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实录的编年附传式体裁

第二节　实录的“编年附传”式体裁

一、实录体——编年附传式体裁

所谓体裁，是指史书的外在形式，主要是区别于其他史书面貌的基本表述形式，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与之相对的则是体例，是史书的内部形式，主要指规定和构成史书内容基本秩序的条目、凡例和特殊处理方式。实录在外在形式上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形式，即是否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裁，未见学界有系统的论述。⁽¹⁸⁾就笔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来看，实录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即笔者所称的“实录体”。

关于实录体的体裁特征，前人曾有论述。孙永如并不赞同实录体属于编年体的定论，指出：“实录并非编年体”，“自古以来人们对实录究竟属何种体裁认识就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把实录、起居注别出一门，未入编年，可知欧阳修、宋祁并不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只是自《宋史·艺文志》列实录为编年体后，后继史书才大率相沿。”⁽¹⁹⁾谢保成也指出：“严格地讲，是不应该称其为编年体的”⁽²⁰⁾，他以“唐代《实录》是由两部分组成”，编年部分“是‘实录’的主体”；人物传部分“是随编年部分叙事需要插入的，是‘实录’的辅助内容”为由，否定实录属于编年体。⁽²¹⁾但岳纯之认为，即使实录含有人物传记，也可以称为编年体，因为人物传记是按年代顺序插入编年之中的。⁽²²⁾

实录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裁？笔者认为它属于“编年附传”体。早在萧梁时期，实录体便已出现。据唐刘知几《史通·杂述》自注称“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裴政《太清实录》”。笔者认为“王褒等人在《太清实录》中有较有集中的记载，而这种集中的记载一般就是传记”⁽²³⁾。另外，萧梁实录可能受到《敦煌实录》的影响，而后者的体例中则有大量的人物传记，这对萧梁实录楔入纪传体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如果说萧梁实录无从考信的话，那么从《唐实录》开始，实录体的“编年附传”的体裁特征得以完全凸显，此后的五代、宋、辽、金、明等朝《实录》，均沿袭这一体裁。

实录体的体裁，首先具有编年体形式特征，编年是实录体最基本的外在形式。实录体无疑是从编年体发展而来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隋书·经籍志》称：“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辨论多美，大行于世。”加之晋太康元年汲冢《竹书纪传》的发现，“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于是“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编年体遂重获发展，并有各种名目出现，“编年之作，盖《春秋》旧，自东汉后，变名滋多，至北齐或曰纪，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实录》，唐贞观中作《高祖实录》”⁽²⁴⁾。这里明谓自汉献帝后开始重新确立编年体的地位，特别是晋发现《竹书纪年》后，使编年体受到空前重视，至北齐后，编年体名称滋多，梁代的实录和唐初实录便是从编年体发展衍化出来的。对于《唐实录》源于编年体，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说得更加分明：“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与自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²⁵⁾宋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刘才邵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后之为史者，《实录》以存《春秋》编年之法，《正史》以循迁、固记事之旧，而《会要》以追法《礼经》之意。”⁽²⁶⁾也明确指出实录体乃源于编年。近人金毓黻直接用标题指明包括《唐实录》在内的实录为“编年体之实录”⁽²⁷⁾。今人岳纯之也指出《唐实录》是“采编年之法，以时间为本位编排史事”⁽²⁸⁾。

实录体的编年特征，缘于《起居注》⁽²⁹⁾和《日历》的特性。

一方面，《起居注》是实录的编纂提纲或基本框架。中国最早的萧梁实录就可能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据《南史》卷七二《文学传》载，中国首部实录——《梁皇帝实录》的作者周兴嗣“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似乎让我们产生联想，周兴嗣的《皇帝实录》很可能便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金毓黻认为此书原出于记注而所取材则不以记注为限。⁽³⁰⁾《唐实录》源于起居注则有据可稽。唐贞观二年(628年)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显庆中，又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分侍皇帝左右，后曾一度改起居郎为左史，起居舍人为右史，随同皇帝上殿，退朝后录皇帝言论为起居注，以供史馆撰修实录和国史之用。虽然高宗以后一度废止了起居注制度，但唐代的实录在李世民时已经奠定了基本范型，即依照《起居注》的基本特性，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史实。此后史馆“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³¹⁾。古代目录著作也反映了实录体与起居注体的密切关系。五代所修《旧唐书·经籍志》便将实录体列于“起居注类”。宋修《新唐书·艺文志》也是将实录入诸“起居注类”。

