提供的修注材料，直接提供给编修院日历所，表明起居院可能被裁撤，而编修院照旧存续。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载：“神宗元丰元年闰正月……辛卯，中书礼房习学公事蔡京言：御宝批降指挥，未经编录成册，恐岁月滋久，本末不全。乞委官编录。从之，仍命京管勾。诏宣徽院等处供报修注事，旬终月终，自今更不供起居院，直供编修院日历所。”据《宋史·职官志四》载元丰元年诏：“宣徽院等供报修注事，自今更不供起居院，直供编修院日历所。”宣徽院就在编修院附近，因此这一决定是很讲效率的。

直到元丰四年八月，编修院仍是修史机构，许多辅助性史著都需送编修院备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五载：“神宗元丰四年八月……辛巳，修国史院编修官赵彦若言：‘与司马光同修《百官公卿年表》，成十卷，并臣修成《宗室世表》三卷。’诏进入，后并送编修院，赐银绢有差，光仍降诏奖谕。”

第三阶段，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实录的修纂机构基本上是秘书省国史案(国史院或实录院)或史馆。

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时，编修院被废，其职能并入崇文院之史馆，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推行后，将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元丰五年官制行，即崇文院为秘书省”⁽⁶³⁾，史馆随即归隶秘书省国史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〇载：“神宗元丰四年十一月……是月，废编修院入史馆(此据元祐五年十月十三日尚书省言)。”《宋史·职官志四》进一步称：“(元丰)四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归史馆。官制行，属秘书省国史案。”所谓废编修院归史馆，又属秘书省国史案，实际上便是将原属编修院的崇文院及其史馆划归秘书省管辖。同上书又载：元丰五年，“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始立为定员，分案四，置吏八”。随着崇文院(包括史馆)隶属秘书省，故实录修纂职能也归隶秘书省的国史案。与此同时，日历所也划归秘书省国史案，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元丰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在这种背景下，秘书省国史案便形成了重要的修纂功能，“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这是南宋绍兴九年后交替设置国史、实录院的历史渊源。⁽⁶⁴⁾曾巩在元丰间曾撰《实录院谢赐砚纸笔墨表》，证明此时的国史案或置实录院。由于修史属于秘书省国史案(或置国史院、或置实录院)，此后朝廷再有相关的诏令，便直接下到秘书省。《宋史·职官志四》称：“六年，诏秘书省长、贰毋得预著作修纂日历事，进书即系衔，以防漏泄，如旧编修院法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四也记载道：“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三月……诏秘书省长、贰毋得与著作修纂日历事，进书奏状，即系书其关防，漏泄并依旧编修院法。”

从此，秘书省拥有了修史的职责。据《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秘书监下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上皆寓崇文院，随崇文院归秘书省而隶之——笔者)，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判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真正修纂国史实录时，还得宰相作监修。据《宋史·职官志一》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中记载了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己亥，著作佐郎邢恕的一番话：“官制：史馆掌修撰国史、实录之事，其属有日历所，比废编修院归史馆。又崇文院未罢(指具有独立地位时——笔者)日，史馆有主判官。昨以官制罢主判，则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诸司，关报《时政记》，并归秘书省国史案，长、贰、丞与著作同领签书即难。别有日历所乞诸司关报，但称秘书省中书勘会日历。长、贰、丞不与修纂《时政记》、《起居注》，并于著作所开拆入库封锁。自今诸司关报文字，并称秘书省国史、时政记、日历，事非编修官不与。”

到元丰八年(1085年)，史书修纂可以由职事官(六部官员等，非秘书省官员)兼职。据《宋史·职官志四》称：“八年，诏吏部郎中曾肇、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职事官兼职自此始。”

在公元1082～1127年秘书省统辖国史案这一时期，其中有3年(1090～1093年)时间国史案(院)一度改属门下省，即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至八年(1093年)。据《宋史·职官志四》载：“元祐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中记载了这一变化：“哲宗元祐五年冬十月……三省言：‘旧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四年，废罢本院入史馆。奉行官制，隶属秘书省国史案。缘史事最为机密，付之秘书省未便。’诏移国史案就见今置局处，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见权著作官，除改抹乐词等及供检非机密故事，迎候车驾并轮宿依旧外，只于本院供职。”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三《官署二·国史院》亦云：“元祐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哲宗绍圣(1094～1097年)时，“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⁶⁵⁾。此后未见有变化。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载：“徽宗正(政)和五年四月，驾朝献景灵宫，还幸秘书省。诏曰：‘历览藏书之府，祖宗遗文在焉。屋宇浅狭，不称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诏秘书省移于新左藏库，以其地为堂。七年，诏类集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秘书省聚集了修史的功能(国史院、日历所并归之)，而其原有屋宇自然显得狭窄，故徽宗迁之于新左藏库。

南宋建炎的四年间，由于战乱和动荡，朝廷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到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至九年(1139年)，秘书省下设史馆修纂实录和其他史籍的状况又得到恢复和延续。《宋史·职官志四》载：“绍兴元年(1131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自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库书略备。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监、少、丞外，置著作郎佐、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开始设国史院，但实际上仍寓于秘书省之史馆。据《宋史·职官志四》载：“初，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校勘官无定员。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对此，《续通典》卷二五《职官·宰相并官属》也有记载：“至宋设国史、实录院，置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等员。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三员，校勘官无定员。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这时的国史院仍是以秘书省的史馆为执行机构，无论是修纪传体国史，还是修编年体实录，都在里面进行。

国史实录院寓于秘书省之史馆，使得秘书省的官职著作郎与国史实录院的官史修撰、检讨等职责不分，常混为一。清代史官在《历代职官表》卷二三《宋》的部分考证道：“谨按：宋著作郎初为寄禄官，元丰正官制，以掌日历所事，则仍为史官，故与国史院分并不一；员额亦废置无常。其实与史馆之修撰、检讨并无二职也。”对此，南宋史官洪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⁶⁶⁾

第四阶段，从绍兴十年(1140年)至南宋末(1276年)，实录等史书的修纂机构是实录院或国史院，且不隶属于秘书省。

绍兴十年(1140年)，改称国史院为实录院，从此，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所置史官包括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据《宋史·职官志四》载：“九年(实是十年——笔者注)，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如绍兴“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余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监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省官充。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诏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三员。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四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修《高宗实录》。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检讨官以六员为额。”

关于绍兴十年史馆制度的变更，宋熊克在《中兴小纪》卷二八中记载道：“绍兴十年岁在庚申……二月癸丑……初，秦桧请下有司讨论史馆之制，至是礼部言：‘依元丰制，合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历，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修实录亦置实录院，所有见今史馆官罢归元处。’既而著作佐郎丹阳王杨英又言：‘国史案移文诸处，多不报。’于是复以国史日历所为名。”看来，《宋史·职官志四》谓“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的记载，时间有误。九年只是奏桧奏请有司讨论史馆之制，到绍兴十年二月癸丑礼部才提出正式方案。《中兴小纪》卷二八又载：“绍兴十年岁在庚申……夏四月，实录院检讨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于简，事不贵于繁。’癸亥，上谓宰执曰：‘史欲垂信万世，事关治乱，乃当载之，岂贵繁也？’”这里明确记载朱翌的官名是“实录院检讨官”，表明实录院已经独立。

绍兴十年以后，国史与实录院交替转换的状态，周必大记下了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时的一个片断：“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癸未，后殿坐，呈国史院修九朝史，今且欲正名改作实录院，专修《高宗实录》，却候书成别护［修］国史。于是修国史官并改实录院称呼。”⁽⁶⁷⁾《宋会要·职官》有“国史实录院转换申请事件”条目，更详细地反映了孝宗乾道二年国史院与实录院转换时的具体处置方案。孝宗乾道二年十二月，以修《钦宗实录》置实录院。十二月十四日，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中书舍人洪迈等言：“一、遇修实录，则置实录院。一、元符三年八月，哲宗祔庙，九月内诏国史院纂修《实录》。今更不置局，止就国史院修纂。一、行移文字以实录院为名，就用国史院印记。一、更不添置官，止以见今国史院官兼充。一、乞差提举实录院。一、同修撰官乞差见今国史院编修官。一、检讨官乞差见今编修官。提举诸司、承受、主管诸司官亦乞就差国史院提举诸司、承受、主管诸司官。一、所有官属，更不添支食钱。……一、所有公使钱就国史院钱内支破，更不添支。”孝宗“诏并依”⁽⁶⁸⁾，批准了这一方案。

