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第三节：实录的体例讲解

第三节　实录的体例

一、实录的编纂体例

体例是实录等史籍的内部编纂形式，主要是指史籍的条目、凡例、取舍标准、叙事特点和特殊处理方式等，这些决定和规范着史书内容的基本秩序、构成和面貌。体例受体裁的制约和影响。

实录的体例一般都以凡例和条目的形式出现。每当进呈实录时，监修或主修人员都要在《进实录表》或者实录书的前面，叙述实录的修纂体例。如重修《宋太祖实录》的监修李沆便在《进实录表》中交待新录的条目和体例。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介绍：“《太祖实录》五十卷。监修国史肥乡李沆太初、史官集贤院学士河南钱若水淡成等重修。……卷首有沆《进书表》叙前录之失及新书刊修条目甚详。”宋代以前有关实录修纂体例的记载，留传下来的较少。不过，《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下》记录了宋代《日历》的修纂凡例，而《日历》又是《实录》修纂的重要史料来源及二级史书，它的体例自然会对《实录》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馆阁录》的《修〈日历〉式》，其旧式乃少监程俱所定。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少监陈之渊、著作佐郎张震复上《建炎以后日历格》。至乾道间，著作佐郎郑伯熊以新、旧格参立。《修〈日历〉式》标明的应书写内容包括：“排甲子”、“节假”、“祭祀”、“忌日”、“御殿”(御殿的具体书写程式是：“后殿云‘御后殿’，前殿云‘常朝’，不坐云‘不视朝’”)、“宰执进呈”、“臣僚面对、进对奏事”(书写程式为：“进对则有‘召见’、‘引见’；本职奏事则有‘左右史直前’、‘三衙倚杖子’；面对奏事只云‘面对’”)、“朝见、辞”(书写程式是：“任满回，或差出回，或赴行在，皆云‘朝见进对’；已有差遣，云‘朝辞进对’”)、“引见公事”、“车驾出入”、“外国进奉”、“诏书”、“赦书”等。如果“群臣上表有所请，唯录首表及第一批答”；“臣僚章疏并书”；“妃、主、相、将初拜及迁改录制书”；“两府出入升降黜录麻词”；“两制有功过升降录制词”；“文武官有功赏及特改官，官虽卑，因事赏罚者书”；“转官”(文臣宣义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差遣”(文臣在京职事官，在外监司、参谋参议官、知通以上；武臣总管、路分、州钤辖，一路都、监、将、副。诸军升改，虽官小，任京局并带阁职亦书)。“诏书奖谕书”；“诸司奏请改更条法关治体者书”；“臣僚薨卒行状事迹(文臣监、卿，武臣刺史以上)”书；没王事不以官品高下“悉书”；“致仕(文臣朝奉郎，武臣大夫以上)”、“封赠、录子孙、赐章服、宗室赐名、讲书、祥异、年终户口、大辟”等皆书。其中的一些修纂凡例和准则，也带到了《实录》的修纂之中。

