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揭示实录修纂中的党争与曲笔

第三节　实录修纂过程中的党争与曲笔

朋党之争是指在皇帝专制制度下，臣僚们结成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党同伐异，必欲置敌对的政治集团于死地，使本集团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作为是非评定之大权的实录修纂，自然会成为朋党斗争的重要焦点，获得实录掌控和修纂权的集团，便会在《实录》中抬高并粉饰自己，贬低甚至诋毁对手。《实录》因之出现严重的曲笔现象。在实录修撰史上，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争和明代东林与阉党之争对实录曲笔影响较深。清代诸帝重视打击朋党，因此党争基本匿迹，对实录的影响也相对较弱。

一、唐代党争与实录曲笔

从穆宗开始，唐代进入了剧烈的党争时期。党争对实录的修纂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实录成为党争的政治工具。党争以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最为酷烈。关于朋党之争，范文澜有一个简要的概括：“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死不能再起。”⁽⁷⁷⁾除出身外，牛党多攀附宦官，而李党则对宦官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两党在政治路线上也有分歧，如李党主张对藩镇和吐蕃采取强硬政策，而牛党则主张姑息容忍。两党以牛、李作名称，只是沿用旧说，其实两党的某些成员登上高层舞台比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早、二人能够成为党派首领，还靠他们的提携。牛党成员大致有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杨嗣复、杨虞卿、白敏中、令狐D等，李党有郑覃、裴度、李德裕、李绅、李让夷等。牛李两党都竞相争夺《实录》修纂的控制权，以图在《实录》中对敌党进行诋毁和贬损。

牛党利用修纂《穆宗实录》的权力，对李党成员进行肆意诽谤。如李绅属李德裕一党，而《穆宗实录》的修纂者杨汉公属于牛僧孺一党，⁽⁷⁸⁾故杨汉公在《实录》中对李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穆宗长庆三年十月，李绅升为户部侍郎。但《穆宗实录》借机对李绅进行了恶意的诽谤，称：“绅性险果，交结权倖，自以望轻，颇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己类，以树党援。进修之士，惧为伤毒疾之。常指钧衡，欲逞其私志。时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论，谏官历献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对辞，又泣请留侍，故有是拜。人情忧骇。”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攻击，司马光指出：“此盖修《穆宗实录》者恶绅，故毁之如是。今从《敬宗实录》。”⁽⁷⁹⁾其实厌恶李绅的人就是杨汉公之流。

而李党也利用掌修《敬宗实录》的机会，对牛党进行贬责。由李党成员李让夷主修的《敬宗实录》，将牛党李逢吉及其周围的人如刘栖楚等鄙为“八关十六子”，斥之为结党营私。对此司马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按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溷淆，固亦多矣。其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者为多耳。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按栖楚为吏，敢与王承宗争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为佞邪之党哉？盖让夷，德裕之党，而栖楚为逢吉所善，故深诋之耳。”⁽⁸⁰⁾李让夷在主修《敬宗实录》时，为了攻击牛党，在所修《实录》中，将李逢吉交通宦官、中尉王守澄的中间环节延长，故意牵扯进一些不相干的人如声名狼藉的李训、郑注作为中介，以搞臭李逢吉。据《敬宗实录》载，穆宗长庆三年九月，“逢吉，用族子仲言(即李训的初名)之谋，因郑注与守澄潜结。上于东宫且言，逢吉实立殿下，上深德之”。敬录此载影响到《旧唐书》，“刘昫承之为《逢吉传》，亦言逢吉令仲言赂注求结于守澄。仲言辩谲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旧唐书·李训传》也同样受到影响，称李训自流所还，居洛阳为母亲守孝。时李逢吉为留守，思复为相，乃使李训因郑注巴结王守澄。这里袭用《敬宗实录》的记载，又牵进来了李训，但司马光指出：“然则逢吉结守澄，乃在文宗时，非穆宗时也。二传自相违。”之所以硬要将李训也扯进来，也是为了党争的需要：“逢吉结守澄要为不诬，然未必因郑注，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使与李训、郑注皆有连结之迹，故云用训谋，因注以交守澄耳。”⁽⁸¹⁾

由于党争的加剧，早已成书的《宪宗实录》，被卷入党争漩涡之中。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四月，已升为宰相的李德裕对宪录旧本不满，而促使武宗下令重修新本《宪宗实录》。《唐会要》卷六三《国史》记载：“会昌元年四月，敕《宪宗实录》宜令史馆再修撰进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与新撰本同进来者。”这次重修，李德裕特地委派其党李绅、郑亚等负责。修纂开工不久，宰相李德裕便以中书门下的名义奏请修纂实录应注意遵循的保密准则，实际上是想把那些事涉其父和自己的机密文件删削不录。⁽⁸²⁾据《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载：“(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旧录有载禁中之言，伏以君上与宰臣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可书于史册。且禁中之语，在外何知？或得之传闻，多涉于浮妄，便形史笔，实累鸿猷。今后《实录》中如有此色，并请刊削。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者自有著明，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郑亚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条奏以掩其迹。搢绅谤议，武宗颇知之。”至会昌三年十月新本《宪宗实录》竣工。