这种国史院与实录院交替转换的状态，到嘉泰二年(1202年)时宣告结束，出现了国史院与实录院并存的状况：“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⁶⁹⁾而其官员则相互兼任。

更重要的是，自绍兴十年以后，实录或国史院不再隶属于秘书省。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载：“若国史、实录院，虽淳熙三年(1176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并实录院同修撰，然非隶于省者也。”实录院的提举一般也由宰相担任：“绍兴以后置二相，则右相仍领实录院，无次辅则以执政、权执政权提举实录。自乾道二年十二月魏杞始，以无相故也。”⁽⁷⁰⁾当然，由于国史实录院是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的，因此它的机构仍在秘书省内。据南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九《三省枢使谏官·秘书省》载：“秘书省(国史、敕令附)在天井坊之左，东都建于禁中，绍兴间以殿司寨基建省，有殿扁曰右文之殿。秘阁在殿后，传奉御书、制书、画、古器等，两庑列累朝制书、石刻。国史实录院在殿东，提举官各在殿西。道山堂在阁后，东西二阁，监少之位，丞簿管职，阁列于两廊堂之前。著作之庭在堂后，有小轩，置石刻东坡画竹于中。西有四阁，著作、著佐之位，国史日历所在著作庭东庑，有汗青轩。编纂《会要》所，在著作庭西庑。日历、会要库、经、史、诸子书籍库，共七库，俱列于殿外东西两庑。书列库在著作庭之右。后圃有群玉堂，以东坡画竹真迹为屏，有蓬莱亭，前为凿池，度以石桥，池上叠石为山。又有亭者六，扁曰芳香、席珍、方壶、含章、茹芝、绎志。次有射圃矣。含章亭后有浑仪基，乃太史推瞻星象之用也。敕令所在侍郎桥南，专为详定编修诸司敕令，盖谨法度，广贤才耳。”本文将国史实录院列入秘书省，是因为机构在共中，但同时又在标题上指明“国史、敕令附”，则蕴含有国史实录院、国史日历所和敕令所是附于秘书省之后的机构，并非隶属于秘书省之义。另据《历代职官表》卷二三《宋》清史官考证曰：“谨按：宋之国史实录院，虽别为一所，而不在诸省寺监之例，盖如今国史馆之比，故监修国史即如今之总裁官，修撰、编修、检讨即如今之纂修官，本应以他职兼领。然考之于史，如曾巩、李焘、洪迈等皆尝专为史馆修撰，则后之置为定阙者，实已昉于宋世。而编修、检讨等至今犹称为史官，其源亦本于此也。”这也说明了国史实录院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也反映了实录院既与秘书省毗邻，又各自独立的状态。据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卷三一载：“绍兴十三年……七月……丙子，上幸秘书省，赐本省诏，略曰：‘仰惟祖宗肇开册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馆，亲御牓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于是本省及实录院官各进一秩。”既然将“本省及实录院”并列，则说明二者相互独立。又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载：“绍兴十有四年秋七月……丙子，上幸秘书省。太师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秦桧率百官及实录院官奉迎。上即道山堂进膳。已，遂幸秘阁，召群臣观晋唐书画、三代古器。还御右文殿，赐群臣茗饮，从官坐于堂上，省官席于庑下。赐游操五品服御书扇，省官及史官皆迁官。”这里将百官与实录院官并列，同时又称“省官及史官皆迁官”，则亦表明秘书省与实录院的并列关系。《词林典故》卷四《恩遇》亦载：“宋绍兴十四年九月，车驾幸秘书省，至道山堂，御幄降辇后，进食，毕，催班右文殿下，报引群臣使相枢密侍从正任以上，提举秘书省官以下，各宣名，奏万福。讫，候御乐降阶，行礼，毕，上起诣秘阁，宣群臣观累朝御书、御制书画、古器等。秘书少监以下阁下侍立，俟观书讫，先退，赴右文殿立班定。上起，归幄更衣，臣僚从驾还内，如来仪。赏赉群臣有差。又诏秘书省、实录院官各转一官，秘书少监仍赐绯章服并御书扇。(《馆阁录》)”这里仍将秘书省与实录院并列。以上记载证明，实录院在绍兴八年以前属秘书省，故其机构设在秘书省内，因此当宋高宗三次幸临秘书省时，附近的实录院官也一并迎驾；但又由于绍兴九年以后实录院或国史院已经独立，因此升赏官员时，将秘书省官与实录院官一并进行。

如前所述，宋代实录等史籍的修纂机构分史馆—崇文院、门下省编修院、秘书省国史案—史馆、国史院或实录院四个阶段。与此相应，史馆的史官也有一定的变化。但基本的情况是史馆无专官，多以他职兼任。一般而言，宋代史官分两个系统，一个是修纂国史(本朝纪传体正史)，一个是修纂实录(本朝皇帝编年附传史)，修纂国史时设的史官系统从上到下依次是监修(或提举)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而修纂实录时设的史官系统依次是提举(或监修实录)、修撰、同修撰、检讨。无论是修纂国史还是实录，其下又设有直馆、校勘等等。在宋初，修国史的史官系统与修实录并不明确区分，但自从交替设置国史、实录院后，修纂国史与修纂实录的史官便相对分明。据《宋史·职官志四》载：“国史实录院：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馆、编修官、检讨官、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以上是其史官制度。下面，以实录、国史等修纂为例，将宋代史官制度逐一解析。

监修国史。是修史机构的最高统领官，多由宰相兼任(偶尔也有副宰相兼任)，在宋初国史与实录修纂皆寓史馆没有分开时，监修国史也常常监修实录。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一般而言，宰相监修国史或实录，主要是拟定修纂的大纲，并不参与具体的修纂事务。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宋代)宰相监修，但提大纲。”看来，宋代的监修与唐代一样，仍然属于业务监修，与明代以勋戚武官担任监修、负责政治把关截然不同。关于宋代宰相监修国史的起源，王应麟《玉海》认为是“乾德初，首以赵普监修国史”。《麟台故事》卷四所云“史馆旧寓集贤院，监修国史以宰相充”，指的也是这种史事。但宋初也有以副宰相监修国史的，同上书曰：“开宝中，薛居正以参知政事监修，自后参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国史者，不常置。”太宗时，仍然以宰相任监修国史，监修实录、国史等史书的修纂。太平兴国五年九月甲辰，“史馆上《太祖实录》五十卷”⁽⁷¹⁾，当时的监修便是宰相沈伦。他于开宝“六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太平兴国初，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后又“加左仆射”，因此《太祖实录》成，“伦为监修以献”⁽⁷²⁾。南宋时，一度出现左相提举国史、右相监修国史的并存状态。《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初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时，“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南宋有时候还任命官员权监修国史，即暂署监修国史一职。如同上书载，隆兴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

国史院提举—实录院提举。监修国史一职在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有所变化，“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实录院亦以首相提举。这成为绍兴十年南宋政府也采取同一政策的根源。以宰相提举实录的修纂，始于仁宗天圣年间《真宗实录》的修纂，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到元丰五年改制时，便出现了国史院与实录院并置以分别修纂《正史》与《实录》的状况，同时也就出现了以首相提举国史院或实录院的制度。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时，曾出现了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的特殊情况。绍兴九年，修《徽宗实录》时，“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绍兴十年，正式形成了修国史置国史院，宰相担任国史院提举；修实录置实录院，宰相担任实录院提举的格局，并且国史与实录的修纂交替进行。南宋高宗时，还出现过监修国史与提举实录院均由宰相一人担任的情况。绍兴二十六年前，宰相秦桧专权，曾以监修兼提举。据《宋史全文》卷二二下载：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丙辰，“先是，秦桧以监修兼提举。自(沈)该、(万俟)卨并相，始分监修及提举为二，至今因之”。然而，南宋孝宗时，也有非宰相担任提举国史一职的。“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此外，南宋还曾一度置权提举实录院一职。据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载：“权提举实录院者，自乾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始，其后李秀叔亦为之，皆以无相故也。绍兴以后置二相，则右相仍领实录院，无次辅后则以执政官权。”