明代修《实录》时也制定了严格的内容取舍标准和体例。这些标准和体例集中反映在《修纂凡例》中。《修纂凡例》是根据古代等级制度制定的，记事的核心是皇帝，然后是母后、后妃、宗王等皇亲国戚，接下来是文武官僚，最后才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工匠、义军首领等平民百姓。《明实录》的《修纂凡例》保证以明代每一位帝王为中心和线索去组织材料，将其任内皇亲国戚的活动、内阁六部的政事、省府州县的工作、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外国政府的遣使，由上到下、由内及外地一一加以记载，使帝王私史与政府、国家的历史融为一体。从《明太宗实录》的《修纂凡例》中，可以看出有关皇帝的史料居于核心的位置，凡是有关皇帝的史实，都唯恐其不详。该凡例第一条便是“即位礼仪及赏赉之类皆书”。《明实录》记录皇帝登基大典可谓巨细不遗，篇幅绵长。作者还拟定了突出皇帝史料的许多凡例，如“诏书悉录全文，敕书、御制文录其关事体之重者，有特敕谕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之类悉录”；“圣节、正旦、冬至、郊祀、庆成大宴皆书，遇节赐宴如新春、上元之特旨赐节假亦附书”；“每科……廷试皆书，廷试制策悉录全文”；“车驾亲征叛虏……皆备书始末”；“特旨罢黜干系劝惩者不限职之大小并书，其蒙特恩宽宥亦书”。从上可见，凡是有关皇帝之事尤其是皇帝“特旨”、“特恩”、“特赐”、“特敕”之事，都是“皆书”、“备书”，有关皇帝言论都是“悉录全文”，充分体现了以皇帝为核心的结构体系。《修纂凡例》的第二条及第三条一般都是有关皇太后、皇后嫔妃及亲王的记载条例。如《宪宗实录》的《修纂凡例》第三条就说：“上慈懿皇太后尊号、皇太后尊号、徽号，册立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册封郡王、王妃、公主皆书其仪注，有新定者书，废后事书。”此外，凡是皇亲国戚的事迹，如出生、赐名、婚冠、之国等事，均大书特书。这表明《明实录》除了以皇帝作为记录核心外，还以皇亲国戚作为第一个圈层来记载。再次，《修纂凡例》才提到大臣及天下官吏，如《太宗实录》的《修纂凡例》在谈到天子巡狩、皇亲之国及官吏来朝时，就先皇帝，次皇亲，后官吏：“一、巡狩及留守事宜皆书……一、凡亲王、郡王来朝辞归皆书，文武大臣以事来朝亦书，天下官三年一朝者因事概见。”《修纂凡例》的最后条例才提到下层平民——工匠：如《英宗实录》及《宪宗实录》的《修纂凡例》最后一条都是：“工匠起取放免皆书。”平民百姓，虽然人数最多，但在《明实录》的作者眼中却是微不足道的，故把他们当作《实录》最外的一个圈层来处理的，他们的事迹非常零碎，散乱，一麟半爪，常常是作为以上三个阶层的补充来记载，如逼上梁山的“贼盗”、官吏治理下的草民、军官役使下的逃军、宫廷衣用供给的工匠、为宗法伦理牺牲的节妇等等。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名字，多是用“石和尚”、“张氏”等来称呼。可见，《明实录》中从皇帝、太子、亲王、郡王、文武大臣到外郡官吏、工匠、节妇之间的等级划分是十分森严的。

《明实录》以皇帝事迹为核心，用放射性的手法记载其他人的事迹，不仅表现在所载事迹与皇帝的内在联系上，还表现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作者利用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权力中枢的地位，巧妙地将各种其他记载的落脚点放在皇帝身上。无论发生任何大事最终都要由皇帝点头，故作者以皇帝“从之”、“允之”、“不许”、“有旨”、“得旨”、“诏从之”等术语来作为事件的结尾，使整部《实录》处处都晃动着皇帝的影子。例如，《英宗实录》卷六二载正统四年十二月癸未，北京国子监任得等五百三十三名监生上奏说他们“坐监年深，被年浅监生搀越取用”。事下行在礼部，礼部奏请：“今后清军写诰、写本历事监生，令国子监挨次选拔，如有不守礼法、奔竞搀越幸进之徒，依律究之。”最后皇帝“从之”。这里记载北京监生不满被搀越的事情，问题交给了礼部解决，于是礼部提出了意见。全文基本上是讲其他社会群体的事情，但是，皇帝是最高仲裁者，礼部的处理意见还得上报给皇帝，于是最后用了“从之”二字，既反映了皇帝对此事的态度，又使皇帝的影子笼罩着这个记载。

与此同时，修纂凡例又是根据古代记事史学的特质来制定的，即以政治鉴戒为核心，以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为外层来安排史事的记载。《宋实录》中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和事件都要记录在册，如拜相按例就应该记载下来。据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八《璅征》称：“秦会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参政，委任颇专，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办，假手于士人陈丰。丰以其姓魏，遂以‘晋绛和戎’对‘郑公论谏’。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约、万俟元忠并拜左右揆，翰苑者仓猝取丰所作制以与沈公，而忘易‘晋绛’、‘郑公’之语。《实录》例载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删此一联，会去国，不果。”这里记载了一个张冠李戴的笑话，但其中的“《实录》例载拜相”则向我们表明，宋代实录对于宰相这样的高官的活动，照例是要记载的。《明实录》内容取舍标准也是以明代政治为核心，以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为外层的秩序进行的。因此，该录偏重于政治史料的采编，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史料也都取其有利于政治实用性的内容，即以有利于治国安邦、皇位永固的标准来采撷军、经、文、教方面的史料。无论是《修纂凡例》，还是《明实录》本身，都反映了这一点。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中来看，其所取之史皆以政治为主。在宗法专制社会，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确保皇帝集权的统治，所以凡是记录皇帝即位、上朝、谒陵、出巡、祀天地社稷、下诏、特敕谕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铸造宝玺、特恩赐予文武官员、“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赏罚文武官吏等活动都是政治，皇亲国戚的受封、之国也都是政治，官吏的奏疏、建言有关国体者、理刑、考核、朝觐也是政治活动。《明实录》基本上是由政治史料所充斥。