然而，随着武宗的去世和宣宗的上台，李德裕一党尽数斥去，牛党重新获得中枢权力。于是，宣宗大中二年，曾在武宗朝受到排挤的新任宰相周墀提议，禁止新本《宪宗实录》流传，明令仍用旧本。据《续通志》卷二七二《周墀传》记载：“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实录》，蹿寄它事以广父功。遂削新书。”⁽⁸³⁾宣宗“敕路随等所修《宪宗实录》旧本却仰施行。其会昌新修者，仰并进纳，如有抄录，得敕到，并纳史馆，不得辄留。委州府严加搜捕”⁽⁸⁴⁾。大中三年九月，宣宗特下制敕，对李德裕改修《宪宗实录》进行了猛烈痛击：

朕祗荷丕业，思平泰阶，将分邪正之流，冀使华夷胥悦。其有尝登元辅，久奉武宗，深包祸心，盗窃国柄。虽行谴斥之典，未塞亿兆之言。是用再举朝章，式遵彝宪。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早藉门地，叨践清华，累膺将相之荣，惟以奸倾为业。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情遂专恣，而持国政，怙权生事，妒贤害忠，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秉直者必弃，向善者尽排。诬贞良造朋党之名，肆谗！生加诛之衅。奸有逾于指鹿，罪实见于欺天。顷者，方处钧衡，曾无嫌避。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洎参命书，亦引亲昵。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又附会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凡彼"缨之士，遏其进取之途，骄倨自夸，狡猾无对，擢尔之发，数罪未穷，再窥罔上之由，益验无君之意。使天下之士，重足而迹皆慑惧，奉尔而慢易，在公为臣，至此于法何逭？于戏！朕务全物体，久为含宏，虽黜降其官荣，尚盖藏其丑状，而睥睨未已，兢惕无闻，积恶既彰，公议难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谢万方，中外臣僚当鉴予旨。可崖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仍仰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⁸⁵⁾

关于李德裕于武宗朝当政之际，改修《宪宗实录》，归美其父一事，在宋、明两代均受到批评。宋吴缜在其所撰《新唐书纠谬》卷一“李吉甫谋讨刘E”中，对《新唐书·李吉甫传》将平定藩镇刘E叛乱的功劳，归美于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吉甫，进行了纠谬。吴缜从六个方面，证明平刘之功，实以当时的宰相杜黄裳为最著。最后下结论道：“夫黄裳以宰相而当伐叛之任，书之其传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书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实，且犹未可，而况于虚乎？然则此吉甫数事，本皆无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盖其子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之美恶，皆增损而不实。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时，史官求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于是窃取黄裳之事，依仿而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类。然不顾其间参错牴牾，考其实则无有。今《新书》又因以为实而书之，无所刊正，岂朝廷重修之意哉？”

明朱明镐在其所撰《史纠》卷四中，在分析《新唐书》之《郑1传》和《李吉甫传》时，对李德裕利用改修《宪宗实录》的机会，粉饰其父的行为作揭露的同时，更进一步对史书背后的党争阴影，作了深刻的揭示，指出：“史官欲甚李吉甫之恶，于《郑1传》则以谮郑1之事归之；史官欲甚李吉甫之美，于刘E叛则以讨刘E之功归之。究之二事皆虚，而史官不一刊正，是大病也。按卢从史跋扈自恣，阴与王承宗连和，此时吉甫出镇淮南，郑1方在中书，一内一外，谮词何由得进？此言谮者妄也。讨E之功，全由杜黄裳军机，进止悉禀平章，此时吉甫之官祗一中书舍人耳。西川之功，尽归吉甫，将置杜相于何地？此归功者妄也。要之二说，亦自有故，郑传之说出于李绛之门生故吏，此时李郑望重，物情所归，李吉甫以柔巧结主，知举朝颇薄其为人，而修史者辄因李郑之故，曲加以不肖之名，缀之以莫须有之事。及至李德裕秉国，重修《宪宗实录》，此时史官之情，汲汲欲归美于其父而无由，则窃杜氏西川之功悉以归之。中书舍人而军国重事，皆欲仰成于纶诰视草之一人矣。愚谓郑传入谮之说，李绛之门生故吏所修也；李传平闢之说，李德裕之门生故吏所修也。此史官之态，古今一律者也。”

