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尾声：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揭示的成果

第二节　实录的尾声——《清实录》

清朝共修有11个皇帝的实录，加上《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共为13部，合称《大清历代实录》或《清实录》，共计4433卷，3000余万字。随着君主专制王朝的衰亡，以强化皇权为特征的《清实录》修纂趋于尾声，并为绵延1400余年的实录修纂制度画上了句号。

一、清朝前期实录

本书将《满洲实录》以及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六朝实录，列为清朝前期实录。

《满洲实录》是图画加说明本《太祖实录》，是今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的初始本子，《满洲实录》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在顺治初年分道扬镳。

清朝修纂实录，是从关于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开始的。由于史学上的汉化程度不高，只得“摸着石头过河”，边修撰边探索。皇太极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杨方兴上疏提示：“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有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今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要之事。”⁽⁷⁹⁾次年，皇太极动员文馆诸臣“一一备载”“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⁸⁰⁾。这显然是在议修努尔哈赤《实录》。然而，最先修成的努尔哈赤实录却是图画本。天聪九年八月初八日，“张俭、张应魁二画匠给光曲明汗(太祖的尊号)的实录画的很好”⁽⁸¹⁾，而汉文本《太宗实录》则叙述得比较文雅：“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⁸²⁾两相比较，发现张俭等所绘图画本实录名称并不一致，乾隆间修订而成的《太宗实录》称之为“《太祖实录战图》”，但更为原始的《满洲旧档》称之为“《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对此，日本学者松村润指出，汉文本《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关于张俭等绘图的记载，是以《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八月八日条为基础的。后者文中张俭等所绘文本“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当译作“《先祖光曲明汗的事例书》”，不能像乾隆本《太宗实录》那样径译为《太祖实录战图》，理由是“太祖”这一庙号是皇太极崇德年间才定的，“称其为taidzu huwangdi(太祖皇帝)是在进入崇德年之后的事情”，而张俭等所成之绘画本却早在天聪九年，因此当时不可能有“《太祖实录》”这个名字。由于在编纂《太宗实录》时被误译成“《太祖实录》”，而使人误以为张俭等所绘名称是“《太祖实录战图》”⁽⁸³⁾。

然而，张俭、张应魁画努尔哈赤一生事迹的绘画本实录时，必须有一个文字脚本作为绘画创作的依据。这个脚本，便是当时正在修纂的《太祖太后实录》的草稿，当时并无此名，其名称据松村润的翻译，当作“《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张俭等据该书先成绘画本，1年零3个月后，即崇德元年十一月，该书的文字本才最终完成，由于此时“太祖”庙号已定，加上太宗为了突出自己的生母而使自己继位合法化，⁽⁸⁴⁾便将“《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改名为“《太祖太后实录》”。据《满文老档》载：“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表文曰：‘国史院希福、刚林及满蒙汉笔帖式等跪奏：奉宽温仁圣汗谕命，已将《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圣皇帝、太后仁孝纯德贞顺昭宪圣皇后实录》，用满蒙汉三国文字，恭纂成书，为万代之史。’”⁽⁸⁵⁾有人认为，之所以绘画本较文字本先行而成，是因为绘画本比较简单，而文字本需要反复润色。⁽⁸⁶⁾松村润指出：“现在满汉蒙三种文字的《太祖太后实录》的原本未见，所以该《实录》属何种体例尚不清楚。”笔者以为，《太祖太后实录》在被多尔衮改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后，其原本经过顺治八至十二年的回改恢复，于乾隆间被重抄重绘，已经变成了《开国实录》(《满洲实录》)了。

这个《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太祖太后实录》本在乾隆年间被重抄和重绘，形成了后来称之为“《满洲实录》”的本子，但当时并无此名，而是称为“《开国实录》”。重抄重绘是按崇德初纂本《太祖太后实录》图文分立的格式进行的，文字“内容几乎完全依据了顺治重修本内容”⁽⁸⁷⁾，这个重修本是顺治八年至十二年对多尔衮改修《太祖太后实录》之后回改之本，也就是说，它的文字、格式打上了顺治八至二十年的烙印，但其内容则多有《太祖太后实录》的影子。如今本《满洲实录》卷八天命十年八月十一日庚戌条有关多尔衮生母“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怿”以及不愿殉葬，被诸王逼迫殉葬一事，顺治初已被多尔衮在新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删除，顺治八至十二年为世祖回改恢复，而乾隆时再次删去。这说明，乾隆时重抄重绘时，依据的便是顺治八至十二年的回改恢复本，而回改恢复本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内容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乾隆时重抄重绘的《开国实录》，仍然是以《太祖太后实录》为文字脚本的，不过这脚本经过了多尔衮至世祖的否定之否定。

重抄重绘的过程大致如下。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正月乙卯，“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翰林一员入直，照料收发。报闻。”⁽⁸⁸⁾此时门应兆已完成《开国实录》的绘图部分；“图内事迹”则是用满、汉、蒙三体为各画作的说明。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国实录》(《满洲实录》)最终修成。《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有记载道：“谕曰：《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份，并著门应兆，照旧绘画。”既然要再缮一份，说明此前已经完成了定本。定本与缮本，一部送往上书房，⁽⁸⁹⁾另一部送往盛京收藏。后来又抄成一份，送承德避暑山庄收藏。据东洋文库所藏《满洲实录》的结尾处载：“兹复命敬绘此册，贮之避暑山庄，以便披阅，永禀守成。”可见，乾隆年间《开国实录》(《满洲实录》)共抄成三部。然而，此时并未见“《满洲实录》”这一名称的记载。直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内藤虎次郎发现了藏在盛京崇谟阁的《开国实录》，当时它已署名为“《满洲实录》”了。《满洲实录》结尾处，有乾隆帝御制《敬题重绘太祖实录图八韵》，表明《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另《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七将《太祖实录图》称为“《太祖实录战图》”。于是，《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太祖实录战图》(《太祖实录图》)——《太祖太后实录》——《开国实录》——《满洲实录》之间便划上了连线，证明它们有明显的源流关系。

这个早在天聪年间便以“《先祖光曲明汗事例书》”见于记载、后来又在崇谟阁发现的《满洲实录》，是否就是今本《太祖实录》呢？显然不是。在今中华书局影印本《大清历朝实录》中，既有《满洲实录》(缺图)，也有《太祖实录》，且文字记载并不一样。

原来，早先修纂的有关努尔哈赤的实录，由于有图，并不符合中原实录体的规范(在中原汉族政权所修的《实录》中是没有图的)，因此，随着清军入关和汉化加深，顺治朝摄政大臣多尔衮决定在《太祖太后实录》基础上，重修《太祖武皇帝实录》，这一本子在乾隆年间撰定，成为流传至今的10卷本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时改本名)。而乾隆年间承继《太祖太后实录》重抄重绘而成的《开国实录》，便停在原处，成为后来所称的《满洲实录》。

以此说来，今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有史料和血缘上的渊源关系，它们都以努尔哈赤为撰述对象，但由于顺治初年的分道扬镳，使得二者分别成立，形成不同的史籍。《满洲实录》图文并茂，《太祖高皇帝实录》成为仅有文字的编年体实录。