修国史。是国史或实录修纂的主力队员。修国史一职原来地位比较高，由参知政事及枢密副使担任，当时称为“修史”。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修史。”后元丰改官制，日历所也改隶秘书省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⁷³⁾。南宋高宗年间，也置有修国史一职。据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兼［监］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修国史虽是国史院系统的官员，但有时也预修实录。如重修《神宗实录》时，曾布便以翰林承旨修国史的身份修纂实录。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载：绍圣元年五月，“重修《神宗实录》，翰林承旨、修国史曾布言……”南宋初，李心传也以修国史身份预修实录。《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官联三》：“修国史……嘉熙以后李心传：二年三月，以秘书少监兼史馆修撰，专一修纂四朝《国史》、《实录》，兼。十月为监，仍兼。”

同修国史。据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载：“景德中又有同修国史之名，史毕即停。”仁宗时，也置有同修国史一职，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其同修史则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元丰改制后，每修前朝国史时，别置国史(或实录)院，除了由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担任修国史外，“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其地位相当于实录院的修撰：“(实录院)从官为修撰”⁽⁷⁴⁾。程俱引《山堂考索》云：“元丰、绍圣国史悉隶秘书，而修史则以别曹翰学为之，同修则以侍郎为之，由馆阁尽为帖职。”⁽⁷⁵⁾可见，所谓侍从官，是宋对大学士至待制、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的称呼，本处的同修官即由侍郎担任，证明当时史官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南宋时，同修国史仍然常设。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次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此外，南宋也曾一度置权同修国史。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⁷⁶⁾。对此，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有较详细的说明：“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简始。故事：修史、修撰皆从官为之，惟胡邦衡尝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后无继者。及是，文简再还朝为秘书监，上欲付以史事，故特命焉。后两月迁礼部侍郎，遂落权字。嘉泰后，陆务观、李季章皆踵为之。”李心传还曾注意到“庶官除同修国史”的现象，在《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中指出：“同修国史，故事未有以庶官为之者。……乾道二年冬，洪景卢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自赵温叔已后，无复兼同修者矣。”

修撰。宋初，编修院史馆设有修撰，曾一度管勾编修院，参与修纂国史、实录、日历等各种史书。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修撰……无常员。修撰以朝官充”，又称“惟修撰实专史职，只据所送到《时政记》、起居注铨次其事，排以日月，谓之《日历》”。但元丰改制后，史馆归隶秘书省，遇修国史置国史院、修实录置实录院后，修撰便成了实录院系统的官职名称，其地位与修国史对等。据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载，“修撰以朝官充”，后改官制，“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院)，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⁷⁷⁾。修撰官曾在宋哲宗时国史院一度改隶门下省时兼知院事：“元祐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南宋“中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⁷⁸⁾。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初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此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因此修撰既修实录又修国史。绍兴“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此后修撰又成为实录院的专官。乾道“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修撰的地位，《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一一》“奉禄制上”有所记载：“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已上，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自判三馆、秘书监、两制、两省带修撰，五千。郎中以下带修撰者三千。直馆阁，校理，史馆检讨，校勘，各三千。直龙图阁，审刑院详议官，国子监书库官，五千。自修撰已上又有职钱五千，校勘已上三千。”

同修撰。仅次于修撰，一般属于实录院系统的史官，与国史院系统的同修国史地位对等。据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九年，修《徽宗实录》时，“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庆元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为额”。同修撰责无旁贷地要参与修纂历朝实录。英宗时，“宋敏求、韩维同修撰《仁宗实录》”⁽⁷⁹⁾。南宋高宗时，修《徽宗实录》。周麟之“拜中书舍人，兼实录院同修撰，直学士院，上《徽宗实录》，兼同修《国史》”⁽⁸⁰⁾。南宋时，一度置权同修撰。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参与《徽宗实录》的修纂。⁽⁸¹⁾陆游也以权同修撰的身份，修纂《孝宗实录》与《光宗实录》：“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⁸²⁾。

检讨。宋初编修院史馆置有检讨，“无常员”，“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主要职责是“搜阅校对”⁽⁸³⁾。据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引《玉海》曰：“(太宗)淳化二年十月，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三年十二月，以王著为史馆祇候，俾刊正《切韵》”。元丰改制后，在秘书省分别置国史、实录院修纂正史与实录，检讨成为实录院的官职，与国史院的编修地位对等：“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余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⁸⁴⁾南宋在秘书省复建史馆后，“选本省官兼检讨”，修纂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⁸⁵⁾。李攸在《宋朝事实》卷九《官职》中说：“绍兴……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由于“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故检讨既与修实录也参修国史。绍兴九年，修《徽宗实录》时，“诏以实录院为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余官充检讨，无定员”。此后国史与实录院交替设置，检讨便成了实录院的官名，而与国史院的编修对等。乾道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庆元六年，为修纂《孝宗实录》，“诏实录院……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可以他官兼任。庆元六年，萧逵由国子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遂为学官之选”⁽⁸⁶⁾。南宋曾临时置权检讨一职。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载：“绍兴二十有一年……五月庚子朔，右宣教郎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实录院检讨官周紫芝知兴国军。(紫芝不知何时权实讨，非进士出身人为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又《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五《制作》载：“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锡自起居郎兼检讨官，除权侍郎，当升带，而员数已溢，乃降旨权以检讨官系衔，候有阙日升带。从官为史讨，自此始。”

直馆。也称直史馆，地位在修撰之下。宋史馆以朝官元修撰，以京官以上充直馆。据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称：“直馆以京朝官充。”《玉海》载：“国初之制，修撰、直馆分季纂日历，其后止修撰判馆撰次。太平兴国中，直史馆赵邻几、吕蒙正、范杲皆预修撰。”⁽⁸⁷⁾《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也介绍了直馆的情况：“直馆……无常员。……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南宋时也置有直馆一职。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直史馆也曾与修宋朝实录，如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宋白便以直史馆的身份参与修纂初修本《宋太祖实录》。

检阅。检阅掌点校书籍，不常置。据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载：“又有检阅、编修之名，不常置。”检阅可能就是检阅文字。北宋司马康曾受任为《资治通鉴》检阅文字，“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⁸⁸⁾。南宋高宗时，检阅仍是史馆官职。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绍兴十八年，诏置修国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举修敕令。天圣、庆历、嘉祐、熙宁编叙，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举，详定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史馆。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以布衣充检阅，可见该职地位在当时并不重要。《麟台故事》的作者程俱，曾做过检阅官，他称自己“初以编修国朝《会要》检阅官，节寓馆下”⁽⁸⁹⁾。理宗时，重修《孝宗实录》，高斯得也做过检阅文字和史馆检阅。据《续通志》卷四〇一载，绍定四年，李心传在成都负责修《国朝会要》时，将高斯得“辟为检阅文字”。端平二年，“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景定五年，度宗继位，继续修纂《理宗实录》。当时的修纂人员黄震便是史馆检阅。据《宋史》卷四三八载：黄震“擢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他于咸淳四年写了一篇《第五任史馆检阅缴申慈湖寿张行实状》的奏疏，⁽⁹⁰⁾从中可见他是当时的第五任史馆检阅。

编修。编修官在宋初依据修史与否而置废。据程俱前文称又有“编修之名，不常置”。正如《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所载：“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元丰改制后，置国史或实录院，修国史时，以“庶官为编修官”，编修官成为国史院系统的史官之名，与实录院系统的检讨官地位对等。编修官还专门负责修纂《日历》。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介绍秘书省官制时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南宋时，恢复元丰之制，国史院与实录院交替置换，因此编修成为国史院系统的官名，与实录院系统的检讨对等。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二十八年，实录修成后，例置国史院，诏修三朝《正史》，以宰臣监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次年，诏国史院置“编修官二员”。乾道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诏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三员”。

