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揭开发展峰巅

第一节　实录发展的峰巅——《明实录》

《明实录》包括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等13朝，共2760卷，1600余万字。《明实录》是中国“编年附传”式实录体发展的高峰，也是现存最大且最早的实录体系列史著。

一、明代前期实录

明代前期实录，包括《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和《英宗实录》。

《太祖实录》是明代第一部实录，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活动及洪武朝的国政。《太祖实录》经历了三次修纂，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第一次修纂是在建文朝，历时三年(建文元年正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乙卯)。其修纂情况，明官修史书多讳言之，只有私修史书加以披露。如谈迁《国榷》和查继佐《罪惟录》等均有记载。由此而知初修时的总裁官为礼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和王景彰，副总裁官为太常寺少卿廖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高逊志，纂修官有王绅、胡子昭、杨士奇、罗恢、程本立等。⁽¹⁾至于初修本的完成时间，只有《国榷》卷一二《惠宗建文三年》及《明史》卷四《恭闵帝纪》等有明确的记载。惠帝对修实录是颇为审慎和重视的，在初修之前，特地征召并遴选了一些儒生进翰林院充纂修官，为修实录作准备。如杨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因当时“集诸儒修《太祖实录》”，“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通过“试翰林院官，奏杨士奇第一”⁽²⁾。杨士奇也就是在这次遴选中崭露头角的，从而奠定了他在明代前期实录修纂中的元老地位。《太祖实录》在南京修纂的三年里，前方与燕王朱棣打了整整两年半的仗。及至南京陷落，初修本落入朱棣手中，其册数、卷数和字数，均成千古之谜。

朱棣再修《太祖实录》始于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至永乐元年六月辛酉即完成。初修本完成后才半年时间，朱棣便于建文四年六月攻下南京，至十月，便下令重修《太祖实录》。他指责初修本“遗逸既多，兼有失实”⁽³⁾。又攻击说：“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⁴⁾于是令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常为正副监修，重修《太祖实录》，并告诫他们“务在详备”，“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⁵⁾。《太祖实录》初修本固然有失实偏颇之处，但朱棣所重修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改正这些过失，而是要变本加厉地篡改洪武历史，为自己篡位夺权制造合法根据，并报复惠帝。修改后的《太祖实录》比初修本在歪曲史实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太祖实录》重修时期，朱棣为了让纂修者更听他的话，于次月己丑“升翰林院侍读解缙为本院侍读学士，侍讲胡靖(原名广)、编修黄淮、检讨胡俨皆侍读，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皆侍讲。”⁽⁶⁾这些人都是实录的主要修纂者，如解缙即是这次修纂的总裁。重修工作只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这显然是在初修本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共为183卷，缮写成165册。实录完成后，监修李景隆等、总裁解缙等率全体纂修官上表进《太祖实录》，朱棣则把重修实录的完成当作盛大的节日庆祝，其隐衷在于去掉了自篡位以来的一块心病。实录仅大半年即重修完成，便与朱棣的这种动机有关。但随着监修李景隆、总裁解缙的失宠被囚，疑心病很重的朱棣便开始对重修的《太祖实录》产生怀疑和不满，认为李、解等人心术不正，书中仍有不利于自己的文字，遂决定第三次修纂《太祖实录》。

朱棣三修《太祖实录》(永乐九年十月乙巳至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是在迁都北京后进行的。为了删改彻底，朱棣在三修时，作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由其亲信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以及胡俨、黄淮、杨荣为总裁官，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皆赐敕勉励”⁽⁷⁾。此次改修费时6年零7个月时间，应该说，比前两次都要认真，估计也补充了不少材料，再修本只有183卷，而此次则为251卷，装成205册。《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为前两次所未采，此次重修即加以采用。但是，这次篡改得“仔细”，也为前两次所不及。故朱棣在阅读三修本《太祖实录》时，“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⁸⁾《太祖实录》经这次改修后遂成为定本。

万历时，由史官搜集建文朝史料，撰成编年，附于《太祖实录》之后，申时行请单独为此实录标立建文年号，但被神宗否决。⁽⁹⁾于是，《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之后，便有了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的系年要录，那相当于惠宗朝的实录。