《太祖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是有关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正本，它从《太祖太后实录》中分化脱胎而出，是始于顺治初清廷入关之后。当时多尔衮摄政，对其同父异母之兄皇太极所撰《太祖太后实录》进行了修改。对皇太极竭力美化其生母，而贬低自己生母的行为进行了过正的矫枉。首先是去掉了皇太极生母“太后”之名，将实录名称改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其次对自己生母在《太祖太后实录》中的不利记载，通过依附自己的史臣刚林等进行了删除和美化。当时，多尔衮“取阅《太祖(太后)实录》，令削去伊母事。遂与范文程、祁充格同抹去”⁽⁹⁰⁾。所削部分是其母“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于是后于十二日辛辰刻自尽，寿三十七”等内容。⁽⁹¹⁾但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后，皇太极之子世祖亲政，治刚林等篡改《太祖太后实录》之罪，“以擅改国史一案讯刚林”，然后重新回改实录，但未再使用《太祖太后实录》，而使用了《太祖高皇帝实录》之名。至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提到“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表明回改《太祖实录》工作已经完成。⁽⁹²⁾四月癸未，世祖宣称“太祖武皇帝，创业垂统……实录业已告成”⁽⁹³⁾。至康熙二十一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改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并进一步改修，沿汉化之路向前迈进，与《太祖太后实录》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时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觉罗勒德洪奏：

臣等恭查得崇德元年十一月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等将修完《太祖高皇帝实录》⁽⁹⁴⁾满汉蒙古字实录进呈讫。今臣等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未有御制序文及进呈表文、凡例、目录，至文字等项，俱与实录体式不符。兹《太宗实录》告成，进呈御览一部，已经缮完。应俟收贮皇史宬及臣衙门库内二部缮完日，将《太祖高皇帝实录》，照《太宗实录》体式，恭加重修。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⁹⁵⁾

康熙准奏。十月辛卯，“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以武英殿大学士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萨海、喇巴克、侍读学士胡简敬为副总裁官。”⁽⁹⁶⁾这是一次洗新革面的修改，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改动。改4卷本为10卷本，并增加序、目、表、凡例，合为12卷，体例准照新修成的《太宗实录》。至雍正十二年，《太祖高皇帝实录》进一步作了修改，其汉文本更加雅致化和规范化。是时，大学士鄂尔泰奏：“臣等伏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三朝《实录》内，字画音句，人名地名之属，有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未曾画一者。似应恭奉三朝实录各全部于实录馆中，皇上特派满汉大臣数员，遴选翰林官员，敬谨查对，凡有前后互异应行酌改字样，用签标出，陆续恭呈御览，伏候钦定，敬谨缮写尊藏。”⁽⁹⁷⁾可以看出，此次主要是划一文字和格式。据乾隆本《太祖实录·高宗御制序》称：“太宗文皇帝继天登祚，命儒臣敬辑实录，规模略备……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后间有异同，清汉之文，或简或繁，未经画一。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惧有舛讹，特开史馆，重加校订，按日进呈，亲为阅定。朕缵承丕绪，仰体前徽；用复洁诚披览。卷帙如旧，缮录一新。”乾隆朝修定后，《太祖高皇帝实录》未再改修，从而成为沿传至今的通行本。

《太宗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议修于顺治六年正月丁卯，世祖命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宋权等充总裁官，学士王铎、查布海、苏纳海、王文奎、蒋赫德、刘清泰、胡统虞、刘肇国等充副总裁官，“恭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并择是月初八日开馆，⁽⁹⁸⁾但因故停顿。顺治八年，世祖亲政后，内院大学士希福于十二月戊辰奏道：“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事事恪遵太宗心法，纂修实录大典，尤不可缓。谨请皇上敕行，期于速竣。”并提出“纂修应用官员人役，臣等另疏具奏”⁽⁹⁹⁾。世祖乃于九年正月诏修《太宗文皇帝实录》，以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巴黑、洪承畴、宁完我为总裁，以学士伊图、马尔都等12人为副总裁，以侍读学士麻禄、硕代等26人充纂修官。⁽¹⁰⁰⁾二月一日，赐宴礼部。⁽¹⁰¹⁾九月丁丑，增内国史院学士魏天赏等三人“充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官”⁽¹⁰²⁾。当时新设实录馆，修纂活动即在其中进行。顺治十二年二月，“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¹⁰³⁾。这是初修本。康熙六年十一月，大臣奏请对前录进行修订：“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内有字义未当姓名舛错者，可详阅具奏。臣等钦遵谕旨，将第一套满文五卷宗，另行誊录，应更改者更改，缮写恭呈御览讫。今臣等续将原档陆续与原修副本详加校勘，不惟字义未当，姓名舛错，且有前后颠倒者，有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有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有一事前后重复者，有不书干支只书年月日者，有满汉对勘词义舛错者，有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语气未顺者……诸如此类，似应重修。”⁽¹⁰⁴⁾对《太宗实录》的改修方法是以满汉文互校，满汉文意不明者，将内阁所贮底稿取出校对，然后修订。⁽¹⁰⁵⁾十二年七月，重修《太宗实录》，命大学士图海为监修总裁，大学士索额图等四人充总裁，学士郭四海等十人充副总裁，内阁侍读学士禅塔海等三十四人充纂修。⁽¹⁰⁶⁾八月正式开馆。⁽¹⁰⁷⁾十六年，勒德洪取代图海成为《太宗实录》的第二任监修总裁。⁽¹⁰⁸⁾二十一年九月，《太宗实录》告成，计65卷。⁽¹⁰⁹⁾十一月，圣祖以实录告成赐前实录馆监修总裁图海少保，监修总裁勒德洪、总裁明珠太子太傅，总裁李霨、杜立德、冯传太子太师。⁽¹¹⁰⁾庚申日，勒德洪等疏辞宫衔，圣祖不许，谕曰：“《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关系大典，卿等董率纂修，著有劳绩，所加宫衔，已有谕旨，著祗遵成命，不必控［推］辞。”⁽¹¹¹⁾这次重修虽然告终，但圣祖对《太宗实录》的校订并未停止，直到康熙五十六年还与大学士马齐讨论校订之事。雍正十二年，《太宗实录》与《太祖实录》、《世祖实录》一道以新成的《圣祖实录》为标准进行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校订完工，形成定本65卷，合表目录凡例共为68卷。《太宗实录》从顺治九年始修，定稿于乾隆四年，历时长达86年之久。