与政治核心相呼应，《明实录》所载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活动也都打上了政治烙印。军事上，皇帝的“靖难”与平叛，是干系皇权归属的政治大事，制定“军士月粮新定折支、全支条例”、“军民衙门官马孳生”之政、“关津巡徼驿传递运烽堠”之设、“修缮及处城池屯堡”之事，⁽⁵⁹⁾都是军政，但都与皇权巩固这个最大政治任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认为，在《明实录》中，“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明实录》记载有关经济的史实，表现为有关漕运、赈灾、仓库、坑冶、盐场等几个并列的凡例，⁽⁶⁰⁾这些经济史实都与政治有着内在联系：漕运是关系到帝京安危；赈济蠲免的实质是皇帝的“仁政”；仓储、矿冶与国家税赋及财政相联系；盐政是明代统治阶级赚取利益并控制百姓的重要措施。《明实录》中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内容，也是为明代政治服务的。《英宗实录》的《修纂凡例》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史实集中见于礼仪、乐器、节庆、学校、科举等数条凡例上，按照这些凡例采编的史实均从属于政治：礼仪及乐器服务于大典，而大典乃是皇帝及宗法国家赖以统治的精神手段；节庆假日在于突出皇帝“与民同乐”；明代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科举，科举的目的又是为了给专制皇帝输送统治人才，其中的皇帝赏荫和廷试，更增强了教育和科举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明实录》内容的取舍是以政治为核心，以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为辅翼的。

归纳而言，实录内容取舍的标准，从对象上看是以皇帝为核心，以皇亲国戚、文武官吏为主体，兼及下层人民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是以政治为核心，以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为辅助内容。其目的是为皇帝提供治乱兴衰的鉴戒，并歌颂先帝的“功德”与“仁政”。

明代《明神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曾经保留了当时为修实录所拟的《实录条例》，这一条例为钱茂伟所发现并作了精辟的揭示。⁽⁶¹⁾薛三省强调了纂修凡例的重要性，指出“至于纂修凡例，更为史官第一要义。此义不立，则编摩无法，详略任意，或当详而反略，或可略而反详，或详而致冗，或略而致疏，他日将过勤大总裁之修润，亦安取纂修者草创之为也？”他提出了实录编纂的总例5条：“帝赞，颂语也。大指在称功德，总举临御之大体规模，而略其细过小疵。万一圣德或有亏损，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讳者，亦微词寓意焉。及后妃赞，亦略仿此。臣传，小传也。……提纲，揭大纲也。每遇大事，以大义裁之，提于其首，后详其事之始末，与议事之异同。若案牍之有硃语，则大意自明也。事论，断国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论，而论于事始，或淆于是非，论于事后，又易掩于成败。自非究极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则一时之臆断，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剿取异同之说，又无贵论矣。摘要，采其大要也。如条议实可以施行者，章疏实有裨益者于中，则饰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可行而议论必不可不存者，亦复删削载之，不没其大指。”⁽⁶²⁾然后，又在分例中，提出了18个条例：

一、大书，谓国之大事。如即位、改元、郊、庙、陵祀、帝王祀、上徽号、幸学、藉田、大工、册立、大婚、大赦、覃恩、大阅、封爵、枚卜、再召、大礼、大征伐、顾命、大行丧葬、祔祧祫、上谥册，则于月朔下书某日甲云云，而余事同日者缀后，各日者另书日。

一、颂书，谓经政足配帝王，宝训足当典谟。如步祷、亲谳、召对、诏答、因灾异求直言之类，臣子不能为褒词，俱颂述书之，亦如大事之例，记事则悉原委，记言则录全文。

一、特书，谓重其事而书也。如初开经筵、日讲，行幸，皇太子及诸王初讲学、冠婚、皇女下嫁、亲王之国、薨逝、王庄、嫡长子锡名，会、殿试及乡试加额，宝玺及王国宝以至符印记有所增更，王府、内外察、军政、颁历、赐赍、钦遣祭祀、遣外使、钦谕、奖慰，师特用总督、赐剑、武功升赏，修书、玉牒、清黄、书成升赏，恤刑、停刑、虑囚、平反冤狱、灾祥，漕政、漕议、漕期，从祀、特谥、类谥、追谥，征聘、存问，王府宗正、建言降谪、罢黜、杖革，拓土定乱、新筑城池，大稔歉、开浚河及水利、筑堤、筑堡以百数、墙堑以里计，其紧要者亦不必以多寡数计，俱以奏闻为主，与献俘捷之类，有日甲则具书(日)由［甲］，月皆书月甲、元旦、二至、四孟，月则并书其朔日甲，是日有事则系，无则虚其下。冬至日月食，则并某时刻及食之分数亦书。大臣恩考、特典，有所辞，则书辞某某项，从则曰许之。大计卓异，及拿问贪酷，各备书某某，其余则曰降黜有差。外有增条，亦并书。行取、题留并员名，皆书，凡考选庶吉士某等若干人，及授官某某，并书。凡旌表乡里姓名，并书，殁于王事，赠荫祭祀，并书。弹劾大臣，罪过大而当者书，并摘录其疏词明切者。其辩疏理长者，并书。在京近侍七品以上、在外知府以上、武官留守以上，论劾罪重者书，其犯恶逆大罪者，不限官军民，皆书。