《太宗实录》是仁宗即位伊始，按旧例下诏修纂的乃父实录，并组织好了班子：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及蹇义、夏原吉为监修；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及黄淮、杨荣、金幼孜、杨溥为总裁。⁽¹⁰⁾但一个月后这位继位才十个月的皇帝便撒手西归，其子宣宗只好将《太宗实录》与《仁宗实录》一并修纂。修纂人员均沿用了仁宗敕定的写作班底，于是，在宣宗时代，明朝便第一次出现了一套写作班子同时修纂两朝《实录》的状况。

宣德元年五月，宣宗正式下诏同时修纂《太宗实录》及《仁宗实录》。据张辅、杨士奇等所上《进实录表》称，“宣德元年五月敕修两朝《实录》”。宣宗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两朝实录同时修毕，一起进呈。⁽¹¹⁾从始修到结束，二书共花了3年零8个月的时间。其实，若二书分开来编，《仁宗实录》早就该完成了，因为仁宗继位才十个月的时间，《仁宗实录》也只修了12卷，而太宗继位达二十一年多，《太宗实录》共274卷。只是因为二书并行修纂，才使《仁宗实录》修毕的时间表得以改写。

《宣宗实录》的修纂，动议于宣德十年秋七月丙子日，当时，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向继位才半年的8岁皇帝英宗上书道：“臣等仰惟宣宗皇帝临御十年……今宜依祖宗故事，纂修《实录》以彰盛美。”⁽¹²⁾于是，英宗依照大臣们的建议，任命张辅为监修，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王英、王直为总裁，要求他们“遴选文儒协相纂述”，于是，被钦点的这些监修、总裁很快配齐了他们的编纂班子。《宣宗实录》修了三年，于正统三年四月乙丑完稿。共完成《宣宗实录》115卷，《宣宗宝训》12卷，加上目录、凡例，共129册。实录成书后，照例将《实录》誊正，进呈给英宗皇帝。英宗举行了隆重的呈接仪式。⁽¹³⁾

《英宗实录》的修纂比《宣宗实录》要麻烦得多。由于英宗朱祁镇在抗击蒙古瓦剌部入侵的土木堡战役中被俘，大臣遂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景泰皇帝。景泰七年，已放归北京的“太上皇”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了帝位，改元天顺。代宗被贬为郕戾王。这样的背景使修纂过程呈现波折。

天顺八年八月戊戌，英宗之子宪宗决定为其父树碑立传，修纂《英宗实录》，遂任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及陈文、彭时为总裁官，李绍、刘定之、吴节为副总裁，柯潜等为纂修官。⁽¹⁴⁾从上可见，此次修纂英录，宪宗不仅将纂修官也确定了，而且继建文修《太祖实录》后，重设了副总裁一职，意欲加强乃父实录的修纂力量。这次修纂实录，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大量征用了外地官员，和起复休假、丁忧回籍的京官。如在下诏的当日，朝廷便“以纂修《实录》，召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南京翰林院侍讲周洪谟，起复丁忧修撰刘俊、陈鉴、刘吉、编修徐琼、刘健、检讨邢让、张颐，命驰驿赴京。”⁽¹⁵⁾这次征召纂修官员十分匆忙急迫，令驰驿赴京，为前世所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夺情起复的官员大都有点不大情愿，推三阻四：“以纂修《英庙实录》，起复翰林院修撰刘吉至京。吉上疏乞终制。不允。”“翰林院检讨邢让居丧，以纂修《实录》召至京。乞终制。不许。”⁽¹⁶⁾“起复翰林院编修刘健、检讨张颐纂修《实录》。建等至京，乞终制。不许。”⁽¹⁷⁾这些官员一致推辞固然是为了“终制”尽孝，但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怕修《英宗实录》而惹上是非。与其他实录相比，《英宗实录》的修纂牵涉到怎样处理夹在正统与天顺之间景泰七年的历史，怎样处理好代宗朱祁钰的地位。他们既想“秉笔直书”，又怕触犯时忌，感到左右为难，所以能推就推。虽然“行孝”的理由正当，最终敌不过皇上急用史臣的迫切愿望。至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实录》终于修完，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修纂《英宗实录》过程中，起用了一些译字(翻译)的官员，⁽¹⁸⁾这些译字官员在此之前从未见诸记载，他们的出现无疑与英宗被蒙古羁押一年的经历有关。译字官的出现，是英宗独特历史的鲜明写照。