《世祖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议修于顺治十八年七月癸丑，“户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请恭修太祖、太宗、世祖《实录》”⁽¹¹²⁾，但未立即实施。康熙六年七月己未，礼部尚书黄机等复奏请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圣祖谕曰：“皇考世祖章皇帝，励精图治，敬天法祖，无事不以国计民生为念，鸿功伟业，载在史册。理宜纂修实录，垂示永久，以昭大典。这本说得是，著详议具奏。”⁽¹¹³⁾己巳日，“礼部遵旨详议《世祖章皇帝实录》编纂事宜”⁽¹¹⁴⁾。九月丙午，命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5人为总裁官；学士塞色黑、禅布、帅颜保、明珠等12人为副总裁，侍读学士达哈他等14人为满纂修官，侍读学士单若鲁、田种玉等14人为汉纂修官。⁽¹¹⁵⁾十二月乙亥，监修总裁官班布尔善以馆务繁重，实录馆人员不敷使用，请求添设人员，以资料理。吏部议复，同意增加满洲八员，蒙古十员，汉军八员，汉人十员。⁽¹¹⁶⁾八年三月一日，《世祖实录》“纂修草稿本告成”，量留纂修等官详加校对，其余纂修、笔帖式、哈番及书办人员，先行议叙有差。⁽¹¹⁷⁾四月庚辰，命内国史院大学士杜立德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¹¹⁸⁾六月甲戌，内秘书院大学士巴泰又取代杜立德充任总裁官。⁽¹¹⁹⁾九月庚子，又命大学士索额图为总裁官。⁽¹²⁰⁾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世祖实录》全书告成，由监修总裁大学士等奏请呈送大内尊藏。⁽¹²¹⁾雍正十二年八月，世宗以《世祖实录》中有人名地名字画音句等与新成的《圣祖实录》不一致，特命大臣详加查对，“谨稽前后之文，参考异同之迹，谐声转注求一定之指归，舆地官阶溯当时之规制”⁽¹²²⁾。校订工作于乾隆四年完成。定本共计144卷，合序目表凡例147卷。即现在通行的《世祖实录》。

《世祖实录》修纂的背景，据乔治忠等称，是亲政的康熙帝，向以鳌拜为首诋毁世祖汉化措施的守旧派进行的反击。他在亲政的当月便批准黄机奏修《世祖实录》的请求，所颁谕旨实际上已定下基调，否定所谓“清世祖遗诏”中对世祖朝政体改革的诋毁。康熙七年正月，康熙帝为顺治帝立“孝陵神功圣德碑”，亲撰碑文，盛赞其父的政治举措，将守旧辅政大臣炮制的所谓“遗诏”几乎逐条予以驳斥。“向守旧派反击，从重新评价清世祖朝政治开始，是最为方便的。纂修实录，目的即在于此”⁽¹²³⁾。

《圣祖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始修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由马齐等奏请，即位伊始的世宗准奏，⁽¹²⁴⁾旋命大学士二等伯马齐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吏部尚书一等公隆科多、大学士嵩祝、白潢、吏部尚书张鹏翮为总裁，礼部尚书张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兵部尚书励廷仪、阿克敦、内阁学士额黑纳、登德为副总裁。⁽¹²⁵⁾雍正元年三月戊子，“大学士等纂《圣祖仁皇帝实录》首篇及首卷二册进呈御览”，得到世宗的肯定。⁽¹²⁶⁾先后任命马齐、蒋廷锡、张廷玉为实录馆监修总裁，表明朝廷对《圣祖实录》极为重视。四年十月丙寅，世宗审阅康熙四十七年实录后，谕纂修实录总裁官张廷玉，要求将圣祖对其评语“喜怒不定”及其背景“据实添载《实录》中”⁽¹²⁷⁾。五年十一月庚申，世宗有“年来恭修《圣祖皇帝实录》，今已渐次告成”之语，⁽¹²⁸⁾反映他对修纂进度了如指掌。雍正六年六月甲申，大学士蒋廷锡升任实录馆总裁官。⁽¹²⁹⁾七年十二月，内阁奏请钦定张廷玉为实录馆监修总裁。⁽¹³⁰⁾至九年十二月己酉，“恭纂《圣祖实录》、《圣训》告成”，“上御太和殿。设卤簿，奏乐。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等官，奉表恭进《实录》、《圣训》。”庚戌日，谕内阁：“雍正元年，朕命大臣等督率官员，敬谨纂修《实录》，昭垂万世。迄今九载，编辑成书。”要求对纂修官员酌例议叙升赏。⁽¹³¹⁾在修纂过程中，张廷玉用力最深。世宗病危之际曾称张廷玉“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¹³²⁾，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圣祖实录》修成后共有300卷，只有乾隆皇帝实录的1/5。对此，有学者指出：“可以肯定的是，继位后的雍正皇帝在为其父编修实录时，对实录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删改、歪曲。雍正篡改康熙实录的一个最突出的证据是，康熙帝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而其实录却只有三百卷；而其孙乾隆在位六十年，加上做太上皇的三年，也不过才六十三年，与康熙帝在位时间不相上下，相差不过两年，而乾隆皇帝的实录竟多达一千五百卷，是康熙实录的五倍！毫无疑问，雍正朝在修实录时，大量删去了对雍正皇帝继承帝位不利的记载。”⁽¹³³⁾笔者认为，这种以后面的史实推论此前历史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雍正朝修实录时，并未规划也不可能预计嘉庆朝的实录修纂计划，从而使自己的修纂计划与之协调。雍正朝所修《圣祖实录》(300卷)与其前朝康熙所修《世祖实录》(144卷)相比，增加一倍，其后《世宗实录》虽只159卷，但仅记雍正十三年之事，以比例而计，又多于《圣祖实录》，这说明《清实录》篇幅有一种由少到多的趋势。至于嘉庆朝之所以将乾隆实录修成1500卷之巨，则与嘉庆帝强调和突出其父“十全老人”文治武功之盛的形象有关。雍正诚然对《圣祖实录》史料作了有利于自己的删节，但不可能删掉80%的内容，因为实录大量记载的是政府行政、军事、外交、文教、刑法等事务，与皇四子雍正及其仇敌的行为无关，因此不能以雍正曲意删节作为《圣祖实录》与《高宗实录》篇幅相差之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

《世宗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始修于雍正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之初，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纂修《世宗实录》，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详议“条例款项及监修总裁等应用人员并一切开馆事宜”⁽¹³⁴⁾，然后命大学士鄂尔泰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尹泰、张廷玉、朱轼、尚书三泰为总裁官，尚书任兰枝、傅鼐、甘汝来、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张廷瑑、班第为副总裁。⁽¹³⁵⁾十一月丙申，正式“开馆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¹³⁶⁾。乾隆元年三月丙辰，命内阁学士杭奕禄为实录馆副总裁。⁽¹³⁷⁾十二月，又命大学士徐本充实录馆总裁。⁽¹³⁸⁾由于“现在恭修实录”，使高宗发现其父继位时已四十五岁，此前在藩邸时的事迹记录甚少，因此要求亲王“各据所见所闻所记者恭录呈览”，以便在将来修纪传体《国史》时，将之纂入世宗本纪之中。⁽¹³⁹⁾六年二月辛丑，命原任湖广总督班第仍充实录馆副总裁。⁽¹⁴⁰⁾三月甲午，谕曰：“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实录》、《宝训》，朕已敬谨拜阅一周，著再按次进呈。朕循环览诵，用展景慕绍述之悃忱。”⁽¹⁴¹⁾六年十二月壬寅，“《世宗宪皇帝实录》、《圣训》告成。上于保和殿恭受行礼”，然后御中和殿，各官行庆贺礼；御太和殿，诸王大臣进表行庆贺礼。⁽¹⁴²⁾癸卯日，高宗命“筵宴赏赍”纂修各官。⁽¹⁴³⁾七年四月一日，还在“议叙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圣训》官，内阁学士德新等加级纪录有差”⁽¹⁴⁴⁾。