由于党争的加剧和对《唐实录》控制的加强，晚唐《实录》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极大的干扰。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宋代党争与实录曲笔

不同政治集团的相互倾轧和斗争自宋朝建立以来从未停止过，但到了神宗和哲宗时期，这一斗争发展到高潮，形成了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朋党之争。⁽⁸⁶⁾以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态度为准，宋代政治舞台上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并相互争斗和交替执政，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了与宋代政治紧密相关的《宋实录》的修纂。⁽⁸⁷⁾

第一阶段，元祐党争直接导致《神宗实录》修撰中的曲笔倾向。

宋代在《实录》中体现朋党意志的是元祐间由旧党操纵修纂的《神宗实录》。元祐年间，保守的宣仁太皇太后执政，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人物进行清算，旧党利用执掌修纂《神宗实录》权柄的机会，开始对新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党争在实录中的厮杀由此开始。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被任命为《神宗实录》提举官的新党分子蔡确，次月便被旧党领袖司马光所取代。司马光死后，旧党吕公著和吕大防先后担任实录提举官。遭到王安石《时政记》贬责的吕公著，“至哲宗即位，领实录事”，上奏辩称在神宗时遭贬“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他想借《神宗实录》修撰之机，在书中为自己洗雪诬蔑之词：“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望以臣奏付实录院，许令纪实，以信后世。”结果宣仁太后内批：“依所奏施行”。时为元祐二年。⁽⁸⁸⁾

新党在实录修纂中的崩溃，是从曾肇那里打开缺口的。曾肇充任《神宗实录》的修撰官，引起旧党成员的强烈不满，进行了言词激烈、屡次三番地弹劾。侍御史王岩叟称：“臣闻有旨召起居舍人曾肇试中书舍人，士大夫相顾而笑，不以为允。”因为“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每一除改，士论每窃非之。文章学识皆无可称，何足以代王言而预国论？”还将曾肇与刚刚罢职的前修实录官林希相比较：“前起居郎满中行、林希皆以公议不与，陛下即行罢黜。今曾肇若比中行，则无场屋声名；若比林希，则无出人词艺。岂可反容忝冒，以为公朝升黜之累？伏望圣慈早赐宸断。”甚至攻击“曾肇既无文学，又无政事”，来反对他出任中书舍人和实录修撰。结果导致提举官蔡确去职，“以先朝旧相，因其自请，备朝廷礼数，令其外任”，但元祐新党仍不满意，摆出痛打落水狗之势，请求宣仁太后进一步处置，并要求在《神宗实录》中辨明立哲宗为储的建策之功，消除蔡确是首倡建策者的成说。右正言刘安世声称“蔡确、章惇、黄履、邢恕四人者，在元丰之末相为交结，号为死党。惇、确执政，唱之于内，履为中丞，与僚属和之于外。恕立其间，往来传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无人，以至先帝厌代，圣上嗣统，四人者以为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无敢与辩。”并通过四事来证明立储出自先帝宸衷和太后深远的“圣虑”，而非蔡确等人所建之策，痛斥“彼四人者，乃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要求“明诏执政及当时受遗之臣，同以亲见策立今上事迹，作为金縢之书，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实录》，然后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⁸⁹⁾

旧党中坚、实录修纂官兼言官范祖禹，则紧紧纠住新党分子安焘拒不签书枢密院所记圣语一事不放，决心将被安焘所隐藏的圣语载于《神宗实录》中。元祐四年九月一日，范祖禹弹劾道：“臣近论安焘不签书枢密院所记亲闻圣语，却收藏不出，不书于《时政记》，乞特遣使问焘取索，降付枢密院，并乞付实录院书于元丰八年《实录》。”然而，他听说“枢密院已于安焘处取到元记圣语，即未蒙降付史官”，因此十分着急，并以“吕公著奏以王安石、吕惠卿有F造诬罔之言，辄修改”和“韩忠彦奏父琦有定策之功，而先朝褒赏至和中执政之臣，皆蒙降付实录院依所奏施行”为例，说明将安焘所隐圣语宣付实录院的重要性，肯请“圣慈深察，早赐降付实录院，并三省所闻圣语，亦乞指挥备录，付院一处，相照实录编修”。原来，范祖禹追穷安焘所隐圣语，是为了辨明建储定策功非蔡确所为。⁽⁹⁰⁾