由于宪宗的干预，史臣们所修《英宗实录》中，被迫把代宗历史写成“郕戾王附录”，附于正统朝之后。

二、明代中期实录

明代中期实录包括《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

《宪宗实录》是孝宗朝所修。宪宗初为英宗太子，代宗继位后被废，英宗复辟后复位，父死后继位登极，为帝二十四年而薨。其子孝宗继位四个月后，便开始修纂《宪宗实录》。弘治元年闰正月戊辰，孝宗给礼部下了道敕谕，让礼部到全国各地，“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他并且确定了从监修、总裁到纂修官的一整套修纂班子：以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以及徐溥、刘健为总裁，丘浚、杨守陈、汪谐为副总裁，程敏政等为纂修官。这次修纂《宪宗实录》，除了动员在京的翰林院、春坊、国子监官员外，还征召和起复了外地官员及丁忧守丧的官员即刻入京修纂。如召南京翰林院侍读曾彦、杨守阯、给假左谕德林瀚、侍讲谢铎、编修张元祯、江澜、丁忧侍讲学士李东阳、右谕德陆简、编修梁储、刘忠、邓焲、张天瑞、检讨杨时畅，命驰驿赴京。⁽¹⁹⁾修纂《英宗实录》时亦曾征召和夺情起复在外官员入京修纂，但因是非很多，故起复人员多不情愿，而宪宗皇帝一生平淡，加上孝宗初期阉党尚未专权，故起复修纂的官员不再推辞。⁽²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官杨守陈原为吏部右侍郎，他想辞去吏部职务，专赴史馆主持修纂，⁽²¹⁾次年孝宗同意他“专典史事”⁽²²⁾。修纂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南京工科给事中章玄应上书说，他的父亲章纶在景泰年间曾上疏忤犯代宗而被逮下狱，希望在修《宪宗实录》时，将父疏收入，“使天下后世知圣朝有直言骨鲠之臣”。孝宗览奏后，命“以纶题稿宣付史馆，顺具载于《实录》”⁽²³⁾。弘治四年八月壬子，《宪宗实录》大功告成，历时3年零8个月。与以往实录相比，修纂比较顺当。此次撰成实录293卷，宝训10卷，加上目录、凡例，共成305册。按照以往的惯例，要在礼部赐宴修纂人员，但由于礼部被火焚毁正在重建，所以改在中军都督府，由保国公朱永等人侍宴。⁽²⁴⁾

《孝宗实录》是孝宗之子武宗修的。其始修时间，诸史均无确切的记载，但根据一些零碎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出它开始修撰的大致时间。如《武宗实录》卷一五七透露：致仕礼部尚书李杰曾在正德元年任《孝庙实录》副总裁。类似的证据还有卷四九所载，张抚“正德丙寅召修《宪庙实录》”。正德丙寅就是正德元年。但究竟是正德元年年初还是年尾呢？下面一则史料可以为我们解释心中的疑团：“(正德元年十二月甲戌)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元祯卒……(初)进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食从二品俸，仍充《孝宗实录》副总裁。元祯感激眷遇，力疾供职。逾年，卒于位”⁽²⁵⁾。从这段文字可见，张元祯死于正德元年十二月，而他自受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后工作了一年，从正德元年十二月往前推一年就是弘治十八年年末或正德年初。综合前面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孝宗实录》始修于正德元年正月。这就是说，武宗皇帝在他继位七个月后改元之际，下令纂修乃父实录的。一年之后，武宗便又任命了三位副总裁：梁储、刘机和刘忠。⁽²⁶⁾《孝宗实录》于正德四年四月修成，为书224卷，加上10卷《孝宗宝训》以及目录、凡例，总共是236册，历时3年零4个月。这次《孝宗实录》的修纂受到了大宦官刘瑾及其党羽焦芳的干扰。焦芳充任总裁，任情褒贬，而第一总裁李东阳却苟且求安，使《孝宗实录》真实性受到影响。在例行升赏时，刘瑾又“变乱成法”，在升赏之前，故意降诸史臣职，然后再予回升，“以显己威”⁽²⁷⁾。

武宗是孝宗之子，也是睿宗之侄和世宗从兄。武宗死后无子，由世宗继位。世宗强迫大臣追封其生父庙号为睿宗，谥献皇帝，由此引发了一场大礼仪之争，深深刺痛了由藩邸入主皇位的世宗的心，于是在其为前任所修的《武宗实录》中，一反常例地暴露了武宗的许多荒唐行径。