一、常书，谓寻常制度沿习者也。如赠、诰敕、圣寿、元旦、冬至朝贺，文官四品及词林科道，外官佥事以上，武官守备以上，升迁考满恩、卒日恤典、岁贡廷试恩选、御史各差、部郎正差、给赏军士、外藩朝贡燕赏、公侯伯袭爵、恤典、土官诰。

一、类书，谓事体相同而先后繁复不胜书者。如遣官主乡试，则类于八月书时，此一时之事也。讲学则类于应开之季终，书日如常期，此一季之事也。若终岁皆讲，则于岁终书寒暑不辍，以特志勤。诰敕或覃恩，或考满，则于三九月终，书曰给一品某某，二品某某，三品某某，四品某某，以下总曰某等若干人诰敕命。此总两月之事也。鱼鳞图册、户口数目，及礼部类奏水旱灾异，则于终岁书，此一年之事也。大臣乞归，或疏有关系极剀切者，次第书，其余三四疏，或十数疏，总于末疏书凡几上，或允或不允，此总一去留之事也。台省或连数章，或十数章，疏切时务者，争大事者，采择以书，而其余或词旨皆同，则书某某等交章。于事，则曰以请；于人，则曰劾之，或曰留之，盖此总为一人一事之故也。大选、急选、武职世袭，则各书先某某以下若干人，此总各一季之事也。

一、别书，谓同事而分别以书。如同起用，当，则书升原任某官为某官，复职则曰复起某官为某官。若有敕，则书敕，遣官则书官。若因人而起，则备载言者疏，以征公私。罢黜不当，则书某官，当则不书官。法当则书下某于狱，或诏狱，或逮某下之某狱。或拷问伏法，则曰伏诛；卒则曰死于狱，出则曰赦出。不当，则书下某官于某狱，卒则曰某官卒于狱，出则曰出某官于某狱，伏法则书杀。

一、撮书，谓撮其大凡以书也。如用兵，则于班师日书某处平，凡用将某官某某几人，监军某某几人。中有更易，则书先后用将某官某某几人，用兵几何，战马几何。中有调发，则书调某处兵几何，用金钱粮饷并器械费几何，还师士马物故几何。工役亦然。因灾而所灾之处，或有蠲赈改折，亦然。漕运总曰运米若干石至京师，或如常期，或迟而过期，皆书时日。或不及额，则下书某处，或改折若干，或存留、截留若干，或火焚烧、水漂没若干。

一、参书，谓参互并书，以见情实也。如一事而互争执，两人而互奏讦，一勘一议，而互同异。虽是非定有所归，而单词不可偏主，则并书而互存之，以俟折衷。

一、备书，谓国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书以备此制也。如三大节朝贺书，或因事免，或因风雨免，亦书。如永不朝贺，则于不受初年书，而下云岁为常。御殿、传制、三大燕免办，命妇免朝贺之类，亦于初时一书免，而曰岁以为常。国丧命妇，临祭或免，亦多书，常朝废则初废之年书，岁以为常。

一、权书，谓衡量其事而书之，以寓微意也。如旱潦不为灾不书，而书诏祈晴雨，以见闵旱潦之意。常朝不书，因事间则书。若久不朝而复朝，则书以见更始之意。文武官例有不得书者，而间一书，以示尚贤之意。大臣乞归而留贤者，备书所答温旨，以示敬礼之意，不则略。建言而有开国家之大者，亦如之，以见纳言之意，其不纳者，即书不纳，或留中，或诘问，以见拒言之意。民因饥而乱，兵因乏粮而乱，则不书反叛，以见其本无反叛之意。

一、直书，谓事本显直截以书，当否自见也。如大臣祭葬赠荫之厚薄，易名之上次，藩国进爵之次躐、王国土田之侈啬，外戚内官恩泽之节滥，宦官宫女之选疏多寡，援纳事例之开闭，大小衙门之设革。