《高宗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始修于嘉庆四年二月，仁宗命修大行皇帝实录。以大学士庆桂为监修总裁，并予召见，寄以殷切期望：“兹者恭修实录，启佑无疆，特命尔庆桂为监修总裁官，尔其率同在馆纂修诸臣，稽实成编，折衷至当，毋过质略，毋尚虚文，务期显谟承烈，炳焉与三代同风，称朕意焉，尔其勉之。”⁽¹⁴⁵⁾同时任命王杰、朱珪、董诰、那彦成为总裁，布彦达赍、德明、纪昀、彭元瑞、丰伸济伦等为副总裁。⁽¹⁴⁶⁾三月壬申，谕内阁道：“现恭纂《高宗皇帝实录》。宜择洁净处所，敬谨纂办。”并令将清字经馆作为实录馆。⁽¹⁴⁷⁾四月丁亥，以工部侍郎童凤三为实录馆副总裁官。⁽¹⁴⁸⁾十月癸卯，仁宗“路过实录馆，因念在馆人员值此天气渐寒，朝夕纂办，著加恩于例支柴炭外，所有冬腊正三月，每月赏银五十两，以为灯火薪水之资，在广储司库内支领，并著为例”⁽¹⁴⁹⁾。仁宗也是边修边审读，并留下了多次阅读《高宗实录》的记载。⁽¹⁵⁰⁾五年闰四月戊辰，那彦成因“剿匪”不力，被革去“原充之实录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同时以“工部尚书彭元瑞为实录馆正总裁官”⁽¹⁵¹⁾，后者在嘉庆六年的京察中受到皇帝的称赞，说“尚书彭元瑞恭办《高宗纯皇帝实录》，尽心编纂”⁽¹⁵²⁾。六年二月乙亥，仁宗任命内阁学士吉伦、玉麟、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恩普、太常寺卿刘凤诰为总纂官。地位仅次于副总裁官，高于纂修官。⁽¹⁵³⁾六年五月，《高宗实录》已修至乾隆十年，监修总裁庆桂奏请“将实录馆纂办各员赏给议叙”，仁宗只同意完成二十年修纂任务时才予以议叙一次。⁽¹⁵⁴⁾七年十二月癸亥，《高宗实录》修至二十年，“予专勘稿本之总裁官彭元瑞及提调、纂修等官议叙有差”，但彭具折恳辞，许之。⁽¹⁵⁵⁾八年六月戊子，因腿疾告病假半年之久的彭元瑞，“既未能痊愈，著照所请，准其开缺，俾安心调养”，但因其担任实录馆总裁，“一切事例素为熟谙，伊在馆总司编辑之任，未便遽易他手，著加恩留充实录馆总裁，俾得一手恭纂。并著赏给尚书应领正俸银米，其总裁应得公费照常支领，以示眷念。即令其进城调养”，并期望腿疾痊愈后“仍当以原官起用”⁽¹⁵⁶⁾。但仍无疾愈的迹象，于是八年九月，礼部右侍郎玉麟、通政使曹振镛被任命为实录馆副总裁，并由后者“敬勘稿本”⁽¹⁵⁷⁾。然而，仁宗对曹振镛的评价显然不如彭元瑞。在嘉庆九年二月京察时，仅称“内阁学士曹振镛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稿本，尚为详慎”⁽¹⁵⁸⁾。四月甲戌，又以原充实录馆提调官玉宁为总纂官。⁽¹⁵⁹⁾在纂修实录的过程中，仁宗一直坚持亲自审阅黄绫本，督责甚严，对抬头、点画、脱文等错误亦一一指出。⁽¹⁶⁰⁾十年五月壬辰，实录馆对于实录完工显然已经成竹在胸，报告仁宗说“明年《高宗纯皇帝实录》告成”⁽¹⁶¹⁾。仁宗发现“实录馆纂办底本，总裁各官自当一体恭阅”，然而“至缮正本，总裁等又不细阅，遽行进呈。及至面询，多有未经寓目，互相推诿。……殊失敬事之义”，因此他敕令专责其成，否则“惟专看正本之人是问”⁽¹⁶²⁾。仁宗对实录修纂过问十分细致，谕纂修官初彭龄与英和轮次阅看正本，“著每次进呈时，夹入名签，以专责成”⁽¹⁶³⁾。后又升英和、初彭龄为实录馆总校官。⁽¹⁶⁴⁾十一年三月壬子，“实录将次告成”⁽¹⁶⁵⁾。工作的重点转向缮写，故给事中曹锡龄奏“现在实录馆需用誊录四十名”⁽¹⁶⁶⁾。九月庚申，命吏部左侍郎玉麟、光禄寺卿陈崇本恭阅实录正本。⁽¹⁶⁷⁾十二年正月癸丑，“《实录》全书，现已恭缮完竣”⁽¹⁶⁸⁾。三月丁巳，“恭纂《高宗纯皇帝实录》、《圣训》告成，监修总裁、大学士庆桂等奉表恭进。上诣保和殿陈设实录、圣训案前行礼受书”⁽¹⁶⁹⁾。《高宗实录》历经八年终于修竣，共计1500卷，“自有载籍图书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¹⁷⁰⁾。仁宗称“此次恭纂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训》、《实录》，共有一千八百卷，不但照乾隆年间纂书数目多至数倍，即较之雍正年间纂书之数，亦倍为繁多，自嘉庆四年开馆以来，至十二年始能告成，馆臣等尽心编辑，懋著勤劳”⁽¹⁷¹⁾，因此大举升赏议叙实录馆官员。