《武宗实录》的修纂动议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诏令以太傅定国公徐光祚为监修，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杨廷和及蒋冕、毛纪、费宏为总裁，石4、毛澄和罗钦顺为副总裁，周诏、刘龙等为纂修官。与此同时，世宗将武宗时群臣上书皇帝而被武宗“留中不报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²⁸⁾。须知这些奏疏多是指责武宗四处巡游、任用宦官误国的奏报，所以武宗皇帝才把它们扣下来不报。世宗将此等奏疏交付史馆，表面上是为了尊重史实，但实际上是想报复武宗。嘉靖元年正月甲子，武录正式开馆修纂。⁽²⁹⁾修纂中，御史卢琼向世宗皇帝上了一疏，要求同时改修曲笔较多的《英宗实录》和《孝宗实录》，但世宗只同意涉及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时，在《武宗实录》中加以辩白。⁽³⁰⁾嘉靖四年六月庚子，《武宗实录》正式修毕，历时三年半。⁽³¹⁾当实录进呈时，领衔的总裁已非杨廷和，而是费宏。杨氏及蒋冕、毛纪等人均因“大礼仪”之争而辞职。世宗朝修《武宗实录》是历朝修实录中人员变动最大的一次。

《世宗实录》始修于穆宗朝。世宗是明代仅次于神宗的在位最长的皇帝，享国长达46年之久。但他的儿子穆宗却只当了5年半皇帝，所以他的《实录》虽初修于穆宗时期，却完成于乃孙神宗之手。《世宗实录》始修于隆庆元年三月甲申，诏以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及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为总裁，高仪、赵贞吉、林树声、潘晟、殷士儋为副总裁，姜金和等为纂修官。⁽³²⁾礼部奉命拟定了搜集有关世宗史实的方案，即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史实，“赍送史馆”，而无需派官收访。⁽³³⁾“(隆庆元年六月)甲申朔，始开史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³⁴⁾。嗣后，神宗不断地加强修纂力量，先后调了马自强、王家屏、陈于陛、于慎行、沈一贯等为纂修官，⁽³⁵⁾又调吕调阳、储大绶、张四维、高仪等为副总裁。⁽³⁶⁾这些频繁的人事调动，反映出世录可写的事情太多。鉴于穆宗皇帝急于修完《世宗实录》的心理，监修官成国公朱希忠便辞去了他在军队里的要职，而专心于《实录》的监修工作。⁽³⁷⁾尽管穆宗皇帝急于修完其父的《实录》，但他的身体状况最终使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神宗继位后，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对《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提出了批评，并建议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他说：“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今当“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张居正还制定了《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修纂的总体规划，决定两部《实录》同时并进，但先完成篇幅较短的《穆宗实录》，然后集中全部力量纂完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³⁸⁾张居正的这套规划及办法很快得以推行。不久又补充了一些修纂官员，加强修纂力量，包括补英国公张溶为两朝实录监修官，⁽³⁹⁾命礼部左侍郎汪镗充《世宗实录》副总裁官，⁽⁴⁰⁾以编修黄凤翔兼充《实录》纂修官⁽⁴¹⁾。在《世宗实录》修纂的同时，又穿插着《大明会典》的重修工作。总裁张居正、副总裁汪镗等也都兼任《会典》的正副总裁。⁽⁴²⁾

尽管如此，由于张居正的专任责成措施，使《世宗实录》的修纂一直顺利进行。到万历五年八月，这部前后花了10年零5个月之久的大部头《世宗实录》终于修完竣工了。为此，钦天监择定了进呈的吉日，礼部拟定了极为隆重的仪注。⁽⁴³⁾岂料到了进呈的“吉日”，却下起了大雨，只得免去了一些繁文缛节。次日，神宗君臣将566卷的《世宗实录》及24卷的《世宗宝训》郑重地收藏于皇史宬中。⁽⁴⁴⁾

穆宗是世宗之子，神宗之父，在位不足六年，他是夹在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间的一位短祚皇帝。隆庆六年十月庚申，继位才四个月的小皇帝神宗，“敕谕”史官纂修《穆宗实录》。例行的修纂赐宴活动，因钦天监报告说发生了星变而免去。修纂《穆宗实录》的史官基本上都是修纂《世宗实录》的原班人马。修纂过程中，也零星地调了些人进史馆与修《穆宗实录》。为完整搜集穆宗皇帝史料，总裁官张居正等建议“其传奉旨意、题奏本经六科者及锦衣卫、镇抚司奉行者，俱该各衙门官员查计年月数目明白，陆续送史馆，以凭编纂。”⁽⁴⁵⁾按照张居正分两步走的计划，《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七月甲申先行顺利完成，费时不足两年。《穆宗实录》为书70卷、《穆宗宝训》8卷，加上目录及凡例共为80册。

