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个人恩怨与实录记录

第二节　个人恩怨与实录曲笔

实录是典型的当代史，修纂主体与修纂客体之间难以拉开距离，致使修纂者过多地牵扯到修纂对象之中，从而将个人恩怨、好恶注入史书里面，同时，由于受到皇帝和宰臣的压力，也使得本应持客观公正态度的史书产生了曲笔之误。

一、君主暗示、鼓励和逼迫史臣曲笔

古代实录在修纂过程中，充满了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其曲笔虽有党争的原因，更多的是个人恩怨所引起，是修纂者或修纂主导者借实录修撰达到美化自己、丑化对手和树立己威、攻击政敌的目的。

唐代实录的曲笔有些时候便是皇帝个人好恶所促成。如唐太宗和唐高宗对唐初实录修纂便曾引导其曲笔。他们一方面高扬直书的大旗，一方面暗中误导或鼓励史臣们在《实录》修纂中迎合己意，为自己粉饰或诬诋自己的对手。秉持这种复杂心态，唐太宗曾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朕之心异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观国史，盖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耳！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或有饰非护短，史官不免刑诛，则莫不顺旨全身，千载何所信乎？”结果太宗不听，房玄龄于是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在《起居注》基础上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书成后，太宗见记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语多微隐”，便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当即“命直书其事”。⁽³³⁾另一处记载，称太宗见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后，“命削去浮词”⁽³⁴⁾。唐太宗在这里既想拥有直书之名，又不愿史臣真正地据实直书，而是先定基调，把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当作周公诛杀叛乱的管叔和蔡叔的性质，显然是暗示史臣为自己粉饰。对于他的动机，明宜春人张自勋有深刻的洞察：“六月四日事，不可与周公、季友同日语。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为嫡，非为己也。使管蔡诛，叔牙酖，而己晏然代其位，恶在为周公、季友哉？太宗但知借酖诛以掩杀兄之名，而忘己之非周公、季友也。欲盖而弥彰，其此之谓与！”⁽³⁵⁾唐太宗的上述表演，表面上要史臣据实直书，暗地里仍在鼓励他们曲笔诬诋。司马光通过比较《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高祖、太宗二朝《实录》，发现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异，从而揭示出贞观朝所撰《唐实录》存在着为唐太宗李世民粉饰和回护的现象，同时揭示出，唐初的两朝《实录》为了“突出”李世民的形象，对其父李渊、其对手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进行了诬诋。关于恭帝义宁元年七月李渊灰心丧气，将北还太原，《实录》称是李世民一人谏止，而《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说是李建成与他一起劝阻的，司马光因而指出：“《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盖没之耳。”⁽³⁶⁾再如，恭帝义宁元年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二人率兵攻西河(即汾州)一事，《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比较客观：“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但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司马光发现《旧唐书·殷峤传》有“从隐太子攻西河”一句，从而证明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是准确的，同时也反证了《唐高祖实录》与《唐太宗实录》隐没太子李建成之功劳，为唐太宗李世民粉饰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³⁷⁾唐初《实录》掩没政敌的功绩，突出自己的“成就”，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和史学语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³⁸⁾。

唐高宗在对待许敬宗肆无忌惮地篡改《太宗实录》，对大臣进行诬诋和诽谤上，也具有复杂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他也高张据实直书的大旗，对许“敬宗所记多非实录”表示了疑虑：“此既乖于实录，何以垂之后昆？”⁽³⁹⁾要求刘仁辄“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⁴⁰⁾，但另一方面，高宗又暗中鼓励许敬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进行贬斥，因为这些人都是功高震主，且执意反对他立武则天为后的人。对此，孙甫一针见血指出：“如敬宗修《太宗实录》，移《威凤赋》事，高宗明知不足传信，修史尚高下其手。”⁽⁴¹⁾