旧党在修《神宗实录》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到新党残余势力的抵抗。首批任命的新党修纂班子成员除提举官蔡确被罢，检讨官林希被贬外，修撰官陆佃和检讨官曾肇均留任。曾肇的态度属于转变较快的，元祐时“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但吏部侍郎陆佃“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⁹¹⁾然而，作为王安石学生的陆佃毕竟势单力孤，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屈从新党的意见。当时修纂《神宗实录》的人，绝大多数是新党人物，“元祐方起而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之人，又为共修实录之人”⁽⁹²⁾。吴振清指出：“初修本即是深存朋党之见的产物。”⁽⁹³⁾

第二阶段，绍述新政对初修本《神宗实录》及其纂修者矫枉过正。

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开始绍述先圣之政，改年号为绍圣，新党重新得势，旧党罢斥殆尽。绍圣年间，章惇、蔡卞秉政，“即首举所修《实录》非是，而以为报复之端”⁽⁹⁴⁾。凡是在元祐间初修过《神宗实录》，皆遭斥逐。甚至连曾为王安石鸣过不平的陆佃也不例外，“绍圣初，治《实录》罪，坐落职，知秦州，改海州”，后“朝论灼其情，复集贤殿修撰”，⁽⁹⁵⁾结果还不算太坏。而其他的初修者，如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无情打击和排斥。新党首领蔡卞“与章惇、安惇缔交，起史祸以中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兴同文馆狱以陷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锢其子孙。时号‘二蔡二惇’云”⁽⁹⁶⁾。

在清算旧党实录修纂者的同时，新党开始重修《神宗实录》。蔡卞是主要修撰者。绍圣重修《神宗实录》沿用旧录之处以墨书，增添者以朱书，与初修本立场相反，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竭力赞美。蔡卞在重修实录时，用王安石的《日录》为根据，“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录》，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他书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⁹⁷⁾。闰四月癸酉，翟思上疏，对旧党依据《神宗实录》所修的《神宗正史》进行了抨击，“请降旨取《日历》、《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从之⁽⁹⁸⁾。丙戌，“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贬通判杭州，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以刘拯言其影附于轼，增损《实录》也。”乙未，章惇被任命为重修《神宗实录》、《国史》的提举官⁽⁹⁹⁾，推翻原修《神宗实录》，以王安石《日录》作为重修依据：五月己酉，“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¹⁰⁰⁾。章惇接任提举之前，曾请哲宗逼前任提举吕大防将初修本《神宗实录》的“草沓”封送国史院，并焚毁元祐间的朝旨，“依诏令吕大防、范祖禹，将所得草沓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递铺，送赴修国史院送纳，如有传写到别本，亦同封角送纳，或转写与他人，即令自陈，如辄隐留，当行重贬责”⁽¹⁰¹⁾。这是“恐《实录》诬罔，诸书传后故也”⁽¹⁰²⁾。刘拯对元祐时权臣擅政，将新党成员如陆佃、曾肇等修撰者换掉，而“以吕公著之婿、司马光之门人范祖禹，苏轼之门人张耒、秦观代之”的行为重新提出来加以讨伐。并提出“重审阅(《神宗实录》)其间书不以实，辄移易增减，情涉诬诋以闻”，“乞重行黜责以正国典”，为哲宗采纳。刘拯还上疏弹劾旧党苏轼、秦观等人：“苏轼敢以私忿形于诏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德谦愤其诬诋之甚，上书言之，旋被遣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前，请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导致苏轼和秦观的贬斥。⁽¹⁰³⁾左正言上官均对《神宗实录》初修提举吕大防提出弹劾：“臣窃见宰相吕大防，天姿强很，怀邪逆国，常与御史中丞苏辙阴相依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¹⁰⁴⁾在对初修本诬饰进行清算期间，新党当权者曾让前修纂官分居京郊等待质问，“初，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但经过“院吏考阅，悉有据依”，但仍有三十二事存在问题。⁽¹⁰⁵⁾

至绍圣元年七月戊午，哲宗终于下诏，决心将初修《神宗实录》官员治罪。指出“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角央］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与吕大防、刘挚等相互勾结，“十年同恶，四海吞声”，并表明“迹甚著明，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对于其他从犯，则一切不问，但专门指出“有所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弃废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¹⁰⁶⁾。所谓“依别敕处分”，表明不在此次“一切不问”之列，含有对初修《神宗实录》的人员加以清算之意。在此背景下，一些新党分子乘胜追击，纷纷提出弹劾。九月，翰林学士蔡卞、林希言抨击黄庭坚、司马康、范祖禹在修《日历》和《实录》时，“用意增损，多失事实”⁽¹⁰⁷⁾。十一月，御史郭知章、黄庆基奏，乞贬修《神宗实录》官⁽¹⁰⁸⁾。十二月甲午，为新党所控制的三省与台谏官前后上疏对旧党所修《神宗实录》进行了指责和攻击：“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乞重行罢黜。”哲宗大怒：“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须各与安置。”于是，“诏范祖禹安置永州，赵彦若澧州，黄庭坚黔州。”⁽¹⁰⁹⁾秦观作为《神宗实录》的初修者之一，也遭到新党的贬黜。据《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文艺传九九》载：“绍圣初，坐党籍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神宗)实录》，责监处州酒税，又编置郴州，移横、雷二州，后放还，至滕州而卒，年五十三。”同时吕大防因新党指责其所修初本《神宗实录》，“诋诬漏落，意欲掩覆先烈”，因此被一贬再贬，“遂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¹¹⁰⁾。