一、初书，谓事所创见，或有更旧为新者也。如旧制日朝更为三六九，则书初。三大朝贺，更为午门外叩头，则书初。阁臣初于宫门叩头赐酒馔，则书初，而下则云岁以为常。旧无税使，而遣税使则书初。特设官而永为定者，则书初。其暂加而不永为定者，惟随时书而不书初。乡试加额，而永为定者，则书初。岁贡并吏、礼部试为四，而后止廷试二，则书初。选官用籤之始，则书初。端午、除夕赐百官朱砂等药物而后停，则于停之岁书曰初停。马市新开，及有变易，塞外新抚赏，及额外增添，或断或减，俱书初。凡省直司府州县创革事宜，皆书初改。铸钱另差官开局铸钱，则书初。屯盐茶马于旧制有所损益，则书初。减增断狱条例，则书初。

一、原书，谓本其事之所由而书也。如大臣乞归，或以志，或以病，或以人言，各有所为，则书因以明异；其以志者，则曰坚意求去，以明特典。

一、及书，谓因此而及彼者也。如因堂而移于属，或因属而移于堂，或因一曹而并移于他曹，或因一人而并移于多人，则先书其所主者，而曰及某某皆罚治降黜之类。册封而有将军、中尉，则亦曰及某某将军若干位，某中尉若干位。

一、略书，谓举其大略而书之也。如遣祭五祀，及诸额赐祭神明，功臣、名臣与赐鲜赐扇之类，则初遣、初赐一书，而下缀之曰岁以为常，略其余年。大臣护送、存问、造葬，则书遣官，而略其所遣之官。

一、不书，谓非所当书，与不足书者也。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非大贤则不书。给边饷器械非出内，给边马非举诏借太仆寺，第书部发或部运，并解官姓名亦不书，其余一切催差与解差，俱不书。内守备织造不书，即其事宜有所增损，非关中外不书。

一、凡书，谓国家之典礼，所循习常行者，因此举此典礼乃有此仪注。如开讲则先谒先师，遣祀则先奏期，请升殿献俘，则告庙之类，则于其大事下书曰凡皆如此云云，则可以概其余也。

一、附书，谓大事内之支事，本非所书，则因此而附见也。如亲王之国陛辞、御送则书，而先期率王妃辞于宫，内侍先于宫门设幕次，王与妃即次候上升座、入行拜叩礼，赐别觞谢出，及以次辞两宫、后宫、东宫，及谒辞陵之礼，既不当另书，又不当遗而不书。或叔或弟，礼以时易，非所常行，又不得举凡以书。诸如此类，皆当著于大事后者也。⁽⁶³⁾

以上条例，可以充分反映晚明实录修纂的基本体例。

实录体既属“编年附传”体，因此对人物传记和人物活动也作了体例上的规定。《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下》还收录了一则《修史例》，但并未明言是修何史，也可能包括《国史》或《实录》。现将其内容列举于下：“文臣职事官除馆职、郎官、监察御史、开封府推判官以上书。贴职直龙图阁以上书。常调除官并书。曾任馆职应书而谪授或牵复小郡书。武臣横行、正任刺史、知阁、带御器、械都副承旨以上书。文臣职事官及武臣职任应书而转资责降无事因或因赦叙复之类不书。内职妃以上书。内侍都知押班书。知州、监司有带‘权发遣’，或‘权’或‘新’，并去‘权发遣’及‘权’字。御笔书手诏。”另据蔡=《铁围山丛谈》卷三所云：

国朝实录、国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曰：“暴疾卒”。无疾者，如李谷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⁶⁴⁾

由此类推，则上述《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下》所记《修史例》，应该也包括《实录》。薛三省前揭书也对明代实录人物传记的体例作了规定。在总例中指出：“臣传，小传也。主于定人品，少或数言，多亦不过数十百言。评目务当其人，毋过誉，毋曲讳，亦毋苛，毋褒采虚声，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历先后，具于录中，不必复叙。若有异绩，则直云在何官时。其为某科甲，则不可略也。”从他认定臣传是“小传”便可看出，明代实录是以帝王为核心的记载形式。在分例中还指出：“不书，谓非所当书，与不足书者也。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非大贤则不书。”也确定了臣传书与不书的标准。