另一方面，实录体的编年特性，亦源于《日历》的编年特征。《日历》是《实录》修纂的另一大来源。《日历》最早起于唐代。德宗贞元元年，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鏁”⁽³²⁾。唐代的《日历》自诞生之初，便是为修纂《实录》提供草稿和史料。“《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³³⁾。唐裴廷裕在《东观奏记》原序中指出：“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馆。史馆别设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馆备修实录。南宋汪藻在《乞修〈日历〉疏》中指出：“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广记备言，垂一代之典也。”⁽³⁴⁾元苏天爵谓：“修史，在内，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政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为《实录》。”⁽³⁵⁾至宋代，《日历》甚至有覆盖《起居注》之趋势，《实录》不是取自《起居注》和《日历》二端，而是直接增删《日历》而成。《日历》属于二级史书，是据皇帝《起居注》和宰臣《时政记》等编纂而成，也是《实录》修纂的重要史料来源。北宋张佖《上太宗乞复左右史之职》称：“臣欲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³⁶⁾为太宗所从。可见，宋初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均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实录修纂提供史料储备。《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上》载：“(乾道)四年四月，实录院上《钦宗皇帝实录》四十卷。先是，三年十一月，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洪迈奏：《钦宗实录》昨降指挥，候修成《日历》发赴本院修纂，今已修成《日历》，合发赴本院修纂。有旨依。十二月十二日有旨：《钦宗日历》可免进呈，发赴国史院，依例修纂《实录》。”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³⁷⁾。这说明，《日历》是《实录》修纂的基本骨架，其体裁亦应受到《日历》的影响。那么《日历》是什么性质呢？无疑属于编年体。据北宋太宗时史馆修撰张佖称“伏睹圣朝编年，谓之《日历》”⁽³⁸⁾，则表明《日历》是编年体的史籍。另据欧阳修《论史馆日历奏》称：“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这更清楚地指明《日历》是“系以月日”的编年体。《实录》主要依据《日历》而修，因此，其史书性质亦不能不受到《日历》的影响，带上浓厚的编年色彩。

