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主题思想揭示

第一节　实录的主题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家国一体”的结构，国家是家庭的放大，皇家是中国最高贵的家庭，国家与皇家有时候是一个概念，忠君往往就意味着爱国。古代实录反映的是皇帝事迹，但却被视为最重要的国史之一。就内容而言，实录既描述皇帝的活动，又载录国家的政事和官僚的奏疏。家国一体的观念，使实录既是继任皇帝尽孝的工具，又成为国家政治鉴戒的载体。实录的主题思想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显亲尽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古代实录修纂的基本主题，便是表彰孝行。实录一般都是继任皇帝为先君所修，修纂的目的就是为了显亲尽孝。《实录》是“家国一体”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既是国家大典，又是皇家私史，修纂《实录》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保存史实，更是为先帝显亲尽孝。宋徽宗即位之初，侍御史陈次升在《上徽宗论修〈神宗实录〉》疏中明确提出：“臣窃以圣人之治无以加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显名于后世。恭惟神宗皇帝功业赫显，前古无上，其所以流传万世者，国史而已。”他对“史院官先用王安石《日录》，归美安石而掩蔽神考盛德”表示不满，对“陛下躬亲省览，灼见事实，已行删改”表示赞赏，认为“天下莫不仰陛下孝诚之至也！”他觉得，既然史书有显亲之功能，那么史官在修史时未能尽职，显然妨碍了孝的表达，因此应当治罪，如果“朝廷既见史官弗虔职事，忽略大典，仅及十年方修帝纪五册，而史官之罪，又置而不问，天下以为陛下独厚于史官，不忍加罪，而显亲之道，未至加隆，有累圣德”⁽¹⁾。在陈次升的奏疏中，把为先帝修实录和正史作为尽孝显亲的重要途径和主要目的。南宋端明殿学士范成大在一份奏疏上，也明确提出：“追孝莫大于显亲，显亲莫大于述事”。述事便是修史，故他主张对“御历三纪”的高宗皇帝，不仅要记载其在位时的“休功盛德”，而且要记录其退休后的英明训谟，⁽²⁾以便为其《实录》修纂提供史料。汉族皇帝修纂实录的尽孝行为，也影响到少数民族皇帝。清皇太极在动员文馆诸臣为其父修《太祖实录》时说道：“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行，岂朕所以尽孝乎？”⁽³⁾清顺治帝亲政后，内院大学士希福于十二月戊辰奏道：“臣等伏思太宗文皇帝德业弘远，益扩丕基，必载史册，永为法守，用昭我皇上孝思，且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事事恪遵太宗心法，纂修实录大典，尤不可缓。谨请皇上敕行，期于速竣，则太宗功德彰于永久，而皇上承先之志弥光矣。”⁽⁴⁾

既然修纂实录是为了显亲以尽孝，因此在大书特书先帝孝行和“今上”对先帝的孝心同时，也记载臣民的孝行并加以表彰，使实录益显家国一体的特征。首先，实录大力表彰皇帝和先帝的孝行。《唐顺宗实录》卷一记载德宗与顺宗父子的关系时指出：“德宗之幸奉天，仓卒间，上常亲执弓矢，率军后先导卫，备尝辛苦。上之为太子，于父子间，慈孝交洽无嫌。”便突出了顺宗对德宗的一片孝心。南宋绍兴十三年实录院修撰王赏提议：“皇帝亲享太庙，圣孝格天。前数日阴云欲雪，至日澄霁。伏望宣付史馆，以昭圣孝。”高宗自然“从之”⁽⁵⁾。《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大礼议之争，通过情与理、孝与礼的较量，最终确立了孝的地位，使世宗得以考其父而妣其母。