实录的体例还受到其档案特质和史料性质的影响。在内容的取用上，多指向档案和原始史料，采录的大都是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后周太宗实录》便登载过诏令奏疏。南唐寿州守将刘仁赡，在周世宗大军征淮时，英勇不屈，最后部将孙羽以城降，并以刘仁赡的名义撰写了降表。《后周世宗实录》便详载此表。欧阳修指出：“仁赡既杀其子以自明矣，岂有垂死而变节者乎？今《周世宗实录》载仁赡降书，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⁶⁵⁾对于诏令奏疏，多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然而，实录在奏疏和文件的编纂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处理形式，即合并奏疏和文件以叙述某事，但以今之目光视之，则有着记事不确的缺陷。如《后唐庄宗实录》载道：“(后唐同光三年)十二月丙寅，以静难节度使董璋为东川节度副大使。”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辨析道：“按大军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东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杀崇韬，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韬遇害日月殊不相合。盖十二月丙寅，崇韬始表璋镇东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可见，关于董璋任东川节度使一事，有表请和降制两个文件，两个文件则有两个时间，而《后唐宗实录》的修纂者在裁剪连缀时，将两个文件合并叙述，因而出现了时间上的差错，而为细心的司马光所窥透。《后唐废帝实录》也曾误将奏闻之日当作实际发生事件的日期。据清永瑢等人所作《旧五代史》卷四八的《考证》指出：“丁卯，戎王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案契丹立晋，是书《晋高祖纪》作十一月丁酉，此纪作闰月丁卯，前后互异。据《通鉴考异》引《(后唐)废帝实录》亦作丁卯，盖契丹立晋在十一月丁酉，唐人至闰十一月丁卯始奏闻也。《实录》误以奏闻之日为立晋之日。是书《唐纪》亦仍其误。”这种错误比比皆是，可能是当时形成的一种不成文的编撰体例。

实录的修纂体例，有因监修的个人因素，而由繁化简，忽略细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载：绍兴九年三月庚午，“实录院奏修《徽宗实录》画一”条例，包括：“一、今所修书，欲从简约，略去细务。一、所书先朝政事因革，有当时权臣专恣所为者，欲仿《册府元龟》例辨析于后，庶见之即明邪正。群臣私记皆偏见自私，言多失实，今并不取。”这是因为“时秦桧领史院，讳避者多，故《实录》成书疏略”。其中有辨析先朝“权臣专恣所为”的政事因革，不失为一个重要的修纂体例，但可惜为秦桧所玷污。

二、实录的叙事体例与行文风格

体例还包括具体写作上的行文风格。实录的行文体例和写作风格，有叙事凝练、行文平实、寓评于叙，等等。下面略作解析。

实录的第一种行文体例和风格是叙事凝练。它是靠省略和互见等体例来保持的。

其一，省略例。由于实录是一种以编年体为骨干的史书，因此它在语言上就尽量像《春秋》那样保持精练，于是，实录便形成了省略例则，以使行文言简意赅。实录是以皇帝为记载主题的实录体史书，因此凡讲到皇帝言行时，经常省略主语，如《唐顺宗实录》卷二载：“(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甲子癸酉，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里是谁“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呢，当然是唐顺宗，虽然省略了主语，仍然不影响意思的理解。再如《明太祖实录》卷七八云：“(洪武六年春正月)壬戌，礼部奏：‘往者四川未平，望祭江渎于峡州。今川蜀既下，当遣使诣南渎大江神庙致祭。’从之。”是谁“从之”呢？当然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这里就省略了行为的主体，即句子的主语。除了语句上省略外，实录还在叙事时略举其大概，不复繁书。据前引薛三省《实录条例》的分例中，便有“略书”例，“谓举其大略而书之也。如遣祭五祀，及诸额赐祭神明，功臣、名臣与赐鲜赐扇之类，则初遣、初赐一书，而下缀之曰岁以为常，略其余年。大臣护送、存问、造葬，则书遣官，而略其所遣之官”。此外，实录还在一些专有名词如官职上省略，如《明实录》将巡检司写作“巡司”，员外郎省作“员外”，这样写虽然使行文简略，但却并不规范。