第三阶段，崇宁、大观间，《哲宗实录》的纂修引起新旧两党的激烈争斗。

哲宗去世后，徽宗即位，向太后执政，推行“建中靖国”路线，新旧两党都处在朝廷的调控当中，相对而言，新党受到压制多一些，而旧党则多少受到一些扶持和平反。如绍圣间受到贬斥的初修实录人员黄庭坚⁽¹¹¹⁾、秦观⁽¹¹²⁾、晁补之⁽¹¹³⁾，也渐渐起用或回到朝廷。然而，徽宗亲政后，向往神宗熙宁新政，改年号为崇宁，于是，建中平衡格局被打破，新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蔡京权倾一时，先后四次担任宰相。他“一旦得志，遂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下”。其最主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¹¹⁴⁾，推行党禁。崇宁党禁期间，宋廷三次籍党立碑，将元祐党人入于党籍，加以禁锢。⁽¹¹⁵⁾在这种背景下，《哲宗实录》的纂修，引起了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

哲录始修于宋徽宗初继位的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初成于大观四年(1110年)四月，进呈于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哲录最初任命的修纂官员是蔡京，他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上任伊始，就受到思想倾向于旧党的右司谏陈瓘劈头盖脑的攻击。陈瓘在《上徽宗论〈哲宗实录〉不当止差蔡京兼修》疏中指出：“臣伏见近差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实录》，此朝廷过举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国家自太宗以后，每朝实录提举、修撰，皆有正官，用度虽多，不敢惜费，命官虽众，不敢惮烦，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今修《哲宗实录》，独用兼官而已。岂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违其意乎？蔡京得兼局而哲宗史事不得其官，轻一朝大典，违祖宗故事，皆为一京。则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过于哲宗矣！”⁽¹¹⁶⁾后蔡京升任宰相，不断有人对其进行弹劾。至徽宗大观三年冬十月，“蔡京致仕，仍朝朔望。提举编修《哲宗实录》，大朝会许立宰相班”。受到毛注等人的再次弹劾，指责他“不自循省，增饰台池，外示闲暇，执政大臣多出其门，谋谟日闻，牵制不改”。要求“正京之罪，俾速去国”。张克公等则以《哲宗实录》已经修毕而蔡京仍无去意为由进行弹奏：“始者京再罢相，士民称庆，以谓京去朝廷必矣。既宠以宫祠，又许其致仕，赐以苏州南园，尚无去意。然以《哲庙实录》未毕，犹可为说，今书已成，而去计杳然，是终不可去也。”要求徽宗“暴京罪以释天下之疑，以为人臣之戒”⁽¹¹⁷⁾。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实录》最后完成，由宰相何执中奏上。⁽¹¹⁸⁾《哲宗实录》进呈后，有旧党背景的郑居中升任太宰兼门下中书侍郎，成为蔡京集团的心腹大患，蔡京便利用蔡懋请求改修刚刚完工的《哲宗实录》，企图在实录中借肯定蔡确元丰间策立之功的机会，攻击郑居中的岳父、旧党成员王珪，从而打击政敌郑居中。据宋陈均所撰《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载，徽宗政和六年五月，“郑居中、刘正夫为太宰兼门下中书侍郎。初《哲宗实录》蔡京专一编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郑居中，而京惧，乃收用蔡确子懋为两制，讨论其父确元丰间策立功，遂以王珪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婿也。懋诬诋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实录》，尚未为快，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纪》及《列传》，皆加以御制之目，使人不得拟议。”