实录体的体裁还具有纪传体的形式特征。从现存史料来看，萧梁实录的人物传记还不太明显，但《唐实录》、《五代实录》、《宋实录》和《明实录》中存在着大量传记，已是不争的事实。《唐实录》中现在惟一的实录是《顺宗实录》，其中为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韦执谊等7人立了传记。此外，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得知《高祖实录》有《林士弘传》、《刘世让传》、《李建成元吉传》，《太宗实录》有《李靖传》、《李孝恭传》，《高宗实录》有《李勣传》，《代宗实录》有《李岘传》、《臧希让传》，《僖宗实录》有《康承训传》、《李国昌传》和《黄巢传》。另外，笔者根据《集古录》考稽，《则天实录》尚有《贾敦实传》。五代实录今已失传，但在北宋时还存于世，司马光在修纂《资治通鉴》时，曾直接阅读并参考了这些实录，并在所撰《资治通鉴考异》中多有转引。关于《后唐实录》中的人物传记，《考异》卷二八《后梁纪上》曾载：“《明宗实录·杜晏球传》云：龙骧军作乱，欲入京城，已至河阳。”又卷二九《后梁纪下》载：“按《明宗实录·建丰传》云战胡柳陂时，建丰犹为相州。”同卷又载：“《庄宗实录·万进传》云：刘鄩攻围历年，屠其城。”关于《后汉实录》中的人物传记，《考异》卷二九《后梁纪下》引：“《汉高祖实录·延徽传》云：天祐中，连帅刘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结北戎，遣延徽将命入虏。”又卷二八《后汉纪》引：“《实录·方太传》云：刘禧走许田，复有颍阳妖巫，姓朱号嗣密，王誓众于洛南郊天坛，号万余人。”关于《后周实录》中的人物传记，《考异》卷二八《后梁纪上》引：“《周世宗实录·凝式本传》：仕梁未尝有疾。”又同卷引：“《周太祖实录·高行周传》云：行钦称留后，行珪城守不从，然恐行周卒时，去燕亡已久……”《宋实录》上承唐、五代《实录》，将人物传记作为实录修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实录的重要体裁特征。纪昀等谓：“宋人实录之体，凡书诸臣之卒必附列本传，以纪其始末。”⁽³⁹⁾蔡崇榜曾指出宋代诸朝实录附臣僚小传于书卒下，如将其汇编成书，则为列传。⁽⁴⁰⁾重修《太祖实录》时，曾增立了104个大臣的传记。《英宗实录》也有大量的人物传记，有人摘出其中的42人，编成《英宗朝诸臣传》一书。《神宗实录》也有《章詧传》，《徽宗实录》有《邹浩传》，《孝宗实录》有《韩诫传》等。⁽⁴¹⁾南宋光宗时，曾任实录院检讨的蔡幼学从宋代列朝实录中，择要摘出人物传记，编成《宋实录列传举要》一书。⁽⁴²⁾南宋光宗时人杜大珪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编成《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一书，摘录了《宋实录》中的人物传记26个。它们是：《太祖实录》的《潘美传》、《王全斌传》，《真宗实录》的《张齐贤传》，《神宗实录》的《吴中复传》、《王拱辰传》、《程颢传》，《哲宗实录》的《吕公著传》、《文彦博传》、《刘挚传》、《王安石传》、《吕大防传》、《冯京传》、《韩维传》、《蔡确传》、《范祖禹传》、《韩缜传》，《徽宗实录》的《吕惠卿传》、《唐介传》、《郑獬传》、《张商英传》、《章惇传》、《邹浩传》、《刘安世传》、《曾布传》、《曾肇传》、《程颐传》。其中《太祖实录》2篇，《真宗实录》1篇、《神宗实录》3篇、《哲宗实录》10篇、《徽宗实录》10篇。《辽实录》所存史料较少，是否修有人物附传，无明确记载。但据明朱明镐《史纠》卷五《辽金二史》称：“辽史纂于耶律俨、陈大任，……托克托袭其成而已。”清纪昀等指出“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元末修纂《辽史》，“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蒇功于一载之内，无暇旁搜”，只得“以《实录》为凭”⁽⁴³⁾。耶律俨所撰的是辽朝的《皇朝实录》，而陈大任是金章宗时据《皇朝实录》等书修《辽史》者。这说明，元脱脱所修《辽史》基本上是据《辽实录》而成，那么，《辽史》中的列传，也应当来源于《辽实录》中的人物附传。反过来说，《辽实录》应该是继承了唐宋实录“编年附传”体裁的。《金实录》材料留下的也很少，有否传记没有直接的记载，但间接的材料证明是有。苏天爵指出《金世宗实录》叙述施宜生事迹较详：“施宜生，邵武人，本名逵。宋政和间擢上舍第，为颍州教授。汴陷，南走，建贼范汝为作乱，宜生从之。贼败，复北走齐，上书陈伐宋之策，为议事官。齐废仕金，累官翰林侍讲学士。正隆四年冬，偕伊喇必埒哩使宋。宜生自陈昔逃难脱死，江表义难复往，力辞不许。盖是时海陵谋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系南士之心。与用蔡松年为相之意同。宜生既归，以必埒哩至宋不逊，不即以闻，被杖。五年，除翰林学士，次年中风疾。大定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此见于《世宗实录》及蔡珪所述《宜生行状》，可考。”⁽⁴⁴⁾如此详细的记述，有可能说明是《金世宗实录》中的施宜生附传。至于《明实录》，李国祥、杨昶曾从中摘编成100余万字的《明实录类纂·人物史料卷》，约占整个《明实录》的1/16。

实录中的人物传记应当是来源于纪传体的列传。作为《实录》史料来源的《日历》也有人物附传，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实录》中的人物附传起源于《日历》。因为《日历》最早出现于唐德宗贞元元年，时为监修国史的宰臣韦执谊奏“令修撰官各撰《日历》”，而在此之前，《唐太祖实录》、《唐太宗实录》、《唐高宗实录》、《则天实录》、《唐肃宗实录》、《唐代宗实录》都曾发现人物传记。因此，《实录》中人物附传的出现早于《日历》，从而说明实录中的纪传应当源自纪传体而非《日历》。而且，唐代日历鲜见有附传者。至宋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日历》中也有了人物附传。据周必大《二老堂杂志》有“《日历·李邴传》：邴自端殿朝散郎签书枢密，除尚书左丞，例合转中大夫，犹宣教郎以下除从官，须转通直郎也，传却云特转七官”的记载。⁽⁴⁵⁾另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十一月丙午“尚书左丞张悫守中书侍郎兼知如故”下，有自注“《日历》附传又从而因之”等语。这里的《日历》附传，便是指《高宗日历》张悫的附传。又同书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甲戌，“罗索侵同州，守臣直秘阁郑骧死之”下有“《日历》附传云：‘城陷，敌知骧威名，坚逼使降”之语。文中《日历》附传，便是指《高宗日历》郑骧附传。目前发现的直接标有“《日历》附传”的只有《高宗日历》，但从日历体的延续性来讲，不能排除宋代其他《日历》载有附传的可能性。前引《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下》有关《日历》的修纂凡例中即有“臣僚薨卒行状事迹(文臣监、卿，武臣刺史以上)、没王事不以官品高下悉书”的条目，正可证明南宋《日历》是有人物附传的，因此，以之为骨架的《宋实录》，必定采纳甚或因袭了《日历》中人物附传的内容。然而，这种因袭只是史料的因袭，并非史体上的来源。