二、清朝后期实录

本书将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五朝实录及《宣统政纪》作为清朝后期实录。

《仁宗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始修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即位不久的宣宗谕内阁“恭纂大行皇帝实录，应在紫禁城内择地开馆”，于是将会典馆整修作为实录馆，而将会典馆移往棉花胡同官房。⁽¹⁷²⁾九月庚申，“命恭纂《仁宗睿皇帝实录》，以大学士托津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戴均元、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伯麟、吏部尚书英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廷珍为总裁官，吏部左侍郎恩铭、右侍郎王引之、户部左侍郎文孚、右侍郎王鼎、刑部左侍郎廉善、内阁学士杜堮为副总裁官，理藩院侍郎博启图为蒙古副总裁官。”⁽¹⁷³⁾但次日便黜托津及戴均元，以曹振镛为监修总裁官。⁽¹⁷⁴⁾乙亥日，又命实录馆总裁官汪廷珍“敬谨专勘稿本”⁽¹⁷⁵⁾。曹振镛曾任《高宗实录》馆总裁，经验丰富，就职后第六天就拟定了纂修计划，同时奏明实录馆所需用房间已装修完毕，工作人员已行文各所在衙门咨送，并已行文钦天监选择开馆日期，行文礼部拟定开馆仪注。⁽¹⁷⁶⁾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实录馆正式开馆。⁽¹⁷⁷⁾十一月癸亥，宣宗谕内阁：天气严寒，“实录馆人员朝夕恭纂书籍”，要额外赏银五十两作为灯火薪水之资。⁽¹⁷⁸⁾这是仿修纂《高宗实录》时的先例而实行的。道光元年二月，实录馆以在馆人员人数是以世宗实录馆为准的，而《世宗实录》十三年之书耗用了六年时间为由要求加派人员，以期四年之内完成纂修任务，同时提出实录馆享有按馆务酌量随时咨取人员的权力。⁽¹⁷⁹⁾丁亥日，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同麟、兵部主事玉庆为实录馆清文总纂官，修补四品京堂周系英、翰林院侍读学士史致俨为汉文总纂官。⁽¹⁸⁰⁾九月癸丑，监修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等奏参实录修纂中遗漏泰陵敷士礼、清明大祭礼，“请将总裁及总纂、纂修各官交部议处”，结果将曹振镛的加恩改为察议，将总纂周系英交部议处，“纂修程恩泽曾经签酌，著免其议处”。同时命吏部尚书松筠为实录总裁官。⁽¹⁸¹⁾说明当时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由于在馆人员增多，实录馆办公用房不敷使用，要求内务府赶修添盖。为了保证熟手不致因甄别而流失，要求实录馆供事免于按旧例五年报满甄别。⁽¹⁸²⁾道光二年正月京察，宣宗称承办稿本总裁、礼部尚书汪廷珍“品学兼优，承办实录底本，勤慎通达，心习纂辑”，特命交部议叙，以资鼓励。⁽¹⁸³⁾甲戌日，又以工部左侍郎周系为实录馆副总裁官。⁽¹⁸⁴⁾一直对实录跟踪阅读的宣宗，发现在书写嘉庆十四年十月六日万寿节御太和殿受贺一事时，误书皇子行礼；乾清宫赐宴，又误列皇孙入宴，实属疏忽，总纂周系英著交部议处，其未经看出之总裁等，除文孚、王鼎、杜堮现在出差免其交议处，余著加恩改为察议，纂修李昭美系据内外记注恭载入书，其错误尚属有因，著免其议处。⁽¹⁸⁵⁾丙申日，实录“已进呈至十五年”⁽¹⁸⁶⁾。三年四月丙辰，宣宗在一次谕令中称“现将汉本陆续进呈完竣，每日敬谨展阅”⁽¹⁸⁷⁾。四年正月癸巳，宣宗又说“恭纂皇考仁宗睿皇帝实录，现届告成”⁽¹⁸⁸⁾。三月壬辰，宣宗声称“本年四月间，皇考《仁宗睿宗皇帝实录》、《圣训》告成。”癸巳又说《实录》成，“著于四月二十日受书御殿，各该衙门敬谨豫备”⁽¹⁸⁹⁾。四月癸丑，备受宣宗关怀的《仁宗实录》最终完成，“监修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等奉表恭进，上诣保和殿陈设实录、圣训案前行礼受书”，然后“派出奉书之贝子、公及宗人府官，由保和殿恭奉实录、圣训至乾清宫安设”⁽¹⁹⁰⁾。接着对实录馆官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升赏议叙。

《宣宗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始修于道光三十年二月癸未，文宗命大学士穆彰阿为监修总裁官，协办大学士祁寯藻、吏部尚书文庆、户部尚书赛尚阿、工部尚书杜受田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阿灵阿、季芝昌、右侍郎福济、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为副总裁官，赛尚阿兼任蒙古副总裁官。⁽¹⁹¹⁾五月，命周祖培专勘稿本。⁽¹⁹²⁾七月丁巳，命礼部尚书惠丰为实录馆总裁官，刑部左侍郎全庆为副总裁官。⁽¹⁹³⁾八月，因祖培忙于刑部事务，改命文宗师杜受田专勘稿本。⁽¹⁹⁴⁾十月，命杜受田“专司勘办”纂辑稿本，不必赴刑部办事。⁽¹⁹⁵⁾但是按惯例，重要案件堂官应到堂会审，终难兼顾，乃授杜受田协办大学士管礼部事务，俾得专力修史。⁽¹⁹⁶⁾戊子日，监修总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因防堵“叛匪”不力革职⁽¹⁹⁷⁾，命大学士祁寯藻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季芝昌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朱凤标为副总裁官。⁽¹⁹⁸⁾咸丰二年四月，《宣宗实录》已进呈至道光十五年史事，文宗命在馆之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对、收掌、姞译、誊录及供事人员均交部议叙。⁽¹⁹⁹⁾二年四月癸卯，因杜受田出差，派翁心存接办恭纂实录稿本。⁽²⁰⁰⁾后干脆命翁心存为实录馆总裁官，专勘稿本。⁽²⁰¹⁾三年十一月，降总裁官周祖培为副总裁官，而以朱凤标为总裁官。⁽²⁰²⁾四年十一月，祁寯藻致仕，大学士贾桢继任为监修总裁官。⁽²⁰³⁾六年六月，实录将成，贾桢以丁忧免，文庆又继任监修总裁官。⁽²⁰⁴⁾九月壬申，皇帝谕内阁“现在恭纂皇考《宣宗成皇帝实录》，业已告成”⁽²⁰⁵⁾。十一月一日，《宣宗实录》最终告成，“监修总裁大学士文庆等奉表恭进，上诣保和殿行礼”⁽²⁰⁶⁾。这次纂修至此降下了帷幕。

《文宗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始修于咸丰十一年十月辛巳，由年幼的穆宗之母慈禧诏令开馆纂修咸丰帝《实录》。以大学士桂良为监修总裁，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礼部尚书倭什珲布、兵部尚书麟魁为总裁官，吏部左侍郎李菡、右侍郎孙葆元、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礼部右侍郎伊精阿、工部左侍郎单懋谦为副总裁官，理藩院右侍郎察杭阿为蒙古副总裁官。⁽²⁰⁷⁾癸卯，言官秉承慈禧旨意，以前顾命大臣载垣“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为由要求“不应载之实录”，获得批准。⁽²⁰⁸⁾丙午，赏已革翰林院编修徐桐为检讨，“命充实录馆协修官”⁽²⁰⁹⁾。时吏治腐败，高官纷纷为自己的亲属求得实录馆的清要差事。⁽²¹⁰⁾同治元年正月庚子，命兵部尚书爱仁为实录馆总裁官。⁽²¹¹⁾四月，命实录馆副总裁官、工部尚书李菡专勘稿本。⁽²¹²⁾五月甲午，上令“传谕实录馆总裁官，所有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五日以后，至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止，凡有交涉外国事件，著照皇祖《宣宗成皇帝实录》之例，另为一书，该总裁等敬谨纂辑，毋稍漏略”⁽²¹³⁾。六月，桂良死于任上，七月大学士翁心存继其位。⁽²¹⁴⁾十一月改派大学士周祖培为专勘稿本总裁官。不久命大学士贾桢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²¹⁵⁾取代刚刚去世的翁心存。二年二月癸巳，命工部尚书李棠阶、户部左侍郎沈桂芬分别任实录馆正、副总裁官。⁽²¹⁶⁾清代惯例，实录修纂过程中需以次进呈皇帝审阅，但因穆宗年幼，乃派惠亲王绵愉、醇郡王奕8、大学士祁寯藻、礼部尚书倭什珲布、兵部右侍郎伊精阿每日在弘德殿代为审阅《文宗实录》黄绫本。⁽²¹⁷⁾己丑，命户部尚书宝鋆为实录馆总裁官，刑部左侍郎灵桂为副总裁官。⁽²¹⁸⁾至同治三年八月庚辰，“以恭纂《文宗显皇帝实录》过半，予提调等官盛京户部侍郎前内阁学士宝珣、翰林院侍读学士童华等升叙有差”⁽²¹⁹⁾。同治五年十一月丁丑，穆宗宣布“现在皇考《文宗显皇帝实录》、《圣训》告成”⁽²²⁰⁾。十二月癸巳，《文宗实录》正式修毕，朝廷举行隆重的告成礼，“监修总裁大学士贾桢等奉表恭进，上诣保和殿行礼”。此次升赏议叙，“除现已降旨将在馆各员及执事人等一并施恩，交部查照旧例优叙锡赏外，溯思开馆以来，所有监修总裁、总裁、副总裁等，乐能尽心编辑，各矢勤劳，允宜特加优奖”。⁽²²¹⁾