宋徽宗下台后，钦宗即位，持旧党立场的臣僚借时局之变，要求改正绍圣本《神宗实录》中有关宣仁皇后的“不实”记载。据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载，靖康元年，时任右谏议大夫的杨时在《上钦宗乞改正宣仁皇后谤史》疏中称：“窃惟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殆十年，枉被诬谤，久而未明。……昔元丰末，伏见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冲，宣仁圣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内，其周防之虑深矣。是时，王珪首建大议，请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余人无言者。退批圣语在中书，仍关实录院，众臣签书本末详具，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不可诬也。至元祐中，蔡确以罪去，其党始造其奸谋，翼徼异日之福。绍圣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伤旧臣，报复私怨，遂实其事，上诬圣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归蔡确，而己亦与焉。其为此谋，非私于蔡确，其实自为，因以中伤元祐之人耳！天下衔冤积怨几四十年！”是年十月，时为御史中丞的陈过庭，也附和前奏，成《上钦宗乞改正宣仁皇后谤史》一疏，指出：“日近搢绅之士咸谓臣曰：当宣仁圣烈垂帘听政，登用耆旧，惠养黎元，如章子厚、曾布、蔡京及卞奸险刻薄之徒，弃黜弗用，小人怀憾，务在报复。及其得志，托绍述为名，凡元祐正士，禁废弗用，一时辅相侍从之贤，死于遐陬荒裔者，何可胜计！”认为“伸幽直枉，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详酌，令三省、枢密院及侍从臣僚共议其事，辨明休烈，振发潜光”。此后吏部侍郎冯澥、户部侍郎邵溥相继论奏，于是“诏改宣仁皇后谤史”⁽¹¹⁹⁾。

第四阶段，南渡后，围绕《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改修的党争持续不断。

南宋建炎四年，由于孟太后的一番叹息，揭开了重修《神宗实录》与《哲宗实录》的序幕，也使元祐党人的继承者有了攻击绍圣和崇宁新党的契机。据南宋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〇载：“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卯，诏户部进钱万缗，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时上以太后诞日，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他时身后，吾复何患！然有一事，当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上闻之惕然。其后更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盖张本于此。”

绍兴四年夏四月，朝廷正式“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范冲是旧党范祖禹之子，以他为重修者，则表明了高宗倾向旧党的立场。此外，范冲之所以被选中担任重修《神宗实录》的官员，也是宰相赵鼎推荐的结果。赵鼎具有鲜明的旧党立场，“素主元祐之学”，对“元祐宰相(吕)公著之曾孙”吕本中“故深相知”⁽¹²⁰⁾。范冲被任命后，引起了另一宰相朱胜非的非议，指出：“冲谓［为］史馆［官］专修神宗、哲宗史录，而其父祖禹当元祐中任谏官，后坐章疏议论责，死岭表，而《神宗实录》又经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则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修者，不无删改。倘使冲预其事，恐其党未能厌服。”意思是让范冲回避。但高宗却说：“纷纷浮议，不足恤也。”朱胜非又指出，范冲自己也因为这点而提出辞职，既然“今圣断不移，冲亦安敢有请？”高宗复愀然谓胜非曰：“此事岂朕敢私？顷岁昭慈圣献皇后诞辰，因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昭慈谓宣仁圣烈皇后诬谤，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怀，朝夕欲降一诏书，明载昭慈遗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朱胜非无奈地接受了这一决定。高宗还召见了范冲，告诉他：“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对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高宗深表赞同，又与范冲论史事，冲对：“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哲宗皇帝实录》臣未尝见，但闻尽出奸臣私意，未论其他。当先明宣仁圣烈诬谤。”高宗说：“正要辨此事。”⁽¹²¹⁾于是范冲走马上任，先著《神宗考异》，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著《哲宗辨诬录》，“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著”。

接着，朝廷又任命常同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参与改修神、哲二录。常同原知柳州，曾对党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余年。章惇倡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蹿逐贬死，上下蔽蒙，养成边敌之祸”。鉴于他的这种立场，高宗决定让他也参与《神宗实录》与《哲宗实录》的修改。并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高宗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辩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常同将高宗的这段“圣语”记录下来，要求“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作为纂修指南。⁽¹²²⁾

在重修神、哲宗二录之际，不断有人对新党所修二录加以抨击，以此确立重修本的立场。这些人也是受赵鼎的支持。当时有“言者”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怨造谤，痛加诬诋，指白为黑，变是为非，邪正善恶，颠倒交错，驯致危乱。在绍圣时，则取王安石《日录》，用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奏事端，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也。”然后指出“然《神宗实录》其间犹有朱墨元本，他日尚可考订是非。至于哲宗朝事迹，载在《时政记》、《日历》者，皆为蔡京取旨焚毁灭迹”，若不乘此时“尚有故家善类父祖传习之书、师友闻见之论”可以刊正的话，那么“虽今之搢绅习观诬谤之史，犹有信以为然者，况可使无惑于后世乎？”因此提出“欲望睿慈，特降诏旨，明示圣意，选择史官，责以岁月，先令刊修《哲宗实录》，候成书，然后取《神宗实录》朱墨元本考证是非，修定施行”。这些建议为高宗采纳。⁽¹²³⁾又有修撰綦,礼上言攻击“《哲宗皇帝实录》系崇宁以后蔡京提举编修，叙事之外，多是增饰语言，变移是非。殆非实录之体”。要求征集史料加以改修。⁽¹²⁴⁾