实录体在融合编年体与纪传体形式特征时，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实录体始终以编年顺序为叙事的基本线索，人物传记并没有打乱实录的编年顺序，而是相机切入。第一，在传主去世时，插入其传记，这是最常见的处理方式，表明对传主一生功绩的基本肯定。如《哲宗实录·吕公著传》的插入格式是：“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东人，自从祖蒙正相太宗，因家于开封。父夷简，相仁宗，谥曰文靖……”《徽宗实录·唐介传》也是这样插入的：“熙宁二年四月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其弟奠之。介，字子方，荆南人，举进士，为鼎州武陵尉……”并正面颂扬了唐介与王安石的斗争事迹，后谓“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疽发背而卒。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每言职缺，众皆望介处之，观其风采。上以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疾亟临问，为之出涕，及临奠哭之，见画象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赠礼部尚书”。第二，在传主去世、朝廷为其赠官时，插入其传记，这种处理，有平反和悯惜之意。第三，传主被贬从此结束政治生命时，插入其传记，如《唐顺宗实录》的《王叔文传》，这种处理，蕴含着对传主一生的全盘否定。《实录》在立传时，为了遵循编年秩序，一律对纪传体传记的合传、类传形式作了归并划一。纪传体史书往往根据历史人物的品行、职业、技能等特征，设立合传、类传，如《循吏传》、《刺客传》、《儒林传》等。在编次合传、类传时，常常“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以至于出现“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的局面。⁽⁴⁶⁾而实录体史书则不打乱编年顺序去设合传、类传，在传主去世、赠官或被贬死时插入其传记，使纪传与编年浑然一体。

经过以上的精心处理和融会，一种新的“编年附传”的体裁诞生了，这就是笔者所称的“实录体”。实录体既非编年，也非纪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二、标准的实录体既非编年体亦非纪传体

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实录属于编年体，因此认为实录中杂入纪传是“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章士钊称：“寻(唐顺宗)实录详列陆贽、阳城事迹，几等于两人列传，全部移入，以体裁言，直是不伦不类。以吾蠡测，退之原稿，恐未必采此附赘悬瘤之形式，惟以屡次刬削太多，字不盈卷，当时职掌诸臣，因不得不以陆阳二传颟顸塞入，以资填补。实录遂成为今日臃肿不中绳墨之四不象册子。”⁽⁴⁷⁾章氏的话从反面证明，实录体确是独具一格，虽不中编年和纪传二体的“绳墨”，但其“四不象”恰恰体现了实录体的独有特征和新的面貌。

虽然实录体史书从未打乱过编年顺序，但由于其人物传记的比例较大，因此很难简单地称其为“编年体”。通过对现存《唐顺宗实录》的7个人物传记进行统计，吐蕃吊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赠礼部尚书张荐的传记有219字；衢州别驾升秘书少监令狐峘的传记有448个字；左散骑常侍致仕张万福的传记有636字；故忠州别驾、赠兵部尚书陆贽的传记有1042字；故道州刺史、赠左常侍的阳城传记有911字；被贬渝州司户的王叔文的传记有728字；被贬宰相韦执谊的传记有314字。七个传记共有4298字(人均614字)；而现存《唐顺宗实录》全文也只有11305字。人物传记占整个《顺宗实录》篇幅的38%，其比例是相当大的。此外，前述杜大珪于《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所摘录的《宋实录》中的26个人物传记，篇幅非常之大，最长的是韩维的传记，达4409字；最短的是章惇的传记，也有542字。以上传记中，4000字以上的1篇，3000～3999字的3篇，2000～2999字的7篇，1000～1999字的11篇，1000字之下的4篇，最少不低于500字。可见最常见的是1000～1999字和2000～2999字。以上26篇传记总字数是48783字，每篇的平均长度是1876字，既超过此前的《唐实录》，也超过此后的《明实录》。但是，即使是人物传记篇幅较小的《明实录》，其人物传记的总字数也达到整个《明实录》的十六分之一。在此这种情况下，再简单地称实录体为“编年体”就不合适了。