校勘。校勘的地位，较检讨要低，从以下几条记载中，可以推测出来。《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载：“门祗候、内供奉官至殿直，京官编修、校勘，止给公服。”同上书卷一五六《选举志二》：“景定二年，胄子牒试员：……卿监、郎官、秘书省官、四总领小功以上亲增作二十人，寺监丞簿、学官、二令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五人，六院、四辖、省部门、史馆校勘、检阅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人。”《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一一》“奉禄制上”载：“中书、枢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已上，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自判三馆、秘书监、两制、两省带修撰，五千。郎中以下带修撰者三千。直馆阁，校理，史馆检讨，校勘，各三千。直龙图阁，审刑院详议官，国子监书库官，五千。自修撰已上又有职钱五千，校勘已上三千。”校勘一职，宋初已设。宋初置昭文、史馆、集贤院三馆，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建成崇文院，将三馆书库迁入其中，并置校勘等官，据《宋史·职官志四》载：“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三馆、秘阁、崇文院各置贴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谓之馆职。”《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载：“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这表明校勘是对文本进行勘对，以纠正其错字的官员。南宋时，在秘书省复建史馆后，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⁹¹⁾。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校勘无定员”。此时由于“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因此校勘既修实录又修国史。绍兴十八年，诏置修国史院，为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以及编纂天圣、庆历、嘉祐、熙宁诸朝敕令，特置“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⁹²⁾。另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光宗绍熙二年，馆职缺人，皇帝令召试二员，并要求谨加审择，取学问议论平正之人。于是除秘书少监和秘书丞外，馆职一般只选任二员。陈傅良上言：“请以右文秘阁修撰并旧馆阁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结果“时论韪之”，“不果行”。

校正。地位又低于校勘。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绍兴十八年，置修国史院，为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设置了一系列官职，列于末后的“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校正的职责，可能在于校对错误并加改正，与校勘相似。据《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载，熙宁八年，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此处校正工作，可能便是校正的责任之一。

编校。与校正官地位相似。宋初有从事编校工作的官员，但当初编校并非官名。如仁宗嘉祐中，“择名士编校昭文书籍，(孙)觉首预选，进馆阁校勘”⁽⁹³⁾。另据《续通志》卷三四三载：“曾巩……嘉祐二年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到南宋时，始于国史院下置编校官。据《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载：绍兴十八年，在国史院下面设置诸官，“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编校官的职责，便是编校文字，对文字进行校正和编整。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集部一八》有关《古梅吟稿》的提要称：“宋吴龙翰撰。龙翰，字式贤，歙县人。(度宗)咸淳中贡于乡，以荐授编校国史院、实录院文字。”

判馆事。宋朝在史馆的修撰中以官阶高的一人判馆事。程俱《麟台故事》卷四《官联》载：“掌修国史、日历及典图籍之事判馆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玉海》称：国初之制，修撰直馆分季纂日历，其后止修撰判馆撰次。太平兴国中，直史馆赵邻几、吕蒙正、范杲皆预修撰。”此外，李穆在太平兴国三年也“加史馆修撰，判馆事，面赐金紫”，次年拜中书舍人后预修《太祖实录》⁽⁹⁴⁾。《宋史》二六四载，卢多逊于太祖乾德六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又卷二六九载，王著于乾德二年，“复知制诰。数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三年，就转户部郎中”。说明判馆事与户部郎中地位相等。

点检文字。南宋所置国史院与实录院下面的低级官职。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嘉泰二年，“国史与实录院并置”，“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设有“点检文字一人”，它与书库官和楷书等吏地位相当。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进孝宗、光宗两朝御集、《宁宗实录》及《理宗玉牒日历》时，进呈礼仪中便提到了点检文字一职。据《宋史》卷一一四《礼志一七》载：“其日……皇帝服靴袍出宫，殿下鸣鞭，禁卫、诸班直、亲从等并入内省执骨朵使臣，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点检文字以下并腰舆下人，并迎驾。”

书库官。顾名思义，是管理书库的官员。宋初修史机构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便设有书库官。据《麟台故事》卷四引《国史》、《会要》云：“昭文馆……四库书直官一人……书库官四人。”可见书库官与四库书直官不同。崇宁中，“以元丰法参立孔目官等品、从条：昭文馆孔目官、书库官、头名守当官、史馆孔目官、四库书直官、表奏官、上二名书库官、集贤院孔目官、书库官，为流外从九品。”南宋时修史机构——国史实录院也置有书库官。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嘉泰二年，国史与实录院并置，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除点检文字和楷书官吏外，还设有“书库官八人”。《宋史·职官志四》载：“中兴分案四：曰经籍，曰祝版，曰知杂，曰太史。吏额：都、副孔目官二人，四库书直官二人，表奏官、书库官各一人，守当官二人，正名楷书五人，守阙一人，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监门官一人以武臣充，专知官一人。”

楷书。顾名思义，主要是指因书法好而留馆抄写史籍的低级官吏。据《麟台故事》卷四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另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实理五选，候年满日授外官，勒留遇恩重与迁转，永不出外官。时朝旨以修日历多涉机秘之事故也。”又引《国史》、《会要》云：“楷书十三人，大中祥符中，又置写《日历》楷书二人……秘阁典书三人，楷书七人，写御书十人，装裁匠十二人，秘书省书令史一人，楷书六人。”⁽⁹⁵⁾又据《麟台故事后序》称，程俱曾“请置孔目官一人，楷书吏十有二人”，结果“制可”，即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嘉泰二年，国史与实录院并置时，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其时设有“楷书四人”。《宋史·职官志四》载：“中兴分案四：曰经籍，曰祝版，曰知杂，曰太史”。吏额中有“正名楷书五人”。

当编修院废入史馆，而史馆及崇文院、日历所隶属于秘书省后，秘书省便具有修史职能，程俱认为《周礼》中的外史、太史、左史、右史之职“今秘书省实兼有之”。对秘书省的性质，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秘书省基本上属于修史机构，其官员则为史官：“汉魏以降，名称不一，要为史官，故唐龙朔中以秘书监为太史，少监为兰台侍郎。”⁽⁹⁶⁾因此，在宋代的秘书省，设置的官吏多与修史有关，如秘书监、少监、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佐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

秘书监。秘书监是秘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由于修史机构并入秘书省，因此秘书监便也负有掌领修史之责。据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秘书省设有秘书监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徽宗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秘书监“依元丰旧制”不变，仍为一人。南宋建立之初，“制作未遑”，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为额，统领监事。由于“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因此秘书监负责“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程俱《麟台故事后序》载，绍兴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范宗尹、参知政事张守等上言恢复秘书省，谓“宜量复馆职，以待天下之士”。高宗制曰：“其复秘书省，置监若少监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应行，除官到条具上尚书省。”⁽⁹⁷⁾

秘书少监。秘书省少监职在辅佐秘书监“掌古今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时，少监“依元丰旧制”也是一人。绍兴元年复置秘书省后，“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为额，统领秘书省，也就是说有时不置秘书监，而以少监统领，其中也包括负责史馆的修史之任。据程俱《麟台故事后序》载，绍兴元年二月丞相范宗尹等请复秘书监，帝制可，接着便于三月甲辰诏“程俱试秘书少监”，程俱甚感荣幸和惶恐，称“臣愚无似，初以编修国朝《会要》检阅官，节寓馆下，又再佐著作，今兹修废官以举令典，又以人之首被久虚之选，踧踖惧不称，受职之始，按求简牍，皆无有。窃念惟昔，三入秘书省，皆以薄技隶太史氏，颇记祖宗三馆故事，与耳目所见闻，老吏奔散死亡之余，亦尚有存者，或取故牍煨烬泥涂中，参考裁定，条上尚书”。于是撰成《麟台故事》一书⁽⁹⁸⁾。绍兴十三年冬，“新(秘书)省成，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举官，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熺，令掌求遗书，仍铸印以赐”。淳熙二年，“少监并置，皆前所未有”⁽⁹⁹⁾。

秘书丞。秘书丞职在辅佐秘书监和少监，参领“古今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张齐贤做过秘书丞，“会太宗征太原，齐贤上谒，迁秘书丞，命知忻州，明年以为著作郎，直史馆，改左拾遗”⁽¹⁰⁰⁾。叶清臣(字道卿，苏州人)曾于“天禧初，用寇准荐，复召为校勘，迁秘书丞、集贤校理”⁽¹⁰¹⁾。王安石之弟王安礼曾担任秘书丞一职。王安石与吕惠卿交恶后，“吕惠卿言安石弟秘书丞、直集贤院王安礼任馆职，日狎游无度。于是安礼乞出，即从之，差知润州”⁽¹⁰²⁾。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秘书“丞依元丰旧制”，仍为一人。绍兴元年置秘书丞一员，此后相延不替⁽¹⁰³⁾。