其二，互见例。实录另一个写作体例便是用互见法以减少行文重复。互见法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⁶⁶⁾《明实录》发挥了这一方法。如《明宣宗实录》卷二〇“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条载：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太宗皇帝怒甚，不可测，仁宗皇帝俯伏为救解，语在永乐十五年《实录》”。又如《明宪宗实录》卷八九载：成化七年三月辛卯，“礼部左侍郎邢……让，字逊之，山西襄陵县人，由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检讨。景泰初疏言迎复大义，景皇帝委曲批答，语在《英庙实录》中”。同书卷一〇三“成化八年夏四月丙申”条载：“景泰初，进(郭登)右都督，奏疏谓虏虽已退，不可无备，因条上用兵之法十余事，诏颁示诸将，语在《英庙实录》中。”《明孝宗实录》卷三载，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辛酉，“命给南京礼部左侍郎赠南京礼部尚书谥恭毅章纶诰命。纶，景泰时为礼部郎中，以谏复储事下锦衣狱，几棰死。英庙复辟，释之，升南京礼部侍郎，致仕卒。成化二十三年，加赠谥，语在《宪庙实录》。至是，始给诰命”。同书卷一四五载“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时(汪)直有宠于上，所建白必从，(王)越欲借其权以成事，故善事直。两人相得欢甚。一以捣威宁海子虏营功封越威宁伯，仍兼左都御史掌院事；一以黑石崖之捷进太子太傅，岁加禄四百石，掌前军都督府事，提督五军营。未几，出充总兵官，镇大同，移镇延绥。越用兵善出奇方，虏入寇，阳若不闻，伺其得利稍怠，乃伏兵归路邀杀之，故多胜无败。尤善用人，所部将士率一时谋勇，皆不次拔擢之。其亲识贵家子弟，间亦在军中，俱以功升武官。十九年，直既败，科道交劾直、越欺上冒功八罪，语在《宪庙实录》中。”互见法使实录语言简练流畅，避免重复。

第二种风格是行文平实。它是实录的总体风格。以《唐顺宗实录》卷一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条为例，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河北节度自至德已来不常朝觐；前年冬，茂昭来朝未还，故宠之。”叙事比较平易。《明穆宗实录》卷六记载了隆庆元年三月乙亥，礼部以弘孝殿工完所上奏的迁奉考烈皇后神主仪注：“三月二十一日早，内侍官设神主舆衣冠等于奉先殿左门外，至期遣官以迁奉告于西夹室，行礼如常仪。告毕，内侍官跪奏，请孝烈皇后诣内殿奉祀。奏讫，内侍官于神座上恭捧神主，及内侍官捧神位衣冠等，俱由左门出，各奉安于舆，执事者举舆擎执伞扇如仪，遣官后随至内殿门外少驻，内侍官诣神舆跪奏，请孝烈皇后神主降舆升殿。……每岁五享四序荐新忌祭日供，俱于本殿行礼。……”这是关于进迁孝烈皇后神主的礼仪，其记述之平实，叙事之琐屑，史实之准确，构成了《明实录》的基本风格。《清圣祖实录》卷九九载：“(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辛卯，上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壬辰，赐朝鲜、琉球国进贡使臣等银币有差。工部侍郎祁通额以病乞休。允之。”这些叙事都颇平实，没加任何形容词。

第三种风格是寓评于叙。它主要通过微言大义和以叙带议来表现的。其一，微言大义例。实录继承《春秋》的笔法，用细微的语言区别来反映重大的不同。如《明武宗实录》卷三五载：“(正德三年二月)乙未，清明节，遣驸马都尉游泰、崔元、黄镛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文武衙门各分官陪祭；遣仪宾杨淳祭景皇帝陵寝；遣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表面上看，这段记载都是讲祭祀皇帝或皇后陵寝之事，其实里面却包含有微言大义。景皇帝便是代宗朱祁钰，按说完全可以把他写入上一分句之中，但是，由于景皇帝的正统地位并未得到确认，他仍被视作抢夺英宗帝位的“戾王”，因此，《明实录》在叙述时便把祭祀他的活动降低一个分句来写，而不能与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写在一起。而且，上一分句中，祭陵的人官阶是驸马都尉(皇帝之女婿)，且文武各衙派官陪祭，而下一分句中，祭陵人的官阶仅仅是仪宾(宗王之女婿)，且无文武官员陪同。直到世宗时，祭景皇帝陵仍不能与祭其他七帝写在一句中。从这些细微的语言差别，反映出景皇帝与其他皇帝的不同地位及宗法等级制的冷酷。前揭薛三省所定实录条例指出，如果是罪有应得的犯人死在狱中，就写成“死于狱”，否则就写成“卒于狱”。实录中像这样的“微言大义”还有很多。其二，以叙带议例。《唐顺宗实录》卷五载，永贞元年八月壬寅，“(王)叔文，越州人，以入东宫。颇自言读书知理道，乘间常言人间疾苦。上将大论宫市事，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叔文既得志，与王伾、李忠言等专断外事，遂首用韦执谊为相；其常所交结，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日夜群聚。”从文中带点字可见，作者韩愈在叙事时，对王叔文进行了带有感情色彩的贬责。可谓夹叙夹议，以叙带议。实录既吸收了以《春秋》为源头的编年体用微言大义表达作者观点的体例，又吸收了纪传体以论赞直接发表作者看法的风格，并把论赞改造成以叙带议的形式，在多数人的小传后面都要发表一点议论，以对此人作综合评论。如《宋太宗实录》卷二九载，太平兴国九年三月辛丑，“太府卿马峰卒。峰，太原人，仕刘继元至右仆射，致仕归朝，为将作监，稍迁太府卿，分司西京。至是卒，年八十余。诏辍视朝一日。峰善服食为寿，康强无疾，好持论，性鄙恡，无他可称述焉。”同书卷三〇载，太平兴国九年六月乙未，“镇安军节度使守中书令石守信薨。守信，字德贞，开封浚仪人。……至是薨，年五十七。诏辍视朝三日，赠尚书令，追封卫王，谥曰武烈。守信累任节镇，惟以聚敛为事，性贪啬，积财钜亿万计。雅信尚释教，多所施舍，在西京造崇德佛寺，役人辇运瓦木，督责既急，而所给不充其佣直。人皆苦之。”再如《明武宗实录》卷五四载录致仕南京户部右侍郎王衍传记，最后议论道：“衍立朝三十余年，方严有执，取与不苟，乡人能道其事。然亦碌碌自守，无大建明。”有时也在叙述其他史实时表达观点。如《明武宗实录》卷二二载尚宝司卿崔璿、湖广副使姚祥因违例乘轿被逮一事时议论道：“前此奉使远行者多乘轿，从者亦得乘驿马，因袭之弊久矣。刘瑾专政，欲历法禁以立威。璿等遂以违例得罪。”这是作者对崔、姚二人遭遇的同情和对刘瑾擅威的不满。上述议论已超过微言大义的范围，而直抒作者的胸臆。