其次，实录也旌表臣民的孝行。《唐顺宗实录》卷三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条，载皇帝的诏书道：“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宋哲宗时范祖禹曾说“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皇帝实录》，辅导人君，宜莫如孝！”⁽⁶⁾元祐八年范祖禹还奏上《旌孝劄子》曰：“臣先修《神宗皇帝实录》，伏见元丰六年，资州奏：资阳县民支渐于熙宁中丧母累年，始克葬，因庐墓侧，日三时号慕，肘行膝步，自负土起坟。……渐已年七十，每号恸，涕泪如雨。日唯食脱粟饭，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烂碎，须发亦皆断乱，见者为之恻楚。所居邻人勾氏之子，自娶妻即弃其亲不养，观渐至行，即夫妇感恸，即日迎其亲还舍，朝夕奉侍不少懈。”⁽⁷⁾从此劄子中可见，支渐的孝行及其神异的表现，已被“付之史馆”，写入《神宗实录》了。南宋汪藻为了修纂《日历》以备《实录》之需，特意搜集有关孝悌的史实，他认为“以祖宗《实录》考之”，按一月之例应搜集的史实有“赐高年，旌孝弟”。旌孝与尊老是二位一体的，《宋太宗实录》卷七六至道二年正月辛亥条载皇帝制曰：“孤老惸独不能自给者，长吏倍加存恤。”《明实录》中更是大量记载了孝子受到旌表的事实。如《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八载，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旌表孝子周勃。勃，湖广奉新县民，幼失母，事父至孝。父年八十病疽，勃口衔药洗疽，且尝粪，延其父六年。从御史旌之。”另《明宣宗实录》卷六记载了皇帝对少数民族孝行的鼓励行为。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尚书李庆奏，在京居住鞑官千户也先不花言：初归附时，其子也先帖古里为哈密忠义王所拘，今随哈密使臣来朝，乞给与侍养。上曰：父子至亲，岂夷虏异情哉？应给与之。但今自哈密来留之不遣，彼将谓拘其使臣，非待远人之道。令归言于忠义王，遣之再来。”《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载：“是年。旌表孝子，江南等省谢文锦等十三名；孝妇，江苏杨王氏；孝女，江苏李氏等六口。”

尽孝的重要表现便是显亲，即赞美君亲，光烈洪谟。实录修纂的目的在于对尊者兼亲者的先帝赞美和粉饰，以使名垂千秋，光焰不息。刘知几曾指出：“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⁸⁾因此“今上”对先帝的事迹通过载诸《实录》而流传下去，以此显亲而尽孝。清代史臣秉承帝旨，在《进世宗实录表》中明确指出“遵圣主敬承之志，分年系月，有美毕书；焕先朝垂裕之模，述德徵功，无词能赞”。在君臣之间，绝对地尊君抑臣。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授议史臣郑亚等人改修《宪宗实录》，“增损笔削，专美其父”。后宣宗即位，“追念宪考，不能平也”。于是大中三年九月下制谴责李德裕“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于是，“德裕、郑亚皆从贬蹿”⁽⁹⁾。北宋陈瓘在《上徽宗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的奏疏中，认为绍圣间所修《神宗实录》以王安石《日录》为依据，结果“追议刑赏，夺宗庙之美以归故臣”。其意是谓，实录应该是赞扬先帝“宗庙之美”的。他接着提出了《实录》修纂的基本主题：“盖以国史、实录皆欲显扬宗庙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¹⁰⁾衡之所有《实录》，赞美君亲都是触目皆是和无法否认的主题思想。