唐德宗也鼓励史臣在修纂其父《代宗实录》和自己《建中实录》时为其粉饰。安史之乱时，雍王李适(后来的德宗)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率回纥等军讨史朝义，面见回纥可汗时，因不行舞蹈之礼，而被可汗凌辱。对于此事，无论是《代宗实录》还是《建中实录》，都对雍王进行了粉饰。《代宗实录》载：“雍王(德宗李适)奉行诏命，辞色不屈，虏亦不敢失礼。时人难之。时官军合围，将诛无礼，王以东略之故止之。”又曰：“会中数万人骇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实录》载：“上坚立不屈。”当时李适年少，根本没有应变经验，而二《实录》将他描写得如此坚贞和镇定，“此盖史官虚美耳”⁽⁴²⁾。唐宪宗也影响史臣韩愈，在《唐顺宗实录》中对其父顺宗李诵的臣僚王叔文、王伾、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凌准、程异、房启及宦官李忠言等进行贬斥，而对拥戴自己的臣僚杜佑、贾耽、郑珣瑜、杜黄裳、郑1、卫次公及宦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进行褒扬⁽⁴³⁾。

五代实录修纂中，君主也暗示或鼓励史臣为自己的父祖讳饰。后汉隐帝时所修《后汉高祖实录》，便秉承皇帝之意，为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讳饰。后唐清泰元年四月，时为石敬瑭部将的刘知远尽杀后唐闵帝左右及从骑一事，苏逢吉在所撰《后汉高祖实录》中这样写道：“是夜侦知少帝(闵帝)伏甲，欲与从臣谋害晋高祖，诈屏人对语，方坐庭庑，帝(刘知远)密遣御士石敢袖立于后，俄顷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拥晋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力当其锋，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苇炬未然者奋击之。众谓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长垣下。闻帝亲将李洪信谓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无恙。’乃逾垣出就洪信兵，共护晋祖杀建谋者，以少主(闵帝)授王弘贽。”意思是刘知远无杀闵帝侍从之心，只是由于闵帝偏听偏信伏甲兵欲害石敬瑭的情势所迫。既然要为刘知远粉饰，因此同样在后汉隐帝时所修的《晋朝实录》，为刘知远当时的主人石敬瑭讳饰。该录称：“始帝(指石敬瑭——笔者，下同)欲与少主(即闵帝)俱西，断孟津，北据壶关，南向征诸侯兵，乃启问康义诚西讨作何制置云云。”意思是闵帝蒙尘时，石敬瑭有拥护闵帝之心。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据《南唐烈祖实录》载：“弘贽曰：‘今京国阽危，百官无主，必相率携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万全之计。’敬瑭然其语。”故司马光指出：“按为晋、汉《实录》者，必为二祖饰非。”⁽⁴⁴⁾这是一种为尊者讳的做法。由于后汉高祖刘知远原为后晋高祖石敬瑭的部将，追随晋祖反唐，故后汉为刘知远修实录时，也为石敬瑭讳饰。晋高祖天福七年五月，石敬瑭寝疾，《后汉高祖实录》载，晋高祖大渐，召近臣属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司马光似乎洞察到汉祖实录的用意，指出“此说难信。今从薛《史》”⁽⁴⁵⁾。《后汉隐帝实录》是后周显德年间所修，故对后周太祖郭威军队弑隐帝一事隐讳，而归咎于郭允明：“帝至玄化门，刘铢射帝左右，帝回诣西北，郭允明露刃随后，西北至赵村，前锋已及，乱兵腾沸，上惧，下马，入于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济，乃抽刃犯跸而崩。”但北宋刘恕表示怀疑：“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盖郭威兵杀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司马光也产生怀疑：“按弑帝者未必是允明。”⁽⁴⁶⁾《后汉隐帝实录》还对刘铢尽诛叛乱的郭威家人时所说的忠言“诛为汉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也讳而不书。北宋王禹偁指出：“周世宗朝史官修《汉隐帝实录》，铢之忠言讳而不载。”⁽⁴⁷⁾关于周世宗柴荣的身世，始修于后周恭帝时的《后周世宗实录》为之粉饰，称：“太祖皇帝之长子也。母曰圣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台之别墅。”而据薛居正《旧五代史·世宗纪》云：太祖之养子，盖圣穆皇后之侄也。本姓柴氏，父守礼，太子少保致仕。帝年未童冠，因侍圣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时太祖无子，乃养为己子。司马光指出：“按今举世皆知世宗为柴氏子，谓之柴世宗。而《世宗实录》云太祖长子，诬亦甚矣。”⁽⁴⁸⁾