实际上，“编年附传”形式的实录体，也可以说是纪传体的改编形式，如果我们把其中大量存在的人物传记摘出来，编在皇帝编年之后而不是插入其中的话，那么它就是一部缺少书志年表的不完全的纪传体史书，这种简式纪传体在二十四史也有一定数量的存在，如《三国志》、《南史》、《北史》、《北齐书》、《周书》、《梁》、《陈书》等。实录体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所以它也不能称为纪传体。因此，笔者认为它是“编年附传”的独立的“实录体”。明代孙悫所撰《唐纪》一书，“其体例参取于编年纪传之间，以诸臣列传分附于本纪之后”，实际上变成了不完全的纪传体，然而，纪昀等人则称其“盖仿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之例，亦未为特创”⁽⁴⁸⁾。由此可见，实录体与纪传体的密切关系。

实录体形成了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相互结合的特殊面貌和外在形式，即“杂取编年纪传之法”⁽⁴⁹⁾而成的“编年附传”体裁。就此而言，实录体已不属于简单的编年体，而是一种复合性的史书体裁。

这种新的体裁，自其诞生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南宋陈振孙第一个勾画了实录体的特征：“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⁵⁰⁾。稍后，晁公武指出：“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氏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近起于唐，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⁵¹⁾再一次强调编年加传记便是实录体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的体裁的实录体也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以前的萧梁实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列诸杂史类，并未受到青睐。随着《唐实录》的横空出世，实录开始受到关注，五代刘昫《旧唐书·经籍志》、北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均将实录列入史部的起居注类中，而且《新唐书》在起居注类中又为实录专门分了一个小类：“凡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这表明，实录体裁的特殊性开始受到重视。稍后，庆历间王尧臣等在所修《崇文总目》分史部为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职官、仪注、刑法、地理、氏族、岁时、传记、目录等十三类，其中专立“实录类”一目，排序仅在正史(纪传)、编年类之后，居第三位。自此，实录体的特殊体裁和独立地位最终获得确认。而在王尧臣等人的心中，实录体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是与唐代实录的贡献分不开：“实录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后兵盗相交，史不暇录……幸而中国之君实录粗备，其盛衰善恶之迹，皎然而著者，不可泯矣。”⁽⁵²⁾此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高似孙的《史略》，均沿袭这一做法，将实录单独列为一类。实录体由微变显，一体独大，成为仅次纪传体、编年体之后的第三大史学体裁。前引晁公武的话便称“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即编年、纪传和实录。实录体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的史学类别终于自立于中国史学之林。

“实录体”体裁的创立，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元苏天爵《论修〈功臣列传〉疏》谓：“史有二体，编年始于左氏，纪传始于太史公。考一时之得失，则编年为优，论一人之始终，则纪传为备。要之二者，皆不可阙。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⁵³⁾肯定了实录体具有集编年与纪传二者之长的独特优势。今人岳纯之也称赞说：“将人物传纳入实录，应该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它既未改变实录的编年性质，保持了编年体史书‘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优点’，又拓宽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纪传体史书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长处，更加有利于全面反映一朝政事的臧否得失。”⁽⁵⁴⁾以编年为主线的《唐实录》，融入传记后，突出了人的地位。实录的最大传主是唐代列帝，同时又融入如此之多的大臣传记，凸显了“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⁵⁵⁾的主题，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和君臣同辉的局面，使实录体成为适合中央集权制的史书体裁，从而获得迅猛的发展。自唐以后，五代、宋、辽、金、明诸朝均修有“编年附传”形式的实录体史书，自成一系，世代不绝。

今人对纪事本末体的产生及其价值，倾注了相当多的关注和赞誉，认为“丰富、完善了古代史书体裁，从此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⁵⁶⁾。其实，在纪事本末体产生以前，与编年、纪传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史体三大支柱之一的是实录体，即使在本末体产生以后，实录体史书仍蔚为大观，占有很大的分量并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实录体，近人评价多不高。梁启超认为实录“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或一时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⁵⁷⁾。金毓黻也认为：“实录为长编之体，略如史料汇编……与其谓之撰述，无宁属之记注。”⁽⁵⁸⁾均未认识到实录体的独立形式及其相应价值。

当然，由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修撰的实录，均不再设立传记，成为纯粹的编年体。因此在此两朝的目录著作中，多将实录归并到编年体中。去掉传记的实录，是实录体的变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