三、明代后期实录

明代后期实录包括《神宗实录》、《光宗实录》和《熹宗实录》。三朝实录均成书于崇祯时期，记载了明代走向衰落的历史。

《神宗实录》始修于熹宗朝。神宗是穆宗之子，在位达48年，是明朝皇帝中享国最久的一个。光宗则与其父正相反，是个短祚的皇帝，继位仅一月就因误服丹药而一命呜呼。其子熹宗登基甫毕，即于天启元年三月丁卯，正式下诏修纂乃祖《神宗实录》，以少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叶向高及刘一5、韩爌、史继偕、沈6、何宗彦、朱国祚为总裁官；孙慎行、顾秉谦、盛以弘、周道登等12人为副总裁官；骆从宇等为纂修官。⁽⁴⁶⁾熹宗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班子，仅副总裁就达12人之多，真是空前绝后。这是因为神宗在位最久可写的东西太多，加上还并行修纂了《光宗实录》及《玉牒》的缘故。尽管写作班子庞大，但熹宗还是不断地为史馆调入修纂官员。仅副总裁就陆续增加了翁正春、朱国祯⁽⁴⁷⁾、黄汝良⁽⁴⁸⁾、朱之蕃、温体仁⁽⁴⁹⁾、徐光启⁽⁵⁰⁾等33人，总裁也陆续增添了顾秉谦、朱延禧等人⁽⁵¹⁾。在组织修纂人员时，熹宗君臣也加强对神宗史料的搜集。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提议选择“博雅端详”官员“分地而往”，博采史料，并将神宗留中不报的奏疏宣付史馆⁽⁵²⁾。熹宗览奏后“报闻”，并命令礼部右侍郎董其昌等负责采辑神宗留中不报的奏疏。⁽⁵³⁾由于纂修任务繁剧，熹宗“命吏部行文与各该抚按催取翰林差假、告病等官前来供职”⁽⁵⁴⁾。并下诏严厉批评了那些“虚靡廪禄”“逍遥宴饮”的尸位素餐的纂修官员，严限完成。⁽⁵⁵⁾尽管熹宗竭尽全力想完成《神宗实录》，但至天启六年五月，《神宗实录》只完成了万历十年间的内容。⁽⁵⁶⁾直到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的时候，《神宗实录》的完工仍遥遥无期。崇祯继位后，继续其兄的未竟之业。崇祯三年二月癸酉日，他新任朱纯臣为监修。⁽⁵⁷⁾崇祯三年六月，《神宗实录》修纂进入尾声，大学士成基命等人请崇祯皇帝撰写序文，崇祯让他们撰拟草稿送来钦定。⁽⁵⁸⁾崇祯三年十月丙戌，《神宗实录》修毕进呈。⁽⁵⁹⁾《神宗实录》前后共花了9年零7个月的时间，比《世宗实录》少花了7个月时间。

《光宗实录》是是非很多的一部实录。光宗朱常洛时运不济，为太子时，地位受到郑贵妃及其子福王的威胁，继位后仅一月即步父后尘而去。照例是没有年号的，但熹宗特地将他登位的万历四十八年改为泰昌元年，划给其父作年号。

天启元年六月己卯，熹宗皇帝决定开馆纂修《光宗实录》，与《神宗实录》一并进行，任命大学士何宗彦为总裁。接着，熹宗又任命朱国祚为总裁⁽⁶⁰⁾，翁正春、朱国祯⁽⁶¹⁾、黄汝良⁽⁶²⁾等为副总裁，并任命了一些纂修官。光宗事迹并不多，但《光宗实录》却很难修，原因就在于光宗时所发生的红丸、移宫两案不好处理。当时邹元标与方从哲两派意见不一，东林党邹元标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谈到修《光宗实录》的疑虑，并攻讦旧相方从哲对先帝光宗之死负有责任，当时熹宗初登帝位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⁶³⁾。他依违二者之间的态度使编纂《光宗实录》变得更加复杂。所以言官方有度指出：若将红丸、移宫两案针锋相对的两种奏书和相互矛盾的圣旨都“宣付史馆”，则“一事自相抵牾，何谓信史！”但是，熹宗仍然调和争端，说：“何必争论？”⁽⁶⁴⁾在沸沸扬扬的争论中，《光宗实录》终于临近完成。本来只有8卷《实录》、4卷《宝训》的史书，竟修了整整两年时间。天启三年六月戊子，总裁叶向高请熹宗御制序文以冠篇首。在副本修毕，进呈受到嘉奖之后，⁽⁶⁵⁾正本于天启三年七月甲辰正式进呈熹宗皇帝。⁽⁶⁶⁾叶向高本进呈在熹宗朝是铁定的事实，但《明史·艺文志二》却说：“至崇祯元年，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这显然是错误的推论，崇祯元年进呈的是改修本。