宋代皇帝也沿着唐、五代实录修纂的惯性，暗示或鼓励史臣为父祖粉饰。宋太宗曾诱导史臣为其兄太祖皇帝避讳，对苏易简等说：“史臣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为不可，使后代闻之，足为鉴戒。”但接着又说：“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为阙然，宜令至等别加缀缉”。⁽⁴⁹⁾于是别命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张洎、史馆修撰张佖、范杲等同修国史，加以改正。这势必影响到史官对太祖篡位事件的粉饰。南宋史臣还秉承宋高宗旨意，为其父徽宗皇帝掩过饰非，为徽宗的历史责任寻找替罪羊。南宋绍兴八年，《徽宗皇帝实录》开院时，照例赐史馆官员茶酒。这时监修官赵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养天下几三十年。其间法令有未尽善者，皆出于群臣贪功冒赏之私，而有司壅于上闻，非先帝本意。刘大中宣和初知如皋县时，有旨即隐者徐神翁所居建为观，而基包士民墓甚众，大中顾有司不能决，乃具图申省，且束装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岂可发民坟墓？’即诏移之别地。则知当时有不便于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群臣之罪，而蔡京为之首也！”结果，“上深然之，以至泣下”。赵鼎又曰：“崇、观之失，不归之蔡京，使何人任责！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愿陛下深察之！”⁽⁵⁰⁾这是典型的为尊者讳。徽宗固有其艺术上的特殊才能值得肯定，但在治国上，却耽于玩乐，致使国政日益败坏，其责任是不能推脱的，而赵鼎投高宗赵构之所好，公然为亡国之君徽宗推脱历史责任，实在是有损据实直录的实录精神。

明代君主也威逼史官为父祖粉饰，特别是朱棣掌控下的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不仅为其父朱元璋讳饰，而且还为朱棣本人粉饰。朱棣首先把朱元璋打扮成圣人。逼迫史官在《太祖实录》中将朱元璋与韩林儿宋政权的关系开脱干净。正如清修《明史》讳言清初满人与明政权的隶属关系一样，《明实录》也讳言元末朱元璋与宋的关系。宋韩林儿政权的年号为龙凤，《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们便多所避讳。例如《明太祖实录》卷四载，至正十六年七月己卯，朱元璋的部下尊奉他为吴国公。其实这是在为朱元璋讳饰。朱元璋为吴国公的时间是在至正二十一年，并且他不是手下拥戴为吴国公的，而是红巾军所建立的宋政权的首领韩林儿所提升的。朱元璋在自立为王之前，一直奉宋为正统，受其节制。但《明太祖实录》却觉得朱元璋受宋领导颇不光彩，便称朱元璋是被部下拥戴而称吴国公的，并将称公时间向前提了五年，妄图遮人耳目⁽⁵¹⁾。《明太祖实录》还通过烘托手法来突出朱元璋的形象。在描写鄱阳湖之战时，故意将陈友谅的60万舟师形容得如何坚不可摧，如何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以此来衬托朱元璋打败陈友谅的“盖世业绩”。而俞本《皇明纪事录》却说得十分清楚：“陈氏之兵，曾经龙江、江州、湖广三处大败，善战者折损，却于湖潭荆襄等处征田夫市子，三丁抽一为军，号曰蓬合，且十人无一二惯战。……以故友谅战船皆不及上船之坚。”《明太祖实录》还为朱元璋强化皇权制造冤狱大杀功臣掩饰。查继佐《罪惟录》卷五《艺文志》第513页揭露得最为清楚：“即如国初《御制集》载，汪广洋有罪，遣人追斩其首。《实录》曰：‘汪广洋自缢死。’如《庚午诏书》载廖永忠坐杨宪党伏诛。《实录》曰：‘永忠死，上赙遗甚厚，以子权袭爵。’如《御制集》载朱亮祖父子死杖下。《实录》曰：‘病卒’。如《奸党录》载，李善长坐胡惟慵事逮狱，同其亲弟侄赴九府会审。《实录》曰：‘帝抚谕流涕，归乃自缢死。’又《实录》十三年，于李有赦罪温旨；若《奸党录》二十三年，又有负恩语。后词臣钱谦益作《实录辨误》，景彰眼见事。尚未能画一也。”