《穆宗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始修于光绪元年二月，内阁奏请开馆纂修穆录，旋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允准。⁽²²²⁾乙亥日，令宝鋆为监修总裁官，协办大学士英桂、尚书毛昶熙、灵桂、李鸿藻为正总裁官，侍郎恩承、彭久余、殷兆镛、察杭阿、徐桐、德椿为副总裁官，理藩院尚书皂保为蒙古副总裁，“恭修《穆宗毅皇帝实录》”⁽²²³⁾。元年六月，命礼部左侍郎徐桐为稿本总裁。⁽²²⁴⁾由于德宗年幼，乃于二年十一月派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户部左侍郎翁同龢、兵部右侍郎夏同善每日在毓庆宫审阅实录黄绫本。⁽²²⁵⁾洋务仍然是当时敏感的内容，不敢怠慢。御史刘恩溥便建议“编纂《实录》，关涉洋务各条，请饬慎密办理”。得旨：“著该总裁等督饬在事人员，妥慎筹办，毋稍疏忽。”⁽²²⁶⁾光绪三年九月己巳，添派协办大学士沈桂芬为实录馆正总裁。己卯日，“以恭纂《穆宗毅皇帝实录》全书过半”，照例议叙在馆人员。予蒙古副都统宗室奕庆优叙，前江西督粮道锡缜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嵩申遇有应升缺出开列在前，翰林院编修孙钦昂以道员用，并赏换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²²⁷⁾这次议叙违反了吏部新制定的章程，御史欧阳云提出反对意见，请求“慎奖叙”。慈禧太后以纂修实录过半，典礼重大，业经降旨，不便收回成命为由坚持优叙，但同意等全书告成后再“按照吏部奏定新章，详核办理”⁽²²⁸⁾。四年三月陆续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载龄、兵部尚书广寿、户部尚书董恂为实录馆总裁官。⁽²²⁹⁾五年十一月丙子，宣布实录已成，并作了进呈的布置。甲午(二十五日)，“恭进《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上御保和殿行礼受书，礼成，御太和殿受贺，诣乾清宫《实录》、《圣训》前行礼，恭瞻尊藏”。同时大举升赏各纂修官员。⁽²³⁰⁾御史孔宪珏提醒慈禧：“实录馆奖叙，请饬查照新章程办理。”慈禧太后乃履行前诺，命吏部查照新章程议叙在馆人员。宝鋆照旧例率副总裁以上各官奏请停免议叙，允之，并命已离馆之正副总裁亦不再议叙。⁽²³¹⁾

《德宗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始修于宣统元年二月，朝廷以大学士世续为监修总裁，大学士那桐、张之洞、尚书陆润庠、溥良为总裁官，侍郎唐景崇、瑞良、郭曾炘、熙彦、署侍郎王垿、内阁学士麟德为副总裁官，侍郎恩顺为蒙古总裁官，开馆纂修《德宗实录》。⁽²³²⁾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溥仪宣告退位，但修纂工作仍在进行。至宣统十三年(民国十年，即1921年)，《德宗实录》稿本完成，总计597卷。1924年11月25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先栖醇王府，后辗转至天津张园，实录的纂修在动荡中进行。至1927年，《德宗实录》正本最终告成，并被缮成二份。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也以“经筵讲官太保体仁阁大学士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头衔名列总裁官之中。《德宗实录》是清代最后一部以“实录”名命的帝王实录。

《宣统政纪》是德宗实录馆遗老仿照实录体修撰的一部宣统皇帝溥仪的实录，但由于时至民国，因此不敢署实录之名，而命名为“政纪”。《宣统政纪》，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癸丑至宣统三年四月戊午间的史事，计70卷。1934年，“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时，溥仪派人到天津取回《宣统政纪》并《德宗实录》，合印于《大清历朝实录》中，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的清帝实录。

《德宗实录》与《宣统政纪》的坎坷命运，预示着与独裁帝制相表里的实录体史书已经走向末路。当然，实录体迄清而衰，还表现在“编年附传”体被完全抛弃，使实录体依附于编年体，失去了实录体的独特个性。如果说汉化程度有限的元代仅开其端的话，那么，汉化程度很高的清朝将“编年附传”体解构，则表明实录体体裁的最终瓦解。

下面是历代实录情况一览表⁽²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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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国榷》卷一一《惠宗建文元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94年；又《罪惟录》卷之二《惠宗帝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明史》卷四八，《杨士奇传》；《明史》卷一五一，《张3传》。

(3)《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4)《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

(5)《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6)《明太宗实录》卷一四，第256页。

(7)《明太宗实录》卷一二〇，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8)《明太宗实录》卷二〇〇，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

(9)《明神宗实录》卷一九六，第3693～3694页。

(10)《明仁宗实录》卷一〇，洪熙元年五月癸酉。

(11)杨士奇：《进(两朝)实录表》。

(12)《明英宗实录》卷七，宣德十年七月丙子。

(13)《明英宗实录》卷四一，正统三年四月乙丑。

(14)《明宪宗实录》卷八，天顺八年八月戊戌。

(15)《明宪宗实录》卷八，天顺八年八月戊戌。

(16)《明宪宗实录》卷一〇，天顺八年九月癸亥；天顺八年十月己亥。

(17)《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

(18)《明宪宗实录》卷四五，第935～938页。

(19)《明孝宗实录》卷一〇，弘治元年闰正月戊辰。

(20)据《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弘治元年五月”载：杨守阯、曾彦召至京后，被改授翰林院侍读，未加推辞。只有李东阳以“父服未阕、且有疾”而请求服阕疾愈后供职，孝宗皇帝竟也痛快地答应了，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弘治元年二月己未。