改修本《光宗实录》是魏忠贤及其党羽得势后，为迫害以叶向高为首的东林党人，对《光宗实录》进行重修的产物。据《明史·霍维华传》载：阉党分子霍维华首先“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天启六年十月癸丑，开始“改修《光宗贞皇帝实录》”，以太傅张惟贤为监修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黄立极及施凤来、张瑞图、李国7为总裁，李康先、张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为副总裁，余煌、朱继祚、陈仁锡、吴孔嘉、张士范、陈盟充纂修官，⁽⁶⁷⁾多是阉党分子。一般认为改修本《光宗实录》是由霍维华主持的，如朱国祯《大政纪》称：“把持涂改者，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刘节先生即持此说。⁽⁶⁸⁾但遍翻《明实录》、《崇祯长编》及《明史》，不见有霍维华主修《光宗实录》的记载。大概是因为他首倡改修，人们便误以为由他主持。改修《光宗实录》的工作进行了1年零5个月，至崇祯元年三月辛巳完成，⁽⁶⁹⁾照例举行了进呈仪式：“(崇祯元年三月)戊子，帝御皇极殿，百官进呈《光宗实录》。”⁽⁷⁰⁾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却认为：“霍维华等改修本，未及进。”这是没有细审史料的草率结论，此误乃源于《明史·艺文志二》。此后，崇祯大规模地为东林党人平反，罢免了包括霍维华在内的大量阉党。群臣要求再次修订改修本，但“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⁷¹⁾。虽然改修本《光宗实录》没有重新改正，但由于重修本《光宗实录》严重失实，它最终竟未能留传于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本子，仍然是叶向高、周炳谟等纂修的初修本《光宗实录》。

《熹宗实录》的修纂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明末的动乱，有关《熹宗实录》修纂的材料迄今已不多见。《熹宗实录》之修大约动议于崇祯元年四月庚申前后，其时，翰林侍讲倪元璐上疏说：“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熹宗七年)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又建议“择期开馆纂修天启七年《实录》”⁽⁷²⁾。至十一月甲戌，“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盛以弘荐起纂修《熹宗实录》”⁽⁷³⁾。但正如《罪惟录·艺文志》所云：“崇祯元年，敕修《熹宗实录》，多异议。”这一“异议”，便拖到了崇祯二年六月壬午，才正式“命修《熹宗悊皇帝实录》”⁽⁷⁴⁾。倪元璐等奉命加入纂修行列⁽⁷⁵⁾。《熹宗实录》修成于何时，迄今未见明确记载。照常理推算《熹宗实录》与《穆宗实录》篇幅大致相当，应该像穆录那样花1年零9个月的时间或稍长一些时间，应该在四年六月完工。可是，直到崇祯九年十月壬申仍无结果。当时一位礼科给事中冯元飚对此提出了批评，说以往“《实录》之成无逾数岁。今熹庙七载，岂待九年？”⁽⁷⁶⁾虽然有人提出批评，但史馆作风仍未转好，直至崇祯十年九月辛卯，《熹宗实录》仍成书无望。言官葛枢“以《熹庙实录》十年来未成，因劾副总裁礼部右侍郎朱继祚”⁽⁷⁷⁾。《熹宗实录》究竟完成于何年何月，诸史均无记载，故无从考订。就篇幅和时间之比而言，《熹宗实录》可以说是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实录》。《熹宗实录》是明代十三朝实录中最后的一部实录，它的完成，标志着《明实录》修纂降下了帷幕。

另有世宗为其父兴献王所修的一部《睿宗实录》(一作《献皇帝实录》)，⁽⁷⁸⁾由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录，故略而不述。

《明实录》是“编年附传”式实录体的发展巅峰。至清，实录沿《元实录》的路子前行，于实录中去掉人物传记，使实录体沦为纯粹的编年体。