《明太祖实录》还为朱棣本人在“嫡出”和“靖难”等方面加以讳饰。所谓嫡出，是朱棣为其夺位制造高皇后所生的合法依据。朱棣本是妃所生，但为了表明其继位合乎伦序，便谎称自己是高皇后马氏所生。于是《明太祖实录》便将朱棣说成“母孝慈高皇后”。但是，《南京太常寺志》载奉先殿庙制，高后南面，诸妃尽东列，西序惟妃一人。沈大理《南都奉先殿纪事诗》以此评论说：“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又《南京太常寺志》还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是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陈雨叟在《养和轩随笔》中说：“幼时游南城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父老言，此成祖母妃殿也。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遂赐死。”可见，成祖朱棣为妃所生已是铁证如山。所谓靖难，就是朱棣假借“清君侧”而发动的叛乱，为了掩盖叛乱的实质，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入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以欺惑读者和后人。另外，朱棣在靖难时举兵叛乱一事的过程，《太祖实录》也多加讳饰。顾炎武在《顾亭林文集·答汤荆岘书》中指出：“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如弃大宁，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边事书之甚略是也。”清夏燮在《明通鉴》卷首义例中也指出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在于讳饰靖难一事：“家藏《永乐实录》，系京师所购之抄本全帙，撰《通鉴》时详加校阅。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边防之命，靖难之由，无不与所改之《太祖实录》先后同符。《永乐实录》中有‘皇考本欲立朕’语，则预改《太祖实录》东阁门召谕群臣，增入‘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成祖欲以节制之师为易储之券，则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黄云眉在《明史考证·本书内容契要》中也指出：“以虚构嫡出之说，诈兴靖难之师，不得不于《洪武实录》中一再窜改删削，俾免与《永乐实录》前后抵牾，遂使两《实录》成为《明实录》最矫诬之典型。”

明朝君主还暗示和鼓励史臣在《明实录》中贬斥与其有仇隙的前任，以树立己威。在宗法社会里，王朝的皇位一般都是父死子继的，所以后任皇帝在其控制的史书中对前任君主多大肆颂扬并竭力讳饰。然而，那些靠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因与其前任君主有利害冲突，便于史书中暴露其丑行，诋毁其政绩，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明代实录的修纂中，上述现象尤其突出。明太宗朱棣在下诏改修《明太祖实录》时，攻击被他推翻的建文帝：“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并命令正副监修李景隆、茹瑺“端乃心，悉乃力”，既不负太祖宠遇之厚，“亦以副予之孝诚”，修改好实录。接着，他在给其他纂修官的诏谕中，进一步抨击初修本失实：“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要求众史官“恪勤纂述”“无忝厥职”。⁽⁵²⁾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实录》反复篡改，其实质在于巩固其篡夺的政权，维护其非法统治。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还去掉建文年号，擅增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以代之。明宪宗朱见深也曾利用修纂《明英宗实录》的机会，对其叔父代宗景皇帝朱祁钰进行诬谤，在一消心头之恨的同时，起到树立己威、巩固统治的作用。宪宗之父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于“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群臣拥立皇弟朱祁钰为帝。一年后瓦剌放英宗还北京，景皇帝将他软禁于南宫，并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己子朱见济。景泰八年，景帝病危，宦官曹吉祥与武臣石亨等发动宫廷政变，废景帝，重新拥立英宗为帝。朱见深得以重立为太子。天顺八年，英宗死，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宪宗嗣位后七个月，开始修纂《明英宗实录》。此书将代宗景皇帝的事迹附录其中，命名为《废帝郕戾王附录》，并加以诋毁。沈德符指出：“景帝事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⁵³⁾