范冲改修虽说是为了改正《神宗实录》中的诬罔，但其元祐党人后裔的立场，使其在改修时并不能秉公处理。虽然当时章、蔡之徒既尽，但同情新党的人犹在，因此对范冲所修《神宗实录》纷纷表达不满情绪，“目赵鼎去位，有言《神宗实录》改旧史非是者”，张浚任右仆射，代赵鼎执政后，上奏：“今若不极天下之公，则后人将又不信。”⁽¹²⁵⁾同时授意何抡在面见高宗时对重修本实录提出批评。于是，时任秘书著作郎兼史馆校勘何抡在“面对”皇上时，“乞刊正《新录》讹谬”，“抡所言，张浚意也”。在何抡的影响下，六月丙申，高宗开始对赵鼎、范冲等人所修的《神宗实录》产生怀疑，御笔题道：“史馆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尚有详略失中，去取未当。恐不可垂信传后，宜令本馆更加研考，逐项贴说进入以竢亲览。”当辅臣进呈《神宗实录》时，高宗说：“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垂信万世。”知枢密院事沈与求附和道：“神宗一朝史，至今纷纷未定，此盖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为报复之资，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实录，庶可传信。”⁽¹²⁶⁾这时，与赵鼎关系较密的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李弥正、胡珵去见右仆射张浚，提出辞去史职。张浚回答道：“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签贴。若辞，非本意。”至七月戊寅，秘书省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张嵲面对高宗，然后将所得“圣语”“申后省”：“范冲、任申先止凭校勘官，便以为是，故《实录》多舛误。”李弥正、胡珵闻后“再辞史职”，获准⁽¹²⁷⁾。

但随着张浚的去职和赵鼎的复相，事情又翻转了过来。据《赵鼎事实》载：赵鼎再相，一日见上，论及张浚修改《神宗实录》事，高宗辩解道：“止是修讹错者，非有所改也。”但赵鼎紧纠不放：“但所降御笔如此。外间不得不疑。”高宗狡辩道：“此乃宰相拟定者，俟一并降出，卿自可见。”赵鼎仍不罢手，追问道：“近见《起居注》载著作郎张嵲所得圣语，亦复如此。”高宗“愕然”曰：“安得有此？嵲，小人也，乃敢尔耶！”于是“上骇甚”，谓鼎曰：“嵲所记不得存留。”但鼎回答说：“前此已修入《时政记》，付之史馆矣。”高宗问道：“为之奈何？”赵鼎回答说：“俟他日修《日历》，当谕史馆除去之。”高宗这才松了口气说：“甚善！”赵鼎因高宗的自辩，而断言“盖此事本非上意，特重违用事者之言耳”。赵鼎对在张浚得势时追随自己的史官胡珵、李弥正二人予以复职。随着赵鼎复任，张浚改修遂告夭折。吴振清指出，“至此，《神宗实录》的修撰划上了句号”。范修本“带着‘阴挟翰墨’的劣根性、凭藉着权势保护，成为《神宗实录》的最终定本而流传后世”⁽¹²⁸⁾。

虽然《神宗实录》曲终奏雅，但围绕它的党争并没有停息。赵鼎取代张浚之后，秦桧又取代了赵鼎的地位，对赵鼎五修实录的行为进行了抨击。绍兴八年三月，秦桧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十月赵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绍兴府，“鼎既去，桧独专国”⁽¹²⁹⁾。秦桧借《神宗实录》之事，打着公允和持中的旗号，清算赵鼎的罪责。十二月乙酉，秦桧授意御史参劾赵鼎的忠实追随者李弥正、高闶，“论弥正、闶与修《神宗实录》，元丰之法、元祐之政，固二事也。范冲以元祐史臣之后，而膺论撰之职，则虽曰尽公，终亦致疑。此赵鼎之失也。厥书既成，阅日已久，纵有得失，后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必建重修之议，此张浚之过也。弥正旧校勘官，闶为史官，本非所长者也，至赵鼎再相，弥正乃以前日之罢为不易逢之机，闶以前日之举为不得已之事，诞谩反覆，以儒济奸，伏望特行罢黜，以戒在位”，于是“尚书考功员外郎李弥正、礼部员外郎高闶并罢”⁽¹³⁰⁾。绍兴二十一年二月，高宗谓秦桧曰：“赵鼎所引用多非其人。”秦桧曰：“范冲中间修《哲宗皇帝实录》，委有妨嫌。”高宗附和道：“祖宗时，不委当时迁谪官修史，恐有谤言以欺后世也。”⁽¹³¹⁾秦桧、赵鼎还围绕《哲宗实录》的改修，进行明争暗斗。据宋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七记载：“《哲宗实录》(重修)成，赵(鼎)除特进，公(吕本中)行其制曰：谓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伯。秦(桧)见此语，指为破和议，不乐也。……遂诬公阿附首台赵鼎去。言者希合，论公为朋比，罢之。公去，秦之势张矣。”