著作郎。秘书省置著作郎，初为一人，后多有变动，有时为四人，有时又为二人，负责修纂《日历》。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著作郎一人……掌修纂《日历》。”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时，“著作郎以四员为额”。绍兴元年著作郎以“二员为额”。绍兴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置著作郎”二人。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但身为秘书省官员，著作郎不可能只修《日历》不修《实录》。据《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六》载，黄庭坚在哲宗继位后，“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可见，他在升为著作佐郎后，还没有离开《神宗实录》的修纂。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修《神宗实录》时首批任命“左司郎中兼著作郎林希、右司郎中兼著作郎曾肇并为检讨官”⁽¹⁰⁴⁾。元祐中，《神宗实录》朱墨本二百卷，是“著作郎成都范祖禹淳甫、豫章黄庭坚鲁直”等人所撰⁽¹⁰⁵⁾。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卷二一载：绍兴七年五月乙丑朝廷曾“用著作郎永康何抡刊正(《神宗实录》)讹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载：绍兴七年七月时，张嵲曾任“秘书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参与重修《哲宗实录》，胡珵于“绍兴初召试馆职，复除正字，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参与三修《神宗实录》和重修《哲宗实录》⁽¹⁰⁶⁾。李焘之子李垕“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可见，著作郎要么直接参与修纂实录，要么兼任史馆史职如检讨、校勘等，预修《实录》和其他史书。

著作佐郎。与著作郎一起掌《日历》修纂之事。《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根据“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的记载，则知著作郎与佐郎负责指挥编修官修纂《日历》。绍兴元年复置秘书省时，仍设著作佐郎一员。绍兴五年时，似乎以佐秘书郎取代了著作佐郎。然而，著作佐郎也常兼史职官职，修纂《实录》等官史。如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朝廷任命“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实录》院检讨官”⁽¹⁰⁷⁾。《史传三编》卷三三干脆直接称“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元祐四年正月，“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充修《神宗皇帝实录》检讨官”⁽¹⁰⁸⁾。刘弇在徽宗即位后，“改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南宋时，著作佐郎亦预史事。据《宋史》卷四〇九载：“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

秘书郎。秘书郎初设二人，负责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和秘阁的图籍。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南宋时不复设，但设“四库书官二人”以代之。所掌史馆图籍，为修史提供了资料和史籍。秘书郎常兼史职，参与修纂实录。如吕祖谦“除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修撰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¹⁰⁹⁾。赵汝腾“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¹¹⁰⁾，预修《宁宗实录》。

佐秘书郎。据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知，佐秘书郎是绍兴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时所置，员额为二人，可能是取代著作佐郎的：“置著作郎、佐秘书郎各二人”。但其职责所载不明。

校书郎。校书郎是秘书监下属官员，掌校雠典籍。《宋朝事实》卷九载：“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规定“校书郎二员”。南宋绍兴元年复置秘书省，置校书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¹¹¹⁾程俱《麟台故事后序》记下了置校书郎的经过：绍兴元年二月，丞相范宗尹等请复秘书省，制曰：“其复秘书省，置……校书郎、正字各二人。”此后“校书郎、正字又杂以祖宗之制，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¹¹²⁾。绍兴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时，置“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绍兴十三年冬，“新省成”，“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校书郎、正字充”⁽¹¹³⁾。校书郎在修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图书资料。

正字。正字常排名校书郎之后，所掌职责似乎相当。据《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原寓崇文院的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秘阁，划归秘书省后，需要置官管理，于是置校书郎四人及“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宋史·职官志四》载：“元祐初，……又立试中人馆职法，选人除正字。”⁽¹¹⁴⁾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正字四员”，有所增加。南宋绍兴元年复置秘书省，置“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¹¹⁵⁾。据程俱《麟台故事后序》载：绍兴元年，因丞相范宗尹等人之请，高宗诏令恢复秘书省，置官有“校书郎、正字各二人”“校书郎、正字又杂以祖宗之制，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¹¹⁶⁾。《宋朝事实》卷九《官职》载：绍兴五年，仿唐制，“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绍兴十三年，新秘书省建成，“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校书郎、正字充”。孝宗乾道九年，置“正字至六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载，绍兴七年七月，有诏刊修神宗《新录》讹谬，当时便有李弥正为“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参与其事。对正字一职的源流，《文献通考》卷五六《职官考十》有较详记载：“秘书正字，……宋初为寄禄官(后改承务郎)，元丰后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以其职隶于长、贰。元祐初，立试中人除馆职法，选人正字，京官除校书郎。建炎初罢，绍兴复置，必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北齐秘书省便有正字官，隋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资轻重与校书郎同。在修史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尽量无讹误的图书资料。

孔目。是宋代“州及部分中央机构最高级吏人。有时设都孔目官为其首，总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¹¹⁷⁾。那么史馆中的孔目，主要负责账目等事务的管理。《宋史·职官志四》载：宋初，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此外又有“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麟台故事》卷四引《国史》、《会要》云：“昭文馆孔目官一人……大中祥符中，又置……集贤院孔目官一人。”崇宁中，“以元丰法参立孔目官等品、从条：昭文馆孔目官、书库官头名，守当官、史馆孔目官、四库书直官、表奏官、上二名书库官、集贤院孔目官、书库官，为流外从九品。”绍兴元年三月因秘书省恢复后的首任秘书少监程俱之请，高宗同意“置孔目官一人”⁽¹¹⁸⁾。《宋史·职官志四》载，秘书省的四案中便置有“都、副孔目官二人”。看来，南宋在秘书省设置的孔目官还有都孔目官和副孔目官之分。

典领、管勾修史内官。除上述修纂官职外，宋代还以宦官典领《实录》修纂。据《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载，刘承规在太宗即位后，超拜北作坊副使。咸平中，“朱昂、杜镐编次馆阁书籍，钱若水修祖、宗《实录》，其后修《册府元龟》、《国史》及编著雠校之事，承规悉典领之。”仁宗朝修《真宗实录》时，还有“管勾内臣周文质、刘崇超赏”的记载。⁽¹¹⁹⁾

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也是宦官担任的史院官职。南宋绍兴二十九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省官充”。但究竟这些宦官具体做了些什么事，则史付阙如。

实录院官员除负责修纂实录等史书外，还可以建言其他政事，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载：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甲申，秘书省校书郎黄中、正字叶谦亨并兼实录院检讨官，次日，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叶谦亨“面对”高宗，便进言科举之制：“陛下留意场屋之制，规矩一新，然臣犹有虑者。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摒弃。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可以为学矣，又何拘乎？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弊，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乙酉，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汪澈行校书郎，与其他官员上言：“蜀中累次裕民，有减额有放欠，昨萧振等所奏惟及减额而已，未及放欠也。盖蜀中州县以前多有虚额，积年那兑，借实补虚，以至今日遂成漏底。乞自今年为首，据实理赡军钱物，充当年分窠名起发。”事下户部，不果行。⁽¹²⁰⁾理宗淳祐十二年，国史实录院校勘汤汉，以大水应诏上奏。⁽¹²¹⁾所论均非史事，足见实录院官员还承担了广泛的社会责任。

三、辽金元实录修纂机构

契丹建立的辽朝政权在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实现了汉化，包括推行宋朝的修史制度，设国史院以修纂《辽实录》。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载：“国史院：辽南面国史院，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修撰、修国史等官。”清代史臣谨按：“《帝纪》：太宗会同四年，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汗事迹。圣宗统和八年，北府宰相室昉进所撰《实录》二十卷。帝诏凡已奏事，附日历，细事不书。兴宗重熙中，命耶律古裕、萧罕嘉努等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道宗太康初，进上之。清宁五年，耶律孟简疏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赫、噜乌哲、休格三人行事以进。遂命置局编修，皆辽史之可考者。至于道宗初，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之，则大失记言记动之意矣。”

金朝史官制度以及《实录》修纂制度，都是模仿宋朝建立的。其实录修纂机构叫“国史院”。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载：“金国史院有监修国史，掌修国史事，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同修国史二人(女直、汉人各一人。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人，罢契丹同修国史)，编修官八人(女直、汉人各四人。明昌元年，罢契丹编修三人，添女直一人)，检阅官，又修《辽史》刊修官一人，编修官三人。国史院先尝以谏官兼其职，明昌元年，诏谏官不得兼，恐以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据《金史·章宗纪》载，章宗诏修《世宗实录》，明昌四年八月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¹²²⁾。当然也有称“史馆”的，如《金史·张行信传》即载：“史馆修《章宗实录》……”这种称呼可能是国史院的俗称。金朝在修纂实录时，还曾实行过女直、汉人双负责制。修《章宗实录》时，“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1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¹²³⁾这里参与修纂的官员并非一般的史官，而是尚书左丞和参知政事。这是金朝修史制度的特色。