《清实录》的修纂，也受到皇帝的掌控，从而出现了为尊者和亲者讳的局面。台湾地区学者庄吉发在《故宫档案述要》第64～69页中指出，《清圣祖实录》在记述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之死时，称他是走投无路，仰药自尽。然而，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抚远大将军费杨古的满文奏折中获知，噶尔丹是“晨得病，至晚即死，不知何病”。清圣祖在征讨准噶尔部时预料过噶尔丹的结局，只有投降、自杀和被俘三种可能，而其既未投降，又未被俘，竟是病故，出了皇帝的预言范围，显不出皇帝圣明，因此纂修实录的史官作伪，说噶尔丹服毒自杀就不足为怪了。⁽⁵⁴⁾雍正帝曾迫使史臣在修实录时，删去了对其继承帝位不利的记载，如删改康熙赞扬其他皇子的令词与申斥雍正的厉语，以塑造雍正深受父恩和合法位继承人的形象。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发布谕旨道：“是日，转奏事敦往传旨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曰：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本处批发，细微之事，即或有一二遗误，无甚关系，其紧要大事，皇太子自于朕前奏闻。”雍正朝史臣在修《圣祖实录时》却将此段谕旨删改为：“谕大学士等，朕躬违和，久未理事，今已稍愈，奏章著照常送进。”这就掩盖了废太子胤礽曾深受康熙信任，并曾协助皇帝批阅奏章这一事实。王钟翰也指出：“《圣祖实录》成于雍正九年，实录中从未见允祯之名。若非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后人决不知允祯为允题［A］之本名矣。修实录时，必将康熙时上谕提及允祯者一一改正。此可改正，其它何不可以修改？以是疑实录中盛奖世宗及唾骂B、C之处，未必皆能得实。”⁽⁵⁵⁾雍正公布的证明其即位合法性的“康熙遗诏”，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原件上看，书写比较草率，有错字和涂改之处，显然成于急促。开头云：“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世］祖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话不通顺。而《世宗实录》则将其润饰为：“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⁵⁶⁾变得十分文雅。雍正间曾静一案波及数省，世宗于七年下令将此案的上谕编辑在于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集成《大义沉迷录》，颁布全国，但乾隆帝觉得此事唐突，《清世宗实录》故对该书只字不提。《雍正起居注》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世宗为年羹尧事自责：“(对年)宠信太过，愧悔交加，竟无辞以谕天下，惟有自咎而已。”而《世宗实录》觉得有损皇帝形象，故隐而不载。

慈禧太后逼迫史臣在所修《穆宗实录》中，对被她推翻的载垣等八个顾命大臣予以贬斥。本来，军机处《上谕档》载：“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瀚、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慈禧将载垣等人处死后，曾于十一月十九日发布上谕，否定上面的谕旨：“载垣等种种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备悉，所有造作赞襄政务谕旨确系矫传，自不应纂入《实录》中，惟遽将其销毁，又恐无以示将来而征罪案。”所以存档备查，同时在《穆宗实录》直接否定咸丰帝有命载垣八人赞襄政务的谕令：“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反映了实录因受慈禧的逼迫而曲笔的倾向。

二、权臣逼迫史官曲笔

实录的曲笔，很多时候是权臣威逼史官曲笔。唐宪宗元和十年，韩愈受命撰成《顺宗实录》，但至唐文宗太和二年，当权的宦官因《顺宗实录》中对宦官恶行直书无隐，因此要求文宗诏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等修改。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起于谬传，殊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于是路随将该录重新修正。“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于上前言其不实，故令刊正也”⁽⁵⁷⁾。这就影响到实录的直书。