由此可见，宋代党争对神宗、哲宗二朝实录的直书干扰最大，由于意气用事，轮番掌权的党派对二录进行了翻来覆去的修改，使实录成为党争的工具，曲笔现象因之丛生。

三、明代党争与实录曲笔

明代实录像唐、宋实录一样，也因卷入党争而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导致书中多有曲笔。特别是在晚明，政坛上形成了东林党与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和后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激烈党争，从而直接影响到《明光宗实录》的修撰。

光宗身前身后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通过三案的追究，东林党人排斥了浙党等派别，大权在握，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为相，“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皆在言路”。“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¹³²⁾。那些被排斥压制的非东林党人，便另找靠山，重新与东林党相对抗。这座靠山就是大宦官魏忠贤，“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¹³³⁾。于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激烈争斗的局面。

由于实录的重要地位，《光宗实录》的修纂及改修便成为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焦点。《光宗实录》初修于东林党人得势时期，由叶向高最后裁定。叶曾说过：“脱稿之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¹³⁴⁾修《光宗实录》不能不涉及明末三大案，围绕三案的记录和处理，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人发生了争执。邹元标上疏熹宗朱由校，指出浙党方从哲等应对历史负责：“当时依违其间，既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解人之疑也？方从哲负此大疑于天下，科臣惠世扬言之详尽，公论岂可不明？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今失不成，何所底止！”⁽¹³⁵⁾

但是，开始转投魏忠贤的人提出对三案的不同意见，受到了这位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支持，他代帝票拟，要求把这些奏疏也交给正在修纂《光宗实录》的史馆去编纂。东林党人坚决反对，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驳道：“近台臣徐景濂疏进药、移宫事，票拟者欲宣付史馆，似若以史为一人一家私物者。夫宣先帝圣德，考终是矣，能宣李可灼不进红丸乎？方从哲不赏奸乎？宣宫闱等事，皇上所亲见是矣，能宣无选侍殴辱之圣谕乎？能宣无选侍触忤之圣旨乎？若使奉前后旨并书，则一事自相抵牾，何谓信史？”由于阉党尚未得势，因此《光宗实录》得以按东林党人的意愿完成。当魏忠贤大权独揽时，东林党人非罢即杀，叶向高、韩爌被迫辞职，阉党全面掌权。天启四年冬，阉党分子霍维华“锐意攻东林，请改修《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实录改撰”⁽¹³⁶⁾。当时要求改修《光宗实录》的阉党分子还有黄承昊、魏广微等。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载：“以黄承昊之言，魏广微复嗾魏忠贤令改修。”此次改修实际上是废弃初本，另起炉灶，与一般的改修区别甚大。改修本主要在“卫国本”和“三案”上篡改事实，贬斥东林党。改修本认为东林党为拥立光宗作太子(即“卫国本”)时所上的奏疏、所作的牺牲是“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至于“梃击”案，改修本坚持张差疯癫之说，并攻击东林党人“捏谋危东宫之说”；“红丸”案，改修本认为李可灼进药“悉出圣意”，并攻击东林党人的弹劾是“群小附议，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¹³⁷⁾。当改修本完工进呈时，阉党阁臣施凤来等要求将叶向高主持修纂的初修本《光宗实录》焚毁：“及告成之日，则崇祯改元之岁矣。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赉，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欲焚旧本进，赖大珰王体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¹³⁸⁾随着魏忠贤的被逐和自杀，阉党开始失势，东林党人乘胜追击，猛烈攻击改修本《光宗实录》，并要求将之改正。文震孟率先提出改修要求，但遭到阉党余孽温体仁等的阻挠：“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¹³⁹⁾

文震孟所上的奏疏即著名的《孝思无穷疏》，奏疏围绕着“定国本”和“三案”问题针对改修本中的修订和诬诋，进行了逐一反驳。疏的最后说：“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许士柔亦连续两次上《帝王世系疏》响应文震孟，他在疏中抨击改修本失误，并与温体仁展开激烈的论战。⁽¹⁴⁰⁾尽管改修本未再进行重改，但它最终失传于世。现今流传的乃是幸免于焚的初修本。⁽¹⁴¹⁾《光宗实录》废弃与改修的遭遇，反映了作为历史著作的《明实录》在一定时期已沦为明代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势必影响到实录修撰的直书态度，导致曲笔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