第二，张扬忠义。对于家国一体的社会而言，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因此，中国古代实录除了旌表孝行外，还特别重视奖励忠臣。《宋太宗实录》卷七六载，至道二年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圆丘后，太宗下制曰：“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祠宇在，逐处并令精洁致祭。近祠庙陵寝处，并禁樵采。如庙貌隳坏，令所在量加修葺。”又说：“官吏殁于王事者，先已录其子弟，内有妻息寡弱不能自达者，委所在长吏搜访闻奏。诸司职掌及郊庙行事官等并与加恩。”以此奖掖忠臣。宋哲宗时侍御史刘挚上疏言曰：“臣等闻有功而不见知，则无以劝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报，则无以劝天下之义。忠义息心，谁与为国？此自古明君贤主，所以不敢一日忘于此，虽微必录，虽久必伸，以为天下万世忠义之劝也。”以此要求将关于已故韩琦“自任忧责，遗身忘家，触嫌疑而犯忌讳，请建大本”，立英宗为太子的事迹及奏疏付实录院考证，“诏之当世而无疑，垂之将来而不谬”⁽¹¹⁾。宋理宗时宰相乔行简在监修《宁宗实录》时，对忠臣胡梦昱等人的事迹进行征集和详录。胡梦昱为国尽忠，敢于直言，但受到诬陷，贬到象郡，因得痢疾而卒。乔公行简“行下本贯取索奏议行实，修纂立传”⁽¹²⁾，以表彰忠臣义行。对于那些不忠不义之人，实录则通过载录诰书的形式予以谴责。《宋太宗实录》卷四四端拱元年三月甲戌条，载皇帝诏曰：“朝廷设爵位以待贤能，明刑法以驭群下。苟回邪之自露，在典宪以宜行。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早以微才擢居重任，讦谟之效未见于尽忠，险：之踪颇闻于树党。”于是“以秘书监钱昱为工部侍郎”以代之。《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二，《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三十载，景泰三年春正月庚申，“镇守浙江兵部右侍郎孙原贞等言：‘比者金华不靖，各处抚捕官员，(遇)寇贼或领当先，或督战失利，或被执不屈，或被胁不从，遭害以死，忠义难泯，褒恤实宜，乞将各官本身褒赠，仍遣官赐祭，庶慰死者之灵，以为生者之劝。’从之，于是署都指挥佥事事指挥同知脱纲、都指挥同知王瑛、都指挥佥事沈辚、署都指挥佥事事指挥同知崔源，俱褒赠一级。”《清世祖实录》卷四三载，顺治六年三月戊寅，“浙闽总督陈锦奏：福建福清等二十县士民同心效死守城，忠义可嘉，请免本年丁徭以示鼓劝。疏下部议”。

第三，劝励风俗。实录作为国史，有劝化风俗之功，故在修纂时，注意将劝风俗作为其主题之一，对有关风俗向化的史实记载较详。劝化风俗的基本内容是旌表节孝。前引《宋太宗实录》卷七六至道二年正月辛亥，皇帝制曰：“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及高蹈山林不求闻达者，宜令所在；访以闻。”《明穆宗实录》卷一八记载隆庆二年三月辛酉，册立皇太子时，表彰了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以为风俗之劝励：“旌表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所以劝励风俗。近来各处有司视为常事，富者曲为保勘，贫者终身不得，何以劝善？今后不论贫富，如果事实，即申呈巡按御史，勘结奏闻，以凭旌表。所司敢有稽迟者，罪之。”《明宣宗实录》卷九洪熙元年冬十月戊辰条载：“旌表孝子、节妇、烈妇十人……”关于旌表孝行前已叙及，至于旌表节烈，实录中也有大量的记载。从徐适端所编《明实录类纂·妇女史料卷》来看，共分五目：封赏、旌表、婚丧、刑狱诉讼、政令奏议及其他，“旌表”贞烈即占其一。其他类目中，也有不少属于旌表的内容，如“婚丧”第一条载《明太祖实录》卷四〇中：洪武二年三月庚子，大将军徐达师至麟台，“西台御史桑哥失里守关家洞，达遣兵攻之，势穷促不屈，与妻子俱投崖死”，“三元县尹朱春谓其妻曰：‘吾当以死报国。’妻曰：‘卿能尽忠，妾岂不能尽节！’亦俱投崖死”。⁽¹³⁾为了增进家庭人伦亲情及和睦相处，历代实录还旌表多世同居。《宋太宗实录》卷二六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条载：“度支使谭刑言：‘长沙县民翟景鸿五世同，居内无异爨。’诏旌表门闾，常税外，免其他役。”实录还表彰民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据《宋太宗实录》卷三四雍熙二年十二月癸亥条载：“洪州上言：‘奉新县民胡仲尧三世义居，置书堂，聚游学之士。’诏旌表门闾，常税外免其他役。”为了劝励风俗，实录还对告讦行为持谨慎的态度。宋神宗元丰初，白马县某民家中被盗，“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后据此抓获盗贼，“吏以为法禁匿名书，而贼以此发，不敢处之死，而投匿名者当流”。开封尹苏颂上殿论“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但神宗却说：“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免之。”当时范祖禹在坐，说：“当书之《实录》。”⁽¹⁴⁾范氏之意是以实录来劝励风俗。实录还反对阿谀及殉葬之风。钱若水主修《宋太宗实录》时，“初，太宗有畜犬甚驯，常在乘舆左右。及上仙，犬辄号叫不食，因送永熙寝宫。李至常作歌纪其事，以遗若水。其断章云：‘白麟朱雁且勿书，劝君书此惩浮俗’”⁽¹⁵⁾。然而，钱若水经过再三考虑，觉得此事有鼓励阿谀及殉葬之嫌，最终放弃。《明孝宗实录》卷一五〇载：弘治十二年五月，“癸亥，浙江衢州府知府沈杰言：‘宋太子少保谥清献赵抃，本府西安县人，直节清声，备载《宋史》，旧有祠在府境内。乞照苏州祀范仲淹例，春秋致祭，著在令甲，庶足以劝励风俗。’从之”。