(21)《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弘治元年三月戊寅。

(22)《明孝宗实录》卷三一，弘治二年十月壬寅。

(2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庚子。

(24)《明孝宗实录》卷五四，弘治四年八月辛未。

(25)《明武宗实录》卷二〇，正德元年十二月甲戌。

(26)《明武宗实录》卷二三，正德二年二月戊寅。

(27)《明武宗实录》卷五〇，正德四年五月戊戌；《武宗实录》卷五〇，正德四年五月丙午；丁未。

(28)《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酉朔；戊辰。

(29)《明世宗实录》卷一〇，嘉靖元年正月甲子。

(30)《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癸酉。

(31)《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嘉靖四年六月庚子。

(32)《明穆宗实录》卷六，隆庆元年三月甲申。

(33)《明穆宗实录》卷八，隆庆元年五月丁卯。

(34)《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甲申朔。

(35)《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丙申；《明穆宗实录》卷四五，隆庆四年五月庚寅。

(36)《明穆宗实录》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丙子；《明穆宗实录》卷四八，隆庆四年八月丁酉；《明穆宗实录》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乙酉。

(37)《明穆宗实录》卷四七，隆庆四年七月乙未。

(38)《明神宗实录》卷九。

(39)《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万历元年五月戊戌。

(40)《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万历元年十月丙辰。

(41)《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万历四年正月甲寅。

(42)《明神宗实录》卷五一，卷五二。

(43)《明神宗实录》卷六五，万历年五年八月丙寅。

(44)《明神宗实录》卷六五，万历五年八月乙亥。

(45)《明神宗实录》卷六，隆庆六年十月庚申；甲戌；己卯。

(46)《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丁卯；己酉。

(47)《明熹宗实录》卷一六，天启元年十一月丙寅。

(48)《明熹宗实录》卷一九，天启二年二月己卯。

(49)《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三月戊辰；四月壬辰。

(50)《明熹宗实录》卷四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庚子。

(51)《明熹宗实录》卷三一，天启三年二月戊辰。

(52)《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丁卯；己酉。

(53)梁本《明熹宗实录》卷四一，天启四年四月己丑。

(54)《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乙酉。

(55)《熹宗实录》卷五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

(56)《明熹宗实录》卷七一，天启六年五月庚午。

(57)《崇祯长编》卷三一，崇祯三年二月癸酉。

(58)《崇祯长编》卷三五，第2126页。

(59)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及《崇祯长编》卷四〇。

(60)《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己卯；壬午。

(61)《明熹宗实录》卷一六，天启元年十二月丙寅。

(62)《明熹宗实录》卷一九，天启元年二月己丑。

(63)《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三月戊辰；四月壬辰。

(64)《明熹宗实录》卷二四，天启二年七月乙未。

(65)《明熹宗实录》卷三五，天启三年六月戊子；乙亥。

(66)《明熹宗实录》卷三六，天启三年七月甲辰。

(67)《明熹宗实录》卷七七，天启六年十月癸丑。

(68)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69)《崇祯实录》卷一。

(70)《崇祯长编》卷七。

(71)《明史·文震孟传》及《许士柔传》。

(72)《崇祯长编》卷八。

(73)《崇祯长编》卷一五。

(74)《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六月壬午。

(75)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及《崇祯长编》卷四〇。

(76)《崇祯实录》卷九。

(77)《崇祯实录》卷一〇。

(78)原来学界认为该录已佚，后高艳林指出：“据查阅有关目录，中国大陆仅在天津图书馆存有一部，系明代南云阁抄本，且为残本，原书共50卷，现存第11～50卷，第1～10卷亡佚。”见高艳林：《〈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8年第3期。

(79)《天聪朝臣工奏议·杨方兴条陈时政奏》，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80)《清太宗实录》卷一六，天聪七年十月己巳。

(81)《旧满洲档》，天聪九年八月初八日。

(82)《清太宗实录》卷二四，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83)［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3期。

(84)松村润指出：“起这个书名的理由是在表彰太祖之外，还把太宗袭位正当化作为目的。在满族内部，嫡庶的区别非常严格。太宗生母Yehe Nala(叶赫纳拉)氏在生太宗前可能不是amba fujin(正皇后)，而可能是ashani fujin(侧妃)。对太宗来讲，利用这本实录来表明自己的生母是amba fujin，力争把袭位正当化是重要的，因此编纂了和中国历代实录体例有区别的《太祖太后实录》。”(《清太祖实录研究》，《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期。)

(85)《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八月。转引自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4年。

(86)王清政：《〈大清历朝实录〉修纂考》，武汉大学历史系1996级硕士学位论文。

(87)［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3期。

(88)《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一五，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

(89)《国朝宫史续编》作“尚书房”，而《开国方略》作“上书房”，是。

(90)《清世祖实录》卷五四，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亥。

(91)顺治重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

(92)《清世祖实录》卷八九，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

(93)《清世祖实录》卷九一，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

(94)本名为康熙元年四月改太祖谥号后所取，是康熙二十一年勒德洪用当时的名称指称刚林时的实录。

(95)文献馆藏内阁档案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题本，转引自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4年。

(96)《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辛卯。

(97)文献馆藏内阁档案鄂尔泰雍正十二年十一月题本，转引自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第4卷，1934年。

(98)《清世祖实录》卷四二，顺治六年正月丁卯。

(99)《清世祖实录》卷六一，顺治八年十二月戊辰。

(100)《清世祖实录》卷六二，顺治九年正月辛丑。

(101)《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二月癸卯。

(102)《清世祖实录》卷六八，顺治九年九月丁丑。

(103)《清世祖实录》卷八九，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

(104)转引自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1册，1930年。

(105)《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戊午。

(106)《清圣祖实录》卷四二，康熙十二年七月壬午。

(107)《清太宗实录》卷首，康熙十六年八月壬戌。

(108)《清圣祖实录》卷六八，康熙十六年八月壬戌。

(109)《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丙寅。

(110)《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巳。

(111)《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

(112)《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七月癸丑。

(1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康熙六年七月己未。

(114)《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康熙六年七月己巳。

(115)《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六年九月丙午。

(116)《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六年十二月乙亥。

(117)《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八年三月甲午朔。

(118)《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八年四月庚辰。

(119)《清圣祖实录》卷三〇，康熙八年六月甲戌。

(120)《清圣祖实录》卷三一，康熙八年九月庚子。

(121)《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乙丑；《清圣祖实录》卷三九，康熙十一年五月乙丑。

(122)《乾隆朝上谕档》三年十月初四日，《乾隆进进实录表》。

(123)乔治忠、侯德仁：《〈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及康熙初期的政治斗争》，《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4)《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庚午。

(125)《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乙亥。

(126)《清世宗实录》卷五，雍正元年三月戊子。

(127)《清世宗实录》卷四九，雍正四年十月丙寅。

(128)《清世宗实录》卷六三，雍正五年十一月庚申。

(129)《清世宗实录》卷七〇，雍正六年六月甲申。

(130)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131)《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九年十二月己酉；庚戌。