《宋太祖实录》也发生过权贵迫使史官曲笔的现象。当该录初修后，太宗觉得多有漏略，于是对宰相说：“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那么为何出现漏略呢？苏易简道出其中的原因是：“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选怯，逼于权势，多所回避，甚非直笔。”⁽⁵⁸⁾宋真宗时重修《宋太祖实录》，权臣对敢于据实直书的史官王禹偁予以打击，甚至诬蔑他任意褒贬，记录不实，致其降职。据《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九《宋纪一九·真宗》载：“咸平元年……十二月……甲寅，知制诰王禹偁坐修《太祖实录》以私意轻重其间落职，知黄州。”对此，朱熹纂集的《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称是“执政疑公轻重其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则认为他是因为“锋锐气厉，极谈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故屡被摈斥”的。元修《宋史》卷二九三本传谓其“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可见，王氏并非任情褒贬，而是执政指控他以“私意轻重其间”，而他本人实际上是“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是颇坚持原则的。南宋权臣韩侂胄也曾令《宋孝宗实录》的编纂史官为其微不足道的父亲韩诫特立专传。据《两朝纲目备要》卷四载，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庚午，韩诫赐谥曰忠定。诫，侂胄之父……侂胄既贵，欲为父作谥。……比修《孝宗实录》，又为诫作传甚美。”

清代权臣、摄政王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清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邝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⁵⁹⁾。康熙初年，对世祖汉化的改革措施心存不满的守旧派鳌拜，任命死党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在《清世祖实录》的修纂上大做手脚。据修纂官申涵盼称，《清世祖实录》馆于康熙六年九月二十日开馆，预计约一年可以脱稿，但“稿出而复毁者屡矣”，“忽执政者以纂修员数不足，有借才别署之请，复增数员，大率皆拔自闲曹及起废诸官也”，“甫一年，草创粗具，而冗复遗漏者尚多，其讨论润色之功百倍于起稿时。忽执政者以实录将竣，无庸此多员为，遂罢廪给，汰职事”。在这种仓促成稿，漏洞百出的情况下，“执政者”竟然撤销经费，裁减人员，乃存心不令《清世祖实录》按康熙的旨意认真地纂修完好。据申涵盼记述说：“监修公班布尔善以天潢为首辅，谓《太宗实录》未修，不可以子先父，遂请停《世祖实录》，重修《太宗实录》，八年正月开馆于内院，为内馆，复廪给。而外馆诸臣从此阁笔矣。其才干有望者，皆拔置内馆，凡八员。盼在外馆，外馆皆向盼作不平语。”⁽⁶⁰⁾这种分内外馆的做法，是班布尔善之阴谋，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清世祖实录》的纂修，以抗拒刚刚亲政的康熙帝的旨意。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一举逮捕了鳌拜，惩办其党羽及阿附者，班布尔善即被从“内馆”修《太宗实录》处抓走，次日便处以绞刑。次月，康熙帝便重新诏令纂修《世祖实录》，历经三年方才告成，⁽⁶¹⁾对班布尔善等人在《世祖实录》中的曲笔行为进行了纠正。