金朝国史院设置的官职有监修国史、修撰、同修国史、兼修国史等。还在国子监下另设实录抄写官。

监修国史。金朝史院也设有监修国史，由宰相兼领，掌修国史事。完颜勖“拜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如故。(皇统)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¹²⁴⁾。世宗时宰相纥石烈良弼任“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进《太宗实录》。⁽¹²⁵⁾大定二十年，完颜守道任左丞相、监修国史时，“修《熙宗实录》成”⁽¹²⁶⁾。据《金史·完颜匡传》载，完颜匡曾“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

修撰。国史院设有修撰，可能即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如世宗时修《睿宗实录》，便有“修撰温迪罕缔达”。

同修国史。曾经设女直、汉人各一人。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人，罢契丹同修国史。金世宗大定七年《太宗实录》修成时，曾赐“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冲渊以下”钱物。⁽¹²⁷⁾郑子聃也曾“改吏部侍郎，同修国史”。

兼修国史。系以他官兼修国史和实录。世宗大定年间修《海陵实录》时，曾任命“左谏议大夫兼直学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国史，直学士如故，迁侍讲”。郑子聃“兼修国史”“以史事专责之”，因为“知其详无如子聃者”⁽¹²⁸⁾。

编修官。原设八人，女直、汉人各四人。明昌元年，罢契丹编修三人，添女直一人。

此外，还设有检阅官和修辽史刊修官。

金还于国子监下设誊抄《实录》的书写官。《金史》卷五六《百官二·国子监》：“国子校勘，从八品，掌校勘文字；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¹²⁹⁾

元朝实录的修纂机构是翰林国史院，省称国史院，俗称史馆。元末苏天爵称“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这里的史馆可能便是俗称。翰林国史院是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的。据《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四六《理宗纪》载：“景定……五年……九月壬申朔，蒙古立翰林国史院。”景定五年即至元元年。设国史院修纂《实录》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王鹗首先倡议的：“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世祖“从之。始立翰林国史院”⁽¹³⁰⁾。据《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载，大德七年十月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可见元朝修史机构正是翰林国史院。元朝对国史翰林院十分重视，据载，“皇庆元年，帝谓省臣曰：‘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其任尤重。盖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是万世公论。’于是升翰林兼国史院为从一品。”⁽¹³¹⁾

元翰林国史院的史臣以翰林兼任。据《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曰：“元国史院以翰林兼之。中统三年，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至元元年，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起馆舍，给俸以赡之。”这里所称的“国史院”，显然是翰林国史院的简称。当初王鹗议立翰林国史院后，“遂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¹³²⁾。据《元史》卷一七〇《王利用传》载，中统年间，左丞相耶律铸和翰林直学士王利用曾“同修《实录》”。《元太宗实录》的修纂者和进呈者是“大司徒色勒敏、翰林学士承旨乌噜克岱”⁽¹³³⁾。可见，翰林直学士和翰林学士承旨等翰林院官员，兼任翰林国史院的史官，纂修实录。《元成宗实录》的修纂者，皆为翰林院官员。如程钜夫“留为翰林学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实录》”⁽¹³⁴⁾；邓文原“(大德)九年，升修撰”，“至大元年，复为(翰林国史院)修撰，预修《成宗实录》”⁽¹³⁵⁾；元明善“改翰林待制，与修成宗、顺宗《实录》，升翰林直学士”⁽¹³⁶⁾；贡奎“迁应奉翰林文字，纂修《成宗实录》”⁽¹³⁷⁾。

元代翰林国史院也像以前诸朝一样，由宰相兼任监修国史，掌管修史事。《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载：“(至元三十一年六月)甲辰，诏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以鄂勒哲监修国史。”《仁宗实录》的监修国史是拜珠，据《续通志》卷四八八《拜珠传》载“进右丞相，监修国史”，修《仁宗实录》。

元代由翰林国史院修纂实录的制度，对明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过，明代没有在翰林院设国史院，而是设立史馆以纂修实录。

四、明代史馆

明代实录的修纂机构是翰林院史馆。有学者称明代有实录馆，⁽¹³⁸⁾不确。明代实录修纂机构一直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作一考证。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诏书起草、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¹³⁹⁾。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¹⁴⁰⁾。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¹⁴¹⁾。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¹⁴²⁾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¹⁴³⁾。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¹⁴⁴⁾。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暧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斯衙，“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¹⁴⁵⁾。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¹⁴⁶⁾，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按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¹⁴⁷⁾。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桥，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¹⁴⁸⁾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¹⁴⁹⁾。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¹⁵⁰⁾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¹⁵¹⁾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¹⁵²⁾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¹⁵³⁾。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¹⁵⁴⁾距内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副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¹⁵⁵⁾《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多数情况下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¹⁵⁶⁾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帝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¹⁵⁷⁾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¹⁵⁸⁾。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馆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修纂任务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¹⁵⁹⁾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紫禁城之外。⁽¹⁶⁰⁾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¹⁶¹⁾。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¹⁶²⁾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笔者注)”⁽¹⁶³⁾，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第五，明代史馆内实录修纂官员及分工情况。

史馆官员分为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稽考参对官、催纂官、誊录官、收掌文籍官等，其下则是裱褙匠、军校及办事吏等。这些修纂人员不是按史馆设置的，而是按修纂项目设置的，但大多数的修纂项目所配置的修纂人员都基本相同。

监修官。监修官的职掌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明代任命的监修官多为世袭侯伯勋戚武臣来看，监修官一般并不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即“不预秉笔”⁽¹⁶⁴⁾，而主要实施政治监督，以防出现忤犯和影射皇帝的现象。由于监修官在修纂业务上是外行，所以他们不得不与负责业务工作的总裁平分秋色，地位相等，这从修纂任务完成后的赏赐数额上可以得到证明。监修多是兼任，在史馆呆的时间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的监修，在身体不能胜任多项工作的情况下，才提出辞去他职，专任监修。如《世宗实录》的监修官、成国公朱希忠，兼掌后军都督府事，当他感到身体不适时便“引疾辞充府任”，于是穆宗同意他专门监修《世宗实录》。⁽¹⁶⁵⁾

总裁官。总裁官是史馆业务的总负责人，负责史书修纂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弃取、统一平衡副总裁送上来的史书成稿，加以“删润”。同时也负责馆内纂修人员任务的分配及监督。史馆一般设多位总裁官，首席总裁官多由内阁首辅兼任，第二总裁官由次辅担任，依此类推。首席总裁官负总责，其他总裁官则协助首席总裁官负责实录修纂的业务工作。由于总裁官日理万机，因此他们对史馆的纂修工作过问亦少，不过也有一些总裁官对史职认真负责。神宗初期，首辅张居正兼任《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总裁官时，自谓“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¹⁶⁶⁾，联系到他力主恢复起居注、推行“专任责成”的制度及对《实录》修纂事业的热心，他的这种自述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而另一些总裁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对史馆的日常工作十分热心，如“焦芳……既充《孝庙实录》总裁官，笔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丑诋，授意检讨段炅以快其忿”⁽¹⁶⁷⁾。

副总裁官。副总裁官协助总裁官处理史馆的修纂事务，参与总裁官讨论体例、删改和润饰。副总裁官向下直接管理纂修官，负责审订他们送来的稿子，向上则对总裁官负责，将自己审订的稿子送呈总裁官裁定。副总裁官一般由兼任翰林院学士或侍读、侍讲学士的六部尚书及左右侍郎担任。如《武宗实录》副总裁官吴一鹏，兼任的职务就是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世宗实录》第一副总裁官马自强则兼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他们的翰林院学士的身份，则反映出翰林院与史馆的特殊关系，而他们的部职则是由于内阁地位上升带动翰林院地位上升后的结果。这些副总裁官在史馆中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他们中有的人才是真正的史馆管理者，正如张居正所说的那样“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与总裁官不同，副总裁官中才有专职史官，专门负责史馆的修纂工作。副总裁官的实际负责人身份，使朝廷在简选时十分注重其修纂经验，据《宪宗实录》卷二一七记载：“上初即位，修《英庙实录》，以(吴)节尝预修《宣庙实录》，知典故，召为副总裁。”