第四，政治鉴戒。以上的主题，归结到底，便是突出政治鉴戒和道德劝惩，维护皇权统治。古代《实录》的修撰是在皇帝决策下进行的，比起一些私修史书来讲，更突出了为皇权政治作鉴戒的主题。从皇帝为实录所作序中，可以看出修纂实录的宗旨所在。明太宗朱棣在为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作的《序》中指出：“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纪载以垂鉴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务也。……自古兴国之时，皆由勤俭而得之，衰弱之季，皆由奢侈而败之。后世子孙臣庶，仰观我皇考创立之艰难，栉风沐雨，劳心焦思，辛勤万状，得之不易，自不容于奢纵矣。于乎，所以垂宪万世者，此欤！苟惟求之于言而不深究其实，甚非皇考之心，亦非朕意也。后之览者其钦承之！”朱棣为《明太祖实录》制定的修纂宗旨就是为了“以垂鉴戒”，为其子孙明治乱兴衰，以确保朱家皇位永固。实录修纂人员对皇帝意图心领神会，也以政治鉴戒作为修纂实录的指导思想。从反映修纂人员主体意识的《进实录表》及《修纂凡例》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将政治鉴戒作为实录主题立意。监修夏原吉、总裁胡广等人在所上的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进实录表》中表白道：“国史纂书，示百王之大法，必凭记录，垂法后来，故典谟载尧、舜之言，方册布文武之政，古今通义，昭晰如斯。矧创业垂统，而茂建于丰功，又继天立极，而聿隆乎至治，欲扬休美，谨在编修。”《明宣宗实录》的总裁杨士奇、监修张辅等在《进实录表》中指出：“大经大法，备究于精微；善政善教，致详于本末。言足为训，虽简必书，事之可师，虽繁必录。”顺治十八年户科给事中彭之凤为请修实录事奏曰：“皇上宜及时先修《世祖皇帝实录》，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书以资政治。”⁽¹⁶⁾清朝史臣宝鋆等在《进穆宗实录表》中，秉皇帝之旨意，称他们修纂实录是为了“将剬缉备一朝之典，宜表章垂万世之经”。以先帝睿谋为楷模和明鉴。政治鉴戒还包括道德劝惩。政治鉴戒既要求“欲扬休美”的劝善，也要求“使乱臣贼子惧”的惩恶。清康熙帝指出：“史之作也，不惟其备记载而已，将以昭劝惩于万世。”⁽¹⁷⁾《明英宗实录》的总裁陈文、监修孙承宗在《进实录表》中，就表明他们贯彻了惩恶扬善的鉴戒主题：“书君上之言动得其要，断臣下之善恶以其公。”《明孝宗实录》的总裁李东阳、监修张懋等在《进实录表》中也说：“关劝惩者，细亦不遗”，“伏愿继体守文，任贤图治，鉴于成宪，确乎家国之耆龟”。《明武宗实录》总裁费宏、监修徐光祚在《进实录表》中指出“为百年万世之劝惩，衮褒斧伐”。实录修纂者在各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均曾表明他们为实录所拟定的大纲，是以为后世君主作政治鉴戒和明治乱兴衰为中心的。《明太宗实录》的《修纂凡例》就曾明确指出：“有特旨罢黜，干系劝惩者，不限职之大小并书。”对于“风宪官及文武臣僚弹劾大臣之罪皆书，并书所得旨意。其职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书”，目的就在于“惩恶”。

总之，实录的主题思想在于显亲尽孝，光扬先帝洪烈，述事以明鉴戒，载人以为劝惩，为专制皇朝明治乱兴衰，为社会风尚指示方向。实录的主题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本位和家国一体结构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