权臣逼迫史臣曲笔，有时表现在确立纂修原则上。实录修纂的提举和总裁，往往都是政府宰相，他们秉承皇帝旨意，在实录修纂凡例上，确立为本朝讳饰的标准，使得史官为自己的朝代避讳或粉饰，并刻意地贬低敌朝。这在五代十国的实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八月，梁将杨师厚救晋州，破敌将周德威一事，《后梁太祖实录》载云：杨师厚杀戮生擒贼将萧万通等，贼由是弃寨而遁。但《后唐庄宗实录》却记载相反：汴军至蒙沆，周德威逆战败之，斩首二百级。师厚退绛州。是役也，小将萧万通战没，师厚进营平阳，德威收军而退。显然，《后唐庄宗实录》有意为自己的军队粉饰。司马光分析道：“二军各言胜捷。然既杀萧万通，师厚何肯退保绛州？既败而退，岂得复进营平阳？德威既战胜，安肯便收军？盖晋军实败走。《庄宗实录》妄言耳。”⁽⁶²⁾更有不同国家的实录，对同一事件各说各话，夸大自己的功绩，贬损对方。后汉隐帝乾祐元年九月，后汉李彦从破后蜀兵于散关。关于此事，《后汉隐帝实录》是这样记载的：“戊辰，枢密使郭讳上言：都监李彦从将兵掩袭川贼，至大散关，杀贼三千余，其余弃甲而遁。”又载：“九月，李彦从败蜀兵于散关。”这段记载《蜀后主实录》无之。《蜀后主实录》记载的是：“十月，安思谦败汉兵于时家竹林，遂焚荡宝鸡。十二月又败汉兵于玉女潭。”而《后汉隐帝实录》无之。司马光精辟地指出：“盖两国各举其胜，而讳其败耳。然《汉实录》言官军不满万人，而蜀兵数倍，是二三万人非小役也，岂得全不书？杀三千人非小败也，岂十月遽能再举。盖九月止是蜀边将小出兵，为汉所败，汉将因张大而奏之耳。”⁽⁶³⁾司马光发现，不同朝代实录修纂的立场与动机不同，在材料取舍和描述上就有差异。

三、史臣个人恩怨影响《实录》直书

除了君主以个人恩怨引导史臣曲笔外，执笔的史臣有时也因个人的好恶在《实录》中任意曲笔。唐高宗时，许敬宗由一个普通的作者一跃而成为两朝实录的改修负责人。在改修时，他肆意曲笔：“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⁶⁴⁾；“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掌国史，蹿改不平，专出己私”⁽⁶⁵⁾。许敬宗曲改史实首先针对的是长孙无忌。许敬宗为了扳倒这位政敌，不仅诬其谋反置之于死地，还在稍后主修的《唐太宗实录》中，对长孙无忌进行诋毁。他又利用改修《太宗实录》的机会，移花接木，将太宗赏赐给长孙无忌的《威凤赋》说成是给尉迟敬德的。其次是针对褚遂良。高宗时，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联手辅主，对高宗和许敬宗之流的不合理行为进行了斗争，因此许敬宗在其所改的《太宗实录》中，对褚遂良也进行了诬陷。如诬诋褚遂良谮死刘洎。《历代名贤确论》卷七一载：“《贞观实录》本敬播所修，号为详直。后许敬宗专修史之任，颇以憎爱改易旧文，则遂良谮洎之事，安可信也！”其三是针对封德彝。由于封德彝曾嘲笑许敬宗贪生怕死，而遭到掌握改修《实录》大权的许敬宗的诋毁。“始虞世基与善心同遭贼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见世基死，世南匍匐请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为口实。敬宗衔愤，至立《德彝传》，盛诬以恶。”⁽⁶⁶⁾除了攻击仇敌外，许敬宗还为自己或亲戚粉饰。前述许敬宗将太宗为长孙无忌写的《威凤赋》故意说成是为尉迟敬德写的，是因为与尉迟敬德乃联姻关系；同时他还为其女婿虚抬门面：“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等同。”⁽⁶⁷⁾关于许敬宗篡改实录问题，曾有学者提出质疑，⁽⁶⁸⁾但另有学者撰文给以坐实。⁽⁶⁹⁾