【注释】

(1)陈次升：《谠论集》卷二，《上徽宗论修〈神宗实录〉》。

(2)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3)《清太宗实录》卷一六，天聪七年十月己巳。

(4)《清世祖实录》卷六一，顺治八年十二月戊辰。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春正月丙午。

(6)《宋史全文》卷一三下，《宋哲宗三》，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又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八九《宋纪八九》哲宗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条亦有相同记载。

(7)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

(8)刘知几：《史通》卷一一，《史官建制》。

(9)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陈瓘《上徽宗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

(10)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陈瓘《上徽宗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

(11)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四，《褒赠》。

(12)胡知柔编：《象台首末》卷二《告词(焚黄祀文附)·行述》。

(13)徐适端编：《明实录类纂·妇女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14)朱熹编：《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一一。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八月乙巳。

(16)《皇清名臣奏议》卷一七。

(17)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二九，《书通鉴纲目后》。

(18)以笔者目力所见，似只有孙永如、赵吕甫和岳纯之和钱茂伟等对实录的体裁作过一些初步的探讨。见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赵吕甫《唐代的〈实录〉》(《南充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五章“实录的修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

(20)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21)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22)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23)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一八·史》。

(25)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外篇·说唐书》。

(26)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2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28)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29)钱茂伟在《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曾作揭示，然于实录体的编年特性复源于《日历》则未曾论及。

(3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页。

(31)《唐六典》卷九，《史馆》。

(32)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3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考五·史官》。

(3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汪藻乞修〈日历〉疏》。

(3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36)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六〇，《百官门史官》。

(37)《朱子语类》卷一〇七，《朱子四·内任·丙辰后杂言行·宁宗朝》。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

(3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熙朝名臣实录》条。

(40)蔡崇榜：《宋代修书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41)《两朝纲目备要》卷四，《宁宗》。

(42)《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别史类》。

(43)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4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杂著·三史质疑》。

(45)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一，《二老堂杂志》卷三。

(46)刘知几：《史通》卷二，《二体》。

(47)章士钊：《柳文指要》下册，《通要之部》卷二《永贞一瞥》，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364～1365页。

(4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史部六·别史类》。

(49)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5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起居注·建康实录》。

(5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实录类》。

(52)王尧臣：《祟文总目》卷三，《实录类》。

(53)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

(54)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55)《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56)周少川：《史学首选的入门书〈通鉴纪事本末〉》，《光明日报》2001年8月21日。

(5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5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页。

(59)上引均见于《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

(60)《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

(61)钱茂伟：《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62)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63)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64)蔡=：《铁围山丛谈》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

(65)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二，《死节传赞论》。

(66)如《史记·张骞传》在记张骞从西南通西域时，为避免与《西南夷传》重复，便以“语在《西南夷传》”一笔带过，使读者通过互见例，到《西南夷传》中去详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