纂修官。纂修官是史馆中直接动手修纂的主要力量。明代官修史籍就是由他们一笔一画编写而成的。他们从收掌文籍官手上查取史料，加以编排接续，附以赞语，或加以改写，间接引述。他们人员众多，每人负责一小部分的实录编修，纂成草稿，送交副总裁官“看详”审订。纂修官全是进士出身，擅写文章，颇具文才。他们多是翰林院的官员，如侍读学士、侍讲、编修、检讨等，不少属于专职史官。熹宗皇帝曾说过：“史官无他职，专以纂修为事。”纂修官的专业化，是史馆修纂任务得以完成的重大保证。除翰林院官员外，纂修官也有一部分是从别的衙门调来的，如光禄寺卿、国子监祭酒、春坊谕德及中允、六部低级属僚(主事、郎中)、鸿胪寺主簿乃至知县、知府、御史等等。他们一旦借调入史馆便专力纂修。有些纂修官原为他官，调入史馆时即授以史职，如修《英宗实录》时，就将南京翰林院侍读周洪谟调入史馆，并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官的地位仅次于监修和正副总裁官，比稽考参对、催纂和收掌文籍官都要高。从每部实录所附的《修纂官》的排名以及史书修成后的赏赐中可以得到印证。纂修官人员设置在史馆中比例很大，常居一二位，与誊录官分庭抗礼。

稽考参对。稽考参对顾名思义是核对史料考其真伪正误的官员，他们一般不直接编写史籍，而主要考订文献，为纂修官提供正确的资料。稽考参对一般是由翰林院官员担任，多为编修和检讨，较少使用兼职，如《宣宗实录》的6个稽考参对官中，有5个是翰林院编修，1个是翰林院检讨，说明稽考参对的专业性很强。稽考参对人员不多，一般为6～7名，像《世宗实录》这样的大部头实录，也只用了12名。稽考参对官虽然重要，但有时并不设置，而以修纂官等兼任。稽考参对官的地位，一般比纂修官要低，排名均在纂修官之后。但它与催纂官的排名则时前时后，不分仲伯。从赏赐数额看，明初稽考参对地位较低，明中叶以后地位有所上升。

校正。校正官是专门校正修纂官所成稿子的内容错误和字句讹误的，也校正誊录官抄写好的稿子的内容及字句错误。它与稽考参对的区别在于，稽考参对考订改正史籍成书以前的史料的错误，而校正则改正史籍成书以后的稿子中的错误。校正不常设，有时则以纂修官兼任。成化间史馆修纂《宋元通鉴纲目》，“虽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则各尽所见，至凡大疑似大关涉，必相质议，众加考订”⁽¹⁶⁸⁾。校正人员的遴选是十分慎重的，“《英庙实录》稿初成，总裁诸先生揭公会簿，议择数老成者检阅校正之，与者皆以朱笔点其名”⁽¹⁶⁹⁾。

催纂。催纂顾名思义就是催促各官加快修纂进度，提高修纂质量。催纂并不动笔编写，而只是游动于史馆，督促史官编纂，因此他们多不由翰林院史官担任，而由院外史官充任。如《宣宗实录》共两位催纂官，一位是行在礼部主事潘勤，一位是登仕佐郎司经局正字沈寅，均不是翰林院官员。自《宪宗实录》始，史馆在修实录时“专用制敕房、诰敕房官”⁽¹⁷⁰⁾，表明内阁对史馆控制的加强。催纂官人员设置很少，一般只有2～4名。

誊录官。誊录就是将纂修官编纂好了的稿子誊写清楚的官员。由于誊录工作量很大，因此誊录官数量很多，常常超过了纂修官的人数。誊录分正本誊录、副本誊录和录稿(即誊稿，所誊之稿当为部分比较凌乱的底稿)，其所获赏赐由高到低依次减少⁽¹⁷¹⁾。有时候还从“各馆誊录官选取勤谨善书者二员，专誊秘密文字”⁽¹⁷²⁾。誊录官的人选不拘一格，它最特殊的要求就是书写端正。从翰林院修撰、编修到春坊中允、礼部郎中，从大理寺寺正、评事到秀才、监生，只要书法卓越，均可以选入史馆作誊录官。内阁制敕房和诰敕房的“两房中书”，“本供缮写”，故也常于史馆誊录缮写。据《太宗实录》卷二〇八载，太宗时还用“楷书生员预修《永乐大典》”，其工作显然是誊录稿子。

收掌文籍官。也常称为“收掌一应文籍官”，它是史馆中管理修纂重要典籍如《实录》所用的参考书、史料、文件档册之类的图籍以及《实录》等典籍未就稿的官员。收掌一应文籍官人员设置不多，一般只有两三名。收掌史馆的一应文籍起初径由“翰林院典籍”承担，后来则由翰林院官员与院外官员共同执掌。如修《宣宗实录》时，便由一位翰林院修撰、一位大理寺左寺副、一位中书舍人任收掌文籍官。其目的还在于相互监督，以确保文件档册的不被泄密。收掌文籍官在史馆的正式修纂人员中地位最低。

以上是史馆中正规的修纂人员，除此之外，史馆还有一种地位颇低的勤务人员，如办事吏、裱褙匠和校尉等。

办事吏。是在史馆跑腿打杂的低级吏员，在史馆的十个馆中穿梭其间，递送材料公文，对外则办理日常供给之事。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中所说，“办事吏专管文册及朝夕启闭、馆常川供事”。宣宗朝在议叙太宗、仁宗两朝《实录》修纂者恩赏时，曾赏赐办事吏翁选等钞各二十锭。一般的办事吏还可以授职，如《武宗实录》修完后，“办事吏各授职有差”⁽¹⁷³⁾。

校尉。是从军队中抽调入史馆办事的军人，负责史馆守卫、盘查来往行人并协同办事吏买办。遇有急事，他们随时被叫去处理，故与办事吏的职责有时并无区别。

裱褙匠。是负责《实录》装订及装裱封面封底的工匠，他们的专业性强，一般不从事买办跑腿差事。宣宗时，“裱背等匠十人亦各赐钞二十锭”⁽¹⁷⁴⁾，表明他们与办事吏、校尉等一样，都是史馆中最下层的工作人员。

由上可见，明代史馆的修纂人员是相当齐备的，全体史馆人员都在监修和总裁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职责，共同修纂着一部部的官修史书。

五、清代实录馆

关于清代实录馆，王清政曾撰文研究。⁽¹⁷⁵⁾清朝与明代只设史馆一家不同，而是因纂修书籍的对象不同而开设不同名目的修纂机构。这些修纂机构遍布紫禁城内外，分为：常开之馆，如国史馆；特开之馆，如方略馆，一统志馆；例开之馆，如玉牒馆、实录馆。清代实录馆属于非常设机构，故《清会典》、《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史稿》皆语焉不详。但实际上，清代实录馆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清初实录纂修，由内国史院兼办。据《清太宗实录》卷二八载，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职掌是“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

至顺治九年纂修《太宗实录》，始于内国史院下设实录馆。所设官职与后世大致相同，部分官职略有增减。实录馆为例开之馆，即每当先皇崩逝，继任君主便按例开馆纂修先帝实录，书成闭馆，周而复始。内国史馆下辖实录馆的历史于康熙九年机构调整时结束。而后实录馆正式改属内阁，实录馆行文自称“内阁实录馆”⁽¹⁷⁶⁾。此后未再变更。清代实录馆虽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一直没有自己的印信，行文借用内阁典籍厅关防。