唐德宗时，沈既济为杨炎所荐担任史官，出于个人感恩心理，在所修《建中实录》中，对杨炎进行了粉饰。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⁷⁰⁾，于是沈既济为杨炎收复河陇的主张唱颂歌。安史之乱后，河陇之地为吐蕃所占。杨炎任相后，要求收复河陇之地。为了证明杨炎主张的正确性，沈既济便在所修《建中实录》中，对大唐派往吐蕃的使者韦伦所见河陇之地的情况进行了带有倾向性的描述，称滞留在河陇之地的唐朝士兵约50万人，被吐蕃当作婢仆，受尽了折磨。他们看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臣韦伦完成使命后回国，便“东向拜舞”，“密通章疏”，希望王师收复河陇，使他们重见天日。这段描写，便是为杨炎收复河陇之议张目。杨炎的主张，因为引起兵变而流产，朝廷已采取了与吐蕃谈判的政策，但深荷杨恩的沈既济，却在《建中实录》中仍然为之赞颂。对此，司马光分析道：“此恐沈既济之溢美，且欲附杨炎复河陇之说耳”。⁽⁷¹⁾沈既济对于杨炎罢相的描写，也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建中实录》载：“炎与卢杞同执大政，杞形神诡陋，夙为人所亵。而炎气岸高俊……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宠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阳(指叛乱的梁崇义)。炎以为不可。上曰：‘卿勿复言。’遂以希烈统之。时夏潦方壮，澶漫数百里。故希烈军又不得发。会炎病，请急累日。杞启免炎相以悦之。上以为然，乃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论旨。翌日，迁左仆射，谒谢之日，恩旨甚渥。杞大惧。”而据《唐德宗实录》撰写而成的《旧唐书·杨炎传》所载是另一番景象：“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梁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奉使驰说崇义，因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会德宗尝访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炎相。”司马光指出：“按沈既济为炎所引，故《建中实录》言炎罢相与《德宗实录》颇异。”⁽⁷²⁾

南宋时，秦桧党羽利用控制实录修纂的权力，对抗金英雄岳飞等诸将的事迹进行了掩没，对自己朋比为奸遭到高宗罢斥的事实则竭力掩盖。宁宗庆元元年权兵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章颖，对秦桧之流的卑鄙行径进行了揭露：“《时政记》书事数年之后，纪载岂无阙遗？绍兴诸将之功，夏官赏功之籍，犹可考也。(岳)飞之初，当时史官所书，用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秦桧之子——笔者加，下同)也，《实录》秉史笔，则(秦)埙(秦桧之孙)也。史官之属，则郑时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杨英数十人，皆其党也。上尝以桧朋比罢政，翰苑之臣綦,礼当草制，上出桧二策，且以亲札付,礼，据以草制。其后柄用，丐诏于,礼家，既至，则以付秘书省，实收之也。以至《宰相拜罢录》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违制之罪。桧之虑亦深矣！人之功则欲揜之，己之功则欲大之；人之过则欲增之，己之过则欲盖之。行之一时可也，如天下后世何！”⁽⁷³⁾

《明实录》的修纂者也常因个人恩怨而任情褒贬。《明英宗实录》记“土木之变”后，太监李永昌慷慨陈辞，力主抗战，“由是中外始有固志”。其实，这是李永昌的嗣子李泰为之饰美。太监中力主抗战的是金英，而非李永昌。“修史在成化初……泰以学士在史馆，溢美之谈，大抵未足信也”⁽⁷⁴⁾。《明宪宗实录》的总裁、吏部尚书刘吉与内阁大学士刘珝、尹旻以争权不和，便在主持修实录时对此二人进行诽谤。据王世贞《史乘考误》称，《明宪宗实录》曾记兵部尚书项忠上奏弹劾大宦官汪直，让尹旻联名，但“旻固辞，不得已乃署，即遣人报(汪直心腹)韦英曰：‘本兵部所为，旻但以次据首耳。’”把尹旻描写成一个遇事畏缩、变节自首的人。该实录又称，都御史王越在上朝时遇见刘珝与刘吉，极言汪直贤明，并攻击二人所在的内阁，结果“珝默然”，而“吉折之，越遂与吉疏”。其实，内阁猛烈攻击汪直的人，只有刘珝与商辂二人。王世贞指出：“今言文和(刘珝)默然，又谓尹恭简(尹旻)密报韦英，盖实录为刘文穆(刘吉)所修，故引以归己，而恭简、文和又素与文穆不睦，似不无饰笔。”⁽⁷⁵⁾同是一刘珝，《明孝宗实录》却把他写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吴晗指出：“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为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⁷⁶⁾

总之，实录修纂过程中，史臣有时会利用职权，任情褒贬，党同伐异，严重时，甚至使《实录》成为党争的工具，其内容充斥着朋党之争的污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