(132)《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庚寅。

(133)李建宏：《〈清实录〉篡改问题之我见》，《山西档案》1997年第3期。

(134)《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戊辰。

(135)《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庚辰。

(136)《清世宗实录》卷首《进实录表》作“十二月”；《清高宗实录》卷六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申作“十一月”，是。

(137)《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乾隆元年三月丙辰。

(138)《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乾隆元年十二月甲申。

(139)《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乙丑。

(140)《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乾隆六年二月辛丑。

(141)《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乾隆六年三月甲午。

(142)《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乾隆六年十二月壬寅。

(143)《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乾隆六年十二月癸卯。

(144)《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四，乾隆七年四月庚寅朔。

(145)《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一，《翰林院·职掌》。

(146)《清仁宗实录》卷三九，嘉庆四年二月丁酉。

(147)《清仁宗实录》卷四〇，嘉庆四年三月壬申。

(148)《清仁宗实录》卷四一，嘉庆四年四月丁亥。

(149)《清仁宗实录》卷五三，嘉庆四年十月癸卯。

(150)《清仁宗实录》卷五四，嘉庆四年十一月丙寅；卷五五，嘉庆四年十一月辛未；卷五八，嘉庆五年正月庚辰，等。

(151)《清仁宗实录》卷六六，嘉庆五年闰四月戊辰。

(152)《清仁宗实录》卷七九，嘉庆六年二月己未。

(153)《清仁宗实录》卷七九，嘉庆六年二月乙亥。

(154)《清仁宗实录》卷八三，嘉庆六年五月丁酉。

(155)《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六，嘉庆七年十二月癸亥。

(156)《清仁宗实录》卷一一五，嘉庆八年六月戊子。

(157)《清仁宗实录》卷一二〇，嘉庆八年九月甲辰。

(158)《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丁卯。

(159)《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八，嘉庆九年四月甲戌。

(160)《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乙亥；卷一二九，嘉庆九年五月戊戌；卷一三九，嘉庆十年正月辛亥；卷一五四，嘉庆十年十二月癸未。

(161)《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三，嘉庆十年五月壬辰。

(162)《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六，嘉庆十年闰六月庚戌。

(163)《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二，嘉庆十年十一月甲子。

(164)《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五，嘉庆十年十二月辛丑。

(165)《清仁宗实录》卷一五八，嘉庆十一年三月壬子。

(166)《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九，嘉庆十一年四月辛巳。

(167)《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七，嘉庆十一年九月庚申。

(168)《清仁宗实录》卷一七三，嘉庆十二年正月癸丑。

(169)《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六，嘉庆十二年三月丁巳。

(170)《清高宗实录·仁宗御制序》。

(171)《清仁宗实录》卷一七六，嘉庆十二年三月丁卯。

(172)《清宣宗实录》卷三，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壬子。

(173)《清宣宗实录》卷四，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申。

(174)《清宣宗实录》卷四，嘉庆二十五年九月辛酉；《清史列传》卷三二，《托津列传》。

(175)《清宣宗实录》卷五，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乙亥。

(176)《清仁宗实录馆奏摺档》载《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77)《清仁宗实录馆奏摺档》载《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78)《清宣宗实录》卷八，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

(179)《清仁宗实录馆奏摺档》载《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80)《清宣宗实录》卷一三，道光元年二月丁亥。

(181)《清宣宗实录》卷二三，道光元年九月癸丑。

(182)《清仁宗实录馆奏摺档》载《文献丛编》第三十六辑，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

(183)《清宣宗实录》卷二八，道光二年正月辛未。

(184)《清宣宗实录》卷二八，道光二年正月甲戌。

(185)《清宣宗实录》卷三八，道光二年七月壬午。

(186)《清宣宗实录》卷三八，道光二年七月丙申。

(187)《清宣宗实录》卷五一，道光三年四月丙辰。

(188)《清宣宗实录》卷六四，道光四年正月癸巳。

(189)《清宣宗实录》卷六六，道光四年三月壬辰；癸巳。

(190)《清宣宗实录》卷六七，道光四年四月癸丑。

(191)《清文宗实录》卷四，道光三十年二月癸未。

(192)《清文宗实录》卷九，道光三十年五月己亥。

(193)《清文宗实录》卷一五，道光三十年七月丁巳。

(194)《清文宗实录》卷一五，道光三十年八月乙丑。

(195)《清文宗实录》卷一九，道光三十年十月丙寅。

(196)《咸丰朝起居注》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乙巳。

(197)《清史列传》卷四〇，《穆彰阿传》。

(198)《清宣宗实录》卷二〇，道光三十年十月戊子。

(199)《清文宗实录》卷五八，咸丰二年四月乙酉。

(200)《清文宗实录》卷六〇，咸丰二年四月癸卯。

(201)《清文宗实录》卷六六，咸丰二年七月丁卯。

(202)《清文宗实录》卷一一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乙巳。

(203)《清文宗实录》卷一五二，咸丰四年十一月庚寅。

(204)《清文宗实录》卷二〇二，咸丰六年六月乙卯。

(205)《清文宗实录》卷二〇八，咸丰六年九月壬申。

(206)《清文宗实录》卷二一一，咸丰六年十一月乙卯朔。

(207)《清穆宗实录》卷八，咸丰十一年十月辛巳。

(208)《清穆宗实录》卷一〇，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癸卯。

(209)《清穆宗实录》卷一一，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丙午。

(210)《清穆宗实录》卷一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癸酉。

(211)《清穆宗实录》卷一六，同治元年正月庚子。

(212)《清穆宗实录》卷二四，同治元年四月壬戌。

(213)《清穆宗实录》卷二八，同治元年五月甲午。

(214)《清穆宗实录》卷三四，同治元年七月丁酉。

(215)《清穆宗实录》卷五〇，同治元年十一月己巳；庚午。

(216)《清穆宗实录》卷五八，同治二年二月癸巳。

(217)《清穆宗实录》卷八〇，同治二年九月庚午。

(218)《清穆宗实录》卷八八，同治二年十二月己丑。

(219)《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二，同治三年八月庚辰。

(220)《清穆宗实录》卷一九〇，同治五年十一月丁丑。

(221)《清穆宗实录》卷一九一，同治五年十二月癸巳。

(222)《清德宗实录》卷四，光绪元年二月庚午。

(223)《清德宗实录》卷一一，光绪元年二月乙亥。

(224)《清德宗实录》卷一一，光绪元年六月丙子。

(225)《清德宗实录》卷四三，光绪二年十一月壬午。

(226)《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光绪三年七月己巳。

(227)《清德宗实录》卷五八，光绪三年九月己卯。

(228)《清德宗实录》卷六二，光绪三年十一月壬申。

(229)《清德宗实录》卷六九，光绪四年三月乙丑；卷七〇，三月己卯；卷七四，五月己巳。

(230)《清德宗实录》卷一〇三，光绪五年十一月丙子；卷一〇四，甲午。

(231)《清德宗实录》卷一〇四，光绪五年十一月戊戌；丙午。

(232)《清宣统政纪》卷八，宣统元年二月壬子。

(233)此表是根据笔者多年研究成果，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及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载实录表基础上，修正综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