与明代修史固定在左右顺门史馆不同，清朝由于修书太多且繁，因此很多史籍纂修没有固定场所，实录也是如此，往往须皇帝钦定地点，但由于事涉皇帝机密，实录馆都设于紫禁城内。嘉庆四年纂修《高宗实录》时，便谕内阁曰：“现在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宜择洁净处所，敬谨纂办。且在事承办大小官员，人数众多，更须地方宽敞。因思清字经馆，朕在藩邸时曾至其地，颇为整齐静肃。所有姞译经典，现已竣事，着将该处作为实录馆，并将清字经馆后屋40余间，一并归入。俾纂办之地，益得宽展。其原存经板，令该管官酌量移贮。至将来朕出入西华门时，在馆总裁各官，毋庸照清字经馆之例，排班站立。”⁽¹⁷⁷⁾从最后一句看来，实录馆的地位远远高于清字经馆等机构。嘉庆二十五年纂修《仁宗实录》，宣宗命将会典馆东西两间房装修后作为实录馆，将会典馆移往棉花胡同⁽¹⁷⁸⁾。实录馆由于所修实录卷帙越来越大，任务日益繁重，因此不得不大量增加编纂人员，导致房间和场所不够使用，只好在别处借房办公，造成实录馆分散数处，不甚方便。道光元年十月，实录馆以房间不敷使用，请求借用传心殿后房8间，并东夹道房10间作为满汉校对书籍之所。但因“该二处离馆较远，稽查难周”，只好又请求添设额外收掌官4员，在二处照应值宿⁽¹⁷⁹⁾。

清代实录馆无固定官员，但开馆后由皇帝选用亲信大臣兼任监修总裁官、正副总裁官。其他修纂人员则由实录馆会同有关衙门行文选取。

监修总裁官。康熙时修《世祖实录》始设，从此成为实录馆最高负责人，由内阁大学士兼任，例设一人。监修总裁官向实录馆传达皇帝谕旨，审定各项规章制度和纂修计划，审定实录稿本、正本，向皇帝汇报实录馆的工作情况。“故事，监修官不与编纂”⁽¹⁸⁰⁾，因为宰相“总裁史馆书局凡十有余处”⁽¹⁸¹⁾，所以无力事事参与。

正副总裁官。总裁官由六部尚书或协办大学士等充任，副总裁官由侍郎或翰林院掌院学士、詹事府詹事领任⁽¹⁸²⁾。正副总裁官主要职能是制订实录馆章程和实录体例。如“前工部尚书赠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从前开馆之时，一切章程体例，皆出其手”⁽¹⁸³⁾。同时还审阅实录稿本、正本，督促在馆人员纂修事务。正副总裁官由于原衙公务繁重，与监修总裁官一样，无暇莅馆管事，因此，自嘉庆朝纂修《高宗实录》始设专勘稿本总裁官一职，于正副总裁官中指定有纂修实录经验者充任，专司馆务，在实录完工前不再到原衙上班。如道光三十年十月，上谕内阁：“杜受田专司勘办，著毋赴刑部办事。”⁽¹⁸⁴⁾

总纂官。清朝前期实录馆无此职，嘉庆六年三月始设，由内阁学士吉伦、玉麟、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恩普、太常寺卿刘凤诰等担任⁽¹⁸⁵⁾。仁宗诏谕曰：“玉麟前派充实录馆纂修，均属妥协。今升任内阁学士，官职较大，未便令其仍充纂修官，著授为总纂官。遇有陈奏事例，并著列名在副总裁后。”⁽¹⁸⁶⁾可见，总纂官原是因为玉麟官职上升，在实录馆内不便再担任级别较低的纂修官，于是因人设事，特设此职。此后渐成实录馆中的一种官职，但不再具体担任纂修事务，专事实录馆的管理。总纂官为纂修官之首，初置时地位较高，后因提调官地位提高，咸丰时已降于提调官之下。

提调官。提调官设置较早，在雍正时所设圣祖实录馆中首见其名：“监修总载官及纂修、提调、收掌、翻译、誊录等员，与执事人等”⁽¹⁸⁷⁾。初置时，位列纂修官之下，其后地位不断上升，仁宗时已居于总纂官之上，宣宗时仅次于副总裁，在馆内享有很高权威，尊为“提宪”，负责实录馆的日常工作管理，凡馆内人员的调拨，纂修工作的督促，人事、经费、财务诸事，均由其主理，时有“总其成于监修，专其职于提调”⁽¹⁸⁸⁾之说。提调官数量、人员由实录馆视馆务自定。嘉庆四年纂修《高宗实录》时“拟定满、蒙、汉提调各一员”⁽¹⁸⁹⁾。

清文总校官、总校官、校对官。清代实录各种版本的校勘工作，原由纂修官兼任，如《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载：“《世祖章皇帝实录》告成，量留纂修等官详加校对。”⁽¹⁹⁰⁾。但后来分工日细，仁宗时始设校对官。校对官主要来自低级官吏。高宗实录馆曾行文各衙：“本馆恭修《高宗纯皇帝实录》，需用汉文核对缺员，行文各衙门于满汉举人、思拔副贡生出身之小京官笔帖式，择其文理较优，谙练详慎者咨送。”⁽¹⁹¹⁾总校官为校对官之首，所有稿本经总校官签正后，再交送总裁审定。总校官始设于仁宗(嘉庆)，额设一人，位于提调官之上，总纂官之下，道光(宣宗)间仁宗实录馆裁撤，咸丰(文宗)朝宣宗实录馆复设，位于提调官之下，纂修官之上，以后遂为定制。清文总校官出现较晚，光绪(德宗)朝穆宗实录馆始设，位于汉、蒙文总校官之上，专门负责满文(即所谓清文)实录的校对。

纂修官、协修官、效力纂修官。纂修官是实录撰修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自翰林院和詹事府：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充纂修官”⁽¹⁹²⁾；詹事府“少詹事、坊局官例得请派充纂修官”⁽¹⁹³⁾。此外，实录馆还从其他衙门点选“存心忠厚，学问渊通”者入馆为纂修官。各衙署推荐人员，实录馆须逐人“会同吏部公议”决定是否录用⁽¹⁹⁴⁾。蒙古文、满文纂修官简选的条件是“翻译精熟”⁽¹⁹⁵⁾，因为他们并不参与纂写，“俟汉书纂成后方能起稿”⁽¹⁹⁶⁾，将汉文本实录译成蒙古文和满文。乾隆间世宗实录馆置满、蒙古纂修官各10员，汉纂修官20员。仁宗时高宗实录馆因之，但开馆后因纂修官不敷使用，奏请添设满、蒙古纂修官各10员，汉文修纂官八员，因汉纂修官已有20员，故新添之八员称为协修官。此后满、蒙也有协修官之设。协修官与纂修官的地位和从事的工作相同，但无数量上的限制，视纂修任务的繁简增减⁽¹⁹⁷⁾，有时协修官人数大大超过纂修官。如高宗实录馆先后共任命满文纂修官31人，而满文协修官竟多达102人。效力纂修官是受到降职处分暂时安排在实录馆里过渡的官员，如兵部书那彦成、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湖广总督百龄等人受处分后都曾在实录馆效力思过，不久都改任他职。他们在实录馆不领俸禄。⁽¹⁹⁸⁾

收掌官。明代称“收掌一应典籍官”。收掌官负责馆内所用书籍、资料的保管和收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实录馆的行文档，所有文件均有收掌官的签名。收掌官位于誊录之上纂修官之下。

誊录官。誊录官职责是抄录实录各种文本。誊录文字分为汉文誊录、满文誊录、蒙文誊录，由实录馆向各衙署和国子监行文咨取，亦从“乡试落第举子”中简选，考试后择工于书法者录用。⁽¹⁹⁹⁾由于实录馆升赏优于他馆，故各衙门低级官吏、国子监生、落第举人和生员竞相跻身实录誊录官中。据曾提任实录馆总纂官的刘凤诰称，总裁官审阅实录时，对誊写质量要求很高，若书写不工，即驳回重抄。⁽²⁰⁰⁾誊录官的考核以抄录字数多寡为准，一些誊录官为了考核优等，甚至雇人代抄。

供事和匠役。供事的职能是负责实录馆内各项日常勤杂事务，如登记考勤、记录功课、登载实录馆各种档案资料文件的收发和实录贴黄，⁽²⁰¹⁾例设52员，由内阁及翰林院和詹事府选派，经内阁考试后录用。以上三个衙门选派供事有一定的比例：每10名供事内阁7名，翰林院2名，詹事府1名。⁽²⁰²⁾匠役在实录馆中地位最低，负责物件搬运，实录书册装订，和实录馆值勤等。

从以上可见，历代实录修纂基本上都是官设机构，由政府出资和选择人员，以加强对实录修纂的政治控制和质量把握。往往都由当朝宰相代表皇帝对实录修纂机构实施监督和管理，由各级官吏选调入馆修纂实录，专职的史官并不多见，这使实录修纂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历朝实录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